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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蝶与阮玲玉)
阮玲玉和胡蝶，都是那个动荡岁月中风华绝貌的天后级人物，对于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均是举足轻重的角色。她们二人和茶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说，迥异的“茶缘”决定了她们截然不同的命运。
阮玲玉——茶商情人把她向死亡推了最后一把
父亲早逝，母亲为佣供其上学，阮玲玉16岁开始了电影生涯。拮据的生活经历和“佣人女儿”的阴影，导致了阮玲玉性格的自卑和脆弱，为自杀埋下了伏笔。
电影事业如日中天的阮玲玉，在与母亲东家小少爷张达民结婚无果后，遇到了东南亚著名的茶叶商唐季珊，人称茶叶大王。
这位富庶的茶叶商也是阮玲玉电影制片厂——联华公司的大股东之一。他对这个漂亮的电影明星垂涎已久，趁机疯狂地追求，并以温柔多情为掩护，使渴望有人关爱的阮玲玉产生惺惺相惜的依恋，最终成为了其又一位情人。
与阮玲玉同居后的唐季珊不久便原形毕露，当初儒雅的风度、甜言蜜语的表白荡然无存。随着阮玲玉名气的提升，唐季珊更加喜怒无常、风流成性。
1935年，阮玲玉陷入同张达民和唐季珊的名誉诬陷纠纷案，各报连篇累牍地报道令她名誉扫地，而与茶商情人唐季珊的感情纠葛，可谓是把她向死亡推了最后一把，让其终究走上了服安眠药自尽的不归路。
辉煌的事业被定格在了25岁，想想真是可惜。
一直很喜欢阮玲玉演的《新女性》，如果不是性格中的自卑和脆弱，如果在她和茶商唐季珊的交往中，能受到多一些的茶文化熏陶，心态平和些，没有那么深的执念，或许，阮玲玉能成为和命运抗争的新时代女性，改写悲剧吧！
(《新女性》海报)
胡蝶——嫁给茶商，成了她最重要的决定之一
作为同时代明星光环下的胡蝶，在特殊时代给予她的蜜糖与炮火中，一次次于逆境中逆转。
“九一八事变”中，胡蝶与张学良突发谣言事件，事业正当红的她被指红颜祸水、亡国妖姬等骂名，依然坚忍承受。
婚后为了抗日息影，事后胡蝶忍辱负重被恶霸戴笠幽禁，几番周旋，差点与丈夫潘有声永世分离，等戴笠意外身亡后方和丈夫得团圆……
胡蝶一生中经历了无数起起落落，甚至比阮玲玉还要多、还要严重，她都能安然渡过，除了自身原因，也多亏了这位茶商潘有声的悉心关怀。
对胡蝶来说，恐怕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在众多追求者中选择了老实普通的潘有声。一次茶叶交易会上，二人相识，当时的潘有声正在洋行的茶叶部任职，身材伟岸，或许是长期从事茶叶生意的缘故，潘有声为人和善，且带有一股特别的读书人气质。
(胡蝶与丈夫)
胡蝶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他是个干事业的人，做事情扎扎实实，待人诚恳、讲信用，肯动脑筋，肯钻研，如他做茶叶生意，对茶叶就很有研究，他只要稍一品茗，就可以说出茶叶的产地，品级。
潘有声去世后，胡蝶改名为潘宝娟，表达了她对亡夫的深深怀念和坚贞，于晚年时候隐居加拿大渥太华直至谢世。
如此，足见潘有声在胡蝶心中的地位。
阮玲玉服药自尽香消玉殒，胡蝶高寿隐居海外，这截然不同的“茶缘”，着实让人唏嘘不已。历史早已随风而去，能留下来的都是传奇，尤其是在那个动荡的岁月里。无论她们是否成功，我们都要向这些民国女神们致敬！
扩展阅读
民国茶范：鲁迅的香烟、酒局和茶生活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识者以为“就只这几句，已是使我认知天才之迸发，骤尔不可方物。“弃医从文的鲁迅在文字上表现出了某种天才性，但从他日记中每年的“书帐”来看，他是下了大功夫的。
（鲁迅一生唯一大笑的照片，1936年摄，同年，鲁迅去世）
1837年8月31日，爱默生发表了一场著名的演讲——《美国学者》，这是一篇彰显人的价值，正视美国自信心的演讲；1934年9月25日，鲁迅写出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吗》，着力鼓舞民族自信心。1936年，鲁迅逝世，从10月20日到21日，有一万多人自发前去瞻仰他的遗容，其棺木上覆有一面长方形旗，上书“民族魂”三字。毛泽东曾经这样评价他：“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个评价一直有某种延续性，在我上学的年代里，在不同老师的口中一再重复，在不同的类型的文章中被作为最后的堡垒。
鲁迅《自嘲》手迹
鲁迅常常被形容成“横眉冷对”，但在日常生活中，他做事十分仔细认真，总是把家里的东西收拾得井井有条，他与人交际，折借钱财，互赠礼物，婚丧嫁娶，礼上往来，一样不少，吃喝娱乐，他也有自己的玩法，有时，还与人开一些精致的玩笑。鲁迅自己就说：“譬如勇士，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喜欢吃零食，经常去一些的固定的商场买饼，别人也经常送他食物。鲁迅爱看电影，当时上映的好多大片他都看过，比如《美人心》《金银岛》。他对美术也有自己的理解，对中国现代木刻贡献很大。
一、抽烟是鲁迅的标志性生活
鲁迅一生，烟、酒、茶都有涉足，他习惯于晚上工作，白天睡觉，晚上工作，写作之时，常常以烟相伴，周海婴后来在《我与鲁迅七十年》一书中回忆了这样的情景：“父亲睡在床外侧，床头凳子上有一个瓷杯，水中浸着他的假牙。瓷杯旁放着香烟，还有象牙烟嘴。我自知对他的健康帮不了什么，但总想到尽点微力，让他一展容颜，也算是一点安慰。于是轻轻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细心地插进被熏得又焦又黄的烟嘴里面，放到他醒来以后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后悄然离去。”
海婴与鲁迅，一岁与五十，1930年摄于上海
曹聚仁在《鲁迅评传》中也说到：替鲁迅作生活标志的是烟。他是烟不离手的人，一面与人笑谈，一面烟雾弥漫。工作越忙，烟也抽得越多。每天总在五十支左右。说到他平素喜欢的烟品牌，有“品海牌”、“黑猫牌”和“红锡包”，而对于抽烟这件事，鲁迅有自己的理论，他说：“我吸烟虽是吸得多，却是并不吞到到肚子里去的。”
53岁寿辰全家合影，1933年
二、“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
鲁迅一生职业，大多与教育有关，不是在教育部任职，就是在大学教书。那时，朋友来了，朋友去了，同事和同事的亲人结婚了，家里的老人去世了，部里领导开心了，都有饭局，饭局和酒局本来就是连在一起的。鲁迅赴过陕西省长兼督军刘镇华的宴会，参加过泰戈尔访华期间在北京举行的生日宴会。和其他普通人一样，鲁迅参加的数量众多的宴会多是同事及友人间的日常聚会：
“晚李仲侃招饮于颐乡斋，赴之，同席为王云衢、潘企莘、宋子佩及其子舒、仲侃及其子。”
“午后胡适之至部，晚同至东安市场一行，又往东兴楼应郁达夫招饮，酒半即归。”
“晚张凤举招饮于广和居，同席为泽村助教黎君、马叔平、沈君默、坚士、徐耀辰。”
“晚子佩招饮于宣南春，与季市同往，坐中有冯稷家、邵次公、潘企莘、董秋芳及朱、吴两君。”
“荆有麟邀午餐于中兴楼，午前赴之，坐中有绥理绥夫、项拙、胡崇轩、孙伏园。”
这样的饭局、酒局，鲁迅的日记（1912.5.5—1936.10.18）中多有记载，偶尔他也会拒绝一些宴会邀请。鲁迅去商店买日常生活用品时，也买酒和茶，旁人也多送他这些随手礼。饭局、酒局中同坐者，可以列一个长长的名单，其中不乏各有专长的名人，比如胡适，许寿裳，齐寿山，林语堂，周作人，郁达夫，台静农......；喝过的酒则有越酒，汾酒，啤酒，威士忌、葡萄酒，薄荷酒，苦南酒，杨梅烧酒......。群聚之外，也有独饮的情形，也大醉过：“夜失眠，尽酒一瓶”；“午后盛热，饮苦南酒而睡”；“夜买酒并邀长虹、培良、有麟共饮，大醉”。
鲁迅在北京时居住的八道湾寓所
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四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原本是与周作人等一家人在一起吃饭，最后变成鲁迅一个人自己吃饭。同年七月十九日，周作人给鲁迅写了一封信：
“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这是一段著名的公案，有不少解释，周海婴对这段往事写有专门的回忆文章，读来颇让人心酸。回想当初，鲁迅在八道湾买了房子，母亲，朱安，周作人夫妇，周健人夫妇，全部住在一起。周作人、周健人既是亲兄弟，又是连襟，两人的老婆同是亲姐妹，又是妯娌（周健人后来娶妻王蕴如）。收到周作人绝交信以后，鲁迅就另择居所，搬离八道湾，最后一次在日记中提到“二弟”二字是一九二三年七月三日，此外，终鲁迅一生，日记中不再出现“二弟”二字，只称“启孟”。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一日，（鲁迅）“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左上至右下：胡适；郑振铎；丁玲；梁实秋；闻一多；张爱玲；鲁迅；老舍；茅盾；台静农；萧红；曹禺；郁达夫；傅斯年；张恨水；巴金；这群人中很多人都与鲁迅有交集。
近人胡因梦与名作家李敖离婚后，说过一段有名的话：同在一个屋檐下久了，英雄不是英雄，美人也不是美人。哪些当年与鲁迅一起吃饭喝酒的人，各自散落在历史的烟云之中。鲁迅写过小说《在酒楼上》，那种无意间的酒楼相逢，展现出来却是不同时期知识份子的精神面貌：“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我这时又忽地想到这里积雪的滋润，著物不去，晶莹有光，不比朔雪的粉一般干，大风一吹，便飞得满空如烟雾。……”
左图：1948年，周作人赴法庭受审；右图：1948年，胡适与中央研究院院士合影
三、鲁迅的茶生活
如今，在某些单位工作或经常看新闻的人，对“茶话会”这词再熟悉不过了。他们不是经常开茶话会，就是经常看别人开茶话会，比如年终总结，学术讨论，文艺座谈，招待外宾，新年团拜，凡春节、新年、国庆节、中秋节等等重要节日，开个茶话会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党、政府、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各种协会，大伙儿聚一聚，喝喝茶，聊一聊，谈一谈，感情增加了，思想也交流了，一团和气，其乐融融。
茶话会是一个传统，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礼仪活动，有人认为这是对传统礼仪成功改革的典范。其实，从源头来看，它从茶俗演变而来。唐代，新茶采制之后，佛门有“禅庭一雨后，莲界万花中。时节流芳暮，人天此会同”的例会；文人常以茶会友，朋友聚会时，常饮茶清谈，交流思想，增进情感。旧时商人在固定茶楼上谈生意，也举行茶话会。后来演变为社交性集会，适应面和使用阶层更加广泛。其中，以国家级茶话会和招待外宾的茶话会的程式设计最为严谨，流程也相对固定化。
鲁迅在北京时，经常参加单位组织的茶话会，大略是工作需要，他更多与朋友在外面喝茶。以1924年为例，他的茶生活如下：一月十七日，“往鼎香村买茗二斤，二元”；四月十三日，“上午至中山公园四宜轩。遇玄同，遂茗谈至晚归”；五月二日，“下午往中央公园饮茗，并观中日绘画展览会”；五月六日，“晚买茗一斤，一元；酒酿一盆，一角”；五月十一日，“往晨报馆访孙伏园，坐至下午，同往公园啜茗，遇邓以蛰、李宗武诸君，谈良久，逮夜乃归”；五月二十叁日，“往中央公园饮茗并食馒首”；五月三十日，“遇许饮文，邀之到中央公园饮茗”；五月三十一日，“下午往鼎香村买茗二斤，二元。”在广州时，他和朋友常去陶陶居、陆园、北园等茶居喝茶，还说“广州的茶清香可口，一杯在手，可以和朋友作半日谈”。
鲁迅喜欢喝龙井。有一次，林语堂去找鲁迅，没遇到，留下两盒红茶。那个年代，有名的火腿叫茶腿，据说是用茶叶熏的，鲁迅就曾经收到过，也买了送人。在他的礼品单中，还有普洱茶膏。清人赵学敏著《本草纲目拾遗》云：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在那个年代，显得十珍贵，有资料显示，鲁迅珍藏的这批普洱茶膏，有一部分在2004年曾高价拍卖。
蒙顿复刻版清代宫廷普洱茶膏
鲁迅不但自己喝茶，还叶，一次多达十斤二十斤。
周海婴与母亲，时年近十岁，摄于1939年
内山完造后来撰文回忆上海生活时，谈到他与鲁迅一次聊天，说的是对茶叶源流的一些看法：某日与鲁迅先生聊起了茶，我听说日本的薄茶（日本抹茶的一种）沿用了中国唐代的饮用方法，但日本后来的形式和做法更烦琐，而远流洲的茶庭、千利休的茶室以及丰臣秀吉的黄金茶室、茶具更是后来的事。
四、鲁迅的世界
我上学的时候，正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的时代，正是《论雷峰塔的倒掉》《为了忘却的记念》、《拿来主义》《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的时代，正是《阿Q正传》《狂人日记》、《孔乙己》《社戏》、《故乡》《药》《祝福》的时代……那时，老师们会让你分析鲁迅在某段文字中为啥要用某个词，段落大意是什么，现在想来，不免滑稽，支离破碎无助于你理解整体上的鲁迅。
三味书屋内景
作为文体家的鲁迅，其小说，杂文，散文，旧体诗，故事新编就放在那里，随时都可以进入阅读和比较；作为精神偶像的鲁迅，常常因为解构的多样化，今天反而呈现出一种被稀释后的模糊状态；作为象征人物的鲁迅，"他为真理而战，为正义，为民族，为轩辕（中国）而奋斗不息"；作为被解读的鲁迅，许寿裳，许广平，周海婴，毛泽东，曹聚仁，李长之，朱正，钱理群，邵燕祥，孔庆东，陈丹青都有自己的“鲁迅”。
每一时代的人进入“鲁迅”的路径都不一样，有些是他的亲人、密友和同时代的旁观者的看法，有些是强大的时代裹挟，有些是政治正确，有些是因袭别人的意见，有些则是时间的沉淀，有些是传播媒介的变化和传播语码的交织嬗变。诗人帕兹说：不是记忆牢记住了过去，是过去返回身来寻找到了记忆。每一代人重返鲁迅时代的现场，再看看我们这个时代，今人当然不会像阿Q一样，要跟吴妈直接诉求“困觉”，他们只做不说，或者更复杂的戏码已经上演或者即将上演。狂人和阿Q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有时是狂人，有时是阿Q，一个代表希望，一个代表绝望，一个是前进的，一个是滞后的。因为我们正是从历中走来的，伴随着历史环境、历史结构和历史语码的变迁。
鲁迅著作
鲁迅的弃医从文，表面上是职业上的转换，实际上，他何尝不是以一颗医生的心在文化的病床上进行解剖。中国文学的传统，实是比史学更早，而鲁迅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他在历史和文学叙事中，首先关注的是人，阿Q的超级符号化和狂人的力图写实性，无不指向编年的历史。在今天，我们依然面对这样的巨大文化困境：一方面，我们要为传统文化在今天的传承寻找到合法性；另一方面，我们要站在反传统文化的角度来审视传统文化，以期重塑它正确的前进方向。茶界那么多表面看起来争执不休的问题，归结起来，本质上就是如何延续传统茶文化的问题。进入新千年，瑞典汉学家朱费瑞还在追问：不爱喝茶的中国人能算中国人吗？我们也会问，在社会空间逼向家庭空间的时代，茶本身携带的的雅元素是否能够拯救这种空间的转换？
50寿辰时摄，1930年
如今，我离开学校多年，读鲁迅的日记、书信，还有旁人对他的“研究”文章，走进他的日常生活，大概可以窥知一代文学家如何进入他的时代，并试图从剖析历史图景中找到历史的回音和前行的灯塔。你都是如何与鲁迅聊天的？不妨找一个安静的夜晚，泡一壶茶，静静的翻过那些熟悉的书页，将他那些笔下人物邀请过来，来一场时空重叠的对话，就像复兴沙龙一样，我们追忆往事，今天发生的事也因为蕴含着记忆的基因，而成为追忆的一部分。2005年，电影《鲁迅》中，用镜头直接追问：人有灵魂吗，那么地狱也就存在了；革命啦，造反啦，妈妈的；吃人啦，救救孩子！
2005年电影《鲁迅》剧照
章太炎曾经给鲁迅写过一个条幅，引用的是《庄子·天运》里的话：“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阬满阬。涂却守神，以物为量。”爱默生也曾说：“一个人如果能看穿这世界的矫饰，这个世界就是它的。”鲁迅有他自己的世界，不要用你的世界去掩盖他的世界，平常心即可，我们只是喝喝茶，聊聊天，在某个阳光随性的下午，静静地打开他的书，读一读那些文字：“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就须有工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感觉”。
被方舟子打假的普洱茶最后结局如何了，现在普洱茶的销售是否大为减少？
老徐谈茶：
我在去年的两期视频节目中用了大量的事实和科研结论怼了肘子，赢得了许多茶友的支持。大家其实都知道，肘子是非常喜欢上热搜的，那是他维生所必需的，他需要有大量的粉丝群，保持一定的话语权，这样他才能从某些想要他代言某种产品、某种观点的利益方收取钱财，因此他必须介入一些比较热门的商品或者话题，并且要用看似科学实则很片面的说法来反对，并且言辞激烈，这就是他吸粉和上热搜的套路，这些套路其实已经很low了，可遗憾的是仍然有许多人被他利用，在网络上发起了一波一波的热议，被他利用，实在是无语。
自去年7月他表了对普洱茶攻击性的言论以来，普洱茶市场到底有没有受到影响呢？我作为一个行内人，以我的真实感受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在普洱茶的最上游端--茶农的收入并没有因此降低，反而有比较好的增长，其次，一些大型的普洱茶生产产家并没有因他的胡言乱语而出现产量下降或者销售受到影响，保持了比较正常的增长。第三.普洱茶的零售终端市场并没有因此而出现波动，一个浪花都没有掀起。
4.今年春节期间本来是各位与家人团聚的日子，可我从初一就开始接待全国各地来交流的茶友，他们有北京的、上海的、广东的、东北的、内蒙的、湖北的等等十多批，一直持续到初八，这是我从事这个行业二十年来最为繁忙的春节，这不就很好的回答了这个问题了。
四月桃花尽朝晖：
这是个看起来三言两句就可以回答清楚的问题，但是要让读者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非得讲清楚来龙去脉不可。普洱茶是一个严肃的事物，今日头条是一个严肃的媒体，所以我应该用严肃的态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第一方舟子打假普洱茶事件。方舟子，早年以打击学术造假名噪一时，据说现在又因自己的学术造假被困。本文为公平起见，不对他个人的行为作过多的评价。只对方舟子此次对普洱茶的攻击做一个就事论事的简概。
2017年，方舟子发表题为《喝茶能防癌还是致癌》的文章，矛头直指普洱茶。方舟子的文章结论是：市场上普洱茶普遍含有黄曲霉素和其他真菌毒素，有的含量还非常高，喝了容易致癌。
通过认真阅读其原文，可以发现，此文最大的漏洞就是以点概面，以偏概全。文中所引用的两份文献，是特定条件下的情况，不代表普洱茶的主流趋势。文中所引用的一个病例，是方舟子拿来碰瓷的。文中的一些逻辑也是似是而非的。这是我对他那篇微文的评价。从那篇文章中，也可以了解到方舟子完全不懂普洱茶。（有心的读者可以自己到网上搜那篇原文，认真阅读一下）。
第二当代普洱茶曾经的机密——渥堆提到普洱茶，好像人人都知。但是现代普洱茶的经历，有两个重要的节点。这两个节点曾经作为行内的重要机密，令人讳莫如深。这两个节点，一个叫“渥堆”，一个叫“湿仓”；前者代表进步和成功，后者则演绎了一段现代版的拔苗助长故事。
1970年代以前，没有普洱茶这个正规名称，也没有普洱熟茶的称呼。
一直以来，云南的茶叶，作为重要的外贸物资，销往香港和澳门。人们使用人搬马驮的方式，经一年的时间，茶叶才能够从云南运到目的地。传统的“筑茶”工艺，加上茶叶在运输过程中日晒雨淋，由于自然的酶化作用和发酵作用，冲泡出来的茶汤是红色的，并且拥有独特的令人喜欢的滋味。聪明的香港茶商，有意再把这种茶存放6、7年之久，使得茶汤更红滋味更好。1950年代后，由于交通便利了，还由于一些历史原因，澳门和香港的茶客再也喝不到这种红汤的云南茶了。快速运过去的新鲜茶，非常不讨人喜欢。
1950年代到1970年代，香港，广州，云南的茶技人员，不约而同地在寻找一种能使云南茶快速发红汤的方法。广州茶厂捷足先登，云南的昆明茶厂，勐海茶厂，下关茶厂很快派员去学习。1970年代中，最终确立并规范了普洱茶渥堆技术。以这种方法所做成的成品茶，就是我们现在称呼的普洱熟茶。普洱茶的名称也正式确立起来。人们把没有渥堆自然后发酵的普洱茶，相对应地称为普洱生茶。
经过渥堆后的普洱茶汤色晶莹红润，味道醇厚甘甜。与普洱生茶相反的是，熟茶十分温和，对人体的刺激非常少，长期饮用还能起到养胃润肠的作用。
第三失败的机密——湿仓本世纪初，普洱茶的世界里刮起了一股股疯狂的炒作风。炒茶者竞相购买并炒作老普洱茶。一些商人为了做假的老普洱茶，而将比较廉价的普洱生茶存放在地下室、地窖、仓库等高湿高温的环境里以加快其发酵速度。手段大胆而鲁莽。这种情况下，不只是普洱茶，几乎所有食品在高湿度高温度仓储环境下，都会发生霉变。霉变严重，味道恶劣的普洱茶，重新拿出来退湿散味，美其名曰“退仓”。素以开明著称的广东人氏，一时间竟然争相购买并品饮这种霉味烂茶。而市面上正常干醇的普洱茶，快无人问津了。真是一场悲催的闹剧！
这种湿仓烂茶，就是方舟子引用的两份文献提到的黄曲霉素、伏马毒素和呕吐毒素超标的普洱茶。或者这些大胆鲁莽的造假者，是想模仿前辈们的功绩也不得而知。但是这种恶劣行为，给了欣欣向荣的普洱茶市场一记响亮的耳光。普洱茶也给了连“湿仓”二字都不懂的茶外行方舟子打一记耳光的机会。
方舟子那篇文章虽然逻辑混乱，却也胡乱戳到了普洱茶的痛处。
笔者斗胆呼吁一句：快销毁那些烂湿仓普洱茶！
辨别湿仓普洱茶的方法：湿仓普洱茶的外包纸有水迹，湿仓普洱茶的条索松脱、颜色暗淡、粗糙黑绿，且茶叶表面或夹层留有绿霉或灰霉，茶底灰暗碎散。
第四总结普洱茶是一种优秀的茶叶。普洱茶市场不会因为湿仓事件而衰落，也不会因为方舟子的文章而销量大减。
我们应用宽容的心态和发展的眼光对待曲折。
明朝人吃茶那点事儿
我第一次知道“吃茶”，是源于《红楼梦》，大观园里的丫头小姐们，个个喜欢吃茶，不管是饭后，还是闲暇时聊天都会沏一杯茶来吃，笑语盈盈中我对吃茶有了不住的好奇。世人都说《金瓶梅》就是一部吃货的自传，我却不以为然，《金品梅》除了对美食的描绘异常精妙外，吃茶之道也是它的精髓。
张爱玲曾说，自己一生所有的创作都源自《红楼梦》和《金瓶梅》。两部旷世之作仿佛两位绝色佳人，一是大家闺秀，一是青楼头牌，前者常被人津津乐道，后者则因为不符合传统道德标准，哪怕美若天仙艺压群芳，也永远“不登大雅之堂”，偶尔才被羞答答地提起。看过《金瓶梅》的都不免为它叫屈，也许其中确有陋俗，但从再现社会生活的角度，称之为经典亦不为过。就以“品茶”来说，《金瓶梅》中描写之丰富生动，丝毫不逊于《红楼梦》。
《金瓶梅》中“品茶”之多，令《红楼梦》无法企及。一人独品，两人对饮，众人聚饮，应有尽有。比如第三回中“胡桃松子泡茶”、第七回中“蜜饯金橙子泡茶”、第十二回中“盐笋芝麻木樨泡茶”，第七十三回中“土豆泡茶”等等。《金瓶梅》产生于明代，《红楼梦》问世于清代，时代背景不同，饮茶的风俗也大不一样。《金瓶梅》时代，恰逢饮茶风俗从“烹煮法”向“冲泡法”的过渡和转换时期。直到清初，饮茶才只泡不烹。因此，《金瓶梅》中很少喝清茶，必须要加入鲜果、花卉等配料，然后沏入沸水，喝茶的时候要把这些配料一并吃掉，有时候配料有二十余种之多，大有喧宾夺主之势。比如第六十八回：“用瓜仁、栗丝、盐笋、芝麻、玫瑰泡茶”。这也是《金瓶梅》和《红楼梦》在“品茶”方面最大的不同。拥有如此美好的茶事，或许也是张爱玲之所以钟情《金瓶梅》的原因之一。
明朝人吃茶，所放配料是十分考究并有所拣选的。高濂在《遵生八笺》中说：“茶有真香，有佳味，有正色。烹点之际，不宜以珍果香草杂之……若欲用之，所宜核桃、榛子、瓜仁、杏仁、榄仁、栗子、鸡头、银杏之类，或可用也。”顾元庆《茶谱》云：“花多则太香而脱茶韵，花少而不香而不尽美。三停茶叶一停花，始称。”如今，我国汉族地区早已不见果品泡茶，但藏族和云南纳西族还吃“酥油茶”，要放盐、糖、花生米和核桃肉。云南白族的“三道茶”，要放红糖、核桃仁、花椒、蜂蜜等。但是，文人墨客却不好如此饮茶，因为茶有真味，果品会夺其香、夺其色、夺其味，如何共饮之?
张爱玲认为：“美的东西不一定伟大，伟大的东西总是美的。”茶之美，毋庸置疑。“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发现自己爱的人正好也爱着自己。”张爱玲说这就是大美之至。茶之所以美妙，是因为不同的人喝出的味道都不同，不同的心境，茶的味道不同，一百个人有一百个不同的味道。人与茶相知，寻找与自己合拍的茶。
云南民国茶人之—李拂一
李拂一（1901—2010）原藉广西桂林，1901年生于普洱县（今宁洱县），原名承阳，字复一，拂一乃笔名，后来就以笔名行用了。
1921年，他与西双版纳最高行政长官──普思沿边行政总局局长柯树勋之长女柯韵桐在思茅结婚，1923年，李拂一辞去思茅电报局工作到版纳发展。1925年他担任富滇银行车里（今景洪市）分行经理。随后，他在云南省建设厅、教育厅、西双版纳各县当一些教育局长、合作社经理、政府秘书之类的小官，并把家迁到了佛海县（今勐海县）。这段时间，李先生先后注译了《车里》、《泐史》（傣族史）、《暹程记略》及《车里宣慰世系考订稿》、《滇边失地孟艮土司之考察》、《西藏与车里之茶叶贸易》等著作。
李拂一为补贴家用，申请了百余亩茶山，于1930年在佛海开起了自己的茶庄——复兴茶庄。当时，佛海主要生产蘑菇头紧茶，这种茶虽说制作工艺比较麻烦，但用料粗老，价格低廉，西藏方面需求量极大。复兴茶庄也生产紧茶，年产量二三百担。为了把茶销的更远，李拂一联合佛海当地的中小茶庄，成立佛海茶业联合贸易公司，李拂一任经理，由公司负责在沿途寻找代理，在加尔各答、加林埠租用仓库，统一运输，统一销售。
李拂一在昆明遇见了中国茶叶公司董事长寿景伟，他委任李拂一为云南中茶公司的职员。由于李拂一具有办佛海茶业联合贸易公司的经验，服务社的运输股长就委托李拂一兼任，同时，他也是佛海茶厂不领薪水的专员。
云南民国茶人之—朱文精
1913年，辛亥革命后两年，云南公派出122名留学生东渡日本求学，其中就有来自会泽的朱文精。同批留学生中，还有后来大名鼎鼎的熊庆来。不到半年时间，朱文精与来自宜良的同学陈洪畴一同考入位于静冈的日本农商省制茶部学习，成为中国最早学习种茶制茶的留学生。其后，1919年，浙江派吴觉农和葛敬应二人赴日习茶。1919年，朱文精学成回国后，任茶叶实习所所长兼茶叶试验场场长。1923年，云南成立化学工艺厂，朱文精参与筹办，拟定《筹办云南化学工艺厂茶叶部计划书》。在该计划书中，他认为要发展茶叶出口，就要建立研究部，购置器材，征集茶样，进行近现代科学分析，研究各茶样的茶素、茶单宁、蛋白质、水分、灰分以及其他矿物质等化学、物理成分，优胜劣汰；并建议在宜良设一地制茶厂，成功后推广到景谷、缅宁（临沧）。
朱文精还认为，昆明华亭寺、归化寺、筇竹寺、十里堡所产茶叶品质优异，价值极高，且外运成本较低，值得推广。可惜在当时的情况下，朱文精的愿望难以一一实现，1933年，朱改行从事其他行业，令人嘘唏。
一个茶商和一个贫困村的情缘
“小陈”陈焕华（中）正在茶园查看贫困户茶叶长势。
7月4日一大清早，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钟灵镇凯堡村的茶山上，贫困户张正贵哼着小调和邻居们上山采茶。看着满山遍野的茶叶，张正贵无比踏实地说：“小陈不走了，我家今年脱贫有了底气！”
张正贵口中所叫的小陈，名叫陈焕华，今年38岁，是福建省福州市人。14年前，大学刚毕业的他就与凯堡村“结缘”。这些年来，他动员村民开荒山、种茶叶、办企业、创品牌，让凯堡村甩掉了特困村的“帽子”。
如今，在异乡漂泊14年了，小陈已不是当初的年轻小伙，思乡的情绪也越来越浓。不过，为了帮助张正贵等贫困户彻底脱贫，他决定留在“第二故乡”再干几年。
小陈进山震惊了——
特困村的人均年纯收入仅800元
陈焕华告诉记者，2002年，刚从大学毕业的他随朋友从福建赶来钟灵镇考察投资项目时，刚一来到这里，就被当地贫困的面貌所震惊：全镇11个村有一半属特困村，人均耕地不足6分地，人均年纯收入仅800元。
作为生意人，陈焕华的朋友打起了退堂鼓：谁会到这样一个穷山恶水的地方来投资？不过，拗不过当地人的热情邀请，陈焕华答应到其中一个特困村——凯堡村看一看。
“我们山里人想致富，找不到出路，也没有思路。小陈，你是大学生，你来帮我们找找出路吧！”见有大学生来村里考察投资了，凯堡村村干部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带着陈焕华翻山越岭四处考察。
凯堡村与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相邻，全村668户村民大多外出务工。不过，陈焕华发现，这里家家户户都种茶。可惜的是，村里的茶园不成规模，茶叶卖不出去。有了这个发现，陈焕华决定留下来，对当地茶叶品质作进一步考察。
很快，他找来专业团队驻扎村中，用4个月时间，勘查当地气候、土壤、水质，检测所产茶叶的内在品质。最终，检测结果令陈焕华喜出望外：凯堡村具备发展茶叶的绝佳环境，所产茶叶品质也属上乘。
小陈留下创业了——
凯堡村依靠茶叶产业整村脱贫
得知陈焕华要来村里投资办厂，村民们奔走相告：“小陈不走了，要带领我们种茶叶、办茶厂！”
不过，纵使凯堡村有种茶的绝佳环境，但要把茶叶产业发展起来，对于非农业专业毕业的陈焕华来说并非易事。
不过，初生牛犊不怕虎。小陈从家乡带来600万元资金，在凯堡村成立了秀山县钟灵茶业有限公司，开始了进山创业的漫漫长路。
经过多方学习与多渠道“取经”，很快，小陈在凯堡村实施了“基地+农户”的“两步走”计划：一是将零散的几百亩低产茶园流转过来，进行全方位的升级改造，打造成一个茶叶种植示范基地；二是将有头脑、有经验的茶农培育成大户，统一实行规模化种植、企业化管理、一体化经营。
令村民们佩服的是，小陈种茶不走老路：为提高育苗基地的茶苗成活率，小陈组织科研人员发明出“茶苗黄土覆盖无性扦插法”；为指导茶农建设优质高产茶园，他专门聘请西南大学的教授前来现场授课；为让茶农吃下发展茶叶的“定心丸”，他在钟灵镇建起了一个设备一流的加工厂；为将茶叶产业做大做强，他还致力于新产品研发及品牌培育工作，先后开发出21个绿茶品牌、3个红茶品种，其中，“钟灵毛尖”还通过了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和有机食品认证……
“跟着小陈干，不愁不发财。”杨正友一家4口人原本是贫困户。自从2003年起，跟着小陈种了4亩茶叶后，每年仅卖茶叶就有2万元收入。后来，杨正友还应聘到小陈基地上班，每月工资还有1500元。如今，杨正友已盖起了砖瓦房，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和杨正友一样，跟随小陈种茶的农户越来越多，一度占到全村户数的八成。其中，100亩以上的大户有5户，10亩以上的农户有76户。后来，在小陈的影响下，凯堡村还成立了3个，5个茶叶大户又相继成立了茶叶公司。
2012年，凯堡村茶叶面积发展达到6000余亩，茶叶亩产值超过4000元，村民人均年纯收入跃至6500元，凯堡村实现整村脱贫。
渐渐地，小陈的茶叶基地还扩大至其他乡镇，茶叶示范基地达1560亩、茶苗基地400亩，带动全县发展茶叶8.5万亩。2015年，小陈的茶叶公司销售额达3500万元，实现利税298万元。
小陈暂时不走了——
“最后的贫困户”有了脱贫的信心
14年过去了，小陈已经把凯堡村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思乡情绪越来越浓，也有意回老家去发展。
凯堡村村主任秦显忠告诉记者，去年年初，得知村里还有贫困户生活困难，小陈改变了主意，决定留在大山里再干几年。
小陈调查后得知，凯堡村的34名贫困户中，有7户丧失了劳动能力，可享受国家兜底帮扶政策。“对于其他的27户贫困户，怎么帮呢？”小陈想，输血式扶贫不是长久之计，必须采取造血式扶贫，才能让这些贫困户彻底脱贫。
经过周密考虑，小陈想出一个“企业+大户+贫困户”的扶贫模式：他的企业负责“领头”，为大户提供茶叶种植材料、技术服务及原料收购；安排大户负责“结对”，定期与贫困户开展多样化的帮扶活动；发动贫困户负责“出力”，发展茶叶种植或参与基地务工。
“现在正是茶叶盛产期，我每天都可采35斤鲜叶，再卖到小陈公司去！”贫困户张正贵是个残疾人，妻子患有严重脑部疾病，两个孩子都在上学，是小陈结对帮扶对象。今年，他种植的4.5亩茶叶长势喜人，预计可卖1.8万元。
“小陈就是我的‘靠山’，我家脱贫有信心了。”张正贵高兴地说。
贫困户龙友元的丈夫去世后，她独自抚养两个年幼的孩子。自从去年小陈安排大户杨再应与她结对后，就免费给她提供了种子、肥料、技术扶持。今年，龙友元的3亩茶叶产量倍增，有望突破1.1万元，脱贫有望。
如今，小陈的“企业+大户+贫困户”的扶贫模式，已从凯堡村“复制”到洪安、海洋等贫困村，正帮助越来越多的贫困户搭上产业脱贫的“快车”。
云南民国茶人之—白耀明
民国24年（1935），白耀明到车里、佛海、南峤三县考察农、矿、茶的情况。看到车、佛、南地区大片平坝荒山土地肥沃，雨量充沛，资源丰富，但民众贫困，深感大力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生产之必要。
民国25年（1936）至26年（1937）间，白耀明先后到国内20余个省市考察，接着又到日本学习茶叶及其他农作物栽培加工技术。回云南后，结合云南边疆情况进行考察调研，提出开发方案。他曾为了实业开发上书省政府，其中写道：“政府若只靠收税养国，是吃老百姓胡须上的饭而已。要兴办农业、工业、商业、牧业等多种多样的事业，才能达到国强民富。”
民国27年（1938），云南省财政厅采纳了白耀明的建议，决定建立“云南思普区茶业试验场。”当年元月，在南峤建立第一个分场，同年4月，在佛海南糯山建立第二个分场。采选国内优良茶种试种，采用梯台栽种，实行科学栽种，管理和采摘。民国29年（1940），佛海总场成立，白耀明担任场长。总场在南糯山茶园中心区建立制茶厂，从印度引进制茶机，改变了传统的手工制茶方法，工效成几十倍提高，质量也优良，还从上海、杭州选聘来高级技师10余名。当地傣族群众赞叹道：“孔明老爹又活回来了！”白耀明了解到外国人多喜欢喝红茶，为了扩大国外销路，占领海外市场，茶厂以制红茶为主，属云南省第一次制出红茶和出口红茶。
民国31年（1942），“思普区茶业试验场”划归云南省企业局，于当年4月1日正式将该场改称“思普企业局”，白耀明任总办。原茶叶试验场一分场改称安峤农场；二分场改称南糯山茶叶种植场。并且建立了樟脑培植场和志安纺织厂，白耀明兼任纺织厂厂长。
白耀明动员家乡沙甸的回族乡亲，先后迁移200多人到佛海垦殖，带来内地较为先进的农耕和工艺技术。他还引进先进农机具开垦荒地，佛海第一次出现了新式农机具。经过几年努力，安峤农场开垦田地100多亩。南糯山茶叶种植场种植茶树10万株，采用科学方法管理和采制。南糯山制茶厂建了厂房500平方米，住房17间，约700平方米；有大小揉茶机各1台，大小烘茶机各1台，有切茶机1部、分筛机1部，年生产机制茶2000担左右。
民国37年（1948）11月，白耀明卸任，出国侨居缅甸。1956年，由缅甸移居泰国清迈。1965年8月，白耀明寿终于泰国清迈女儿家中，享年72岁。
云南民国茶人之—柯树勋
柯树勋字绩丞，广西柳州府马平县人。清末官至云南河口巡防营管带。宣统二年（1910），率军平定西双版纳勐遮土司兵乱。1912年，任思茅厅同知，提《治边十二条陈》，主张“土流并治”，为当局采纳，遂设普思沿边行政总局，任总局长，后改称殖边总办，历十余年。在职期间，团结边地宣慰使及各勐土司，统一政令，卫护边防，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功绩显著，名扬边陲。
民国元年（1912），柯树勋由思茅到车里视察，了解傣族土司制度历史渊源及现状，参考英国治理缅甸孟艮办法，拟具《治边十二条陈》上呈省府，获准实行。民国2年（1913），省政府批准创设普思沿边行政总局（辖区即车里宣慰使司境域），内设司法、教育、实业、财政、交涉、翻译六科，柯任总局长。他与各地土司协定十三条章程，相互守约，实施“设流不改土”。宣慰使司十二版纳划为8个行政区，设8个分局。派员编查户口，委派各区分局委员。柯树勋在位时期，与土司关系融洽，相安无事，10余年中政局稳定。
其间柯树勋命本部第五营兵50余名带头领垦荒地；筹办富滇银行车里分行，自兼行长；督导修通思茅一车里一勐海马帮道路，沿途建站驻兵保护商旅；创设邮电局，办理邮件商贸汇兑；设立劝学所，在车里倚邦、易武兴办学校，劝导各民族子女人学。民国13年（1924）6月12日，柯树勋率各勐土司头人121人到昆明谒见督军唐继尧，受到嘉奖。通过观光，各土司开扩了眼界，知道中国幅员广大，民物众庶，加深爱国观念。1925年，“普思沿边行政总局”奉令改为“普思殖边总办公署”，柯任总办。
1926年5月，柯树勋因病医治无效，卒于车里任所。在临终前他令总务科长及各边委员共同清点家中箱柜，查明无私蓄金银，省督府追赠他为陆军少将，拨治丧费安葬于澜沧江北岸三达山。
云南民国茶人之—冯绍裘
冯绍裘（1900-1987），字挹群，湖南省衡阳市人。机制茶之父、滇红创始人。1933年，冯绍裘第一次担任修水实验茶场技术员，负责宁红茶的初、精制试验工作，后受胡浩川先生（祁门茶叶改良场场长）聘请到祁门试制红茶，并在该场设计了一套红茶初制机械设备，开创了我国机制红茶的先例。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祁门茶场开始疏散，冯绍裘先生应邀到中茶公司工作，9月中旬，为了开辟新的茶叶出口产区，中茶公司派冯绍裘、范和钧到云南调查茶叶产销情况，冯绍裘被分到顺宁（今凤庆县），冯绍裘见凤庆茶树成林，凤山大叶茶高达丈余，芽壮叶肥，白毫浓密，品质优异，极适宜制作精品红茶，就用凤山鲜茶精心制成红茶250多克，为云南最早的红茶，样寄香港茶市，被誉为我国红、绿茶之上品。云南茶业界大喜，将凤庆红茶命名为“滇红”。
冯绍裘大喜过望，当年12月就赶回昆明，汇报情况，并受命筹建顺宁实验茶厂，生产滇红茶。鲁史古道三百里路，仅能行走马帮，设备、物资驮运困难，冯绍裘就亲自设计，土法上马，制造制茶机器，培训技工人才。1939年，顺宁茶厂生产了500担滇红茶，装在沱茶篓里，用马帮沿鲁史古道运到祥云，再从滇缅公路运到昆明，再装进木箱铝罐，转运香港出口，为抗日战争换回了可贵的外汇。鲁史古道也成为那段日子唯一驮运过红茶的。
春天，那些热爱白茶的人
《春天，那些热爱白茶的人》
趁山上的嫩叶还没有闪亮
我要告诉你，在福鼎
那些热爱白茶的人
只在睡眠时才能取下一生中
最好的时光
他们用上等的泉水，用天底下最好的心情，用看不见的火还有那被阳光一次次抚照过的芽宣读内心的饥渴
我要告诉你，在福鼎
那些热爱白茶的人
有时落在田间，有时久居密室
他们都是内心透明的人
一个大壶，七八个杯子，就是天下
当然，水没烧开的时候
他们从不说话仿佛发出的邀请仍在途中，沟壑纵深他们一脸忧郁，并且手忙脚乱
真正的故乡
春天来了，我赞美地底下的泉水它们汩汩流动，将要追赶那从深渊里再次醒来的事物
花园里有一群孩童正在奔跑我赞美他们眼角曾经挂着的泪花他们弱小，但他们是如此纯真
这个伟大的国度，离我很近很近我赞美那些待我如亲人般的脸孔他们留在身边，我才拥有真正的故乡
为何南宋流行“吃茶”？
“吃茶”难道茶是可以用来吃的吗，古代为何有“吃茶”的话话？让我们看看下面这段话。
走进杭州被保护起来的老城区，南宋古街清河坊依然风韵犹存。在一家中药店的外墙下面，太极茶道作为老字号茶馆还是非常热闹。在这里，杭州人喝茶时不会单纯喝茶而已，总是会上一点消闲果儿，来点缀喝茶，转化口味。
其实，在南宋都城临安，终究吃茶者多，喝茶者少，遗风不灭，杭州人至今都要讲“去梅家坞吃茶去！”偶说“喝茶”，味道就变了。《梦粱录》里的临安，“四时卖奇茶异汤”，冬天卖的七宝擂茶，据说是用花生、芝麻、核桃、姜、杏仁、龙眼、香菜和茶擂碎煮成茶粥单卖，这般吃法，操作起来好比捣年糕，吃者好比吃八宝粥，要紧的是吃，不是喝茶汤了。宋人还喜欢弄些香料，把龙脑珍菜、菊花之类与茶在一道，茶香吃进花香，花香吃进茶香，吃进口里，吃出了一股香气，一种味道，譬如杭州人现在还把男女接吻叫“吃kiss”，也是吃的一种感觉，湿润的唾液则是忽略不计的。
南宋咸淳年间，日本高僧大应禅师到了余杭径山寺，深研佛学之余，把当时流行的抹茶做法、吃法一并学会，带回了日本，慢慢发展为“茶道”。看日本人行茶道，便知抹茶是研成细末的，放入茶盏，注入沸水，茶汤浓如豆羹，小筅帚一搅，卷起千堆，待冷却后，一吃而光。南宋时虽有撮泡茶的套路，但是大家都不买账。
至于文人雅士，骚人墨客说到茶，可吃，可咏，可品，可分，就是不提“可喝”。分茶这一活计，知识分子很喜欢，说白了就是闲来无事，弄把小筅帚筅筅茶汤，由泡沫形状，茶末游移，想像出金戈铁马，杏花春雨，生离死别，聚散无常。只要胸有点墨，胡思乱想，就能成全分茶好事。
还有个说法，杭州早年有酒馆无茶坊，只不过富人有了聚会宴饮，会招些茶博士来来往往，热闹煞也。后来宋室南迁，汴京开茶坊的习俗南渐，茶馆在临安一家接一家地开起来，且在茶汤巷一带成了气候，成为茶馆一条街。茶馆虽然吃茶，但是点心也是重头，你看今天在杭州坐茶馆，无论青藤或门耳，那些各色吃食消闲果儿的消耗，分量不会少于茶汤。南宋的擂茶，现在无处可买，但在保留擂茶习俗的湖南乡下安化擂茶，待客吃一顿擂茶，是要摆上十数个碟子的，炒米、炒黄豆、炒绿豆、炒包谷……一路吃下去，好比是在吃饭了。
还有斗茶一节，是茶农做了新茶后的一项趣味赛，比比看，谁的茶神完气足，做得好，以便卖个好价钱。斗时一是要观汤色，色纯白表示茶质鲜嫩，颜色青、黄、灰、红，均不足取。二是要汤花匀细，紧咬盏沿，倘若咬不住，粘不牢，汤花飘零，便稍逊风骚。斗茶三局两胜，可是，茶汤入口的那股子鲜味，居然完全避而不谈。这些南宋人士呵，他们的想法，真有些怪呢，有了他们的积习与遗风，杭州人喜说吃茶，不说喝茶，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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