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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宋代严苛的茶叶专卖制度政府专卖制度是古今中外都有的一种经济手段，目的是使政府在某种物资销售上的利益最大化，其实说到底就是垄断。现今，中国依然对烟草等产品实行专卖。众所周知，只要是专卖的产业，就意味着暴利，其从业者的收入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令人叹为观止。也正因为此，专卖行业极易引发民众的不满，造成社会不稳定，也使得人们盲目期待能从事专卖这种超额回报的行业，从而破坏合理、正常的人力资源配置和经济结构。在我国历史上，宋代就曾大搞严苛的茶叶专卖制度，对此值得我们一探。
政府直接做茶商
中国古代从秦汉帝国开始，就对诸如盐、铁、酒等当时的战略物资或高利润产品实行专卖。专卖制度当然也不全都是与民争利，在特殊情况下，出于国防和战争的需要，必须对某些产品采取严格的管控措施。如汉武帝时期铁的专卖，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防止冶铁技术和铁器流传到北方的敌对势力——匈奴那里。当然，专卖给历朝政府所带来的利益，却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每一个统治者都深谙其道，并屡试不爽。
正是由于有这一悠久的传统，因而到了北宋立国之初，政府对茶叶实行全过程垄断经营，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政府直接做茶商。过程是这样的，政府给茶农本钱，直接投资产茶业，接着收购所有茶叶，然后组织人力运送到政府开设的茶场或交易市场。而民间的茶商在京城开封或其他指定的地方缴纳金帛、铜钱等硬通货，以换取购买茶叶的凭条，这样才可以到政府储存茶叶的固定地点领取茶货。
北宋为了保证茶叶完全被政府所收购，把货源牢牢地攥在自己手中（即首次交易排除任何一个民间商人），还下达行政命令，规定如果茶农私留茶叶，将按照其所隐匿的数量，分级予以惩罚；私下与茶商交易，也按照其交易量来惩处。如果茶农有抵触情绪，从而毁坏茶树或销毁茶叶，那么也按照其所损毁的数额予以严惩。
本来，全面垄断能使政府独占茶叶贸易的利润，但即便是现代国家，为垄断所付出的人力、财力成本也是巨大的，更何况是古代。毕竟，国家绝对不可以也没有这个能力来替代灵活多变、善于经营的商人。更何况，茶叶说到底是一种农产品(000061,股吧)，其先天就有保鲜的时间要求，任何过于干燥和过于潮湿的环境，都会降低茶的品质，因而宋代的官府在经营中，损耗极大。而且，垄断的另一个附属产物就是官商勾结、权力寻租。北宋的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
经济活动是有其客观规律的，政府对茶叶实行直接专卖，主观上渴望独占茶利，但现实市场却非常残酷。宋代国家全面垄断茶叶贸易的后果非常严重，就连政府官员自己都看不下去了，亟待有所改变。
有条件的放松管制
有鉴于垄断的低效率，宋代政府开始改变。具体做法是，让商人运输粮草等战争物资到国防前沿，按路途的距离和物资的价格发给商人凭证，即宋代所谓的“券”。商人再凭券到京城领钱，或特准到产茶的南方换取茶货。因茶叶利润丰厚，故而商人更多地选择到南方获得茶货。当时把南方的茶叶贩卖到西北一代，收益可达好几倍。
当时因与西夏打仗，政府甚至以远大于商人货物实际价值的高价钱，来吸引商人为国家运输战略物资。再加上特准茶叶贸易的暴利，商人当然愿意做这笔买卖。可是这样一来，原本因战争而堪忧的国家财政就更是雪上加霜了。而且，由于商人对茶叶贸易格外垂青，也因为政府的确有求于商人，致使下发给他们特准购进茶叶的“茶券”过多，而茶叶的产量却是相对固定的，茶券贬值就顺理成章了。这相当于市面上流通的钱多了，而商品总量却没有变化，从而导致货币贬值。有时候，商人手中的茶券总量，要超过全国两三年的产茶总额。这样，政府的信任危机就发生了，商人最初尝到过甜头，现在却要咽下这颗苦果。
再次改革迫在眉睫。到嘉佑四年（公元1059年），宋仁宗下诏废除以前的茶叶国家垄断，允许茶农与茶商直接交易，政府收纳茶商在各地销售时的商税。放松对茶叶贸易的管制是茶商梦寐以求的，市场也极为活跃，自由竞争使得政府仅在商税收缴中就获利颇丰。而且，以前为实行垄断所设置的大批机构得以撤销，节省了大量的行政支出。
但是，政府只是放松了对茶商的管制，而对于茶农来说，这却是灾难。政府为了继续享有完全垄断时的利益，就把垄断时收购茶农茶叶可获得的巨大收益，都均摊在茶农身上。也就是说，茶农交了“公粮”，才能自由地与茶商做交易。而这种公粮性质的经济作物“特种税”，对于茶农来说，过于沉重，致使很多茶农因此破产甚至逃亡、自杀。政府所收缴的茶农“公粮”很重，那么茶叶的出产价格也就高；出产价格高，那么商人收购后的销售价格也就跟着水涨船高了。后果便是市面上茶叶的价格奇高，普通饮茶者只能为此买单。还有的消费者根本无钱买茶，只能望茶兴叹。
严格的专卖制
北宋末期，茶叶贸易的弊端愈发严重，于是在权臣蔡京的主持之下，再次对仁宗时期极为有限的茶叶自由贸易政策进行革新，把宋代初期政府全面垄断下的直接专卖，变成间接专卖。具体做法是，商人先到官府购买“茶券”和专门包装茶叶的“笼子”（相当于指定的包装袋），再前往产茶地区向茶农购买茶叶。购得茶叶后，商人必须入城，在产茶地的官府核准茶券与实际收购量是否相符，之后官府在专用的包装袋上写明数量、茶色、商人姓名、销往何方等相关内容，加盖封印。
到了销售地，商人要再次到当地的官府核准茶券和茶叶，才能正式销售。如果茶商运输过来预备出售的茶叶，超过茶券所特准的量，那么超出部分必须再次购买茶券，才能获准继续销售。待这批货售完之后还要把茶券和专用的竹制茶叶包装物归还政府，予以销毁。
政府可谓用心良苦，在每一个交易环节严密监控商人，以达到专卖的目的，获取较高的专卖收入。这样不仅政府大获其利，而且这种间接专卖制，允许茶商与茶农直接交易，充分发挥了市场的作用，激发了上下游从业者的积极性，使商人在茶叶流通中依照市场规律趋利避害，脱离了政府对茶叶交易主观盲目的指挥和控制。政府只是监控和管理茶叶交易，而不是直接参与生产和销售，这样当然减少了很多行政支出，茶叶在运输和存储过程中的损耗也降低了很多。整个行业乃至全社会的成本都大为降?低。
到了南宋，政府对茶叶专卖的控制更为细密严苛，譬如茶券与茶货必须时时相随，商人每次卖出的茶叶都必须在茶券上详细登记，包装茶叶的竹制品必须在茶叶销售后10天内归还官府。茶叶贸易在古代与现代一样，利润率都很高，都是政府重要的税源。南宋更是如此，当时的大学者叶适就曾说，如果没有茶叶，则难以立国。
但专卖制永远只是最有利于政府，而非商人和普通民众。就算是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间接专卖，茶商也必须从一开始就高价购买茶券，以至于时人把专门包装茶叶的竹制品称之为“茶大虫”，即吃人的茶老虎。其实，国家垄断与专卖制在本质上就是与民争利。对于某些特殊商品，也许专卖是最符合国家利益的。但即便如此，政府也要谨慎地处理国家利益与民众利益之间的关系，让专卖的“紧”与“松”，能够在国家与国民之间找到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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