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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阡茶叶文化历史悠久。据《贵州通志》记载，石阡茶叶＂始于唐代，种茶、饮茶盛于明朝＂．据唐。陆羽《茶经》记载：＂黔中生思州、播州、夷州往往得之，其味极佳＂石阡即为过去的夷州。
明万历三十年（1620年）《黔记》载：唐高祖黔安清江内各属费州（思南府）夷州（石阡府）．明朝万历年间的《贵州通志》和民国初年的《石阡县志》记载，＂黔省各属皆产茶……，石阡茶……皆为贡品＂，经当年茶圣吴觉农考证，＂夷州＂即指石阡一带。清人张树《续黔书》也称，＂今石阡、思南为夷州之夜郎也＂．宋代，石阡开始以茶进贡。北宋，乐史（987年前后）撰《太平寰宇记》江南道载有＂夷州、播州、思州以茶上贡＂．清代《贵州通治》云：＂黔省各属皆产茶……，石阡茶，湄潭眉尖皆为贡品＂．1938年石阡茶人龙尧夫在县城开办＂鸿云茶庄＂，聘请10人搞精制加工，畅销湘、川和两广。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杨大恩教材辑要》，＂民国二十九年贵阳开全省展销会，石阡茶获优质奖章……，据贵州日报所载，贵州茶之多，首推安顺，年产约1700余担，茶味美，则以石阡为巨擘焉，今年商会主席龙尧夫改良装潢，石阡茶大有畅销全省之势。＂前中央农业实验所贵州湄潭实验（即贵州茶叶研究所前身），民国三十一年调查，全省当年产茶11511担，其中石阡产茶1000担。产量仅次于安顺、湄潭之后，位居第三。
1930年，石阡人龙尧夫在外设茶庄，用石阡苔茶制作的青毛茶走俏市场，在黔、湘等地茶市占有一席地。新中国成立后，石阡茶优势更加明显，1958年，石阡县新华村生产的茶叶送到北京参加全国群英大会，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还得到了周恩来总理亲笔题词--＂茶叶生产前途无量＂的锦旗。1999年，石阡县茶叶公司生产的＂泉都云雾茶＂，获中国国际茶业博览会国际名茶评比金奖。生产的＂泉都碧龙茶＂获第三届＂中茶杯＂全国名优茶评比特等奖。
2008年，＂夷州翠牙＂获中国（北京）国际茶博览会名优茶评比和上海第十五届国际茶文化节暨茶业博览会＂中国名茶＂评比金奖。2009年，南天公司所属茗茶公司生产的泉都坪山牌＂石阡苔茶＂获贵州＂十大名茶＂称号，在日本国际茶业博览会和上海十六届茶博会上获得金奖，＂石阡藤茶＂在中国（贵阳）农产品博览会和（重庆）农产品博览会上深受广大人士青睐，参展产品被抢购一空。长期以来，石阡茶叶在全县农业和农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是石阡县的三大经济作物之一，是农民增收的主要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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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茶文化与佛教的历史
中国茶文化总的思想趋向是热爱人生和和乐感的，而佛教精神强调的是苦寂。佛教作为外来文化，自汉代传入中国。当时被宫廷、贵族用来祈福、祈寿、求多子多孙或保国家安宁。
佛人饮茶最早是在晋朝。南北朝事，佛教被统治者用来麻醉老百姓。作为统治术，此后历代皇朝都乐于利用，佛教因此发展，并出现不同学派体系。佛教禅宗主张圆通，能与其它传统文化相协调，从而使唐朝茶文化得以迅猛发展，并使饮茶之风在全国流行至今。佛教在茶中溶进＂清静＂思想，茶人希望通过饮茶把自己与山水、自然融为一体，在饮茶中美好的韵律、精神开释。在茶中得到精神寄托也是一种＂悟＂，说饮茶可得道，茶中有道，佛与茶便连结起来。中国＂茶道＂二字首先由禅僧提出，这便把饮茶从技艺提高到精神的高度。唐宋佛寺常兴办大型茶宴。茶宴上，要谈佛经与茶道，并赋诗，把佛教清规、饮茶谈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都融为一体，开辟了茶文化的新途径。在民间茶礼方面，朝廷茶仪难以效仿，禅院茶礼容易为一般老百姓接受，因此佛教的影响较大。
佛教的原始教义是厌恶人身，鄙薄生产劳动。僧人的生活来源是依靠乞讨和施主的布施，魏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同时因社会动荡造成大量游民僧人流入寺院。无寺可居的游民就成了游僧。至禅宗三祖僧璨早在对道信传法时讲授：＂华种虽因地，从地种华生，偌无人下种，华地尽无生。＂说明再肥硕的地，无人耕种也就没有收获。在他的影响下，僧人们开始实行＂作＂、＂坐＂并举，这是革命性的创举，僧人们除了打坐外还需劳作，以劳动解决吃饭问题。因而种植茶树、采摘茶叶、制作名茶、饮茶等就融入佛事活动，坐禅，作为佛教僧人的修行方法，要求独自一人而坐，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更不能卧床睡眠，还规定过午不食，不饮酒不食荤，于是既能提神醒脑、又有清心性修行的茶成为僧人必不可少的饮料，饮茶有助于参禅、面壁省悟的神妙功能，为很多僧人所认可。唐代《封氏闻见录》载：＂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伽，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又唐诗人杜牧的：＂今日鬓丝禅塌畔，茶烟轻扬落花风＂生动描写了老僧煮茶时闲静雅致的情景。
饮茶在大小寺庙的风行，僧人加强对茶叶采制的研究，于是出现历代名山大川寺庙出名茶的现象。如碧螺春，产自江苏洞庭山的碧螺峰，原名＂水月茶＂，首先又洞庭山水月院山僧制得。武夷岩茶，为武夷寺禅僧制作的最佳。君山银针产于君山白鹤寺。贡茶紫笋产于吉祥寺。黄山毛峰长在松合庵等等不一而足。
饮茶与佛教的结合，极大的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古书记载唐宋的古寺都设有＂茶堂＂、＂茶寮＂，僧人们都在这里讨论佛理禅道，切磋经论，招待施主宾客，啜饮香茗，法堂左上角悬挂着＂茶鼓＂，击鼓招集众僧饮茶。宋林逋《西湖诗春日诗》中的＂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和《宋诗钞》陈造的诗句＂茶鼓适敲灵鹫院，夕阳欲压锗斫城＂，描写了茶鼓声下寺院的幽雅意境。寺院中专事烧水煮茶、献茶款客的叫＂茶头＂，还有＂施茶僧＂专为游人惠施茶水，寺院茶也有不少名目，如供奉佛祖的＂奠茶＂，按照受戒年限先后啜饮的＂戒腊茶＂，全寺僧人共饮的＂普茶＂．僧人早起先饮茶后佛事，每天需在佛前供茶，供茶、点茶、点汤后来均纳入佛教的仪规。
无锡茶文化历史悠久
无锡茶文化历史悠久，早在明代就有惠山寺僧植茶的记载。著名的“天下第二泉”惠山泉更像一颗明珠，为无锡茶文化增添了一道璀璨的光彩。为了发挥和继承无锡丰富的茶文化，无锡农业科研人员经过6年多的辛勤研制，于1979年创制成功了无锡毫茶。无锡毫茶创制成功后，在历届名茶评比中获奖，并远销美、英、加拿大等国家，获得好评。
无锡毫茶，主产于江苏省无锡市郊区。其原料为无性系良种大毫，且又因其成品白毫披复而得名。大毫茶树于1966年自福建引入，属半乔木、大叶型、早芽种，在太湖之滨的无锡郊区适应性强。表现为萌芽力强，发芽整齐，芽梢茸毛特多，芽头肥壮重实，兼有产量高与抗逆性强之特点。
制作毫茶原料，以一芽一叶初展、半展为主体，经杀青、揉捻、搓毛、干燥等工序精制而成。成品茶条索卷曲，肥壮绿翠，白毫披复，香高味浓，汤绿明亮，叶底肥嫩。
茶诗为证
无锡访茶，最最要紧的有三件事：竹炉煮茶、二泉水、品毫茶。其中的竹炉和二泉更是名声久远，茶客不可不睹其风采。有诗为证：
《寒夜》—杜耒(宋)
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
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
诗意：寒夜客来，拥炉品茗，自是人生一大快事，何况窗前月色里还有梅花点缀，情景倍佳于它日。“竹炉”竹制的茶炉。
《题陆子泉上祠堂》—杨万里
先生吃茶不吃肉，先生饮泉不饮酒。
饥寒只忍七十年，万岁千秋名不朽。
惠泉遂名陆子泉，泉与陆子名俱传。
一瓣佛香炷遗像，几多衲子拜茶仙。
麒麟画图冷似铁，凌烟冠剑消如雪。
惠山成尘惠泉竭，陆子祠堂始应歇。
《别石泉》—李绅
——在惠山寺松竹之下，甘爽，乃人间灵液。清澄鉴肌骨，含漱开神滤。茶得此水，皆尽芳味。
素沙见底空无色，青石潜流暗有声。
微渡竹风涵淅沥，细浮松月透轻明。
桂凝秋露添灵液，茗折香芽泛玉英。
应是梵宫连洞府，浴池今化醒泉清。
竹炉传说
清代董诰的复竹炉煮茶图
来无锡访茶不可不去的去处是位于锡惠公园内的天下第二泉和竹炉山房。
据《无锡金匮县志》记载，明代惠山寺僧人普珍在惠山山麓植松种茶，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普真请湖州竹工编制了一个烹泉煮茶的竹炉，里面填土，炉心装铜栅，用松树煮二泉水泡茶，招待文人雅士。名士纷纷为竹炉题诗作画吟唱，记为文坛雅事。明画家王绂就画有“竹炉煮茶图”，明王问的“煮茶图”和清代董诰的“复竹炉煮茶图”亦绘制了竹炉煮茶之雅事。
你知道藏茶文化的历史渊源吗?
据藏族史料记载，西藏高原盛行饮茶之风，是从松赞干布时期与唐朝之间的茶马贸易开始的。藏族在唐代已经获得许多中华内地的名茶。松赞干布统一西藏，迎娶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后，西藏的商业贸易兴盛起来，而茶马贸易成为吐蕃与唐朝的主要贸易。唐高宗时“缣马交易”、唐玄宗赤岭的“互市换马”开始了唐朝与吐蕃茶马市场之端，用良马和唐朝换茶。对此，唐朝专门成立了“茶马司”，负责与吐蕃之间的茶马贸易。公元743年，唐蕃会盟，立碑于“赤岭”(今青海湖东面的日月山)，建立了“茶马互市”。为了交换茶叶，吐蕃曾派专人经营藏、汉茶叶贸易，称为“汉地五商茶”。
西藏高原本是不产茶的地区，史料记载，早在囊日松赞时期，吐蕃民间就开始嗜茶。把茶叶当作开胃、养身之药由来已久。藏文史书《藏汉史集》关于茶叶在藏族地区出现的故事有如下记载：吐蕃王都松芒布杰得了一场重病，静养之时，王宫屋顶的栏杆角上飞来一只从来没有见过的美丽小鸟，口中衔着一根树枝，枝上有几片叶子，在屋顶上婉转啼叫。吐蕃王派人查看，将小鸟衔来的树枝取来放到卧榻上。他发现这是一种以前没有见过的树枝，于是摘下树叶放入口中品尝其味，顿觉清香，加水煮沸，竟是上好饮料。于是派出众大臣及百姓去寻找这种奇妙的树，历尽艰辛终于在汉地找到了，原来这就是茶叶树。从此，茶叶被引进藏区，并逐渐成为藏族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料。
史籍有关于吐蕃王室储存汉地各种名茶的记载。在藏文的《汉藏史集》中，有两章(《茶叶和碗在吐蕃出现的故事》、《茶叶的种类》)专门介绍茶是如何从汉地传入吐蕃的情况。书中写道：“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族的和尚，此后赤松德赞向和尚学会了烹茶，米札衮布又向噶米王学会了烹茶。这以后依次传了下来。”鉴别汉地茶叶好坏的知识篇为《甘露之海》。这说明随着茶叶传入西藏，茶文化也随之在西藏广为传播。茶叶一经传入西藏，它所具有的助消化、解油腻的特殊功能，使之成为肉食乳饮的藏民族的饮食必需品，上至王公贵人，下至庶民百姓，饮茶成风，嗜茶成性，纷纷竟相争求。于是，两地之间的茶马古道也应运而生。
在西藏，藏族喝的茶可分为酥油茶、甜茶、清茶，其制作方法也各不相同。而藏族最喜欢喝的是从吐蕃时期就己开始流传的酥油茶。酥油茶的制作本身就具有丰富的工艺色彩。酥油茶的制作方法是：主要以产于四川的康砖藏茶作原料，先把砖茶熬煮成浓浓的茶汁(荚沽)，滤出茶叶，倒入茶罐，放在一旁待用。做茶时，取适量的浓茶汁加一定比例的水和盐，倒入“董莫”(酥油茶桶)，加入酥油，再用力将“甲罗”(打酥油茶用的棍子)上下来回搅动，待水乳交融便成了可口的酥油茶。随着社会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电力走入高原人家，不少人都使用电动搅拌机打酥油茶，使这一传统的饮食习俗被赋予了现代的操作方式。
李亚鹤的茶缘 学习茶文化，了解茶文化，品味茶文化
中国是茶的故乡，也是茶文化的发源地。中国茶的发现和利用已有四五千年历史，且长盛不衰，传遍全球。茶是中华民族的举国之饮，发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盛于宋代，普及于明清之时。中国茶文化糅合佛、儒、道诸派思想，独成一体，是中国文化中的最绚烂的花朵！
茶文化的内涵其实就是中国文化的内涵的一种具体表现合中国汉文化而论之。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谓，茶文化的精神内涵即是通过沏茶、赏茶、闻茶、饮茶、品茶等习惯和中华的文化内涵和礼仪相结合形成的一种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征的一种文化现象，也可以说是一种礼节现象。因此，在中国，品茶是高雅的象征，是传承中华文化精髓的典雅行为。
金光华董事长李亚鹤出身汕头市潮南区成田镇简朴村的一个普通家庭，在少年时期，他对茶的理解仅仅是“解渴的绿色饮料”。后来，李亚鹤来到深圳打拼，经过一番努力后成立了自己的工程队承包一些小的项目。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在与开发商们打交道的过程中了解到了茶文化。但是，对于白手起家的李亚鹤而言，这个时候还不是他品味中国茶文化的时候。
1995年，金光华实业有限公司成立，李亚鹤开始向成功迈出了第一步。经过多年的奋斗，金光华实业有限公司终于成为了一家市值数十亿的大型民营企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李亚鹤开始真正接触茶文化，学习茶文化，了解茶文化，品味茶文化。
不过，与一般人不同的是李亚鹤最喜欢红茶，尤其是功夫红茶。李亚鹤认为，红茶虽然看上去没有绿茶美观，但却能够养胃，还具有防龋、延缓老化、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抗癌、抗辐射、减肥等功效，是一种看似不起眼却对人有着莫大好处的茶饮。
悠久的茶文化
中国是茶的故乡，同时也是茶文化的发源地。在中国，茶文化已有四五干年的发展历史，且长盛不衰。茶文化之所以如此受推崇，还因为它融合了佛、儒、道等诸派思想，独成一体，成为中国文化中最为独特的一种。
中国有悠久的茶叶历史，茶文化底蕴十分深厚，而且各民族的饮茶习俗各不相同，为我们提供了十分广泛的茶文化资源。同时，多种珍稀茶品种也让茶文化不断提升，逐渐步入文化产业的中流砥柱。
目前在中国盛产的茶中，大红袍以及云南的普洱堪称经典中的经典，因此对于茶的生产管理模式也逐渐引发的人们的思考。
大红袍又名丛茶树，生长在武夷山九龙窠高岩峭壁上，岩壁上至今仍保留着1927年天心寺和尚所作的“大红袍”石刻，这里日照短，多反射光，昼夜温差大，岩顶终年有细泉浸润流滴。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大红袍的特异品质，大红袍茶树现有8株，都是灌木茶丛，叶质较厚，芽头微微泛红，阳光照射茶树和岩石时，岩光反射，红灿灿十分显目。“大红袍”的品质特征是：外形条索紧结，色泽绿褐鲜润，冲泡后汤色橙黄明亮，叶片红绿相同，典型的叶片有“绿叶红镶边”之美感。大红袍品质最突出之处是香气馥郁有兰花香，香高而持久，“岩韵”明显。大红袍很耐冲泡，冲泡七八次仍有香味。正是由于数量的稀少，以及生长环境的种种因素，让目前大红袍的市值不断上升，而如何让正宗的大红袍屹立不倒也是茶产业所面临的严苛考验。
普洱与大红袍的境况似乎略有不同。闻名中外的普洱茶，数百年来以“普洱”二字出名，历来都有无数对于普洱茶这个名字的这种论断，然而，云南布朗族先民是最先种植茶树的民族，普洱茶的名称，也和该民族先民的名称有密切关系。普洱主要产自云贵高原。一般而言，优质普洱茶在七个方面都有突出的特征，即：质，形、色、香、味、气、韵七品俱佳。这些深具文化底蕴的茶，让中国的文化产业充满着多元化魅力，而同时，如何将这种独有的魅力增值也成了今天茶产业的一个重大突破。
中国茶文化和日本茶文化的发展方
中国茶文化和日本茶文化的不同发展方向中国茶文化的发展方向是沿着茶艺轨道而与时俱进的。对茶叶的色、香、味及艺术意境的追求一直是中国茶艺的重点。
从唐代以前的夹杂他物的混煮法到唐代的煮茶法、宋代的点茶法和明清时期的瀹茶法，泡茶方式是朝着自然、简约、生活化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茶叶的制造方法也从蒸青、压汁、制饼发展为烘青、炒青以至摇青等方法，制造出能显示茶叶自然形态、色泽、香味的绿茶、黄茶、白茶和青茶等产品，形成了千奇百态、异彩纷呈的茶世界。这一切随着时代的更替、社会的发展、人们品茶口味的变化而向前演进。这种变化的终极目标是越来越追求茶叶本身天然的色香味形，赋予品茶以丰富的审美情趣，无疑，这是一种人性化的追求，它符合中国文人崇尚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本性。应该说，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反观日本，他们将中国宋代的点茶法引进本国后，发展为宗教色彩极浓的日本抹茶道。直到今天，他们饮用的是从宋代以来一成不变的蒸青绿茶粉，使用的也是宋代点茶法那一套点茶器具和方式，历千年而不变。这是因为，引进中国饮茶方法的都是日本高僧，他们是在中国寺庙中将佛门茶事学回去，并将它们作为佛门清规的组成部分，一直在佛门中被严格地传承下来。比如，最早将中国宋代寺庙中的饮茶礼仪引进日本的，是对日本茶道的创立产生重大影响的南浦绍明（1235―1309）．南宋开庆元年（1259），南浦绍明师从杭州净慈寺虚堂智愚禅师。咸淳元年（1265）秋，虚堂智愚奉旨为余杭径山寺万寿禅寺住持，南浦绍明也跟着上山，一边参禅，一边学习径山等寺院的茶礼。咸淳三年，南浦绍明回国，临行前得到一套茶台子。他将茶台子连同七部中国茶典带回了日本，一边传禅，一边传授禅院茶礼。南浦绍明回国后曾任崇福寺住持33年。其茶礼被弟子大德寺开山宗峰妙超所继承，带回的茶台子等茶道器具也转移到大德寺。大德寺的茶礼后来就传至对日本茶道的创立有很大贡献的一休宗纯和村田珠光。由此可见，日本所传去的茶道实际上就是佛教茶道。
不仅如此，连赫赫有名的日本茶道精神――茶道四规，＂和、静、清、寂＂也是从中国佛门典籍中学去的。据日本学者西部文净在《禅与茶》一书中的考证，南浦绍明带回日本的七部茶典中，有一部是刘元甫所作的《茶堂清规》，其中的＂茶道规章＂和＂四谛义章＂两部分被后世抄录为《茶道经》。从《茶道经》中可知，刘元甫乃中国禅宗杨岐派二祖白云守端的弟子，与湖北黄梅五祖山法演（杨岐派三祖）为同门。刘元甫以成都大慈寺的茶礼为基础，在五祖山开设茶禅道场，名为松涛庵，并确立了＂和、敬、清、寂＂的茶道宗旨。可见，日本的茶道四规本是来自中国五祖山的松涛庵，一直传到千利休的手里，再次被发扬光大，成为日本茶道信徒们顶礼膜拜的最高宗旨，名扬世界。
中国的酒文化和茶文化
酒文化和茶文化，都是休闲文化，有着许多相同点和不同点。茶文化和酒文化的相同点，都是一种休闲文化，都是一种交际的文化。酒与茶的不同之处：酒奔放，茶内敛;酒令人血活性起，茶使人心平气和;酒就好比燕赵之士，慷慨激昂，茶却有如江南女子，优柔婉约。酒与茶就如两泉涓涓细流，泾渭分明地顺着历史汨汨而下。
酒文化
不敢设想，如果没有了酒，中华文化走过五千年的历程会演变成什么模样，是归于白开水一般的平淡，还是有如舶来的咖啡般的苦涩?中华有幸，酒亦甚幸，正是有了曹孟德的对酒当歌、李太白的月下独酌、李清照的黄昏东篱把酒、辛稼轩的醉里挑灯看剑，中华文化才如酒一般越是沉淀越显醇厚，愈陈愈香。酒自身当然也在醉眼唱和之中美名千古传扬。
高兴时饮杯酒罢，“欢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挥”嘛;忧愁时亦当有酒，“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离别时要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了，到哪再饮故乡酒?相聚更不能没酒，“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得意时，“白日放歌须纵酒”，失意时呢?“潦倒新停浊酒杯”……酒真是个好东西，不论你精神状态如何，也不管你在何时何地，它都伴随着你，它能与你交流，能听你倾诉。你站着、坐着、走着、躺着都没关系，就这么一仰头，你就物我两忘了，剩下的是十分豪气，哈哈，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
中国的文人历来性情比较温和，正是有了酒，他们终于发现在埋头故纸堆之外还有生活的另外一种方式，生活中本来就需要淋漓尽致的宣泄，更何况文人们又都是性情中人。有了文人的撑腰，酒就变雅了，“琴棋书画诗酒花”，酒不能静心更不能养性，可它却是雅的催化剂。鼓琴时先沾点酒，琴声会更为激越;挥毫时畅饮几杯，酩酊之间笔走龙蛇。无酒哪来诗兴，醉里看花更怡人。酒更多的时候当然还是成为了贩夫走卒的怀中之物，俗人喝酒更来得痛快，似醉非醉时分，三分流气三分豪气和四分牛气会交织一起，前朝野史、今日世事和女人便成为三大永恒话题。酒就这样以它的率真和张扬在雅与俗之间来回行走，并热情地告诉世人：大俗即是大雅!
茶文化
茶呢?此时它静静地躲在文化的角落，将它的性情存乎于高山流水，虽然，人们在酒余饭后也会想起它的含蓄、恬静，也会发出诸如“入座半瓯轻泛绿，开缄数片浅含黄”、“红焙浅瓯新火活，龙团小碾斗晴窗”的赞美，但那毕竟只是桌前案后的一丝点缀了。或许，茶生来就只是聊以解渴，或者让人在酒醉神迷之际找回几分清醒罢了。茶知道自己永远无法与酒一道并肩登上大雅之堂，于是坚定地沿着俗的道路走下去，忽然一日，它成了道学家思禅入定必饮的“玄酒”，一不小心，茶成了道，姗姗步入了宗教。
一二知己，久违重逢，一边饮茶，一边谈心，足可以慰籍平生。杨万里有诗云：“不待清风生两腋，清风先向舌端生。”宋代葛长庚诗有：“绿云入口生香风，满口兰芷香无穷。”这都是以茶待客的极高境界。
今日的酒与茶，已然没有纷争。酒楼和茶室矗立在街的两旁，成为享受和消费的不同方式。在灯红酒绿的喧嚣中，茶枯守着自己的一方净土，偶尔会有一双双的情侣或一帮呼朋引伴的来到这里，于是在昏暗的灯光下，在隐隐的茶光里，映出了一份尘世间难得的安憩，氤氲的烟气裹起了一份淡淡的情缘。
可惜，酒却被日益商化，在精美绝伦的包装里充盈着勾兑的市侩味。越来越多的人终于忆起古人的忠告：“莫笑农家腊酒浑”。一时水酒成为时尚，在酩酊大醉之后，完成对农家情怀的皈依。或许，某个黄昏，有灯花散落的时候，你轻轻推开竹门，便发现放翁拄杖、刘伶提壶、太白举觞、东坡捧杯不期而至，于是觥筹交错。杯盘狼籍之时，有雄鸡高唱，须臾东方既白。
茶文化和酒文化的异同点
迎客以茶，送别以酒，这是说茶酒待客的两种场合。其茶酒待客的气氛也不相同。酒是喧嚣的，茶是静雅的;酒是发泄的，茶是内省的。
能在一起品茶的必定是好知交，聚在一起喝酒的未必是真朋友。俗语不是有酒肉朋友吗?宋代谢莲有《菩萨蛮》词一首道个正中：
相逢无处不尊酒，尊前未必皆朋友。酒到任教倾，莫思今夜醒。
明朝相别后，江上空回首。欲去不胜情，为君歌数声。
品茶和饮酒虽然是休闲的两种方式，但于人的身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茶使人清醒，酒使人沉醉。
福建茶文化
福建是乌龙茶的故乡，有一千年的茶文化历史，是茶文化的发祥地，福建产茶文字记载，最早见诸于南安县丰州古镇的莲花峰石上的摩崖石刻“莲花茶襟”(公元376年)。这比陆羽《茶经》记载的要早三百余年。比《茶经》早300余年。
古时丰州是闽南、经济、文化的中心。莲花峰位于镇北桃源村的西北处，峰高约120米，远在西晋即建有莲花岩寺。至唐，山腰上建有一座欧阳詹书室。唐末诗人韩偓在此隐居时，曾咏诗“石崖觅芝叟，乡俗采茶歌”以描写当年莲花峰茶的生产情景。
唐冯贽撰的《记事珠》称“建人谓斗茶为茗战”，说明闽人斗茶习俗始于唐。时至宋代，福建以北苑贡茶和斗茶活动闻名于世，开创了一代斗茶比艺的茗饮之风，并风靡全国。可谓龙飞凤舞倾朝廷，斗茶比艺创时兴。北宋？范仲淹(989-1052)《和章岷从事斗茶歌》；宋？宋子安撰(1064前后)《东溪试茶录》；宋？徽宗赵佶撰(1107)《大观茶论》；宋？赵汝砺撰(1186)《北苑别录》等详尽记载和研究了当时福建的栽茶、制茶、品茶技术及饮茶风习。据报道记载北苑茶的宋代茶书有一半以上，茶诗词达千首以上。
宋、元两朝福建出现了以“龙凤盛世”“茗战成风”为特征的宫廷茶文化与文人茶文化的鼎盛时期，九曲溪孕育而成的中国皇家茶园——御茶园不仅代表是武夷茶的历史辉煌，而且象征闽茶在中国茶叶的特殊地位。当斗茶之兴渐减，明清时期的福建茶进入了创新时期，创制了多种茶类。继宋代贡茶和斗茶之后的又一次辉煌。
明末清初福建创制了乌龙茶，释超全(1625-1711)《武夷茶歌》、《安溪茶歌》；清？陆廷灿(1734)《续茶经》引的《王草堂茶说》；清？董天工编(1751)《武夷山志》等记载了乌龙茶的制作技术。乌龙茶问世后就受到人们的喜爱并出现了适于乌龙茶的独特品饮方式，俗称工夫茶。清？彭光斗(1766)《闽琐记》、梁章钜撰(1845)《归田琐记》、施鸿保撰(1857)《闽杂记》、连横(1878-1936)《雅堂文集》等都有记载。此间，乌龙茶也传入了台湾。
福建生产工夫红茶，相传清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年)在福安坦洋村试制成功，经广州运销欧洲，很受欢迎。此后大批茶商接踵而来，入山求市，开设茶行，周边茶叶云集坦洋，“坦洋工夫”的名声也不胫而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福建乌龙茶以其独特的魅力风靡日本饮料市场，可谓是樱花时节念水仙(指：水仙茶等)，乌龙东渡创奇迹。
安溪产茶有字可考于唐末，阆苑岩岩宇大门有：“白茶特产推无价，石笋孤峰别有天。”开先县令詹敦仁(914-979年)曾留下许多茶诗。明清崛起，至光绪三十年茶园面积达3．1万亩，并有规模出口量。如今是乌龙茶出口基地，中国名茶(乌龙茶)之乡。
种茶、制茶、售茶、品茶、赛茶等几乎占据了茶乡人的生活内容。制茶讲科学，品茶有文化，是如今安溪茶文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苏淑勉在《大坪，我为你祝福》一文中描述过：只见红砖粉墙的楼房里，随处可见一袋袋焙熟包装的“秋香”。主人端出的全是青一色白不锈铜的巨形茶盘，配上古铜紫砂茶壶茶盏，别具一格茶乡特色。他们沿袭“没有三杯不成礼数”的风习，劝茶款款，言笑晏晏。苏宇霖的“茶王百克成天价，极品一瓯满座香。”郑梦集的“似诗似画安溪县，如露如泉铁观音。”安溪大观园门联的“清风陶醉归来客，溪茶温暖故人心。”(安溪古称清溪)。无不体现茶乡人钟爱自己的凤山、兰溪、茶林、茶师、茶都。
从柴米油盐酱醋茶到琴棋书画诗酒茶，茶与百姓生活，如此贴近，雅俗共赏，茶是一种深沉而隽永的文化。数千年的历史积淀和文明传承，使绚丽多彩的华夏文明奇妙地溶化在茶香之中，以至在人类历史上，人们视茶为生活的享受，友谊的桥梁，文明的象征，精神的化身。它的发现与应用，曾给世界以震惊，为世人所瞩目。
台湾茶的茶文化
台湾制茶的种类花色繁多，其中文山包种茶、冻顶乌龙茶、木栅铁观音、白毫乌龙(椪风茶)及高山乌龙茶是为台湾主要特色茶。这些茶的发展足以够成台湾茶的茶文化，下面小编向大家介绍一下台湾茶的茶文化。
台湾茶的茶文化丰富多彩，台湾现今供制造包种茶、乌龙茶等优良地方品种，是先民由福建带来的闽茶品种，早期制茶技术亦由福建制茶师父来台传授，因此台湾产制包种茶、乌龙茶之技术乃源自福建。
清嘉庆年间(1810年)柯朝自福建武夷山引入茶籽，植于桀鱼坑(今台北县瑞芳地区)是现有文献中最早提及闽茶引入台湾的记事，为台湾北部植茶之始。
台茶另一重要发祥地为南投县鹿谷乡冻顶山所产制之冻顶乌龙茶，其技艺源自闽南乌龙，有别于闽北之武夷岩茶，在制造过程中有一独特之布球揉捻(或称包布揉、揉布球、团揉)，使冻顶乌龙茶具有独特之香味及形状呈半球形(似龙舞、似抱虾);邻近之竹山、名间、林内，以及新兴之高山乌龙茶皆源自此制茶技艺。
先民由大陆引入茶种及技术发展台茶至少有四个据点，除上述淡水河系及鹿谷冻顶山为重要且对台茶发展有深远影响外，其它二处分别为：
起源于台北木栅樟湖山的木栅铁观音及屏东县满洲乡的港口茶。
木栅铁观音系源自福建安溪铁观音，约于清末民初(日据时期)传入，无论其茶苗引入或制茶技艺传承皆赖于张乃妙茶师的苦心、毅力及热心。其后人在其祖厝设立乃妙茶师纪念馆，纪念其对木栅铁观音茶发展之贡献，已成为木栅观光茶园著名的歇脚处及旅游点。
屏东满洲乡港口茶。
民国六十二年(一九七三年)初见其传统制造方法系于同一炒锅内完成炒、揉及干燥，且纯粹由手工制造，其炒、揉过程有一特殊之技巧，致使茶叶色泽灰绿光润，外形条索紧结弯曲似眉，类似大陆之眉茶，推测其技艺系源自大陆浙江、安徽一带之眉茶制造方法。
以上就是对台湾茶的茶文化，进行相关的介绍，希望对大家对台湾茶的茶文化有所帮助。
茶文化的发展脚步
茶以文化面貌出现，是在两晋北朝。若论其起缘就要追溯到汉代，有正式文献记载。最早喜好饮茶的多是文人雅仕。在中国文学史上，提起寒赋，首推司马相如与杨雄，且都是早期着名茶人。司马相如曾作《凡将篇》、杨雄作《方言》，一个从药用，一个从文学角度都谈到茶。晋代张载曾写《登成都楼诗》：“借问杨子舍，想见长卿庐”，“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区”。
茶文化产生之初是由儒家积极人世的思想开始的。两晋北朝时，一些有眼光的政治家便提出“以茶养廉”，以对抗当时的奢侈之风。魏晋以来，天下骚乱，文人无以匡世，渐兴清淡之风。这些人终日高谈阔论，必有助兴之物，于是多兴饮宴，所以最初的清淡家多酒徒。如：竹林七贤。后来清淡之风发展到一般文人，但能豪饮终日不醉的毕竟是少数，而茶则可长饮且始终保持清醒，于是清淡家们就转向好茶。所以后期出现了许多茶人。
汉代文人倡饮茶之举为茶进入文化领域开了个头。而到南北朝时，几乎每一个文化、思想领域郡与茶套上了关系。在政治家那里，茶是提倡廉洁、对抗奢侈之风的工具；在词赋家那里，茶是引发思维以助清兴的手段；在佛家看来，茶是禅定人静的必备之物。这样，茶的文化、社会功用已超出了它的自然使用功能，使中国茶文化初现端倪。
唐朝茶文化的形成与当时的经济、文化、发展相关。唐朝疆域广阔，注重对外交往，长安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国茶文化正是在这种大气候下形成的。茶文化的形成还与当时佛教的发展，科举制度，诗风大盛，贡茶的兴起，禁酒有关。唐朝陆羽自成一套的茶学、茶艺、茶道思想，及其所着《茶经》，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茶经》非仅述茶，而是把诸家精华及诗人的气质和艺术思想渗透其中，奠定了中国茶文化的理论基础。
唐朝是以僧人、道士、文人为主的茶文化，而宋朝则进一步向上向下拓展。一方面是宫廷茶文化的出现，另一方面是市民茶文化和民间斗茶之风的兴起。宋代改唐人直接煮茶法为点茶法并讲究色香味的统一。到南宋初年，又出现泡茶法，为饮茶的普及、简易化开辟了道路。宋代饮茶技艺是相当精致的，但很难溶进思想感情。由于宋代着名茶人大多数是着名文人，加快了茶与相关艺术融为一体的过程。像徐铉、王禹、林通、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梅尧臣等文学家郡好茶，所以着名诗人有茶诗，书法家有茶帖，画家有茶画。这使茶文化的内涵得以拓展，成为文学、艺术等纯精神文化直接关联部分。宋代市民茶文化主要是把饮茶作为增进友谊、社会交际的手段，这时茶已成为民间礼节。
宋朝人拓宽了茶文化的社会层面和文化形式，茶事十分兴旺，但茶艺走向繁复、琐碎、奢侈，失去了唐朝茶文化的思想精神。元朝时，北方民族虽嗜茶，但对宋人繁琐的茶艺不耐烦。文人也无心以茶事表现自己的风流倜傥，而希望在茶中表现自己的清节，磨练自己的意志。在茶文化中这两种思潮却暗暗契合，即茶艺简约，返朴归真。在由元到明朝中期的茶文化形式相近，一是茶艺简约化；二是茶文化精神与自然契合，以茶表现自己的苦节。晚明到清初，精细的茶文化再次出现，制茶、烹饮虽未回到宋人的繁琐，但茶风趋向纤弱，不少茶人甚至终身生泡在茶里，出现了玩物丧志的倾向。
国外茶文化
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居民都喜爱品茗。有的地方把饮茶品茗作为一种艺术享受来推广。各国的饮茶方法相同，各有千秋。
斯里兰卡：斯里兰卡的居民酷爱喝浓茶，茶叶又苦又涩，他们却觉得津津有味。该国红茶畅销世界各地，在首都科伦坡有经销茶叶的大商行，设有试茶部，由专家凭舌试味，再核等级和价格。
英国：英国各阶层人士都喜爱饮料。茶，几乎可称为英国的民族饮料。他们喜爱现煮的浓茶，并放一二块糖，加少许冷牛奶。
泰国：泰国人喜爱在茶水里加冰，一下子就冷却了，甚至冰冻了，这就是冰茶。在泰国，当地茶客不饮热茶，要饮热茶的通常是外来的客人。
蒙古：蒙古人喜爱吃砖茶。他们把砖茶放在木臼中捣成粉末，加水放在锅中煮开，然后加上一些，还加牛奶和羊奶，加上适当的盐。
新西兰：新西兰人把喝茶作为人生最大的享受之一。许多机关、学校、厂矿等还特别订出饮茶时间。各乡镇茶叶店和茶馆比比皆是。
马里：马里人喜爱饭后喝茶。他们把茶叶和水放入茶壶里，然后炖在泥炉上煮开。茶煮沸后加上糖，每人斟一杯。他们的煮茶方法不同一般：每天起床，就以锡罐烧水，投入茶叶；任其煎煮，直到同时煮的腌肉烧熟，再同时吃肉喝茶。
加拿大：加拿大人泡茶方法较特别，先将陶壶烫热，放一茶匙茶叶，然后以沸水注于其上，浸七、八分钟，再将茶叶倾入另一热壶供饮。通常加入乳酪与糖。
俄罗斯：俄罗斯人泡茶，每杯常加柠檬一片，也有用果浆代柠檬的。在冬季则有时加入甜酒，预防感冒。
埃及：埃及的甜茶。埃及人待客，常端上一杯热茶，里面放许多白糖，只喝二三杯这种甜茶，嘴里就会感到粘糊糊的，连饭也不想吃了。
北非：北非的薄荷茶。北非人喝茶，喜欢在绿茶花里几片新鲜薄荷叶和一些冰糖，饮时清凉可口。有客来访，客人得将主人向他敬的三杯茶喝完，才算有礼貌。
南美：南美的马黛茶。南美许多国家，人们用当地的马黛树的叶子制成茶，既提神又助化。他们是用吸管从茶杯中慢慢着品味着。
中国的饮茶文化
中国人创造了多样的品茗方式其实聚饮亦很有趣，主要有茶宴、茶会、茶话会等方式。在宋代有点送茶和斗茶、分茶游戏。公众茶事设施主要有茶摊、茶室、茶馆。独饮·对饮·品饮·聚饮独饮、对饮、品饮、聚饮是饮茶的4种方式。杯茶独酌，慰孤独，益神思，得茶之神韵。寒夜与友对饮，促膝相谈，可得茶之趣。＂茶三酒四＂，品茶以三人同桌为佳，可领略茶之美味。
多人聚饮，办茶会、茶宴，以茶会友，亦可止渴、小憩、开展社交、获取信息，茶在此处又成为人见人爱的＂公关饮料＂。
饮茶方式若以人数多寡论，有独饮、对饮、品饮和聚饮几种。
独饮是何滋味？李白《月下独酌》写道：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酒未能使有＂醉仙＂之称的李白宁静淡泊，反刺激得发狂，竟为幻觉所驱使，与月与影对饮，且歌且舞。这便是酒道，酒是躁狂之物，能使人迷幻，失去常态。李白若是以茶代酒，月下独饮，会如此么？这决不会的。
中唐诗人卢仝写了一道《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云：
日高丈五睡正浓，军将打门惊周公。
口云谏议送书信，白绢斜封三道印。
开缄宛见谏议面，手阅月团三百片。
闻道新年入山里，蛰虫惊动春风起。
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
仁风暗结珠蓓蕾，先春抽出黄金芽。
摘鲜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
至尊之余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
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
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
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
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
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
五碗肌骨轻，六碗通仙灵；
七碗吃不得，惟觉两腑习习清风生。唐代茶饼用模子做成方形、圆形、鸟形、掌形，还有薄片形，诗中所写就是贡贡茶之一种，月芽薄片形。阳羡茶是唐代名茶，赞颂阳羡茶的诗歌很多。阳羡即今之宜兴，宜兴以茶与紫瓯名闻古今中外。
《走笔》是写得最好的一首茶诗，若要办茶诗大奖赛，金牌得主非此诗莫属。全诗31句，行文自然洒脱，一气呵成，将饮茶之快感写得透透彻彻。诗人睡梦正酣，见茶至而兴奋不已，感激不已。茶中自有一份真情，见茶如见朋友面。茶非平常物事，乃是感情的载体。茶中有王道：＂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这王道又很霸道。但罪不在茶，茶是雅物。诗人反关上门，煎茶独饮，以喜悦的心情欣赏煮茶时蒸腾的水气，欣赏茶碗白色的汤面，并以高度灵敏的神经去感知饮茶的效果：一碗润了喉，二碗提了神，三碗来了文思，四碗宽了心胸，五碗轻了肌骨，六碗只觉手眼神通，七碗竟飘飘欲仙……。饮茶之功用不仅仅是止渴生津，还是高级的精神享受：提神醒脑、启迪心智、致清导和……其快感竟如登仙境。这便是茶中之道。茶使卢仝宁静淡泊、超凡脱俗，神游仙境；酒却使李白颠颠狂狂，罗曼谛克，醉入幻境。茶道与酒道对立而不统一，＂以茶代酒＂、＂饮茶解酲＂是茶道的胜利，终是茶道征服了酒道。
张源于1595年前后著的《茶录》叙饮茶体会和心得，顾大曲序说：其隐于山谷间，无所事事，日习诵诸子百家言。每博览之暇，汲泉煮茗，以自愉快，无间寒暑，历三十年，疲精殚思，不究茶之指归不已。这位＂隐士＂无所事事，深山苦读，若不是以＂独饮自娱＂，他能坚持30年么？恐怕不能。古代文人常常是以书为友、以茶为伴，＂琴棋书画＂后应添一字：＂茶＂。正因为文人的广泛参与，历千余年之久，使茶事具浓厚文化色彩。
陆游的《夜汲井水煮茶》、杨万里《舟泊吴江》，都是写汲水自然茶的情趣，同时表现各自的情怀。
月下窗前，独自品茗，慰孤独，益神思，可得茶之神韵，但毕竟没有对饮富茶趣。心有所得，总想说道说道，说给月听？说给影听？那要饮酒，饮得酩酊大醉，以便恍兮惚兮，进入虚幻，生发狂想。茶却是＂现实主义＂饮料，越喝越清醒，虚与实，阴与阳，一清二楚，决然不会将界限模糊。
若是严寒的冬夜，拥炉独饮，虽可领悟茶之神韵，但终究有些冷清。此刻，有故人不期而至，不由喜出望外，然后促膝而坐，共同煮水煎茗，室外大雪纷飞，屋内炉火跳跃，釜中茶汤鼓浪，白气袅袅，香味四溢，此情可入诗，此景可入画。宋代诗人杜来的《寒夜》就表现了雪夜对饮的茶趣。原诗是：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作者把＂寒夜茶＂和＂窗前月＂、＂雪中梅＂视为同等的雅事。寒夜与友共饮佳茗，正符合明人冯可宾在《岕茶笺》中提出的＂茶宜＂之＂无事＂、＂佳客＂、＂幽坐＂、＂吟诗＂、＂精舍＂、＂会心＂、＂赏鉴＂等项。若仅为止渴而饮，便没了情趣。文人正是借品茗薰陶自己，怡养从容雅致、彬彬有礼的君子风度。
三人为众，三人一块饮茶正合＂品＂字之义。＂品＂字字形是三个＂口＂字组成的，正说明三人聚饮是最佳组合。独饮太清冷，对饮虽有情趣，二人促膝相谈，如同唱二人转，不是你说就是我唱，没个喘息时刻，但三人共饮就添了许多热烈气氛，摆开龙门阵话题如小溪流淌，不会戛然中断，相对而言，也多了些闲适和轻松，那茶自然就更有味！
多人聚饮（指三人以上）又是另一番景象，如茶宴、茶会、茶馆、茶摊。特别是茶馆，南来的，北往的，达官贵人，贩夫走卒，张王李赵，五方杂处，茶人为解渴而来，又解渴而去，似无茶道之可言！但较之闹市通衢，较之商店市场，较之餐馆酒家，这里乃是清静之所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三五知己共一茶桌，仍可闹中取静吸饮佳茗，获得轻松闲适的精神享受。特别是现代生活节奏紧张，八小时之外寻一可心茶馆，约一二良友，叫上一壶好茶，边饮边聊，躺在竹椅上跷脚架码，神经顿时轻松，觉得十分惬意。人虽多，但各人头上一方天，谁不妨碍谁。若是饮酒，划拳行令，噪声聒耳，一旦醉酒失态，发难斗殴，不仅妨碍公共秩序，也有损个人健康。要建设一个文明城市，聚众饮酒不可，聚众饮茶该大力提倡。聚饮就品茶言虽不如独饮、对饮、品饮，但因茶德高尚，是文明饮料，其益处又非聚众饮酒所可比拟。
聚饮规模最壮观的大概是清末西藏喇嘛教的一次茶会。在喀温巴穆大喇嘛庙举办了一次茶会，聚集四方僧众4000余人，巡礼和尚用茶款待全体僧众。行茶仪式是：喇嘛排列成行，披法衣静坐，神态庄严，年轻僧人抬出茶釜煮茶，待水滚沸时投入优质砖茶，此茶已碾碎，价值是5块砖茶值1两银子；待茶熬煮得香浓时，由年轻僧人酌茶，并分施给众僧；施主拜伏在地，大唱赞美歌；巡礼和尚的茶中加添点心或牛酪，并一同用茶。礼成。
这次茶会据说每人饮了两杯茶，共8000杯，费银50两。此事见于咸丰二年（1852）葡萄牙教士忽克所著《中国西藏旅行记》。类似记载还见于英国军人查理·鲍尔写的《西藏人民》一书。
清末西藏喇嘛教大型茶会至少创造了两项世界纪录：一是4000人一同饮茶，二是茶釜巨大。
古人认为饮茶是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施茶。前三句正确，最后一句有失公允，应改为＂多人得利＂，得些啥利呢？一利止渴，二利小憩，三利社交，四利获取信息。当今政界、商界、实业界乃至平民百姓都喜欢聚饮，茶是当今社会的＂公关饮料＂。就是今之文人生活在今之信息时代，要作文就必须进入公众社会，聚饮是了解当今社会芸芸众生现状的好场所，若一味效古人＂月下独饮＂，纵饮得飘飘欲仙，亦将会成为时代的落伍者，与时代隔膜便干涸了创作源泉，便无文可作了。点送茶·分茶·斗茶宋代城市经济繁荣，茶道向民间性、娱乐性发展。点送茶是民间茶俗，分茶、斗茶是茶艺游戏。较之唐代，宋代茶事更多文化内涵。就古代茶事而言，唐代讲俭朴，明代务实，惟宋代花哨。宋人吴自牧著《梦梁录》卷十六《茶肆》中说：巷陌街坊，自有提茶瓶沿门点茶，或朔望日，如遇吉凶二事，点送邻里茶水，请其往来传语。又有一等街司衙兵百司人，以茶水点送门面铺席，乞觅钱物，谓之＂龊茶＂。僧道头陀欲行题注，先以茶水沿门点送，以为进身之阶。这段文字记叙了南宋时代都城临安（杭州）的民间茶俗。文中讲了三种情况：一种是提茶瓶者。茶瓶是宋代盛茶用具，蔡襄《茶录》云：瓶，要小者，易候汤；又点茶、注汤有准，黄金为上，人间以银、铁或瓷、石为之。茶瓶有嘴有柄，较之唐代的鍑和碗进了一步。点茶就是往茶汤里冲入开水，同时用＂茶筅＂＂击拂＂，即用竹刷子搅动浓稠的茶汤，要求汤面泛花而茶盏边壁不留水痕。提着茶瓶穿梭在巷陌街坊大概送的是点好了的茶，而不是开水，因为宋人是煎水不煎茶，水烧至＂连珠＂便要投入茶末，再烧一会儿，至＂鼓浪＂时即成＂茶膏＂，然后注入开水，即可饮用。提茶瓶者沿门施茶，让街坊邻里无须自己操劳，便可马上享受品茗之趣。在宋代烹茶并不那么容易，有茶有水还得有闲，才可能耐着性操作茶事。沿门送茶这风俗很美，丰富了社区文化，定会受到市民们的欢迎，就如同今之市民欢迎快餐食品一般。提茶瓶是七十二行中之一行，职业侍茶人，是否无偿服务？无从考证。
提茶瓶者沿门点送茶在＂朔望日＂显得最为重要，朔日是农历每月初一，望日是农历每月十五，是早晚三炷香祭祀家神的日子，茶在西周时代曾作祭祀品，南宋临安的百姓们或许以茶代酒，是否古风犹存？待考。提茶瓶者点送茶遇上本街婚丧之事还起着＂往来传语＂作用，北宋孟元老撰写的《东京梦华录》卷五《民俗》载：更有提茶瓶之人，每日邻里，互相支茶，相问动静，凡百吉凶之家，人皆盈门。
邓之诚的注解云：提茶瓶即是趁赴充茶酒人。寻常月旦望，每日与人传语往还，或许集人
情分子。看来提茶瓶者利用点送茶之机，在本社区内传递信息，如某家老人去世，某家少壮夭折，某家嫁女，某家娶媳，某家做寿，某家乔迁……这些社区大事全靠提茶瓶人＂传语往还＂，有时还当＂分子头＂，歙钱集体送礼。提茶瓶者点送茶不仅给千家万户送了茶，还送去茶之精神：致清导和。于联络感情、和衷共济大有裨益。
上面所提到的东京，即今之开封，时为北宋都城。说明提茶瓶点送茶早在北宋就已有之。
点送茶另一方式是＂龊茶＂，送茶人是＂街司衙兵百司人＂，身份不高贵，但比寻常百姓是楼上铺晒席--高出一篾片。就因为有那么小小一点权势，他们便可借点送茶之机，敲街市商贾的竹杠。和尚道士也点送茶，以广结善缘，沽名钓誉，并借机张罗＂生意＂（为人办法事），以此作进身之阶。
在南宋大酒楼还有另一种点送茶。食客登楼就座，便有跑堂的＂提瓶献茗＂，待以上礼，别具一格的是盏中加入时令鲜花，以增茶香，称之为＂点花茶＂。
点送茶是茶道与民俗的结合，颇富民间色彩。宋代文人雅士、达官贵人、浮浪子弟一方面继承唐代的品饮艺术，但另一方面却抛弃了唐代茶道基本精神，将饮茶变成了玩茶，分茶、斗茶便是他们百无聊赖的创造。
分茶游戏始于北宋末年，蔡京著《延福宫曲宴记》记述了一件事：北宋宣和二年（1120）十二月癸巳，徽宗皇帝召宰执亲王等曲宴于延福宫，宴会之上徽宗露了一手：令近侍取茶具，亲自煮水煎茶，注汤击拂，其手法妙在不同于一般点茶，盏面乳白色，幻化出＂疏星朗月＂图象。
这便是古怪刁钻的分茶游戏。要求击拂后盏面的汤纹水脉的线条、多彩的茶汤色调、富变化的袅袅热气，经茶人臆想，组合成一幅幅朦胧画面，状若山水云雾，状若花鸟虫鱼，状若林荫草舍……称之为＂水丹青＂。据说僧人福全最擅此道，他甚至能将茶汤幻成一句诗，若同时点四盏，便得四句诗，并连贯成一首绝句。这位分茶能手颇有名气，常有施主请求他表演，以一饱眼福。福全骄矜自咏道：生成盏里水丹青，巧尽工夫学不成，却笑当时陆鸿渐，煎茶赢得好名声。这位僧人自视甚高，竟不把茶神陆羽往眼里瞧。社会风气如此，也难怪这位和尚自吹自擂。
宋代诗人咏分茶游戏的诗句有陆游的《临安春雨初霁》：＂矮低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杨万里的《澹庵座上观显上人分茶》写的最生动传神，诗曰：
分茶何似煎茶好，煎茶不似分茶巧。
蒸水老禅弄泉声，隆兴元春新玉爪。
二者相遭兔瓯面，怪怪奇奇真善幻。
纷如擘絮行太空，影落寒江能万变。
银瓶首下仍尻高，注汤作字势嫖姚。宋人不满足于实实在在的煮水、击拂，而将茶事升华为一种奇特的不可思议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从茶事中＂分＂出一个未载入艺术史册的艺术门类。显上人就是当时颇有造诣的＂分茶艺术家＂，巧手击拂，竟在盏面形成这样的画面：高天行云，飘飘浮浮，游离不定；万木萧索，江影幻变，不可捉摸。倾瓶点茶，线条潇洒，盏面又如现狂草，字体雄健遒劲。我们姑且称之为＂分茶画＂，有如今之抽象画，却昙花一现；有如今之朦胧诗，却无法印成铅字。宋人游戏人生并不足取，但他们对艺术的灵性令人佩服。或许他们缺乏唐代艺术家的大气派，但丰富的想象力及细腻的艺术感觉并不逊于前人。
分茶或许过于雅奥，在宋代并不普及。蔚为全社会风尚的是斗茶。
斗茶又叫＂茗战＂、＂点茶＂、＂点试＂，是茶事中的＂兢技项目＂。主要比赛煎茶、点茶和击拂之后的效果：一比茶汤表面的色泽与均匀程度。汤花面以鲜白为上，象白米粥冷凝成块后表面的形态和色泽为佳，称之为＂冷粥面＂。茶末在茶汤面分布均匀，形成＂粥面粟纹＂；二比汤花与盏内壁相接处有无水痕。汤花紧贴盏壁而散退叫＂咬盏＂，不佳；汤在散退后在盏壁留下水痕的叫＂云脚涣乱＂，亦不佳。两条标准以第二条为最重要。比赛规则一般是三局二胜，谁水痕先出现便叫输了＂一水＂。苏东坡有诗云：＂沙溪北苑强分别，水脚一线谁争先。＂另有附加标准，是比较茶汤的色、香、味。色尚纯白、青白、灰白、黄白次之。为了便于较色，茶盏流行色以黑为佳，普遍使用的是黑色兔毫建盏。
描写斗茶的诗作如北宋晁冲之的＂争新斗试夸击拂，风俗移人可深痛＂，一方面慨叹世风日下，一方面又欲罢不能而随波逐流，在《陆元钧宰寄日注茶》写道：＂老夫病渴手自煎，嗜好悠悠亦从众。＂大文豪苏东坡倒乐此不疲，《西江月》一词吟道：龙焙今年绝品。谷帘自古珍泉，雪芽双井散神仙，苗裔来从北苑。汤发云腴酽白，盏浮花乳轻圆，人间谁敢更争妍，斗取红窗粉面。经苏东坡这么一美化，斗茶倒成颇有诗意的雅事。
斗茶源于前朝，兴于宋代，究其原因：一由于宋代城市经济发达，丰裕的物质生活刺激了人们对茶艺的进一步探索，于是茶道社会化、大众化，并成为一门娱乐艺术。斗茶传入日本，日本僧人去其游戏人生的一面，赋予庄重严肃的主题。重新设计近乎罗嗦的程序，从而改造成今之日本茶道。在本书前面已论及。再者，宋代政治不重开放，而重＂内修＂，治国的重心着眼于国门内之事。虽有外患内乱，大部分时间是＂太平年月＂。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安而忘危，连皇帝宋徽宗也有闲心著《大观茶论》，以品茶为乐，何况一般庶民百姓？所以，当时上至帝王将相、达官显贵、文人雅士，下至浮浪歌儿、市井小民，无不以斗茶为能事。
点送茶、分茶、斗茶在宋代兴盛，风光了二、三百年。宋亡于元，蒙古族入主中原，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虽未能取代中原的农业文化，但已如洪水猛兽在中原大地冲击扫荡一番。蒙古人也要饮茶，但那因为吃了牛羊肉片，要用熬煮得发苦的茶汁化食去腥膻，并不解茶道，对斗茶之类的游戏更不感冒。皇帝忽必烈不欣赏，茶道自然遭到冷落。到明朝烹茶由煎茶变成冲茶，斗茶之类游戏随之消逝。茶宴·茶话·茶会以上三者皆由＂煎茶待客＂演化而成的聚饮方式。茶宴源于魏晋，兴于唐代，重在宴请；茶话是品茗清谈，重在一个＂谈＂字，或叫＂闲聊＂；茶会是以茶聚会，重在社交；茶话会是后二者的结合，今已风行全国，并为世界各国所接受。
茶之一德是可联络感情，表达敬意，久而久之，这一品质演化为煎茶待客的习俗。
据传，宋神宗初年苏东坡出任杭州通判，光临某寺，老和尚不认识，冷淡地说声＂坐＂，吩咐小和尚一句＂茶＂；寒暄几句，见来人气度不凡，热情起来，招待升格，改口说声＂请坐＂，吩咐小和尚＂敬茶＂；苏东坡道明身份，老和尚热情加倍，招待再升格，忙说＂请上坐＂，吩咐小和尚＂敬香茶＂。临别时老和尚索取墨宝，苏东坡借汤下面挥联讥之，联曰：坐，请坐，请上坐；茶，敬茶，敬香茶。苏东坡将老和尚大大奚落一番，并留下这千古名联。说句公道话，老和尚于礼节上并无大错。佛门实乃清静之地，你来我往，对所有人一概待为上宾，敬奉香茶，大概谁也无此耐心，寺里也不会有那么多香茶。只是老和尚倒楣，撞在苏东坡手里，落下千古笑柄。
这副楹联也说明，在中国，待客以茶为上，若不想一视同仁，可在茶品上别亲疏贵贱。陌路之人，讨得一杯粗茶水，也算对方尽了地主之谊。
若约佳宾聚饮，茶宴是最好形式。
茶宴起于何时？有人认为，当上推至三国，吴主孙皓宴请满朝文武，对大臣韦曜＂开后门＂：＂密赐茶荈以当酒＂，以免迫于形势醉个半死。但这只是大型酒宴的小插曲，不算茶宴。
应当说，茶宴源于魏晋南北朝，兴于唐宋，《晋中兴书》载：陆纳为吴兴太守时，卫将军谢安常欲诣纳。纳兄子俶，怪纳无所备，不敢问之，乃私蓄十数人馔。安既至，所设唯茶果而已。俶遂陈盛馔，珍馐必具。乃安去，纳杖俶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秽吾素业。＂陆纳的侄儿俶因将＂茶宴＂擅自改为＂酒宴＂而挨了40大板，这说明陆纳以茶果待客已非一日，称之为＂素业＂必已坚持多年。《晋书》也有类似记载：桓温为扬州牧，性俭，每宴饮，唯下七尊柈茶果而已。桓温是古代名臣，＂宴饮＂只备七盘茶果。陆羽主张茶道＂精行俭德＂，与桓温设茶宴的宗旨是一致的。
茶宴的正式记载见于中唐，《茶事拾遗》曾记载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钱起，字仲义，吴兴人，天宝十年（751）进士，曾与赵莒一块办茶宴，地点选在竹林，但不象＂竹林七贤＂那般狂饮，而是以茶代酒，所以能聚首畅谈，洗净尘心，在蝉鸣声中谈到夕阳西下。为记此盛事，写下一首《与赵莒茶宴》诗。
中唐时，湖州的紫笋和常州的阳羡茶同列为贡品，特别是顾渚的紫笋被陆羽评为仅次于蒙顶的天下第二名茶。每年早春采茶季节，湖、常二州太守在顾渚相聚，联合举办茶宴，邀集名流专家品茗，对新茶作出鉴定。有一年，白居易被邀请，因病未能躬逢盛会，最后写诗感叹其事，诗的题目是《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亭欢宴》，道是：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绕身。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合作一家春。
青娥递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
自叹花时北窗下，薄黄酒对病眠人。这次茶宴不仅为互通友好，还有经济合作性质。两州太守既都来自名茶之乡，为确保名茶声誉，提高贡茶品质，让龙心大悦，自有必要在一块切磋切磋。茶原产滇黔，名茶却多在江南，这与江南茶农及地方官的努力创名牌有关。茶宴虽为谋求友谊与合作而办，但并不枯燥乏味，可茶话--边品茗边闲聊，可歌舞助茶兴。如此盛况，难怪白居易以病卧北窗自叹。
还应提及的是中唐诗人吕温，山东泰安人，贞元十四年（798）进士，与柳宗元、刘禹锡是好友。他写过一篇《三月三日茶宴序》，文曰：三月三日，上巳禊饮之日也。诸子议以茶酌而代焉。乃拨花砌，爱庭阴，清风逐人，日色留兴。卧借青霭，坐攀花枝，闻莺近席而未飞，红蕊拂衣而不散。乃命酌香沫，浮素杯，殷凝琥珀之色；不令人醉，微觉清思；虽玉露仙浆，无复加也。座右才子南阳邹子、高阳许侯，与二三子顷为尘外之赏，而曷不言诗矣。文人宴会上以茶代酒，标志着生活习俗的大改变。不用说，茶宴是中国文人的创造，创造者包括入仕的士和未入仕的士。这次茶宴选择的时间好，三月三日，春光明媚，百花盛开。环境好，＂卧借青霭＂、＂坐攀花枝＂、＂闻莺近席＂、＂红蕊拂衣＂，人已回归大自然。客亦佳，什么＂南阳邹子＂、＂高阳许侯＂，皆是鸿儒而非白丁。茶煎的好，茶具好，茶也喝出了神韵，＂不令人醉，微觉清思＂，正好＂言诗＂。这篇序比陆羽的《茶经》更生动形象地表现了中国茶道。
众人聚饮最好的佐茶法是闲谈，写《茶疏》的明人许次忬说：宾朋杂沓，止堪交错觥筹；乍会泛交，仅须常品酬酢；惟素心同调，彼此畅适，清言雄辩，脱略形骸，始可呼童篝火，酌水点汤。只有品茗才配＂清言雄辩＂。若是饮酒，那只能说＂酒话＂，酒乱神思，必然会走火入魔，失去理智，不合逻辑，乱说乱道。而茶益神思，边饮边谈颇相宜，严肃可也，轻松可也。在中国有＂茶余饭后＂一说，即指说些无关宏旨的轶闻趣事让人轻松轻松。英国饮午后茶就喜欢闲聊，所以小说家费尔丁说：＂爱情与流言是调茶最好的糖＂。朋友相交，有事相商，或想一块聊聊，便以＂到我家喝茶＂相邀。
茶宴重在宴请，茶话重在清谈，茶会则是一种社交性集会。
诗人钱起《过长孙宅与郎上人茶会》诗曰：偶与息心侣，忘归才子家。玄谈兼藻思，绿茗代榴花。岸帻看云卷，含毫任景料。松乔若逢此，不复醉流霞。诗人尝到了茶会的甜头，一边品茗，一边畅谈文学。茶好景亦好，景助茶兴。从此往后，文人雅集以茶代酒，＂不复醉流霞＂。
宋代亦有茶会。朱彧（yù）《萍洲可谈》卷一云：太学生每路有茶会，轮日于讲堂集茶，无不毕至者，因以询问乡里消息。此类茶会具同乡会性质，以茶结同乡之缘，叙同乡之谊，互通家乡消息。宋人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社会）一节中说：更有城东城北善友道者，建茶汤会，遇诸山寺院建会设斋，又神圣诞日，取缘设茶汤供众。寺院作斋会，富户以茶汤助缘，名叫茶汤会，实则相当今之＂基金会＂，寺院以助茶汤为由募集资金，以供宗教活动的日常用度。要几个＂茶汤钱＂比地方青皮恶少无端勒索＂讨几个酒钱＂不知文明多少倍，因之茶有十德，茶的形象美好，所以宋代给官吏的兼职工资叫＂茶汤钱＂，给侍者的小费也叫＂茶汤钱＂。
此后，中国茶会走出国门，并被西化。本书第二章里曾列举古巴茶会，再看看英人茶会的实际情形。张德彝《使英杂记》载：茶会、跳舞会之盛，每年由三月至六月中旬止。此俗由来最古，欧罗巴、亚美里加二洲各国率皆为之。凡人家店肆，平时大厅敞房以备盛会，若以为公事之不可无也。西人性好奢华，凡富贵喜交结者，皆乐为之。一人子女，待其长成，虽无力，亦必勉强支应，设会结交，以便子女得友相与往来。则男可访女，女可觅男，嫁聚咸赖于此。因男女细心访察，各得所愿，则意洽情投，鲜有作秋扇之歌者。每会所费，少者百余镑，多者至六、七百镑，合银二千四、五百两。此俗＂最古＂也不会早于16世纪。1607年荷兰船队从爪哇来澳门运去绿茶，此时是明万历三十五年。1610年转运欧洲，1650年饮茶风气传到英国咖啡馆。1657年英国一家咖啡馆进口绿茶售价为每镑6-10英镑。当时在英国办茶会不会比酒会省钱。茶会在中国是文人雅事，以清谈和吟诗为主要内容，英国人接过去则变成了跳舞和婚姻，这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不过在中国，茶与婚姻一直有联系，至今还有把婚姻聘礼称为＂茶礼＂或＂下茶＂。茶会虽已英国化，但茶道基本宗旨并没变化，以茶结友本是茶之一德。
茶会最壮观的大概还是清末西藏喀温巴穆大喇嘛庙的僧人茶会，4000人出席，喝了8000杯。
由茶会、茶话演变而成茶话会，其释义是：用茶点招待宾客的社交性聚会。就是饮茶清谈。茶话会以其简朴无华而风行全国。佳节来临，中共中央领导人备清茶一杯，请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共祝良辰，互表心愿，促成党内外大团结的新局面，共创四化大业。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将中国茶道引入政治生活，倡廉反腐，带了个好头。于是茶话会取代了酒会，用于方方面面：共商国是，招待外宾，庆贺佳节，学术讨论，开业庆典，签约奠基，表彰先进，送旧迎新……诸如此类，纯洁了社会风气，节约了巨额开支。此风传入国外，受到广泛的欢迎，被誉为＂茶杯和茶壶精神＂。这足以说明，纵使人类进入电子时代、信息时代、宇宙时代，中国茶道仍是人类最可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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