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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酒宴,亦有茶宴。茶宴随着茶的普遍饮用而出现,距今已有1700年的历史。下面就详细介绍茶宴与茶食历史的介绍。

茶宴最早的记载见于《世说新语·轻诋篇》:“褚太傅初渡江,尝入东,至金昌亭。吴中豪右燕集亭中,褚公虽素有重名于时,造次不相识,别敕左右多与茗汁,少箸粽。”茶宴形式多样,有以茶代酒,花间竹下赏花清饮的(吕温《三月三日茶宴序》);有庆贺新茶初采,品比贡茶,在两州边境举办的品茶歌舞宴(白居易《夜间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亭欢宴》);有禅林参禅讲经招待宾客的大型茶宴(径山茶宴、喇嘛寺茶会);有皇帝与重臣共品贡茶的茶宴等……。

茶宴食品与酒宴亦有区别,主要是较清淡的面食与果品,统称茶食。前引《世说》中所提的“粽”即是糯米作的一种茶食,也即是《大金国志》中所提到的茶食——蜜糕。关于茶食的最好记述见日本的《禅林小歌》,书中在介绍源自中国的唐式茶会时写到:“端上水晶包子(葛粉做)、驴肠羹(似驴肠)、水精红羹、鳖羹(状似)、猪羹(形似猪肝)、甫美羹、寸金羹(因金色寸方得名)、白鱼羹(白色、似白鱼)、骨头羹、都芦羹等羹汤类;乳饼(小麦饼、形似乳房)、茶麻饼、馒头、卷饼、温饼等饼类及馄饨、螺结、柳叶面、相皮面、经带面、打面、素面、韭叶面、冷面等。”客人们更相“诬之”(互劝意)。随后用高缘果盒盛装龙眼、荔枝、榛子、苹果、胡桃、榧子、松子、枣杏、栗柿、温州桔、薯等。由于是禅林,上列食品均为素食。在一般人的茶食中,也有荤菜,如陆游独好鸭脚,在《听雪为客置茶果》中写到:“不饤栗和梨,犹能烹鸭脚。”

茶宴初出现时,是士大夫们标榜俭朴,作为酒宴的替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它也演变得铺张、奢华。从茶宴的记录上可以看到,当时人们甚少系缚,自由、快乐,茶宴上有一种勃勃向上之气。自从陆羽提倡茶四修身养性之物,精行检德之人所为后,茶走入淡泊宁静之路,茶宴在中原大地开始走下坡路。对茶宴极为推崇的白居易在其后来所作的《夜泛阳坞入明月湾即事寄崔湖州》之后注:“尝羡吴兴每春茶山之游,泊入太湖,羡意减矣。”可见,此时茶宴已失去了往日的昌盛。到了明代,文人们更认为“饮茶以客少为贵,客众则喧,喧则雅趣尽矣”;“饮茶最忌荤肴杂陈”;“饮茶以客少为贵……五六(人)日泛,七八(人)日施”。这种把茶宴看作施茶,以及冲泡茶的出现,使茶宴完全消失。

茶宴的出现,刺激了茶食的发展。茶宴消失后,茶食则传入民间。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成都等地的茶馆里,茶食不但品种多而精美,且各地自有特色。除茶馆外,茶食在民间习俗中也有一定的地位。在云南昭通地区的绥江,请客人吃点心,他们称之为“摆茶”。结婚时男方要给女方送去一些(一般是十几抬)自制的点心,称之为“茶礼”。无论是“摆茶”的点心还是“茶礼”的点心,都称之为“茶食”,其中有一种当地人称之为“果果”,其制作以优质糯米为主要原料,配上黄豆、花生、芋头、果药等,放阴凉干燥处阴干,再用“油砂”炒酥,再给它穿上蜂蜜、砂糖、猪油、芝麻等的外衣。除果果外,茶食中还有“苕丝”、“玉兰丝”、“油酥米花糖”、“瓜片”、“片糖”、“甜酒耙”等。明代许次纾在《茶疏》中写到:“礼失求诸野,今求之夷矣。”他所说的夷即指当时的南中,今天的云南。可见云南在明代保存了很多中原已失的茶俗。今天的绥江茶食可能就是真正的古风,从中可以看到云南化的中原茶食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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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食品美味衍生攻略


长期以来,茶叶只作为饮品和药物被使用。然而,制茶工艺发展到今日,茶叶已经成为许多特色食品的重要原料。在现代技术的支持下,由茶叶衍生出的各种茶食品不断推陈出新,在丰富市民生活的同时,也为古老的茶叶注入了新的内涵。

专业人士介绍,目前市场上广受欢迎的茶食品主要有几种:

一、茶果冻将果冻精心调入四种不同口味的茶叶,即红茶、绿茶、茉莉花茶、乌龙茶,且不添加色素、防腐剂,口味独特,是纯天然的健康茶食品。

二、巧果是采用上等的瓜仁及高级蒸青绿茶粉,再加入适量的上等白芝麻调制而成,口感细腻不燥,香脆可口,风味绝佳,吃了不上火,营养丰富。

三、茶软糖选用高级蒸青绿茶同高钙、低脂奶粉精制而成,口感细腻软滑,吃了不粘牙。是高钙、低脂、低热量的绿色茶食品。

四、蒸青麻薯它是特种糯米加高级蒸青绿茶粉制成,是低糖分、低热量,软硬适中,老少皆宜。它可以放在冰箱里冻一下,口味更好,含儿茶素最高,营养非常丰富。

五、绿茶瓜子选用上等的南瓜子加绿茶粉精心制作而成的,肉厚,香脆可口,可以剥开取肉吃,也可整粒含在嘴里。因为加有绿茶粉,含有多种的茶元素,不上火,是休闲时健康的茶食品。

六、绿茶蜜酥选用蒸青绿茶粉及天然水果凤梨馅、鲜鸡蛋、奶油等精制而成,吃起来不腻不燥,入口柔软细腻,低糖低脂低热量。

七、绿茶蒸糕主要含有蒸青绿茶粉和适量云南核桃。核桃是中药的一种,外形像人体的大脑,香脆可口,吃适量的核桃对人体大脑有益。绿茶由于含有儿茶素、维生素等多种茶元素,2种结合加入蒸糕里使绿茶蒸糕吃起来口感香而柔软,具有典型的乡土特色,简单大方又好吃。

“端午茶”的历史与传说


端午茶是一种民间传统保健饮料,而且历史悠久,距今已有1800多年历史,同时也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端午茶既可以当做日常饮料,也可防病治病,因此,还被当地人称为“百病茶”、“万能茶”,端午茶芳香自然,其性平和,有益思提神、强身健肾、芳香化湿、清热解暑、生津止渴、解表和中、御防感冒等奇特功效。

端午茶与端午节密不可分,端午茶是随着端午节的产生而应运而生的,端午茶的由来,在民间有很多充满神秘色彩的奇幻传说,有说是春秋战国时期为纪念爱国诗人屈原或助吴伐越名士伍子胥的;有说是为纪念孝女曹娥的;还有说是源于古代的祭祖节等等,尽管众所纷纭、对象各异,但是节日所表达的本意、内容、形式则大抵相似。

据大量考古研究资料证实,在我国新石器时期,有一个史称百越族人,为了永久祭祀他们的祖先,并求助于龙的神威驱病消灾、除灭邪恶,于是创立了祭龙节日,即端午节。在《风土记》记载:“端者,始也,正也;五日午时为正中节,故作种种物避邪恶”。因此,在传统的端午节里不仅有吃粽子、包薄饼、赛龙舟等习俗,而且还有取午时水,饮午时茶、上山采集草药等风俗。从这种意义上讲,古人创立的端午节是一个全民族自我保健、去病防疫、避邪消灾的盛节;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利用端午节采集各种草药,制作端午茶也不足为怪,是一种反映农业社会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的现象。

过年喝茶,茶食搭配小奥秘


快过年咯,你的年货都购置好了吗?

过年泡茶招待客人,少不了一些茶点心。虽说为了不影响茶味,正式品茶期间不宜进食。但只是喝茶休闲的话,配些点心享用一下也无妨。

什么食物更适合搭配茶饮食用呢?还没准备好年货的,赶紧看一看吧!

1、酥饼类

曲奇饼、蛋卷、千层酥、凤梨酥等,都是烘焙类的,口感香脆,甜咸皆宜,小巧到一口一个。携带、存放也方便,因此也是茶桌上出现得最多的点心之一了。

2、糖果类

硬糖类因食用时间比较长,很少会在喝茶的时候搭配。一些软糖、酥糖、巧克力之类的倒是可以选择。只是看个人习惯和口味,有的人怕甜就不宜选择。不过如果喝茶过多出现饥饿头晕的现象,吃一块糖果可以迅速补充糖分。

3、坚果类

花生、瓜子、栗子、腰果等,坚果类的食品味道比较清淡,如果担心影响品茶味道,坚果类是不二之选。香香脆脆的口感,带一点点甜味或咸味,坚果类还含有丰富的营养和部分油脂,只需食用少许就能有效的“止饿”,避免醉茶。

4、水果类

适合搭配茶的水果水分偏少,要是一边喝茶一边吃西瓜,岂不是一肚子的水?喝茶的时候,以小巧且偏干的水果为宜,龙眼、樱桃、切成小块的苹果,都是不错的选择。

5、干果蜜饯类

芒果干、柿饼等直接干燥未加糖的属于干果;话梅、糖山楂等属于蜜饯,是用鲜果为原料,加入糖或蜂蜜腌制而成的食品。这一类食品甜中带酸,而且带有水果的香味,是很多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零食。

6、蛋糕西点类

水果塔、马卡龙、蛋糕、司康饼等,是很多英式下午茶的标配,带有浓郁的国际风情,是备受年轻人欢迎的潮流甜品。这些西点从视觉上就已经征服了很多人,丰富的色彩,精致小巧的造型,让人欲罢不能!不局限于到英式下午茶消费,也可以自己到蛋糕店买一些回家搭配茶饮。

7、传统糕点类

马蹄糕、麻球、花生糖等等,都是中国传统的点心。新春佳节,饮茶搭配应节的点心,特别是家人亲手制作的,特别有节日的气氛。几个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喝茶叙叙旧,其乐融融。

爱喝茶,也乐于做一个“吃货”。这个春节,喝茶也喝得开心,吃也要吃得开心,赶紧把年货备起来吧!

欧陆茶宴泡出华夏香茗


最初知晓旅法华文女作家吕大明,是读了她的散文《来我家喝杯茶》。这篇堪称“文化散文”的作品,先从“在西欧人中要数英国人最讲究喝茶”说起,细数茶宴乃是古代贵族上流社会“社交的一课”,出席者无不衣冠楚楚,彬彬有礼。首段便将英国人“喝茶文化”的悠久传统、英国贵族“茶宴”的繁文缛节及其上流社会人与人之间刻板、客套、虚应的文化特征凸显出来,形象生动。接下来又从社交礼节引申到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的浪漫潇洒、风流倜傥的社交艺术与正襟危坐、刻板拘谨的英国式茶宴成了鲜明对照。然后,由意大利人将“社交当成一种艺术”又联想起中国古代的杭州茶肆。

这时,就发现作者不仅仅只是在品味中华茶文化的精致考究、典雅写意,透露出中国文人雅士“讲究气氛情调”,而是在看似闲闲的笔致中,做了一番洋人与国人在喝茶及社交中审美趣味、民族性格和文化差异的比较了。茶肆及其环境的精致考究虽令国人骄傲,现代英国人的下午茶也不无其文化雅韵。独身女子葛丽斯“热爱中国文化”,她家的茶宴成了炫耀并卖弄其中国文化学识的越洋展览厅……

读到这里,你就品出《来我家喝杯茶》端上来的不是寡淡无味的白开水,也非甜得腻人的可乐,它是融汇东西,贯通中外,自由汲取东西方博大精深的文化源泉,并采撷了中外文学典籍中的奇花异草而浸泡出来的香茗。葛丽斯女士家的下午茶,喝出了东西文化的融汇交流,也喝出了炎黄子孙对于守护中华文化遗产并发扬光大所肩负的使命。

从此便对吕大明的散文情有独钟。2009年,我与时任宁夏人民出版社副社长的校友哈若蕙女士商定策划出版一套“雨虹丛书/世界华文女作家书系”,由我负责主编和挑选入选作者与篇目。于是,吕大明等海外华文文坛知名女作家就成了我圈定的第一批入选作者。不久,我与远在法国巴黎郊区凡尔赛小城的吕大明女士取得了联系。那一段时日,她经常打来电话,我们一聊起来就是个把钟头,讨论的话题最多的是当今社会为何对“美文”显得疏离。我知道她崇拜“美”,眷恋“美”,为了追求“美”的文学艺术她愿意肝脑涂地,甚至不惜放弃一切物质享受。在《我的生活艺术》中她承认:“我生性爱美,醉心于一切美的事物,在《游园》、《绝美三帖》、《散步,在美的领域中》、《美的尺度》等篇章里也多少发抒了我对审美的看法,对美的寻根溯源,与对美近于悱恻般的爱恋。”她在散文中侃侃而谈“女人与美”、“大自然与美”、“文学艺术与美”、“服饰与美”、“风度谈吐与美”(《美的尺度》);写“有月光的晚上”之幽美、写“三生石与"情"和"缘"”之凄美、写“春天不久留”之朦胧美(《绝美三帖》)……总之,都离不开“美”。而在当下,像这样一门心思赞颂“美”、一心想留住“美”的散文,是越来越少见了。

吕大明的散文不仅是一种将学识、典籍、文学、异域风情和人文关怀融为一体的文化散文,更是一种充满诗意和美感的名副其实的艺术性散文。艺术贵在创新。文风千篇一律、所谓起承转合的散文令人生厌。吕大明对于古今中外文学名家及其经典作品的熟稔,为许多从事文学创作与研究者所惊叹。在当今海外华文文坛上,通晓一两门外语并能用汉语以外的文字写作的作者也许并不少见,但像吕大明这样在其散文中能显示学贯中西的文化修养与广博学识、能自由出入古今中外文学典籍的女作家,实不多见。翻开她的散文,不经意之间你就会发现她在散文中提及的中西文学经典作品及其作者数不胜数,这样浓郁的“书卷气”在当今女性散文中实属罕见。

文学与艺术本是一对孪生姐妹,两者的精神往往同气相求。在欧陆(从英伦到法兰西)已经生活了30余年的吕大明,在其散文中向西方艺术中有所借鉴,继而创造出一种崭新的散文体式与格局,也就并不令人惊讶了。比如,她的许多散文与我们司空见惯的“一题一作”的散文:即一个标题下面只有单篇文章截然不同,其散文常常“一题多作”,即一个总标题下往往会有三四个或更多的平行小标题,既独立成篇,又总是围绕总标题,如同西方的交响乐有主部主题和副部主题的呈示与展开交相辉映,又好比印象派画作的“点彩法”多点透视一般,她擅长在散文中从不同事例、不同国度、不同典籍、不同人物多侧面、多角度展开叙述和对比,而万变不离其宗旨,形成一种类似“复调小说”式的“复调”或“多调”体交互散文,犹如西方的交响乐。

有的人写散文是尽量做减法,“简化”意象与文学特性;而吕大明写散文却要做加法,使其中的意象繁复,语言诗化,情节小说化。当然,如同“爱情实验室”一般,她也在不断进行着散文结构乃至风格的创新与实验。有评论者把她的散文结构称为“场结构”,认为“很像庄子《逍遥游》那种文体结构”,虽然不无道理,但我以为,吕大明的这种散文文体结构,还是她本人独创的。它至少打破了“一事一议”和“一题一义”的小散文的格局,而把散文变成了“一事多议”和“一题多义”的艺术新体式,自由挥洒、随意率性、不拘一格,犹如中国元宵等节庆时挂着的走马灯,灯内点着蜡烛,烛光将画影投射在四周灯屏上,轮轴转动中图像不断更新。不同的画面有着不同的景致,而整合起来就是一幅多层次、多元化的立体画卷。待转过一面,又是一幅好景致。

制茶历史的简单介绍——加工条件和制造方法


各种茶类的品质特征形成,除了茶树品种和鲜叶原料的影响外,加工条件和制造方法是重要的决定因素。本文就制茶历史做简单介绍。

(一)从生煮羹饮到晒干收藏

茶之为用,最早从咀嚼茶树的鲜叶开始,发展到生煮羹饮。生煮者,类似现代的煮菜汤。如云南基诺族至今仍有吃“凉拌茶”习俗,鲜叶揉碎放碗中,加入少许黄果叶,大蒜,辣椒和盐等作配料,再加入泉水拌匀;茶作羹饮,有《晋书》记“吴人采茶煮之,曰茗粥”,甚至到了唐代,仍有吃茗粥的习惯。三国时,魏朝已出现了茶叶的简单加工,采来的叶子先做成饼,晒干或烘干,这是制茶工艺的萌芽。

(二)从蒸青造形到龙团凤饼

初步加工的饼茶仍有很浓的青草味,经反复实践,发明了蒸青制茶。即将茶的鲜叶蒸后碎制,饼茶穿孔,贯串烘干,去其青气。但仍苦涩味,于是又通过洗涤鲜叶,蒸青压榨,去汁制饼,使茶叶苦涩味大大降低。

自唐至宋,贡茶兴起,成立了贡茶院,即制茶厂,组织官员研究制茶技术,从而促使茶叶生产不断改革。唐代蒸青作饼已经逐渐完善,陆羽《茶经·之造》记述:“晴,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即此时完整的蒸青茶饼制作工序为:蒸茶、解块、捣茶、装模、拍压、出模、列茶晾干、穿孔、烘焙、成穿、封茶。

宋代,制茶技术发展很快。新品不断涌现。北宋年间,做成团片状的龙凤团茶盛行。宋代《宣和北苑贡茶录》记述“宋太平兴国初,特置龙凤模,遣使即北苑造团茶,以别庶饮,龙凤茶盖始于此”。龙凤团茶的制造工艺,据宋代赵汝励《北苑别录》记述,有六道工序:蒸茶、榨茶、研茶、造茶、过黄、烘茶。茶芽采回后,先浸泡水中,挑选匀整芽叶进行蒸青,蒸后冷水清洗,然后小榨去水,大榨去茶汁,去汁后置瓦盆内兑水研细,再入龙凤模压饼、烘干。龙凤团茶的工序中,冷水快冲可保持绿色,提高了茶叶质量,而水浸和榨汁的做法,由于夺走真味,使茶香极大损失,且整个制作过程耗时费工,这些均促使了蒸青散茶的出现。

(三)从团饼茶到散叶茶

在蒸青团茶的生产中,为了改善苦味难除、香味不正的缺点,逐渐采取蒸后不揉不压,直接烘干的做法,将蒸青团茶改造为蒸青散茶,保持茶的香味,同时还出现了对散茶的鉴赏方法和品质要求。这种改革出现在宋代。《宋史·食货志》载:“茶有两类,曰片茶,曰散茶”,片茶即饼茶。元代王桢在《农书·卷十·百谷谱》中,对当时制蒸青散茶工序有详细记载“采讫,一甑微蒸,生熟得所。蒸已,用筐箔薄摊,乘湿揉之,入焙,匀布火,烘令干,勿使焦”。由宋至元,饼茶、龙凤团茶和散茶同时并存,到了明代,由于明太祖朱元璋于1391年下诏,废龙团兴散茶。使得蒸青散茶大为盛行。

(四)从蒸青到炒青

相比于饼茶和团茶,茶叶的香味在蒸青散茶得到了更好的保留,然而,使用蒸青方法,依然存在香味不够浓郁的缺点。于是出现了利用干热发挥茶叶优良香气的炒青技术。炒青绿茶自唐代已始而有之。唐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中言道:“山僧后檐茶数丛……斯须炒成满室香”,又有“自摘至煎俄顷余”之句,说明嫩叶经过炒制而满室生香,有炒制时间不常,这是至今发现的关于炒青绿茶最早的文字记载。经唐、宋、元代的进一步发展,炒青茶逐渐增多,到了明代,炒青制法日趋完善,在《茶录》、《茶疏》、《茶解》中均有详细记载。其制法大体为:高温杀青、揉捻、复炒、烘焙至干,这种工艺与现代炒青绿茶制法非常相似,参看附录中绿茶制造工艺。

茶马古道的历史价值与特点


今天,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这条自唐宋以来延续达一千多年并在汉、藏之间发挥过重要联系作用的茶马古道虽已丧失了昔日的地位与功能,但它作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作为今天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却依然熠熠生辉,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凸显其意义和价值。

第一,茶马古道是青藏高原上一条异常古老的文明孔道。

从茶马古道的路线看,我们不难发现,昌都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枢纽,它不仅是滇藏道和川藏道两条道路的必经之地,而且也是这两条道路的一个交汇点。事实上,茶马古道并非只是在唐宋时代汉、藏茶马贸易兴起以后才被开通和利用的,早在唐宋以前,这条起自卫藏,经林芝、昌都并以昌都为枢纽而分别通往今川、滇地区的道路就已经存在和繁荣,并成为连接和沟通今川、滇、藏三地古代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它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地区之间古代先民们迁移流动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间古代文明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孔道。从考古文化遗迹看,远在4~5千年以前,昌都就出现了像卡若遗址这样大型且时间延续极长的古人类聚落遗址。(19)这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昌都一带以卡若文化为代表的古文化已相当繁荣。昌都之所以能如此早的时代就产生如此发达的古代文化,其原因正在于昌都是位于今川、滇、藏三地之间古代文明交流与传播的一个重要孔道上。从卡若文化中,我们既可见到川西、滇西北地区原始文化的因素与特点,也可见到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等原始文化的某些影响,同时亦能发现其自身的特点,(20)说明卡若文化具有浓厚的复合文化特点,它并不是一个孤立发展的原始文化,而是与周邻地区诸原始文化之间存在广泛的联系和交流。卡若文化的这一特点,正好说明当时的昌都一带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发生交流联系的一个通道,同时也是各种原始文化因素传播和汇萃的一个重要枢纽地区。

此外,在今川西高原的甘孜、阿坝自治州境内和滇西北横断山区一带,发现了大量的石棺墓葬,俗称“石棺葬”。这种石棺葬在岷江上游地区、雅砻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地区均有较为密集的分布。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虽存在某些地方性差异,但其主要特征和文化面貌在总体上趋于一致,其时代则是从商周一直延续到东汉。值得注意的是,石棺葬不但在昌都地区的芒康、贡觉、昌都有发现,(21)而且在林芝都普,山南隆子、错那、乃东乃至喀则地区的仁布、萨迦等地也均有发现。(22)学者们从石棺葬形制和出土器物上明显发现西藏石棺葬同川、滇西部地区石棺葬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特别是昌都和林芝一带的石棺葬,基本上与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属同一个文化系统。(23)从分布上看,则更能说明问题。川滇西部是石棺葬最流行、最集中和发现数量最多的地区,而目前西藏所发现的石棺葬绝大多数集中分布在由川滇西部高原进入西藏的主要通道的沿线范围。我们知道,从川滇西部高原越过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经昌都一林芝一山南一日喀则,这是古往今来由川滇西部进入卫藏的一个主要通道,也是最便捷、最易行走和最重要的路线。一般说来,古人选择道路主要是沿河道而行。这条路线的绝大部分路段恰恰是河流所形成的天然通道。茶马古道(亦即今滇藏公路和川藏公路沿线)就正好是沿着这一通道行进的。所以,由石棺葬可以证明,以昌都为枢纽的茶马古道路线很早以来就是一条今藏、川、滇三地原始居民进行沟通往来的重要通道。这条通道被开通的历史,从考古发现看,至少可上溯到距今约4~5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更早。

第二,茶马古道是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难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被称作“世界屋脊”或“地球第三极”。所以,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文明古道,是没有问题的。正因为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道路并且几乎横穿了整个青藏高原,所以其通行难度之大在世界上的各文明古道中当是首屈一指。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文明古道,主要表现在:其一,茶马古道所穿越的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脉地区是世界上地形最复杂和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区,故其崎岖险峻和通行之艰难亦为世所罕见。茶马古道沿途皆高峰耸云、大河排空、崇山峻岭、河流湍急。正如任乃强先生在《康藏史地大纲》中所言:“康藏高原,兀立亚洲中部,宛如砥石在地,四围悬绝。除正西之印度河流域,东北之黄河流域倾斜较缓外,其余六方,皆作峻壁陡落之状。尤以与四川盆地及云贵高原相结之部,峻坂之外,复以邃流绝峡窜乱其间,随处皆成断崖促壁,鸟道湍流。各项新式交通工具,在此概难展施。”(24)据有人统计,经川藏茶道至拉萨,“全长约四千七百华里,所过驿站五十有六,渡主凡五十一次,渡绳桥十五,渡铁桥十,越山七十八处,越海拔九千尺以上之高山十一,越五千尺以上之高山二十又七,全程非三、四个月的时间不能到达。”(25)清人对茶马古道之险峻崎岖有生动的描述,焦应旂的《藏程纪略》记:“坚冰滑雪,万仞崇岗,如银光一片。俯首下视,神昏心悸,毛骨悚然,令人欲死……是诚有生未历之境,未尝之苦也。”(26)张其勤的《炉藏道里最新考》记,由打箭炉去拉萨,凡阅五月,“行路之艰苦,实为生平所未经。”(27)杜昌丁等的《藏行纪程》记滇藏茶路说,“十二阑干为中甸要道,路止尺许,连折十二层而上,两骑相遇,则于山腰脊先避,俟过方行。高插天,俯视山,深沟万丈……绝险为生平未历。”(28)茶道通行之艰难,可见一斑。其二,茶马古道沿线高寒地冻,氧气稀薄,气候变幻莫测。清人所记沿途“有瘴气”、“令人欲死”之现象,实乃严重缺氧所致之高山反应,古人因不明究竟而误为“瘴气”。茶马古道沿途气候更是所谓“一日有四季”,一日之中可同时经历大雪、冰雹、烈日和大风等,气温变化幅度极大。一年中气候变化则更为剧烈,民谚曰:“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其行路之艰难可想而知。千百年来,茶叶正是在这样人背畜驮历尽千辛万苦而运往藏区各地。藏区民众中有一种说法,称茶叶翻过的山越多就越珍贵,此说生动地反映藏区得茶之不易。《明史·食货志》载:“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如此漫长艰险的高原之路,使茶马古道堪称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道路。

第三,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也是多民族逐渐聚合在一起的历史。茶马古道所见证的,正是汉、藏乃至西南其他民族怎样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我们知道,汉族文明的特点是农业和儒教;藏族文明的特点则是高原地域和藏传佛教,两者都有深厚的底蕴,但也有一些差异。那么,是什么因素使两者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藏族是一个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民族,藏族之所以成为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虽然由多种原因所促成,但可以肯定,这条连接汉、藏之间的茶马古道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汉、藏之间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和相互依存,是使其共同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茶马古道的意义显然并不仅止于历史上的茶、马交换,事实上它既是历史上汉、藏两大文明发生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促成汉、藏两个民族进行沟通联系并在情感、心理上彼此亲近和靠拢的主要纽带。恰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中所言:“汉地的货物运到博(藏区),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29)这是藏族民众对茶马古道和茶马贸易之本质的最透彻、最直白的理解。所以,无论从历史与现实看,茶马古道都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与纽带。

第四,茶马古道是迄今我国西部文化原生形态保留最好、最多姿多彩的一条民族文化走廊。

茶马古道所穿越的川滇西部及藏东地区是我国典型的横断山脉地区,也是南亚板块与东亚板块挤压所形成的极典型的地球皱褶地区。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六条大江分别自北向南、自西向东地从这里穿过,形成了世界上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貌。由于高山深谷的阻隔和对外交往的不便,使该地区的民族文化呈现了两个突出特点:第一,文化的多元性特点异常突出。沿着茶马古道旅行,任何人都可深刻地感受到一个现象,即随着汽车的前行,沿途的民居样式、衣着服饰、民情风俗、所说语言乃至房前屋后宗教信仰标志始终像走马灯一样变化着,让你应接不暇。对这种现象,当地谚语有一个形象的概括,叫“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这种多元

饮茶文化与佛教的历史


中国茶文化总的思想趋向是热爱人生和和乐感的,而佛教精神强调的是苦寂。佛教作为外来文化,自汉代传入中国。当时被宫廷、贵族用来祈福、祈寿、求多子多孙或保国家安宁。

佛人饮茶最早是在晋朝。南北朝事,佛教被统治者用来麻醉老百姓。作为统治术,此后历代皇朝都乐于利用,佛教因此发展,并出现不同学派体系。佛教禅宗主张圆通,能与其它传统文化相协调,从而使唐朝茶文化得以迅猛发展,并使饮茶之风在全国流行至今。佛教在茶中溶进"清静"思想,茶人希望通过饮茶把自己与山水、自然融为一体,在饮茶中美好的韵律、精神开释。在茶中得到精神寄托也是一种"悟",说饮茶可得道,茶中有道,佛与茶便连结起来。中国"茶道"二字首先由禅僧提出,这便把饮茶从技艺提高到精神的高度。唐宋佛寺常兴办大型茶宴。茶宴上,要谈佛经与茶道,并赋诗,把佛教清规、饮茶谈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都融为一体,开辟了茶文化的新途径。在民间茶礼方面,朝廷茶仪难以效仿,禅院茶礼容易为一般老百姓接受,因此佛教的影响较大。

佛教的原始教义是厌恶人身,鄙薄生产劳动。僧人的生活来源是依靠乞讨和施主的布施,魏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同时因社会动荡造成大量游民僧人流入寺院。无寺可居的游民就成了游僧。至禅宗三祖僧璨早在对道信传法时讲授:"华种虽因地,从地种华生,偌无人下种,华地尽无生。"说明再肥硕的地,无人耕种也就没有收获。在他的影响下,僧人们开始实行"作"、"坐"并举,这是革命性的创举,僧人们除了打坐外还需劳作,以劳动解决吃饭问题。因而种植茶树、采摘茶叶、制作名茶、饮茶等就融入佛事活动,坐禅,作为佛教僧人的修行方法,要求独自一人而坐,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更不能卧床睡眠,还规定过午不食,不饮酒不食荤,于是既能提神醒脑、又有清心性修行的茶成为僧人必不可少的饮料,饮茶有助于参禅、面壁省悟的神妙功能,为很多僧人所认可。唐代《封氏闻见录》载:"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伽,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又唐诗人杜牧的:"今日鬓丝禅塌畔,茶烟轻扬落花风"生动描写了老僧煮茶时闲静雅致的情景。

饮茶在大小寺庙的风行,僧人加强对茶叶采制的研究,于是出现历代名山大川寺庙出名茶的现象。如碧螺春,产自江苏洞庭山的碧螺峰,原名"水月茶",首先又洞庭山水月院山僧制得。武夷岩茶,为武夷寺禅僧制作的最佳。君山银针产于君山白鹤寺。贡茶紫笋产于吉祥寺。黄山毛峰长在松合庵等等不一而足。

饮茶与佛教的结合,极大的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古书记载唐宋的古寺都设有"茶堂"、"茶寮",僧人们都在这里讨论佛理禅道,切磋经论,招待施主宾客,啜饮香茗,法堂左上角悬挂着"茶鼓",击鼓招集众僧饮茶。宋林逋《西湖诗春日诗》中的"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和《宋诗钞》陈造的诗句"茶鼓适敲灵鹫院,夕阳欲压锗斫城",描写了茶鼓声下寺院的幽雅意境。寺院中专事烧水煮茶、献茶款客的叫"茶头",还有"施茶僧"专为游人惠施茶水,寺院茶也有不少名目,如供奉佛祖的"奠茶",按照受戒年限先后啜饮的"戒腊茶",全寺僧人共饮的"普茶".僧人早起先饮茶后佛事,每天需在佛前供茶,供茶、点茶、点汤后来均纳入佛教的仪规。

瑞狮岩与恩施茶叶发展历史


今天的恩施城区的年轻人,已不知瑞狮岩之名,但瑞狮岩不平凡的经历,不会为历史所忘记。它对恩施茶叶的发展历史产生过重要影响。

瑞狮岩,也称瑞狮崖,是恩施城区一坐西朝东、濒临清江的红沙石山崖。因状如蹲狮,故名。

清同治版《恩施县志·城池》载:“宋旧城,即今象牙山及瑞狮岩因山为之,元仍其旧。”告诉我们,宋、元时期的恩施城即建在瑞狮岩与象牙山一带,即今六角亭街道办事处东、南、西三面,瑞狮岩上是主要城区。

同书《古迹》载:“钓台在瑞狮崖,石壁镌‘钓台’二字。”明代天顺二年(公元1458年)由四川按察史谪施州卫经历的黄溥,曾在瑞狮岩垂钓,写下《钓台》诗:“百尺台高次水滨,几回来此独垂纶。不知应兆飞熊后,更有何人踵后尘。”今钓台已不可见。

同书《祠庙》载:“火神庙在城南门内瑞狮岩上。”又载“马王庙,在火神庙右。”两庙相挨,共用一个戏台,解放后为制革厂与皮鞋厂,庙貌无存。

抗日战争时期,湖北省政府为发展鄂西特产,于1941年下年在恩施组设鄂西茶叶运销辅导处,1942年春改组为茶叶部,隶属于省物资供应处。在恩施县城狮子岩设恩施茶厂,以此为基地,先后在恩施芭蕉、黄连溪、朱砂溪,建始长梁子,五峰水尽司,鹤峰留驾司等地设立制茶所,每年产红、绿茶1000担左右,大部分运销重庆,一时重庆茶市为恩施茶叶占领,原销沱茶退居不重要地位。

同时,私人在恩施的茶叶制销机构相继崛起,如大西公司、华中公司、江南茶庄、建华茶庄、北平茶庄,他们都乐意经营恩施茶,经他们的运作,恩施茶于1945年开始销往日本,打通了国际贸易渠道,恩施茶自此进入国际贸易市场。

茶到底是何方仙物 茶的历史与现状


在我国汉族佛教徒中,对饮食的禁忌颇为重视,尤其是自梁武帝下令全国僧寺禁断荤腥以来,就严格奉行素食制度,从而创造了丰富多采的素食文化,这是汉传佛教区别于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特点之一。佛教主张清心寡欲,因此佛教徒饮食方面的嗜好是极少的。惟有茶,中国佛教徒不仅对其情有独钟,而且经过研究、开发与提倡,影响及于整个社会,以至饮茶之风经久不衰,并传入少数民族地区和日本等国,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茶文化。那么茶到底是何方仙物?有些什么作用?与佛教有着什么关系呢?本文摘编自陈星桥的论文《茶·茶益·茶道》。后续关于此论文的其他内容将陆续整理发布,欢迎茶人朋友赏读。——凤凰佛教

通常将茶树上的叶子叫做茶叶,筒称茶。茶树是一种常绿灌木,原产于云南。其叶革质,可作饮料和药用,《茶经》说:“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可见野生茶树也有大如乔木的。

茶的历史悠久。据《史记·周本纪》记载,早在周武王伐纣时(前1122—前1116),参加征战的巴蜀等南方小国就以茶作贡品了。有资料表明西周时期四川一带即已有了茶的人工栽培,说明我国人民对茶很早就有了认识并付诸应用。不过在东汉以前,茶基本用作药品,而东汉以后,尤其是佛教传入我国之后,茶才逐渐用作饮料。一是奉行过午不食制度的僧人饮用,以补充午后的水分,提神益思,驱除睡魔;一是极少数统治阶级饮用,以解酒或除油腻。即使到了南北朝时期,也只是南朝人有此嗜好。《洛阳伽蓝记》卷二载,陈庆之侮篾吴人“菰稗为饭,茗饮作浆”;卷三载,在魏朝王侯间,往往将茶贬称“酪奴”、“水厄”,“自是朝贵宴会,虽设茗饮,皆耻不复食,惟江表残民远来降者好之”。可见当时北方人对茶尚缺乏足够的认识。隋唐天下一统,为茶的生产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尤其是禅宗的兴起,僧寺饮茶之风盛行,极大促进了茶的普及。出身于寺院的茶圣陆羽走遍茶叶产地三十三郡后,于元760年隐居苕溪(吴兴),20年后写出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标志着我国茶叶的生产和研究、应用已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茶经》约七千字,包括源、具、选、器、煮、饮、事、出、略、图十节。“具”涉及制茶工具20种左右,“器”介绍了煮茶等28种器具。宋陈师道《茶经序》:“夫茶之著书,自羽始,其用于世,亦自羽始。羽诚有功于茶者也。上自宫省,下迨邑里,外及夷戍蛮狄,宾祀燕享,予陈于前。山泽以成市,商贾以起家,又有功于人者也。”可见其影响之大。

唐代饮茶有四种:粗茶、散茶、末荼、饼茶。一般多采用煮茶法,也可根据需要配以作料、水果等。也有煮茶粥食用的。至唐末、五代,发明了“点茶法”,即净茶末撒入沸腾的水中,其茶品、水质、火候乃至器具等均有讲究。为了增进茶艺,僧人或士大夫常举行规模不等的“斗茶”活动,鉴别茶的优劣,品评烹茶技艺的高低。由此出现了一种将茶汤倾注于碗中使汤纹形成各种物象的游戏,称为“茶百戏”。《清异录》载:“馔茶而幻出物象于汤面,茶匠通神之艺也。沙门福全生于金乡,长于茶海,能注汤幻茶。”据说他能使汤纹组在一句诗,并列四碗可组合成一首绝句。正是由于饮茶之风的盛行,以至茶成为了文人雅士诗文书画抒写、描绘的内容,甚至步入了音乐、舞蹈的天地。

茶在唐代即已成为重要的外贸品,通过定期举办的“茶马互市”传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同时茶作为文化使者,通过佛教僧侣的交往,传入朝鲜、日本等国。尤其在日本发展形成了举世闻名、别具特色的茶道。当然茶更多的则是通过商人沿着丝绸之路或海路传到世界各地。据记载,茶传入各国或各地区的年代为:日本(805年)、阿拉伯(850年)、威尼斯(1559年)、俄国(1567年)、英国(1598年)、葡萄牙(1600年)、荷兰(1610年)、法国(1648年)、南美(1650年)。传入东南亚较早,但人工栽培较晚。如印度产茶始于1834年,斯里兰卡1867年。印尼1827年。世界各国对“茶”的读音,都直接效法汉语的语音,主要分为广东话“CHA”和夏门话“TE”。日本更是将“茶”的字形、读音一并拿去。充分说明中国是茶的故乡。

我国地域广阔,名茶辈出,如西湖的龙井、洞庭的碧螺春、黄山的云雾茶、福建的乌龙茶、四川的蒙顶茶、滇南的普洱茶等等,不胜枚举。但不管有多少种,总分为六大类,即绿茶、白茶、乌龙茶(青茶)、花茶、紧压茶(黑茶)和红茶。其中绿茶出现最早,其次为白茶,即由满披白毫的嫩芽制成,有“白毫”、“银针”、“老君眉”等,宋代著名的龙凤团茶亦属白茶。花茶、乌龙茶、紧压茶发明于明代,而红茶则产生于清代。至于饮茶方法,约在明代中后期始由煮饮改为至今流行的冲泡法,使饮茶更加方便、普及。此外,各民族各地区在长期的饮茶实践中还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饮茶风俗,如西藏的酥油茶、蒙古的奶茶、白族的三道茶(清茶、甜茶、香茶),云南的盐巴茶、桂北的打油茶、闽潮的工夫茶、广东的早茶、湖南的擂茶、四川的盖碗茶等。

目前,我国计有江北、江南、华南、西南四大茶区,19个省、自治区,1000多个县、市产茶,全国茶园总面积约为100万公顷,居世界首位。1988年全力平茶54万吨,出口19.8万吨,居世界第三位,中国仍是茶类最全、品种最多的国家,其中绿茶、工夫红茶为国际市场主要货源。绿茶占61%,红茶占100%。

1978年世界茶叶总产量175万吨、其中印度55万吨,中国26.8万吨、斯里兰卡19.9万吨、日本10.5万吨、苏联10.3万吨、肯尼亚9.3万吨、土耳其9万吨、印尼7.3万吨。80年代,全世界已有48个产茶国。

目前,茶与咖啡、可可并称为世界三大饮料,其中茶叶历史最久,风行地区最广,饮用人数最多,全世界有一半以上的人喝茶。茶被人们誉为“绿色金子”、“健康饮料”。

(本文作者陈星桥系《法音》杂志副主编)

中国普洱茶历史


普洱茶为中国十大名茶之一,以其集散地与原产地之一的普洱命名之。于元朝时称之为普茶,明朝万历年间才定名为普洱茶。

唐朝时普洱名为步日,属银生节度。银生茶为是为普洱茶的前身,其制法最初是将鲜叶生晒而成,发展成后来的晒青毛茶,成为精制加工的原料。清朝为普洱茶的极盛时期,《普洱府志》记载:“普洱所属六大茶山…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十余万人”,可知当时盛况。宫廷贵族与风雅人士饮用普洱茶蔚为风潮,有「夏喝龙井,冬喝普洱」的风俗雅兴。思茅与西双版那一带为其主要原料生产地区,而普洱与思茅即成为加工和集散中心。明清时期以普洱为中心向外辐射六条茶马古道,将普洱茶行销至中国本土,西藏,越南,缅甸,泰国等地,并转运到港澳,东南亚,甚至欧洲。至今,茶叶已成为中华文化与其它西方文明的桥梁。

普洱茶及茶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普洱茶及茶文化,包含有思普人民从古至今创造的与茶有关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内容,是一份有形无形资产。普洱茶与茶文化;作为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是思普区各民族人民在对茶的发现、驯化、种植、利用、生产、加工、运输、销售、饮用等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总和。它与自然、地理、民族、经济、文化紧密相连,涉及种茶人。饮茶人各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文化艺术等等方面。自从远古时期居住在澜沧江流域沿岸思普区一带的古代先民濮人和各民族,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发现了野生古茶树的用途,继而进行栽培、驯化、利用时,即开始了新的茶文化篇章。思茅地区各民族的饮茶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有哈尼族的烤茶、土锅茶、蒸茶,彝族的火罐茶、盐巴茶,傣族的烤竹筒茶,拉祜族的烤茶、大锅茶,佤族的铁板烧茶,布朗族的煮竹青茶、酸茶等。各民族之间,以茶待客、以茶联姻、以茶作礼、以茶祭祀、以茶作贡、以茶入市、以茶唱曲、以茶入艺、以茶经贸。以茶入药、以茶入诗等等,已成了社会文明进步、人民友好的象征。今天,以茶促贸、以茶兴农、以茶促文、以茶致富、以茶增谊、以茶广交天下。更促进了各民族的团结、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了国际交往和改革开放,对建设中国茶城思茅市,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97年4月,国家邮电部发行《茶》邮票一套4枚,第一枚《茶树》,印的就是思茅地区澜沧邦崴过渡型古茶树,面值50分,同时发行了澜沧邦崴古茶树极限明信件,开了中国茶文化入邮之始,在国际邮政上起到了宣传作用。思茅地区的普洱茶艺表演队,曾在思茅、昆明、泰国清莱等地表演过,由哈尼、彝、拉祜、傣、佤族饮茶习俗结合而成,以“清敬和爱”的茶艺精髓,向宾客敬献清茶、烤茶、酒茶。茶艺表演注重倡茗环境和倡饮气氛,把茶具、观茶、闻香、浸泡、尝味等地方民族特色表现出来,为普洱茶文化提升了高雅品位。

茶马古道 历史深处


千百年来,在横断山脉的崇山峻岭和金沙江的幽深峡谷之间,在川、滇、藏三省交汇的“大三角”的原野丛林之中,盘曲延伸着一条神秘的古道。这条古道从四川的雅安出发,经飞仙关,过始阳,走天全,出禁门关,翻二郎山,过泸定,至康定,到西藏,然后进入尼泊尔。古道险窄幽深,斗折蛇形,曲曲折折,这就是与“丝绸之路”齐名天下的“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不仅是世界上地势最高,地理形态最为复杂的商业要道,它更是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传播的通道。

四川、云南是我国茶叶的主产区,“天全边茶”享誉蜀中。与盛产茶叶的川蜀地区唇齿相依的藏族同胞世世代代对茶叶却是十分的渴求,在汉文史料中多有藏人“嗜茶如命”,“艰于粒食”,“以茶为命”,“如不得茶、非病即死”之类的记载。藏族民族中也有“汉家饭裹腹、藏家茶饱肚”,“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之说。虽然对茶情有独钟,但由于酷寒的高寒气候,茶叶根本无法种植,只能依靠于川、滇茶叶入藏供饮,中原地区少有马匹,纵有些许,也皆体弱质差,而地处高原地段的西藏康巴正好盛产良马,这种出产与需求的互补,促使两个伟大的民族走到了一起。于是“茶马互市”诞生了。

“茶马互市”的诞生,最早可以追溯到唐玄宗时期。当时,茶叶用作饮料,在全国各地皆为常事,而藏族同胞,尚未大饮。虽此前贞观十一年文成公主下嫁给藏王松赞干布,就带来了大批茶叶,其后亦有茶叶进入藏区,然而其清新明目,健脾养胃,祛劳提神的功效非常人皆知,因而饮茶之习惯尚不得善遍,全民饮用当推至后期。当然也是从官至民。唐代作家李肇在《国史补》中写道:唐朝使者常鲁公出使吐蕃,常在篷中烹茶,吐蕃赞普见后问道“此为何物?”,常答:“此为解渴去烦之物,名‘茶’”,赞普细察,笑曰‘吾亦存焉’,遂令从人取出大筐,常观,果为茶耳,皆为徽、闽、川之良物,然赞普不能用。后,常示之,且言其妙,至此,赞普饮之,藏胞亦然。”由此可见,当时吐蕃势力强大,虽然存有大量的从外地搜罗或他人赠送作为珍贵礼物的茶叶,但除了极少赞普饮用外,常人大都不知道如何饮用,而从常鲁公在民间传以饮用之术后,喝茶的习惯也就给了藏民,茶文化开始进入藏区。藏民喝茶,汉民售之。茶马互市的兴起,无疑促进了藏汉经济的交往。唐朝在许多地方都设置了“茶马司”,作为市场管理机构。宋代开始,朝廷常与辽、金交战,所需军马更多,宋便将茶马交易作为一种手段,用以结善并控制西北各夷。当时,朝廷将茶叶的销售分为官茶和商茶,前者由机构采购交易,后者由茶商向户部纳税交易。但须限定数量和地域,明清两代大体沿袭旧制,只是到了清代晚期才将茶叶向民间开放。

天全是茶叶的盛产区,由于地理位置特殊,更与藏区康巴相邻,因而“茶马互市”交易更盛,至明代经商户达60余家。“天全边茶”产量达2.9万担。过天全县城,出禁门,便是二郎山系,是茶马古道的必经地,相对于年代更为古老、被历代衙府称为“官道”的经荥经、泥头、磨西至泸定、康定的“大路”,此路俗称“小路”,所背之茶亦称“小路茶”,无论大路、小路一样要路经此处,一样要翻越三千二百多米的马鞍山和五千多米的二郎山,因而二郎山南麓山脚有地名曰“两路”。

翻山越岭,地势陡险,骡马难以通行,只有人手脚并用,方能攀援通行。所以各地古道中惟一造就了“茶马古道”上仅此从天全禁门关至康巴路段独有的风景奇观:人力背茶。背夫们相约十人、八人,每趟从茶商的库房里领取茶包,背往指定的地方。体力好的取20—25包,足有300—400斤。

背夫们领到手的茶包层叠摞好,用竹签串连固定,再以篾条编成背篼,套上双肩。背夫无论是谁皆自备食物,即玉米面和一小袋盐巴,仅此而已。胸前系着一个椭圆形的小篾圈,俗称“汗剐子”专用于刮汗,手里拄着一根丁字形的拐杖,拐尖镶有铁杵,俗称“拐筢子”“墩拐子”。茶包一旦上背,沿途一般不得卸下歇息,待有平缓处,领头背夫(有地方称拐子师,也有地方称大背师)便审势路段和背夫负力情形,需歇一歇了,便扎下拐子,一声吆喝,示意大家找地方歇息。拐杖就是支架,茶包垫在拐子上,拐子扎在石头上,背夫们便都挺直腰背歇脚片刻。日久天长,古道上便留下了铁杵扎下的痕迹。甘溪坡上、紫石关旁那些茶路上密布的“拐子窝”至今仍在荒弃而覆满青苔的石板道上隐隐现现。

古道是走出来的,这一走就是几千年,几千年漫长的岁月中,它历经风雨,铸就了历史和文明,虽然说现代文明替代了它,但它不是消失,更不是灭亡,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段美好的过去,它是人类向前发展史上一座闪耀着光彩的里程碑,它光彩背后的神奇,源自于人类的坚韧不屈和自强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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