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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茶楼：女招待抢饭碗[历史回顾]那时候的女招待都与这女郎一样时髦。（图/CFP）
位于广州第十甫路的莲香楼老照片。
上世纪三十年代茶楼里的女性顾客，那时候的纯“闺蜜”聚会并不多见。
原题：上世纪二十年代女招待被指有伤风化两度遭禁－－女招待抢饭碗茶楼两性开战
清末民初，广州大小茶楼本是男人的一统天下，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长堤一带的新式茶楼开始出现女招待的身影，这一新鲜事物引起了茶客极大的好奇，一时客似云来，茶楼财源滚滚。
茶楼大发其财，被抢了饭碗的男工却怒火中烧，他们一方面借助工会力量向政府施压，要求取缔女招待，一方面直接到雇佣女招待的茶楼上演“全武行”，危急时茶楼老板竟要手持驳壳枪，护送女工下班。舆论界大多一边倒，纷纷指责女招待“伤风败俗”，在多方压力之下，上世纪二十年代，广州市政府两度下令，取缔女招待。
新鲜事：女招待“颠倒众生”客似云来财源滚滚
广州人历来爱喝茶，清末民初，坊间茶楼业十分兴旺，大大小小总有一百多家，商业繁华的长堤一带，新式茶楼更是处处可见。茶楼一多，竞争自然激烈，老板们各显神通，有的在食物上下功夫，像惠如、莲香、陶陶居、成珠等茶楼各有出名的特色点心；有的在娱乐上下功夫，像高升茶楼就靠电影这一“西洋镜”吸引客人，还有人从“女子平权”风潮里嗅出商机，大胆启用女堂倌，赚了个盆满钵满。
首吃螃蟹的是一家名为“文雅丽”的茶室，启用女招待后，众茶客蜂拥而至，连平素不怎么上茶楼的人，也要来看一看“西洋镜”，女招待的小费收入火速超越男跑堂，茶楼营业额也水涨船高。“文雅丽”的成功引来众多效仿者，连大三元、南园、西园等知名酒楼也不能免俗，开始启用年轻女子招待客人。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高第街上出现了第一家“女子平权茶室”，老板大娣打出“男女平等”的旗号，从掌柜、收银到跑堂，清一色全用女孩子，成为坊间一景，热闹非常。后来，她还在十八甫一带开了间分号，由一位名叫麦雪姬的女士主持，生意也很红火。
1926年5月的一期《广州民国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廿年来广州茶楼进化小史》的文章，称“民国九年，茶楼多用女招待”，可见女招待很快就在广州成了气候。根据当时的报道，很多茶楼地方狭小，出品一般，但只要有几个年轻貌美的女招待，就算东西卖得再贵，照样有人捧场。“女招待之吸力，确能颠倒众生也。”记者在文尾愤愤地评论说。
起争议：“白富美”+“小清新”遭保守者口诛笔伐
在女招待出现以前，广州的茶楼酒肆完全是男人的地盘，而且行规很严，欲入行者必须经熟人介绍拜师，当上几年学徒，出师后还要加入行业工会，才能捧得一个饭碗。
女招待的情况大为不同，她们最初是以“临时工”身份穿堂入室的，月薪仅数元（毫洋），比男工低得多，穿戴也很朴素，只是态度比男工温婉很多，客人好奇之余，也更乐于亲近，所以小费收入远比男工多。
女招待普及之后，单凭往来穿梭，提煲冲水，已难吸引客人眼球，精明的商家动起了新脑筋。由于这个行当技术含量不高，收入还过得去，跃跃欲试的下层女孩多如过江之鲫，一个职位常有几十个妙龄女孩抢，老板们有足够的余地精挑细选。
女招待必须年轻貌美，很多茶楼概不录用二十岁以上者；女招待衣着要时髦，西关有家式式居茶楼，里边的女招待戴眼镜，着长裙，手上戒指闪闪亮，俨然千金小姐的模样，这刻意营造的高端氛围引来众多达官贵人，式式居因此盛极一时；有的茶楼则走“小清新”路线，将女招待刻意打扮成女学生模样，以差异化手段招揽茶客，对此，报上颇多讽刺之声；还有些茶楼的手段就不太上道了，比如长寿街某茶楼女招待“特制多袭轻薄衣衫，提壶冲水，春色逗人尤甚”。
说实话，这些女招待打扮得靓丽一点，言谈举止与客人亲近一点，大多是老板的要求，并非出自本意，再说她们还是凭劳动吃饭，谈不上“以色事人”，但坊间口舌纷纷，道学先生更是不遗余力地口诛笔伐。翻阅当时的旧报纸，不时发现指责女招待诱惑纨绔子弟、较娼妓更为可恶等论调。道学先生指责女招待伤害风化、危及社会安稳，必欲除之而后快。说实话，这些论调与“红颜祸水”的说法别无二致，里边没有一点对下层女性的同情和悲悯，笔者还很不厚道地想起了“淫者见其淫”这句话。
初遭禁：茶居工会罢工抵制女招待女界代表向省长请愿维权
女招待的用工成本比男人低，带来的生意比男人多，老板当然愿意多雇佣女性，这就砸掉了很多男工的饭碗，全市的酒肆茶楼打起了一场残酷的性别战争。
1921年12月初，广州茶居工会发动工人罢工，要求取缔女招待，政府也在担心女招待有伤风化的问题，于是借坡下驴，下令禁止茶楼酒肆聘用女招待，市面上凡是雇佣女招待的店家，有警察上门“问候”，老板员工惶惶不安，生意大受影响。男人把持的茶居工会公然借用政府力量赶走女性，惹恼了广东妇女界。1921年12月24日，广东女界联合会向时任省长陈炯明请愿，要求他收回成命。女界联合会的代表据理力争，说动了陈炯明，他不再坚持完全取缔女招待，但要求女招待回归朴素路线，不许再穿得花枝招展。这一回斗法，虽说双方各让一步，但女招待的饭碗总算是保住了。
茶楼酒肆里的女人们刚松了口气，男人们就公然动粗了。12月底，广州酒楼茶室工会不满政府对女招待的宽容措施，高调宣布罢工。工会组织的调查队到一家家店里去看，一遇到开业的茶室，就乱砸一通，他们还在雇佣女招待的茶楼门口打埋伏，看到有女招待出来，就上前拦截暴打，一时间人心惶惶。1922年1月的一期《晨报》刊登了题为《广州男女工人激战未已》的报道，称财政路有一家软红茶室，姑娘们深夜下班后不敢出门，店主不得不操起两把驳壳枪，一路护送，以防不测。处于弱势的女招待最终斗不过气势汹汹的男人，在工会的强大压力下，这场冲突最终以全市数百名女招待被解雇而告终。
再失业：女招待陷谋杀案舆论汹汹政府再度查禁地毯式搜索
虽然政府不乐见女招待的存在，公众舆论也对她们说三道四，但有需求就有市场，再加上1924年初陈炯明叛变后政局动荡，政府无暇他顾，很多酒肆茶楼抓住良机，女招待“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政府见此情形，只得重申了女招待的着装和行为规范。不过，基于商业利益的诱惑，坊间违规现象并不少见，虽然警察时常巡逻，逮到浓妆艳抹的女招待，就拉回警局教育一番，但被抓到的总是少数。
官方没有精力多管女招待的事，但对女招待“行为失检、有伤风化”的担心一直存在，有些女招待的确不争气，时有小偷小摸者被揪到警局，对女招待不利的舆论甚嚣尘上。1924年中，广州又爆出“女招待被疑杀人案”，多家报纸都作了长篇累牍的报道。涉案女招待最终被认定为无辜的，但警局以此为借口，于1924年7月再度颁布禁令，要求全市茶楼酒肆一概清退女招待。警局派出大量警力，在全城进行地毯式搜索，一旦发现还在工作的女招待，马上带回警局训诫，并重罚50大洋。多数女招待的月薪不到10元，这样的重罚无疑是釜底抽薪，她们或远走他乡，或改换职业，广州“无一处食肆不用女招待”的盛景自此消失。
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广东容纳大量女工的丝厂纷纷倒闭，大批失业女工挤入省城谋生，为解决这些人的生计，市政府才逐步放松禁令，女子茶室逐渐又获得了生存空间，女招待这一职业才真正合法化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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