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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门红茶，品质超绝，为世界冠。
——吴觉农《在祁场一年》
1932年11月祁门茶场正式成立，吴觉农任场长，在任期间对于祁门茶业有了一次深刻的考察与思索。1934年《国际贸易导报》第6卷第6号发表了吴觉农的文章《在祁场一年》，在文章中可发现吴觉农既分析了当时的问题，又提出了理想的解决方案，并付诸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当时，中国茶业外销份额连年下降，1886年，尚有268万余担出口，到了1930～1933年的统计中已不及70万担，吴觉农深感中国茶业问题的严重。在考察遍了东南部茶区后，先生发表了《中国茶业复兴计划》。这是一部详细的计划书，从根本上分析中国茶产业问题，又从各个细节处入手提供解决方案。在当时即引起当局高度重视。
关于《中国茶业复兴计划》的诸多先见之明到今天亦不乏称誉，然而客观地说，这份计划书，即使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也是有一些部分值得商榷的。
吴觉农非常强调中国茶业发展的一大阻碍为“层层盘剥”，对中间商“茶栈”“洋行”极其反感。这或许是受到当时新思潮的影响，吴觉农本人也确实称得上是一位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的人。
皖赣两省在吴觉农的影响下，议定并成立了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统筹两省红茶，旨在“打破中间剥削，谋茶农之真正利益，复兴茶业。”但是当打破中间商盘剥之后的结果又如何呢？我们从吴觉农的另一篇文章《反帝反封建的半幕剧——皖赣“茶业统制”的检讨》中可见一斑：茶农并没有因为取消了“茶栈”的盘剥而得到“真正利益”，相反地，茶农获得的真正受益更少了，商人的盘剥最终转化成了官员的贪腐。
而今，有了市场经济概念的当代中国人，应当清楚，一个商品的价格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当一个商品的价格明显低于市场时，就会有各种“看不见的手”去把它扳到它应该在的那个价格上去。
祁红作为一个商品，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茶”那么简单，而是一个系统，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会牵扯到方方面面，去改变其中的某一个环节，必然会引起各方面的联动反应，很多不可预知的奇葩怪事都会在这种变动中冒出来。
统制从表面上看，样样都好，但是当将其放入市场后，就会发现实际上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中国茶业面临的问题是发展的问题，发展的问题只能在发展中去解决。
但这并不是否认吴觉农先生的《中国茶业复兴计划》。
我想说的重点，就是本文开头的这一句话：“祁门红茶，品质超绝，为世界冠。”
吴觉农先生虽然希望统制，但也深知众多小产区各具特色，虽可统制减少浪费，提高质量，但不可随意整合而消解已成之名誉。
吴觉农找到四点问题：
1.茶号规模之太小；
2.精制折耗之太多；
3.中间盘剥之太大；
4.各自为利之太甚。
3、4两点有其历史局限性且不论，但是1、2两点却仍然有可挖掘之处，尤其是“茶号规模”问题。
茶号规模太小，这在当下也是现状，这使得消费者面临了太多的选择，而事实上消费者不要那么多的选择。这种现状，造成了一种文化上的断层，形成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沟通障碍。消费者往往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才能弥补这个断层。这对于一个产业而言太可怕了。
关键是对于沉溺于此种文化的本身而言，情况也很糟糕，并不是茶香就不怕巷子深，茶好就一定会存在下去，相反，这些好东西只要缺乏文化支撑就会变得非常脆弱，经济链条一断，就可能永远地消失了。
不能太深，要与消费者沟通。所以不能太细，要让消费者选择。
那么细化到什么程度好呢？大概需要满足三点：
1.品质好
2.特征统一
3.有一定规模
实际上，这也是长期以来的传统对于一个茶品所形成的认识，典型的例子，就是“祁红”二字。
其实，写到这里，也不难看出，这就是邓增永博士的“小产区”思路的雏形。
吴觉农的《中国茶业复兴计划》已成历史，尊重这份计划的人很多，但了解这份计划的人很少。今天，中国茶业依然需要复兴，前人的努力我们不应当漠视。邓博士的努力为我们开启了一个方便法门，“小产区”发展思路必将是中国茶业复兴计划的重要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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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觉农：每天适量喝茶是长寿秘诀
吴觉农：每天适量喝茶是长寿秘诀
著名茶叶专家吴觉农，浙江上虞人，一生以茶为业，与茶为友，被尊为"当代茶圣"，享年92岁。吴觉农是一个"爱茶成癖"的人，自称"茶人"，取名"觉农"，具有终身为茶叶事业奋斗的含义。在他92岁高龄寿前几天，在北京参观"茶与中国文化展示周"，并亲切地和观众交谈，当有人问他长寿的秘诀是什么，他含笑回答说："每天适量喝茶。"
吴老1919年毕业于浙江甲种农业专科学校，后在日本农林水产省茶叶试验场研究茶叶。1922年回国，一直从事茶叶生产、教学和科研工作，曾先后去印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日本、英国、法国，以及前苏联等国考察种茶和茶叶贸易。他于1936年建议成立了中国茶叶公司。1940年创立我国第一个高等院校的茶叶专业。1941年又在福建崇安设立我国第一所茶叶研究机构。1947年创办了之江机械制茶厂，后又任中国茶业公司总经理。直到他90高龄时，还撰写了他最后的一部著作（茶经述评》。在半个多世纪里，吴觉农为振兴民族茶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茶叶界享有崇高的威望。
走访云南茶人系列集（二）：吴觉农的云南弟子——彭承鑑
文/绿鸽子
彭承鑑：吴觉农的云南弟子
90高龄的彭承鑑，是中国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的亲传弟子。
他是中国第一所高等院校的茶叶系----复旦大学茶业系1940年首届毕业生。
他自新中国成立伊始就从事茶叶工作直至退休，见证了中国和云南茶业发展的每一步历程。
云南是世界茶树原产地
吴觉农先生的〈茶经述评〉茶原产于中国而后传播于世界。但在旧中国很少有人研究茶树的原产地问题，国外学者认为茶树原产地不在中国。早在１９１９年，吴觉农留学日本期间就注意收集资料，回国后专心研究，于１９２３年撰写了《茶树原产地考》，该文对茶树起源于中国作了论证。这是自有文献记载以来第一篇运用史实驳斥英人勃鲁士（Ｒ·Ｂｒｕｃｅ）于１８２６年提出“茶树原产于印度”的观点；该文同时也批判了１９１１年出版的《日本大辞典》关于“茶的自生地在印度阿萨姆”的错误解释。
半个多世纪后，吴觉农于１９７８年在昆明又发表了《中国西南地区是世界茶树的原产地》一文。他认为，茶树原产地是茶树在这个地区发生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既包括它的祖先后裔，也包括它的姊妹兄弟。因此，他应用古地理、古气候、古生物学的观点研究得出，我国西南地区原处于劳亚古北大陆的南缘，面临泰提斯海，在地质史上的喜马拉雅运动以前。这里气候温热，雨量充沛，地球上种子植物发生、滋长，不断演化，是许多高等植物的发源地。
茶树属被子植物栏门（Ａｎｇｉｏｓｐｅｒｍａｅ），茶亚属、茶蛆，是茶系中的一个种。通过植物分类学系统，可以找到它的亲缘。山茶科植物共有２３属，３８０余种，分布在我国西南的有２６０多种。就茶属来说，已发现的约１００种，我国西南地区即有６０多种，符合起源中心在某一地区集中的立论。其次，吴觉农认为，喜马拉雅运动开始，我国西南地区形成了川滇纵谷和云贵高原，分割出许多小地貌和小气候区，原来生长在这里的茶种植物，被分别安置在寒带、温带、亚热带和热带气候中，各自向着与环境相适应的方向演化。位置在河谷下游多雨的炎热地带，演化成为掸部种；适应河谷中游亚热带气候演化成云南—川、黔大叶种；处于河谷斜坡温带气候的，则逐步筛选出耐寒、耐旱、耐荫的小叶种。只有我国西南地区才具备引起种内变异的外部条件，但都是同一个祖先传下来的后代。
复旦学子一生说茶
1940年，为了培养茶叶生产和贸易的专业人才，振兴祖国茶叶事业，吴觉农得到复旦大学的领导孙寒冰的支持，在重庆复旦创立了中国第一所高等院校的茶叶系，吴觉农自任系主任兼教授。因抗日战争的影响，复旦大学当时迁址重庆北碚。茶业系面向湖南江苏四川三省招收了学生30多人。老家在四川省江津的彭承鑑报名考入了这中国第一茶叶专业。回忆起这段难忘的学习经历，彭承鑑还清晰地几得当年几位先生的风采。系主任吴觉农先生和蔼可亲，讲着一口地道的浙江话，生活很俭朴；教哲学的郑学驾先生思维敏锐，妙语锋利；教茶学专业科的胡浩川先生，是和吴觉农先生一样从日本留学归来的；罗纯武先生教的是“茶史”，彭承鑑说当时“茶史”的“茶马政策”，并不是今天我们理解的茶马古道文化，而是自清政府到国民政府对边疆实行的通过“以茶易马”来控制发展的一种手段。
在复旦的学习奠定了彭承鑑一生从事茶叶事业的基础。1954年彭承鑑在西南区茶叶公司主管云南贵州四川的茶叶公司。承担着对整个西南地区的茶叶“产制运销”的规划和指导工作。1955年西南区茶叶公司撤销，彭承鑑被分配到了云南，在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的生产经营企业管理科，科技科，审评科等部门和茶叶到交道到退休。1955年彭承鑑参加了中国茶叶进出口总公司编撰的《茶叶加工技术规程》，主笔写紧压茶的部分。1956年《茶叶加工技术规程》在全国执行。
说起当年的云南普洱茶，彭承鑑说：当年作为边销茶的云南普洱茶主要有七子饼，紧压茶，砖茶，沱茶几种。主要的三大生产厂家是下关茶厂，从昔日边销茶到今天的大江南北共同追捧的传奇演变，90高龄的彭承鑑清晰地疏理着茶业发展的经络。
现在，一头银发的彭承鑑在昆明宝海公园边安享着自己悠闲的晚年。但他仍然关注着情系一生的茶叶产业每一个新动向。他语重心长地说：云南要把云南茶的品牌打出去，不要内耗。云南是世界茶树的起源中心，这是云南人共同的财富。
吴觉农：我一生事茶，是个茶人
吴觉农(1897-1989)是我国著名的农学家、茶学家、教育家和爱国民主人士，是我国茶业复兴、发展的奠基人，被誉为“当代茶圣”。
“神农尝百草，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这说的即是“茶”的发现;而在千年前的唐代，陆羽曾驾一叶扁舟探索了茶的幽深与浩瀚;至20世纪以后，当中国的茶业在危难中面临枯萎凋零之时，吴觉农先生像一位高瞻远瞩的船长，引领着中国一代茶人走出困境、绕过激流险滩，并且无私地为中国茶业奉献了七十年。
吴觉农先生自幼家境贫寒，从小就体会到农民的疾苦，将原名“荣堂”改为“觉农”，他说：“我的名字叫觉农，为什么叫觉农呢?我的一生中，最关心的是农民的生活和他们的生产，表达了要为农业振兴，唤起农民自己起来革命以改善生活的决心。”
吴觉农先生的贡献一部分在于开放的姿态。他是1922年浙江省教育厅招收的去日本研究茶叶专业的留学生，在日本农林水产省的茶叶试验场学习研修。我们知道日本的茶叶无论是栽培还是茶道的弘扬，都是来自中国，始于大唐帝国，盛于宋代。此后，日本茶事迅速发展，在茶树的栽培技术、茶道的普及方面都有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架势。吴觉农先生从茶乡浙江来到日本眼界大开，尤其是日本茶人搜集到的来自世界各地关于茶叶方面的资料，让吴老先生如鱼得水。当他看到英美等国的学者将印度列为世界茶树原产地的谬论时，利用在日本看到的第一手资料，撰写了《茶树原产地考》的文章，以雄辩的事实论证中国才是世界茶树原产地。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以开放的姿态迎接世界的挑战，是中国专家站在世界的高度首次对茶叶文化和历史的详尽阐述。
1922年吴觉农先生学成回国后，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重要文章《中国的农民问题》，该文后为毛泽东主持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选用作参考教材。1931年他到上海商品检验局任茶叶检验处处长，后又兼任浙、皖、赣等省茶叶改良场场长。其间，1932—1934年，吴觉农先生出任安徽省立茶业改良场场长，在积极推动茶叶改良工作的同时，积极筹备祁门茶业改良场;1934年，胡浩川先生出任祁门茶业改良场场长。
祁门茶业改良场是中国茶史上的一大创新，它“开中茶自来未有的创举”，在集科研、生产、销售于一体方面开我国茶界实业之先河，一批泰斗级的专家学者，包括吴觉农、胡浩川、冯绍裘、庄晚芳等都曾在这里工作过。
吴觉农先生明白，茶叶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要振兴中国茶叶就必须对茶叶的产制运销进行全面改革，为此写了《中国茶叶问题》、《中国茶叶复兴计划》等书。他倡导在茶区举办茶农生产运销合作社，以抵制洋商的垄断和中间盘剥。
抗战初期，吴觉农先生担任国民政府国家贸易委员会主持人，承办东南各省茶叶统购统销及中国与苏联的茶叶贸易。同时组织浙江省油茶棉丝管理处的同仁，翻译美国人威廉·乌克斯的茶叶著作《茶叶全书》。吴觉农先生和他的同仁抱着“使贫弱的中国茶叶界稍稍有点生气”的信念，克服因战乱带来的种种不利因素，终于在1949年5月完成全部翻译工作，并由上海开明出版社出版。
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中国茶叶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之后的一次思想的革命，有人认为是“中国茶叶改革途上的一个里程碑”。吴觉农先生主持翻译的《茶叶全书》当时只印了1000部，现已成为难以找到的孤本，东方出版社又组织人马重新翻译了《茶叶全书》,分上、下两卷出版发行。
吴觉农先生还在晚年主编了一部校译评述唐代陆羽《茶经》的专门著作《茶经评述》，以严谨的注释、丰富的内容为学术界所推崇和赞誉。《茶经述评》不仅注释校译《茶经》，还依《茶经》体例进行了大量的补充与拓展，推动了我国茶学的新发展，堪称“二十世纪的新茶经”，在茶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吴觉农先生自然而深刻地展示了与以往中国传统茶人不一样的文化风貌。可以说，正是以吴觉农为代表的中国茶人开始，中国的茶叶文明才逐渐进入到现代化的进程。吴觉农先生在当代茶叶文明史上的卓越贡献，使他在生前就拥有了“当代茶圣”之名，并得到了全国茶人的一致拥戴、全世界爱茶人们的深切敬意。
中国茶业重心的不断转移
顾炎武曾道：“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认为饮茶是秦统一巴蜀之后才开始传播开来，肯定了中国和世界的茶叶文化，最初是在巴蜀发展起来的。这一说法，现已被绝大多数学者认同。
巴蜀产茶，可追溯到战国时期或更早，巴蜀已形成一定规模的茶区，并以茶为贡品。
关于巴蜀茶业在中国早期茶业史上的突出地位，直到西汉成帝时王褒的《童约》，才始见诸记载，内有“烹荼尽具”及“武阳买茶”两句。前者反映成都一带，西汉时不仅饮茶成风，而且出现了专门用具﹔从后一句可以看出，茶叶已经商品化，出现了如“武阳”一类的茶叶市场。西汉时，成都不但已形成为中国茶叶的一个消费中心，由后来的文献记载看，很可能也已形成了最早的茶叶集散中心。不仅仅是在秦之前，秦汉乃至西晋，巴蜀仍是中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重要中心。
秦汉时期，茶业随巴蜀与各地经济文化而传播。首先向东部、南部传播，如湖南茶陵的命名，就是一个佐证。茶陵是西汉时设的一个县，以其地出茶而名。茶陵邻近江西、广东边界，表明西汉时期茶的生产已经传到了湘、粤、赣毗邻地区。三国、西晋阶段，随荆楚茶业和茶叶文化在全国传播的日益发展，也由于地理上的有利条件和较好的经济文化水平，长江中游或华中地区，在中国茶文化传播上的地位，逐渐取代巴蜀而明显重要起来。
三国时，孙吴据有东南半壁江山，这一地区，也是这时中国茶业传播和发展的主要区域。此时，南方栽种茶树的规模和范围有很大的发展，而茶的饮用，也流传到了北方高门豪族。西晋时长江中游茶业的发展，还可从西晋时期《荆州土记》得到佐证。其载曰“武陵七县通出茶，最好”，说明荆汉地区茶业的明显发展，巴蜀独冠全国的优势，似已不复存在。
南渡西晋之后，北方豪门过江侨居，建康(南京)成为中国南方的政治中心。这一时期，由于上层社会崇茶之风盛行，使得南方尤其是江东饮茶和茶叶文化有了较大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中国茶业向东南推进。这一时期，中国东南植茶，由浙西进而扩展到了现今温州、宁波沿海一线。不仅如此，如《桐君录》所载，「西阳、武昌、晋陵皆出好茗」，晋陵即常州，其茶出宜兴。表明东晋和南朝时，长江下游宜兴一带的茶业，也著名起来。三国两晋之后，茶业重心东移的趋势，更加明显化了。
六朝以前，茶在南方的生产和饮用，已有一定发展，但北方饮者还不多。及至唐朝中后期，如《膳夫经手录》所载「今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中原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都嗜茶成俗，于是南方茶的生产，随之空前蓬勃发展了起来。尤其是与北方交通便利的江南、淮南茶区，茶的生产更是得到了格外发展。唐代中叶后，长江中下游茶区，不仅茶产量大幅度提高，就是制茶技术，也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湖州紫笋和常州阳羡茶成为了贡茶就是集中体现。茶叶生产和技术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长江中游和下游，江南茶叶生产，集一时之盛。当时史料记载，安徽祁门周围，千里之内，各地种茶，山无遗土，业于茶者十之七八。同时由于贡茶设置在江南，大大促进了江南制茶技术的提高，也带动了全国各茶区的生产和发展。由《茶经》和唐代其它文献记载来看，这时期茶叶产区已遍及今之四川、陕西、湖北、云南、广西、贵州、湖南、广东、福建、江西、浙江、江苏、安徽、河南等十四个省区，几乎达到了与中国近代茶区约略相当的局面。
从五代和宋朝初年起，全国气候由暖转寒，致使中国南方南部的茶业，较北部更加迅速发展了起来，并逐渐取代长江中下游茶区，成为茶业的重心。主要表现在贡茶从顾渚紫笋改为福建建安茶，唐时还不曾形成气候的闵南和岭南一带的茶业，明显地活跃和发展起来。
宋朝茶业重心南移的主要原因是气候的变化，长江一带早春气温较低，茶树发芽推迟，不能保证茶叶在清明前贡到京都。福建气候较暖，如欧阳修所说「建安三千里，京师三月尝新茶」。作为贡茶，建安茶的采制，必然精益求精，名声也愈来愈大，成为中国团茶、饼茶制作的主要技术中心，带动了闵南、岭南茶区的崛起和发展。由此可见，到了宋代，茶已传播到全国各地。宋朝的茶区，基本上已与现代茶区范围相符，明清以后，茶区基本稳定，茶业的发展主要是体现在茶叶制法和各茶类兴衰演变。
余秋雨：五大语法解决中国茶生存难题
余秋雨：专业从事散文、艺术理论的写作，在大陆和台湾出版中外艺术史论专著多部，曾赴海内外许多大学和文化机构讲学，据传入载了英国剑桥《国际著名学者录》、《世界名人录》、《杰出贡献者名录》以及美国传记协会的《五千世界名人录》等。
时至今日，中国传统茶文化与中国茶叶的生存现状存在一定的脱节，这是目前中国茶生存状态的一个大麻烦。面对中国茶的生存难题，如何才能实现茶的华丽转身?
单纯的爱茶在“茶产业”面前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的价值观。如今中国的茶文化对不起中国的茶叶，我们传统的茶文化与茶的生存现实存在一定的脱节，古代文人对于茶的描述多是虚泛的，雷同的，而制茶的人大多不能理解其中的含义，这种传统的茶文化尚不能说服我们自己的民众，也就更不能说服国外的朋友，这是目前中国茶生存状态的一个大麻烦。
如何去解决那，今天就让我尝试用新的语法系统来解决当下的这些难题。
健康语法
健康语法是我们重建茶文化语法的第一语法。在这个话题上我们不要难为情，一定要强有力地提出来，因为“喝茶是唯一没有坏处的嗜好。”在现在这种人们普遍追求健康的大环境下，我们要强调茶与其他流行度比较高的饮料的比较优势，比如碳酸饮料会导致骨质疏松，喝酒伤身等等。通过这种比较来普及茶叶，首先是在中国普及，进而推广到世界。
科学语法
要用科学数据来证明茶叶的好处，这样的宣传效果要好于用文学上的形容词来赞美茶叶。当今的读者对华丽的形容词已经有了一定的抵触情绪，而对数据却是比较敏感，并且一些数据是来自国际机构，它的说服力更高，不仅能让中国人更直观地了解茶叶的好处，同时也能让国外的茶人了解中国茶叶。
流通语法
目前中国茶叶在流通过程中的标准问题。我们过年过节会收到很多很多茶，越来越精美，名字特别好听，里面也有很多图章，词汇都好极了，但是它没有在统一的标准化的程序里边，我们很难相信它。甚至造成有的商家为了抢流通而违背了流通的真正规则。真正的流通需要有一个标准化的、统一的等级评判，在这方面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力量。
青春语法
在这套语法系统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青春语法，因为年轻人是一个巨大的消费群体，但是我们现在的茶文化总是给人一种衰老感，好像一种对着水壶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的人才是喝茶的形象。要先通过建立青春语法让茶叶在年轻人中普及开来，比如在原味茶的基础上加入其他的味道，像水果的味道、玫瑰的味道等，还可以从销售方式上迎合年轻人的习惯，比如加强网上销售的力度。
古典语法
青春语法的构建可能会引起一些“老茶人”的反感，好好的茶怎么能加进别的味道呢。在建立青春语法的同时还要保留茶叶专业性的高贵，这就是整个“语法系统”中的古典语法。茶叶的青春语法与古典语法完全可以融合在一起，通过青春语法让茶叶得到普及，同时建立一个古典语法的坐标，让人们意识到真正好的东西还是不加其他味道的茶，也就是实现一种消费意识的转型和回归
中国茶新的生存方式就要建立一种新的语法系统，当语法比较完整的时候，中国茶的生态方式就走到了现代，走到了健全，走到了比较像样的时代，我们原来的局限性就克服了。
中国有很多种茶，每种茶都有每种茶的特点，只要发挥各自的优势，就能开辟中国茶文化的新时代。
吴远之和他的大益茶业集团
吴远之和他的大益茶业集团
吴远之，中国青基会推荐，男，汉族，1966年7月出生，云南大益茶业集团董事长。
吴远之1988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1997年获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之后赴海外从事金融工作。现任大益集团董事长。
吴远之与企业全体员工共同为教学条件薄弱的山区孩子们奉献爱心。从2005年至今已援建了38所大益希望小学，约两万名学生受益。
2007年12月，大益集团捐资成立了大益爱心基金会，并与中国和云南青基会展开深度的合作。在援建希望学校的同时，大益爱心基金会更加关注希望学校建成以后，教职工的素质提高，以及希望学校之间、学生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定期举办希望工程·送教上门——大益教师及校长培训班，建立了云南大益希望小学快乐联盟制度。并将在大益爱心网站为每一个希望小学设一个网页，全面反映各希望小学的动态情况，让更多的爱心人士、爱心茶友及时了解大益希望小学的情况，关注各希望小学的动态，满足希望小学发展的需求。
为奖励资助优秀及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鼓励大学生热心公益事业，关心帮助他人、关心社会，激励他们勤奋学习、努力进取，并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在兰州大学、安徽农大和云南农业大学设立“大益爱心奖学金”。
吴远之先生作为一个企业家，长期以来热爱公益事业，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办好企业、关爱社会、回馈社会”；他的宗旨就是“扶贫帮困、助学育才、奉献爱心、关爱社会”，实现他爱心无限的企业价值。
云南大益茶业集团是目前中国首屈一指的现代化大型茶业集团，集团母公司为云南大益茶业集团有限公司，集团旗下包括伴随中国茶产业的成长一路走来，一路壮大。面向未来，集团将进一步发挥人才、技术等战略性优势，不断提升经营管理能力，有效整合资源，通过发掘与创造茶产业整体价值实现自身新的发展，同时更好地服务于海内外广大消费者需求。
吴远之的相关著作
中国茶艺的由来
中国最早的茶道萌芽是期晋代开始至茶道大行的唐代，尚无茶艺表演的专职，但唐代因陆羽善于烹茗被太守请去试茗，与现在的茶艺表演却有相似之处。宋代，人们兴起斗茶，卖茶水的人也相互间试论高低，乃至运匕成象，被时人称为“茶百戏”，既能称“戏”自然是一种表演内容了。
现在茶艺表演与宋代的“茶百戏”无论形式、内容均有所不同，现代茶艺表演的兴起也是近十几年内的事情，兴起的客观原因大致辞可分为以下三点：
其一是日本茶道作为东亚文化圈中的一种独特文化现象，闪烁在世界文化圈中，世界各国对茶道一词，联想到的是日本茶道及其文化内涵，虽然日本茶道源于中国，并融洽了岛国文化的特征，但它作为独特的文化内容一直被世界各国所关注，学习茶道以培养人们的道德情操，提高人们的文化修养，融合人际关系，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国际茶文化的交流，促进了这一过程。
其二是中国改革的进程，提高了综合国力以及人们的物质生活，在国运兴盛的年代，人们丰衣足食后，满足了物质生活的情况下，需要不断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
其三是台风东来，南风北渐的茶艺馆现象。
从七十年代开始，台湾茶艺馆的兴起到粤式早茶，杭州、福州的茶人之家及茶艺馆在九十年代的燎原之势，遍及大中城市。格调独特、氛围宜人，使人们对茶艺的追求面迅速扩大，茶艺爱好者及受茶艺熏陶者日益众多。
吴疆：茶难卖，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
核心论坛期间，来了很多人，无论专家，茶厂茶商人士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普洱茶到底怎么了?
大厂玩炒茶、老茶玩拍卖、新茶玩概念、茶商玩预定、文化靠大师、产品靠青柑、营销靠直播......普洱茶行业几乎使出了浑身解数。
然而，无论是产品的噱头还是文化的噱头，再度出现“32万老班章”事件的盛况已然难现。
是品牌出了问题？
是销售手段不够？
还是纯料不够纯？
茶行业每天都有人自问。
论坛间歇，我让大家思考了三个方向的问题，大益跌破发行价，雨林老班章村民被代言，茶博会空前热闹也空前无利。此三者，某种意义上而言代表了产业现状。
此三者，刚好是茶界生态的三种表现形式。
第一种情况表明了，玩茶叶增值，好喝才重要，是第一位的，增值是第二位的，茶好喝，才能实现真实的流通，才能实现价值的创造，而不是在勐海茶仓到芳村茶仓之间做转移游戏，茶仓转移的“流通模式”，并不能让茶叶实现周期性的循环，那就不过是一种庞氏游戏，上家赢，下家输，庄家通杀，散户通赔，不过如此。
当然，茶叶“增值”，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事实，不可否认。因为货币在贬值，即使不升值，贬值了即意味着“升值”了，但是，20元/公斤的毛茶，出厂卖800元，市场炒高一倍要1600，这与大宗贸易的商品价格脱离太大。
大厂量大，应该实现的是低价做量，做入门者的生意。然而，市场反之，大厂的价格被迅速炒高，然而接盘者仓储已满，旧茶又难以真正实现消耗，茶品的体系循环不实现，韭菜当然就难以为继。
第二种情况是市场的普遍现象，大厂做纯料原本就是不现实的事情，纯料茶是小众市场，以大品牌去对应小众市场，要么就是成本高企，远远脱离市场接受的价格，要么就是掺料的结果，成品自然难以到达发烧友玩家的高度。
当然，现在的小众发烧友直接上山收鲜叶的方式仍然存在问题。毛茶虽然也可以作为成品直接饮用，但是，由于无法追溯，所以，安全的保障会是个问题。举个例子，现在的食品农残标准不高，如果N年后大幅度接近欧盟标准，那么，市场上很多茶品都可能无法过关，生产厂家尚有追溯的余地，余者则无。
第三种情况存在多年，茶博会随着网络的冲击实际存在的意义早就不大，展示的品牌既无法实现销售，也无法招收加盟商，不过是一种“存在”展示，不过是各地的一种“政府展会经济”。
总体来看，无论是品牌茶还是山头茶，茶难卖，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
08年之后，山头茶流行，几乎每个茶店一个品牌，甚至几乎每个茶艺师人手一个。这种现象表明了市场被摊薄了，而不是茶难卖了。当然，如果说这些所谓“品牌”都是有名无实，有品无牌，那么，七彩云南、大益、下关这三家茶企的营业额，作为独立茶类而言，中国的任何茶类品牌都无法与之相比。
也就是说，茶企业所谓的有品无牌的问题，其实在普洱茶行业是不存在的。
很多人喜欢拿中国茶企和立顿去比较，其实两者毫无比较的空间，两者茶文化的背景就完全不同，一个是“茶”，一个是“叶”，一个的主体品饮方式是饮料，一个主体的品饮方式是社会现象，是两码事，是两条道上的事。
08年之前，普洱茶是一个农业社会。之所以如此说，是当时的情景所致，2000-2008年，刚好是中央军和地方军争斗最激烈的时候，导致原省茶司对于产业的失控，市场真空，反而倒退回去，当然，也导致了上千家小茶企的涌现，也形成了事实上的普洱茶概念的“百花齐放”。
农业社会的转型需要投资，所以，当07年1000家（过QS）投资完成的时候，也就是崩盘的时候。
因为市场是需要教育的，投资的先知先觉未必能马上传导于终端。
14年之后，“普洱茶”三个字统统被替换成“古树茶”了，古树茶根本就不可能一夜之间替换掉现代茶园茶，那么好了，市场反映的就是“诚信”丢失了。
在山头上，每天都可以听到各地“豪客”守树收茶的故事，但是，老班章茶叶出了老班章寨子不算老班章的魔咒依然存在，下得山来，再纯的纯料也一样让人误解。
普洱茶尚未流行阶段，投资大就可以解决问题，举全省之力之资金而投入一个小产业，自然声名远播，但是，如今产能过剩，投资，显然不能解决问题了，好几个大的投资如今都在普洱茶泥潭里就是明证。
普洱茶高速发展时期，资本原始累积可以解决问题，如今扩大消费群体速度奇慢，尤其生茶培养教育的过程漫长，资本累积的手段也失灵了。
人人都去守树收茶，收的新茶并未进入最佳适饮期，山头纯料区隔出小众群体的方法也无效了。
满市场都是大师，不断有自称作家、诗人、画家群体要来争当大师，大师都去上山，然而洋洋洒洒批一通，抬一通，最后点出自己要推出的“纯料山头茶”。
难道如今卖山头茶的茶贩子有点文化就叫“大师”？问题在于，山头茶写得再好，也就是原料之一种啊。
14年之后，另一个更高大上的模式出现，普洱茶“金融化”、“证券化”。在农业行当用新名词，用新方法，表面看，都很唬人，都是在创新，仔细研究下来却都是在割韭菜。
当时有两个参与的企业家来给我说了一半天后，我说这就是“炸金花”啊，不过是多了个电子屏，有什么区别呢?不过是一种零和游戏，并没有价值再创造啊，只不过是散户的钱装到庄家的口袋里。果不其然，玩了一段时间，庄家走了，散户还傻呆呆在等开盘。
总体来梳理，普洱茶的投资在同步，概念在同步，甚至消费也逐渐在同步，全中国都在喝生茶，全中国都在流行盖碗泡茶，所有大师都在全国流窜，全中国都在同步了，然而，事实上，你看到的，你听到的，只是想给你看的，想给你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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