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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都地区蕴藏着三江并流、高山峡谷、神山圣水、地热温泉，野花遍地的牧场、炊烟袅袅的帐篷，以及古老的本教仪轨、藏传佛教寺庙塔林、年代久远的摩崖石刻、古色古香的巨型壁画，还有色彩斑斓的风土民情等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
茶马古道是昌都地区自然与人文旅游的一条重要线索，自然界奇观、人类文化遗产、古代民族风俗痕迹和数不清、道不尽的缠绵悱侧的故事大多流散在茶马古道上。它是历史的积淀，蕴藏着人们千百年来的活动痕迹和执着的向往。
茶马古道穿过川、滇、甘、青和西藏之间的民族走廊地带，是多民族生养藩息的地方，更是多民族演绎历史悲喜剧的大舞台，存在着永远发掘不尽的文化宝藏，值得人们追思和体味。
茶马古道上的旅游是口归自然之旅，是人和自然和谐之旅，是都市人精神之旅，也是探险和发现之旅。
茶马古道旅游开发是全方位的，首先要搞好基础设施建设，诸如交通和运输设施、满足食宿需要的宾馆饭店建设、用电用水和安全保障等，同时大力开发旅游产品，从而带动各项事业的发展，使昌都地方的经济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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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古道 历史深处
千百年来，在横断山脉的崇山峻岭和金沙江的幽深峡谷之间，在川、滇、藏三省交汇的“大三角”的原野丛林之中，盘曲延伸着一条神秘的古道。这条古道从四川的雅安出发，经飞仙关，过始阳，走天全，出禁门关，翻二郎山，过泸定，至康定，到西藏，然后进入尼泊尔。古道险窄幽深，斗折蛇形，曲曲折折，这就是与“丝绸之路”齐名天下的“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不仅是世界上地势最高，地理形态最为复杂的商业要道，它更是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传播的通道。
四川、云南是我国茶叶的主产区，“天全边茶”享誉蜀中。与盛产茶叶的川蜀地区唇齿相依的藏族同胞世世代代对茶叶却是十分的渴求，在汉文史料中多有藏人“嗜茶如命”，“艰于粒食”，“以茶为命”，“如不得茶、非病即死”之类的记载。藏族民族中也有“汉家饭裹腹、藏家茶饱肚”，“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之说。虽然对茶情有独钟，但由于酷寒的高寒气候，茶叶根本无法种植，只能依靠于川、滇茶叶入藏供饮，中原地区少有马匹，纵有些许，也皆体弱质差，而地处高原地段的西藏康巴正好盛产良马，这种出产与需求的互补，促使两个伟大的民族走到了一起。于是“茶马互市”诞生了。
“茶马互市”的诞生，最早可以追溯到唐玄宗时期。当时，茶叶用作饮料，在全国各地皆为常事，而藏族同胞，尚未大饮。虽此前贞观十一年文成公主下嫁给藏王松赞干布，就带来了大批茶叶，其后亦有茶叶进入藏区，然而其清新明目，健脾养胃，祛劳提神的功效非常人皆知，因而饮茶之习惯尚不得善遍，全民饮用当推至后期。当然也是从官至民。唐代作家李肇在《国史补》中写道：唐朝使者常鲁公出使吐蕃，常在篷中烹茶，吐蕃赞普见后问道“此为何物？”，常答：“此为解渴去烦之物，名‘茶’”，赞普细察，笑曰‘吾亦存焉’，遂令从人取出大筐，常观，果为茶耳，皆为徽、闽、川之良物，然赞普不能用。后，常示之，且言其妙，至此，赞普饮之，藏胞亦然。”由此可见，当时吐蕃势力强大，虽然存有大量的从外地搜罗或他人赠送作为珍贵礼物的茶叶，但除了极少赞普饮用外，常人大都不知道如何饮用，而从常鲁公在民间传以饮用之术后，喝茶的习惯也就给了藏民，茶文化开始进入藏区。藏民喝茶，汉民售之。茶马互市的兴起，无疑促进了藏汉经济的交往。唐朝在许多地方都设置了“茶马司”，作为市场管理机构。宋代开始，朝廷常与辽、金交战，所需军马更多，宋便将茶马交易作为一种手段，用以结善并控制西北各夷。当时，朝廷将茶叶的销售分为官茶和商茶，前者由机构采购交易，后者由茶商向户部纳税交易。但须限定数量和地域，明清两代大体沿袭旧制，只是到了清代晚期才将茶叶向民间开放。
天全是茶叶的盛产区，由于地理位置特殊，更与藏区康巴相邻，因而“茶马互市”交易更盛，至明代经商户达60余家。“天全边茶”产量达2．9万担。过天全县城，出禁门，便是二郎山系，是茶马古道的必经地，相对于年代更为古老、被历代衙府称为“官道”的经荥经、泥头、磨西至泸定、康定的“大路”，此路俗称“小路”，所背之茶亦称“小路茶”，无论大路、小路一样要路经此处，一样要翻越三千二百多米的马鞍山和五千多米的二郎山，因而二郎山南麓山脚有地名曰“两路”。
翻山越岭，地势陡险，骡马难以通行，只有人手脚并用，方能攀援通行。所以各地古道中惟一造就了“茶马古道”上仅此从天全禁门关至康巴路段独有的风景奇观：人力背茶。背夫们相约十人、八人，每趟从茶商的库房里领取茶包，背往指定的地方。体力好的取20—25包，足有300—400斤。
背夫们领到手的茶包层叠摞好，用竹签串连固定，再以篾条编成背篼，套上双肩。背夫无论是谁皆自备食物，即玉米面和一小袋盐巴，仅此而已。胸前系着一个椭圆形的小篾圈，俗称“汗剐子”专用于刮汗，手里拄着一根丁字形的拐杖，拐尖镶有铁杵，俗称“拐筢子”“墩拐子”。茶包一旦上背，沿途一般不得卸下歇息，待有平缓处，领头背夫（有地方称拐子师，也有地方称大背师）便审势路段和背夫负力情形，需歇一歇了，便扎下拐子，一声吆喝，示意大家找地方歇息。拐杖就是支架，茶包垫在拐子上，拐子扎在石头上，背夫们便都挺直腰背歇脚片刻。日久天长，古道上便留下了铁杵扎下的痕迹。甘溪坡上、紫石关旁那些茶路上密布的“拐子窝”至今仍在荒弃而覆满青苔的石板道上隐隐现现。
古道是走出来的，这一走就是几千年，几千年漫长的岁月中，它历经风雨，铸就了历史和文明，虽然说现代文明替代了它，但它不是消失，更不是灭亡，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段美好的过去，它是人类向前发展史上一座闪耀着光彩的里程碑，它光彩背后的神奇，源自于人类的坚韧不屈和自强不息。
茶马古道历史线路
茶马古道主要有三条线路：即青藏线（唐蕃古道）、滇藏线和川藏线，在这三条茶马古道中，青藏线兴起于唐朝时期，发展较早；而川藏线在后来的影响最大，最为知名。这三条道路都与昌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滇藏线和川藏线必须经过昌都，它们的发展是与茶马贸易密切相关的。
滇藏线茶马古道出现在唐朝时期，它与吐蕃王朝向外扩张和对南诏的贸易活动密切相关公元678年，吐蕃势力进入云南西洱海北部地区。680年建立神川督都府，吐蕃在南诏设置官员，向白蛮、黑蛮征收赋税，摊派差役。双方的贸易也获得长足的发展，茶马贸易就是重要内容之一。南诏与吐蕃的交通路线大致与今滇藏公路相近似，即从今云南大埋出发，北上至剑川，再北上到丽江，过铁桥城继续沿江北上，经锛子栏至聿赉城，前行到盐井，再沿澜沧江北上至马儿敢（今西藏芒康）、左贡，分两道前往西藏：一道经由八宿邦达、察雅到昌都；一道径直由八宿至波密，过林芝前往拉萨。
历史上滇藏线茶马古道有三打道路：一条由内江鹤丽镇汛地塔城，经过崩子栏、阿得酋、天柱寨、毛法公等地，至西藏；一条由剑川协汛地维西出发，经过阿得酋、再与上一条道路相合至西藏；一条由中甸出发，经过尼色落、贤岛、崩子栏、奴连夺、阿布拉喀等地至西藏。其主要通道即与今滇蒇线接近。
茶马古道在云南境内的起点就是唐朝时期南诏政权的首府所有地大理。其中，大理、丽江、中甸、阿墩子（德钦）等地是茶马贸易十分重要的枢纽和市场。滇藏线茶马贸易的茶叶，以云南普洱的茶叶为主，也有来自四川和其他地方的茶叶。滇藏线茶马贸易有自己的特点，由云南内地的汉商把茶叶和其他物品转运到该地转销给当地的坐商或者西藏的贩运商人，又从当地坐商那里购买马匹或者其它牲畜、土特产品、药材，运至丽江、大理和昆明销售。西藏、川藏的藏商，大多换取以茶叶为主的日用品返回西藏。运输工具主要是骡马和牦牛等。
茶马古道的历史内涵
“茶马古道”四川、云南与西藏之间的古代贸易通道，由于是川、滇的茶叶与西藏的马匹、药材进行交易，以马帮和背夫运输，故称“茶马古道”。
所谓“茶马古道”，实际上就是一条地道的马帮背夫之路。“茶马古道”的线路主要有两条：一条从四川的雅安出发；另一条路线从云南省普洱茶原产地（今西双版纳、思茅等地）出发，国内路线全长3800多公里。
川藏道由四川的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马塘、昌都至拉萨，再经后藏日喀则出境到尼泊尔、缅甸、印度，史称：“川康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沿途，同时也是转经朝圣道路的沿途，一些民间艺术家们于过去漫长的时日中，在路边的岩石、玛尼堆上绘制和雕刻了无数的经文咒语、佛陀、菩萨和许多高僧的形象，还有一些神灵的动物形象，如鱼、蛇、猫等等，当然也有一些被视为异物的形象，如海螺、明星辰，那些或粗糙或精美的造像为古道那漫长的旅途增添了一份神圣和尊严，也为那遥远的地平线增添了几许神秘
茶马古道简介
“茶马古道”起源于古代的“茶马互市”，可以说是先有“互市”，后有“古道”。“茶马互市”是我国西部历史上汉藏民族间一种传统的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为内容的贸易往来。宋代在四川名山等地还设置了专门管理茶马贸易的政府机构“茶马司”。茶马贸易繁荣了古代西部地区的经济文化，同时也造就了茶马古道这条传播的路径。
茶马古道是“连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斯里兰卡、尼泊尔、印度境内，直到抵达西亚、西非红海岸”的古代贸易通道。形成于汉藏民族“茶马互市”的贸易往来，积淀着唐代以来近2000年的历史。
一般所说的茶马古道有两条，一条是由云南普洱经大理、中甸、德钦等地到西藏，另一条线路是从成都经理塘、巴塘到西藏。一般的旅游者和考察者，目光多聚于此。实际上，还有一条线，就是走怒江大峡谷。这条世界上最美丽、最险峻、最跌宕起伏的道路是“驴友”们的滇藏探险新宠。
有人说，看完怒江大峡谷和沿线丰富的民族人文景观，其他的探险之旅就显得平淡了。
第三条茶马古道——怒江大峡谷，从大理、六库、福贡、丙中落、五里进藏，这里交通不便、人迹罕至，旅游者极少，民风淳朴，尤其是在蒙蒙的细雨中，一个人行走在怒江大峡谷边，远山青翠、怒江潺潺，偶尔你还可以看到国外真正的“生驴”(驴友的最高境界)，一人骑着自行车或从马帮租来的马匹。
茶马古道是世界上通行里程最长的古代商路。总行程在万里以上。自古以来，很少有人能够走完全程。沿途的每站都可以作为终点或者是起点。而当时最大的贸易中转站便要属四川的康定了。
康定过去叫做“打箭炉”，西来的马帮到达康定，就要在这里转换运输工具或者就地进行茶马贸易。1696年康熙帝批准了在康定进行茶马互市贸易的请求，使康定成为了内地与西藏地区之间主要的商业中心。国内的丝绸、茶叶等商品经过康定运往西方，而南亚、欧洲、美洲的商品也从这里销往中国内地。
古代交通路线。茶马贸易，是以中原地区的“茶”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马”为载体所开展的贸易活动。作为内地汉族地区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往来的一种重要方式，在沟通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方面发挥了十分巨大的作用。国家旅游局魏小安司长曾就“茶马古道”的旅游开发作过专题论述，指出：“茶马古道”是滇西北至藏东南历史上茶马互市所形成的一条驿道，在这条古道上，集中了中国最好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经过适度开发，完全可以成为世界级的旅游绝品。茶马古道旅游开发也作为区域联动开发战略的内容之一写入了全国“十五”旅游发展规划中。
从遥远的、开放的唐代，直到19世纪五六十年代滇藏、川藏公路修通，一直存在着一条鲜为人知的道路，它由中国大西南横断山脉东侧的云南和四川的茶叶产地出发，以人背马驮这种最原始的运载方式，穿越横断山脉以及金沙江、澜沧江、怒江、雅砻江等大江大河向西延伸，蛛网般覆盖了中国最大的两个高原，最后通向喜马拉雅山南部的南亚次大陆。随着茶文化和藏传佛教的兴起和传播，随着茶马互市的开展，这条道路便成了名副其实的茶马古道。
1000多年来，茶马古道将云南、四川的茶叶输送到藏区，又将雪域的山货特产运到内地，抗日战争期间它更成为中国惟一的对外交通道路。就在民间运输的同时，这条遥远而无比艰险的道路更成为宗教文化以及沿途20多个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交流的走廊。它不仅是连接汉藏等多民族的经济文化纽带，也成了人类为生存所激发的非凡勇气和所作出的超常努力的象征。
中国北茶马古道的历史
５月３０日，顶着初夏的阳光，在甘肃省陇南市康县一座名为团庄的小村庄里，村民们正在修复一段古老的城墙遗址。在这段古城墙脚下，是一条盘旋延伸的上行山路。这条道路的历史更为久远，被专家认定是中国北茶马古道中的重要线路。
谈起茶马古道，人们总会认为这是西南地区的历史文化遗存。但鲜为人知的是，茶马古道的分布地不只有云南、贵州、四川，在广袤的北方腹地中，也存在一条承载千年的商贸古道。
今年６８岁的龙恒金自小生活在陇南康北山区。在他印象中，儿时的团庄古城是一个人流不息、店铺林立的商贸集镇。身穿各式民族服饰的商队远道而来，数百匹骡马集聚，小镇里人喊马嘶，贩运和交易茶叶、药材、皮毛等货物。
“北茶马古道从四川进入甘肃，最远可达青海和西藏。康县境内的茶马古道始于汉唐，盛于明清，是内地茶叶西行并换回马匹的主要干道。”康县文联主席李永康说，陇南地处四川、陕西和甘肃三省交界，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多民族杂居共处的历史渊源，一向是联系西南和西北以及中原经贸活动的重要地带。
２００９年第三次文物普查时，考古人员在康县望关乡发现一块刻有“茶马贩通番捷路”字样的半截残碑，明确记载康县茶马古道的存在。这揭开了北茶马古道的历史面纱，并引起全国茶马文化学者的关注。
２０１０年６月，学者们在云南省召开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普洱论坛”上达成共识，肯定康县北茶马古道的真实性和历史地位，并将原来的“茶马古道是中国西南地区以茶易马贸易为主要内容的商贸通道”改为“茶马古道是中国西部地区以茶易马贸易为主要内容的商贸通道”。
“在已经发现的拴马桩上，人们可以看到一些猴子图案，这寓意‘马上封侯’，是个珍贵的汉代文物。”康县博物馆馆长杨清军说，目前全县共发现包括马槽、店铺在内的上千个茶马古道相关历史遗存或文物。
随着历史的变迁，许多文物的损失较大，古迹保护工作迫在眉睫。据相关部门介绍，目前仅剩３０多个北茶马古道相关的历史集镇和４处典型四合院，面临保存修缮的紧迫性。
北茶马古道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迹也处于濒危状态。“毛山歌是康县茶马古道流传的山歌，曲目有２０多种。”曾经任职县文体局长的苟长途说，现在会唱毛山歌的人一般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年轻人会唱的人已经非常少。
近年来，当地政府开始通过挖掘、搜集和整理北茶马古道的各类文物，重点围绕境内茶马古道的路线走向、历史文化、民俗风情进行发现、认定、申报，大力保护北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遗产。
目前，康县茶马古道已经列入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正在积极申报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当地还成立相关专业管理保护机构，规划投资１２．８亿元建设保护项目，希望通过对古遗址的恢复和维修，让沧桑古道变成展示历史文化的旅游胜地。
茶马古道：曾经消失的历史
在中国大西南的险山恶水和原野丛林之间，绵延着一条神秘的古道，千百年来，无数的马帮在这条道路上默默行走，悠远的马铃声，串起了山谷、平坝和村寨，也串起了众多民族和不同文化的交融。如今，古道石板上的马蹄印仍历历在目，跨越江河的铁索吊桥也已几经沧桑，被当年烟火熏黑的巨石诉说着这段传奇，古老的茶马古道，正日益吸引着人们的目光。
进入藏区的马帮，大部分是用“软驮”运输货物，以免有些地段过度狭窄，骡马因货架碰撞山体而掉进深渊。
在云南西双版纳，这块地球北回归线上惟一幸存的绿洲里，除了佛寺、高脚竹楼和傣家少女，还有着鲜为人知的老茶树和茶马古道的故事。云南是茶树的主要原产地，世界上用于制茶的植物有23属380种，其中15属260种分布在云南。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古老的野生茶树和最早的人工栽培型茶树，都在西双版纳。
拥有地球上最古老的茶园，西双版纳自然成为茶马古道的南端起点。历史上，西双版纳生产的普洱茶不仅作为献给朝廷的贡品，还远销西藏地区和印度、尼泊尔、缅甸、泰国、老挝等国家。到了清朝乾隆年间，每年跋涉在茶马古道滇藏线上运茶的驮马已达5万匹之多。
唐宋时期以后，云南和四川的茶叶开始销往西藏地区，受到了藏族同胞的喜爱，以至于到了“不可一日无茶”的地步。茶马古道也就有了两个出发点：一是云南普洱，二是四川雅安。从普洱北行的路线经过南涧、大理、中甸、德钦、碧土，从雅安西行的路线过泸定、康定、理塘、巴塘、芒康、左贡，两条路线在今西藏邦达汇合，然后又分为两条主要的商道通往印度。一是由邦达向西南行，经然乌、察禺进入印度东北角的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与著名的“蜀身毒道”和“海上丝绸之路”连接。二是由邦达经昌都一直向西，到达拉萨后又分为两路，一路经江孜等地进入尼泊尔、锡金、不丹，一路继续西行，经日喀则、拉孜、萨嘎、普兰到达印度、尼泊尔。
山间马店
从古代到近代，茶马古道上的交通运输主要是依靠马帮。马帮可以说是云南历史上一种独特的地方文化，由云南的地理环境和驰名于世的马匹这两大因素结合而成。历史上云南以产马著称。考古学家从170万年前元谋人时期的哺乳动物化石中，发现了马的化石；汉唐时期，云南有著名的“越赕马”；宋代的“大理马”更是驰名于世。而马帮的发展又与茶马古道的兴盛紧密联系在一起，马帮为西南地区的对外交通贸易提供了便利，茶马古道的繁荣则促进了马帮运输业的扩大与发展。
马帮形成初期，各家各户只是将自己的马匹用于短途驮运。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需要进行长途贩运的货物逐渐增多，加之复杂的道路状况，单人匹马很难成行，也无力承担全部运输业务，于是便数人相约合伙同行，共运一批货物，从而形成了最初的马帮。清末民初，云南各地出现了一批大的商帮，有些更是富甲全国。云南的商帮大多拥有自己的专业性马帮，有些商帮就是由马帮直接发展而来。
经常以地为床以天为被的赶马人早已习惯了简单艰苦的生活方式
专业性马帮有一套严密的组织机构。从领导来讲，一般分为大锅头、二锅头、管事三等。大锅头1人，是整个马帮的头号首领，其他人要入伙搭帮，要向大锅头交纳一定数量的钱银。对大锅头的要求也比较全面，既要智勇双全，又要熟悉商情、各地的风土人情、道路和驿站的情况，还必须有一套完善的管理手段，能当家理财，管理好马夫、牲口和财物。二锅头为二号首领，大锅头不在时全权掌管马帮。管事则专门负责马帮内部的经济事务。马帮的大小按拥有牲口多少区分，5匹牲口为一把，5把为一小帮，设一小锅头负责。一个马帮少则几十匹牲口，多则成百上千。赶马人与牲口的比例，一般为4匹骡马配备一名赶马人。
进入清代，云南外运货物总量大增，除了每年要运输京铜600多万斤以外，茶、盐等云南特产也是各路马帮驮运的主要货物。马帮运输业进入了鼎盛时期，茶马古道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据史料记载，清代从四川成都到西藏拉萨的距离为5916里，而从云南普洱府到拉萨的距离则为7019里，中间有100多个驿站。如果再加上从拉萨到尼泊尔、印度等地的里程，茶马古道可谓是名副其实的“万里之遥”。
从自然条件来看，茶马古道滇藏线最为艰难。通道皆位于崇山峻岭之中，雨季气候炎热，瘟疫等各种疾病流行，人和骡马都极易染病，所以，商队通常是在每年5月雨季到来之前通过云南西南部地区。而从滇西北进入西藏地区，行走更为不便，夏有蚂蟥之害，冬有大雪封山。即使在天气好的情况下，马帮驮队也步履艰难，有的通道极为狭窄，宽不及尺，左边是绝壁，右边是深渊。由于道路状况较差，沿途缺乏供给，加之路途遥远，人马容易困乏，因而经常出现人亡马死的事故。
随着滇川藏印之间贸易的发展，云南的一些商人和马锅头落籍印度、尼泊尔等国，成为华侨，其中以丽江、中甸等地的纳西族和藏族居多。这些人长期经营茶马古道上的驮运业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茶马古道成为中国西南惟一的一条陆路运输线，马帮驮队从印度运进大批的国际援助物资，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日战争。
新中国成立后修筑的滇藏公路和川藏公路，大多地段是以茶马古道为基础。汽车代替了驮马，茶马古道也已成为历史，不过在云南边远山区，马帮至今仍是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那些往日的马锅头和赶马人，如今已进入古稀之年，他们聚在一起的话题，仍是当年赶马途中的轶闻趣事和令人伤感的经历与磨难。
茶马古道文化的血亲性
云南与东南亚，山连着山，水连着水，因而在自然地理与文化上形成血亲性。而茶马古道更是联结两者的大动脉。高黎贡山是恩梅开江与怒江的分水岭，高5000米，南下渐低，山多为3000米至2000米，而河谷盆地约1000米左右，循怒江西岸南下，形成腾冲、龙陵和德宏地区的平坝，再延到缅甸东部掸人地带，直至海边。
碧罗山(怒山)，自北而南至保山道人山，自此以下渐开扩，亦渐低，分布有狭谷盆地，而怒江及澜沧江支流弯曲贯其间。山最高6400余米，下至1500米，盆地1200至1000米，河谷坝则500至400米，愈南愈低，终至缅、泰境内。
云岭山脉，至丽江境为老君山，玉龙山高峰至5000米以上，南为点苍山，高约4000米。红河发源于此，山亦分区，其西为无量山，哀牢山区为红河与澜沧江支流的分水岭，山高3500米以下，盆地1500至1000米，河谷坝降至500米，地形与澜沧江以西相似。澜沧江下游，东为老挝，西为缅甸的孟良及泰国北部，与云南边境地形相似，此地开阔，有湄南河上游，南经平原入海。
红河为富良江上源，又有黑河、白河汇流，而入于南海。此三河之水，发源于云南。红河，上源为礼社江，发源于祥云梁王山，流经弥渡，在南涧汇阳瓜江水而东南，流至新平，合河源出罗次的绿法河水，入礼社江。又东南至元江，而东与源出峨山的亚泥河汇合，经石屏而南，流入于礼社江，向东经红河县、蒙自、金平、屏边等县，入越南境至莱州，有南那河来汇(源出元江东南，流经红河县及金平而入，在那发入越南)合于李仙江，称黑河，直东南，又折北，至越池三江口与红河会合。又白河(亦名明河)，其上游为盘龙河(开化河)，源出砚山西，流经文山、西畴、马关，至麻栗坡入越南境，至宣光有锦江来汇，此江上游即普梅河，源出西畴，会广南、富宁之水，南入越南境，而至宣光与盘龙江合汇，又南至越池三江口，东入于海。
澜沧江，发源于青海，即湄公河上游，南流西藏，入云南保山，稍向东南倾斜，下至允景洪、勐腊，入缅甸、老挝交界为湄公河，又南入柬埔寨，越南南部入海。在滇境汇流诸水有银龙河(太平河)，源出云龙：漾濞江(黑惠江)，源出丽江石鼓，合胜备江及洱海之水，入澜沧江；顺甸河(勐枯河)，源出昌宁，入澜沧江；辣蒜河(小黑河)，源出耿马，汇勐勐河，东入澜沧江；杉木河(巴景河)，源出镇源西北，汇景东、景谷、普洱诸水，南流入澜沧江：罗梭江，源出思茅西北，向南流汇普文河，至勐仑流入澜沧江。
萨尔温江(喳里江)上源即怒江(潞江)，发源西藏，南流入云南贡山县而下，经福贡、碧江、沪水至保山、腾冲之间，又南经龙陵、潞西之境，入滇、缅交界，经孟定，入阿佤山与旧木帮分界，又南经缅、泰交界，在缅境马达班流人海。江东支流较大者有枯柯河、南甸河、南丁河、南滚河。
伊洛瓦底江(古名丽水，亦称大金沙江)，其源为迈立开江，源出坎底以北，众水汇合而至密支那，其东源为恩梅开江，上游即独龙江，诸水汇合而南，在密支那北与迈立开江会合，而南为缅甸大水，南入于海。其支流在我国境内有：大盈江(太平江)，源出腾冲东境，流经城旁，入梁河，经盈江县，在干崖汇从古勇流来之滨榔江，在盏达汇从万仞关流来之盏河；向西经蛮允，人缅境，旧蛮莫至八莫新街入伊洛瓦底江；龙川江，又名瑞丽江，源出腾冲北部，南流经腾冲东境，入龙陵后，在潞西、瑞丽人缅境旧木帮、孟密，而北流倾西至格萨，入伊洛瓦底江；南宛河，源出陇川沙木笼南，流至瑞丽入龙川江。
云南边境的气候与东南亚边境的气候也一样。澄江、玉溪、峨山、通海、华宁、石屏、建水、开远、蒙自等县，5、6、7月热，平均至25摄氏度(如澄江)、24度(如玉溪)、23度(如蒙自、开远)，极端有高至31度，有低至六度，乃至冰点下3度(如蒙自)。雨量，年平均在九百至一千公厘之间，七八月，降雨较多。
邱北、广南、富宁等县，气温与盘西同，热在22度以上，冷不下至10度。雨量，年平均900公厘左右，少至8l7公厘(如广南)，每年7、8月，降雨较多。
澜沧江下游地带，高山达3500米，狭谷、平原至600米，凤庆、昌宁、云县、临沧、双江、西盟、孟连、勐海、景洪、勐腊、澜沧、思茅、普洱、景谷，镇源县。5、6、7月热，平均23度，1月冷，极端气温至36度，低至冰点下1度。雨量，年平均约l4：00公厘，每年以6、7、8月，降雨较多。
景东、新平、元江、墨江、江城及屏边、砚山、文山、马关、西畴、麻栗坡等县。6、7月热，平均约23度，有高至平均26度(如江城八月)，极端气温，高30度，低5、6度。雨量，年平均在1000至1200公厘之间。
在红河下游，高山达3000米，低谷500米，河口、金子、个旧、红河、元阳、绿春等县。以河口言，6、7、8月热，平均28度以上，1月冷，平均17度，极端气温，5月有高至42度8，在1月低至2度2，每日晨午之差，3月差至30度2，殊为居烈。雨量，河口年平均达1779公厘，个旧亦达1770公厘，以6、7、8月降雨最多。
就以傣族而论，傣族在云南有84万多人。居住在泰国的叫泰族，达3800万人。居住在缅甸的叫掸族，有22余万人。居住在老挝的叫佬族或寮族为240多万人。
一、其经济有如下共同特征
①农业主业，以种植稻谷为主，这是生活的主要来源，辅植以玉蜀黍、蚕豆、碗豆以及为数不多的甘蔗、花生、棉花、烟草，耕作粗放，一不选种，二不施肥，三不锄草。
②畜牧业没有脱离农业，普遍饲养水牛、黄牛，水牛用于农耕，黄牛用来驮运，另有数量不多的猪鸡等家畜家禽喂养。
③手工业依附于农业，手工业以织布和竹器为最，织布之事全是妇女劳作，竹器则男子都能为之，陶器、铁器的生产数量少，技术比较低下。
④自19世纪中叶起，都遭受英法殖民主义者的掠夺，经济的依赖性和畸形发展趋势愈来愈突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有支配地位。
二、反映到文化上，也有许多共同之处
①笃信南传上座部佛教，他(她)们—生下地，就成为信徒，名字由和尚取，生老病死都得赕佛，择日盖屋、出行、结婚由佛爷卜卦。进佛寺，学经典才受人尊敬，每一个男子的一生中都要有一段寺庙僧人生活，佛寺遍及各村寨。总之，衣食住行均与佛教密切相关。
②语言基本一致，文字出自于梵文。
③都过泼水节，均有纹身习俗。在文学艺术方面亦有许多相似的地方。
当然，也都保持着各自的个性，有如方言和文字书写体上的差异，服饰、建筑、乐舞方面的特色，独有的自然崇拜和节日等等。
三、亲缘经济和亲缘文化
血亲地理造就了血亲民族，而亲缘民族必有亲缘经济和亲缘文化，可是由于众多的因素却没有形成亲缘政治，这是长时期历史发展的结果。
自远古以来，泰族的先民就已居住这个地方，公元1、2世纪已经形成部落组织，也有一大部落——掸国出现，它从日南郡和永昌郡到中国通好。
掸族早期与南面的真腊国和西面的骠国联系，而这两个政权势力不断向掸族延伸，把它逐渐分为小泰大泰两个区域(均以怒江为界)，小泰区同真腊既联系又争夺，大泰区同骠国既联系又争夺。
8世纪，云南建立了民族地方政权——南诏，它的势力向南拓展到小泰区域，向西延伸到大泰区域。当时小泰区已有庸那迦和兰那政权，受南诏和真腊的控制而分为两部分联系，同时向南迁徙，扩大了小泰的区域，南方暹人速古台建立暹罗国，而北方的傣泐于宋代建景龙联盟，并在大理政权的约束之下。
大泰区则出现了兰仑和兰根两个家庭为首的统治集团，既受骠国的约束，也为南诏所统辖。西部的掸人在蒲甘政权瓦解时曾一度握有大权，惟缅族、蒙族政治势力与之相持，未能占统治地位，而东部的傣那则与南诏大理相联系。
总的来说，8世纪泰族分成了暹、傣泐、掸和傣那四部分四个区域，且傣泐和傣那居民继续向永昌、开南地区迁徙，出现了新结合。
l3世纪，元明设云南行省，在泰族区域置有车里、八百、老挝、麓川、孟养、木邦六个宣慰司，以及孟定和孟良御夷府。在缅族地区设缅甸、底兀刺二宣慰司，在蒙族区设古剌、底马撒二宣慰司。16世纪中叶，缅族洞吾(底兀刺)，兼并白古(占刺)、地那悉林(底马撒)，攻进阿瓦，建立了洞吾王朝。
茶马古道沉淀的茶文化
尽管当今世界的广告充斥着可口可乐、百事可乐以及麦氏速溶咖啡等等最入时的各种各样饮料，但具有独特性的世界“三大饮料”之一的中国茶，作为普通的饮料仍然雄踞世界的饮料市场之首，而且因为其拥有悠久的历史而使其成为一种影响最广的“文化”。
有的欧美人津津品味着红茶，用茶配制成各种饮料，而有的欧美人也乐意用绿茶消肥强骨，茶在世界仍然风行着。当中国瓷茶器具在世界最大的索斯比拍卖行的价码开到几十万美元的时候，你会为茶的魅力感到惊讶，因为你喝茶的时候，总是大杯大碗的喝，并没有品味出“茶文化”的博大精深。当东瀛的日本人得饮茶之俗后，把饮茶“玩”成“茶道”，于是许多人明白饮茶也是一门深奥的“艺术”。
中国的云南是“茶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是最早饮用茶并培植茶树的地方。在今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的南糯山至今仍长有千年的老茶树，而四、五百年的茶树则是成片，成林。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是云南省除稻作文化外，贡献给世界最重要的“文化”。
在先秦的汉文献里没有“茶”字，只有一个“荼”字。《周礼》云：“掌荼，掌以时聚荼，以供丧事。”先秦典籍里“荼”出现的比较多的是《诗经》。如《谷风》：“谁谓荼苦”；《出其东门》：“有女如荼”。《邶风》：“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楚辞》中也有说到“荼”的。《楚辞？九章？桔颂》：“故荼荠不同亩兮”。而作为原产茶地的云南也有历史文献记载，《普洱府志》载，云南少数民族最早在汉代就已栽培茶树了。“茶”字最晚到唐时就已见于正式的文献了。唐陆羽《茶经》便对茶、茶具、制茶的方法、饮法及用水之道、茶的源流等作了详细的介绍和研究。如在《茶经？一之源》说：“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山，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其树如瓜芦，叶如栀子，花如白蔷薇，……。”又云：“从草木当作茶。其字出开元文字者，义从木，当作茶。其字出本草，草木并作茶。其字出《尔雅》。其名，一曰茶，二曰贾，三曰设，四曰茗”实际把茶称为贾、设、茗等，是由于品种或方言语音变化的缘由。“茶”与“荼”字应是同名同物，从中古音学来推测，其在上古为定母鱼部，姑且拟为dra音，中古以后，字音分化。据有的学者调查一些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还找到了一些同上古汉语“茶”语音相对的地方，如城步金水苗语作da；贵州彝语作ba-tu；汉语福建方言作tu。
确实云南滇域由于自然条件的优越，古人类很早就在这块广阔的地域里生活了。我们知道，还在人类早期的发展过程中，采集业的发展，便刺激了人的文化思维器官，而这种思维的发展，必然引导人们去选择一些较好的植物进行定向载培，而这种思想的孕育，标志着农业社会的诞生。滇域的先民把“茶”作为定向培育的植物，开了“饮料”作为世界“饮茶”文化的先河。“饮料”与“食物”的分离，可以说是人类“饮食”文化上的一次大变革。在世界农业发展史上，中国是载培植物的最大起源和变异中心之一。而云南又是中国的变异中心。在世界各国历史上都有过因为某一“物”的发现，而使这一国家成为世界注目的地方。以中国人为例，其所产的丝绸世界闻名，罗马学者老普林尼（Gajustheelcler）在《博物志》中说：“赛里斯（Seres，丝国，指中国）国……其所产丝，驰名宇内。丝生于树叶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至罗马。”由于丝绸的华贵，使世界为之倾倒。当时罗马贵豪就以有丝绸服装为骄傲。因为丝绸价格极高，势必让经商者组成庞大的商队，翻越万水千山，以生命作为代价，年复一年地将中国丝绸运往世界各地进行贩卖。这些贩运的道路，由于来往人我，逐渐就形成了联系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的纽带。云南的稻作文化也曾拯救了饥饿的日本，使世界深受其影响。云南的“茶”也是如此，樊绰《云南志》卷七载“茶出银主城界诸山”，指的就是现今景东，景谷及其以南地区。大叶子普洱茶，早在唐天宝年间就在澜沧江两岸大量种植。其味苦中回甜，在当时就闻名于世。
滇茶最初由马帮运入四川，并向北、向西“扩张”。唐人《封氏闻见录》说：“茶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以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隶渐至亲邑，城市多开店辅，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王公朝士无不饮者……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唐人饮茶之风在这里可略见一斑。由于茶的功能价值，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饮茶之风进一步向北渗透。北方食畜肉、乳制品的游牧民族也大量饮茶，如当时的乌桓、匈奴、羯、鲜卑、氐、羌等各少数民族，由此在唐宋时期“茶马互市”为一时之盛。宋代在今普洱县境内就已有“茶马”交易市场。清初，檀萃的《滇海虞衡志》就载：“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认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足见滇茶名重于天下。
茶叶运销，曾达红海沿岸及欧洲各国。欧洲文献最早说到茶的是威尼斯人GiambattistaRamWsio所著的“VoyagesandTravel”（《海陆游行记》）。“茶”的对音为“Chai”。十六世纪。茶传入欧洲，英国称“茶”为Chaa。从此，茶风靡整个欧洲，各国纷纷进口中国的茶叶。现代英语“茶”为“Tea”，法语称“Thé”，德语叫“tee”，俄语读“”，是北方方言“tsha”的对音。托尔斯泰巨著《战争与和平》中就有关于喝中国普洱茶的细致描写。
云南向西冲破大江巨山的阻隔把茶销售到西藏，其时间最迟不会晚于唐代。古藏文里的“茶”，读dza，与汉语里“茶”的古音非常相似，现在藏语的tcha的音应该是从古藏文dza演化而来。据谭文之《滇茶藏销》统计，民国年间，滇茶入藏一年至少有一万担。当时西藏来滇贩运茶叶盛况确如谭方之所述：“滇茶为藏所好，以积沿成习，故每年于春冬两季，藏族古宗商人，跋涉（原作涉）河山，露宿旷野，为滇茶不远万里而来。是以紧茶一物（按：其义不明，惟指的当是砖茶或沱茶。引者），不仅为一种商品，可称为中藏间经济上之重要联系，抑且涉有政治联系意义。概藏人之对于茶也，非如内地之为一种嗜品或为逸兴物，而为日常生活上所必需，大有‘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之概。自拉萨而河墩子，以至滇西北丽江转思茅，越重山，过万水，历数月络绎不断于途中者，即此故也。”“茶马互市”起于唐，而兴于宋。《滴露漫录》说：“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食之，以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是山林草木之叶，而关国家大经。”这里茶已同国家的政治夸大事联系起来了。宋统治者用茶马贸易来同少数民族搞好关系。《太平寰宇记》载：“番部地蛮夷混杂，无市肆，每汉人与之博易，不见使钱。汉用绸由、绢、茶、布、番部用红椒，盐、马之类。”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人民的需要，“茶”借此而传播得更远更广。由于“茶”的运输，必然带来相应的其他文化。《岭外代答》卷五载：“蛮马之来，他货亦至。蛮之所赍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毡、云南刀及诸药物。”又《桂海虞衡志》记载说：“乾道葵已冬，忽有大理人李观音得……凡二十三人，至横山议市马。出一文书，字画略有法，大略所需文选、五经、春秋、本草、五藏论、大般若经及初学记……集圣历百家书之类，及须浮量钢器并砣，琉璃碗壶，及紫檀、沉香木、甘草、石决明、井泉石、密陀僧、香蛤、海蛤等等药。……其后云：……言音未同，情虑相契，……继续短章，伏乞斧伐。短章有：‘言音未会意相和，远隔江山万里多’之语，……。”该文记述了在茶马贸易中，当时滇人要求购买大量的汉文典籍，包括儒、道、佛及医学书。另外还购置了大量的手工艺品。可见，由于茶马互易的影响，使滇域的文化水平得以提高。如果我们就“茶”文化本身来看，也可以看出它沿“茶马古道”所进行的波开扩散，如对茶的饮法，历史文献对如何饮茶及讲究有所记载。樊绰《云南志》卷七记唐代“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续博物志》卷七载，茶同“杂椒，姜烹而饮之”。明代谢肇氵制在《滇略》里记述道：“士庶所同，皆普茶也，蒸而成团”。从以上文献中可以看出，“茶”这个“新文化源”由于自己的“积淀要素”的影响，不断“汲取”另外一个社会的“文化”进行“融合”，因而得到传播。“茶”文化的“要素”首先被发源地的社会所吸收，接着沿“茶马古道”逐渐向北方延伸开去。
以产茶地的傣族饮茶而言，他们对茶的加工一般是摘大叶进行粗加工，也是就把茶晾干后在锅上用火烤得略焦，饮用时用热水冲泡即可饮之。味道都是茶的本味而略带糊味。这种饮茶方式多在低海拔区，并为产茶地居民的基本喝茶法。由此产生的一些茶具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而少变化性。布朗人把新采的嫩茶尖干焙好，趁热放入竹筒，置火塘过进行烘烤，待竹筒的皮烧焦后取出，以备喝水时饮用，其味兼有茶竹之馨香。同时布朗族还有饮酸茶的习惯。他们把嫩茶放入锅中煮沸，随即置有阴暗处半月进行发酵，发酵之茶又倒进竹筒埋于地下四十余天，取出便成。云南“凤庆”是“滇红”茶的发源地，历史上曾有每年一度的“春茶会”，其中有名的“顺宁茶”、“凤山春蕊”，备受当时内地茶客的亲睐，马帮贩此多得厚利。明代徐霞客所品“太华茶”便是凤庆所产。其茶随一年四季的变化配制风味不同的“茶”，茶便显出其“艺术性”，四季茶名曰：清明春尖，云雾玉露、金秋谷花，银霜太华。这里所饮之茶多经细炒加工，不配其他料，便用开水冲沏，所冲之茶，头道清，二开三开味道溢出，茶之香气遍入心扉，味道醇厚苦中带甜。沧源佤族饮茶则多是高浓缩的茶叶。据说他们喝茶时，用一大沙罐放在火塘正中，水滚以后，约放半斤绿茶，一直煮到茶水只剩几口为止，方才饮下，味道非常，茶汁极苦，但回甜效果极佳，饮之则能除百病。大理白族用茶独特，“三道茶”为其代表。“三道茶”的饮法，大约在唐宋的南诏大理国时就已开始，当时南诏大理的上层社会用此作成宫廷茶点。史称，每当上层贵族进行盛大庆典及宴饮贵宾之时，首先便要用三道茶来款待。随后“三道茶”进入寻常百姓人家，现今的白族人民凡遇嘉庆佳日或招待贵宾时仍用其作为上等饮品。“三道茶”用云南绿茶的精品，分别配以核桃·乳扇、蜂蜜、·生姜等具有地方特色的原料进行特殊加工而成。具体加工的程序是：首先把茶及配料放入小砂罐在火上烤，一直到略成黄色时冲入少量滚沸之水，然后斟进陶茶盎，再冲少许开水即可饮之。晕时再把砂罐加满开水。每斟一次称为一道，一般以三道为限。每何况示各有千秋，头道苦，二为甜，三则回甜。当然，饮好茶定要有好泉，大理白族用于“三道茶”的水，多是苍山脚下的名泉－－银箔泉之水。“三道茶”的味道清香爽口，高雅舒心，是一种极高的“审美”情趣。保山昌宁的“磨锅茶”，确是“老茶罐”所嘉好的高档饮品。制作时，把新采的上好嫩叶放入锅中杀清，温凉之后，再行反复揉制，随即再入锅中多行磨揉，而后铺在蔑垫上吹风晾晒，让叶梗上所含孕的水汽渗入叶片内部，又在锅中反复焙磨，直到每片茶叶形如米粒，晶亮如黑玉时为止。此茶制作独特，未开汤时香气早已透人肺腑，冲入开水后，异香扑鼻，并有扑扑之声而出，真是“声、色、味”俱全。据称昌宁的联席乡有棵直径一尺四寸，树幅两丈一尺多的古茶树，可见云南产茶之早和产地之多。滇西北藏族用茶则又有独特风采。“酥油茶”是藏族人民离不开的主要饮料，这是因为他们居住在高海拔地区，多食肉及乳制品，因而没有茶不行。早、午、晚必定要三四碗酥油茶下肚方觉有劲。接待尊贵的宾客，哈达、檀香、藏香、酥油茶是四宝，缺一不可。酥油茶的制作方法便是将砖茶久熬成浓汁，把所熬茶汗倒进酥油桶，再加入酥油、盐及欺了香料，使一“搅棒”来回的茶筒中上下抽动，让其混合成“水乳交融”状，沥进木茶碗就可饮用，喝后能产生许多的热卡，就能越高山，跨草原。这种饮茶的特殊习惯确也构成了滇西北高原藏族人民的一大文化特色。
滇西北藏区的酥油茶，香醇可口，沁人心脾，它作为“茶文化”的一个典型缩影让人永世不忘。无独有偶，据《尔雅注》所载，当时的人把做成饼状的茶叶捣碎，并加葱、姜合在一起煮成“茶粥”。唐代饮茶时尚放少许盐。后发展到“淹茶”，就是反茶叶冲成粉末，加上其他香料，再用水冲开。宋代，把茶捣粉状，即冲泡来喝。明代以后就只喝本味茶了，这就是今天的泡茶之法。
印度人饮茶之风从中国西藏而得。其音“茶”读为“贾”。最先中国云南茶由西藏到锡兰，而后传到印度的比哈尔及孟加拉等地方。茶叶一到印度便很受欢迎，加之印度是佛教发源地，佛属甚多，茶有提神醒脑之功能，无疑给参禅念经的和尚增添一付“醒脑剂”。印度人多饮红茶。他们把茶放入铜、铝壶里煮，加入牛奶、白糖，茶水成粥状，味无苦而香甜，因而成了很多印度人民的“早点”。
“茶”以一植物，被人受用，得人培植，繁衍，成为众人的饮料，进而由于它有清凉、清心提神、醒睡除烦、涤热去痰、清肃胃肺、明目解渴的特殊功效，备受人类爱戴，成一代“名饮”，可谓名重一时，形成世界级的“文化”，这些都同滇域自成一体的地理单元和人文景观有关。当“茶”成为一种文化，本身就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恒定”。“茶”从单一的“饮料”和其所拥有的“文化”进行了区分和固定，不仅因为是一种跨地域的饮料，而饮料的“文化性”则增强了这种传播性，“茶”不但是人的物的需要，也成为了人的精神所求。“茶”饮法文化的不同变化，显示出了各民族分离与连接的文化特性。
茶马古道 沉淀的茶文化
“茶马古道”是怎样形成的？这必须从茶的兴起及传播说起。
尽管当今世界的广告充斥着可口可乐、百事可乐以及麦氏速溶咖啡等等最入时的各种各样饮料，但具有独特性的世界“三大饮料”之一的中国茶，作为普通的饮料仍然雄踞世界的饮料市场之首，而且因为其拥有悠久的历史而使其成为一种影响最广的“文化”。有的欧美人津津品味着红茶，用茶配制成各种饮料，而有的欧美人也乐意用绿茶消肥强骨，茶在世界仍然风行着。当中国瓷茶器具在世界最大的索斯比拍卖行的价码开到几十万美元的时候，你会为茶的魅力感到惊讶，因为你喝茶的时候，总是大杯大碗的喝，并没有品味出“茶文化”的博大精深。当东瀛的日本人得饮茶之俗后，把饮茶“玩”成“茶道”，于是许多人明白饮茶也是一门深奥的“艺术”。
中国的云南是“茶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是最早饮用茶并培植茶树的地方。在今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的南糯山至今仍长有千年的老茶树，而四、五百年的茶树则是成片，成林。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是云南省除稻作文化外，贡献给世界最重要的“文化”。
在先秦的汉文献里没有“茶”字，只有一个“荼”字。《周礼》云：“掌荼，掌以时聚荼，以供丧事。”先秦典籍里“荼”出现的比较多的是《诗经》。如《谷风》：“谁谓荼苦”；《出其东门》：“有女如荼”。《邶风》：“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楚辞》中也有说到“荼”的。《楚辞九章？桔颂》：“故荼荠不同亩兮”。而作为原产茶地的云南也有历史文献记载，《普洱府志》载，云南少数民族最早在汉代就已栽培茶树了。“茶”字最晚到唐时就已见于正式的文献了。唐陆羽《茶经》便对茶、茶具、制茶的方法、饮法及用水之道、茶的源流等作了详细的介绍和研究。如在《茶经？一之源》说：“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山，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其树如瓜芦，叶如栀子，花如白蔷薇。”又云：“从草木当作茶。其字出开元文字者，义从木，当作茶。其字出本草，草木并作茶。其字出《尔雅》。其名，一曰茶，二曰贾，三曰设，四曰茗”实际把茶称为贾、设、茗等，是由于品种或方言语音变化的缘由。“茶”与“荼”字应是同名同物，从中古音学来推测，其在上古为定母鱼部，姑且拟为dra音，中古以后，字音分化。据有的学者调查一些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还找到了一些同上古汉语“茶”语音相对的地方，如城步金水苗语作da；贵州彝语作ba-tu；汉语福建方言作tu。
确实云南滇域由于自然条件的优越，古人类很早就在这块广阔的地域里生活了。我们知道，还在人类早期的发展过程中，采集业的发展，便刺激了人的文化思维器官，而这种思维的发展，必然引导人们去选择一些较好的植物进行定向载培，而这种思想的孕育，标志着农业社会的诞生。滇域的先民把“茶”作为定向培育的植物，开了“饮料”作为世界“饮茶”文化的先河。“饮料”与“食物”的分离，可以说是人类“饮食”文化上的一次大变革。在世界农业发展史上，中国是载培植物的最大起源和变异中心之一。而云南又是中国的变异中心。在世界各国历史上都有过因为某一“物”的发现，而使这一国家成为世界注目的地方。以中国人为例，其所产的丝绸世界闻名，罗马学者老普林尼（Gajustheelcler）在《博物志》中说：“赛里斯（Seres，丝国，指中国）国其所产丝，驰名宇内。丝生于树叶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至罗马。”由于丝绸的华贵，使世界为之倾倒。当时罗马贵豪就以有丝绸服装为骄傲。因为丝绸价格极高，势必让经商者组成庞大的商队，翻越万水千山，以生命作为代价，年复一年地将中国丝绸运往世界各地进行贩卖。这些贩运的道路，由于来往人我，逐渐就形成了联系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的纽带。云南的稻作文化也曾拯救了饥饿的日本，使世界深受其影响。云南的“茶”也是如此，樊绰《云南志》卷七载“茶出银主城界诸山”，指的就是现今景东，景谷及其以南地区。大叶子普洱茶，早在唐天宝年间就在澜沧江两岸大量种植。其味苦中回甜，在当时就闻名于世。
滇茶最初由马帮运入四川，并向北、向西“扩张”。唐人《封氏闻见录》说：“茶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以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隶渐至亲邑，城市多开店辅，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王公朝士无不饮者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唐人饮茶之风在这里可略见一斑。由于茶的功能价值，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饮茶之风进一步向北渗透。北方食畜肉、乳制品的游牧民族也大量饮茶，如当时的乌桓、匈奴、羯、鲜卑、氐、羌等各少数民族，由此在唐宋时期“茶马互市”为一时之盛。宋代在今普洱县境内就已有“茶马”交易市场。清初，檀萃的《滇海虞衡志》就载：“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认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足见滇茶名重于天下。
茶叶运销，曾达红海沿岸及欧洲各国。欧洲文献最早说到茶的是威尼斯人GiambattistaRamWsio所著的“VoyagesandTravel”（《海陆游行记》）。“茶”的对音为“Chai”。十六世纪。茶传入欧洲，英国称“茶”为Chaa。从此，茶风靡整个欧洲，各国纷纷进口中国的茶叶。现代英语“茶”为“Tea”，法语称“Thé”，德语叫“tee”，俄语读“”，是北方方言“tsha”的对音。托尔斯泰巨著《战争与和平》中就有关于喝中国普洱茶的细致描写。
云南向西冲破大江巨山的阻隔把茶销售到西藏，其时间最迟不会晚于唐代。古藏文里的“茶”，读dza，与汉语里“茶”的古音非常相似，现在藏语的tcha的音应该是从古藏文dza演化而来。据谭文之《滇茶藏销》统计，民国年间，滇茶入藏一年至少有一万担。当时西藏来滇贩运茶叶盛况确如谭方之所述：“滇茶为藏所好，以积沿成习，故每年于春冬两季，藏族古宗商人，跋涉（原作涉）河山，露宿旷野，为滇茶不远万里而来。是以紧茶一物（按：其义不明，惟指的当是砖茶或沱茶。引者），不仅为一种商品，可称为中藏间经济上之重要联系，抑且涉有政治联系意义。概藏人之对于茶也，非如内地之为一种嗜品或为逸兴物，而为日常生活上所必需，大有‘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之概。自拉萨而河墩子，以至滇西北丽江转思茅，越重山，过万水，历数月络绎不断于途中者，即此故也。”“茶马互市”起于唐，而兴于宋。《滴露漫录》说：“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食之，以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是山林草木之叶，而关国家大经。”这里茶已同国家的政治夸大事联系起来了。宋统治者用茶马贸易来同少数民族搞好关系。《太平寰宇记》载：“番部地蛮夷混杂，无市肆，每汉人与之博易，不见使钱。汉用绸由、绢、茶、布、番部用红椒，盐、马之类。”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人民的需要，“茶”借此而传播得更远更广。由于“茶”的运输，必然带来相应的其他文化。《岭外代答》卷五载：“蛮马之来，他货亦至。蛮之所赍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毡、云南刀及诸药物。”又《桂海虞衡志》记载说：“乾道葵已冬，忽有大理人李观音得凡二十三人，至横山议市马。出一文书，字画略有法，大略所需文选、五经、春秋、本草、五藏论、大般若经及初学记集圣历百家书之类，及须浮量钢器并砣，琉璃碗壶，及紫檀、沉香木、甘草、石决明、井泉石、密陀僧、香蛤、海蛤等等药。其后云：言音未同，情虑相契，继续短章，伏乞斧伐。短章有：‘言音未会意相和，远隔江山万里多’之语。”该文记述了在茶马贸易中，当时滇人要求购买大量的汉文典籍，包括儒、道、佛及医学书。另外还购置了大量的手工艺品。可见，由于茶马互易的影响，使滇域的文化水平得以提高。如果我们就“茶”文化本身来看，也可以看出它沿“茶马古道”所进行的波开扩散，如对茶的饮法，历史文献对如何饮茶及讲究有所记载。樊绰《云南志》卷七记唐代“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续博物志》卷七载，茶同“杂椒，姜烹而饮之”。明代谢肇氵制在《滇略》里记述道：“士庶所同，皆普茶也，蒸而成团”。从以上文献中可以看出，“茶”这个“新文化源”由于自己的“积淀要素”的影响，不断“汲取”另外一个社会的“文化”进行“融合”，因而得到传播。“茶”文化的“要素”首先被发源地的社会所吸收，接着沿“茶马古道”逐渐向北方延伸开去。
以产茶地的傣族饮茶而言，他们对茶的加工一般是摘大叶进行粗加工，也是就把茶晾干后在锅上用火烤得略焦，饮用时用热水冲泡即可饮之。味道都是茶的本味而略带糊味。这种饮茶方式多在低海拔区，并为产茶地居民的基本喝茶法。由此产生的一些茶具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而少变化性。布朗人把新采的嫩茶尖干焙好，趁热放入竹筒，置火塘过进行烘烤，待竹筒的皮烧焦后取出，以备喝水时饮用，其味兼有茶竹之馨香。同时布朗族还有饮酸茶的习惯。他们把嫩茶放入锅中煮沸，随即置有阴暗处半月进行发酵，发酵之茶又倒进竹筒埋于地下四十余天，取出便成。云南“凤庆”是“滇红”茶的发源地，历史上曾有每年一度的“春茶会”，其中有名的“顺宁茶”、“凤山春蕊”，备受当时内地茶客的亲睐，马帮贩此多得厚利。明代徐霞客所品“太华茶”便是凤庆所产。其茶随一年四季的变化配制风味不同的“茶”，茶便显出其“艺术性”，四季茶名曰：清明春尖，云雾玉露、金秋谷花，银霜太华。这里所饮之茶多经细炒加工，不配其他料，便用开水冲沏，所冲之茶，头道清，二开三开味道溢出，茶之香气遍入心扉，味道醇厚苦中带甜。沧源佤族饮茶则多是高浓缩的茶叶。据说他们喝茶时，用一大沙罐放在火塘正中，水滚以后，约放半斤绿茶，一直煮到茶水只剩几口为止，方才饮下，味道非常，茶汁极苦，但回甜效果极佳，饮之则能除百病。大理白族用茶独特，“三道茶”为其代表。“三道茶”的饮法，大约在唐宋的南诏大理国时就已开始，当时南诏大理的上层社会用此作成宫廷茶点。史称，每当上层贵族进行盛大庆典及宴饮贵宾之时，首先便要用三道茶来款待。随后“三道茶”进入寻常百姓人家，现今的白族人民凡遇嘉庆佳日或招待贵宾时仍用其作为上等饮品。“三道茶”用云南绿茶的精品，分别配以核桃·乳扇、蜂蜜、生姜等具有地方特色的原料进行特殊加工而成。具体加工的程序是：首先把茶及配料放入小砂罐在火上烤，一直到略成黄色时冲入少量滚沸之水，然后斟进陶茶盎，再冲少许开水即可饮之。晕时再把砂罐加满开水。每斟一次称为一道，一般以三道为限。每何况示各有千秋，头道苦，二为甜，三则回甜。当然，饮好茶定要有好泉，大理白族用于“三道茶”的水，多是苍山脚下的名泉－－银箔泉之水。“三道茶”的味道清香爽口，高雅舒心，是一种极高的“审美”情趣。保山昌宁的“磨锅茶”，确是“老茶罐”所嘉好的高档饮品。制作时，把新采的上好嫩叶放入锅中杀清，温凉之后，再行反复揉制，随即再入锅中多行磨揉，而后铺在蔑垫上吹风晾晒，让叶梗上所含孕的水汽渗入叶片内部，又在锅中反复焙磨，直到每片茶叶形如米粒，晶亮如黑玉时为止。此茶制作独特，未开汤时香气早已透人肺腑，冲入开水后，异香扑鼻，并有扑扑之声而出，真是“声、色、味”俱全。据称昌宁的联席乡有棵直径一尺四寸，树幅两丈一尺多的古茶树，可见云南产茶之早和产地之多。滇西北藏族用茶则又有独特风采。“酥油茶”是藏族人民离不开的主要饮料，这是因为他们居住在高海拔地区，多食肉及乳制品，因而没有茶不行。早、午、晚必定要三四碗酥油茶下肚方觉有劲。接待尊贵的宾客，哈达、檀香、藏香、酥油茶是四宝，缺一不可。酥油茶的制作方法便是将砖茶久熬成浓汁，把所熬茶汗倒进酥油桶，再加入酥油、盐及欺了香料，使一“搅棒”来回的茶筒中上下抽动，让其混合成“水乳交融”状，沥进木茶碗就可饮用，喝后能产生许多的热卡，就能越高山，跨草原。这种饮茶的特殊习惯确也构成了滇西北高原藏族人民的一大文化特色。
滇西北藏区的酥油茶，香醇可口，沁人心脾，它作为“茶文化”的一个典型缩影让人永世不忘。无独有偶，据《尔雅注》所载，当时的人把做成饼状的茶叶捣碎，并加葱、姜合在一起煮成“茶粥”。唐代饮茶时尚放少许盐。后发展到“淹茶”，就是反茶叶冲成粉末，加上其他香料，再用水冲开。宋代，把茶捣粉状，即冲泡来喝。明代以后就只喝本味茶了，这就是今天的泡茶之法。
印度人饮茶之风从中国西藏而得。其音“茶”读为“贾”。最先中国云南茶由西藏到锡兰，而后传到印度的比哈尔及孟加拉等地方。茶叶一到印度便很受欢迎，加之印度是佛教发源地，佛属甚多，茶有提神醒脑之功能，无疑给参禅念经的和尚增添一付“醒脑剂”。印度人多饮红茶。他们把茶放入铜、铝壶里煮，加入牛奶、白糖，茶水成粥状，味无苦而香甜，因而成了很多印度人民的“早点”。
“茶”以一植物，被人受用，得人培植，繁衍，成为众人的饮料，进而由于它有清凉、清心提神、醒睡除烦、涤热去痰、清肃胃肺、明目解渴的特殊功效，备受人类爱戴，成一代“名饮”，可谓名重一时，形成世界级的“文化”，这些都同滇域自成一体的地理单元和人文景观有关。当“茶”成为一种文化，本身就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恒定”。“茶”从单一的“饮料”和其所拥有的“文化”进行了区分和固定，不仅因为是一种跨地域的饮料，而饮料的“文化性”则增强了这种传播性，“茶”不但是人的物的需要，也成为了人的精神所求。“茶”饮法文化的不同变化，显示出了各民族分离与连接的文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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