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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船古道寻迹境外行：凤飞香江恋旧巢，重踏故土茶为缘
在历史的大潮里，无数茶人在“茶船古道”上留下了足迹。我们沿着这些足迹探行，追寻众多在历史迷雾中渐行渐远的背影，总能找到一些耐人寻味的故事。
绵延不断的梧州茶事中，一段“供港陈茶”的记录可算是“插曲”。它由香港商人罗炳寰写就——20世纪80年代末，罗炳寰先生沿着西江进入梧州投资设厂，然后从越南进口毛茶原料，结合梧州六堡茶的生产工艺和香港制茶技术，加工制作茶叶再返销香港市场。
对于这段往事，梧州的茶人极少主动提及，但在梧州六堡茶类茶叶的外销历史中，这段往事又不可回避……
顾客在香港莲香楼饮茶。苏爱清摄
应邀回乡来投资
据1995年编修的《番禺年鉴》记载，罗炳寰祖籍番禺南村镇，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常委、香港胜利行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香港番禺工商联谊会名誉会长。
事实上，早在几十年前，罗炳寰就与梧州的工商业结缘了。2017年6月23日，我们寻访到一直与罗炳寰交好的原香港德信行茶叶经果部员工林圣光，据其介绍，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罗炳寰已经接管父辈的生意，在梧州经营一家淀粉厂。
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国家实施公私合营政策，罗炳寰移交了淀粉厂的经营管理权，于1957年由德信行担保离开梧州到香港定居。此后，他创办了胜利行出口有限公司，从事柴炭生意，然后主营板材，成为当地的知名商人。
星移斗转，潮落潮起。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内地改革开放力度不断加大，港澳地区的商人纷纷进入内地投资。据《广西通志·政协志》记载，1983年4月24日，罗炳寰被增补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委员，随后广西方面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够回乡考察和投资。
1982年，梧州被国务院批准为乙类开放城市，成为外商关注的热土。在梧州投资，有良好前景，又能回馈家乡与亲友，可是，百业待兴之时该投资什么领域，这成了罗炳寰思考的重点。
今年64岁的张荣，是罗炳寰在梧投资建厂过程的见证人。当年，罗炳寰对他坦陈在梧州投资的心路历程。张荣接受记者采访时忆述，当时，香港处于经济发展的高速时期，餐饮服务业兴旺发达，茶楼酒楼的消费市场极其广阔，梧州六堡茶在香港供不应求，很多香港茶商因此从国内外购进茶叶毛料，利用地下室、车库、地窖等场地发酵制作“港仓六堡茶”。喜爱喝茶的罗炳寰由此看到制茶产业的前景，想起梧州有很多闲置的防空洞可用作茶叶发酵陈化的场地，于是产生了回梧州投资制茶的念头。
看准商机后，罗炳寰说干就干。由于一直以来与梧州方面保持联系，他很快找到时任梧州市航运公司总经理的张子寿商议合作事宜，并到梧州考察投资环境。考察结果令罗炳寰非常满意，他就作出了投资决定，与梧州市航运公司合作成立了梧州云山食品有限公司，选择航运公司位于平民冲的防空洞发酵茶叶，并就近建设厂房和仓库。
2010年的云山食品厂李勇供图
张荣时任梧州市航运公司副总经理，1990年前后，他在梧州航运公司分管多种经营业务，因此，十分关注云山食品有限公司设立的茶叶加工厂——云山食品厂的建设情况。事隔多年，张荣仍清楚记得当年云山食品厂建设的点点滴滴。“厂房与仓库是三层高的建筑物，顶层用于存放准备出口的成品茶，第二层是包装车间，底层是茶叶发酵车间，经过发酵的茶叶就放在旁边的防空洞里陈化和存储。”张荣接受采访时如是说。
在加快生产场地建设的同时，罗炳寰还带着技术人员前往梧州茶厂参观学习六堡茶制作工艺，再结合香港的制茶技术，形成了一套自有的茶叶制作工艺。
出于降低成本、保障原料供应等因素的综合考虑，罗炳寰利用自己的渠道，从越南进口茶叶毛料，以“来料加工”的形式运到梧州，在云山食品厂加工制作。这些毛茶经过加工制作后，再由梧州市航运公司负责运到香港，交由“胜利行”销售。张荣至今仍然记得，从1991年开始，云山食品厂每年在梧州加工出口的茶叶都有三四百吨。
后来，张荣任梧港船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因为本职工作繁忙而无暇顾及云山食品厂的管理工作，公司便委派李镇机负责云山食品厂的管理，李勇也参与管理工作。2017年6月14日接受采访时，李勇告诉我们，云山食品厂生产的供港茶叶有两种，一种是“原旧茶”，一种是“陈茶”。“原旧茶”就是将茶叶毛料直接装包放置于防空洞内陈化，而“陈茶”则是没有经过蒸压的“发水茶”（采用冷水发酵技术制作的茶叶）。
2010年，云山食品厂的工人在装卸茶叶。资料图片
逆流而上促出口
罗炳寰是一个商人，在商言商，如今回看过去，他当时选择在梧州投资建厂制茶的考量里，自然会有逐利成分。但是，我们不应苛责历史，更不能回避史实。无论出于何种考量，罗炳寰当年的投资决定，在梧州六堡茶产业发展的进程中有着特殊的意蕴。
罗炳寰在梧州正式建厂制茶时，中国茶产业发展的大环境正在经历巨大变化。1984年6月，国务院批转《商业部关于茶叶购销政策和改革流通体制意见的报告》，明确规定“边销茶继续实行派购，内销茶和出口茶彻底放开，实行议购议销，按经济区划组织多渠道流通和开放式市场，把经营搞活，扩大茶叶销售，促进茶叶生产继续发展”。这个文件颁布后，茶叶由二类物资降为三类物资，除边销茶外，全面实行议购议销的政策。
20世纪70年代末，自治区的农业专家在六堡公社茶场里考察茶种情况。侯兆海供图
失去了计划经济时期的购销订单和生产补贴，茶叶的收购价格难以保证，销售价格更与市场脱轨。与此同时，随着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进，面对茶叶收购价格低下的现实，梧州市很多茶农将茶树砍掉，改种八角、肉桂等经济作物。由于缺少生产原料，六堡公社（今为六堡镇）原有的八个六堡茶初制厂相继关闭。到了1986年年底，就连位于六堡公社内的苍梧县六堡茶厂也被迫停产，梧州茶厂、横县茶厂、桂林茶厂、灵山茶厂等主要的六堡茶生产企业此时也身陷困局，挣扎于生存的边缘。
源头先衰，整个产业难免凋零，当时负责组织六堡茶出口的梧州茶叶进出口公司很快就难以为继。时任该公司总经理的熊燕萍接受采访时坦言，由于茶叶原料供应紧张，到了1985年，梧州六堡茶的年出口量从原来的过千吨迅速跌到了700吨左右，并呈逐年下滑趋势。为此，梧州茶叶进出口公司于1988年专门组建精制六堡茶生产车间，并通过各种途径从外地组织购进毛茶确保生产原料供应，至1990年以后才逐渐挽回颓势。
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坚持六堡茶类茶叶生产的企业所剩无几，梧州六堡茶产业陷入了低潮。此时，罗炳寰逆流而上，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梧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高级工程师吴平说：“在特定历史时期，罗炳寰在梧州设厂制作‘供港陈茶’，对于梧州茶叶的出口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对于维系梧州茶叶的生产也是一种力量补充。”
20世纪80年代初期六堡茶茶区的采农在采茶。侯兆海供图
斯人已去厂犹在
1991年过后，罗炳寰依靠云山食品厂和“胜利行”串联起梧州“供港陈茶”的产销两端，大量“陈茶”源源不断地输出到香港，供应香港各大茶楼酒楼和茶庄茶行。
记者在香港的传统茶庄中寻觅六堡茶的身影。苏爱清摄
据香港桂江船务公司副总经理陈桂生介绍，1993年该公司在梧州成立顺景港澳船务公司，购置船只从事梧港之间的货运业务，在公司的运输业务中就有茶叶。“每个月少则二三十吨多则四五十吨，有时甚至达到六七十吨，其中约三分之一是‘胜利行’来料加工后运回香港的‘陈茶’。此后几年里，这个出口量一直得到保持，最高峰的时候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最多的一年，顺景港澳船务公司运输出口的‘胜利行’的茶叶超过了400吨。”
然而，人生无常。2002年前后，罗炳寰去世，他的女儿罗降玲接手了“胜利行”的“陈茶”经销生意。之后，梧州市航运公司与“胜利行”的合作逐渐收缩，最终友好分手，但罗降玲掌管下的云山食品厂仍然续写着制茶供港的历史。
就在此时，梧州六堡茶产业度过了低潮，进入发展回升轨道。此后十多年里，云山食品厂制作供港“陈茶”的出口量随之并行前进。李勇提供的统计数字显示，从1991年至今20多年间，云山食品厂制作出口的“陈茶”总量累计达到6500吨。
香港的传统茶行多分布于西环、上环一带 苏爱清摄
近年来，“陈茶”的销售价格增长缓慢，而生产成本却飞速上涨，云山食品厂制作的“供港陈茶”利润越来越薄，出口量也越来越低。如今，云山食品厂已经开始谋求转型，向更高层次的茶叶制作区间发展。
世事变幻，斯人已去。对于罗炳寰在“茶船古道”的历史轨迹上留下的背影，与之交集者各有说法，后来观望者也众说纷纭。但无论如何，这一段发生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制茶故事，至今说来仍让人感慨万千。
20世纪90年代的广西海外联谊会合照，左四为罗炳寰。（资料图片）
“我们厂生产‘原旧茶’和‘陈茶’”
讲述人：李勇（40岁，云山食品厂负责人，现居梧州）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罗炳寰先生从香港来梧州考察市场，他发现梧州的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而且在平民冲附近的山顶有梧州市航运公司闲置的防空洞，条件十分适宜制作供港“陈茶”。于是，他着手创办梧州云山食品有限公司，建设供港“陈茶”加工厂（即梧州云山食品厂），并从1991年开始正式制作供港的“陈茶”。
罗炳寰先生是一个爱茶之人，从选料到制作，整个过程他都亲自把关，存放3年以上的“陈茶”才可以出仓销售，而且都要先寄样板到香港，让他审评后才能发货。罗炳寰先生当时虽远在香港，但时常来电话嘱咐我们要严格按标准抓好“陈茶”的生产制作。
罗炳寰先生还聘请梧州茶厂的师傅到厂里现场指导“陈茶”的加工制作，要求我们做好制茶工序的详细记录，学习梧州茶企的冷水发酵工艺，并结合港人制作“陈茶”的经验，创新一套符合供港“陈茶”的发酵技术。1991年，罗炳寰先生还把一些毛茶原料发给梧州茶企，与其合作加工制作“陈茶”，把窖藏陈化和木板干仓的工艺都运用到了供港“陈茶”的制作上。
我是2000年到云山食品厂工作的，当年我们只制作两种茶：一种是“原旧茶”，一种是“陈茶”。“原旧茶”就是将茶叶毛料直接装包后放置于防空洞陈化；“陈茶”就是“发水茶”，这种茶没有经过蒸压。一直以来，我们都以制作“陈茶”为主，产量很大。我记得，从1991年至今，我们厂累计出口供港“陈茶”6500吨左右。
我们的“陈茶”生产出来后，由梧州市航运公司的港澳船队运输到香港西环的码头，再由香港的茶叶经纪逐级分销到各酒楼或其他茶行。这个链条很清晰，生产商负责生产，经纪负责销售。因为香港的茶楼酒楼对于黑茶的叫法没有细分，香港人到茶楼喝茶都习惯叫“普洱”或“寿眉”，所以在香港茶叶基本归于这两大类。在香港一些茶行，我们可以看到用非常传统的牛皮纸包裹的黑茶放在货架上销售，都统一叫做“普洱”。我们生产出来的“陈茶”到了香港，很多会被当成普洱茶销售和供应茶楼。
2002年，罗炳寰先生去世后，他的女儿罗小姐接手经营供港的“陈茶”生意。随着老一辈的港人老去，香港上茶楼饮茶的消费者日渐减少，再加上近年来茶叶原料不断上涨，内地人工成本增加，我们生产的供港“陈茶”的销量亦大大减少。在这种情况下，罗小姐还一直坚持经营“陈茶”生意。
“‘云山公司’出口茶叶的牌子叫‘双棱’”
讲述人：张荣（64岁，原梧港船务有限公司董事长，现居梧州）
罗炳寰是香港商人。1949年以前，他曾是梧州淀粉厂的老板，后来到了香港定居，做柴炭生意成了大商家。罗炳寰是一个念旧的人，改革开放以后，看到广西邀请境外客商前来投资，加上考虑到自己有些亲戚朋友还在梧州生活，于是决定在梧州投资做生意。
当时六堡茶在境外市场比较畅销，一些香港茶叶加工商就在香港加工制作六堡茶抢占市场。那时，受到人工和租金成本等因素制约，很多香港茶叶加工商都选择在九龙一带的工业区地下室制作“陈茶”，许多香港人只知道“陈茶”而不知道六堡茶，六堡茶在香港市场都叫“陈茶”。罗炳寰知道梧州有很多闲置的防空洞，认为在防空洞加工陈化的茶叶会优于在地下室加工的茶叶，所以想在梧州设厂制茶。
因为梧州市航运公司当时与香港的业务往来比较密切，所以，在20年代80年代中期，罗炳寰找到了张子寿（时任梧州市航运公司总经理）洽谈在梧州设厂制茶的计划，希望张子寿帮助联系，以便回梧州考察防空洞的环境。张子寿很快选择了一批防空洞，然后邀请罗炳寰到梧州考察。罗炳寰考察以后，觉得投资环境很理想，于是与梧州市航运公司负责人商议利用航运公司位于平民冲山上的防空洞加工出口六堡茶。
为做好茶叶的加工，梧州市航运公司和罗炳寰合作建立了“梧州云山食品有限公司”，罗炳寰占六成股份，梧州市航运公司占四成股份。加工制作好的茶叶，我们计划出口运到香港，交由罗炳寰创办的“胜利行”（即香港胜利行出口有限公司）负责销售。
合作没多久，张子寿外调到香港工作，随后，陈仲来接任梧州市航运公司总经理。有一次，我到香港出差，工作之余，罗炳寰约我喝茶，商谈合作制茶事宜。我们谈得很投机，为此，罗炳寰拜托我多过问云山食品公司的茶叶加工事项。
由于罗炳寰一直有喝茶的习惯，而且他和梧州茶厂历任负责人都有交情，加之梧州六堡茶在境外比较有名气，因此罗炳寰决定将茶叶加工制作方向定位在六堡茶类茶叶。之后，他多次带技师到梧州茶厂参观学习，我每次都全程陪同，所以得以了解梧州茶厂生产六堡茶的工艺。之前，我从未接触过茶叶制作，在看了整个制茶流程，并品尝各种六堡茶之后，我对各种六堡茶产品的优劣之处有了一定了解，这对我协助罗炳寰建厂制茶起了很大作用。
起初，云山食品公司的厂址在梧州市航运公司位于平民冲山上的防空洞（现在梧州市第八中学附近），并新建约3000平方米的三层高厂房及仓库，顶层用于存放准备出口的成品六堡茶，第二层是包装车间，底层是茶叶发酵车间，经过发酵的茶叶就放在旁边的防空洞里陈化和存储。
云山茶厂旧厂房的防空洞入口李勇供图
在我印象中，罗炳寰做事很认真，如果发现员工懈怠，他会严厉批评；如果知道员工工作踏实认真，他又舍得花重金奖励。罗炳寰对六堡茶的制作同样要求很严格。比如在发酵阶段，我们把茶叶用麻包袋装好后堆在发酵池里，大约3天就要翻堆一次，要保持发酵温度为50多摄氏度。当时为了确保发酵温度准确，我们要把一支温度计插在发酵的茶叶堆里测温。待六堡茶发酵完成，我们又要打开麻包袋将茶叶另外装入新的袋子，再将打包好的茶叶搬入防空洞陈化。最后，我们还要每个星期进行一次“翻包”，即把放在最底层的茶包搬出来放到顶层。在制茶的整个过程中，我们要花费很多功夫，使用很多劳力。这些劳力都是我们在梧州郊区聘请的农民，每个农民每次制茶时都可以获得1000多元的报酬。当时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这个工资水平在梧州是比较高的，因此许多农民都安心地在云山食品公司里制茶。有的农民干脆住在厂里，方便管理仓库。
生产车间创办之初，我看到有工人在加工茶叶时赤脚踩在茶叶堆上淋水发酵茶叶。由于四处走动，他们的脚上会沾上很多杂物，尤其是雨天，他们从室外还会带来泥水。我认为这很不卫生，于是要求工人们翻堆茶叶时必须穿上干净的水鞋，并在发酵池上方架设桥板，这样，工人们就可以站在桥板上给茶叶堆淋水，从而避免直接踩踏茶包，确保茶叶加工的卫生洁净。对此，罗炳寰大加赞赏。后来，因为梧州市开展地质灾害整治，“云山公司”搬迁到了钱鉴，生产规模变小，但在生产管理上一直保持严格要求。
由于内地原料供应量难保证，加上罗炳寰是香港商人，受当时的政策限制，如果他在内地购买原料加工茶叶，不能享受退税优惠，因此，经过考虑，罗炳寰最后选择从越南进口茶叶原料。越南的贺江和我国云南西双版纳相邻，那里出产的茶叶很有名，产量很大，而且价格便宜。于是，“云山公司”的茶叶原料就从贺江附近购买，然后打包经深圳口岸用船沿着西江运来梧州，以香港产品“来料加工”的形式交由“云山公司”加工。这些从越南收购回来的毛茶属于粗枝大叶的大叶种茶叶，又被叫做“大叶青”。当时，罗炳寰每年从越南进口四五百吨毛茶，其中有一部分是帮梧州本地茶企买的，因为当时梧州的六堡茶毛料紧缺，其余的毛料就用于“云山公司”加工茶叶。另外，当时梧州茶厂的生产订单不足，茶厂的领导和罗炳寰相熟，于是，“云山公司”也与梧州茶厂合作加工了部分茶叶。那时候，因为国家对于来料加工管理很严格，运进来多少毛料，就要生产加工出口多少成品茶，多一斤或少一斤都不行，查出来都会被惩处，所以我们加工制作六堡茶时都很仔细，不敢掉以轻心。
云山茶厂内的成品仓库李勇供图
我记得从1991年开始，罗炳寰每年在梧州加工制作后出口香港的茶叶都是三四百吨。“云山公司”在早期制作茶叶的时候，遇到了不少问题。比如，按照海关当时的规定，要求来料加工的货品只能在中国内地停留半年，但半年时间对于六堡茶类茶叶的制作而言实在太短了，发酵陈化时间明显不足。于是，我们改进了防空洞的环境，使其能够加速茶叶后期发酵陈化速度。
以前，我在帮助管理云山食品公司时，每一批茶叶的制作都会做好相应记录，包括采购时间、重量、发酵时间等都要标写清楚。一般而言，制好的茶叶放入干仓三个月后，就可以出口香港。同时，我也会将记录的情况及时与在香港生活的罗炳寰沟通。“云山公司”投产以后，罗炳寰每年只回梧州几次，但通过及时的沟通交流，他对于“云山公司”的经营情况了如指掌，这也方便他谋划公司在香港茶叶市场的布局。
另外，由于双方是合作伙伴，“云山公司”加工的六堡茶当时全部通过梧州市航运公司的船舶外运到香港，到达香港后，再由“胜利行”接收。然后，“胜利行”会将茶叶交由茶叶经纪推销到香港各大茶楼酒楼。罗炳寰会按照茶叶销售的重量提成相应佣金，奖励给参与推销的经纪人，由此，他在香港的茶叶生意越做越大。考虑到市场竞争和商标名称等因素，“云山公司”制作的茶叶在香港销售时，以茶的工艺性质命名为“原旧茶”（传统堆闷发酵茶）和“陈茶”（冷水发酵茶）。六堡茶有一道工序是要经过锅炉蒸压，而“云山公司”加工的茶叶是没有经过这道工序的，这些茶叶在香港销售时使用的牌子叫做“双棱”。
一直以来，“云山公司”在梧州加工的茶叶出口量每年都保持在几百吨。后来，我因为本职工作太忙了，难以兼顾“云山公司”的管理，就向罗炳寰推荐了其他的年轻人。在这之后，李勇又负责起云山食品公司的日常管理。
十多年前，罗炳寰去世，我们和他的合作逐渐收缩，他的茶叶生意由其女儿罗降玲负责。从那以后到现在，“云山公司”在梧州加工好的茶叶仍然用集装箱货船在李家庄码头装船沿西江运去香港，交由“胜利行”经销。不过，罗炳寰去世后，“云山公司”的茶叶出口量慢慢下降。我听说，由于各种原因，如今罗降玲也准备淡出茶叶经销领域了。
“梧州茶厂曾与“云山公司’合作加工茶叶”
讲述人：郭维深（81岁，原梧州茶厂厂长，现居梧州）
我认识罗炳寰，他原来是梧州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去了香港，后来在香港把生意做大，成了大商家。改革开放以后，他成为广西的政协委员。20世纪80年代后期，广西大力招商引资，于是邀请他回广西投资。
罗炳寰回到梧州考察，当时梧州有很多闲置的防空洞，他对此很感兴趣，想利用这些防空洞做发酵茶。最后，他找到梧州市航运公司，与他们合作成立了“云山公司”，加工制作茶叶。
图为20世纪80年代初梧州茶厂拍摄的六堡茶宣传照片。侯兆海供图
我记得，罗炳寰开办的“云山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制茶。当时由市里安排，他还到梧州茶厂参观学习了好几次。后来，我也到他的厂里看过，他的工厂的制茶工艺和我们厂使用的工艺差不多。不过，罗炳寰那家茶厂使用的毛茶原料都是从越南进口的，是大叶茶。虽然我不知道“云山公司”当时进口毛茶的具体数量，但估计一定不在少数。那时候是六堡茶产业的低潮时期，梧州茶厂的订单量不足，厂里也曾经和“云山公司”合作加工茶叶。
不过，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再听到罗炳寰的消息了。
“我们加工出口到香港的茶叫‘陈茶’”
讲述人：陈桂生（60岁，香港桂江船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罗炳寰先生是香港“胜利行”的老板，早期曾经营梧州到香港的柴炭和木材生意，改革开放后，他曾是广西的政协委员。
20世纪80年代，罗炳寰先生回到梧州，与以前的朋友合作加工制作六堡茶。在梧州加工好的茶叶，委托梧州市航运公司（由梧州市航运局演变而来）运到香港，由“胜利行”进行销售，这些茶叶在香港销路不错。1990年，“胜利行”发起成立桂航联合有限公司，为的是扩大茶叶加工经营业务，桂江船务公司和梧州市航运公司是经营船运业务的，自然也成了合作伙伴。
之前梧州市有很多闲置的防空洞，我们就把这些防空洞利用起来制作陈化茶叶。当时，我们聘请的制茶师傅是梧州茶企退休的制作六堡茶的师傅，因此，我们使用的是类似六堡茶的加工方法，做出来的茶也近似六堡茶，但是，因为我们使用的毛茶是“胜利行”从越南购进经由香港转运到梧州的，茶叶的加工生产也以来料加工的方式开展，这些都有别于梧州的六堡茶。为避免对梧州传统的六堡茶出口造成影响，当时，我们加工后再出口的茶叶叫做“陈茶”。这种茶叶到了香港市场，主要通过经纪供应酒楼。
1993年以前，梧州市航运公司在香港的船舶业务都由桂江船务公司代理，所以，“胜利行”运到香港的茶叶全部由桂江船务公司负责办理，包括原料茶和成品茶在香港的一切转运事务。1993年以后，梧州市航运公司在香港成立了梧港船务公司，在梧州加工制作的茶叶有部分转由梧港公司代办到香港事务。这一年，桂江船务公司也在梧州成立了“顺景港澳船务公司”，经营梧州到香港的航线。所以，这一时期顺景港澳船务公司和梧航公司的船都参与了“胜利行”在梧州加工的茶叶的运输。后来，顺景港澳船务公司开了定期航班，每个月都有各地的茶叶从梧州口岸运到香港，少则二三十吨，多则四五十吨，有时甚至达到六七十吨，其中三分之一左右是“胜利行”来料加工后返运回香港的“陈茶”。此后几年里，“陈茶”每年的加工出口量都在两百和三百吨之间，最高峰的时候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最多的一年，顺景公司运输出口的“胜利行”茶叶运输量超过400吨。进入新千年以后，以来料加工形式进行这种“陈茶”加工的数量慢慢减少。
刚开始合作制茶的时候，由于梧州自身的毛料茶不足，我们曾在云南收购茶叶毛料，但是随着普洱茶的产量上去以后，云南的毛料也不能满足当地的生产需求了，我们只好去越南河江购买茶叶毛料。但是，没过多久，河江方面的毛料也开始供不应求。幸亏罗炳寰先生有相对稳定的进货渠道，这让我们后来的“陈茶”加工很长一段时间得以使用越南进口的毛料。
香港的消费者大多将黑茶叫做“普洱”，再加上我们制作“陈茶”的毛料很多是越南的大叶种茶叶，茶叶的品种及种植环境和普洱茶的毛料相似，尽管我们所用制茶工艺和六堡茶制作工艺相似，但这些“陈茶”返销香港的时候还是被大众当作“普洱”。
从十多年前开始，受经济环境和消费市场变化等各种因素影响，传统的茶叶在香港的消费量渐渐减少，当然也包括六堡茶和“陈茶”。由于运输方式的改变，慢慢地也没有六堡茶由梧州到香港的船运业务了。
“利安茶庄曾长期从‘胜利行’买茶”
讲述人:林圣光（63岁，原为香港德信行茶叶经果部员工，现为香港利安茶庄有限公司董事，现居香港）
罗炳寰是广西的政协委员，他与德信行（香港德信行有限公司）的关系非同一般。此前，罗炳寰在梧州经营淀粉厂，1949年以后，中国内地实施公私合营，当时中国内地的淀粉出口都由德信行代理，罗炳寰和德信行的老领导们都很熟悉。
我听德信行的人说，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罗炳寰因为出身问题，个人境况不太好，他的淀粉厂也面临破产。1957年，经德信行担保，罗炳寰从梧州来到香港。罗炳寰到香港后经营柴炭生意，生意越做越大，他依旧不断寄钱回梧州，妥善处理原来遗留的梧州淀粉厂职工的工资问题，所以，我认为他是一个讲诚信的人。
“文革”开始后，罗炳寰和德信行的关系慢慢疏远了。因为罗炳寰经营“胜利行”，在“天生行”又是大股东，当时“胜利行”和“天生行”都从台湾大量进口“三合板”到香港销售，和德信行在业务上存在冲突。而且，德信行是中国政府在香港的派出机构，当时大陆和台湾的关系比较紧张，因此罗炳寰和我们的来往就少了。
林圣光(右)在忆述当年与罗炳寰的交往故事。苏爱清摄
我1971年到德信行工作，与罗炳寰的私交不错。1993年，我离开德信行到了利安茶庄（香港利安茶庄有限公司）当董事经理。当时，罗炳寰在梧州办厂制作“越南茶”运来香港销售，利安茶庄也从他的“胜利行”大量购进这种茶叶。有一次，利安茶庄因资金周转问题，超过约定日期一天还付不了货款。罗炳寰从茶叶经纪口中得知我在利安茶庄任职后，就叮嘱员工不用再追讨这笔货款。虽然如此，利安茶庄资金周转过来后，还是立即归还了这笔货款。
在这之后，利安茶庄一直从“胜利行”购买罗炳寰投资生产的茶叶。不过，随着罗炳寰的年纪越来越大，我们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前些年，我偶然听朋友说起罗炳寰去世了，觉得很可惜。
不过，我听说罗炳寰的女儿接管了“胜利行”，继续经营罗炳寰在梧州投资的“云山食品公司”，他的儿子则接管经营了他的“三合板”生意。“利安”因为不再经销六堡茶类茶叶，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不在“胜利行”买茶了，也不知道如今的“胜利行”是否还卖茶。(采写：西江都市报记者苏爱清杨麦龙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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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苍梧县档案馆里，一套1979年的公函档案让我们眼前一亮，又不胜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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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工作做得细
这套档案的第一份公函出具于1979年6月17日，由土畜产梧州公司发给苍梧县供销社，内容为：
“经营六堡茶已十余年（实际应为20多年——编者注）的香港永生祥茶行，应我邀请，将于七月二日动身来梧洽谈茶叶业务。由于得到你社协助，经请示县委同意，所以，客商在梧期间，将安排参观六堡茶公社茶场。”
这份公函就香港茶商参观事项列出了明细安排，参观考察人员“初步定外商二人、我司三人、你社、六堡公社、茶场各一人，地区、县土产驻场技术员二人，共十人”，而且还明确指出，“每人开支指标不超过两元”。
每人两元的开支指标，放在如今自然无法想象，但在1979年，这个标准在梧州不仅不低，还是极高的待遇。这个接待规格，折射出梧州方面对司徒法此行的重视。
“1979年广州春交会期间，永生祥茶行有限公司的老板和他的女婿司徒法提出，公司在香港专营梧州出口的六堡茶已有20多年，希望来梧州参观考察六堡茶的生产加工情况。”如今已经70岁的吕苏虾说。当年他是土畜产梧州公司员工，被安排负责接待工作。
回想往事，老人慨叹说，当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很希望境外的客商多进来看看，以此扩大与境外的接触与交流。永生祥茶行有限公司是梧州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向梧州提出前来参观的境外专业茶叶公司。接到司徒法的请求后，公司立刻向上级作了汇报，经过全盘考虑，梧州市有关领导同意了这个请求，并要求相关单位做好外商参观考察接待工作。
于是，整个土畜产梧州公司迅速运作起来。由于当时审批境外人员入境的相关流程还未完善，为了能让郑永和司徒法顺利到梧参观考察，吕苏虾来回奔波，办理各种审批手续。他说：“我记得当时还找到了梧州市的公安局长，得到他签字同意后，才能为司徒法一行办理出入境手续。”
幸好，改革开放大门刚刚打开的梧州，对于外商参观考察的要求高度重视，各相关部门通力配合，吕苏虾顺利办妥了相关手续。于是，土畜产梧州公司给苍梧县供销社发出了第一份公函。
没想到，万事俱备，司徒法和他的岳父到梧时间却临时有变。为此，1979年6月30日，土畜产梧州公司给苍梧县供销社发出了第二份公函，公函写道：“经研究，同意你关于增加县财贸部、县土产公司各一人参加接待港商参观六堡茶场的意见……关于港商参观的具体时间，昨天接我驻港机构来电告知，该两名客人延至七月六日到梧。因此，如无洪水挡路（即梧州大漓口一段公路不被水淹——编者注），则定七日安排客人往六堡参观。”
从这份公函可以看出，梧州方面进一步提升了接待规格，足见对司徒法他们此行的重视。
最是难忘“槟榔香”
1979年7月6日，司徒法和他的岳父抵达梧州，次日按计划前往六堡镇。为了提供最大的保障，土畜产梧州公司专门向梧州市公安局借了两辆越野吉普车用于来回交通，梧州市公安局还派出专人随行陪同。
于是，一行人直奔六堡茶区。不过，即便梧州方面已尽可能提供最好的交通工具，从梧州到六堡的路途艰辛至今仍让司徒法记忆犹新：“当年去六堡镇的时候还没有硬化的水泥路，所走的道路颠簸难行，翻山越岭弯道很多，车子上山下坡，让人觉得老是到不了头似的，外贸公司陪同我们进去的人都受不了。”
大伙颠簸了大半天才到达六堡，正待下车舒口气，山里的蚊子又“热情来迎”，让人不得不疲于抵挡。但是，港商一行仍是饶有兴致地参观了六堡茶场和茶叶加工厂，尤其是司徒法，稍事休息就迫不及待地上山看茶场。
20世纪70年代末六堡公社茶场里的茶山。（侯兆海供图）
生机勃勃的茶林，让司徒法驻足良久。通过考察，他对六堡茶树种有了直观印象，而现场陪同考察的技术人员的讲解，更使他对六堡茶的茶树品种特性和种植要领，以及苍梧县茶叶加工厂制作的六堡茶选用中小叶种茶叶的原因有了进一步认识。随后，到加工厂茶叶制作车间的参观，更让司徒法解开了心中的一个“谜团”。“六堡茶为何会有独特的香味，我对此一直很好奇。”司徒法接受采访时说，“经过考察，我了解到加工厂使用松木柴火焙干茶叶，这个干燥工艺的应用，使六堡茶在经过陈化后形成了‘槟榔香’。”
20世纪70年代末六堡公社茶场的技术人员在查看茶树生长情况。（侯兆海供图）
此次参观考察，让司徒法一行满意而归。而在当时，这两个“香港客商”的到来，也让大山深处的六堡公社上下兴奋不已，许多村民群众纷纷前来围观，那种热闹的场面至今仍让吕苏虾回味无穷。
要求“复火”有原因
其实，在司徒法等人出发之前，“永生祥”就向土畜产梧州公司订购了一批六堡茶。为了保证产品质量、做好这笔生意，同样是在1979年6月30日这天，土畜产梧州公司发出了第三份公函，不过，这份公函是发给苍梧县六堡公社企业办公室的。公函中称：“关于我司业务人员在你茶场要样的碎片茶，经寄样给香港客户品尝，认为可销。因此，我司同意将该碎片茶接收，价格按品质衡量，定不带包装的梧州交货价为每市担100元，县土产公司向我司收经销费3.5%……我司即派员并带包装前往。另请你协助，在包装前将茶复火一次，以保品质。”
在这份公函里，港商对六堡茶在包装前“复火一次”的要求很是特别，其背后有何故事呢？2017年6月22日，73岁的永生祥茶行有限公司会计经理郑永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由于六堡茶在香港热销，为了赶交货进度，土畜产梧州公司未等加工制作的六堡茶完全焙干就发货到香港，结果很多竹箩压装的六堡茶拆开后茶心依旧保持湿润状态。为此，“永生祥”向土畜产梧州公司发函，希望能够降低茶叶里的湿度，保证茶叶质量。
在到梧州的参观考察中，六堡茶的湿度问题始终是司徒法关注的内容。他发现，当时六堡镇的茶叶加工厂也存在茶叶未焙干就压箩的现象。
为了帮助加工厂解决这个问题，考察结束后，司徒法特地送了一台电炉给加工厂用于烘焙茶叶。可惜的是，由于山区的电力供应不足，这台电炉始终“英雄无用武之地”，完全成了摆设。后来，当司徒法再次来到梧州见到自己当初所赠礼物时，它已经锈坏了。
此后茶商接踵至
“永生祥”首次来梧的参观考察活动虽然结束了，“永生祥”与土畜产梧州公司的友好关系却谱写了新的篇章。此后十多年里，该公司一直是土畜产梧州公司的重要客户。“1979年以后，我们不时会来梧州洽谈生意，也经常会到梧州中茶公司（指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广西分公司梧州支公司）参观考察。”郑永琨说。
而“永生祥”的多次来梧参观考察，还促进了土畜产梧州公司生产方式的变化。
有一次，司徒法和郑永琨去土畜产梧州公司的茶叶加工厂看货样。当时，厂里的工人把六堡茶分级筛拣打包后，车间的地面上留下很多粗老的茶叶。当司徒法从工人口中得知这些等外品茶叶将被当做垃圾倒掉时，他觉得很是可惜，因为六堡茶在香港可是热销品。这些茶叶还能否被加工利用？考虑一番后，司徒法用很低的价钱把这些等外品茶叶买下来，让人用麻包袋装好运回香港。
事实证明，司徒法的眼光是独到的。虽然这种六堡茶卖相差，但在香港市场十分畅销。因为六堡茶老叶不仅价格特别便宜，而且泡出来的茶水茶味足香气浓，香港的茶楼购入这种茶叶后，纷纷将其拼配到其他茶叶中以提升香气和口感。“可惜，我们进口了两批这样的茶叶后就‘没货’了，因为梧州中茶公司发现这个市场动态后也意识到了其中的商机，就把等外的六堡茶分别拼到五级和六级茶里。”接受采访时，郑永琨说起这件事还颇感惋惜。
“永生祥”首次来梧参观考察，也开启了梧州接待境外专业茶叶公司新的一页，梧州因此积累了接待外商的经验。此后，到梧州参观考察、洽谈业务的境外茶商茶企不断增多，梧州茶企与外界的联系日益增多，在之后的岁月中，新加坡广珍茶庄的老板刘丽珍、马来西亚建源茶行有限公司的老板许金龙、晋美茶行的老板王春发等茶商先后来梧，并在深化交流中坚定了与梧州长期合作的信心。
虽然，“永生祥”因受到香港市场环境的影响，在2006年后中断了梧州六堡茶的进口经销，但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梧州六堡茶的出口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整合后，至今仍在持续。
“外商对梧州之行的结果很满意”
讲述人：吕苏虾（70岁，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广西分公司梧州支公司干部，现居梧州）
吕苏虾（中）接受本报记者(右)采访。龙天传摄
司徒法是北方人，原来在北方一家工厂做工程技术人员。因其岳父是“永生祥”的老板，司徒法通过申请，于1978年定居香港，进入“永生祥”工作。
进入“永生祥”以后，司徒法跟随其岳父一起参加广交会，采购茶叶。当时他刚刚入行，对所有新鲜事物都感到好奇，什么都想了解清楚。因为“永生祥”当时在香港专营我们公司（指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广西分公司梧州支公司）出口的六堡茶，所以，在广交会的洽谈中，他向我们提出想到六堡镇看看。这个要求我们不敢立即答应，但我们及时向公司领导作了汇报。
公司听取汇报后很重视，因为，当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也很想多接触境外的客商，希望通过他们向境外展示梧州和我们企业的发展状况。这个情况逐层上报后，最终，市里面同意了司徒法提出的要求，并要求我们公司做好接待，要让外面的客商了解我们的真实情况。我们马上把这个决定转复给司徒法及其岳父，同时开始着手为他们办理各种申请手续。
当时，我国刚开始实行对外开放，外商入境的申请流程不像现在这样顺畅，要办理外商来梧参观的手续很繁琐。为了能让司徒法一行尽早来梧考察，我们先后写了很多申请，跑了很多部门。我记得，当时我还找到了梧州市的公安局长，经他签字同意后，我才能为司徒法一行办理出入境手续。这样一通工作下来，花费了我们不少时间和精力。最后，我们办通了所有的手续，并通知了司徒法。
但是，接下来的接待工作也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情，因为市里面明确要求我们做好接待工作，而这也是我们公司第一次安排外商到茶区参观考察，我们并没有相应的接待经验。每一个接待环节，我们都做了充分考虑。当时苍梧县的茶叶加工厂设在六堡镇，我们便逐级向梧州地区土产公司、苍梧县土产公司下发通知，要求他们安排好六堡镇茶场、茶厂的各项接待事务，包括安排技术人员随行讲解等。不仅如此，我们还先后几次到镇里检查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苍梧县对这个接待任务十分重视，安排了不少参观活动，我们也逐一对接落实，实在是忙得不可开交。
后来，司徒法一行到了梧州，公司就派我陪同他们去六堡镇参观。当时进入六堡镇的公路很简陋，路况很差，准备出发的时候，我们专门向梧州市公安局借了两辆吉普车作为交通工具。为了做好保障工作，市公安局还专门安排了一名干部陪我们一起进六堡镇。于是，我们一行人分乘两辆吉普车往六堡镇而去。
虽然我们乘坐的是专门跑山区的吉普车，但是由于挤在车上的人太多，加之梧州市区到六堡镇的山路太颠簸，车上的人都难受死了。于是，吉普车只能开开停停，开一段路就让大家休息一下，结果，几乎开了一天车，我们才到达六堡镇的茶厂。
司徒法那时候正当壮年，精力充沛，他稍作休息后立即上山看茶场。我当时才三十出头，体力还能支撑，于是陪他四处参观并进行讲解。苍梧县和六堡镇都很重视这个接待任务，每个环节都安排了专人随行陪同。
六堡镇当时叫做六堡公社，因为地处偏僻的大山深处，交通不便，难得有“香港佬”前来参观，镇上和附近村里很多人都跑来看热闹。而且，平时很少有汽车开到镇上，我们一下子开进去两辆越野吉普车，镇上的孩子既好奇又高兴，全都跑来围观。
司徒法一行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六堡公社的茶园种植和生产流程，对六堡茶各项工艺技术有了一定了解。他们对于这次梧州之行参观考察的结果很满意，回到香港后马上向我们订购了一批六堡茶。
此后，司徒法和“永生祥”的其他人不时到梧州，和我们公司洽谈六堡茶的购销生意。有了第一次接待外商的经历后，我们逐步积累了接待经验，其他外商来梧州参观考察或洽谈生意，我们都能从容应对。后来，马来西亚建源茶庄的许金龙、新加坡广珍茶庄的“苏太”（指刘丽珍）都来过梧州，我们的接待让他们很满意。
“我送电炉给厂里方便他们烘焙茶叶”
讲述人：司徒法（78岁，香港永生祥茶行有限公司董事经理，现居香港）
司徒法（右）接受本报记者采访。龙天传摄
1978年，我来到“永生祥”工作，因为我们当时在香港代理梧州外贸公司（指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广西分公司梧州支公司）出口的六堡茶，所以我很想到六堡镇看看这些茶叶是怎样做出来的。我们向梧州外贸公司提出要求，过了一段时间得到答复，他们公司正式邀请我们去六堡镇参观。
永生祥茶行有限公司注册证书。龙天传摄
于是，我们坐车到了梧州。到了梧州以后，梧州外贸公司找来了两辆吉普车，又派吕苏虾和几个技术员陪我们一起进六堡镇的茶场考察茶叶生产。我记得当年去六堡镇还没有硬化的水泥路，所走的道路颠簸难行，翻山越岭弯道很多，车子上山下坡，让人觉得老是到不了头似的，外贸公司陪同我们进去的人很多都受不了。好不容易熬了半天，我们才到达六堡镇。
在镇上稍事休息了，我们就乘车去茶山考察。当时，六堡茶加工厂的生产车间建在茶山的半山上，被两条河围住，要通过一条桥才能走过去，另外还有一个新的茶叶加工厂建在山脚。不过，这些加工厂的规模都不大，加工茶叶使用的是比较原始的方法。我还记得六堡茶加工制作的过程：把从各家茶农手里收来的干茶叶集中起来，用一个大木甑将茶叶蒸软后堆在一起发酵。发酵一段时间后，就在灶上架设一块大铁板，上面堆放茶叶，然后再在灶里烧松木柴火加热烘焙茶叶。六堡茶焙干到一定程度，就吸收了松木的烟熏味道。之后，工人便把焙好的茶叶踩压到竹箩里，这就成了六堡茶。这些六堡茶由于有一种特殊的槟榔香，很受香港茶客们的喜爱。
当时，我参观了茶叶加工厂，又看了茶山，然后回到半山上的加工厂吃饭。当时接待我们的规格很高，伙食很好。只是山区里蚊子实在太多太厉害了，我们只能一边吃饭一边拍蚊子。由于梧州市区到六堡镇路途远，疲劳行车不安全，因此当时我们还在六堡镇休息了一晚。
通过这次考察，我发现由于原料供应和生产技术的原因，六堡镇的茶场的茶叶产量一直不高，这导致了梧州外贸公司供应给我们的六堡茶出口量每年只能维持在100吨左右。我当时曾向梧州外贸公司甚至南宁那边的公司（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广西分公司）提出能否想办法提高六堡镇的茶叶产量，但最终出口量还是没有太大提高。
或许六堡镇是山区的原因，比较潮湿。当年我在六堡镇的茶叶加工厂考察的时候，发现那个厂生产的六堡茶烘焙得不够干，茶叶湿漉漉的就压箩了。为了帮助加工厂提高茶叶的产量和质量，我回到香港后专门送了一个电炉给他们。电炉我是通过梧州外贸公司转交给厂里的，以方便厂里烘焙茶叶。谁知道，我第二次去回访时发现厂里一直没用过那个电炉，电炉已经锈坏了。电炉为什么“没有用武之地”？我一问才知道，加工厂建在半山上，当时电力设施不完善，供应的电力不足，根本就开不了电炉。
“我们买走的‘等外品’在香港很畅销”
讲述人：郑永琨（73岁，香港永生祥茶行有限公司会计经理，现居香港）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永生祥”一直在香港专营代理梧州六堡茶的出口。1970年，我进入“永生祥”工作，此后一直和梧州中茶公司(指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广西分公司梧州支公司)打交道，当时的谢林泉和吕苏虾（两人均为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广西分公司梧州支公司及梧州茶叶进出口公司干部）和我们算是熟人了。
1979年的时候，我们公司经销六堡茶已有20多年，但我们对于六堡茶的了解始终不深，于是就想去梧州考察六堡茶的生产情况。我们向梧州方面提出申请并获得批准，当时是司徒法和我们老板一起进六堡镇参观考察茶场，我则在香港留守。吕苏虾接待了司徒法和我们老板，司徒法他们参观考察完准备离开梧州的时候，还签下了一笔梧州六堡茶的购销订单。
这一带是当年梧州到香港的船舶停靠的地方。苏爱清摄
那次以后，我们就能够直接到梧州洽谈生意或参观考察了。当时六堡茶在香港很热销，供不应求，而且因为内地仍然处于计划经济时期，基本上是内地的卖家有什么茶叶，香港的买家就只能要什么茶叶。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去梧州买茶叶，还是对卖茶的供货商说“有什么货全部拿出来，我们全部要了”。
以前梧州出口的六堡茶共分为六个等级，编号从6601到6606。在香港最热销的是五级和六级的六堡茶，因为这两个等级的茶叶比较耐冲泡，很多茶楼酒楼都喜欢购买回去拼到普洱茶里使用。不过，最早期的时候，梧州出口的竹箩压装的六堡茶并没有专门的等级编号，只是大致上分为五个等级。由于压入竹箩的六堡茶运到香港后，负责分销的“二盘商”和使用的茶楼酒楼要雇人将茶叶从竹箩里拆出来打散，人工成本太高，因此，我们要求梧州方面把出口的六堡茶做成用麻包袋装的散茶。有了散茶后，才出现了第六级的六堡茶。
1979年以后，我们不时会到梧州洽谈生意，也经常到梧州中茶公司参观考察。有一次，我和司徒法去梧州中茶公司的茶叶加工厂看货样。当时，厂里的工人把六堡茶分级筛拣打包后，车间的地面上留下了很多粗老的茶叶，工人就把这些茶叶扫到一起。司徒法问工人这些粗老茶叶会怎么处理，工人告诉他，这些茶叶都是等外品，要全部当垃圾倒掉。因为当时六堡茶在香港很热销，司徒法觉得这些茶叶应该可以继续加工，倒掉太可惜，所以他用很低的价钱把这些等外品全部买下来，用麻包袋装好运回香港。于是，我们代理的梧州六堡茶就有了“第七级”，但这些茶叶都是不入级数的级外茶，没有等级编号。没想到，这种粗糙的六堡茶虽然卖相不好，但在香港市场上最为畅销，因为这种六堡茶老叶泡出来的茶水茶味足香气浓，而且价格便宜，茶楼将购进的这些老叶混拼在其他茶叶里，改进整体茶叶的香气和口感。可惜，我们进口了两批“七级茶”后就“没货”了。这是因为梧州中茶公司也发现了这个市场动态，他们不再出售这些等外的六堡茶，而是分别将其拼到五级和六级茶里。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六堡茶在市场上比较热销，我们要求梧州中茶公司尽快将制好的六堡茶运来香港交货。当时，梧州中茶公司出口的六堡茶均使用松木烧火烘干，为了赶交货的进度，梧州中茶公司未等茶叶完全干透就发货给我们，我们收货后发现很多箩装的六堡茶拆开后中心还是湿的。后来，我给梧州中茶公司发函，希望他们降低茶叶里的湿度，但这种状况很长一段时间都没能解决。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梧州不单出口六堡茶，还出口陈茶，这种茶叶的口感和香气都很像六堡茶，味道也非常好。我们“永生祥”代理进口销售的这些陈茶分为五个等级，编号从57101到57505，后来，我们又把筛选剩下的最粗糙的茶叶分拣出来，作为第六级的茶叶卖，编号为57606。当时，香港有好几家茶行都代理进口广西陈茶，我们“永生祥”代理进口的陈茶也不少。
20世纪90年代以后，“永生祥”代理进口的梧州六堡茶逐渐少了，因为梧州出口的六堡茶改变了加工工艺，改变工艺后的六堡茶口感不太符合香港市场的要求。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们一度中断进口梧州的六堡茶。
2001年以后，随着普洱茶的兴起，六堡茶在香港又有了一定的市场，2001年到2006年，我们重新和梧州做起了生意。其间，我们每年都去梧州中茶公司两三次，看六堡茶的样板和提货，那时候的交通发达了，我们去梧州也方便多了。2001年和2002年，是我们购进梧州六堡茶数量最多的时候，每年我们都会进口2500包到3000包茶叶。2002年，有一次我去梧州，到工农仓（梧州中茶茶叶有限公司李家庄仓库）看货，把仓里存下来的2000多包六堡茶买光了，当时每包六堡茶重50斤左右。我看了看库存单，里面有些六堡茶还是1979年存放下来的。
不过，2006年过后，六堡茶在香港市场的销售又陷入了低迷状态，我们就不再代理经销六堡茶了。【采写：西江都市报记者苏爱清杨麦龙天传】
茶船古道寻迹境外行：悠悠古道连南洋 源源输出看港澳
茶船古道寻迹境外行：悠悠古道连南洋源源输出看港澳
六堡茶是梧州市的特色产业，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令六堡茶得以走出深山，进入珠三角地区甚至走向世界的，是一条独特的“茶船古道”。去年，梧州日报社派出采访组，对“茶船古道”的史实进行见证式采访、抢救式挖掘，较完整地还原了“茶船古道”在境内的历史轮廓，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好评。
为更好地挖掘与宣传六堡茶历史文化，为梧州借“一带一路”战略机遇加快六堡茶产业发展提供文化支持，从今年6月份开始，梧州日报社再次派出采访组，启动“茶船古道寻迹·境外行”系列报道活动。本次活动聚焦六堡茶产品覆盖和文化影响较明显的香港、澳门地区，以及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三国。其间，采访组继续沿用田野调查方式，全力收集与六堡茶文化相关的资料史实，并结合史料记载进行整理分析，形成了一系列稿件，努力为六堡茶和“茶船古道”历史文化研究提供基础性参考资料。
从今天开始，本报推出“茶船古道寻迹·境外行”系列报道，通过记者调查采访与当事人讲述相结合的形式，为读者全景式展示本次境外行采访的内容。系列报道将分为“概貌篇”“轨迹篇”“余音篇”等三个篇章。
概貌篇
采写：西江都市报记者苏爱清杨麦龙天传
摄影：西江都市报记者苏爱清
2017年6月25日上午，位于香港西环的港澳客运码头人流如鲫，一班班客轮往来于宽阔的海面，划出道道白练。
“20世纪90年代初，香港葵涌码头建成前，从这里一路到上环，大小码头一字排开，梧州到香港的船也停泊于这一带，从梧州运来的茶叶就从这里上岸或转运。”站在港澳客运码头边的桂江船务有限公司办公室的窗前，84岁的公司原副总经理伍慎隆凝望香江，缓缓地述说着，话音里满是对往事的怀想。
港澳客运码头位于维多利亚港
茶船远去，古道悠悠……穿越西江的波涛，从梧州起行的茶船载着一箩箩茶叶和无数茶人的希冀，沿着“茶船古道”一路东去，到达广州这个中国内地的枢纽港口。
但是，“茶船古道”的篇章并未因此划上句号。从清代中期开始，大批华工“下南洋”，前路茫茫，归途无期，六堡茶便成了他们寄托乡愁的傍身之物。多少悲欢离合中，“茶船古道”连接上“海上丝绸之路”，向境外不断延伸。
“古道”延伸到海外
关于六堡茶向境外的输出情况，虽无系统记述，但人们透过各种史料不难管窥一二。1951年版的《中国茶讯》就有这样的记载：“旧时粤商在广西六堡乡合口街设庄收茶叶……再用电船装运广州，出口港、澳。六堡茶除在穗港销售一部分外，其余大部分分销南洋怡宝（怡保）及吉隆坡一带。”
《中国茶讯》的记载只有片言只语，事实上，六堡茶向境外的输出，足以写成一部史诗。“茶船古道”境外延伸线上，有茶客相聚品饮的欢愉，也有华工寄情于茶的苦涩；有经销商竞争较量的残酷，也有运输者历经波折的辛酸。
港澳茶客的消费，是“茶船古道”得以向境外延伸的重要因素。
香港开埠后，人口飞增。流入港澳地区的人口大多来自两广地区，他们都有饮用六堡茶的习惯，港澳地区因此成为六堡茶在中国境外的一个主要消费市场。今年66岁的黄鹏绪，曾任英皇酒店管理公司顾问、中国海外酒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对香港茶楼的消费习惯与变迁颇有研究。他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六堡茶在香港餐饮市场的消费量较大，一度占到黑茶消费量的七成，很多茶客在茶楼都饮六堡茶。”
但六堡茶的境外消费，更多的还是来自东南亚地区。可以说，是无数东南亚的华人，让“茶船古道”的境外延伸线坚实而长久。
据《华工出国史料汇编》记载，进入19世纪中期以后，英国、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南洋地区进入全面开发时期，对劳动力的需求极大，导致“下南洋”的华工数量激增。民国政府国务院侨工事务局192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当年在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的华工数量超过了200万人。这些华工大部分来自两广地区，因而，六堡茶在南洋各地盛行也就不难理解了。
而自从1842年清政府被迫实行“五口通商”后，“十三行”的外贸垄断地位被打破，广州作为唯一茶叶输出港的地位快速下滑，香港的茶叶中转枢纽地位则不断提升。这一时期，澳门因是中国苦力输出的主要起发港，大批来自两广地区的华工随船带去六堡茶，使得澳门也成为六堡茶输出的重要港口。
于是，“茶船古道”除了在广州港集结外，又向香港和澳门延伸，并发展成为由广州、香港和澳门中转后，再面向南洋各地及日本等国，呈扇面展开的海上运输大通道。
茶船古道境外线路图（资料图）
百舸千帆连港澳
“茶船古道”向海延伸，最前端便是香港和澳门。
澳门海事博物馆是澳门历史最悠久的博物馆，其外形像一艘扬着白帆的三桅船。在博物馆的陈列厅里，浏览各式海事展品，聆听电子语音讲述，人们不难感受到澳门的发展与大海的密切联系。
翻开澳门工务局编撰的《澳门航运发展史》，可以更清晰地触摸到澳门航运业发展的脉搏：随着葡萄牙海运贸易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快速发展，在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澳门的航运转口贸易达到全盛，澳门也成为联结欧亚和拉美地区“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大循环的枢纽。这一时期，不仅是葡萄牙，连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西方国家设在远东地区的贸易公司也通过澳门大量从事茶叶贸易。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19世纪中期以后，香港作为国际贸易港迅速崛起。香港学者赵子能在《香港港口》一书中提及：从19世纪末期开始，香港的站口贸易，尤其是对中国内地转口贸易进入高速增长阶段。到1900年，中国对外贸易额41%经由香港进出。学者陈慈玉在《近代中国茶叶之发展》一书中更指出：“1871年海地电线敷设以后，上海、香港能立刻与英国取得联络，促使中国茶商和茶栈能够更确实地预测茶叶的交易情况。”
自清代以来，梧州一直是广西最繁华的内河港口，与港澳的航运关系非常密切，这使得梧州的茶叶能顺利地输出港澳。
据《广西通志·交通志》记载，梧州至香港的水上航线在1875年就已开通，往来其中的船只都是木质帆船。1897年梧州开埠以后，大量机动船只进入梧港航线，使这条航线出现了客货轮定期班次。
1902年，澳门内港里停泊着很多运货的木船。（网友供图）
1902年，从内地运货到香港的木帆船。（网友供图）
由于梧州出口到港澳的货物总量增大，从1906年起，中外商人纷纷加大对轮船的改装力度，往来梧州至港澳航线的机动船舶数量与吨位快速提升。《中国旧海关史料》记载：“本年（1914年）往来梧港之英旗船镇波及华旗昇泰（太）均于年初停驶，继后者则有新添略大之船三艘，一曰海华，悬挂英旗，载重245吨；一曰广英，载重407吨，一曰华安，载重433吨，此二艘皆挂华旗……由梧直达澳门之航路。”
此后，梧州至香港的航运线路一直保持高速运转，《西江航运与腹地农业经济外向发展（1897～1938）》一文介绍，“自梧州开埠以后……至民国10年至20年间，港澳客货轮日多，每日有四五艘开出”。
这一带就是当年梧州到香港的船舶停靠的地方。
由于梧州至港澳的轮船吨位大、速度快、船期密，因此当时桂东南的物产汇聚于梧州，再出口到港澳地区，当中包括六堡茶在内的茶叶占据了很大比例。据《中国经济通史》记载，“广西的农副产品沿西江水系，随着长距离贸易扩大了流通范围……在传统运输条件下，近代广西流通的主要商品种类有三类：……经济作物，以棉花、茶为大宗。”广西统计局1934年编修的《广西省各县出入境大宗货物概况》记载，当时广西农副产品有11%输出港澳，主要包括茶叶在内的山货、赤糖、禽畜及矿砂等。
战时输出陷低谷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和广州沦陷，中国茶叶出口市场转移到了香港。1938年，国民政府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在全国推行茶叶统购和统销，集中到香港输出，这使得香港的茶叶出口量剧増。
但是，好景不长。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我国的香港及东南亚各地相继沦陷，这些地区的茶叶消费跌入低谷，中国茶叶经香港输出也陷入瘫痪状态。而因为梧州到香港的茶叶航运线路一度中断，六堡茶在香港的出口基本断绝。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香港的外贸、航运产业发展重现曙光，梧港航线得到恢复，六堡茶在香港的出口随之复苏。“在1949年以前，梧州经常都有私营货轮前往香港，这些轮船都停泊在旧时的大南码头一带。每逢有船从梧州开航，一些‘九八佬’就会举着牌在沙街上代为招揽运输生意，直至下午轮船起航为止。”对于梧港航线的恢复，桂江船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桂生最为欣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葡萄牙处于中立国地位，因此当时中国的茶叶出口转由澳门港承担。《澳门港的历史变迁与发展前景》一文指出，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澳门仍然承担着中转港的角色。同时，战争还使得澳门的人口流入量大增、贸易兴旺，六堡茶在澳门地区的消费也得到提升。出口大幅下滑的梧州六堡茶，借助在澳门的中转输出及当地的消费，得以保有一线生机。
通港“茶船”成“稀客”
1950年后，“茶船古道”向境外延伸的线路重新活跃。
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港澳地区的人口出现了数次跃式增长，当地的餐饮业不断扩展，茶楼酒楼一派兴旺景象，使得六堡茶在当地供不应求。永生祥茶行有限公司曾在香港地区独家代理经销“六堡茶”，公司董事经理司徒法至今还记得，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公司每年都要进口超过100吨精制六堡茶，这些六堡茶往往是刚在西环的码头卸货，就被等候已久的“二盘商”（分销商）瓜分一空。
香港传统茶庄多分布于西环、上环一带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东南亚锡矿开发逐步恢复，当地华工数量再次暴增，六堡茶经香港出口东南亚的辉煌篇章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再次书写。资料显示，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从梧州外贸口岸出口进入香港市场，以及透过香港再发往海外的六堡茶，每年都超过1000吨。
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期，可以说是六堡茶通过船运向港澳输出的黄金时期。回眸这段岁月，梧州到港澳的航运情况也数度发生变化。对此，陈桂生及澳门南光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赖展京作了精辟的分析：
其一，经营的主体在变。20世纪50年代中期，梧州的航运业务逐渐公私合营，国营的梧州航运公司成为主角。20世纪90年代初，梧州航运公司专门成立了梧港船务有限公司，之后，桂江船务有限公司成立了顺景航务公司，两者在梧州至香港的航运竞争中并驾齐驱。
其二，运输的船只在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梧港、梧澳航线上多是拖曳驳船的拖轮，以及客货混装的花尾渡。到了1966年，新型货轮在梧港航线崭露头角。20世纪80年代中期，来往于梧港之间的货船全部变身为货轮。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使用集装箱装货的方式在梧港航线中盛行。
其三，运输的航线在变。20世纪50年代中期，受西方国家对中国大陆禁运政策的影响，澳门港的发展陷入低潮，梧州至澳门的货物运输只能由香港中转。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梧澳直航航线才恢复。
不过，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六堡茶向港澳地区的水路输出，渐渐归于沉静。这个时期，香港的航运产业悄然下滑，六堡茶在港澳当地的消费市场也逐渐萎缩，“茶船古道”在港澳地区的延伸线迅速弱化。
进入2000年后，梧州每年发往港澳的六堡茶产品仍有几百吨，但时移世易，随着公路交通的不断完善与发展，梧州到香港的航运逐渐式微，往来于两地之间的“茶船”成为“稀客”，梧港船务有限公司更是彻底退出了舞台。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梧州至澳门航运业衰微，梧澳直航航线再度中断，包括六堡茶在内的所有货物全部转由香港或珠海中转，直至今日。
“解放前六堡茶一般在大南码头装船外运去香港”
讲述人：陈桂生（60岁，桂江船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居香港）
1976年，我到梧州航运局参加工作。我听航运界的老前辈介绍，解放前（1949年以前），梧州所产六堡茶一般在梧州大南码头装船外运去香港，也有很多私营小船经由广东的贺江外运六堡茶。
当时，在梧州为船舶揽货的人叫做“九八佬”。每逢有船从梧州开航要承揽货源时，他们就会举着招牌摇着铃铛走在沙街上，大声叫着准备出发的船期和船号，通知当时云集沙街有运货需求的商家。茶商如要外运茶叶到香港，就会将茶叶装运上对应船只。从梧州到香港的船只都停泊在旧时福汉酒楼和新西旅舍对开的大南码头一带。
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梧州六堡茶依然是通过私营船只运抵香港。当时，在香港代理这些私营船只船务公司的老板名叫“梁炳基”（音）。
在我记忆中，20世纪70年代以前，梧州市没有一个专门的港澳码头，包括茶叶、日杂货在内的出囗商品，多数通过盘艇上货装船，经海关验放，再用“桂海”“桂驳”输出香港。到了20世纪80年代，港澳航线上的货船更新换代为机动散货轮，名称改为了“桂运”。进入20世纪90年代，港澳航线的运输船只以集装箱货轮为主。
“以前六堡茶出口香港用船运输”
讲述人：吕苏虾（70岁，中茶梧州分公司退休职工，现居梧州）
以前，梧州六堡茶出口香港一直都依靠船运。我们会先用盘艇将茶叶从梧州茶厂或工农仓（即李家庄码头）运到下关码头，再换装到航运局的大船。每次出货，盘艇都会运去100包（总重量约5吨）茶叶，每月出货总量都是三五十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梧州外贸公司每年出口香港的广西“陈茶”“六堡茶”和“青毛茶”大约有1000吨。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广西“陈茶”出口达到最高峰，每年出口量为1500吨。
“直航线重启后梧澳商贸往来更密切”
讲述人：赖展京（61岁，澳门南光物流货运公司董事长，现居澳门）
澳门是一个近海港，以前港口里面有很多木质码头，停靠那些码头的船舶大多往来于香港和澳门之间。内地很多物资都是先运到香港中转再运来澳门，而且澳门当时没有直航船去东南亚，通过澳门出口到东南亚的物资都要经过香港中转出口。
在这些码头里面，南光码头是最大的。整个澳门地区只有南光公司才有出口权，即便澳门的其他企业要做内地物资的出口生意，也要由南光公司代理。20世纪50年代以后，从广西运来的物资包括六堡茶，多数通过水路运到香港，再从香港中转到南光码头卸货。
到了1974年，南光码头扩建成现代化码头，升级了装卸设备，能够同时容纳两只500吨级的货船停靠卸货，一年总吞吐能力达到三四十万吨。
澳门南光旧码头的木桩至今仍立在海边
20世纪80年代，我们和梧州航运局对接，拿下了梧州船舶到澳门的船务代理权，重新开通梧州到澳门的直航线，使得梧州的物资能够直接运到澳门，两地商贸往来因此更为密切，当时每周都会有一两班船往来于梧州和澳门之间。那时候从梧州运来的主要是生活用品，除了粮油食品，还有由南洋公司负责代理的各类土特产，如茶叶、酒类、中草药等，尤其是中草药材所占比例非常大。
“港澳船队用的是大吨位船舶”
讲述人：伍慎隆（84岁，桂江船务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现居香港）
记者在采访伍慎隆（左）
1954年左右，国内航运业开始实行公私合营，广西的私营船只被划进航运局。当时梧州的私营轮船有“天生”“大生”“明生”“民生”等名号。公私合营以后，航运局的船队分为“第一船队”“第二船队”“第三船队”等三个船队，主要走两广内河航线。后来成立的“第四船队”，即“文革”之后更名的“港澳船队”，专走港澳航线。
那个时候，走内河的船队使用的船只吨位较小，而港澳船队使用的都是大吨位的船，而且基本是平底深舱木驳船，每只载重在300吨以内，通常是十几只木驳船串在一起，用一只拖头（拖轮）拖着走。当时港澳船队的拖头有十几只，平底的深舱木驳船也有30只左右。船队里还有一些“花尾渡”和“电船”，吨位都比较大。“花尾渡”是客船，不过船上会有一个很小的货舱用来随船装货。到了20世纪60年代，航运局开始使用钢制驳船。
当时，航运局的船都有各自的编号。最初，拖头叫做“西江301”和“西江501”，后来改叫“桂航222”和“桂航333”。到了20世纪70年代，广西把拖轮的编号统一为“桂运”，拖头就叫“桂运501”和“桂运301”。1958年的时候，我接触的拖头编号还是用“西江”为主。公私合营以后，合营船舶凡是达到100匹马力的拖轮，就以“0”字头作为编号开头。若叫“西江”的就是上航船（梧州上游航线），下航（梧州下游航线）到香港的就叫做“桂拖”。其中有一艘“桂拖201”就是走香港航线的。另外，梧州航运局还在香港买了两只马力大的轮船，叫做“西江501”，后来改叫“桂拖501”。20世纪60年代初期，许多拖头的名称还沿用“西江”，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才使用“桂拖”的名称。那个时候还有“桂驳”船——被拖头带动的深舱木驳船，这些走香港航线的“桂驳”船编号最多的时候排到“5052”，即一共有52只。
“以前运到香港的六堡茶在明生码头卸货”
讲述人：张荣（64岁，原梧港船务有限公司董事长，现居梧州）
1957年，整个广西只有一个航运局，就是中国交通部珠江航运管理局梧州分局。1972年以后，柳州、南宁从梧州分局分出去。即便如此，梧州航运局的总运力仍占广西总运力的六成多。
20世纪70年代，梧州的航运业发达，梧州航运局有专门走港澳线的“港澳船队”，整个广西的货品都经由梧州出口。“港澳船队”前身叫做“第四船队”，在“文革”前就已成立。当时，“第一船队”是客船队，“第二船队”是拖轮船队，“第三船队”是驳船船队。港澳船队的船只不会走内河线路，因为其吨位过大，不适合内河行驶。
1949年以后，广西运货到香港的船舶全部挂靠在广东珠江船务公司，由珠江船务公司代理船务业务，包括船舶的报关、联系泊位等等。为此，广西方面还派专人进驻珠江船务公司协助处理业务。
20世纪70年代，梧州航运局从梧州运货到香港的船不是固定的，既有木驳船，又有铁驳船、拖头，还有货轮，载货量都在200吨至500吨左右。只要船期合适，这些船都可以运货到香港，当时航运局可安排走香港线的船有过百只。
每次货船出发前，梧州航运局会以433传真形式，向珠江船务公司告知发货物品和香港接货人信息及货船到达香港的时间。航运局派驻珠江船务公司的专员接到相关资料后，会着手与香港的相关部门对接，开展船务代理工作。当时，香港供外来船只停泊卸货的码头很多，但码头货栈货仓对货主来提货的时间是有限制的，一旦超时，船主就需要缴交一定的仓租（即码头仓库租金），所以船主们都希望能够在最短时间里明晰泊位的具体信息，以便能够准确停泊。船务公司也要根据香港货主的实际情况，合理安排船只的卸货点。
相应工作完成后，珠江船务公司会将信息反馈给梧州航运局和货船的船长，使其清楚知道该把货船停泊到香港哪个码头卸货。在珠江船务公司代理的时期，梧州的六堡茶运到香港，基本都在西环的明生码头卸货，然后交由香港德信行负责统一调配销售。
茶船古道寻迹境外行：槟榔屿上槟榔香 茶船道里茶韵长
茶船古道寻迹境外行：槟榔屿上槟榔香 茶船道里茶韵长
11月14日，马来西亚西海岸阳光灿烂，槟榔屿上椰树摇弋，椰树掩映下的乔治港区里，一艘游轮即将起航。在悠长嘹亮的汽笛声中，悠闲的游客们拉着行李箱慢慢走上舷桥。
自乔治港向北，越过长达13.5公里的槟威大桥，到达威省北海港区，又是另一番景象。那里桅杆林立，货船如鲫，码头上的吊装机械来回运作，货场上堆满了各种集装箱。
一道海峡，分隔新旧两个港区，却连接着六堡茶“茶船古道”在槟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槟城乔治港已成为旅游港口。
槟榔屿上华人多
槟城，又称“槟州”，位于马来西亚西海岸北部，一道槟城海峡将它分作槟岛和威省两个部分。槟岛上多槟榔树，又被叫做“槟榔屿”，这个地理名称早在明代永乐年间成书的《郑和航海图》中已有记载。15世纪中期，中国舟师使用的海道针经《顺风相送》中，明确记录着从马来半岛的昆仑岛到槟榔屿之间的航行线路指南，可见当时中国的商船已经成为槟城的常客，槟榔屿上早已有华人居住和活动的痕迹。
槟城的大开发是在18世纪以后。据《远东开发史》介绍，178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接收了槟城的管辖权，将槟岛重新命名为威尔斯王子岛，并将岛上的乔治市发展成为免税港口，鼓励华人及其他移民进入，人口总量迅速超过万人，其中60%以上是华人。
远眺槟城乔治港
1826年以后，英国殖民政府将马六甲及新加坡的管辖权转移到槟城，成立了海峡殖民地，令槟城的经济高速发展起来，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华人大量涌入，人口再次激增。据《槟榔屿华人史话》记录，当时槟城的5万多人口中，华人占比达到七成，其中很大一部分华人来自广东。
大量大型木质帆船和远洋汽轮从广东沿海各个港口运来了吃苦耐劳的“广府人”，也随船带来了“广府人”所喜爱的六堡茶。这使得“茶船古道”面向境外的延伸线，在经过新加坡后，又向槟城延伸了将近900公里。
这一带曾是当年准备南下的锡矿工人生活的地方。
此时，西方世界进入大工业化时代，对于各种工业原料的需求激增，位于槟城以南的霹雳州被探明存在大量锡矿。于是，西方各国的矿务公司紧急前往中国东南沿海招募矿工。来自广东的华工乘船到达槟城后，蜂拥南下霹雳州的太平、怡保等矿区。随后，一条铁路从槟城连接上太平，并延伸到怡保和吉隆坡。从19世纪中期起，槟城成为马来半岛上锡米和橡胶的贸易市场及中转站，不停地吸纳着华工和六堡茶，输出着锡米和橡胶。
运茶线路再活跃
20世纪初期，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影响到了槟城的华人社会。当时的清王朝风雨飘摇，槟城成为中国同盟会和革命党在东南亚的根据地，大批来自广东各地的革命人士奔走于槟榔屿，从事革命活动，当地很多茶楼更成了他们鼓吹革命和开会谋事的场所，对六堡茶在槟城的消费起到了一定的拉动作用。65岁的槟城拿督李永光回忆，他的爷爷在20世纪初期从广东顺德来到槟城开办酒楼，随后改行创办恒记有限公司，经销各类进口杂货，当中就有六堡茶。
六堡茶在槟城及通过槟城南下霹雳州矿区的消费市场，吸引着一艘艘运输六堡茶的茶船从中国驶向槟城，直至太平洋战争烽烟的阻隔，方暂告一段落。
槟城旧码头昔日的场景苏爱清翻拍
战争过后，通往槟城的运茶线路再度活跃。尤其是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世界经济复苏，马来西亚的锡矿开发再次进入高峰期，华工高度集结到霹雳州的锡矿区里。槟城作为一个自由贸易港，霹雳州出产的大部分锡米都集中到了这里交易和出口，而矿工们所需的六堡茶，也由货船运到槟城卸装，然后经铁路南下输送到太平甚至怡保。当时，“恒记”已经成为槟城最大的六堡茶进口经销商，这家“头盘商”进口经销的六堡茶不仅来自中国内地，同时也有香港茶商制作的“港产六堡茶”。
此时中国内地与槟城茶商之间的业务联系仍然依靠书信往来，而且由于中国内地的茶叶购销政策发生变化，槟城的茶商需要通过香港的华润公司作为中介平台进行交易，因此直到20世纪60年代使用电报以后，两地之间的贸易往来费时日久。当时，“恒记”从梧州订购一批茶叶，从接洽到发货再到收货，用时往往长达半年。
槟城旧街景苏爱清翻拍
这些从梧州出口的六堡茶，全部集中到香港装船起运，经过南海抵达新加坡中转，然后穿越马六甲海峡运抵槟城，在乔治港卸货。乔治港是个旧港，港口码头泊位水深不足，运茶而来的散货船必须停泊在码头对开洋面的外港深水泊位，再由港口区的“货代公司”安排拖轮拉拽木驳船驶出外港深水泊位，靠上货轮卸货后再运回码头。“我曾在半夜跟着拖头去卸货，小船在海上遇到风浪左摇右摆，把我吓坏了，幸亏最后没出事。”当年接货的惊险一幕，让李永光记忆犹新。
本地销售成主线
不过，六堡茶在槟城高度集结的繁盛状况，持续近百年后还是逐渐改变了。
早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霹雳州北部的太平锡矿区采罄，很多矿工离开了太平，南下到怡保、吉隆坡等地的锡矿区谋生。同时巴生港崛起，进入吉隆坡等地的六堡茶逐渐转由在巴生港装卸，通过槟城辐射霹雳州的运茶线路逐渐萎缩。从此，槟城作为六堡茶中转点的历史被改写，运到槟城的六堡茶转为以本地消费为主。
在槟城的老街，有一家名叫“广德酒业杂货有限公司”的“老字号”杂货铺，铺子里陈列着各式日杂货品。11月13日下午，当我们走进这家杂货铺时，赫然发现玻璃货柜里堆放着两行用牛皮纸分装成小包六堡茶，每包六堡茶都用尼龙绳捆扎，一包包整齐叠好。货柜里的六堡茶按重量分为300克和600克两种规格。“我们公司创立已近百年，一直以来都有六堡茶出售。”店里的老伙计说。据其介绍，这些六堡茶都是向当地茶叶进口商购入的。
紧挨着“广德酒业杂货有限公司”，是一家在槟城同样颇有名气的“老字号”——“桃园茶楼鸡饭店”，这家茶楼规模并不大，却已有几十年历史。据槟州茶艺文化协会理事庄嘉铭介绍，这家茶楼一直使用六堡茶作为常备茶叶。
桃园茶楼鸡饭店是槟城的餐饮“老字号“，店里供应六堡茶。在其旁边，广德酒业杂货有限公司也经销六堡茶。
由于有着百多年的消费习惯，以及有不少“广府人”消费群体，因此，以前六堡茶在槟城是一种使用广泛的“家常茶”。62岁的王春发是当地晋美茶行的老掌柜，他早年的记忆中，槟城有很多家庭把六堡茶作为日常用茶。李永光也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恒记”每月进口两三吨六堡茶，主要批发给本地茶楼酒楼。
不过，虽然六堡茶在槟城使用广泛，却由于“广府人”在当地华人群体中仍未占大多数，而且受限于消费能力等因素，当地的广式茶楼酒楼规模一般不大，数量也不多。这使得除了作为居民的家庭日常用茶以外，六堡茶更多消耗在遍布槟城大街小巷的点心铺和茶餐室之中。
由于市场消费能力的影响，槟城本地难以容纳过多的六堡茶进口“头盘商”。李永光说，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恒记”基本上垄断了槟城的六堡茶进口生意。“恒记”进口六堡茶后，直接批发给当地的茶楼酒楼、茶庄和杂货铺，其他小型茶餐厅和点心铺再从茶庄和杂货铺里购买。当时，槟城当地定期向“恒记”购买六堡茶的茶楼酒楼有十多家，还有茶庄、药材铺、日杂铺、海味铺四五十家。
槟城有不少华人会馆
1985年，作为当地最大的“头盘商”，“恒记”改变了主营方向，转以进口销售中国工艺品为主，该公司进口销售六堡茶的数量快速减少。但是，当地的消费市场依然存在，于是，六堡茶的销售便由“一骑绝尘”变为“群雄逐鹿”。其他进口商逐渐分割原来属于“恒记”的“蛋糕”，“陈春兰”“梁瑞生”“慎昌行”等设点在怡保的香港六堡茶制作商也北上把销售端伸进槟城。
20世纪90年代以后，晋美茶行异军突起，通过向槟城本地和吉隆坡的进口商购入六堡茶后再行销售，逐渐在本地打开了市场。1999年，雄心勃勃的王春发只身前来梧州，与梧州茶叶进出口公司取得联系，成为梧州六堡茶在槟城的进口“头盘商”，当年就完成了一个标准集装箱的销量。此后十多年间，梧州六堡茶通过晋美茶行销往槟城各处。
陈年六堡受追捧
世事不断变化。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槟城的乔治港由于航道条件所限，逐渐从一个货运港变成旅游港，而隔海相望的威省北海港区迅速崛起，取代了货运港地位。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从中国运茶而来的货船不再由香港中转，而是从广州直航，或者经过新加坡和巴生港中转后，到达威省北海港区。而且，随着远洋货轮运力的增大，运茶前往威省北海港区的货船班次也在减少，现在每年两三趟船期所运来的六堡茶，已经满足了槟城的供应量。
槟城旧街景苏爱清翻拍
但在世事变幻之中，总有些坚持不会改变。如今，槟城依然保留着不少传统茶楼和茶餐厅，这些餐饮店铺里依然大量使用六堡茶。而新式茶餐厅里提供的“雪茶”（加冰的茶水），也有不少是六堡茶。同时，当地很多华人家庭也形成了把六堡茶作为一种“家常用茶”的生活习惯。
正是这些消费习惯，支撑着“恒记”“广德”等杂货铺的六堡茶销售，也支撑着晋美茶行的六堡茶进口量。王春发的小儿子王家杰说，自1999年以来，晋美茶行从梧州进口的六堡茶数量一直保持平稳增长，近年来每年的六堡茶进口量达到两个标准集装箱。
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渐渐衍生出一些变数。由于历史的沉淀，槟城遗留下了不少陈年六堡茶，也培养了洪福德、吴重美、孔振武、曾炳源、王西平等一批六堡茶收藏家，这些藏家搜集了大量陈年六堡茶。20世纪90年代末期过后，随着六堡茶身价上涨，陈年六堡茶的市场价值飞升。看到了巨大的投资利润空间后，部分六堡茶藏家一边继续搜集陈年六堡茶，一边将自己的藏品投放到市场中，结果在当地逐渐形成了有别于日常用茶贸易的另外一个市场——高端的陈年六堡茶贸易。在这个市场圈子里，陈年六堡茶的价格每公斤动辄以千元万元计算，但消费者对陈年六堡茶仍然趋之若鹜。
槟城港口昔日的运输景象苏爱清翻拍
在槟城的金石轩茶庄，茶庄的经营者梁淑芬向我们展示了店里收藏的一款“民兴”号陈年六堡茶，这种六堡茶在2008年的售价达到每公斤5000元。即便如此，如今梁淑芬手中的陈年六堡茶已经所剩无几。
铅华落尽，还看今朝。无论是新品，还是陈藏，六堡茶已经在槟城落地生根；无论是旧日，还是今天，“茶船古道”依然把梧州和槟城连接在一起。【采写：西江都市报记者苏爱清杨麦龙天传，摄影：西江都市报记者苏爱清】
茶船古道寻迹境外行：乡情缕缕割不断 茶香袅袅入梦来
茶船古道寻迹境外行：乡情缕缕割不断茶香袅袅入梦来
南海九月，已近仲秋，但印尼爪哇岛上的气温依然很高，午后走在雅加达的印尼华人文化公园里，身穿一件单衫仍大汗淋漓。
可与这气温比肩的，是60岁的印尼客家博物馆执事经理周树兴高涨的热情。周树兴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华人，见到我们，他兴奋不已，特地推开其他工作，带着我们参观各个展厅，并进行详细讲解……
矿工爱喝“南邦茶”
印尼客家博物馆伫立于印尼华人文化公园一角，是一幢客家土楼造型的三层建筑。此馆虽名为“客家”，但华人在印尼地区的历史活动足迹，以及华工“下南洋”到达印尼后的社会发展历程，在馆内都有清晰展示。
在中国，自古以来，每当时局更替，不堪动乱的民众都会纷纷移居海外，其中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迁徙和避难的首选之地。据《印度尼西亚华侨史》记载，17世纪以前，印尼所属的西婆罗洲已经有大量华人居住。到了18世纪末期，移居西婆罗洲坤甸地区的华人更是建立起了“兰芳共和国”。如今，这个共和国的历史文件就陈列在印尼客家博物馆三楼的展厅里。
进入19世纪以后，爪哇岛上的巴达维亚逐渐发展成为印尼的中心港口，而爪哇岛、坤甸及棉兰地区的种植业和金矿开采业，以及邦加岛和勿里洞岛上的锡矿开采业，同时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尤其是锡矿业的开发，急需大量矿工，荷兰殖民者就将目光瞄准了中国。据《侨务知识手册》手册记载，到1917年，邦加、勿里洞两地华工达到3.5万人，占全部矿工人数的90%以上。
邦加勿里洞的华人矿工。（印尼客家博物馆收藏）苏爱清翻拍
身在他邦，乡情难断，华工在印尼逐渐按照籍贯集群而居。学者唐慧在《印度尼西亚历届政府华侨华人政策的形成与演化》一书中称，来自两广的华工一般在西加里曼丹、棉兰、南苏门答腊和西爪哇的种植园工作，邦加、勿里洞的煤矿和锡矿上则有很多来自广东北部的客家人。
来自两广地区的华工，将饮用中国茶的习惯带到了印尼各地。出于原有的生活习惯，更为了化解矿区和种植园暑湿环境所带来的疾病困扰，他们所饮用的茶叶中，有大量六堡茶。据编写于1981年的《茶叶初制与毛茶初评》记载，在新中国成立以前，除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以外，六堡茶在“南洋其他地区”也享有很高声誉。
今年66岁的华人黄荣汉来自邦加岛，他的爷爷在清朝末期自广东梅县（现梅州市梅县区）乘船到雅加达后，再转船到邦加岛上开杂货铺谋生。当时岛上的华人，尤其是矿工都饮用一种“南邦茶”。这种茶或是由“下南洋”的华工随船带来，或是从中国直接用船运来，在当地大大小小的各式店铺甚至华人家庭里都有出售，他爷爷的杂货铺也销售这种茶。直至今日，“南邦茶”依然是邦加岛上居民的日常饮料。2017年9月5日，当黄荣汉品饮梧州六堡茶后，他惊奇地发现，“南邦茶”的汤色和味道与梧州六堡茶极为相近。
在时局变幻的荡涤之下，当年印尼矿区和种植园里的华工饮用的茶水如今已难以准确辨认，但在印尼客家博物馆里，陈列着的当年印尼华工随身携带的锡罐和铜罐茶壶，仍不禁让人对华工饮用茶与六堡茶的关系浮想联翩。之前，有资料介绍，当年在马来西亚的矿区和种植园里，来自两广地区的华工一直用这种茶罐装盛六堡茶。
印尼客家茶具。杨麦摄
印尼客家铜壶。杨麦摄
“古道”延伸到“椰城”
如今，位于爪哇岛西北海岸的雅加达已成为东南亚第一大城市，人口接近900万。这座被印尼华人华侨称为“椰城”的城市，从15世纪起就是南洋地区的重要商港，19世纪中期兴起的“下南洋”风潮里，进入印尼的华工第一个目的地就是这里。受到华工“下南洋”线路的带动，“茶船古道”面向印尼的延伸线也连接上了雅加达。据1951年出版的《中国茶讯》记载，在1950年以前，六堡茶区出产的茶叶“多销南洋大埠”，雅加达就是当时南洋地区的一个重要“大埠”。
20世纪50年代的雅加达班芝兰唐人街。（印尼客家博物馆收藏）杨麦翻拍
雅加达的“唐人街”曾经有过几家广式茶楼，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这些茶楼生意兴隆，不少华人在此喝茶聊天谈生意。今年61岁的印尼百家姓协会副主席张在进，至今还清楚记得，他的父亲曾到这些茶楼喝茶。
茶叶从中国输入印尼，需在海上经历多番波折。
74岁的张忠生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在印尼从事“洋货”（从西方进口的货物）的进出口物流业务。在他的记忆里，当时，从中国广州或香港出发的货船，要先经过南海到达新加坡中转或补给，然后再前往爪哇、棉兰、坤甸、邦加、勿里洞等地。印尼独立以后，从新加坡而来的货船就要全部先穿过爪哇海，到达雅加达后报关分流卸货，然后分别发往棉兰、坤甸、邦加、勿里洞等地。自香港到新加坡再到雅加达这段海上线路，全程将近4500公里。
张忠生的女婿李奇利是印尼ADF物流公司负责人，他爷爷自20世纪40年代起就在印尼从事“唐山货”（中国的日杂土产）进口物流业务，茶叶进口也是该公司的业务范围之一。李奇利记得他爷爷提起过，当时往来于香港与雅加达之间的船只都是吨位较小的散货船，一艘装载茶叶的散货船从香港出发到达雅加达港口，往往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条航线上的船舶才逐渐换成了集装箱货船。到了最近几年，远洋集装箱货轮的吨位越来越大，从广州出发的货船不再需要停靠新加坡中转，而直接到达雅加达，整个船期往往一周之内就能完成。
“加糖红茶”最盛行
位于雅加达市中心的“棉兰之光”餐厅，被当地华人称为“非常正宗的中餐馆”。然而，2017年9月5日，当我们慕名而去试图找寻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印记时，却无奈地发现，餐馆的菜品已经非常本地化，裹浆煎炸、浓油重酱，就连蒸鱼也伴杂着大量咖喱，炒青菜则覆盖着厚厚一层辣椒。
日常三餐尚且如此，传统的饮茶文化自然更难传承。如今，无论是漫步在雅加达特区的街头，还是深入到西爪哇省茂物市山间的小镇，人们都不难发现，印尼华人饮用的大多是大量加糖加冰的英式红茶，中国茶的踪迹很难寻觅。虽然当地华人餐馆和酒楼里也供应乌龙茶，但这些“乌龙茶”基本都产自当地。印尼63茶叶公司负责人陆友亮于1991年从台湾来到印尼开垦茶园种植茶叶，如今已在茂物市建起了一个约3平方公里的茶园，以及现代化的茶叶加工厂，公司每年出产的茶叶中，很大一部分制成红茶、花茶或乌龙茶供应印尼本国，这种乌龙茶被称为“爪哇乌龙”。
印尼63茶园的茶山。龙天传摄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在世界经济复苏利好的刺激下，印尼的邦加、勿里洞锡矿再度进入大开发时期，矿上的华工再次高度集中。但是，不久，局势就悄然发生了变化，华人社会的经济、生活也随之受到影响，以致他们对于包括六堡茶在内的中国茶叶的消费习惯也发生了改变。
1958年，印尼政府开始实施严格的国籍法，并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如限制华侨经营进出口贸易等各种传统行业。学者廖小健在《大马、印尼华人与当地民族的关系比较》一文中提到，1959年禁止外侨在农村经营零售业的第十号法令颁布实施时，印尼全国被强行逼迁和接管的华侨零售店达8万多家。
此后，印尼的时局变化波谲云诡，直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整个华人社会的文化传统从结构上被瓦解，当地华人的生活习惯也迅速本地化和西化，“茶船古道”面向印尼的延伸线路因此被阻隔，六堡茶从中国大陆输出印尼的篇章也划上了句号。“我的父亲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接手物流公司业务后，从中国输出到印尼的茶叶数量锐减，只剩下少部分茶叶从香港运往印尼的棉兰、泗水等地。”李奇利如是说。
而黄荣汉对于茶文化传承被切断有着更深的感触。2017年9月5日，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20世纪60年代以后，邦加岛上再也没有了中国的茶叶，但岛上的华人习惯了饮用“南邦茶”，一时之间找不到合适的替代品，当地人甚至将粽子叶、棕榈叶切碎后，沤成“南邦茶”来饮用。直到后来，当地居民使用印尼本地出产的茶叶进行加工制作，才解决了“南邦茶”的供应问题。
“六堡”仍有销印尼
世事虽变幻不定，但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中，仍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线潜行在时局之下，把六堡茶与印尼联系起来。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香港地区的六堡茶供应不足，很多香港的制茶商从印尼进口青毛茶回香港，用于制作六堡茶。这些青毛茶的数量如今已难以确证，但从多个受访者的忆述来判断，应该为数不少。曾在香港德信行工作的林圣光回忆说，当年“长洲福华”（香港的一个茶行）等茶行经常从印尼大量订购青毛茶，为了维护内地六堡茶出口企业的权益，德信行没少与这些茶行展开商战。
虽然在当地难以购买到六堡茶，但是印尼一些喜爱六堡茶的华人仍通过海外渠道购进六堡茶，新加坡的广珍茶庄、安发行茶业有限公司都曾多次接待过来自印尼的客户。“20世纪90年代，印尼那边时有客商过来我们店里买货，这些客商都是开中餐馆的。”安发行茶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黄国盛说。
2010年以后，随着印尼与中国在地区事务上的合作渐趋紧密，两国之间在经贸、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也日益频繁，印尼的华人社会出现了中华文化回归的迹象。雅加达慈济中心在位于雅加达市区的总部开辟了茶室，专门推广传播中国茶道。慈济中心的叶玉萍说：“我们中心花了5年多时间进行茶道推广，目前当地很多华人家庭的孩子已喜欢上了中国茶。”
印尼雅加达的一个大型超市，货架的不显眼处摆放着普洱茶。
与此同时，印尼的茶商也加大了推广和销售中国茶的力度。印尼伟力天然茶业公司销售主任林莹辉研究中国茶文化已有十多年，他所在的企业每月经销的普洱茶有两三百公斤。他认为，随着印尼华人对黑茶的接受程度加大，六堡茶在当地应该有市场。与之相比，茶商陈福森迈出的步子则更大，去年他把一些梧州的六堡茶带回到雅加达，送给身边的朋友品饮，努力推广六堡茶。
“印尼的华人穷几十年的时间，汇集各方力量建起印尼华人文化公园尤其是客家博物馆，就是为了传承中华文化，让海外的华人牢记自己的根源。”与我们握手言别时，周树兴说，“你们来印尼挖掘和采访六堡茶文化，这有助于茶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很有意义。”
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六堡茶与其他中国茶一起，必将在印尼华人社会的文化传承中发出更夺目的光芒。
“邦加人曾用粽叶沤制‘南邦茶’”
讲述人：黄荣汉（66岁，印尼华人，现居雅加达）
记者（左）采访印尼华人黄荣汉（右）。
我出生在邦加岛上，17岁后从邦加搬来雅加达。
我的老家在广东梅县（现梅州市梅县区）。清朝末年，生活很艰难，我的阿公（指爷爷）听说南洋这里生活好，有饭吃，有钱赚，于是从梅县去到广州，然后坐船过来雅加达。当时他坐的木帆船在海上走了很久才到岸，真可谓九死一生，但是他到了雅加达才发现这里的环境并不如意。后来，他听说邦加岛上有锡矿，很多华人在那里当矿工，都是来自梅县的客家老乡。经过一番考虑，他乘船到了邦加岛。我的阿公因为身体比较弱，当不了矿工，就在岛上的矿区开了一家杂货铺，专卖各种中国的土产日杂货物。
当时，邦加岛上有很多开采锡矿的工人，多半是来自广东、福建、湖北等地的客家人，其中来自广东梅州和潮州的客家人最多。我阿公的杂货铺的货源，都是由这些从中国运送矿工及开矿物资的船运来的。每次我阿公都提前列好清单，见到船来就交给船长，下次船再来的时候，这些货物会随船运来，其中有很多是茶叶，专门卖给岛上的华人。
对于六堡茶，我以前没听说过。但从我阿公那时候起，邦加和勿里洞这两个岛上就有一种“南邦茶”（音译）。听说这种茶是以前由下南洋的华工随身带过来的，慢慢地，邦加和勿里洞的华人就全喝这种茶了。这种“南邦茶”冲泡后的外观和口感有点像普洱茶，但味道没有普洱茶那么苦涩，口感和汤色和六堡茶非常相似。当时，邦加岛上的工人把“南邦茶”当作中药使用，认为它可以消暑化湿。另外，当时锡矿上的工人一日三餐都要吃很多肥猪肉，以便维持体力，他们饭后习惯喝“南邦茶”消滞。当时，邦加岛上喝“南邦茶”的人很多，工人喝，矿老板也喝，所以“南邦茶”的销量很大，各个杂货铺都有卖。我阿公的铺子里也有这种茶，都是从中国运来的，当地甚至还有一些华人让亲戚朋友从中国寄茶过来，然后在家里卖。
后来，这种“南邦茶”成了邦加岛上的日常饮料。到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我爸爸接手经营阿公的杂货铺，依然卖这种茶。只是到了后来，印尼华商不能从中国入货了，导致这种茶供不应求，但邦加岛上的人已经离不开它了，有的人就用其他茶叶代替加工成“南邦茶”。再后来，茶叶越来越少，有人甚至把粽子叶、棕榈叶切碎沤成“南邦茶”。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印尼本地出产的茶叶多了，邦加岛上的华侨就用本地的茶叶制成“南邦茶”在岛上销售。于是，这种本地制作的“南邦茶”越来越普及，直到现在，邦加岛上很多家庭仍然每天喝“南邦茶”。
邦加岛上的华人饮用“南邦茶”也很有特色，这可能是以前饮用“矿工茶”留下来的风气，岛上的人冲泡“南邦茶”都是用一个大陶罐或者大木桶，把茶叶丢进去，再冲满开水焖焗。茶放凉了，我们想喝的时候，就用大的玻璃杯或者搪瓷杯将茶舀出来直接喝，有的还在里面加上冰块。现在，当地很多人一日三餐后仍习惯喝一杯“南邦茶”。如果有客人登门拜访，主人也要用大的玻璃杯或搪瓷杯把茶缸或茶桶里的“南邦茶”装出来，一杯杯分给客人喝，以示尊重。
“六堡茶在印尼还是有机会推广的”
讲述人：陈福森（38岁，印尼雅加达福生茶庄负责人，现居雅加达）
记者采访印尼茶商林莹辉（右一）和陈福森（左一）。
我在雅加达开了一些“茶吧”，经营茶叶生意，经营的品种多数是西式红茶，中国茶比较少。印尼文化断层现象严重，中国茶文化在印尼也没有得到传承，如今在印尼，华人一般很少喝中国茶，他们更加不懂得如何泡茶。在我们家中，我是第三代印尼华人，我爷爷和爸爸日常都喝咖啡。
以前，我一直没有接触六堡茶，直到去年我在马来西亚参加一个茶展，接触了六堡茶，才对它有大致了解。我觉得这种茶比较有内涵，于是就买了一些回来，分给朋友和客户试饮。不过，很多朋友品饮以后，接受不了六堡茶，觉得这种茶泡出来有一股陈旧的“泥土味”。我想，他们习惯了喝西式红茶和咖啡，对于六堡茶的口感不是很喜欢，这也很正常。另外，客户不喜欢喝六堡茶，或许和我买到的六堡茶品质有关，可能我买回来的六堡茶陈化年份不长，口感还不是太好。
我觉得六堡茶在印尼还是有机会推广的，不过这需要时间慢慢尝试。
“印尼毛茶曾销去中国香港”
讲述人：陆友亮（68岁，为印尼63茶叶公司负责人，现居印尼西爪哇省茂物市）
陆友亮（右一）向记者介绍自己建的现代化加工厂。龙天传摄
我的爷爷是中国广东新会人，他在清末民初“下南洋”，最终在印尼这里娶妻生子，把家安在了印尼。
以前印尼当地也大量产茶，爪哇岛和苏门答腊的棉兰都有很多茶山，这些茶山全部属于印尼政府的茶叶公司所有，出产的茶叶里面有很多用于出口。印尼茶叶生产高峰期，全国的国营茶场每天能生产几千吨毛茶，高等级的毛茶会加工成红茶然后出口西方国家，中低档次的毛茶就加工成本地人饮的茶，也有一些毛茶销往周边国家和中国香港。
我的太太是中国台湾人，1990年左右，她从台湾把小叶种的高山茶引进到了印尼，我和她一起在西爪哇开垦茶园种茶，这是印尼第一个私营茶园。不过，以前印尼本地人很少喝中国茶，我们生产出来的茶叶都是做成红茶或绿茶出口，很少供应本地。
现在，我们公司在西爪哇省茂物市开垦了300多甲（约3平方公里）的茶山，建起一个现代化的加工厂。我们厂各种茶类都生产，主要做红茶、绿茶、乌龙茶、寿眉和茶粉，主要出口中国台湾和日本。经过大力推广，现在我们公司在印尼各地已经有200多家门店（包括加盟门店），有一些本地人慢慢接受了我们按照中国茶工艺制作的茶叶，我们在门店销售的主要是自己种植加工的“爪哇乌龙”，这种茶也在印尼的超市出售。
我们家有喝茶的习惯，我爷爷喝普洱，我爸爸喝红茶，到了我这一代就喝乌龙茶。总体而言，在印尼喝中国茶的人比较少。我曾打算开一家茶楼，最终打消了念头，因为印尼华人对茶文化的传承不足，而且他们的饮食习惯早已西化和本地化，我开茶楼也找不到适配的点心。
“黑茶在印尼极少人喝”
讲述人：陈社栋（69岁，印尼中华总商会副主席，现居雅加达）
我的父辈也是当年被卖到南洋的“猪仔”，据说他们当时“下南洋”历经艰辛，坐船至少要一个月时间，而且往往要等到风向合适时船才起航。幸好，经过几代人的打拼，我们家在印尼不仅扎下了根，生意也越做越大。
现在印尼的华人已经很少喝中国茶了，尤其是在雅加达，很多人都喝各种饮料和咖啡，即便是喝茶，也是喝加了很多糖很多冰的红茶，有时候一杯茶里面有半杯是冰块和白糖。华人餐馆里面供应的茶水虽然很多是乌龙茶，但那也是印尼本地出产的乌龙茶，和真正的中国茶不同。至于六堡茶和普洱茶之类的黑茶，在印尼更是极少人喝。
此前，广西侨办的工作人员曾经把六堡茶带过来印尼，在印尼中华总商会请我们品饮，他们也向我们介绍过六堡茶的悠久历史，不过，我觉得印尼这边已经喝惯了加糖红茶的华人，可能不太会接受这种味道。后来，我不时应邀到中国出席活动，有几次也在活动中喝过六堡茶，给我感觉这种茶还是像中药一样。可能六堡茶的药用保健功效很好，但要现在印尼的华人接受它，不仅需要时间，还需要加大推广力度。
“以前货船从中国到印尼需在新加坡中转”
讲述人：李奇利（43岁，印尼ADF物流公司董事长，现居雅加达）
记者（左一）采访印尼商人张忠生（右一）和李奇利（右二）。
我的老家在广东汕头附近。从我爷爷那一代开始，也就是20世纪40年代初期，我们家在印尼经营“唐山货”（来自中国的土杂百货）进口生意。我们经营的“唐山货”里就有来自中国的茶叶。因为我爷爷和老家的亲戚一直有联系，所以可以直接从老家进口茶叶运过来，当时我们主要做乌龙茶。
到了20世纪70年代，我的父母接手了爷爷的生意，还是主要做食品进出口生意。我们公司熟悉进出口审批流程，同时也代理了一些其他公司的进口业务，运输业务范围不断扩大，覆盖了工业品和食品两大类。
到了我父母这一代，他们和老家的联系依然密切，仍然能够通过老家的亲戚朋友进口茶叶。当时，我们公司每个月从中国进口的茶叶有二三十吨，主要是各种“乌龙茶”。我接手公司以后，ADF物流公司的业务范围仍有进口中国茶叶的业务，而且进口量一直没有减少。
从我爷爷那一代开始，我们家从老家采购的茶叶基本上先由中国内地拉到香港，然后在香港装船起运，经过新加坡中转以后，再运到雅加达的港口进行分装配送，由发往棉兰、巨港、泗水、苏门答腊等地的货船分别运往印尼各地，交给这些地区的分公司处理。
到了我父母那一代，中国到印尼的货物更是必须从香港出发，走的线路仍然是以前的海运线路。只是20世纪40年代，我们公司使用的还是吨位比较小的散货船，一艘装载茶叶的散货船从香港出发到达雅加达港口，往往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到了20世纪70年代，我们公司改用大型散货船装货。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公司转用集装箱货船来运输。最近十年，我们公司已经使用大型滚装货轮运输了，这种货轮的航行速度更快，持航能力更强。而且，公司也不用再到香港起运，货轮在广州就可以直接出发。
四五年前，由于时局转变，我们的货船不用再在新加坡中转，货物从广州发货起运，一周之内直接就能到达雅加达。
“从中国大陆来的货物都是用船运的”
讲述人：林福兰（58岁，在雅加达慈济中心从事茶道推广工作，现居雅加达）
记者采访雅加达慈济中心的几位茶艺师。
我是在印尼出生和长大的华人，小时候接触过中国茶。
我们在家里多数喝咖啡，有时也喝中国茶，黑茶喝得比较少。
我爸爸以前收藏过一些黑茶，有亲戚朋友来拜访的时候，他才会拿出来冲泡，和大家分享品饮。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里的中国茶叶大多数是亲戚朋友赠送的，他们到中国探亲时会带一些茶叶回来。以前，印尼没有专门卖茶的茶庄或茶行，如果要买茶叶，只能到一些杂货铺。
1950年到1990年期间，我爸爸在印尼从事船运工作，经常走印中航线。我听他说过，以前，从中国大陆来的货物都是用船运输的，运输船中途要在中国香港及新加坡中转，然后才能到达雅加达。当时，往来于中国和印尼之间的船都是大型散装货船，我爸爸出一次船往往要一个多月才能回来。【采写：本报记者苏爱清杨麦龙天传，摄影：本报记者苏爱清（除署名外）】
茶船古道寻迹境外行：陈年六堡茶的价格从2000年起飞涨
茶船古道寻迹境外行：陈年六堡茶的价格从2000年起飞涨
“以前和中国内地进行茶叶交易需通过华润公司”
讲述人：李永光（65岁，拿督、恒记有限公司老板，现居槟城）
我阿爷是广东顺德均安人。因为家里兄弟多，生活艰难，加上20世纪初期中国内地比较动荡，所以我阿爷就下南洋来到槟城谋生。起初，我阿爷帮人打工，有了一点积蓄之后，就和别人合伙开了一家酒楼，并把家安在了槟城。
后来，餐馆经营不下去，我阿爷就改行开了恒记有限公司，经营进口百货生意，主要做食品原料销售，比如酱料、干货、海味、茶叶等。当时，那些食品原料大多从香港进口。以茶叶为例，当时香港有很多茶庄，“恒记”经销的茶叶很大一部分是从香港的茶庄进口的。后来，“恒记”传到了我阿爸那一代，然后又传给了我。
从我阿爷经营“恒记”时起，店里就经销六堡茶了。因为槟城的华人居民中，很多是“广府人”，他们都喜欢喝六堡茶，而且槟城以前有很多点心铺、包店和茶楼，这些店铺都使用平价六堡茶，所以六堡茶在槟城的销量很大，“恒记”就做起了六堡茶的进口经销生意。
以前，马来西亚做六堡茶进口业务的茶行有好几家，吉隆坡有“广福源”“裕生祥”“广汇丰”，怡保有“陈春兰”“四香堂”，马六甲有“裕生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恒记”成了槟城最大的六堡茶进口经销商。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平均每个月要从香港进口两三吨六堡茶。每次交易前，香港的茶庄会告诉我们每批茶叶的数量，然后给我们寄送茶样。我们如果认为茶样可以，就会全数把那批货买下来。当时的交易模式比较粗放，不像现在通讯这么发达，可以随心所欲订购茶叶。
那时候“恒记”经销茶叶主要是做批发业务，门市零售较少。当时，槟城有10多家茶楼和酒楼，几乎都用六堡茶，因为六堡茶便宜，无论客人点的是“大叶”还是“普洱”，店家供应的都是六堡茶，这些茶的口感和外观相似，很多客人根本分不清。当时茶楼和酒楼供应的六堡茶基本是五、六级茶，二、三级茶以家庭消费为主。因为居民家庭的消费用茶没有茶楼酒楼的使用量大，所以“恒记”当时进口等级低的六堡茶比较多。在门店零售的时候，我们要提前找工人把整箩的六堡茶凿碎，而供应给酒楼茶楼的六堡茶则是整箩卖出，由茶楼酒楼自行把整块的茶叶放在蒸糕点包子的大蒸笼上蒸软，再拆散。
恒记有限公司至今仍经销六堡茶。
南洋地区的民间交易一直是用司马斤（600克）作为称重单位，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五级的六堡茶每司马斤卖2.4元（马来西亚林吉特，下同）。当时，每一级六堡茶之间的差价不大，都是几角钱。直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广西六堡茶的价格开始飙升，三、四级茶每斤要卖20元。当时，在“恒记”门店零售的各个级别的六堡茶里面，三级茶最畅销。
20世纪60年代时，“恒记”进口的六堡茶都是竹箩装的，这种大箩茶既有从广西进口的，也有从香港进口的。香港有几家茶庄都和我们有生意往来，比如“永丰行”“永吉”“义安隆”（即义安茶行）。我记得，从广西进口的六堡茶的包装竹箩都是胖胖矮矮的，这些竹箩大多用竹皮里层的竹篾编织，很容易被虫蛀，放上一两年就可能被蛀烂了。而香港来的竹箩都是长长瘦瘦的，这些竹箩是用竹皮编制，用烟熏过，比较耐存放。当时我们从广西进口的六堡茶分为五个等级，等级低的六堡茶每箩重约30公斤，可能是没有使用机械设备压箩的缘故，这些茶都很松散，有时只要打开竹箩，里面的六堡茶就会散成一堆。后来，随着压箩技术不断进步，我们从广西进口的箩装六堡茶重量也不断上升，有的每箩重约50公斤。香港的六堡茶则压得比较实，往往一箩重80司马斤（48公斤）左右。当时，香港“慎昌号”出品的“四金钱”六堡茶售价较高，其外包装的竹箩上有“四金钱”标志，那些茶叶里面有时会有“金花”，口感很好，现在的茶客自然是将这些“金花”当作宝贝了，但在当时，很多顾客都觉得有“金花”就是发霉的。后来，我们在香港进口的“四金钱”的包装改成了白色塑料袋包装，每袋1公斤。
20世纪60年代，我们经销的六堡茶以四、五级茶为主，主要批发供应给餐馆。说起来还有一件“趣事”，因为等级高的六堡茶芽头细小，压箩的时候比较实比较重，茶楼的工人备茶时要花费很多功夫弄散它，而四、五级的六堡茶比较散比较轻，随便拆开了抖散就可以用了。茶楼的工人想偷懒，就对老板说，这些等级低的六堡茶非常好用，客人们很喜欢。很多茶楼的老板都不大懂茶，听见工人这么说，就信以为真，再加上价钱便宜，所以都买四、五级的六堡茶备用。其实，四、五级茶虽然价格低廉，但不耐泡。
我十几岁就到店里工作，以前“恒记”和中国内地做六堡茶生意都要通过书信联系。那时候，我们写一封信去梧州，往往要15天左右才能到达，等到对方回信又要15天左右，因此，大家在信里都是直奔主题。即便如此，当时我们从中国内地进口六堡茶的过程仍然很漫长。当然，遇到急需协商的事情，我们会选择打电报，但是当时电报费用很贵，发一个字要1.4元。而且，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我们给中国内地打电报进行协商交易其实也很慢，当天发出的电报往往要第二天下午才能到达对方那里。
记者在采访恒记有限公司老板、拿督李永光（中）。
当时中国内地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我们每次订的六堡茶数量都不能固定，有时是一吨半吨，有时是三两吨。当时，我们不能和中国内地直接签订交易合同，而是要通过香港的五丰行和华润公司（指香港德信行）完成交易。因为这两个机构当时掌握着整个中国内地对外的粮油食品交易权。其中华润公司负责茶叶和粮油出口，五丰行则负责五谷杂粮出口。需要和中国内地做粮油食品生意的外企，都要以这两个机构作为中间平台，生意做成后，这两个机构会从每笔交易的总额中抽取两个点的佣金。例如，“恒记”要和广西做六堡茶生意，就要先把茶叶的需求量和订购的货样编号发给香港华润公司，广西方面就以华润公司的名义拟好合同，再由华润公司把合同寄给我们，我们签好合同后，把钱汇给华润公司，华润再把钱转汇给梧州，梧州的茶厂按照合同发货，并把发货单交给华润，再以华润的名义把货物和货单发给我们。整个过程十分繁琐。我还记得，在20世纪60年代，有一次，我们从梧州订购一批茶叶，从接洽到收货，大约用了半年时间。正因如此，以前我们通常都要多储存一些六堡茶，以备不时之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进口的六堡茶通过海路以散货运输形式运来槟城。这些六堡茶先在香港装货，然后运到新加坡中转，再运到巴山港停泊装卸货，最后才运到槟城。当时运货的船只都是通舱散货船，如果装载的茶叶量较少，到了巴山港还需要等上一段时间，等加上其他货品凑够一条船后，再出发运来槟城。这个等待凑货的时间往往不可预计，而且当时的通讯设备落后，船已经在海上，我们也不知道它究竟航行到了哪里，停泊在哪里，经常是对方发货后，我们等很久都不见船来。一般而言，当时从香港发货到在槟城提货，至少需要21天，如果中途出现状况，可能要等上一两个月。
威省北海港（槟城新港口）还没有建起来前，槟城只有旧码头（即乔治码头）。旧码头的吃水不足，运茶来的货船都要停在旧码头对开洋面的深水泊位，然后“货代公司”会安排一只拖头拉一批小木船靠上货轮卸货。当时大货船上的装卸工作都很粗暴，很多货物的外包装会被弄破，里面的货物因此撒漏出来，我们有时领到货物时就只剩下外包装。幸亏当时的六堡茶都是整箩的，如果是其他散茶，可能就会漏得只剩下箱子或袋子了。遇到下雨天的话，卸货就更麻烦了，货物容易被雨水打湿。而且，运货来的货船经常是半夜到达，我自己曾在半夜跟着拖头去卸货，小船在海上遇到风浪左摇右摆，几乎把我吓坏了，幸亏最后没出事。不过，对于我们这些做茶叶经销生意的人来说，最怕的事还不是这些，而是茶叶在运输中窜味，出现窜味这种情况，原因是发货或者中转时，装卸的工人为求方便，随便把一些气味强烈的货物和茶叶装在同一个舱间。当时，我们有些同行卖出的茶叶有异味，其中很多都是因为运输时货物放置不当造成的。
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运输茶叶的货船换成了集装箱货船。到了后来，威省北海港建起来了，旧码头也不用了，改为了旅游观光码头。
20世纪80年代以前，六堡茶的销量占“恒记”进口经销的茶叶总销量的六成。当时，定期向我们购买六堡茶的茶庄、药材铺、日杂铺、海味铺有四五十家。
我在28岁时接掌了“恒记”。这个时候，马来西亚政府颁布了进口食品检验法令，对于进口食品原料的监管条款越来越苛刻。我认为做食品原料进口生意，风险不断加大，而利润空间越来越少。另外，当时槟城的餐饮业发展不稳定，不时出现餐馆忽然倒闭、无力清偿拖欠货款的现象。综合考虑后，1985年，我决定改行，将“恒记”的主营业务转为进口工艺品。虽然此后“恒记”进口销售的六堡茶数量逐渐减少，但直到如今仍有销售，一年销量约为10吨。
根据我的经验，香港制作的六堡茶和梧州出口的六堡茶有明显区别：在口感上，梧州六堡茶有一股独特的槟榔香韵味；在汤色上，香港六堡茶冲泡后的汤色比较深、暗沉，而梧州六堡茶则比较通透；在价格上，香港六堡茶的进货价高于梧州六堡茶，同一等级的茶，香港的价格要高20%左右。再者，香港六堡茶的竹箩里会有茶票，但中国内地出口的六堡茶则没有茶票。另外，香港六堡茶经过再加工，口感往往更熟一些，而梧州六堡茶比较生。我曾经进口一批梧州六堡茶，因为太生，放了几年还卖不出去。遇到这种情况，我通常会找一个仓库，把门窗封起来，然后把六堡茶用麻包袋一包包装好，放进仓库叠起来，再向麻包袋上洒水，估计量差不多了，再把那些麻包翻过来，这样就能够加速发酵，使它更快变熟。
此外，我觉得，六堡茶和好的普洱熟茶都是浸泡后隔夜不馊的，但是普洱生茶浸泡后隔夜会变馊。
“运茶船一般都停泊在北海港”
讲述人：王春发（62岁，晋美茶行老掌柜，现居槟城）
我是在槟城土生土长的华人。我小时候槟城就有很多人喝六堡茶，六堡茶在当地是一种日常生活用茶。正因如此，槟城很多杂货铺、海味店、药店甚至餐厅都有六堡茶卖，不过当时市面上卖的六堡茶品种不多，主要是“中茶”“宝兰”“四金钱”等几种，茶叶的等级也只有三两个。本地居民自用会买一级茶，茶楼、餐馆、茶档（小食铺）多用三级、五级的茶叶。
我此前没有接触过茶叶，自己在家里主要喝咖啡。直到1988年，我开始创业，做茶叶批发生意，才逐渐深入了解茶叶。当时，我经销的茶叶品种很多，其中就有六堡茶。那时候，我的角色相当于“二盘商”，在槟城一个“头盘商”那里购进六堡茶后，再批发卖给槟城当地各大茶楼酒家。当时，六堡茶在槟城是一种很受欢迎的茶叶，很多人都喜欢喝，销量很大。不过说来惭愧，由于不懂营销，我创业之初的头半年里，竟然没有卖出一公斤六堡茶，同行因此还笑话我。
不过，万事开头难，我并不灰心。为了把生意做好，我不断在槟城周边开拓六堡茶销售市场。终于，我的努力有了结果。在随后几年中，我的六堡茶经销业务越做越好。我主要销售一、三、六这三个等级的六堡茶。当时，槟城卖的六堡茶每个等级之间每公斤价差是0.5元（马来西亚林吉特，下同）左右。因为六堡茶耐冲耐泡，茶楼酒楼将茶买回去后，除了直接冲泡使用外，也会拼配菊花、甘草做成“菊堡”给客人喝，六堡拼菊花这种喝法，至今在当地仍然很受欢迎。
1995年，我的进货渠道从原来槟城那家“头盘商”更换为吉隆坡另一家规模更大的“头盘商”。1998年，有一次我去进货时无意中得知，我经销六堡茶的数量已经达到“头盘商”规模，自己也可以做进口“头盘商”了。也是机缘巧合，这时候，有一个做茶叶生意的朋友提议和我去一趟梧州，向梧州中茶公司（当时的广西梧州茶叶进出口公司）订购一个货柜的六堡茶，大家各占一半数量。
1999年，春节过后，我们到了广州。没想到，我的朋友临时有事，要留在广州，于是我就一个人去了梧州。当时，我对梧州不了解，也没接触过梧州中茶公司，不过，我去梧州前联系了一位之前认识的在梧州外贸公司从事药酒出口业务的经理，对方答应提供帮助。
在那位经理的帮忙下，我见到了梧州中茶公司销售部业务经理蔡一鸣。经过洽谈，蔡一鸣答应和我合作，同意发一个货柜的六堡茶给我，但他同时提出一个条件，以后我每年至少要向梧州中茶公司进口一个货柜的六堡茶，当时一个货柜的六堡茶大约有7吨。双方谈妥后，我立即赶回广州和做茶的朋友商量，没想到对方突然变卦了，他提出不按之前各占50%的约定分销那一柜六堡茶，而是等那柜六堡茶运回槟城后再向我购买10%。我一下傻了眼，虽然当时一柜六堡茶的进货价也就七八万元，但让我一个人承担，资金压力、销售风险都很大。思前想后，我只好放弃了那一柜六堡茶，与梧州中茶公司的交易也不了了之。
王春发（左）向记者忆述其当年到梧州茶企参观学习的情况。
从中国回来以后，我在槟城遇到了一个很强的竞争对手。他通过价格战不断挤占我的茶叶销售空间，还找到了我在吉隆坡的供货商，在那个供货商处购进六堡茶，直接影响到我的茶叶生意经营。
那段日子，我的压力很大，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后来，没办法了，我找出蔡一鸣的名片，给他写信，希望梧州中茶公司能够跟我合作。过了一段时间，我终于等到了回复，没想到，回信的人竟然是熊燕萍（时任广西梧州茶叶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她说想来考察我的企业规模和当地市场，这让我喜出望外。1999年7月22日，我到槟城机场，举着牌子去接熊燕萍。在机场里，我一直等到那趟飞机的乘客差不多走完了，还没见到我想见的人，心里急坏了。幸好，这时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年轻人走了过来。一问，原来是熊燕萍和谢家仕（时任广西梧州茶叶进出口公司职员），他们从吉隆坡考察完就过来了。经过洽谈，最终梧州中茶公司同意直接供应六堡茶给我，我也从“二盘商”变成了“头盘商”。
当时，我们从梧州进口的六堡茶都是大竹箩装的，等级也很高，每箩60公斤左右，一级茶每箩甚至重达64公斤。当时我们向梧州中茶公司订购茶叶后，对方会找一家船务公司用货柜船将茶叶运来槟城，运茶船一般都停泊在北海港（槟城新港口）。货到后，我们委托的“货代公司”就会找货车公司直接把货拉到我的店里。从下订单到收货，通常需要一个半月的时间。不过，虽然当时的六堡茶销量很大，但因为价格低，每斤才卖9元，所以利润不是很大。
我由于经销六堡茶，因此获得了一个与内地茶叶供应商联系的突破口。后来，我认识了云南茶业进出口公司的负责人，开始从云南进口普洱茶。那时候，恰逢普洱茶兴起，其价格飞涨，我在茶叶生意上的获利很大一部分都来自普洱茶。
早期，我们每年从梧州中茶公司进口一个货柜的六堡茶，主要进口的都是特级和一、三、六级的六堡茶。到了2004年至2006年，由于受到普洱热销风潮的带动，我们茶庄进口梧州六堡茶的数量越来越多，每年增加到两至三个货柜，直到现在，这个进口量一直保持稳定。近年来，我们经销的六堡茶除了大箩装的外，还多了很多小包装的。
如今，槟城很多居民家庭还是喜欢喝六堡茶，一些广式茶楼酒楼及点心铺，也保留着使用六堡茶的传统。只是在市面上，以前那种售卖六堡茶的杂货铺、海味店、餐厅已经很少了，更多的是茶庄茶行在销售六堡茶。
“以微商形式销售六堡茶”
讲述人：王家杰（29岁，晋美茶行老掌柜次子，现居槟城）
大概四年前，我大学毕业回到家里开的晋美茶行帮忙。
据我了解，20世纪90年代，槟城大大小小的酒楼不下100家，但凡华人开设的餐馆都有六堡茶供应，晋美茶行百分之九十的六堡茶都供应给槟城各大茶楼、餐馆和肉骨茶档。但是，从两三年前起，受租金贵、竞争激烈等因素影响，槟城的茶楼逐步减少，我们供应给茶楼的六堡茶数量也有所下降。加上我们的销售面不断拓宽，销售对象不再只盯着茶楼，因此，目前供应给茶楼的量只占晋美茶行六堡茶总销售量的百分之五十。
槟城中心城区面积不算很大，茶楼餐馆订购六堡茶很方便，一般他们要货了，就打电话来茶行，我们会及时送货。槟城的茶楼餐馆每次要的六堡茶量不会很大，规模稍大的茶楼餐馆每星期要货也就10公斤左右，因此，我们很多时候送货都以摩托车为主。
王家杰向记者展示晋美茶行购进的六堡茶。
晋美茶行代理的六堡茶是梧州中茶公司出口的，以前进口的六堡茶都是箩装茶，几十公斤一箩，每到一批茶就有四五十箩。这些茶叶通过海运运抵槟城，“货代公司”会帮我们把茶叶送到仓库前，但我们得请搬运工人搬进仓库。此外，由于茶楼餐馆每次的要货量不多，因此，我们茶庄还得把整箩六堡茶弄散才卖给茶楼餐馆。我记得，我、哥哥和妈妈以前在茶行里都做过用螺丝刀把整箩六堡茶拆散的工作。后来，梧州中茶公司出口的六堡茶有了小包装茶，这些小包装茶客户欢迎，我们进货搬运也相对方便了，不仅如此，把整箩六堡茶拆散的事我们也少做了。如今，晋美茶行销售的六堡茶大体有几个等级：特级、一级、三级和六级。其中特级茶、一级茶、三级茶既有箩装茶，也有散茶，而六级茶只有散茶。一般来说，供应茶楼的六堡茶以三级和六级为主。近年来，我们茶行年进口六堡茶数量平均为两个货柜，其中，小包装的六堡茶已占总量的五成。
近年来，随着普洱茶品饮和收藏的风潮兴起，越来越多年轻客户开始品饮和购买六堡茶。但是，现在是网络时代，六堡茶仅靠门店销售无疑是不够的，因此我加入晋美茶行后，决定利用互联网拓宽六堡茶的销售面。我主要通过微商形式进行销售。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这种营销方式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目前我们在网上销售的六堡茶占总销售量的四成。而且，由于我们在网上销售的主要是特级茶和一级茶，价格相对较高，因此收益可占到我们总销售额的五成。通过网上的营销，我们赢得了一批外地客户，其中有些是年轻客户，这也有助于我们茶行今后的发展。目前，我们茶行正在建设网站，今后网上营销的力度会更大。
“陈年六堡茶的价格从2000年起飞涨”
讲述人：王西平（58岁，高一茶馆老板，现居槟城）
我是槟城土生土长的华人。我20岁时因肝病发作住院，治疗一段时间后不见好转。出院后，我找中药医治，但也没办法根治，其间甚至出现肚子发胀和皮肤溃烂的症状。后来，有一个朋友拿了一款陈年“宝以兴”边境茶给我喝，他说我喝点黑茶可以疏肝。我喝了这种茶后感觉很舒服，之后就一直坚持喝，没想到身体渐渐好起来。从那以后，我对黑茶里面的熟茶情有独钟。我的朋友知道我喜欢喝黑茶后，向我推介陈年六堡茶，我喝过陈年六堡茶以后，觉得其口感和功效比“宝以兴”还要好，所以我开始喝陈年六堡茶。
20世纪80年代，我开始收藏六堡茶。我收藏的第一款陈年六堡茶是“宝兰”牌，当时陈年“宝兰”六堡茶每公斤卖38元（马来西亚林吉特，下同）。我比较喜欢喝20世纪60年代的六堡茶，我收购到的20世纪60年代的六堡茶基本来自怡保，当时怡保有很多陈年六堡茶，价钱也很便宜。我收藏了各个牌子的六堡茶，有“宝兰”“四瑞”“双天”“原度”等。2000年过后，陈年六堡茶的价格飞涨，我就专注于收藏“宝兰”六堡茶。
和普洱茶相比，六堡茶的口感更顺滑，更甘甜生津。2005年，我卖掉了6片“号级”的普洱茶饼，当时每片茶饼卖了2万元，然后用这些钱向槟城一个藏家买了一箩20世纪50年代的“原度”六堡茶。那一箩“原度”六堡茶用麻包袋做外包装，整箩茶只剩下几十斤。那样的“原度”六堡茶，对方当时一共有20箩。对方将这些茶堆放在家里的楼梯底下，我到他家做客时看到了，当即提出向他购买。起初，那个藏家不愿卖，后来我千方百计和他结为好朋友，他才答应卖一箩已拆散的茶给我。10年前，我把这箩“原度”六堡茶卖了出去，当时卖出的价格是每公斤2万元。最近，有一个藏家想把一箩20世纪60年代的六堡茶卖给我，开价为100万元左右，平均下来每公斤也要2万元。
以前，槟城这里遗留下来很多老的六堡茶，我认识本地的一个藏家，他保留了十几箩陈年六堡茶，都摆在家里的房梁上。但是他去世以后，我们去他家里看，发现这些六堡茶都不见了，问他的儿子才知道这些茶被扔掉了，实在可惜。
王西平为来宾冲泡陈年六堡茶
正因为槟城乃至马来西亚留下来的陈年六堡茶比较多，一直以来我喝的六堡茶都是在马来西亚本地找的，我觉得马来西亚这里卖的六堡茶质量都很好。我曾经听其他藏家说过，1940年的时候，在马来西亚销售的“双天”六堡茶，一整箩重50多公斤，才卖30元（当时的马来亚元）。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从另外一个茶商手里买了10箩“四瑞”六堡茶，每公斤价格是20多元。如今，这些“四瑞”六堡茶我自己连喝带卖，只剩下一箩半。经过几十年淘换，我现在收藏的六堡茶大多是20世纪90年代的了。
以前，在槟城专门卖茶的茶叶店并不多，我在这里开茶叶店已经30多年了，店里同时经销其他日杂货。不过在以前，正因为茶叶店少，那些茶商和其他茶叶藏家都要上门向我推销，希望我代售他们的六堡茶，所以我的店里就销售各种牌子的新老六堡茶。
如今，来我茶店里买陈年六堡茶的顾客，都是通过朋友推荐来的，看在朋友的面子上我才会把茶卖给他们，因为真正的陈年六堡茶已经越来越少了，陈年六堡茶卖出去后，就很难再买回来了。从2011年起，随着六堡茶不断升值，已经很少有茶商和其他茶叶藏家主动上门向我卖茶。现在，我要自己主动四处寻找陈年六堡茶，而我们店里卖的很多六堡茶都是普通六堡茶了。
“陈年六堡茶我如今是‘省’着卖”
讲述人：曾炳源（65岁，六堡茶藏家，现居槟城）
我在12年前开始收藏茶叶，主要收藏普洱茶，也有六堡茶。我收藏的六堡茶中，量最大的还是20世纪90年代的“多特利”。这些陈年六堡茶都是我当时从马来西亚本地几个茶庄淘来的。
大约10年前，我从怡保一家茶庄买到了一箩20世纪70年代的陈年六堡茶，这箩茶是“广汇丰”进口的，箩筐上标注的重量为42公斤。虽然这箩茶只是五级茶，但其年份久远，所以我很珍惜。当时，我听卖家说，这箩六堡茶是他以前在马六甲一个香港茶商那里买到的，那个香港茶商在马六甲开了一个茶店卖茶，后来茶店结业了，茶商要回香港，就把卖剩的30箩六堡茶卖给了他。
曾炳源向记者展示其收藏的20世纪70年代生产的六堡茶。
我比较喜欢六堡茶，觉得六堡茶的香味和口感都很好。后来，我发现陈年六堡茶有投资空间，于是逐步收购。平常我会与茶友交流，多学习一些六堡茶的有关知识，以丰富自己对六堡茶的认知。
我的茶叶店销售普洱茶，同时也卖我以前收藏下来的陈年六堡茶。因为我比较看好六堡茶的增值空间，觉得这些留下来的陈年六堡茶的价值一定会不断上升，所以，对于陈年六堡茶我近几年都是“省”着卖，每年只卖一两箩。这些年，我收藏的那批20世纪90年代的“多特利”六堡茶，出售的量不到百分之四十。
“槟城很多杂货店都卖六堡茶”
讲述人：吴重美（56岁，槟州茶艺文化协会副会长）
我祖籍在中国福建，因为我父亲爱喝六堡茶，所以我从小就接触六堡茶。那时，父亲在一家公司工作，受其老板、同事影响，爱上了六堡茶。我父亲喝的六堡茶多是在高仲侯有限公司买的，那是一家以经营洋货为主的企业，但也卖六堡茶。以前，六堡茶在槟城居民中使用广泛，居民平常会喝茶，茶楼餐馆也要用茶，因此，在槟城，除了高仲侯有限公司外，很多杂货店、药材店都卖六堡茶。我父亲每次购买六堡茶的量不会很多，最多也就是半斤。买回家的六堡茶，他一般都用大壶闷泡着喝。
我从1996年开始真正爱上喝茶，那时，我什么茶都买，但相对来说，品饮和购买岩茶较多。有一次，一位朋友说，陈年六堡茶好喝又养生，而马来西亚有不少陈年六堡茶散落民间，要抓紧机会收些陈年六堡茶，留着养老时喝。听了朋友的这番话后，我开始关注陈年六堡茶的动态，并少量购买。起初，我不太接受六堡茶，觉得它不如岩茶香，也没有岩茶富有层次感，但喝多了，我越来越觉得陈年六堡茶好喝，饮后有生津回甘的愉悦感。
六堡茶与普洱茶都属于黑茶，随着普洱茶价格飞涨，六堡茶日渐受到藏家青睐，马来西亚收藏六堡茶的人也越来越多。我购买的陈年六堡茶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这坚定了我继续购买与适当收藏的信心。碰到好的陈年六堡茶，我每次购买的量，由最开始的1公斤左右增加到15公斤，进而变为整箩购买。如今，我收藏的各种茶叶把家里都放满了，其中有几百公斤的六堡茶。这些茶我主要用于个人品饮，我喝的六堡茶都是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
我收藏的六堡茶制作年份主要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不过，在我的藏茶中，也有陈春兰烟茶行经销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宝兰”牌六堡茶。那些“宝兰”六堡茶是我1999年在怡保市购买的，当时购买的价格并不高，每公斤45元，我买了几公斤。因为家里的茶比较多，这些茶我购买后也没急着喝，就一直放着。直到2013年，朋友说，这茶升到了每公斤3500元，我才想起来，拿出来品饮。据说，这茶如今已涨到每公斤上万元。不过，这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这茶我不会卖。
这些年来，我在收藏六堡茶的过程中得到了不少乐趣。我会利用不同的机会搜罗陈年六堡茶，甚至还到新加坡广珍茶庄淘陈茶；平常，我也喜欢通过书籍、网络等途径了解六堡茶的资讯。我有几个爱喝茶的朋友，我们每天午后几乎都会进行“茶叙”，风雨不改。在“茶叙”中，我们共同品饮收购到的好六堡茶，并交流品饮心得、藏茶知识和购茶信息，其乐无穷。
“最高兴的是收藏到箩装的‘双天’六堡茶”
讲述人：孔振武（54岁，槟州茶艺文化协会永久顾问，现居槟城）
孔振武向来宾展示其收藏的“双天”六堡茶。
我祖籍在中国福建，我是槟城土生土长的华人。虽然我一直以来都不是经营茶叶生意的，但是我很喜欢喝茶，也喜欢收藏茶叶，只不过我以前收藏的都是福建岩茶和普洱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普洱茶的价钱突然飙升，这让我关注到与普洱茶一样同属黑茶的六堡茶。因为槟城很多人喝六堡茶，马来西亚也留下了很多陈年六堡茶，而且当时陈年六堡茶的价格不高，所以到了1997年前后，我开始品饮与收藏六堡茶。
在我的六堡茶收藏生涯里，最让我高兴的是，2004年，我和朋友收藏到箩装的“双天”六堡茶。当时，一共有两箩“双天”六堡茶，一箩茶是完整未拆封的，重58公斤；另一箩茶已拆封，只余下43公斤。这两箩茶叶是一个锡矿的食堂留下的，食堂记录的账单显示这两箩茶叶是在1956年购买的，我们购买了已拆封的那一箩茶，价格是每公斤500多元。因为当年的六堡茶都要陈化一段时间才能销售，所以我分析这箩茶应该是1940年以前制作的。这箩茶拆开时压成了三四层，我们一层层剥离开来，将每层都做成了一块片茶来收藏。
如今，收藏陈年六堡茶成了我的爱好，我收藏的陈年六堡茶基本用于自己品饮或与朋友交流。如果碰上喜欢老六堡茶的茶友，我也会与他们分享。
“以前寺庙里有很多陈年六堡茶”
讲述人：洪福德（52岁，槟州茶艺文化协会会长，现居槟城）
我从1996年开始收藏六堡茶。起初，我不太习惯六堡茶的口感，喜欢的是像铁观音、岩茶等清香型茶叶。后来，我品饮到有药香的陈年六堡茶，从此就开始收藏陈年六堡茶。
早期，很多陈年六堡茶都是在茶行和杂货店里卖的，为此，我曾到马来西亚的怡保、马六甲、吉隆坡的茶行与杂货店寻找陈年六堡茶。槟城也有一些茶行、杂货店销售陈年六堡茶，如雷元和茶行、广德酒业杂货店等。此外，我还会到茶楼搜寻陈年六堡茶。以前，寺庙里也会有很多陈年六堡茶，因为很多出家人都有喝茶习惯，而且每逢初一、十五寺庙就会举办祭祀仪式，并给前来寺庙的人提供素食和茶水。
品饮和收藏六堡茶久了，我发现六堡茶的口味还有很多。我认为，影响六堡茶口感的因素，除了茶叶原料本身，还有仓储的环境。
洪福德向记者介绍藏茶知识。
我收藏的时候，一般会选择有完整包装的六堡茶。碰到心仪的六堡茶，我通常先买半公斤试饮，如果觉得口感合适，就会大批收购。我买的六堡茶量最多的一次是买了5整箩，每箩约50公斤。
2001年至2004年，是我收藏六堡茶的高峰期。当时见到心仪的六堡茶，有整箩的，我都会买一整箩。2005年至2007年，我的精力主要放在收藏普洱茶方面。进入2007年后，陈年六堡茶受到越来越多藏家关注，价格飙升。我个人认为当时六堡茶的价格虚高，因此在选择收藏的六堡茶时更为谨慎，不再大量收购。
我收藏的六堡茶，从年代来说，量最多的是20世纪70年代的茶；从牌子来说，量最多的是陈春兰烟茶庄的“宝兰”牌。而我收藏的年代最久远的六堡茶，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茶，如“双天”号六堡茶、“民兴”号六堡茶等，不过，这些茶收藏数量不多，每种也就是几公斤。2002年前后，我购买“双天”号六堡茶，每公斤价格是400元（马来西亚林吉特，下同）。当时，马来西亚流通市场上出现的“双天”号六堡茶有7箩，其中4箩出现在槟城，藏家们都是通过中间人才买到“双天”号六堡茶，而“民兴”号六堡茶只有1箩。2003年，我还收藏了一些散箩的特级幼叶的“六角四金钱”六堡茶，这些茶产于20世纪40年代。当时，我从一个藏家手里购入这批茶，每公斤价格是1000元。这批“六角四金钱”六堡茶原本是完整一箩的，箩内有票据，能够证明茶的年份，卖家把整箩茶拆散分开销售，于是，我入手了一部分。
近年来，六堡茶陆续出现在一些茶叶拍卖会上。两年前，香港举办的拍卖会开始有六堡茶的身影，而马来西亚拍卖会则是从2017年开始才出现六堡茶拍品。我近期买过最贵的一款六堡茶，是今年年中时在吉隆坡拍卖会上买到的梧州六堡茶，该茶品为两盒各250克的小包装茶叶，拍卖价为8400元（含佣金）。
我认为，以前的六堡茶是没有冒牌货的，因为都是压箩茶。到了20世纪90年代，有的六堡茶出现塑料袋包装，如“六角四金钱”等牌子，这种包装容易出现“重包”仿冒的情况。
“我们收藏有几公斤‘民兴’六堡茶”
讲述人：梁淑芬（53岁，金石轩茶行总汇老板娘，现居槟城）
金石轩茶行是我和丈夫黄汉国在1996年创办的，主要经销普洱茶。那时候，六堡茶还不是很盛行，一直以来六堡茶在槟城都是“大路货”，很多人不懂欣赏它。
2000年过后，受到普洱茶品饮和收藏风潮的影响，我们店里的六堡茶销量开始上扬。来我们店里购买六堡茶的人普遍有这样一种心态——六堡茶越陈越好。我们店里出售的六堡茶都是以前从槟城当地的茶叶收藏家手里收来的，陈化年份最低的都超过15年。因为我们的售价并不算高，所以顾客来我们店里都以买陈年六堡茶为主。进入2006年之后，我们经销的六堡茶价格不断上涨，但相比普洱茶，六堡茶的价格还是显得便宜，当时，我们店里的顾客大部分是消费型的，他们买陈年六堡主要用于日常饮用。那时候，客人来我们店里买陈年六堡茶之前，都要试饮，觉得合适再买。
不过，从2006年起，也有部分藏家来我们店里购买整箩的陈年六堡茶。当时，我们店里有十几箩20世纪70年代留下来的六堡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们采取“物物交换”的方式和其他收藏家交易老茶，我们那十几箩陈年六堡茶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从一个新加坡藏家那里换回来的。我们在店里出售的时候，这种六堡茶每250克大约卖100元人民币，不到三年，这十几箩六堡茶都卖光了。
说实话，在马来西亚兴起收藏六堡茶风气之前，我们没想过会有消费者整箩购买陈年六堡茶，因为整箩的六堡茶很重，差不多有一百斤，普通家庭买一箩回去，要喝很久才能喝完，所以，我们大多是把整箩的六堡茶拆散后零售。我们一般都用半斤装的袋子包装拆散的陈年六堡茶，这种包装比较畅销。我的丈夫是一个诚信经商的人，他一般会将陈年六堡茶拆散后只保留茶心部分出售，丢掉茶箩底部或箩边的茶叶，因为他担心这些茶叶会有发霉的可能性。我觉得这些陈年六堡茶丢掉很可惜，私下曾想把那些茶叶拿回来，他坚决不允许，哪怕将这些茶叶用来做肥料都不行。
2003年，我们从其他收藏家手中收购到了“双天”六堡茶；2004年，又收购到了“民兴”六堡茶。这些“号级老六堡茶”都是采取一半现金交易一半“物物交换”的方式收购回来。茶叶收购回来后，我们陆续销售了不少，现在“民兴”六堡茶只剩下几公斤。最初的时候，我们销售的“民兴”六堡茶每公斤价格是1000元（马来西亚林吉特，下同），后来价格不断上涨，到了2008年，每公斤“民兴”六堡茶的售价涨到了3000元至5000元。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停止售卖“民兴”六堡茶，之后这些六堡茶我们只用作朋友之间的品饮、交流。
2002年，我们用大益的普洱新茶交换了50箩20世纪90年代的青六堡（青毛茶）。这些茶叶品质很好，我们大概用了七八年时间就将它卖完了，槟城这里很多茶客都喜欢这种六堡茶。2006年，梧州苍松茶厂的负责人在广州的交易会上认识了我的丈夫，让我丈夫帮忙推销一种野生大叶六堡茶。这种茶是2000年制作的，口感很像青六堡茶，也像普洱生茶，当时在槟城也有一定销路。
以前，我们收购陈年六堡茶，不会注意它是什么品牌，只要符合茶样干净、有陈香味、价格合适等条件就入手了。现在，我们店里的陈年六堡茶已经卖得差不多了，再加上陈年六堡茶的价格上去以后，很多收藏家都不再出让藏品，陈年六堡茶已很难找了，所以我们也开始卖新茶。如今，我们店里销售的主要是梧州中茶公司的“八中”牌六堡茶和梧州茶厂的“三鹤”牌六堡茶，这些茶叶市场反响很好，槟城很多人都喜欢喝。【采写：西江都市报记者苏爱清杨麦龙天传，摄影：西江都市报记者苏爱清】
茶船古道寻迹境外行：香港传统的茶楼茶庄现已难寻六堡茶？
茶船古道寻迹境外行：香港传统的茶楼茶庄现已难寻六堡茶？
要了解包括六堡茶在内的广西陈茶在港消费情况，传统的茶楼、茶庄自然是免不了要采访的。难得的是，六堡茶国际交流协会名誉会长黄鹏绪曾在媒体从业，且有多年从事酒店管理业务的经历，在港人脉极广，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得以走进香港著名的传统茶楼、茶庄，与茶倌、茶客、茶商面对面倾谈。
位于中环的陆羽茶室创办于1933年，至今仍保持旧式香港茶楼的格调,古色古香的室内装潢，穿着唐装的老侍应生，传统的盖碗泡茶方式，让人深深感受到浓浓的老香港味道。陆羽茶室在香港鼎鼎有名，不仅因为它传承了香港传统饮食文化，更是富豪名流、文人雅士饮食、社交的场所，专门陈列和储藏着陈茶。
陆羽茶室至今仍沿用盖碗泡茶方式。
今年75岁的侍应生黄安在茶室里已工作了近57个年头，可以说是这家茶室掌故的活辞典。老人说，陆羽茶室现在使用的是普洱和寿眉，已经没有六堡茶供应。但是，以前香港的茶楼大量使用陈茶和原茶（毛茶）拼配成普洱茶，这些陈茶很多都来自广西。莲香楼同样是香港一家有着悠久历史的茶楼。在这里，我们也没能寻到六堡茶的踪迹。
黄鹏绪向记者介绍莲香楼历史。
据香港茶叶商会的统计数据介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最高峰时有1000多家大大小小的传统茶楼酒楼和茶庄，而如今仅剩50家左右，英记茶庄、祺栈茶行便是其中两家。成立于1942年的祺栈茶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曾是香港茶业的头盘商，而英记茶庄更是有上百年历史，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曾是全港最大的茶叶门店商，如今，两家茶庄的经营者已经更替到了第二代或第三代，无论门店风格还是销售模式早已改变，只有招牌还能看出旧日的影子。我们采访了两家茶庄的店员，他们均表示店里没有销售六堡茶。不过，到香港采访前，我们曾在梧州采访了一位制茶商，据其介绍，梧州市云山食品有限公司使用六堡茶制作工艺生产的原旧茶和陈茶，通过香港胜利行向英记茶庄供货。记者(左)向祺栈茶行店员了解该茶行经营的茶叶品种。
让人欣喜的是，在陆羽茶室采访时，我们邂逅了全国政协常委、中体奥林匹克花园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金保利（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太平绅士洪祖杭，以及香港著名饮食评论家麦耀堂（笔名唯灵）先生。他们对于我们的采访给予大力支持，并欣然品饮了我们携带的六堡陈茶。全国政协常委、中体奥林匹克花园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金保利（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太平绅士洪祖杭品饮六堡陈茶。
记者向香港著名饮食专栏作家麦耀堂（笔名唯灵）先生赠送《六堡茶大观》一书，并结合书中内容介绍六堡茶文化。
而麦耀堂更称赞六堡陈茶入口顺滑，回甘好。
茶船古道寻迹 境外行记者手记：关于港产六堡茶的调查
茶船古道寻迹境外行记者手记：关于港产六堡茶的调查
港产六堡茶，这个名词我们之前在香港采访时就已听说过，但是对其具体的销售情况，我们却知之甚少，更无缘一见实物。没想到，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港产六堡茶竟频频进入我们的视野中，而当地许多茶商茶人在谈及六堡茶历史时，也往往会提到港产六堡茶。
我们最早见到港产六堡茶，是在新加坡的安发行茶庄。安发行茶庄是现在新加坡销售六堡茶的主要茶企，创办于1975年前后，开业至今，一直经销港产六堡茶。20世纪80年代，这家茶庄在新加坡各大百货商场、超市里都开设专柜销售茶叶，力推“孖公仔”牌袋装茶叶。因此，“孖公仔”牌港产六堡茶受到不少茶商和消费者的关注，部分马来西亚的客商还专门从安发行茶庄进口“孖公仔”茶叶。
记者在新加坡安发行茶叶公司采访，这家公司曾大量销售港产六堡茶。西江都市报记者苏爱清摄
9月9日，安发行茶庄掌门人黄国盛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茶庄每年要从香港订购两三批茶叶，每次运来的六堡茶都有1吨左右。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茶庄设于商场和超市的茶叶专柜陆续撤场，茶庄销售的六堡茶就很少挂“孖公仔”商标了，但很多老顾客依然记得由两个小孩组成的“孖公仔”商标图案。
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茶人中，说得最多的港产六堡茶商标，是“六角四金钱”和“宝兰”。之前，我们在香港采访时曾了解到，因六堡茶销售量在香港市场持续下滑，加上香港当地的人工、场地等生产成本过高，厂家难以维系，这两个牌子的港产六堡茶已退出市场。然而，在马来西亚的巫昆仑、赵美玲等茶叶藏家和茶文化研究者手中，我们竟一次次地看到了它们的身影。
马来西亚的茶人巫昆仑，无疑是“六角四金钱”牌六堡茶的大藏家，其收藏的产于20世纪80年代的“六角四金钱”牌六堡茶超过了1吨。9月10日，巫昆仑向我们展示了他收藏的“六角四金钱”牌六堡茶。这批由慎昌老茶庄生产的六堡茶用塑料袋包装，每袋一公斤，在包装袋的正面，四个连环相扣的红色铜钱与一个墨绿色的六角星组成的商标图案清晰可见。巫昆仑说，在2000年前后，他从马六甲的裕生隆有限公司购进这批“六角四金钱”牌六堡茶，当时，每公斤的售价仅为20多元马币。
而巫昆仑所收藏的“宝兰”牌六堡茶，分别产于1979年和1980年，是由香港的陈春兰烟茶庄设于马来西亚的分支机构——宝兰
茶船古道寻迹境外行：听香港资深女茶人说梧州六堡茶
茶船古道寻迹境外行：听香港资深女茶人说梧州六堡茶
香港的传统茶庄、茶行不算多，在主要街道走上一大圈，也难觅几间传统茶庄的踪影，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当地茶人推广茶文化的热情。6月22日上午，我们采访的主人翁廖子芳便是一位致力于推广茶文化的资深女茶人。
温婉淡雅、娴淑大方，如茶一般散发着迷人的气息，让人顿生好感，这是廖子芳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深入接触廖子芳后，我们更不禁想起几个字：人生如茶。廖子芳有很多个头衔，每一个都与茶相关，如香港茶人联合会会长、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荣誉理事、香港茶道总会秘书长、香港茶艺中心高级讲师及研究员、雅博茶坊负责人等等，而近三十年来，她也始终不遗余力地做着宣传推广茶文化的工作，香港媒体称她为“香港第一女茶人”。
上图：雅博茶坊上图：廖子芳介绍自制茶具
在充盈着茶香的雅博茶坊，廖子芳教授为我们详细介绍了香港茶文化传播情况以及她所知道的六堡茶在港消费历史。
采访组与廖子芳(图左)交流，了解香港茶文化传播情况以及六堡茶在香港的消费历史。
香港是个快节奏的大都市，工作与生活的双重压力让许多人备感身心疲惫，因此，廖子芳的老师、香港茶道专家叶惠民教授致力于推广茶文化，引导香港市民通过喝茶和学习茶文化来平和心境、释放压力。上世纪80年代末期，当时还是一家美容机构美容部管理的廖子芳，结识了叶惠民，为叶惠民渊博的学识和茶文化的魅力所折服，从此，她加入雅博茶坊，师从叶惠民入室弟子，学习茶道，并涉足茶文化推广领域。
时光匆匆，转眼间近三十年过去了，廖子芳早已成长为一个茶文化研究与推广的专家，但她却始终不改推广茶文化的初心，这么多年来，她培养的学生已超万人。“茶文化推广是劳心劳力却难有高收入的事，但是，我还是愿意做，喝茶有益身心，而茶文化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讲求‘融和’理念，我希望引导更多的人喝茶爱茶，共同传承茶文化，助推和谐社会氛围的营造。”廖子芳介绍说，近年来，她为了拓宽茶文化推广的空间，牵头组织了多次香港与内地的茶文化交流活动，去年，更应邀担任了贵州省的茶文化大使。
作为一个茶文化研究者，廖子芳自然也关注着六堡茶产业的发展。廖子芳说，六堡茶属于黑茶，有着悠久的历史，且具有调理肠胃等保健功能，长期出口东南亚，香港是梧州六堡茶出口的重要中转站。香港人饮用六堡茶，但对六堡茶认识的不多，六堡茶即使在茶楼里也没有知名度，甚至只作为拼配料拼到普洱茶中销售。
六堡茶品质不错，而其销售价格长期处于低位，从20世纪80年代起，雅博茶坊便开始收藏陈年六堡茶。廖子芳说，六堡茶在港的影响力目前虽然不及普洱茶，但保健功能绝不逊于后者，且其价格总体相对普洱茶较低，更适合普通民众饮用，市场消费前景广阔。
对于六堡茶文化的推介，廖子芳倾注了心血。近年来，利用各种茶文化交流和推广机会，她不断地向她的朋友和学生宣传推介六堡茶。在她的一位学生的牵线搭桥下，香港一家五星级酒店已表示同意六堡茶产品进驻。
雅博茶坊环境宜人
得知我们此行目的是通过对“茶船古道”的寻迹来挖掘六堡茶文化内涵，助力六堡茶产业发展，工作繁忙的廖子芳，不仅欣然抽空接受了我们采访，更为我们专门收集了文字和图片资料。“六堡茶是‘明日之星’，只要其保持品质，扩大宣传，相信在消费者日益注重养生保健的时代背景下，它一定能焕发出新的光彩。”
茶船古道寻迹 境外行记者手记：关于岩溪茶行的再认识
茶船古道寻迹境外行记者手记：关于岩溪茶行的再认识
由于年代久远，很多知情者已经过世，加上六堡茶在海外销售、运输等情况没有详细的历史文献记载，因此，对于我们来说，要真实还原“茶船古道”向境外延伸的那段历史，无疑是十分困难的。为此，深入采访、多方求证、反复比对，便成为我们本次“茶船古道寻迹·境外行”始终坚持的采访原则。得益于对这个原则的坚持，我们纠正了之前一些错误的认知，关于岩溪茶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岩溪茶行）的认知就是其一。
以前，梧州的茶人说起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六堡茶进口史，总绕不过岩溪茶行。而我们所收集到的资料也显示，这两个国家的茶企进口六堡茶都必须经过岩溪茶行。有书籍更明确提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对中国的货物实行严厉的进口政策，规定必须拥有入口准证（AP）的商家或者团体方才有资格从中国进口茶叶。为此，马来西亚的联隆泰、广汇丰、建源、新明记、高泉发、高芳发、华峰等7家茶行，组成岩溪茶行（马）有限公司（原称“岩溪工会”，在新加坡尚未独立前即已成立），申请获得牌照，与互相参股30%的新加坡岩溪茶行（新）有限公司一起，专门从中国进口茶叶。该书还由此得出结论，新马两国的六堡茶一直由岩溪茶行代理进口。
然而，通过在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实地走访，我们发现，这竟然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南苑茶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苑公司）的当家人魏荣南，也是新加坡茶叶进出口商会会长，而南苑公司正是岩溪茶行的发起人之一，至今还拥有岩溪茶行的股份。难得的是，这位商会会长还是一个喜爱收集茶文化资料的有心人，在他的办公室抽屉里，收藏着当年岩溪茶行的详细资料。因此，当我们寻访岩溪茶行历史的知情人时，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不少茶商都不约而同地推荐了魏荣南。
9月8日，我们来到南苑公司，聆听魏荣南讲述那段关于岩溪茶行的历史。
1950年以后，中国大陆对茶叶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当时全马地区（即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乌龙茶需求量很大，但能从中国大陆进口的茶叶数量却有限。为此，1960年，全马地区二三十家茶行联合成立了岩溪茶行，对接进口来自中国大陆的茶叶，只有入股岩溪茶行的成员才有资格获得进口中国大陆乌龙茶的配额。因此，岩溪茶行最主要的业务就是进口乌龙茶，其他茶类进口量不多。
后来因马来西亚的进口政策出现变化，1972年，岩溪茶行分拆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间公司。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中国茶叶出口政策的调整和出口数量的增加，新马两国的茶企均自行进口中国大陆的各种茶叶了。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岩溪茶行基本结束其历史使命，不过，股东们都保留着岩溪茶行的股份。
据魏荣南介绍，以前，新加坡主要有两家茶企进口中国大陆生产的六堡茶：一是广珍茶庄，主要经销散装六堡茶；二是新加坡的厦门信局，主要经销小包装的六堡茶。南苑公司销售的六堡茶一般从广珍茶庄进货。
广珍茶庄负责人刘秀凤的说法，为魏荣南所言提供了佐证。广珍茶庄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经销梧州六堡茶，至今仍是新加坡最大的梧州六堡茶的经销商。9月8日，刘秀凤在接受我们采访时明确表示，广珍茶庄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拥有从中茶梧州分公司进口六堡茶的代理权，因为乌龙茶不是茶庄的主营业务，所以茶庄从来没有加入过岩溪茶行。
如果说新加坡茶商的说法还是一面之词，那么加上了马来西亚茶商的说法，无疑就很有说服力了。毕竟，马来西亚一直以来都是梧州六堡茶的主要进口国。“20世纪60年代时，马来西亚每年进口的六堡茶就达350吨。”马来西亚茶叶商会永久名誉会长、联隆泰进出口有限公司和建源茶行有限公司负责人许金龙说。
我们从广汇丰茶行有限公司、联隆泰进出口有限公司等茶企了解到，六堡茶在马来西亚一直颇有市场，而中国大陆出口的六堡茶数量又相对有限，因此，中国大陆向马来西亚出口的六堡茶也实行进口代理机制。不过，这进口代理权并不由岩溪茶行掌握，而是分散于10多家进口商手中。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从中国大陆进口的六堡茶，更是被“广汇丰”“联隆泰”“南隆”“裕生祥”“广福源”等5家“头盘商”所垄断。与新加坡情况相一致的是，岩溪茶行马来西亚公司对接进口的中国茶叶，也以乌龙茶为主，六堡茶不在其列。
广汇丰茶行有限公司是马来西亚一家知名茶企，这家茶企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经销六堡茶。公司执行董事刘伟才在1970年进入公司工作，对于公司的六堡茶经销史十分了解。他说，广汇丰茶行进口的六堡茶大多向中茶梧州分公司订购。早期，公司是直接与中茶公司打交道的，从1957年开始，中国大陆每年举办两次广交会，茶行就转为从广交会上购买六堡茶了。20世纪70年代，广汇丰茶行每年从中国进口并销售的六堡茶大约有10吨，此后，茶行销售的六堡茶数量不断攀升，到20世纪80年代达到六七十吨，如今每年销量超过120吨。刘伟才出示一份广汇丰茶行在1973年秋交会订购六堡茶的合同。西江都市报记者苏爱清摄
成立于1945年的建源茶行有限公司，也是吉隆坡经营六堡茶的“老字号”。1946年前后，这家茶行成立了联隆泰进出口有限公司，专营茶叶等货物的进口。据该茶行负责人许金龙介绍，茶行从开创之初就经营六堡茶，如今每年仍然保持50吨的销量。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企业都是直接向中茶公司进货。
广汇丰茶行有限公司、联隆泰进出口有限公司都是第一批加入岩溪茶行的企业，他们的负责人在受访时均表示，因为年代久远，岩溪茶行最早的成员单位究竟有多少家已记不清了，但可以肯定，绝不少于10家。
厘清了专营乌龙茶进口的岩溪茶行与新马地区的六堡茶进口毫无关系，让我们纠正了此前认知上的谬误，实在是此行一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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