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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与科学太难完全交集了！我有个经验问了科学，科学说"应该不会吧！"我的经验是"喝陈老普洱比喝新生普洱，有尿尿的感觉比较慢比较少。"
事件回放：白水清先生一篇刊登在《老茶文摘》的文章，被某些人和网站别有用些地炒作攻击，把白水清和陈文品两篇文章拼接成了现在广为流传的《白水清VS陈文品》，事态持续发酵，陈文品继续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抨击此事。
2014沉寂了一年的茶界，因为一篇短文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个默默无闻的陈文品，一夜成了“名人”，众多大师，专家，学者，权威也纷纷出场，此事件炒作大于讨论，其实就是学院派“茶呆”挑战经验派“茶人”的闹剧！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陈文品先生您品过老茶吗？一个看似对老茶的理解近似于真理的教授，在没有长期的接触就妄自攻击才是最不科学，最不道德的！你的科学符合事实规律吗？有多少你可以研究的强项和很多迫在眉睫的茶课题你不去参与，偏偏趟这坛子混水，没事儿闲的蛋痛，不务正业地炒作，好玩吗？
一个呆在学院的井底之蛙看外面的东西必定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白先生的经验是实事求是，是整体性的，是系统性的，我想也是对老茶普遍性的最有代表的归纳总结，所以我看了大部分内容都非常亲切，反而对这个不务正业，学术上没有建树地教授非常鄙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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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茶商和一个贫困村的情缘
“小陈”陈焕华（中）正在茶园查看贫困户茶叶长势。
7月4日一大清早，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钟灵镇凯堡村的茶山上，贫困户张正贵哼着小调和邻居们上山采茶。看着满山遍野的茶叶，张正贵无比踏实地说：“小陈不走了，我家今年脱贫有了底气！”
张正贵口中所叫的小陈，名叫陈焕华，今年38岁，是福建省福州市人。14年前，大学刚毕业的他就与凯堡村“结缘”。这些年来，他动员村民开荒山、种茶叶、办企业、创品牌，让凯堡村甩掉了特困村的“帽子”。
如今，在异乡漂泊14年了，小陈已不是当初的年轻小伙，思乡的情绪也越来越浓。不过，为了帮助张正贵等贫困户彻底脱贫，他决定留在“第二故乡”再干几年。
小陈进山震惊了——
特困村的人均年纯收入仅800元
陈焕华告诉记者，2002年，刚从大学毕业的他随朋友从福建赶来钟灵镇考察投资项目时，刚一来到这里，就被当地贫困的面貌所震惊：全镇11个村有一半属特困村，人均耕地不足6分地，人均年纯收入仅800元。
作为生意人，陈焕华的朋友打起了退堂鼓：谁会到这样一个穷山恶水的地方来投资？不过，拗不过当地人的热情邀请，陈焕华答应到其中一个特困村——凯堡村看一看。
“我们山里人想致富，找不到出路，也没有思路。小陈，你是大学生，你来帮我们找找出路吧！”见有大学生来村里考察投资了，凯堡村村干部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带着陈焕华翻山越岭四处考察。
凯堡村与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相邻，全村668户村民大多外出务工。不过，陈焕华发现，这里家家户户都种茶。可惜的是，村里的茶园不成规模，茶叶卖不出去。有了这个发现，陈焕华决定留下来，对当地茶叶品质作进一步考察。
很快，他找来专业团队驻扎村中，用4个月时间，勘查当地气候、土壤、水质，检测所产茶叶的内在品质。最终，检测结果令陈焕华喜出望外：凯堡村具备发展茶叶的绝佳环境，所产茶叶品质也属上乘。
小陈留下创业了——
凯堡村依靠茶叶产业整村脱贫
得知陈焕华要来村里投资办厂，村民们奔走相告：“小陈不走了，要带领我们种茶叶、办茶厂！”
不过，纵使凯堡村有种茶的绝佳环境，但要把茶叶产业发展起来，对于非农业专业毕业的陈焕华来说并非易事。
不过，初生牛犊不怕虎。小陈从家乡带来600万元资金，在凯堡村成立了秀山县钟灵茶业有限公司，开始了进山创业的漫漫长路。
经过多方学习与多渠道“取经”，很快，小陈在凯堡村实施了“基地+农户”的“两步走”计划：一是将零散的几百亩低产茶园流转过来，进行全方位的升级改造，打造成一个茶叶种植示范基地；二是将有头脑、有经验的茶农培育成大户，统一实行规模化种植、企业化管理、一体化经营。
令村民们佩服的是，小陈种茶不走老路：为提高育苗基地的茶苗成活率，小陈组织科研人员发明出“茶苗黄土覆盖无性扦插法”；为指导茶农建设优质高产茶园，他专门聘请西南大学的教授前来现场授课；为让茶农吃下发展茶叶的“定心丸”，他在钟灵镇建起了一个设备一流的加工厂；为将茶叶产业做大做强，他还致力于新产品研发及品牌培育工作，先后开发出21个绿茶品牌、3个红茶品种，其中，“钟灵毛尖”还通过了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和有机食品认证……
“跟着小陈干，不愁不发财。”杨正友一家4口人原本是贫困户。自从2003年起，跟着小陈种了4亩茶叶后，每年仅卖茶叶就有2万元收入。后来，杨正友还应聘到小陈基地上班，每月工资还有1500元。如今，杨正友已盖起了砖瓦房，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和杨正友一样，跟随小陈种茶的农户越来越多，一度占到全村户数的八成。其中，100亩以上的大户有5户，10亩以上的农户有76户。后来，在小陈的影响下，凯堡村还成立了3个，5个茶叶大户又相继成立了茶叶公司。
2012年，凯堡村茶叶面积发展达到6000余亩，茶叶亩产值超过4000元，村民人均年纯收入跃至6500元，凯堡村实现整村脱贫。
渐渐地，小陈的茶叶基地还扩大至其他乡镇，茶叶示范基地达1560亩、茶苗基地400亩，带动全县发展茶叶8.5万亩。2015年，小陈的茶叶公司销售额达3500万元，实现利税298万元。
小陈暂时不走了——
“最后的贫困户”有了脱贫的信心
14年过去了，小陈已经把凯堡村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思乡情绪越来越浓，也有意回老家去发展。
凯堡村村主任秦显忠告诉记者，去年年初，得知村里还有贫困户生活困难，小陈改变了主意，决定留在大山里再干几年。
小陈调查后得知，凯堡村的34名贫困户中，有7户丧失了劳动能力，可享受国家兜底帮扶政策。“对于其他的27户贫困户，怎么帮呢？”小陈想，输血式扶贫不是长久之计，必须采取造血式扶贫，才能让这些贫困户彻底脱贫。
经过周密考虑，小陈想出一个“企业+大户+贫困户”的扶贫模式：他的企业负责“领头”，为大户提供茶叶种植材料、技术服务及原料收购；安排大户负责“结对”，定期与贫困户开展多样化的帮扶活动；发动贫困户负责“出力”，发展茶叶种植或参与基地务工。
“现在正是茶叶盛产期，我每天都可采35斤鲜叶，再卖到小陈公司去！”贫困户张正贵是个残疾人，妻子患有严重脑部疾病，两个孩子都在上学，是小陈结对帮扶对象。今年，他种植的4.5亩茶叶长势喜人，预计可卖1.8万元。
“小陈就是我的‘靠山’，我家脱贫有信心了。”张正贵高兴地说。
贫困户龙友元的丈夫去世后，她独自抚养两个年幼的孩子。自从去年小陈安排大户杨再应与她结对后，就免费给她提供了种子、肥料、技术扶持。今年，龙友元的3亩茶叶产量倍增，有望突破1.1万元，脱贫有望。
如今，小陈的“企业+大户+贫困户”的扶贫模式，已从凯堡村“复制”到洪安、海洋等贫困村，正帮助越来越多的贫困户搭上产业脱贫的“快车”。
普洱茶第一人邓时海谈茶经
什么样的普洱茶值得收藏？什么样的普洱茶口感好？时下，普洱茶的保健功能、投资效应日益凸显，今日，被誉为中国“普洱茶第一人”的台湾师范大学邓时海教授亲临太原，向龙城普通消费者现场讲述应如何品尝、收藏普洱这种“能喝的古董”。
“喝普洱，以存放3年以上的熟茶为最佳。”邓时海表示，普洱熟茶经过发酵，较之其他茶叶，避免了苦涩、性寒的缺陷，保健功能最佳，经过3年以上的存放，又挥发了发酵时存留的异味，口感纯正。
“新普洱熟茶可作为日常保健品饮用，但说到营养价值，存放50年以上的老茶更胜一筹。”邓时海说，普洱茶存放越久，茶叶中存留的细菌越少，茶叶的PH值越高，可中和人体因过多摄入肉食而产生的酸性物质，非常适合喜欢食肉的人群。
提到日渐升温的普洱茶收藏，邓时海建议藏家，最好收藏普洱青饼（即生茶）。因为经过存放，自然发酵的普洱生茶，其价值要远高于经过人工发酵的普洱熟茶。
一个“老茶头”的独白
不知何时开始，人们关注的焦点渐渐瞄准了“我”，以前难登大雅之堂的边角料茶，如今竟有了一个小清新的美名——自然沱。这美名的由来，大抵是因为在渥堆发酵过程中，能够自然纠结成“块”的，恰恰都是这批茶叶中等级较高，较为柔嫩的部分，也可“自恋”点说是这批熟茶中的精华。
“我”是一个老茶头，不是那所谓佛家禅宗始祖灵前，献茶或煮茶待客的役僧，而是发酵池底所剩下的边角料，以前茶工们都称我为“疙瘩茶”，亦称茶头。
相对于普通的普洱茶，我们是渥堆发酵时高温高湿的环境下自然结块的茶，外形都是一团一团的疙瘩，不大美观。相对于条索状的茶，发酵度正常范围内的茶头,内含物会更加丰富，茶汤更浓，更耐泡，但泡到最后也有大部分茶头不会散开，还是黏稠在一起的状况，相对同等发酵程度的熟普，甜度和汤水的亮度都会更高，容易给人造成一种“老”的假相，所以也被称为“老茶头”。
不知何时开始，人们关注的焦点渐渐瞄准了“我”，以前难登大雅之堂的边角料茶，如今竟有了一个小清新的美名——自然沱。这美名的由来，大抵是因为在渥堆发酵过程中，能够自然纠结成“块”的，恰恰都是这批茶叶中等级较高，较为柔嫩的部分，也可“自恋”点说是这批熟茶中的精华。
“我”是随着熟茶工艺的出现而产生的，以“颗粒”、“紧”、“甜”、“糯”为主要特色，干茶色泽乌润呈褐色、紧实而饱满，冲泡后汤色红浓清亮，滋味醇厚甘爽。“我”和常规的熟普相比，更是多了一份醇和与自然，历经时间的洗礼，无论以后大家还是否热衷，“我”都将在时光的点点滴滴中，不慌不忙地改变着。
邓时海谈“普洱韵淡薄”的原因
对于这个应该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因素是茶树的退化导致原料的退化。第一个原因，是好茶的版块是会移动的。从历史看，早在周朝时普洱茶就已经是贡茶了，现在凤庆香竹箐有一棵千年老茶树，据说就是周朝时种下来的。是不是周朝时凤庆的茶很好我们无从推测，但到汉朝时根据记载好茶是在益州（今昆明一带），唐宋时期是银生（今景东一带），明朝时转移到大理苍山一代，清朝时候是普洱，清末民初是易武和六大茶山。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所有号级茶，比如同庆号、宋聘号等都是易武茶，等到民国初年主要是六大茶山。
后来的印级茶，红印、蓝印、绿印都是六大茶山的比较好。本世纪前10年大家认为最好的茶在班章，2008年时是老班章，2010年时最贵的茶就到了茶的品质也很好，2012年起价格也是一路暴涨。
从这样的发展趋势看，第一个原因是普洱茶的版块是在不断移动的，而这种版块的移动影响了普洱茶品质的慢慢退化，普洱茶的韵味也因此慢慢在消退。
第二个原因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古茶树矮化和密植。现在为什么许多产品以古树、大树乃至山头为卖点？因为台地茶就是矮化、密植的代表。不过邓时海表示说，山头主义的普洱茶能不能成为普洱茶的真正标杆还有待时间的检验，现在还只能说是彼一时此一时的别致品质。第三个普洱韵慢慢消退的原因是采摘过度。农作物是需要休耕、轮耕的，过去一季，比如春茶大概只采两拨，一般是在清明前后和谷雨过后共两拨。现在比较严峻的事实是，古树茶及山头主义盛行导致采摘过度，单是春茶可能采到4～6拨，过度采摘现象比较严重，古茶树、古茶园没有得到好的休养生息，使得茶树退化，进而影响到普洱茶的品质。
邓时海指出，好茶版块的移动、种植的矮化和密植，都会形成普洱茶品质本身的退化。再加上采摘过度使得茶树没有休养的时间，使得普洱韵在慢慢消失。不过邓时海也表示说，根据他的经验并不是所有的普洱茶，普洱韵都在慢慢消失的，所以现在做普洱茶的时候，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选到好的普洱茶原料，也即那些能够赋予好的转化的普洱茶原料。
现在茶界山头主义盛行。邓时海针对这一现象强调说，他看过许多的山头茶，根本就没有普洱的韵味，如果大家都一味地只讲究山头茶的话，将来做茶就没必要到云南了。
比如说台湾的冻顶山，把冻顶的乌龙晒干压成饼，就很有冻顶山的品味特色，但是它没有普洱韵，就不应该是普洱茶。假如我们不讲究普洱韵的话，每个山头做出来的都是那个山头的特色。
现在邓时海较为忧心的是，将来的普洱茶到底要走向那个方向。“在2005、2006年普洱茶热潮中，市面上经常会看到很多像在福建用乌龙茶晒青压成饼的假的普洱茶，这个是肯定没有普洱韵的。所以我认为普洱韵将是将来决定普洱茶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假如我们不谈普洱韵的话，就不要谈普洱茶，谈山头茶了。韵味是非常复杂的很多条件形成的一个非常简单而又主观的印象表现，一看就知道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希望做普洱茶的人一定要找到这个韵味，不要各说各话，甚至各人走的方向都不一样。”
吴疆说普洱：邓时海的真相？
普洱茶的世界，无论新老，因为越陈越香是口号，也是事实，所以，所有的一切学问及陷阱，都是围绕老茶而展开。老茶是块招牌，天价老茶则是更大的招牌。品老茶，老茶的历史就成了一门大学问。在实际交易中，老茶交易与古董交易相差不大，都是不开包，不品尝，真假各安天命。闻气味，辩包装就成为老茶鉴定的一种最基本的方法，外包的文字、字体、印刷方式则需要茶叶的历史知识，甚至当时社会的背景知识才足以断代。所以，老茶的历史是判断的依据，历史错则一切错。包装、纸张、包法、字体等等，在老茶客眼里无所谓，但是，在交易中却万万不可缺。核心文化论坛召开之前，我们几个联合发起人一起商量，谁是读了茶书才喝茶的？几乎没有，但是，喝老茶的人很多都是看台湾老茶图谱的，这说明在老茶的市场，茶书的历史对错即为市场的对错。邀请的专家中，周勇先生是一个历史的见证者，亲历者，是普洱茶在70年代末期云南普洱茶畅销海外的一个主要贡献者。周勇先生的家族公司香港南天公司是当时实际上控制香港普洱茶市场的头盘商，南天能垄断普洱茶，一个是原因是香港市场是南天开拓的，另一个原因是南天的实力所致。周勇先生曾经回忆，80年代，云南省茶司每年去香港开一次团拜会，香港茶叶商会的商家要请客，需要每家出资500元（港币），大家凑份子。而南天不一样，给考察的每个人发5000元（港币）旅游费，按照当时内地的月收入来计算，这几乎是大部分人的年收入，当时的收入低，几乎无余额存款，按照当时的存款周期来计算，这相当于普通人家十年的存款。由此可知，南天当时的实力。香港当时与云南省茶业进出口公司名义上合作的头盘商有15家，除开一家是代理云南沱茶（普洱沱茶），其实也只是转口贸易（法国），其他的商家每年能直接从省茶司能拿到茶叶的极其少，大部分都是南天垄断。当时的香港有约110家茶叶经销商，南天公司用赊销的办法控制了80余家，剩余的要么实力太弱要么出于布局不需要。之所以介绍这么多南天公司实力的情况，是有助于读者对于香港当时的市场有所判断，周勇先生对于香港普洱茶熟悉的情况，如今市场的大师、专家无人能比，甚至现在很多控盘香港老茶市场的商家，其实当时都是在南天打工，比如当初引进“88青”的陈强先生，原本就在南天公司打工，才得以了解普洱茶。熟悉老茶的读者，都知道一个香港“金山楼”的情况，如今很多标示于“金山楼藏品”的茶叶大肆四处贩卖，出现于各大拍卖会。按照常理来推测，一个藏品如此丰富的茶楼，在香港应该是很出名，这就好比一个饕客一定知道本地的餐饮名店，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以周勇先生对于香港茶行业的熟知程度也不知道。
（图片说明：邓时海著作《普洱茶》一书中老茶描述）金山楼的故事源自邓时海著作《普洱茶》一书，书中言金山楼的藏品为同庆号、敬昌号、江城号、红印、绿印等老茶，几乎就是今天各大拍卖行常见拍品的大集合，然而，周勇先生对于这段故事有个极大的疑问：周勇：吴先生，将曾园先生与我讨论的老茶谈话发给你，供你参考！看起来台湾人要编故事来卖假老茶了，我因为身体问题，也不能亲到港查证，很是遗憾！邓时海的说法是自己说的，那金山楼及龙门茶楼的老板是谁？他的仓库在什么地方？我在香港做茶那么多年，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他怎么不出来讲话呢？香港是寸土尺金的地方，一般来说普洱茶存储好了，就会出手变覌。投资其他生意，茶楼老板去了美国，不可能一二十年不管，放在仓库等普洱茶暴涨到天价，那一二十年的仓库费用也是巨大的成本呀。从逻辑上看，是不可能的。邓的这些说法，只是为了众多假老茶编造一个出处。因为我以前在很多场合说过，你卖几百万一并的茶叶，难道不应该交待一下它的出处吗？他搞一个子虚鳥有点茶楼，就应该自证一下这个茶楼的来龙去脉。这个老板能收藏那么多名茶，是难以想象的。他的目的是什么，收藏家？他能预测到四十年后茶可以卖到如此天价吗？再说97年香港的老茶也並不是太贵，为什么他收藏那么久，又忙於出手呢！台湾人在普洱茶上信开河成习惯，仅靠编个故事是不行的。
（图片说明：周勇先生在核心文化论坛现场鉴茶）
曾园先生是著名作家，前南都周刊、新周刊的首席主笔，也是普洱茶核心文化论坛的主讲嘉宾之一，曾先生的一系列考证，同样质疑《普洱茶》一书当中的故事：
曾园：周老师您说的太好了。邓时海的确是“聪明人”，写书的时候就想好了编一个子虚乌有的故事，一两个香港老板去美国了，恰好号级茶全在他们两个人手上，恰好1997年回来，全部卖给台湾人。所以，香港人都不知道。仔细琢磨，他的逻辑就是这样可笑。我查了一下，好几本云南的普洱茶都抄这个。包括雷平阳的《普洱茶记》，《中国茶道全书》、《云南茶典》等书。悲哀。我从吴国基的《香港年鉴》查到了地址。金山楼新填地街一〇〇号三—八四四一四七龙门茶楼湾仔庄士敦道一三〇至一三六号五—七二八三〇七这部分内容，邓时海写在“--同庆”的部分，这部分很长，台湾有茶人已经说业内认定--同庆证实是七十年代的茶。邓时海这部分写的很多，显然是因为他手里这部分货很多。
邓时海先生写作的《普洱茶》一书于1995年在中国台湾出版，90年代中期，台湾来内地容易，而内地去台湾则不像今天这么方便，当时的网络也不是今天这么发达，所以，邓时海先生写作一书的时候仅仅是作为一本“产品手册”来出版的，也许是考虑到两岸当时的实际信息互通情况的隔绝，所以，基本上这本书是邓先生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书中不乏历史的错误，甚至不乏张冠李戴，篡改之词。这里可以举一二例子来说明。一次去拜访原省茶司领导汤一平、昌金强二先生，遇见原下关集团董事长罗乃炘先生，我问了一句，邓时海先生的著作《普洱茶》一书中有云，1993年拜访下关茶厂期间，送了一片50年代的小铁饼给冯炎培厂长，并且书中附录有当时赠送茶叶情景的图片。有图有真相。
罗乃炘说：“放屁。”“茶是我们厂的样品，邓时海要拍照，从样品柜子拿来拍照了又还回去放好，咋又变成他送的啦？我当时是副厂长，照片就是我拍的，我就在现场，哪有什么他送老茶的事情？”
（图片说明：昌金强先生、罗乃炘先生）
（图片说明：作者与邹家驹先生）
原云南省茶业进出口公司总经理邹家驹先生认为邓时海先生是“魔术师”，邹家驹曾经回忆当时普洱茶成书之前，来云南省茶司走访，邹家驹先生让办公室送了一本《云南省茶业进出口公司志》。《普洱茶》一书中大量抄录《云南省茶业进出口公司志》原文，《志》书中有清清楚楚关于“中茶”商标注册时间，这完全可以弄清楚市场红印、绿印的生产时间一定是在建国之后的事情，然而，《普洱茶》一书中偏偏正确的历史资料不用，让红印跨越了两个政治时代，胆大妄为的是，甚至杜撰了原勐海茶厂第一任厂长唐庆阳先生亲口证实红印生产于范和均时代。我们观察一个人，是听其言而观其形，是一个长期验证的结果。观察普洱茶、观察事物的道理是一样的，做任何事情，讲究的是证据，也就是结果和过程的综合。如果一个人信口开河成习惯，一本书信口开河成习惯，那么，结果可想而知。
黄刚：我是一个幸运的人
责任编辑建议我把那篇《我的普洱茶习茶之路》修改一下作为自序。我在修改的过程中发现有点改不下去，因为那篇文章写于2007年12月，距今已经十年整了，这中间发生了太大的变化，以至于在当年看起来挺大的一件事情到了今天几乎什么都算不上了。
回顾自己进入到普洱茶这个领域研习的14年，在品茗美学形式层面的进步基本可以分为三个台阶。
跨上第一个台阶在2010年6月，以完成《中生代普洱茶概论》(P21)这篇文章为标志。这时候把来自于市场一线的问题提了出来。但仅仅是提出了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什么是好茶?”以及“如何运用最简单易行的方法判断出好茶?”这两个关键的问题。所以，当时云南《普洱》杂志副主编黄素贞女士建议把我的博客文章归结为一册时，我打了退堂鼓。
跨上第二个台阶在2013年8月，以写出《到底怎样才算一款好的普洱茶?》第一稿为标志（P69为第二稿）。文中提出了中生代好茶的“三句话标准”即:强烈而刚猛的茶气、丰富而愉悦的滋味、持久而绵长的香气。后来又加了一个“味最酽”的感觉。现在来看，标准显得较为粗糙，可操作性不强，而且与此同时推出的标杆茶并不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品鉴理论与茶样的实际表现之间有点脱节。
跨上第三个台阶在2015年3月和5月，以先后完成《为什么要重视“普洱茶不可替代的特征”?》（P14）、《如何通过对冲判断两款中生代茶的品质高低?》（P97）两篇文章为标志，并在2017年1月归结为《品鉴中生代普洱茶的“一二三四五法”》（P76）。在品鉴理论上进一步得到了完善，在实践上真正实现了对任意一款中生代普洱茶的精准盲评，与此同时推出的标杆+茶“三座大山”正是按照五项指标要求经过多年的沙中淘金找来的，弥补了理论与茶样实际的脱节，具有比较强的可比性与说服力。运用这种方式培养训练的爱好者及茶商，其品鉴能力提高很快。
三个台阶跨上来，我觉得大概可以跟大家交流交流了，为着交流的方便应该整理整理弄本书了。
《普洱茶论》其实主要包含三部分内容:一、如何在一大堆茶中发现有价值的(对发烧友而言)好茶;二、作为一个茶商如何做好市场;三、如何在一个更高的审美层面来构建普洱茶的魅力殿堂。其实，提出第一个问题的原因是我初入茶行吃了很多亏上了不少当。第二个问题提出来也是为了解决自己做不好生意的困惑。第三个问题是凭直觉提出来的，吓自己一大跳，但总觉得自己茶缘太好了有责任去做这项开创性的工作，否则前辈那几百泡上千万老茶真的白喝了。
说起来，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在习茶过程中遇到了何作如、白水清、邓时海这些普洱茶界前辈老师。因为他们的慷慨，让我有幸体验到了无数珍贵的号级、印级老茶，对于普洱茶的生产史及流通史有所了解，并打下了很好的老茶品鉴基础。
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在经营茶的过程中得遇张方荣、王龙华、黄焜杲、姚庆霖等茶商藏家，让我在需要与可能的情况下收获了各类“天花板”好茶。
我是一个幸运的人，行走普洱江湖得到了云南《普洱》杂志、台湾《茶艺·普洱壶艺》杂志、云南科技出版社以及著名茶文化学者杨凯先生的帮助与指导。
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因着普洱茶结识了各地很多茶商茶友，在茶中找到了快乐，也得到了磨砺。磨砺，也是美。
从邓时海先生《普洱茶》一书的出版到现在，普洱茶价值的再发现才经历了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所以我认为普洱茶还是一个新生事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规律等待后人去发现。
我把这本书献给热爱普洱茶的朋友们，希望能对大家的研习有帮助，也希望能为普洱茶的进一步普及贡献一点绵薄之力。
该书
有售双十一特价：
改制是一个转身 ——杨云鹏
杨云鹏，云南瑞贡茶业、弘益茶文化中心董事长；云南普洱茶协会副会长；大益西南团团长。2004年加入大益，都经历了非常精彩的黄金十年，我们经历过创业的艰辛，经历过市场的跌宕起伏，在这个过程中收获很多，比如收获了自己的事业，比如因为茶而结交了很多朋友。如果要说最大的收获，应该是对茶的信仰，对事业的坚持和对大益的热爱吧。
益友网：这十年来，您在大益体系内印象最深刻的事是什么？为什么？
杨云鹏：这些年来印象最深刻的事，对于我个人而言应该是2006年的“CCTV我的长征遵义爱心拍卖”。那天在贵州的遵义广场上，几万人共聚革命老区，同述家国情怀，在那时候，我第一次感受到一片树叶也可以对国家对社会有巨大的意义。
那天，我拍卖下了当时编号为70号的长征纪念茶，恰逢长征七十周年嘛，这个编号非常有意义。而我所捐献的38万元善款用于在贵州习水县援建大益希望小学，当时学校孩子也来到活动现场，他们站在我身边，很腼腆，面对台下那么多人非常紧张，小手都是冰凉的。那时候真的是出于一种母性的本能，我伸手把这个孩子搂在怀里，眼泪忍不住就下来了。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知道，大益茶是一个有温度的事业，是一个有情感的事业。
益友网：您旗下的弘益茶文化中心与大益茶道院渊源颇深，可以说是大益最早开始做文化推广尝试的机构。在2007年市场状况非常低迷的情形之下，您却选择不遗余力地推动茶文化建设，当时是如何考虑的？
杨云鹏：其实很早就想做文化事业，但是市场好的时候每一天都在忙，根本没有那个时间和精力，反而是市场低迷的时候，开始有时间细细思量该做些什么。当时，我们和吴总达成了共识，一个企业要长久发展，必须要注入文化品格，必须要提升品牌形象！所以决定开始做茶文化。建设弘益茶文化中心的整个过程也得到了吴总和大益团队的大力支持。
现在回头看看，这个举措是完全正确的。如今，大益的茶文化发展已然自成体系，大益茶道院的茶道表演、茶道培训都已步入正轨，文化的力量为大益茶增加了更为深远的魅力。
益友网：作为与大益共同走过了十年的老朋友，您对大益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期待？
杨云鹏：世上商人有很多，我相信茶商是最优雅的那一种。也许是因为茶的特殊性，带给人更多平和、从容的生活态度以及更多面对自我内心的机会。我很庆幸自己选择了普洱茶，选择了大益，从而能够始终保持自己的“本真”与“初心”。对大益未来的发展也抱着同样的希望，希望在未来，能不忘初心，继续用一杯大益茶来代表中国之美，用中式茶生活感染更多的人，这就是我对大益及自己最大的期许！
益友网：对自己未来十年的事业或生活，您有什么特别的规划吗？
杨云鹏：到我这个年纪了，不再需要太多的豪言壮语了，如果非要对未来做一个规划，那就是好好做人，认真做事，多些淡定与从容，在有限的生命中，做一些能做、该做、益人益己的小事。希望在未来，我们普洱茶人和普洱茶一样，认真付出的生命与事业，都可以越陈越香。
一杯茶的信仰（一）一个时代的记忆
沈红的世界，平和、恬淡，辗转业界三十余年，只是一杯清茶的岁月流长。这杯茶被稳稳的根治在内心，不随外力颠覆、倾斜，也不随日月干涸、滋长。仅凭舌尖的触感，坚守一杯茶的信仰。
2007年，当北京茶叶总公司成功回购“京华茶叶”（以下部分简称“京华”）的消息传出，沈红终于可以长长地舒一口气。
八年的等待之后，一切仿佛又回到了最初，尽管沈红已经从初出茅庐的女大学生变成了一个风韵犹存的成熟妇人，从师从老一辈的茶评人，靠着口传身教学习茉莉花茶的拼配技术，到历时十余年方始独立开单创立自己的拼配工艺，再到担任联合利华技术部主管，随着“京华”的雪藏而赋闲回家，沈红的职业生涯乃至生活轨迹无一不和“京华茶叶”的命运缕缕牵系，激荡沉浮。
没有人知道沈红总是隐含淡淡笑意的和煦面容背后藏匿了多少隐忍、无奈。“京华”的回归，终于可以让沈红接续心头始终缭绕不去的茉莉茶香……自此，沈红的身影再也没有从“京华”离开。即使是在退休之后，审评室里，沈红的白大褂依然会在每天清晨出现在工作台前。三十多年的时间，在被茉莉花和茶香充盈的时光里，沈红齐肩的乌黑长发已经银丝斑驳。
一个时代的记忆
在北京护国寺古玩市场的杂项货摊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标着“京华”字样的茶叶铁罐被作为民俗品摆放着。1981年，北京茶叶总公司申请注册“京华茶叶”，并成为新中国第一个茶叶类商标，首开国内铝箔袋包装茶叶的先河。此后近二十年的时间，“京华茶叶”几乎成为京城每个家庭的必需品，乃至惟一的。即使在1985年茶叶市场开放之后，这种情况依然没有太大的改变，“京华茶叶”对习惯喝花茶的老北京而言，意味着在喉舌之间贯穿几十载的不变口味，杯中浓淡相宜的茉莉花香伴着木柴的烟熏气味，才会让隆冬的街巷彻底从夜的清冷中苏醒过来。
“京华”注册成功之后的第二年的七月（1982年），沈红从安徽农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茶叶加工厂。当时，北京茶叶加工厂是北方地区集茶叶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茶叶龙头企业，隶属于北京茶叶总公司。沈红一进厂，就被分配到审评室，师从杨、傅两位师傅，分别学习拼配和审评。当时北方地区都有饮用花茶的习惯，一来由于北方大部分地区均不在产茶区，再者因为运输和保存方面的配置相对滞后，绿茶、白茶等茶品经过千里迢迢的运输和长时间的储存，很容易在中间环节因为不可抗力的影响而导致茶叶品质的不稳定。而花茶则完全规避了这种非人为导致的运输和储存风险。
人们常说的花茶，一般是指茉莉花茶，即将茶叶和茉莉鲜花进行拼和、窨制，使茶叶吸收花香而成，这种花、茶窨制的结果，既让茶胚彻底干燥适合长途运输又能长时间保存，同时茉莉花在加工的过程中其内质也会发生一定的理化作用，茶叶中的多酚类物质、茶单宁在水湿条件下的自然分解，使不溶于水的蛋白质降解成氨基酸，有效的减弱喝绿茶时的涩感，也成为北方人喜爱茉莉花茶的原因之一。三十年前，北京所有的茶叶店几乎都只售卖各式花茶，而沈红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按照当时5块、6块、8块、10块的标价拼配出质量对应的花茶。“京华”作为首创的国内铝箔袋包装茶叶，沈红一面和审评组的同事坚守在质量的关口，同时利用各地区茶叶的品质特点，按照一定比例进行拼配加工，使得茶叶品质能够相互弥补，她研制出的拼配加工方法，迄今仍然为同行传承沿用。
一颗茶树助巫山一个村脱贫
华龙网讯（特约通讯员卢先庆）“不到半天时间，我的茶叶就卖了500多元。”日前，在巫山县福田镇双凤村，村民万绍兴见到笔者时正笑得合不拢嘴。
今年清明期间，他的新茶轻松卖了1万多元。
万绍兴笑着说：“要不是村支书翁泽琪，我家今年还要在贫困户的名单上。”
近年来，双凤村和万绍兴一样通过种茶摘掉“贫困帽”的，还有200多户农家。
贩茶老农成“茶王”
双凤村，位于福田镇海拔800多米的高山上。
全村800多农户中有多达400多户贫困户，2009年这个村还是“扶贫开发整村推进村”。
多年来，村民一直靠种植土豆、红薯和玉米为生。不过，当地的一小片茶园，产茶量不大却以其质量好而远近闻名。翁泽琪是双凤村地地道道的农民，60多岁。
他平时和大家一样种田过日子。只是每到采茶季节，都会将村民零星制作的茶叶收购来，转卖到城里去赚点小钱。
无心插柳柳成荫。多年后，翁泽琪成了福田远近闻名的“茶王”———因为卖茶卖出了名，很多买福田茶的人都会主动联系他。不过，因为每年只产出几百斤新茶，村民靠这个也挣不了几个钱。
“苦口婆心”劝种茶
2002年，翁泽琪当上了双凤村支书。当时，全村人均收入才1100多元，村民生活十分窘迫。
翁泽琪很着急：双凤村有着多年来形成的，却依然地穷、人穷，真是抱着“金娃娃”找饭吃！
他立即发动村民种茶树，但村民却都没能看到长远经济效益，认为一斤茶只能卖到40多元、种一亩才收入500多元，划不来。
翁泽琪扳起手指，用自己贩卖茶叶的经历算起了帐：茶叶贩子从我们这里收购40元一斤，转手卖到城里就要卖400多元一斤；如果我们自己种自己销，只按照一斤卖300元计算，一亩茶园就能收入3000多元。
帐一算明白，村民的心里便亮堂起来了。原来最有抵触情绪的翁升木最先带头，种了2亩茶树。
2002年底，双凤村有了茶园120亩；2003年，又增加到了500亩。
2009年，村民再一次大规模扩种茶树。
目前，该村已有茶园1000多亩，年产茶叶1万斤以上，产值达到300多万元；全村平均每户都有两亩左右的茶园。
2009年，全村人均收入还只有3200元。而去年，靠着茶叶的销售，人均收入就达到了5537元，成为了全县同类村的农民人均收入之冠。
翁泽琪告诉笔者，双凤村已不再是过去的贫困村，而是闻名全县的“茶叶村”。
目标：产值千万元
“靠种茶叶，全村户均能增收6000多元。”村民们种茶尝到了甜头，纷纷感谢翁泽琪。
但翁泽琪并不满足：“全村还有上千亩的土地可以种植茶树。同时，茶叶的品牌效应还没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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