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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是一位现代诗人，一生中他创作了大量的具有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的诗作，而且，还写有大量的纪游是篇。1903年他11岁时就写下了”闲酌茶溪水，临风诵我诗”的《茶溪》一绝。郭沫若也是位剧作家，话剧《孔雀胆》有一段戏，通过人物对白，把武夷山的传统饮茶方法介绍给了观众。
对白如下：王妃：（徐徐自靠坐起）哦，我忘记了关照你们，茶叶你们是拿了哪一种来的？宫女甲：（回身）我们拿的是福建生产的武夷茶呢。王妃：对了，那就好了，国王顶喜欢喝这种茶，尤其是喝了一两杯酒之后，他特别喜欢和很酽得茶，差不多涩得不能进口。这武夷茶的泡法你们还记得？宫女甲：记是记得，不过还是请王妃再教一遍。王妃：你把茶具拿来。（宫女甲起身步至亮厨前……茶壶茶杯之类甚小，杯如酒杯，壶称“苏壶”……容纳一小盘。）王妃：在放茶之前。先要把水烧得很开，用那开水把这茶壶茶杯烫它一遍，然后再把这茶叶放入“苏壶”里面，要放大半壶光景。再用开水冲茶，冲得很满，用盖盖上，这样便有白泡冒出，接着用这开水从这“苏壶”盖上冲下去，把壶里冒出的白泡冲掉。这样，茶就赶快斟了。怎样斟法，记得的吗？宫女甲：记得的，把茶杯集中起来，提起“苏壶”，这样（提壶作手势）很快地轮流着斟，就像是在这些茶杯上划圈子。宫女乙：我有点不大明白，为什么斟茶的时候要划圈子呢？一杯一杯慢慢斟不可以么？王妃：那样便有先淡后浓的不同。www.cy260.com
这段戏，简直就是功夫茶的演示。可见郭沫若对茶事的精通。1959年他陪外宾到武夷山和黄山，在欣赏了名山和名茶后写了一首诗：武夷黄山一片绿，采茶农妇如蝴蝶。岂惜辛勤慰远人，冬日增温夏解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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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情郭沫若
现代诗人郭沫若，一生中他创作了大量的具有时代特征和的作品，而且，还写有大量的纪游是篇。1903年他11岁时就写下了”闲酌茶溪水，临风诵我诗”的《茶溪》一绝。
郭沫若也是位剧作家，话剧《孔雀胆》有一段戏，通过人物对白，把武夷山的传统饮茶方法介绍给了观众。
对白如下：王妃：（徐徐自靠坐起）哦，我忘记了关照你们，茶叶你们是拿了哪一种来的？
宫女甲：（回身）我们拿的是福建生产的武夷茶呢。
王妃：对了，那就好了，国王顶喜欢喝这种茶，尤其是喝了一两杯酒之后，他特别喜欢和很酽得茶，差不多涩得不能进口。这武夷茶的泡法你们还记得？宫女甲：记是记得，不过还是请王妃再教一遍。
王妃：你把茶具拿来。
（宫女甲起身步至亮厨前……茶壶茶杯之类甚小，杯如酒杯，壶称“苏壶”……容纳一小盘。）
王妃：在放茶之前。先要把水烧得很开，用那开水把这茶壶茶杯烫它一遍，然后再把这茶叶放入“苏壶”里面，要放大半壶光景。再用开水冲茶，冲得很满，用盖盖上，这样便有白泡冒出，接着用这开水从这“苏壶”盖上冲下去，把壶里冒出的白泡冲掉。这样，茶就赶快斟了。怎样斟法，记得的吗？
宫女甲：记得的，把茶杯集中起来，提起“苏壶”，这样（提壶作手势）很快地轮流着斟，就像是在这些茶杯上划圈子。
宫女乙：我有点不大明白，为什么斟茶的时候要划圈子呢？一杯一杯慢慢斟不可以么？王妃：那样便有先淡后浓的不同。
这段戏，简直就是功夫茶的演示。可见郭沫若对茶事的精通。
1959年他陪外宾到武夷山和黄山，在欣赏了名山和名茶后写了一首诗：武夷黄山一片绿，采茶农妇如蝴蝶。岂惜辛勤慰远人，冬日增温夏解渴。
郭沫若的茶事
自古文人墨客爱饮茶，茶诗茶事一箩筐，这点在郭沫若身上也是一脉相承。郭沫若是四川省乐山市沙湾镇人，著名现代文学家。郭沫若生于茶乡，曾游历过许多名茶产地，品尝过各种香茗。在他的诗词、剧作及书法中，留下了不少珍贵的饮茶佳品，一时传为佳话。
1903年，郭沫若才11岁，就写下了“闲酌茶溪水，临风诵我诗”的《茶溪》一绝。这是他的第一首记游诗，也是他最早写的一首茶诗。四川邛崃山上的茶叶，以味醇高雅著称。据史料记载，卓文君与司马相如曾在县城开过酒馆和茶铺，成为流传千古的佳话。1957年，郭沫若作《题文君井》诗：“文君当垆时，相如涤器处。反抗封建是前驱，佳话传千古。今当一凭吊，酌取井中水，用于烹茶涤尘思，清逸凉无比。”后来，当地茶厂便以“文君”为茶名，创制了“文君绿茶”。
郭沫若是诗人，又是剧作家，在描写元朝末年云南梁王的女儿阿盖公主与云南大理总管段功相爱的悲剧《孔雀胆》中，郭沫若把武夷茶的传统烹茶方法，通过剧中人物的对白和表演，介绍给了观众。借王妃之口，讲述了功夫茶的冲泡方法：在放茶之前，先要把水烧得很开，用那开水先把茶壶烫一遍，然后再把茶叶放进这茶壶里面，要放大半壶。再用开水冲茶，冲得很满，用盖盖上。这样便有白泡冒出，接着用开水从这茶壶盖上冲下去，把壶里冒出的白泡冲掉。从这段剧情，可以看到郭沫若对功夫茶的冲泡是如此精通，反映出郭沫若对茶文化的热爱。
1959年4月的一天，在黄山山麓，刘祖香见到了郭沫若及其夫人。刘祖香以身许茶，一生嗜茶，凡六十余年，结茶为缘，人称茶人。刘祖香早就知道郭沫若爱茶，他见郭老和蔼可亲，便主动上前攀谈。郭沫若听说刘祖香是研究茶叶的，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问这问那，谈得甚是投机，堪称茶中知己。同桌品茗时，刘祖香向郭老求字，郭老并没有立即应诺，而是问他：“下午到哪里去？天都峰、北海去不去？”刘祖香实话实说下午不准备去了，因为茶厂还有事等自己回去定夺。郭沫若竟心直口快地说道：“你一不上天都，二不上北海，辜负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啊！”刘祖香没想到郭老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当即表态说一定要上天都、北海看看，不辜负郭老的期望。其实郭沫若是鼓励刘祖香，来黄山一趟不容易，多爬一次是一次。
返回家乡浙江上虞后，刘祖香精心制作了一斤一芽两叶初展的针形茶，并用玻璃瓶盛装，外加木盒套装，寄给了郭沫若，当然随信附上了要求郭老给茶厂题字的请求。过了一个月，刘祖香就收到了郭老寄来的茶厂题字。他喜出望外，立即请人制作了招牌，挂了出去。
自黄山考察回来，郭沫若鼓励登高揽胜之言一直萦绕在刘祖香耳际，从此他竟养成了登山的习惯。若干年坚持下来，其登山速度之快，连年轻人也自愧弗如。刘祖香曾五上黄山，三上庐山，有人祝他健康长寿。可他说，你应该助我“健康茶寿”才好。所谓“茶寿”，即享寿108岁。
赵汝碧先生与普洱茶
赵汝碧先生，是在普洱茶故乡勐海县闻着茶叶芳香长大成才的著名中年茶人。他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读中学时的“学工学农”活动中，就与当时驻扎勐遮乡景真茶山指导茶叶种植、老茶园改造的县“多经”办（茶叶产业办）主任、著名茶叶专家曾云荣认识，由此与茶结下不解之缘。赵汝碧于1982年自云南民族大学政治经济学本科毕业到《西双版纳报》做记者，先后任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等职；1991年春，调《云南日报》社任驻西双版纳记者站站长、主任记者至今。同时，他于1993年起连任西双版纳州茶业协会副会长、常务副会长，任云南民族茶文化研究会理事和西双版纳普洱茶研究院客座教授等。
凭着对西双版纳和古茶区各族人民的热爱，对普洱茶及茶文化的执着追求，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他一直致力于古茶山考察、云南普洱茶历史文化的研究，普洱茶传统加工技艺、特色普洱茶产品的开发，并取得了一些成就，成为西双版纳乃至全省的著名茶人和普洱茶文化专家。
赵汝壁先生会见哥德堡豪船长彼得·卡林并赠送普洱茶
1993年4月10日至18日，云南省茶业协会与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中国西双版纳国际茶王节”，他任组委会成员兼宣传文化组组长，用2个月时间踏访了云南普洱茶古六大茶山和当年州内的20余家大小茶叶加工厂，寻访老茶农、传统手工技艺制茶人，收集了一些珍贵文物，拍摄了大量古六大茶山茶马古镇、古道、古茶庄、石碑等历史古迹和古茶树、古茶园、茶园及制茶生产图片，利用所收集的历史文物、作坊工具实物和图片，与现任省茶叶科研所党委副书记石兆祥一同筹办了“国内第一个普洱茶文化展览”、手工绘制了现代第一副“古六大茶山”地图。当时，他就提出了西双版纳古六大茶山是普洱茶“发祥地”、“茶马古道”（茶马古道）源头的论点。
2002年6月下旬，2002中国云南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由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与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云南省茶业协会联合主办，赵汝碧任组委会成员、会议副秘书长、宣传组长，期间，他举办了有80余幅介绍西双版纳普洱茶历史、茶文化和古茶山照片的个人《西双版纳普洱茶文化展》，使与会的中外专家学者进一步加深了对西双版纳普洱茶历史文化的了解。其中部分图片被云南省茶协会选送到马来西亚首届茶博会上展出。期间，与著名茶人苏方华、曾云荣一道动议，促成了有中、日、韩、马来西亚和港台地区21位茶叶专家学者、茶人参加的首次“普洱茶”定义专题蹉商、研讨会的举行，形成了“普洱茶”定义的纪要，为以后普洱茶定义的确定、有关普洱茶历史文化的探讨产生了积极影响。
2004年3月至7月，他作为领导小组成员参加了西双版纳历史上规模最大、科目最多的全州古茶树古茶园资源普查工作，并任普查资料汇总、报告编写小组组长，经过两个月紧张的资料整理、普查报告编撰和图表绘制等，完成了长达8万字的《西双版纳州古茶树古茶园资源普查报告》，同年11月，被西双版纳州科技成果评审委员会评定为全州科技成果二等奖。他又主编出版了《历览西双版纳古茶山》一书（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成为人们了解版纳古茶区茶叶发展历史和民族茶文化的工具性书籍。他承担了由张俊、陈宏伟编著的《西双版纳普洱茶文化》一书的策划、编审任务。十余年来，他在《云南日报》、《云南茶叶》、《云南民族茶文化》等报刊发表了《普洱茶，抖落尘埃现现辉煌》、《古茶树资源是普洱茶发展的“活化石”》、《普洱茶热的冷思考》等十多篇论文、调查报告，近百篇茶叶产业方面的新闻稿件。他还参与了《西双版纳普洱茶产业提升发展行动计划》等文件、材料起草、审改工作。
他还注重普洱茶产品加工技艺学习实践和新特产品开发，兼任了勐海云海茶厂、泰瑞茶行的顾问，参与开发出了“布朗山陈醇”七子饼茶（砖茶）、“那卡王”青饼等特色产品，在广州茶博会和首届全国茶艺师联宜会精品普洱茶评比中获得优质品奖和银奖；2006年春，与茶厂合作独创特制的“西双版纳古茶山12星”经典普洱，选料考究，制作精细，文化气息浓，被称为西双版纳12古茶山的古乔木“样标”茶，成为省内外普洱茶爱好者品赏、收藏的珍品；2007年春，新创的“瑞贡天下”生、熟“至尊普洱”饼茶，一上市即受到消费者青睐。爱新觉罗毓•松石（清末代亲王、中国故宫博物院书画院副院长）品了此茶后称，这茶香气浓、滋味好，并欣然题赠了“天赐瑞草，天下共享”的墨宝。
郭沫若：粗茶淡饭品自香
郭沫若一生走南闯北，遍尝各地名菜名点，且有较高的鉴赏能力。1938年，郭老到长沙，与田汉、廖沫沙等在湘菜馆李合盛吃饭，当即总结出该馆菜肴的三大特色：咸、辣、多，以及席面三大特色：桌面宽、筷子长、汤匙大。他是四川人。对川菜情有独钟——1937年，他从日本秘密来沪，得到锦江饭店创始人董竹君帮助，董每天就派人送川菜到他住处。
郭沫若在饮食方面既能“上”，也能“下”，被人认为“不入流”的菜，他并不拒绝，还很欣赏。有一次，有人用野薄荷加盐稍搓，拌入蛋清和淀粉入油烹炸，让他享用，他赞道：“别有一番风味，在北京是难得吃上的。”野菜无污染，又鲜美可口，他十分喜欢。有一次去某地。看到二月兰(与青菜同属十字花科，野生于田野，有时园林及公园中自生于灌木边——笔者)，叫随行的同志挖了带回去吃。如见红薯秧(即山芋藤叶)，他也会让厨师炒一盆。木槿花被称为“开不败的花朵”，颜色有白有紫，还有淡红，在安徽山区被用来煮豆腐；在闽西长汀则用来油煎葱面。郭沫若知道它可食，试着烹调做汤。味颇清香。常食此花，有润燥、活血与除湿热的功用。出于对野菜的热爱，他家院中土山上种有枸杞。在枸杞尚未开花时，掐其嫩尖焯过拌以盐蒜，或用“三合油”(酱油、醋、香油)、芝麻酱拌食；有时以葱、姜、蒜炝锅，下枸杞嫩尖翻炒，加精盐，烹少许料酒，清炒，也别有风味。
他在饮食生活上一直很俭朴，无任何特殊的要求，平时不忌口。不挑食。在主食上，以米饭为主，但对北方的炸酱面与水饺。兴致也很高；发糕、豆包与面条也常食用。蒸发糕时，他让厨师搀点玉米面；夏日煮粥时。要求加点绿豆，可见他对粗粮的喜爱。他不喜欢油腻太重的北京风味菜，而清蒸鱼、清炒油菜、海米炒芹菜则很合他的口味。郭沫若强调吃饭要定时、定量、食不过饱。晚年他戒了烟，也不再饮烈性酒。平时饮龙井茶，但不过浓。喝酸奶，仅用一小杯。文.白忠懋
孙中山先生和茶
国父孙中山（1866.11.12-1925.3.12），我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是力主倡导饮茶的。他认为，喝水甚至比吃饭还重要，孙中山先生把饮茶提到“民生”的高度，他在《建国方略》、《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等重要论著中明确论述茶对国民心理建设的功能。茶称之为“国饮”确实有据了。
孙中山先生学医出身，他知茶爱茶，对茶有着高度的评价，他认为“茶为文明古国所即知已用之一种饮料……就茶而言，是为最合卫生最优美之人类饮料”。“中国常人所饮者为清茶，所食者为淡饭，而加以菜蔬、豆腐。此等之食料，为今卫生家所考得为最有益于养生者也”。他在题为《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的讲演中说：“外国人没有茶以前，他们都是喝酒，后来得了中国的茶，便喝茶来代酒，以后喝茶成为习惯，茶便成了一种需要品。”但在孙中山先生的民生思想中，他提倡饮茶用茶宜简朴，即“不贵难得之货”。孙中山先生还指出，要推广饮茶，从国际市场上夺回茶叶贸易的优势，应降低成本，改造制作方法，“设产茶新式工场”。
孙中山主张实业救国，对旧中国的茶叶生产现状了如指掌，并深感担忧。他明确指出：“茶业种植及制造，为中国重要工业之一，前此中国曾为以茶业供给全世界之惟一国家，今则中国茶业已为印度、日本所夺，惟中国茶叶之品质，仍非其他各国所未能及。印度茶含有丹宁酸太多，日本茶无中国茶所具之香味，最良之茶，惟可自产茶之母国即中国得之。”他分析了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及今后的对策。1924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大元帅府办公室书写《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孙中山先生提出今后的对策:“中国之所以失去茶叶商业者……则中国之茶叶商业仍易复旧。”在生产与流通的关系上，孙中山提倡商品流通，货畅其流，以此来促进(包括茶叶等工农业)生产之发展。他在国际发展计划中更有具体表明:“吾意当于产茶区域，设立制茶新式工场，以机器代手工，而生产费可大减，品质亦改良，世界对于茶叶之需要日增，倘能以更廉更良之茶叶供给之，是诚有利益之一种计划也。”
孙中山先生本人也是极爱饮茶，尤其爱喝西湖龙井和广东功夫茶。1912年10月，时任国民党理事长的孙中山乘“联鲸”号舰在长江下游考察实业。在芜湖铁山休息时饮到太平茶商侍者给冲泡的太平猴魁，才呷两口就赞不绝口，连称好茶，在茶兴正浓时提笔给茶人南山先生题了一条横幅，内容为“饮杯猴茶如得知己可以无憾”。1916年，他从上海到杭州，特地视察茶店、茶栈，然后品尝龙井茶。到虎跑泉观光，取水烹茗，并赞道：“味真甘美，天之待浙何其厚也！”
苏东坡先生的下午茶
宋人吃茶的格局，和如今是完全两回事情。早春二月，福建建安的茶树刚刚长出嫩芽，就被采摘下来，经过蒸青、榨膏，用茶臼子研成云母一般的细细的白色粉末，方可进行点茶。点茶，要用汤瓶中的沸水先加一点调成膏，再冲水，用竹茶筅击拂，待茶碗中出现浮云般的一层白沫，方可以饮用。茶盏最好是黑色兔毫建盏，因为唯有黑色茶盏能衬托出茶沫的雪白。中国美学到了宋朝方才真正到达高峰，即一种文人士大夫的极简主义审美，对“雅”的极致追求。茶天然具有的某种自然之风雅，令上至天子下到平民都对此物趋之若鹜。当然，古代大众的这种慕雅行为与今天并没有本质不同，大众当然都可以附庸一下风雅，借以刷刷存在感的，没有人附庸，哪里来的风雅呢？好比今天我们参加所谓茶会，穿上汉服拍照，再发发朋友圈，配上点鸡汤文，不妨事的，真是那块料，自然慢慢会体会到茶的乐趣；然而对于有的人来说，这种“雅”本来就是他生活的常态而已。
1081年大年初二，被贬谪到黄州的苏东坡给他的好基友、“河东狮吼”典故的当事人陈季常写了这样一封信：
轼启。新岁未获展庆，祝颂无穷，稍晴，起居何如？数日起造必有涯，何日果可入城。昨日得公择书，过上元乃行，计月末间到此，公亦以此时来，如何？窃计上元起造，尚未毕工。轼亦自不出，无缘奉陪夜游也。沙舫画笼，旦夕附陈隆船去次，今先附扶劣膏去。此中有一铸铜匠，欲借所收建州木茶臼子并椎，试令依样造看，兼适有闽中人便。或令看过，因往彼买一副也。乞蹔付去人，专爱护便纳上。余寒更乞保重，冗中恕不谨，轼再拜。季常先生文阁下。正月二日。
大意是，东坡看上了陈季常的茶臼子（建州是北宋御茶苑的核心地区），想让自己这边的铜匠依样子打一个，于是大年初二就巴巴儿地写信去借；但又说，如果有人去福建，还是要请人去买一副来的。
这一年苏东坡四十四岁，刚刚因为“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第二个年头。
虽然顶着“千年第一大才子”的名头，可东坡如果在今天混圈子，也许大概可能当不了作协主席、书协主席之类的，原因“你懂的”；当网红更不可能，原因有二：第一，虽然他才是那个真的耿直boy，然而，网红界的耿直boy，哪一个不是有故事的女同学呢？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东坡的世界观与当下所谓“成功学”完全是反着来的；他的人生之旅基本是“人往低处走”，用小时代那种大势利眼的观点来看，他是个“大写的loser”。总之，用朝云对他的四个字评价：不合时宜。
但是，东坡最高杰作，却大多是在往“低处走”的阶段创造出来的，比如诗文《念奴娇·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书法《寒食帖》、《洞庭春色赋》等。大概东坡也从未将“成功”当回事。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古代读书人自有其安身立命的方法。更重要的是，无论身在何处，他的性情并不会为之改变，不会有任何造作，就像我们看到的这通尺牍。
以东坡之名留下的墨迹甚多，但多件颇有存疑之处。然而这通《新岁展庆帖》则一直被历代大家认为真迹无疑。它和写给陈季常的另一通《人来得书帖》被合为一帖，明代大家“董狐”董其昌在其后题跋曰：“东坡真迹，余所见无虑数十卷，皆宋人双勾廓填。坡书本浓，既经填墨，盖不免墨猪之论，唯此二帖(新岁、人来)则杜老所谓须臾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也”。董狐一向自视甚高，连赵孟頫都不放在眼里，这样的评价算是很高了。该帖历经项子京、安岐递藏，在北京故宫深藏不露。所幸的是，在故宫博物院武英殿最近的“故宫藏历代书画展”中，我们又能一睹此物真容了。
在“宋四家”中，东坡书法并不完美，点画肥腴有“墨猪”之讥，结体宽扁有“蛤蟆”之讽。要论技法的多样，姿态的美丽，东坡恐怕比不上米元章。然而又有论者，即所谓苏轼天然、黄庭坚劲健、米芾纵逸、蔡襄蕴藉，东坡仿佛又胜出一筹了。“天然”二字，在中国美学甚至哲学体系里，地位不言而喻。东坡谈到自己的书法时也自信地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果真是一枚耿直boy。这种天然，更表现在真性情的流露。而仔细看处，却又笔笔有法。我们在《人来得书帖》中可以体会到。
轼启：人来得书。不意伯诚遽至于此，爱愕不已。宏才令德，百未一报，而止于是耶。季常笃于兄弟，而于伯诚尤相知照。想闻之无复生意，若不上念门户付嘱之重，下思三子皆不成立，任情所至，不自知返，则朋友之忧盖未可量。伏惟深照死生聚散之常理，悟忧哀之无益，释然自勉，以就远业。轼蒙交照之厚，故吐不讳之言，必深察也。本欲便往面慰，又恐悲哀中反更挠乱，进退不惶，惟万万宽怀，毋忽鄙言也。不一一。轼再拜。
“伯诚”为陈季常之长兄陈忱。显然是陈季常向东坡通报了兄长的死讯，东坡遂去信慰问。虽寥寥数语，却绝无废话，以他与陈季常的交情，彼此只言片语已足以传达深情，但外人看来似乎淡了些。然而这通尺牍就要结束的时候，东坡又附上两行小行书：
知廿九日举挂，不能一哭其灵，愧负千万，千万。酒一担，告为一酹之。苦痛，苦痛。
在克制的情感之下，是涌动的苦痛，真挚的共情，跃然纸上。而当我们看到东坡这件墨迹时，这种印象又会被放大数倍，笔墨之间那种情感的起伏，和我们观看王羲之《丧乱帖》、颜真卿《祭侄稿》的感受有颇多类似之处。
讲到尺牍中东坡的真挚，竟让笔者想起台北故宫中的那件《归安丘园帖》了。东坡与章惇本为多年好友，在“乌台诗案”中，章惇虽为新党，还曾极力营救过东坡。但后来章惇与苏辙结怨，遂多方迫害苏轼兄弟，乃至有斩尽杀绝之意，但东坡从未流露出怨恨。然而风水轮流转，章惇失意时，同样一再被贬，他的儿子流落海南，还承蒙东坡照拂。在章惇被贬汝州时，东坡修书一封前往宽慰，称“归安丘园早岁共有此意”，但是我深知你的性格怎会安于此？只是暂时的蛰伏，究竟还是要东山再起的。这封尺牍书法写得安静、淡然，字里行间流露的那种温雅、真挚，哪里像是写给一个仇人？想想我们当下的各种“互撕”，吃相好难看，这不是斯文扫地，而是从未有过斯文罢了。
虽然这一回的展览借上了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的名头，可是预想中的《步辇图》、《韩熙载夜宴图》不知为何并未展出，在参展杰作中，尽管摹本王羲之《雨后帖》和杜牧《张好好诗》名头更响亮些，但东坡这件真迹尤其令笔者着迷，单单为了它，也值得混在如织的游人队伍中走一遭。
其实北京故宫宝贝甚多，可迄今绝大多数所翻拍出版的字画，用的还是上个世纪“故宫摄影部”拍摄的旧片子，当年离日本二玄社的水准就差了十万八千里，再加上印刷马虎，结果要么像“烧煳了的卷子”，要么“像雾像雨又像风”，令人疑心摄影师连焦距都对不准。其实国内今天的微距摄影、调频网印刷水准、硬件设备早就不输二玄社，然而一些复制品却只热心于制造各种奢华版，动辄过万，并且每一种都要做成巨册，像个石狮子一样笨重，以便蹲在豪宅里充门面。上个月台北故宫前院长冯明珠被聘为北京故宫顾问，这其实是好事一桩，不必附会上其它的意义。北京故宫若像冯明珠研究员曾经做的那样，也出一套《故宫法书新编》，印刷几乎“下真迹一等”，却又价格亲民，随手便于翻阅，也是我等大众粉丝之福利吧。
鲁迅先生如何买茶喝茶？
如今，在某些单位工作或经常看新闻的人，对“茶话会”这词再熟悉不过了。他们不是经常开茶话会，就是经常看别人开茶话会，比如年终总结，学术讨论，文艺座谈，招待外宾，新年团拜，凡春节、新年、国庆节、中秋节等等重要节日，开个茶话会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党、政府、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各种协会，大伙儿聚一聚，喝喝茶，聊一聊，谈一谈，感情增加了，思想也交流了，一团和气，其乐融融。
茶话会是一个传统，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礼仪活动，有人认为这是对传统礼仪成功改革的典范。其实，从源头来看，它从茶俗演变而来。唐代，新茶采制之后，佛门有“禅庭一雨后，莲界万花中。时节流芳暮，人天此会同”的例会；文人常以茶会友，朋友聚会时，常饮茶清谈，交流思想，增进情感。
旧时商人在固定茶楼上谈生意，也举行茶话会。后来演变为社交性集会，适应面和使用阶层更加广泛。其中，以国家级茶话会和招待外宾的茶话会的程式设计最为严谨，流程也相对固定化。
鲁迅一生唯一大笑的照片，1936年摄，同年，鲁迅去世
鲁迅在北京时，经常参加单位组织的茶话会，大略是工作需要，他更多与朋友在外面喝茶。以1924年为例，他的茶生活如下：
一月十七日，“往鼎香村买茗二斤，二元”；四月十三日，“上午至中山公园四宜轩。遇玄同，遂茗谈至晚归”；五月二日，“下午往中央公园饮茗，并观中日绘画展览会”；五月六日，“晚买茗一斤，一元；酒酿一盆，一角”；
五月十一日，“往晨报馆访孙伏园，坐至下午，同往公园啜茗，遇邓以蛰、李宗武诸君，谈良久，逮夜乃归”；五月二十三日，“往中央公园饮茗并食馒首”；五月三十日，“遇许饮文，邀之到中央公园饮茗”；五月三十一日，“下午往鼎香村买茗二斤，二元。”
在广州时，他和朋友常去陶陶居、陆园、北园等茶居喝茶，还说“广州的茶清香可口，一杯在手，可以和朋友作半日谈”。
鲁迅喜欢喝龙井。有一次，林语堂去找鲁迅，没遇到，留下两盒红茶。那个年代，有名的火腿叫茶腿，据说是用茶叶熏的，鲁迅就曾经收到过，也买了送人。在他的礼品单中，还有普洱茶膏。
清人赵学敏著《本草纲目拾遗》云：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在那个年代，显得十珍贵，有资料显示，鲁迅珍藏的这批普洱茶膏，有一部分在2004年曾高价拍卖。
蒙顿复刻版清代宫廷普洱茶膏
鲁迅不但自己喝茶，还叶，一次多达十斤二十斤。
周海婴与母亲，时年近十岁，摄于1939年
内山完造后来撰文回忆上海生活时，谈到他与鲁迅一次聊天，说的是对茶叶源流的一些看法：某日与鲁迅先生聊起了茶，我听说日本的薄茶（日本抹茶的一种）沿用了中国唐代的饮用方法，但日本后来的形式和做法更烦琐，而远流洲的茶庭、千利休的茶室以及丰臣秀吉的黄金茶室、茶具更是后来的事。
“传灯”之心，一至于此——何健先生
二十二年后，重新登上，他竟然卖房换了几把清代的壶，之后谈起来笑称是“愉快的败家经历”，至今不置房产。他过手的壶，如今许多价值千万，而他的“冶堂”里，并无名贵物什。“冶堂”以茶会友，来去自在，成为许多过路文化人随心的所在。先生二十年得一“冶”字，沉潜之后，就像一把适手的老器，和光同尘，得大自在。
鲁云问他：“茶是阴柔之物，浸淫太久，会否让人木讷消沉？”先生作答：“茶让人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茶让人看清物我关系，动也能更好地动。”
鲁云问他：“云南青花瓷器胎体不够晶莹剔透，做工又拙，美感何在？”他答：“云南青花是日用之美，你可以舒服地平视，没有仰视惊叹的距离感。”
和先生交流，其圆融通透让人折服。他告诉鲁云，少些“大哉问”，多从具体而微入手；批评也得讲究站位的角度，不能逆势而为。在从景迈山去景洪的路上，鲁云与先生并坐而谈，不知不觉中竟错过了在南糯山下车。
二十多年“冷处理”普洱茶，先生将之称为“有条件获利者的责任”。而此次论坛上，他直陈两个担心：一是目前茶道领域“东洋风”渐盛，许多人打着“茶文化回归”的幌子，高价开班授课，行销奢侈器物；二是作为中华茶叶主流的绿茶文化式微，世味过于追求浓烈的香气、滋味，而轻视更显天地山川清幽淡远之气的绿茶。
何健先生并不认为日本的美学理念与我合流。他解释，相较之下日本的美学是震撼的、屏息的、叹为观止而具有强制性的；而中国的美学是悠游自在的、是绕梁三日回味无穷的。茶界对中国美学认知上的不足，带来消费和文化上的偏差。而“世味即是人心”，“重口味”折射的社会功利心态，恰恰需要绿茶的导引、润泽。
五月，正是何先生在台湾制茶最忙碌的日子。他不辞鞍马劳顿再来云南，不是为了抛头露面凑个热闹。正如他在论文中阐明的：因缘际会造就了大中华与他国结合的试验样本，如台湾、香港和澳门，正如龙生九子，如今当以反哺之心将其养分回馈于母体。作为茶人尽一己之力，“哪怕有一个人听进我的话，就没白来”--“传灯”之心，一至于此！
走进海湾-老同志创始人邹炳良先生！
走进海湾茶业，我们先从海湾茶业的创始人普洱茶界泰斗邹炳良和卢国龄先生的了解开始。那开始于1957年的沉淀......
邹炳良，汉族，生于1939年，云南祥云县人。原在邹炳良先生及卢国龄先生的正确领导下，在海湾人遵循邹炳良先生“为天下人做好茶”的质朴理念、传承创新、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形成了集普洱茶原料、发醇基地，普洱茶精加工基地及营销中心产供销一体化的现代普洱茶领军企业。
1999年5月，邹炳良先生被聘为“中国99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专业审评组专家”，同年6月和次年6月被聘为云南省第一、第二届“云茶杯”名优茶审评专家。
『2002年』邹炳良先生被聘为普洱茶国际名优产品评比专家组专家。
『2006年』邹炳良先生被评为“全国食品安全工程技术先进个人”。
『2006年』邹炳良先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被授予“中国普洱茶终生成就大师”荣誉称号。
『2008年』中国茶文化国际交流协会在香港成立，邹炳良先生被聘为协会顾问。
专访中国普洱茶终身成就大师邹炳良先生
专访中国普洱茶终身成就大师邹炳良先生
在一个晴朗的初冬午后，笔者有幸拜访了邹炳良老先生，领略“传说”中一代宗师精彩的普洱人生。踏入海湾茶业的那一刻，春城十一月的暖阳倾泻于身，和煦的微风裹携着缕缕陈香扑面而来，引领着我们随香而行。在茶韵四溢的会客室，邹老步履稳健地走进来，和颜悦色地招呼我们喝茶。
看到精神矍铄的邹老，不禁让人觉得是不是岁月故意给邹老留了情，让时间在这位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的老人面前暂停了脚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给予了邹老先生如此从容、温暖而淡定的笑容？
有人曾这样写到：“邹老本人也如同普洱陈茶一样，色如宝石般深红纯粹，质如美玉般温润透彻”。
（一）心系普洱情洒勐海
让我们先来回首2007年春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届中国普洱茶商务大会上，邹炳良先生被授予“中国普洱茶终身成就大师”荣誉称号，这是实至名归的桂冠，是对邹老先生情注普洱茶产业，对普洱茶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至尚褒奖。
荣誉的背后，如果没有心血与汗水的付出，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这得从。他告诉我们，自己无法停止对普洱茶的热爱，在接下来的岁月中，希望继续能为茶学、茶业奉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人们常说：人生如茶。邹炳良老先生走过的不仅仅是如茶人生，而是一种把自己的生命与心血真正融入到了普洱茶中，闻茶香，品茶味，体茶韵，与茶相伴，一路辉煌走到如今的别样人生。面对着这样一位深爱着普洱茶，深爱着这份事业，愿意把自己一生倾注在普洱茶身上的茶人，我们除了敬佩，除了敬仰，那就只有一个心愿，愿以后的做茶人以邹老先生为典范，共同促进普洱茶和整个茶产业的发展，在未来的几十年，几百年后，都能弥漫着邹老先生的普洱茶香。（作者：唐自波）
启功先生的几件书事：书和茶的接点
启功，字元白，也作元伯，号苑北居士，满族，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他是中国当代著名书画家、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鉴定家、红学家、诗人，国学大师。在启功一生众多的成就中，最广为世人所知的当然是他的书法作品，他的书法被称为“启体”，无论是条幅、册页、屏联，均能给观赏者展现出优美的韵律和深远的意境，正因为如此，启功的书法被书法界誉为“不仅是书家之书，更是学者之书、诗人之书”。
对启功先生的书法成就，书界、学界已有许多评价，不久前，本刊记者访问了启功先生的得意弟子柴剑虹先生。在攀谈中，柴剑虹先生向我们讲述了生活中启功先生的几件别有情趣的“书”事。
书和茶的“接点”
启功先生爱喝茶，却并不嗜茶，也没有太多讲究。曾有友人举行“茶道会”向启功先生征求题词，启先生即吟七绝一首以答：“七碗神功说玉川，生风不数地行仙。赵州一语‘吃茶去’，截断群流三字禅。”
启功先生极不愿意喝热茶，而愿意饮温茶乃至放凉了的茶水。有时还喜欢将碧绿的好茶叶慢慢用手研成粉末后放入杯中，然后再冲水泡茶。对于普通的花茶或绿茶，启先生也要喝上好几茬，而后也往往不倒掉。
启功先生写字，从不让别人替他研墨。有时，他会把喝过好几茬的茶水注入砚台研墨，常令观者惊讶不已。柴剑虹见到启功先生此举后问启功先生，用茶水研的墨是否兼有茶香、墨香？此中是否还有别的奥妙？启功先生则笑而不答。
我所知道的山茶科植物分类专家：张宏达先生
我所知道的山茶科植物的分类专家：张宏达先生
张宏达：国际山茶学会及美国山茶学会会员；广东植物学会名誉理事长；主要研究：植物分类学、植物区系学和植物群落学！以下文章作者：作者：虞富莲
二十八年的良师益友
我第一次拜访张宏达先生是1982年6月中旬。1981年我们在考察了云南保山、德宏和临沧地州的野生茶树资源后，因异种很多，就请张先生作进一步物种鉴定。在中山大学生物系大楼三楼一间简易办公室里我们首次见到了久仰的张老。当时年近古稀的他，身板硬朗，精神矍铄，这可能与他几十年来从事野外考察工作有关。他对有求教于他的人十分和蔼可亲，毫无权威的架势，顿时消除了我们忐忑不安的心情。在二楼一间偌大的标本室里，我们将携带的标本一一清他作鉴定。尽管他是山茶科植物的分类专家，但还是对标本的每个部分都详细观察，尤其是花器官的每一个细末都毫不放过，遇到疑难的材料就从馆藏标本中拿出模式标本(Typus)反复对照，并与我们讨论切磋，如确无相似之处，再确定是新种或新变种，如云县茶房乡李家村的一株野生大茶树，基本特征与大厂茶(CamelliatachangensisZhang)一样，惟苞片特大而有殊，经反复研讨后才定名为大苞茶新种(CamelliagrandibracteataChangetYu)。他的严谨学风使我们钦佩。
张老对标本非常爱惜，即使掉落一个小小的花瓣他都马上用桃胶粘上，按他的话说少一个花瓣都会影响到鉴定的正确性，所以他一再强调，野外标本采集一定要有花，没有花的标本是没有价值的。他的教诲使我们在以后的考察中少走了很多弯路。
张老还很谦逊，每次新种定名时都要将我们定为共同命名人，说这是对你们辛勤工作的肯定，也是对后人的负责。如上述的大苞茶，Chang是表示张宏达(在标本命名上他惯用Chang，不用Zhang)，Yu表示虞富莲。在以后几年的考察里我们几乎每年都要请他进行标本鉴定，他都一如既往地接待，从不厌倦。他坦言，我们采集的标本增加了他馆藏标本的物种数量，还得感谢我们。
为此，他根据云南发现的大量新种(变种)，于1984年对茶树分类系统进行了修订。在这个系统的3S个种(变种)中，云南就有28个种(变种)，他感叹云南的茶树资源太丰富了，要不是年老体迈，真想再重登哀牢山，横跨澜沧江。1998年他在《中国植物志》上建立了茶组植物的最新分类系统，已成为目前国内外最经典的分类系统之一。
踏遍青山人未老
张宏达先生的爱国之心溢于言表。他早年为了摸清植物的群落分布、采集标本，踏遍了云贵川十多个省以及港澳、西沙群岛等地，所创著的植物区系(华夏植物区系)学、植物群落学在国内外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由中国专家创建的山茶科植物分类系统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认可度，张老功不可没。
众所周知，茶树原产地是国际学术界争论已久的问题之一。因发现和利用茶树是对全人类的大贡献，所以原产地问题不只是个学术问题，而且还是个民族自豪感问题。尽管早在200多年前Caroluslinnarus就认为茶树原产于中国，但自1824年英国人Bruce在印度阿萨姆萨地亚(Sadiya)发现野生茶树后，便产生了多种论点，其一是原产于印度说，因1838年Bruace报道了在印度108处发现了野生茶树，尤其是1844年Masters根据英属东印度公司采自阿萨姆茶园的标本将其定名为“Theaassamica”(阿萨姆茶)后，更是宣称印度是茶树原产地。
张宏达先生在考证了英国皇家植物园各大标本馆后认为，印度的茶树与中国云南广泛栽培的大叶茶没有区别，并认为印度的茶树是从中国引去的。他在1981年所著的《山茶属植物的系统研究》中写道：“中国人民利用茶叶的历史十分悠久。考之史籍，茶叶最先用于医药方面，然后才作饮料。早在公元前2700年的殷周时期中国人就知道用茶叶作医药，周代以后就以茶为饮料……无论从植物的地理分布或人类与自然界作斗争的历史来看，茶树都是中国原产”。“从茶属的地理分布看，‘阿萨姆茶’分布到印度阿萨姆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但人为活动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印度现在栽培的大叶茶是当时的东印度公司从中国引过去的。关于茶树在印度的记载，在印度本身是未有发现的”。“东印度公司派人去阿萨姆进行茶树栽培调查，表明阿萨姆的茶树是当地掸族人从远东带回去栽培的”。张老的这些佐证表明，印度阿萨姆的茶树来自中国，并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印度阿萨姆茶树来自中国还可进一步得到说明。2005年3月20日在“中日茶起源研讨会”上，日本著名学者松下智先生明确表明茶树原产地在云南的南部，并断然否认印度阿萨姆的萨地亚是茶树的原产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及2002年松下智先生先后5次去过印度阿萨姆地区考察，当地未发现有野生大茶树，而栽培茶树的特征特性与云南大叶茶相同，他认为第一，阿萨姆的茶种是早年云南景颇族人从云南带去的。原来伊洛瓦底江上游的江心坡地带(与今云南怒江州接壤)，在中缅边境调整前属于中国，当时从云南到印度不需要经过第三国或绕道西藏，且印度阿萨姆的萨地亚离云南西北部最近(北邻西藏察隅)，景颊族又主要分布在滇西一带，这样的迁徙完全有可能；第二，现今阿萨姆地区从事茶树种植业的村民多为景颇族，他们仍保留着云南景颇族的民居和着装，尤其是饮竹筒茶的方式与云南一样(松下智先生13次到过云南。1995年到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进行过考察)；第三，当地居民亦有着嚼槟榔的习惯，而嚼槟榔是景颇族的一种嗜好，且竹筒茶与嚼槟榔还有着渊源关系。由此种种，松下智先生推断阿萨姆的景颇族和茶树都是与云南同宗同祖的。
尽管阿萨姆的茶树来自云南，但Kitamura于1950年将其定名为Camelliasinensisvar.assamica(Mast)Kitamura。即阿萨姆变种，“这个名称是科学上的不幸和历史的颠倒”，张先生愤然写道。因这个栽培种主要分布在主产区，也就是俗称的云南大叶种，为了给世人以真相，正本清源，1981年他毅然将其中文名改为“普洱茶”，从此“普洱”两字集地名、茶名、学名于一身。同时将Barua在1956年定名的同样有歧意的伊洛瓦底茶(Camelliairrawadiensis)的中文名改为“滇缅茶”，因这个种主要分布在云南西部和缅甸西北部的伊洛瓦底江一带。尤在滇西的腾冲、龙陵、梁河、昌宁、凤庆、云县、镇康等地都有广泛分布，将其称为“滇缅茶”名正言顺。不过，按照国际命名法规，在写学名时拉丁文还得用“assamlca”和“irrawadiensis”，不用“puercha”和“dianmiancha”。张先生遵照法规，在他的茶组植物分类系统中这两个种仍保留了原来的拉丁名。他的有理有节的做法，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称赞。
如今，张老已是近百岁老人。他为科学真理奋斗了一生，为祖国赢得了荣誉，维护了尊严。他参与主编的《中同植物志》被国家授予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这也是对他的褒奖。
永年太和茶业公司董事长 太俊林 先生专访
永年太和茶业公司董事长太俊林先生专访
太俊林男，汉族，大学文化，1974年11月生，现任云南普洱市永年茶业有限公司、普洱茶厂董事长，深圳市永年太和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他呼吸着彩云之南满溢茶香的空气长大,
他的祖辈在茶路上留下过清晰的足印,
他打小就把普洱茶当饮料喝,长大后又与普洱成为亲密的工作伙伴。
别人说他和普洱茶“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他自己说他和普洱是命定的缘分。
在我的印象中,用“XX总”来称呼的人多半会透着几许圆滑和不近人情,可当我第一次见到太总时,便颠覆了心目中“总”们的固有形象,没有标志性地象征富态的肚皮,也没有冷若冰霜的象征权威的表情,只是一个很谦和很亲切的笑容便让人心里所有的顾虑和不安消散殆尽。
说是采访,更似聊天。早前准备好的记事簿、录音笔统统被我遗忘在包包一角,早前既定的问完问题快点闪人的计划也夭折在摇篮里了。采访在一个茶香袅袅的屋内进行,我们边品茶边聊天。时间似乎一瞬间静止了,慢慢刻录着他的故事,那些关于“茶”的故事,那些走在“茶路”上的点点滴滴。
立足传统
“我要像法国人酿葡萄酒一样来做普洱。”太总的这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作为一位70后的年轻企业家,太总一直致力于普洱传统加工工艺的研究与运用。更加令人刮目相看的是,年轻的太总竟被称为香港四大茶商仓储方法的唯一继承人。这不得不让人好奇,是什么让他这样一位年轻的企业家如此执着于传统。
太总说这多半同他幼时就接触普洱茶有关。从6岁起太总就开始跟着父亲喝茶,8岁时开始自己泡茶,高中时期就喝遍了中国的名茶,一路走来,便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又是何时太总真正开始他的普洱茶事业的呢?话说那是1996年,手拿天津商学院企业管理毕业证的太总,进入到了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之后便被派往深圳专做普洱茶的业务员。谈及在深圳的日子,太总说辛苦是难免的,成天在路上跑业务,不管日晒雨淋,白天黑夜。经常是深圳香港两边跑。单是排队等过关就要耗上个把钟头。谈及这些,太总总是淡然地一笑而过。在他看来,年轻人就应该肯学肯做,吃苦耐劳。这样,才能踏踏实实地干事业。有些东西或许当时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学到自己手里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所以,太总将在深圳的“上班族”日子视为其普洱事业的重要阶段。在这段时期,他寻获了什么呢?
太总坦言:“到了深圳,发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本来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毕业生,搞外贸只能打打单、跟跟单,可到了深圳,眼界开阔了,在生意往来中直接深入地学习了很多普洱茶的知识。比如我结交过一位吴树荣先生,他经营着香港的一家百年老茶店,我的好多关于普洱茶的基本知识都是从他那吸收的。特别是其中有一条:生茶不能叫普洱茶,至少要收藏好几年,在一定温度湿度条件下慢慢转变,陈化后方可称为普洱茶。这句话在我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让我日后在做普洱茶生意时时刻不忘传统二字。如果对生茶和普洱茶都还存在误解,那又何谈投身于这个领域呢?所以,在流派众多的普洱茶界,我悉心学习了吴先生写的一些关于普洱的书,从中找到了普洱的‘根’,也是这扎实的根基让我之后有了在这行发挥的空间。”在深圳的打工岁月让太总寻到了普洱传统工艺的根,沿着这条“根”,在1999年,太总奔赴西双版纳的易武,希望让古茶工艺重获生机。在保留传统制茶工艺的同时,融入现代科技,成就了“99易昌号”,也成就了现在的昌泰集团。此后,太总更加坚定了做传统普洱的信念。
“做普洱,一定不能急功近利,该陈放五年就放五年,该放八年就放八年。这样才能最好地保留普洱的传统,才对得起作为一个茶人的良心。”这便是太总做茶的原则。在充斥着各种暴利神话的,他这种求真务实的态度无异于搬石头砸自己的脚。那些疯狂炒作后带来的利润神话,有时神奇到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太总说他有一个台湾朋友在炒普洱的过程中仅仅一年就赚了6000万的毛利。相比之下,太总的真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甚至有些傻气。太总说他希望普洱茶以文化为载体,回归本真。让人们在普洱中得到一份踏实而真切的感动,让饮茶不仅仅只是饮茶而已,而是品饮生活,品味人生。他希望人们对普洱的爱是明净透亮的纯粹的喜欢,而不是隔着利益的纱网,做些不真实的白日梦。
由此,太总谈到了近年来的“普洱热”,“在我看来,这好像是普洱的辉煌,但实质上从侧面反映了它正在走下坡路。因为它身上所有的亮点都已经被炒开了,炒没了,已经没有更新的东西去挖掘了,所以人们才咬住这几个亮点翻来覆去地炒,制造出了一种繁荣。由此市场上也出现了许多为图短期利益而鱼目混珠、虚夸价值的现象。其实,只要大家多一点对普洱知识的了解,便不会再被利益蒙蔽了双眼。”对此,太总多年来一直在致力于将普洱茶最真实的信息传递给品饮者和收藏者,让他们知道如何去鉴别优劣、真伪,如何收藏、储存普洱茶,为普洱保驾护航。“下一步我想多探究一些香港老茶人、老茶店的故事,集结成书。这样更有助与大家从根本上了解普洱,从历史、人文各个角度去审视普洱。把普洱真正内化成一种文化,一个文明符号。”太总在透露道。如果每一个行业都有一个书写童话的理想主义者,那太总应该算是普洱茶界的“安徒生”了。
勇于创新
“机遇。一定是机遇。”太总把自己今时今日的成就归结于两个字“机遇”。在机遇到来时大胆尝试、锐意创新,这便是太总成功的秘笈。
太总又一次提到了在深圳茶叶进出口公司工作的经历。“透过深圳这扇中国的南大门,我看到了更为广大的海外茶叶市场,了解了外国人对茶叶的需求。那时我意识到,国际化是任何一个产品发展的必由之路。”
这种国际化意识,使得太总在2001开始加工一些精茶块出口法国,但是当时云南能符合这样技术要求和卫生要求的厂可谓凤毛麟角。“如果从源头上就自己做会不会好一些?这样会比单纯加工更为可行?”当时,太总这样问自己。几经思考,他做了一次勇敢地尝试,也可以说是一次冒险,一次赌博。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现有市场资源,在2002年创办了永年普洱集团,真正形成了普洱的生产、储存、销售的一条龙运作。踏出这一步,太总并未就此安于现状。他继续开拓海外市场,并从对外贸易中继续创新。
对此,太总给我讲了一个在与法国进行进出口贸易的故事。那次交易,法方希望在每个普洱茶块上拴一个吊牌。太总便直接在茶块上钻了个洞,把吊牌拴上,但这样一来,茶块遇水泡开,吊牌也就脱落了啊。就算是这样法方也一定要求吊牌的存在,因为在西方人眼中,有吊牌是正规生产的标志、优良品质的保证。这个小小的经历引发了太总的思考,从而使他开始了对“紧压袋泡茶”的研究,一步一步,层层攻关,他始终不曾放弃,也最终做出了成果。这便是生活的智者,善于从细节处得到启示,勤于思考,并有勇气坚持将所想付诸实际,实在令人佩服。
懂得赢利的只能称为生意人,而懂得创造的才能成为企业家,站在巨人肩膀上看世界才能收获更广阔的天地。我想太总便是这样一个懂得站在传统基石上创新的企业家吧。
他们眼中的“太总”
太总爱茶、懂茶,却不局限于独善其身,在他的引导下,许多朋友都与茶结缘,成为普洱的超级发烧友。一位茶人的博文中这样写道:“认识小太——太俊林,是一种福分。那时,我们坐同一部车回景洪,一路上聊开了普洱茶,聊开了昌泰,也是这次,我从他们嘴巴里第一次听到神奇的99易昌……”再看另一位茶人口中的太总:“普洱茶由大名鼎鼎的太俊林先生经手发往港澳台以及东南亚,这方面的问题我当然是少不了向他请教的,他很有发言权。”我相信这绝不是言过其实的恭维,而是茶人们对太总最真实的看法。他们眼中的太总,是诚恳执着地追梦者,也是茶界举足轻重的权威人物。而在另一些人眼中,太总是给予他们启迪与指引的“导航卫星”,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个故事。
“99年来到深圳,16岁的我从太俊林先生口中认识了邓时海的<普洱茶>一书,从中了解到普洱的精华与奥秘。记得当时办公室里的易昌大砖大饼和那艘大帆船模型,还有那个敬业的太俊林经理。时光飞逝,,易昌大砖大饼和那帆船不知所踪,太俊林经理也成了永年的老总.。而在他潜移默化地影响下,我也有了自己的一个小天地——广云福茶行。”虽然不知太总是否记得当年与他共事的青涩少年,但那个少年却永远记住了太总。也因为太总对普洱始终坚持的那份痴迷让少年成人后也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普洱茶路。
我留意到,太总热衷于投身公益事业。例如在一次中港慈善拍卖会上,他就提供了六筒永年99普洱茶作为拍品,为当晚的拍卖会筹得16,000元。诸如此类的慈善活动也在太总的日程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正是这样一个富有爱心及社会责任感的人才能将这种爱融入生活,融入事业,融入每一片茶叶,每一杯香茗……“情要用水调”,看似简单的五个字,却承载了一个茶人一生的感情与期盼,现今读来更别有一番滋味。
在采访接近尾声时,太总起身泡了一壶普洱慢慢品饮,凝神间,波澜不惊,举杯时,宠辱偕忘。我想这便是一种境界,一种宁静致远、淡泊明志的心境。这让我想到了太总说过的“永年”这个名字的来历。这二字来源于一把太总很钟爱的茶壶,其上刻有八个字“不肥而坚,是以永年”。我想这种心境和精神正是值得我们每个人细心体会、用心学习的。
一个与茶结缘一生的人,谱写了一曲牵动人恻隐的茶之恋曲;一个与茶为伴一生的人,缔造了一个至真至纯的普洱世界……
陈国义先生特别值得茶人们学习的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陈国义先生寓茶于乐，他结合现代人的一些心理特征、学习方式，让大家在快乐中、在趣味中感觉中国传统文化，直至热爱中国茶文化。当你走进陈国义先生创办的“茶艺乐园”时，你所感觉到的是现代与传统的结合，豪华映衬着古典，现代精品与古董级茶叶、茶具相互辉映，能极大的刺激你的视觉和内心世界，从而让你产生对茶文化喜爱和探索的兴趣与冲动。
第二件事是陈国义先生为普及中国茶文化，推广中国茶艺，自1992年开始在香港“茶艺乐园”开设了茶艺学习班，其致力于茶学、茶文化的的传授和教育，法国著名足球明星齐达内曾亲临“茶艺乐园”向陈国义先生请教中国茶艺，在陈国义先生的指导下品饮中国各类茶叶，欣赏和购买中国精美的茶具。陈国义先生为中国茶文化在世界的传播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每一次在为学生们讲学时，陈国义先生总是会拿出一些有代表性的茶叶让学生们品尝和学习，每一批学生在结业时，陈国义先生都不忘让学生们品饮“八八”青饼、“真淳雅”号，还有百年宋聘、双狮同庆等等，让学生们深谙普洱茶的精髓，感受大自然的奇妙与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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