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茶，禅心以一贯之

2020-11-14

茶叶文化丨
茶叶知识

【www.cy260.com - 茶叶文化】

东坡茶，禅心以一贯之

茶，亦庄亦谐，亦雅亦俗，在中国文化中虽为异数，却是个人品位的象征。古人品茗论道，煮茶听琴，为的是在袅袅幽香中揣摩世态炎凉，体味人生苦乐。

北宋诗人苏轼，十分嗜茶，爱茶之情常见于诗行之中：“仙山灵草湿行云，洗温香肌粉末匀。明月来投玉川子，清风吹破武林春。要知冰雪心肠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戏作小诗君勿笑，从来佳茗似佳人。”因为爱茶，才具有对茶独特的感受。“沐罢巾冠快晚凉，睡余齿颊带茶香”，“春浓睡足午窗明，想见新茶如泼乳”。可以说，苏轼咏茶，总是那么绘声绘色，情趣盎然。

在烹茶这一环节，苏轼以为“精品厌凡泉”，好茶必须配以好水，因此常常亲自到钓石之旁汲取深潭活水。“活水还须活火烹”，所以他用于泡茶的滚水皆由“有焰方炽的炭火”煮沸。对煮水的器具和饮茶用具，苏轼也很讲究。在宜兴，他设计了一种提梁式紫砂壶。后人为纪念他，把此种壶式命名为“东坡壶”。“松风竹炉，提壶相呼”，即是苏轼用此壶烹茗独饮时的生动写照。

苏轼不只是烹茶、品茶，还亲自栽种过茶。他贬谪黄州期间，经济拮据，生活困顿。黄州一位书生马正卿替他向官府申请来一块荒地，他亲自耕种，以地上收获稍济“因匮乏食”之急。在这块取名“东坡”的荒地上，他种了茶树。有诗为证：“磋我五亩园，桑麦苦蒙翳。不令寸地闲，更乞茶子艺。”在另一首《种茶》诗中他这样写道：“松间旅生茶，已与松俱瘦。移栽白鹤岭，土软春雨后。弥旬得连阴，似许晚遂茂。”诗意是说，茶种在松树间，生长瘦小但不易衰老；移植于土壤肥沃的白鹤岭，连日春雨滋润，便恢复生长，枝繁叶茂。可见诗人于躬耕之时，已深谙茶树习性。

茶的透明、润泽、剔透，使人冷静，使人沉思，使人清醒与真实，使人欢喜与清明，使人有了超越现实生活的想像。苏轼的一生，足迹遍及各地，从峨眉之巅到钱塘之滨，从宋辽边境到岭南海南。是长期的贬谪生活，为他提供了品尝各地名茶的机会，也让他在沉苦之时保有一腔向上飞扬的心襟，在贬谪之境不失敏锐深刻乐观的人生态度，正因如此，他的生命之茶才能不间断地泡出诗意的芳香。

现代人也喝茶，但能够如苏轼那般，在沉苦之时能怀着平静心境烹茶品茶，让世人感到香醇四溢的并不多见。如果说人生是一杯茶，那么泡这杯茶饮这杯茶品这杯茶的人恰恰就是自己。

延伸阅读

茶香与禅心一味悟玄机

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酒气醉诗情，茶香催禅心。茶叶的清淡之性与禅林的疏朗之风有相近之处。

《五灯会元》卷九说有一僧人间如宝禅师：“如何是和尚家风?”禅师答曰：“饭后三碗茶。”茶与禅的关系至少可以从生理学上得到解释：佛教僧侣重视坐禅修定，长时间的正襟危坐，可使人昏沉疲倦，四肢麻木。为了调济精神、补充营养，又不致违犯戒条，茶水自然成为僧侣们最合适的饮料。

僧侣饮茶之风可上溯到东晋时期，《晋书•艺术传》载，后赵昭德寺的道开禅师昼夜不卧，除日服数枚药丸外，“时复饮茶苏一二升而已”。所谓“茶苏”，是一种用茶叶与果汁、香料配合制成的饮料，相当于如今的“天然营养液”。禅茶之风到唐朝尤盛，陆羽《茶经》中记载的“煎茶法”即源于禅林中。而僧人之间交往酬答，也大抵清茶一杯，参玄论道。所谓“青云名士时相访，茶煮西峰瀑布冰”(贯休《题兰江言上人院》诗)，可视为茶道的雏形。唐代的著名诗僧皎然不仅诗文垂史，而且也是烹茶高手，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云：“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苏东坡精茶道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北宋大诗人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名句，虽是咏三国时代的周瑜，不过以苏东坡的纵横才气，豪放洒脱，更称得上是千古风流人物。

东坡可谓全才之士，琴棋书画，无一不晓；诗词歌赋，无一不精，在中国文学史上有极高的成就，与父苏洵、弟苏辙，并称三苏，同在唐宋八大家之列。他曾自评文章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虽嘻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

东坡任杭州太守期间，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倘佯在西湖的湖光山色之中，并将西湖美景融入诗中：水光潋滟晴偏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诗中巧妙地把西湖比喻成美人西施，不管晴天、阴天，均能展现不同的风景。西湖之诗情画意，若非东坡之大才，十不足以尽其妙。

东坡深研佛理，亦精通茶道，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咏、茶词外，历史上还流传几则苏东坡地茶事典故。据说王安石患有痰火之症，医生告诉他用阳羡茶可治愈，但须用长江中峡瞿塘的水煎服才有效用，那时东坡服父丧期满，正将返京复职，王安石梢信给东坡，要他出川时顺道带一瓮中峡的江水进京。东坡因贪看沿途的风景而忘记取水的事，等他想起时，船已到了下峡，遂取下峡的水交差，却被王安石发现了，王安石解释说：上峡水性太急，下峡水性太缓，惟有中峡的水，缓急相半，水性中和；此水烹阳羡茶，上峡味浓，下峡味淡，中峡浓淡之间，方才见茶色迟迟未现，故知必为下峡水。

东坡谪居宜兴蜀山讲学时，非常讲究饮茶，有所谓饮茶三绝之说，即茶美、水美、壶美，惟宜兴兼备三者。据说他还曾设计一种提梁式茶壶，烹茶审味，怡然自得。题有松风竹炉，提壶相呼。的诗句，后人将他设计的这种提梁壶称做东坡壶。东坡烹茶，独钟金沙泉水，常遣童仆前往金沙寺挑水，僮仆不堪往返劳顿，遂取其它河水代之，但为苏东坡识破。后来苏东坡准备两种不同颜色的桃符，分别交给僮仆和寺僧，每次取水必须和寺僧交换桃符，如此僮仆就无法偷懒了。

东坡虽历尽人世沧桑，却能以豁达的胸襟寓超旷于悲凉之中。东坡除了传颂千古的诗词、文章外，他那伟大高尚的人格与恢宏的气度，更是令后世怀念、景仰。也许他在《定风波》所云：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正是他悲苦人生的最佳脚注吧！

苏东坡与茶僧

苏轼不仅才情过人，还是一个性情中人，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这性格的豪放、洒脱固然是因为诗人本性的不羁，但也跟他平生爱茶近禅有关。

苏东坡对茶的热爱、了解，从他的诗中就可以看出，其中有一首这样写道：“示病维摩元不病，在家灵运已忘家。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这首短诗中透露了许多信息：首先，苏轼精研佛经，对《维摩诘经》中的典故如数家珍；其次，苏轼对茶的特性非常熟悉，不仅以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中“七碗茶诗”用典，并懂得以茶汤来疗病。

苏轼爱好佛学，更喜欢跟有德有才的僧人们讨论禅法，他与许多僧人相交甚笃，比如著名的佛印和尚。他在杭州任职期间，更是与当地许多诗僧、茶僧诗茶唱酬，尤其是他与诗僧道潜、晚年隐居的僧人辩才的交往，更是在茶史中传为佳话。

这年春天，苏辙在川蜀家中收到兄长寄自杭州的信笺，邀他去江南踏青，遂带了名茶欣然前往。

苏轼、苏辙一行人携家眷来到杭州郊外，酒酣饭饱。苏轼摸着肚子问道：“子由，你带来的茶呢？快拿出来与我们消消食罢。”

苏辙忙从僮儿一直没离手的一只小箱里拿出一个官窑的粉盒，里面装的正是上好的茶粉。苏轼接过瓷盒，打开一嗅，摇头道：“可惜，可惜，此茶在路中受了潮。”

苏辙闻言很是失望，苏轼却道：“无妨，无妨，此茶用松烟再制风味更佳！这附近山中恰有一位僧人，我遣小僮去向他祈些茶来。”便命小僮去山中，小僮道：“好没来由地讨茶，我如何开口呢？老爷好歹书一封字让我交给住持啊。”苏轼微笑道：“不用，你只需戴上草帽去便可！”小僮依言装扮，自去山中不提。

苏辙向苏轼道：“这山中住着的不知是哪位高僧，竟能明白兄长的用意？”苏轼笑道：“是那辩才和尚。”

二人正谈笑间，小僮捧着一只瓷瓶回来，挠着头说“怪了”，苏轼笑问：“怪从何来？”小僮道：“我进了寺门，才看到辩才大师，还没言语呢，他就笑着问我，‘可是你家大人向我借茶不是？’然后就进门拿了这瓶茶给我。老爷，是你们事先约好的吧？”

苏轼抚髯笑道：“这是你看不懂我们打的哑谜罢了！”书童忍不住道：“大老爷，你快跟我们说说吧，我都快急死了！”

苏轼道：“你瞧他脚上穿着双木屐，中间是个‘人’，戴着草帽，这一‘艹’，一‘人’，一‘木’，不就是‘茶’字嘛！”众人恍然大悟，齐夸辩才和尚的智慧与机敏。

禅茶一味：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

“茶道”如月，人心如江，个味不同。

什么是道？什么又是茶道？

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思想影响，“茶道”一词从使用以来，历代茶人都没有给他下过一个准确的定义。直到近年对茶道见仁见智的解释才热闹起来。

吴觉农先生认为：茶道是“把茶视为珍贵、高尚的饮料，饮茶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是一种艺术，或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手段。”

庄晚芳先生认为：茶道是一种通过饮茶的方式，对人民进行礼法教育、道德修养的一种仪式。庄晚芳先生还归纳出中国茶道的基本精神为：“廉、美、和、敬”他解释说：“廉俭育德、美真廉乐、合诚处世、敬爱为人。”

陈香白先生认为：中国茶道包含茶艺、茶德、茶礼、茶理、茶情、茶学说、茶道引导七种义理，中国茶道精神的核心是和。中国茶道就是通过茶是过程，引导个体在美的享受过程中走向完成品格修养以实现全人类和谐安乐之道。陈香白先生德茶道理论可简称为：“七艺一心”。

周作人先生则说得比较随意，他对茶道的理解为：“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为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现实中享受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

台湾学者刘汉介先生提出：“所谓茶道是指品茗的方法与意境。”

其实，给茶道下定义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茶道文化的本身特点正是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同时，佛教也认为：“道由心悟”如果一定要给茶道下一个定义，把茶道作为一个固定的、僵化的概念，反倒失去了茶道的神秘感，同时也限制了茶人的想象力，淡化了通过用心灵去悟道时产生的玄妙感觉。

用心灵去悟茶道的玄妙感受，好比是“月印千江水，千江月不同。”有的“浮光耀金”有的“静影沉壁”有的“江清月近人”，有的“水浅鱼读月”，有的“月穿江底水无痕”，有的“江云有影月含羞”，有的“冷月无声蛙自语”，有的“清江明水露禅心”。有的“疏枝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有的则“雨暗苍江晚来清，白云明月露全真。”月之一轮，映像各异。

“茶道”如月，人心如江，在各个茶人的心中对茶道自有不同的美妙感受。

名人与茶·苏东坡

宋代苏东坡不仅是一位大文学家，也是一位熟谙茶道的高手。他一生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为人们留下了不少隽永的咏，烹茶审味，怡然自得，题有「松风竹炉，提壶相呼。」的诗句。后人为了纪念他，把这种壶式命名为"东坡壶"。

典故三：东坡烹茶，独钟金沙泉水，常遣童仆前往金沙寺挑水，僮仆不堪往返劳顿，遂取其它河水代之，但为苏东坡识破。后来苏东坡准备两种不同颜色的桃符，分别交给僮仆和寺僧，每次取水必须和寺僧交换桃符，如此僮仆就无法偷懒了。

典故四：一天，苏东坡、司马光等一批墨人骚客斗茶取乐，苏东坡的白茶取胜，免不了乐滋滋的。当时茶汤尚白。司马光便有意难为他，笑着说："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欲陈;君何以同时爱此二物?"苏东坡想了想，从容回答说："奇茶妙墨俱香，公以为然否?"司马光问得妙，苏东坡答得巧，众皆称善。

典故五：东坡与茶联苏东坡平素不讲究衣着，一日，他穿一件普通的长衫，到一个寺院里，寺院的主持大和尚并不认识他，仅说了一句：“坐。”招呼侍者：“茶。”东坡没有理他，集中精力欣赏寺内的字画去了，主持和尚见此位来客举止不凡，不由得肃然起敬忙又道：“请坐!”忙吩咐侍者：“敬茶!”那主持和尚请教客人的姓名，方知客人竟是大名鼎鼎的苏东坡时，满脸堆起笑容，恭请客人：“请上坐!”连呼侍者：“敬香茶。”当和尚请他写一对联时，东坡触景生情挥就一联：“坐，请坐，请上坐;茶，敬茶，敬香茶。”此联将势利鬼的姿态刻划得淋漓尽致。

禅心无凡圣茶味古今同

冬至居士译日本伊藤古鉴《茶和禅》一书，嘱余序之。禅宗例来以心传心，不立文字，不依文字，禅是不可说的。在佛教而为禅，在百木而为茶。禅心茶味，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同样不可说。古德言：水月道场，空花佛事。为方便故，我不惜拖泥带水，牵扯葛藤。

茶与禅，其源皆在中国。以茶喻禅，更是古代中国禅师的创举。

唐代，赵州禅师驻锡观音院(今河北赵县柏林禅寺)。一日，有二位云水僧参访赵州，请教佛道。赵州禅师问：你们以前来过吗?一僧答道：“不曾到”。师说：“吃茶去!”一僧答道：“曾到”。师说：“吃茶去!”见此，立在一旁的监院不免满腹狐疑，问：“师父，怎么来过的、没来过的，都要去吃茶呢?”师叫监院的名字，监院应诺，师说：“吃茶去!”

曾到、未曾到、监院，为什么都要吃茶去?这到底是一杯什么样的茶?

这杯茶，禅林名为“赵州茶”。千载以来，于此言下，无数禅人顿见嫡旨，歇下狂心，打破漆桶，彻见光明。

一句“吃茶去”，一碗“赵州茶”，代表着赵州禅师的禅心。

何谓禅心?平常心是。是心平等，无凡无圣;是心无住，无执无著;是心慈悲，无亲无疏;是心智慧，无辩无别。

万语与千言，不外吃茶去!不容思量，不容分别，解粘去缚，断惑截妄，当下即是。所以，曾到也好，未到也好，监院也好，“我法无分别”。

由此可见，禅门宗匠，以平常心，行本分事，扬眉瞬目，无非是道。

佛法是因缘法。茶之为茶，也是一大事因缘。

遇水舍己，而成茶饮，是为布施;叶蕴茶香，犹如戒香，是为持戒;忍蒸炒酵，受挤压揉，是为忍辱;除懒去惰，醒神益思，是为精进;和敬清寂，茶味一如，是为禅定;行方便法，济人无数，是为智慧。

佛法在茶汤中。茶心与佛心，何异又何殊?

冬至居士的译本，文畅词达，言简意丰。其中系统地介绍了茶道在日本的发展衍流，茶人茶事，星河灿烂，禅心茶味，盎然其中。翻检之，多有会心微笑之处。

这本《茶和禅》，犹如以手指月，茶是指，禅是月。于此须知，禅心茶味，非关文字。若能会得此，则能于当下这一碗茶中，与祖师心意款通，明白为何禅心无凡圣，茶味古今同了。

茶里悟真谛即为动禅心

修行的人喝上了茶，品出的就不是茶香而是禅理

禅的本源是人，因为没有人就不会有谁把禅这个概念提出来。而茶的本源是一片叶子，一片绿的叶子，充满着鲜活的气息。这片鲜活的叶子被放在热锅上炒，目的只有一个，保存住这份鲜活，不让他腐烂掉。而人在这个世界上何尝不是被“贪、嗔、痴、慢、疑”这五欲煎炒，有哪个大彻大悟的人没有经历过种种磨难呢？最后智者觉悟了，成了修行的人，就像叶子被翻炒了无数次后，终于成了茶。

成了茶不是只为了成为茶，就像修行者不是为了只成为修行者一样。修行是为了救渡众生，茶成为茶是为了把芬芳留给大众，这都是一种奉献，一种大爱。茶被放在开水里浸泡，修行的人开始在人世间宣讲宇宙的真理，修行的人成了佛，茶成了香茗。后来修行的人喝上了茶，品出的就不是茶香而是禅理了。

一杯茶最简单的道理就是你泡了第一杯，味道会很浓。第二杯就会淡些，第三杯，第四杯，后来就成一杯清水了。这就是禅理。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我们要学会用运动的思维去思考问题，就如佛家所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苏东坡赞茶的诗句

苏东坡号东坡居士，是我国着名的诗人和散文家，苏东坡对饮茶一道，深得独到之秘，对于茶叶、水质、器具、煎法，都颇讲究，写下了不少咏茶诗词。

《水调歌头》：“已过几番风雨，前夜一声雷，旗枪争战，建溪春色占先魁。采取枝头雀舌，带露和烟捣碎，结就紫云堆。轻动黄金碾，飞起绿尘埃，老龙团、真凤髓，点将来，兔毫盏里，霎时滋味舌头回。唤醒青州从事，战退睡魔百万，梦不到阳台。两腋清风起，我欲上蓬莱。”

《次韵曹辅寄豁源试焙新芽》：“仙山灵草湿行云，洗遍香肌粉未匀。明月来投玉川子，清风吹破武陵春。要知玉雪心肠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戏作小诗君勿笑，从来佳茗似佳人。”

《汲江煎茶》：“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勺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经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

《仇池笔记》：“除烦去腻，不可缺茶，然暗中损人不少。吾有一法，每食已，以浓茶漱口，烦腻既出而脾胃不知。肉在齿间，消缩脱去，不烦挑刺，而齿性便若缘此坚密。率皆用中下茶，其上者亦不常有，数日一啜不为害也。此大有理。”

《西江月》：“龙焙今年绝品，谷帘自古珍泉。雪芽双井散神仙，苗裔来从北苑。口汤发雪腴酽白，盏浮花乳轻圆。人间谁敢更争妍。斗取红窗粉面。”

苏东坡居儋论茶

《儋县志》（1982年儋县文史办公室校点重印本）收有《苏文忠公居儋录》，苏东坡谪居儋耳所作的大部分诗赋文章都在其中。这本志书是三十年前一位好友馈赠的，近日重读，检阅苏东坡居儋期间的茶诗茶事，从茶之味到人生之味，细加咀嚼，竟有一番不同于早先的读书感受。

我国历来就有“茶兴于唐、盛于宋”的说法，苏东坡生活的北宋中晚期正是中国茶文化发展的极盛时期，他本人更是文人茶客的代表人物。苏东坡自谓平生三不如人：饮酒、唱曲、下棋，但对于品茗，他却是深得“茶中三昧”的真正行家。

对于苏东坡的品茗生活，明代冯璧《东坡海南烹茶图》诗云：“讲筵分赐密龙云，春梦分明觉亦空。地恶九钻黎洞火，天游两腋玉川风。”密龙云是当时贡茶中的精品，宋代帝王有将贡茶赐予朝臣之礼俗。这首诗概括了苏东坡由朝廷重用，特赐“密龙云”珍品茶，到外放下狱、谪贬儋耳这一仕途生活的坎坷变化，有如一场春梦，但他仍然像唐代卢仝（号玉川子）那样喜爱品茗。在苏东坡茶诗里，茶是真挚深厚友谊的纽带。居儋期间，他接受一些友人和学生馈赠的茶、米、药等生活用品。如在《与程秀才》书信中，他对程姓朋友给予的帮助，表示“纸茗佳惠，感怍感怍。又惠药米酱姜糖皆已拜赐矣。”在《与姜唐佐》书信中，他写道：“昨日辱夜话，甚慰孤寂。奇茗佳惠，感服至意，当同啜也。”因为物质匮乏，苏东坡在儋耳的生活十分艰难，自言“老人与过子相对如两苦行僧”，而这些朋友学生所给予的实际帮助无疑是非常及时的。诗人在这里所要表达的，不仅仅是对茶的喜爱，更是对朋友这份情谊的珍惜和感激。

以茶会友是苏东坡结交朋友和交流友情的方式，琼州学士姜唐佐是苏东坡在海南精心培养的得意门生。苏东坡在写给姜唐佐的信中说：“今日霁光，尤可喜。食已，当取天庆观乳泉，泼建茶之精者，念非君莫与共之。”这天，苏东坡用天庆观乳泉泼建茶招待自己的学生，因为市中无肉，只是吃些简单饭菜。第二天，姜唐佐邀请苏东坡过来自己住地吃饭，东坡便回书云：“适写此简，得来示，知巡检有会，更不敢邀请。会若散早，可来啜茗否？酒面等承佳惠，感愧感愧！”这样的友情超脱了物质利益的世俗性，平常如茶且韵味亦如茶。

苏东坡一生爱茶，并精于茶道，正如元代《农书》作者王祯所称赞的，苏东坡已将烹茶之法“尽之矣”。在烹茶各环节中，择水是非常重要的。苏东坡以为“精品厌凡泉”，好茶必须好水泡。苏东坡初到海南，在琼州府（今琼山府城）城东，发现“众泉发，然皆冽而不食”，清澈甘甜而无人汲用，特别是“双泉”（指洗心泉、浮粟泉。前者在明代已没，后者犹在今五公祠内），“相去咫尺而味异”，便告知郡人，从此“汲者常满”（苏轼《〈酌亭〉并引》）。元符三年，结束谪居生活北归的苏东坡，再次经过琼州，琼城东五十里的三山庵，有眼泉水，味道与茶圣陆羽赞许的天下第二名泉惠山泉类似，庵僧“以水饷焉，又求为之名”，东坡将之命名为“惠通泉”，并作《惠通泉记》。苏东坡居儋期间，饮食酒茗多用城南天庆观乳泉之水。他在《乳泉赋》写道，儋耳附近，“百井皆咸，而醪醴水乳独发于宫中”。作者还生动叙述自己取水经过：“吾尝中夜而起，挈瓶而东，有落月之相随，无一人而我同。汲者未动，夜气方归。”欢喜之情由此可见。

除了主张汲取好水以配好茶，苏东坡对烹茶的茶艺也十分精到。元符三年（1100年），苏东坡在儋耳写下了他一生中最奇最好的一首茶诗，这就是《汲江煎茶》：活水还须活火煎，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

南宋诗人杨万里称此诗“一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诗中描述了诗人在儋耳北门江边月夜汲水煎茶的情形，从汲水、舀水、煮茶、斟茶、喝茶到听更，仔细生动，绘声绘色，从中可以看出苏东坡茶艺的精熟和对茶道精神的深刻理解。宋人的煎茶即煮茶。诗人烹茶的水，是他亲自从江边钓鱼石旁汲取的深清活水，并用活火（有焰方炽的炭火）煮沸。他去汲水时，正当夜晚，月下用大瓢舀水，仿佛把水中明月也舀进了水瓮，然后再用小水杓把江水分舀到煎茶的陶瓶里。这一构思奇特，小中见大，很形象，很有韵味。煎茶、斟茶的过程也富诗意：茶煮开了，雪白的茶乳随着煎得翻转的茶脚漂了上来，而斟茶时，茶水泻在茶碗里，飕飕作响，像风吹过松林所发出的松涛声。这略带夸张的比喻衬托出贬所小屋的寂静。而最后写喝茶更是有趣：看到闻到茶汤色香之诱人，作者空腹不禁连饮三碗，以致深夜久久无法入眠。一个嗜茶诗人的神态跃然纸上。对于世事沧桑，古人常常感慨：“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其实，江水、月亮固然每年都是一样的，人生却是代代不同。也许今天我们仍可以像苏东坡那样品饮感受茶之味、茶之趣，然而当诗人喝完茶，听荒城长短不齐的更声，静坐着挨时光，他在想些什么，他的苦闷和寂寥心情，我们又能真正体会到多少呢？

沈钟：以茶治县一茶人

据《吴人稿本丛书经眼录》记载：“沈钟字鹿坪，号霞光，江苏武进人。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举人，乾隆元年(1736年)官福建屏南知县，后调闽清，罢归。”沈氏潜心学术，著作颇丰流传于世的有《霞光集》等《柳外词》等。沈钟作为屏南首任县令，开县第一茶人，其人其事最为屏南人所称道的是“以茶治县策略”。

乾隆元年（1736年）正月初，沈钟便捧檄从古田水口往屏南赴任。轿上嵩洲峻岭，山陡崖峭，雾浓风寒，如驾云中，如入另一重天。沈钟加裘沉思，前人“联峰迷晓雾，孤蹬入寒云。”“山临水上云根湿，水出山中石骨寒。”等诗句，无不让他触景生情感慨万分。

“奈新设岩疆，百姓未识有官长，与生苗无异……”“是时，仅一空署，尚在野田荒草间，每夜猛虎聚于墙外，人烟寥寥，不过四五十灶。”“地广林深，最易存奸……多有罗源、宁德等地惯赋，流入屏境，或与当地讼棍勾结为乱。”“屏地素无医药，民间遇有疾病，但伏枕无措……”入屏后，他才知道这个穷山恶水之地不仅贫困，问题还堆积如山。

面对困难，沈钟，这位出身于鱼米之乡“巨富”家庭的书生，如新制松萝隐忍而不露锋芒。

初抵县治双溪，县衙“仅一空署”，又无店无栈，随从皆有去意。沈钟语重心长地劝戒道：“食皇禄，忠皇事。”他率先垂范与随从同甘共苦，经三年奋战，城垣、衙署、坛墠、祠宇、义学、主官道、桥、亭等诸多项大工“皆以告竣”。

“地广林深”仅是“最易存奸”外因，而“鞭长莫及，缺乏整治”才是内因、是根本。犹如“茶滋于水，水藉乎器，汤成于火。”火为成汤之本，法为治县之纲，除奸之器。对颇为棘手的讼棍王子开等三积案，沈钟跋山涉水谒见抚宪，禀请发县审究。积案除，刁风刹，跳梁止，民风善。

“水一入铫，便需急煮。”沈钟深谙其道，乘势敕缉勾结宁德、罗源等县的积匪韦九开，经全县撒网，耐心伏击，“始能弋获，严刑以治，不使复归巢穴”。于是屏南大地如茶之清澈，俾共享太平之福。《治屏管见》记道：“都民咸称夜不闭户，他盗亦不敢入境，惩一警百良然。”

沏茶之要，须高冲低斟。治民之要，宜惩恶亲民。沈钟认为，高冲则壶内翻滚，茶香自溢；低斟则水缓优雅，茶香团聚。惩恶则警百扶正，文明大启；亲民则心存百姓，呼吸相应。“故争籍一案，不惜置一官于度外，不惮再三陈请，力为挽回者。”“予每于地方公事，悉捐俸以办，不使一毫累及于民。凡一出一入，夫役俱给以口粮；所过地方，即疏食菜羹，亦必厚酬其值……”由于“屏地素无医药……”沈钟就自制金丹，赠予百姓治疗寒暑、感冒之症。其父母之心，天地可鉴。

茶叶劣与好，最终看口感。治县有无方，还要观民生。茶道修身养性，增加茶趣，茶叶好坏终要由口感说了算。上述业绩还算不了什么，沈钟治县的最大功绩是在于教民耕种织新法，推动农业发展，改善民生。“载酒春山自劝耕，官亭杂沓共欢迎……”一曲《春日东郊劝农》诗随着他的哼唱声，在屏南大地上飘荡二百多年仍不绝于耳。

乾隆版《屏南县志》记载了沈钟教民耕种织新法。有教民蓄水灌田法，教民种粮豆麦法，教民设猪圈屯灰粪肥田法，促民妇织绩等五花八门，而真正让百姓不受饥饿，并解决国课问题的是推广茶叶种植。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上者生烂石，中者生栎壤，下者生黄土……”所谓烂石，是指未种植过作物，且发育良好风化完整的土壤，其矿物等养分齐全，最适宜茶树生长。自上嵩洲岭，初入屏南境，沈钟见诸山云雾缭绕，皆生烂石，乃天赐茶园，就想起了茶圣陆羽的茶经。他在《物产》中记道：“茶之属，各山皆有，或似武彝，或似松萝，惟产于岩头云雾中者佳。”说明当时红绿茶皆有，云雾茶最佳，并已形成一定的规模。但屏南地广人稀，完全可以大力推广种植以供国课。

据乾隆版《屏南县志·赋役志》载：“……收获浅薄，更别无生息，惟恃粜谷完粮，以致催追不前，地方官徒受参罚，实亦民力有限也。倘后之宰斯邑者多方劝导，广种杂粮，并茶、竹、麻、靛之类，岁有万金之获，以供国课……”从中可以看出，茶在国课中的重要地位。茶，不仅供国课，而且在义学、文昌阁、廊桥等公共建筑修缮中发挥重要作用。

“板桥东跨柳西飞，时有行人趁落晖。十五采茶何处女，野花还插满头归。”“乡村日落渐黄昏，伛偻行人入市忙。一阵风香肩贩出，旗枪争上场。”这两首抄录于江版《屏南县志》的古诗，描述了光绪年间屏南茶叶的产销盛况。

“凿破寒云岭被耕”，随着杂粮和茶叶种植的推广，荒山变茶园。在沈钟的推动下，屏南茶叶进入了开县后的第一个鼎盛期，并一直延续了近两百年，直至欧战爆发才走向衰亡。民国版《屏南县志》载：“茶行，在城、棠口、漈头、官寿兜各乡，每年谷雨后，采买红绿各茶，运售外洋。欧战后后才走向衰亡，销路稍减。”

“公罢官后……清风两袖，几无以自存，民争析薪饷粟，以继晨夕。然公虽去，其功业可垂青史，心事可质鬼神。”廪生周天麟在《序文》中如是记载。“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借用茶圣的一句茶经，来概括屏南开县第一茶人沈钟是再恰当不过了。

苏东坡先生的下午茶

宋人吃茶的格局，和如今是完全两回事情。早春二月，福建建安的茶树刚刚长出嫩芽，就被采摘下来，经过蒸青、榨膏，用茶臼子研成云母一般的细细的白色粉末，方可进行点茶。点茶，要用汤瓶中的沸水先加一点调成膏，再冲水，用竹茶筅击拂，待茶碗中出现浮云般的一层白沫，方可以饮用。茶盏最好是黑色兔毫建盏，因为唯有黑色茶盏能衬托出茶沫的雪白。中国美学到了宋朝方才真正到达高峰，即一种文人士大夫的极简主义审美，对“雅”的极致追求。茶天然具有的某种自然之风雅，令上至天子下到平民都对此物趋之若鹜。当然，古代大众的这种慕雅行为与今天并没有本质不同，大众当然都可以附庸一下风雅，借以刷刷存在感的，没有人附庸，哪里来的风雅呢？好比今天我们参加所谓茶会，穿上汉服拍照，再发发朋友圈，配上点鸡汤文，不妨事的，真是那块料，自然慢慢会体会到茶的乐趣；然而对于有的人来说，这种“雅”本来就是他生活的常态而已。

1081年大年初二，被贬谪到黄州的苏东坡给他的好基友、“河东狮吼”典故的当事人陈季常写了这样一封信：

轼启。新岁未获展庆，祝颂无穷，稍晴，起居何如？数日起造必有涯，何日果可入城。昨日得公择书，过上元乃行，计月末间到此，公亦以此时来，如何？窃计上元起造，尚未毕工。轼亦自不出，无缘奉陪夜游也。沙舫画笼，旦夕附陈隆船去次，今先附扶劣膏去。此中有一铸铜匠，欲借所收建州木茶臼子并椎，试令依样造看，兼适有闽中人便。或令看过，因往彼买一副也。乞蹔付去人，专爱护便纳上。余寒更乞保重，冗中恕不谨，轼再拜。季常先生文阁下。正月二日。

大意是，东坡看上了陈季常的茶臼子（建州是北宋御茶苑的核心地区），想让自己这边的铜匠依样子打一个，于是大年初二就巴巴儿地写信去借；但又说，如果有人去福建，还是要请人去买一副来的。

这一年苏东坡四十四岁，刚刚因为“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第二个年头。

虽然顶着“千年第一大才子”的名头，可东坡如果在今天混圈子，也许大概可能当不了作协主席、书协主席之类的，原因“你懂的”；当网红更不可能，原因有二：第一，虽然他才是那个真的耿直boy，然而，网红界的耿直boy，哪一个不是有故事的女同学呢？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东坡的世界观与当下所谓“成功学”完全是反着来的；他的人生之旅基本是“人往低处走”，用小时代那种大势利眼的观点来看，他是个“大写的loser”。总之，用朝云对他的四个字评价：不合时宜。

但是，东坡最高杰作，却大多是在往“低处走”的阶段创造出来的，比如诗文《念奴娇·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书法《寒食帖》、《洞庭春色赋》等。大概东坡也从未将“成功”当回事。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古代读书人自有其安身立命的方法。更重要的是，无论身在何处，他的性情并不会为之改变，不会有任何造作，就像我们看到的这通尺牍。

以东坡之名留下的墨迹甚多，但多件颇有存疑之处。然而这通《新岁展庆帖》则一直被历代大家认为真迹无疑。它和写给陈季常的另一通《人来得书帖》被合为一帖，明代大家“董狐”董其昌在其后题跋曰：“东坡真迹，余所见无虑数十卷，皆宋人双勾廓填。坡书本浓，既经填墨，盖不免墨猪之论，唯此二帖(新岁、人来)则杜老所谓须臾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也”。董狐一向自视甚高，连赵孟頫都不放在眼里，这样的评价算是很高了。该帖历经项子京、安岐递藏，在北京故宫深藏不露。所幸的是，在故宫博物院武英殿最近的“故宫藏历代书画展”中，我们又能一睹此物真容了。

在“宋四家”中，东坡书法并不完美，点画肥腴有“墨猪”之讥，结体宽扁有“蛤蟆”之讽。要论技法的多样，姿态的美丽，东坡恐怕比不上米元章。然而又有论者，即所谓苏轼天然、黄庭坚劲健、米芾纵逸、蔡襄蕴藉，东坡仿佛又胜出一筹了。“天然”二字，在中国美学甚至哲学体系里，地位不言而喻。东坡谈到自己的书法时也自信地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果真是一枚耿直boy。这种天然，更表现在真性情的流露。而仔细看处，却又笔笔有法。我们在《人来得书帖》中可以体会到。

轼启：人来得书。不意伯诚遽至于此，爱愕不已。宏才令德，百未一报，而止于是耶。季常笃于兄弟，而于伯诚尤相知照。想闻之无复生意，若不上念门户付嘱之重，下思三子皆不成立，任情所至，不自知返，则朋友之忧盖未可量。伏惟深照死生聚散之常理，悟忧哀之无益，释然自勉，以就远业。轼蒙交照之厚，故吐不讳之言，必深察也。本欲便往面慰，又恐悲哀中反更挠乱，进退不惶，惟万万宽怀，毋忽鄙言也。不一一。轼再拜。

“伯诚”为陈季常之长兄陈忱。显然是陈季常向东坡通报了兄长的死讯，东坡遂去信慰问。虽寥寥数语，却绝无废话，以他与陈季常的交情，彼此只言片语已足以传达深情，但外人看来似乎淡了些。然而这通尺牍就要结束的时候，东坡又附上两行小行书：

知廿九日举挂，不能一哭其灵，愧负千万，千万。酒一担，告为一酹之。苦痛，苦痛。

在克制的情感之下，是涌动的苦痛，真挚的共情，跃然纸上。而当我们看到东坡这件墨迹时，这种印象又会被放大数倍，笔墨之间那种情感的起伏，和我们观看王羲之《丧乱帖》、颜真卿《祭侄稿》的感受有颇多类似之处。

讲到尺牍中东坡的真挚，竟让笔者想起台北故宫中的那件《归安丘园帖》了。东坡与章惇本为多年好友，在“乌台诗案”中，章惇虽为新党，还曾极力营救过东坡。但后来章惇与苏辙结怨，遂多方迫害苏轼兄弟，乃至有斩尽杀绝之意，但东坡从未流露出怨恨。然而风水轮流转，章惇失意时，同样一再被贬，他的儿子流落海南，还承蒙东坡照拂。在章惇被贬汝州时，东坡修书一封前往宽慰，称“归安丘园早岁共有此意”，但是我深知你的性格怎会安于此？只是暂时的蛰伏，究竟还是要东山再起的。这封尺牍书法写得安静、淡然，字里行间流露的那种温雅、真挚，哪里像是写给一个仇人？想想我们当下的各种“互撕”，吃相好难看，这不是斯文扫地，而是从未有过斯文罢了。

虽然这一回的展览借上了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的名头，可是预想中的《步辇图》、《韩熙载夜宴图》不知为何并未展出，在参展杰作中，尽管摹本王羲之《雨后帖》和杜牧《张好好诗》名头更响亮些，但东坡这件真迹尤其令笔者着迷，单单为了它，也值得混在如织的游人队伍中走一遭。

其实北京故宫宝贝甚多，可迄今绝大多数所翻拍出版的字画，用的还是上个世纪“故宫摄影部”拍摄的旧片子，当年离日本二玄社的水准就差了十万八千里，再加上印刷马虎，结果要么像“烧煳了的卷子”，要么“像雾像雨又像风”，令人疑心摄影师连焦距都对不准。其实国内今天的微距摄影、调频网印刷水准、硬件设备早就不输二玄社，然而一些复制品却只热心于制造各种奢华版，动辄过万，并且每一种都要做成巨册，像个石狮子一样笨重，以便蹲在豪宅里充门面。上个月台北故宫前院长冯明珠被聘为北京故宫顾问，这其实是好事一桩，不必附会上其它的意义。北京故宫若像冯明珠研究员曾经做的那样，也出一套《故宫法书新编》，印刷几乎“下真迹一等”，却又价格亲民，随手便于翻阅，也是我等大众粉丝之福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