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文化。
自古以来茶一直受到僧侣的欢迎和推崇。僧侣公认为茶有“三德”，一是坐禅可通夜不眠；二是满腹时能帮助消化，轻神气；三是为“不发”（抑制性欲和平心静气）的药物。
佛教修行之法为戒、定、慧。戒，即不饮酒，非时食（过午不食）、戒荤吃素。定和慧，简言之，即坐禅修行，它要求僧人“跏趺而坐，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专注一境，这是十分疲劳的，需及时补充营养、提神醒脑。而最宜于“精行俭德之人”《茶经》饮用的茶正符合这一要求。
到唐代，茶更概括成了十德：散郁气、驱睡气、养生气、驱病气、树礼仁、表敬意、尝滋味、养身体、可道德、可雅志。正因为如此，茶在佛教中就被视为神物，从而使僧人饮茶成风，甚至达到“唯茶是求”的境地。
魏晋时期，僧道修行就饮用茶叶。以后，全国寺庙中不但提倡饮茶，而且有不少寺庙还自己种茶，而许多名茶出自寺院。茶与佛教存在相互联系、相互推动的辩证关系。佛教史和茶文化史是交汇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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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茶与诗词
在我国古代和现代文学中，涉及茶的诗词、歌赋和散文比比皆是，可谓数量巨大、质量上乘。这些作品已成为我国文学宝库中的珍贵财富。
在我国早期的诗、赋中，赞美茶的首推的应是晋代诗人杜育的《茶赋》。诗人以饱满的热情歌颂了祖国山区孕育的奇产——茶叶。诗中云，茶树受着丰壤甘霖的滋润，满山遍谷，生长茂盛，农民成群结队辛勤采制。晋代左思还有一首着名的《娇女诗》，非常生动地描写了两个幼女的娇憨姿态和烹煮香茗的娇姿。
唐代为我国诗的极盛时期，科举以诗取士，作诗成为谋取利禄的道路，因此唐代的文人几乎无一不是诗人。此时适逢陆羽《茶经》问世，饮茶之风更炽，茶与诗词，两相推波助澜，咏茶诗大批涌现，出现大批好诗名句。
中唐时期最有影响的诗人白居易，对茶怀有浓厚的兴味，一生国下了不少咏茶的诗篇。他的《食后》云：“食罢一觉睡，起来两碗茶：举头看日影，已复西南斜。乐人惜日促，忧人厌年赊；无忧无乐者，长短任生涯。”诗中写出了他食后睡起，手持茶碗，无忧无虑，自得其乐的情趣。
以饮茶而闻名的卢仝，自号玉川子，隐居洛阳城中。他作诗豪放怪奇，独树一帜。他在名作《饮茶歌》中，描写了他饮七碗茶的不同感觉，步步深入，诗中还从个人的穷苦想到亿万苍生的辛苦。
寺院出身的“茶圣”陆羽，经常亲自采茶、制茶。尤善于烹茶，因此结识了许多丈人学士和有名的诗僧，留下了不少咏茶的诗篇。
到了宋代，文人学士烹泉煮茗，竞相吟咏，出现了更多的茶诗茶歌，有的还采用了词这种当时新兴的文学形式，诗人苏轼有一首《西江月》词云：“尤焙今年绝品，谷帘自古珍泉，雪芽双井散神仙，苗裔来从北苑。汤发云腴酽白，连浮花乳轻圆，人间谁敢更争妍，斗取红窗粉面。”词中对双井茶叶和谷帘泉水作了尽情的赞美。
元代诗人的咏茶诗也有不少。高名的一首着名的《采茶词》．描写了山家以茶为业，佳品先呈大守，其余产品与商人换衣食，终年劳动难得自己品尝的情景。
清高宗乾隆，曾数度下江南游山玩水，也曾到杭州的云栖、天竺等茶区，留下不少诗句。他在《观采茶作歌》中写道：“火前嫩，火后老，惟有骑火品最好。西湖龙井旧擅名，适来试一观其道……”
我国不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茶兴都不浅，在诗词交往中，也每多涉及茶事。1926年，毛泽东同志的七律诗《和柳亚子先生》中，就有“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的名句。1941年，柳亚子先生还在一首诗中说：“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品茶。”朱德同志在品饮庐山云雾茶以后，赞扬此茶云：“庐山云雾茶，味浓性泼辣，若得长年饮，延年益寿法。”
咏茶的诗不仅中国有，国外也有不少。9世纪中叶，我国的茶叶传入日本不久，嵯峨天皇的弟弟和王就写了一首茶诗《散杯》。17世纪茶叶传入欧洲后，也出现了一些茶诗。后来，西欧诗人发表了不少茶诗，内容多是对茶叶的赞美，从中可以看到他们对这种奇巧饮料的喜爱。
饮茶与进食、服药的关系
饮茶具有解油腻、助消化的作用。大量进食肉、蛋、奶等食物，由于含有丰富的脂肪、蛋白质，在胃内滞留时间长，一般为4小时左右，会产生饱闷感，也会感到口渴。此时喝些浓茶，茶汁会和脂肪类食物形成乳浊液，促进胃内食物排空，使胃部舒畅。当然茶叶中含有大量多酚类物质，易与蛋白质、铁等物质发生凝固，不易被肠道黏膜吸收，影响人体对蛋白质和铁质的消化吸收，因此进食海鲜、豆制品等高蛋白食物后不宜立即饮茶。
药物的种类繁多，性质各异，能否用茶水服药，不能一概而论。一般而言，含铁、钙、铝等成分的西药、蛋白类的酶制剂和微生物类的药品都不宜用茶水送服，因为茶多酚易与这些成分产生沉淀、结合而降低药效，或产生不良作用。茶叶中含有具有兴奋作用的咖啡碱，因此不宜与安神、止咳、抗过敏、助眠的镇静类药物同服，以防影响药效。有些中草药如人参、麻黄、钩藤、黄连、土茯苓等也不宜与茶水混饮。一般认为，服药2小时内不宜饮茶。而服用某些维生素类、兴奋剂、降血糖、降血脂、利尿和提高白血球的药物时，茶水对药效无不良影响，因为茶叶中的茶多酚可以促进维生素C在人体内的积累和吸收，同时，茶叶本身含有多种维生素，有兴奋、利尿、降血脂、降血糖等功效，可增进药效。
作家苏叔阳与茶的关系
苏叔阳（1938至今），当代着名作家、剧作家、文学家、诗人，笔名舒扬，河北保定人。其代表作有话剧《丹心谱》、《左邻右舍》、电影《夕照街》、《春雨潇潇》，长篇小说《故土》等。而作为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中国作协理事、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的苏叔阳，其的名字经常出现在电视媒体上，人们对苏叔阳也不感觉陌生，很多是因为他作为老一辈艺术家对现在电影艺术“恨铁不成钢”的苛责与批评。而当这位当代着名作家一谈到茶，他那优美的语言和透彻的观点就像一杯浓浓的好茶，苏叔阳与茶的关系实在是耐人寻味。
在形形色色的茶中，苏叔阳偏爱绿茶，尤其爱喝西湖龙井茶，他说就是喜欢那青青淡淡的春草的清香。每个爱喝茶的人总会有几次难忘的喝茶的经历，那时的茶情、茶香是不会褪色的记忆，而苏叔阳也不例外。
苏叔阳有一次在杭州体验生活时，喝到的明前春茶。茶采摘下来，炒制后，刚放了几天，就拿来沏泡，苏叔阳回忆起当时的味道有些陶醉，他说：“饮一口暖暖的茶，就像整个春天就在自己身边，身体卸下了冬天所有的寒冷和沉重。虽然现在自己年年都能喝到最新鲜的绿茶，但却再未有过那样深刻的感觉”。
鲁迅说过，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苏叔阳说，年轻的时候不懂得喝茶，这种“清福”，对茶的爱好和品味是在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后才渐渐培养起来的，也才慢慢体会了红楼梦中妙玉所说的“一杯为品，二杯那是解渴的蠢货，三杯便是牛饮了”。因此，饮茶不仅仅是为了解渴，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是在自然界无尽无休中的一种自我感知，饮茶的诗意可以入侵人生的失意。
中华民族一直都在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中国的茶文化的形成也和这样的追求一脉相承。苏叔阳解释说：“古代的知识分子个性张扬，尤其唐宋的文人墨客精神上的枷锁比今人要小得多，他们有着极为丰富的想象力和闲情雅兴，他们喝茶是为了享受精神上的放松和自我的释放。喝茶时，优雅清闲，物我两忘，调整气息，调整心态，超然于凡尘俗世之上；而且过去喝茶和琴有关系，二者同是人天性的一种抒发，同是对人性最美的陶然”。
着名诗人白居易有首诗就叫《琴茶》：“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煮茶听琴，琴茶同韵，对人生的体悟就在泠泠七弦上，就在幽幽茶汤里，可谓“陶陶任性一生间”。文人雅士也以清丽的文字写尽了茶的精妙情趣，又如杜甫的“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苏东坡的“从来佳茗似佳人”、李商隐的“小鼎煎茶面曲池，白须道士竹间棋”，句句都流露出文人对茶的深深迷恋。
古代文人的钟爱促进了中国茶文化的形成，茶真正的发展也与玄学的发展有着脱不开的关系，禅是玄学一种抽象的形式。什么是禅？苏叔阳的解释是：“禅，不是虚无的，空洞的，而是谈所未谈，言之未言的。禅一定是可以领悟的，以心传心，去领悟语言不能表达出来的东西，中国人对抽象的东西特别感兴趣，体现在中国的艺术上都是有禅意的。对于茶，常说‘禅茶一味’，茶里有玄妙的味道，却很难形容出究竟是什么样的味道，很难说出来，因此饮茶谈禅是统一的”。
茶中有禅，茶禅一心，更能清静人的灵魂。茶能清心去火，禅能静心明性，茶禅一味，却是人间难得的境界，多少人一生向往的境界；其实真正的境界，不需要向往，而是感悟。正如苏叔阳与茶那耐人寻味的关系一样，我们不需要去揣摩，而是去领悟、感悟。
佛的慈悲融于茶
中国禅茶文化精神概括为“正、清、和、雅”。这一种精神决定了禅茶文化具有一种不同于哲学和伦理学的社会化育功能。
禅茶文化离不开人文关怀，离不开人生日用，离不开禅的关照与感悟，离不开茶的精清、淡洁、涤烦、致和修养功夫。
从这个角度来看，将禅茶文化的功能定位在“感恩、包容、分享、结缘”这八个字上，最为恰当；既理事圆融，又雅俗同归，具有在人生日用事中普遍落实和操作的现实意义。
感恩，用感恩的心态喝这杯茶，这杯茶就不仅仅是一碗茶汤，而在其中充满人文精神，充满了天地万物和谐相处、相互成就、共融共济、同体不二的精神，化解戾气，发扬正气，成就和气。
包容，用分享的心态来喝这杯茶，人间的恩恩怨怨都会像片片茶叶一样，把芳香甘美溶化到洁净的淡水中，变成有益于优化彼此身心气质的醍醐甘露，人间的正气和气就会在把盏相敬中得到落实。
分享，用分享的心态来喝这杯茶，培养我们推己及人的仁爱胸怀，想到人间还有诸多苦痛，想到社会还有种种缺陷，每个人都有责任把爱奉献给对方，少一点私欲，多一分公心；少一点冷漠，多一份爱。
结缘，用结缘的心态来喝这杯茶，以茶汤的至味，同所有人结茶缘，结善缘，结法缘，结佛缘，让法的智慧，佛的慈悲，茶的香洁，善的和谐，净化人生，祥和社会。
禅茶文化的精神“正、清、雅”；禅茶文化的功能“感恩、包容、分享、结缘”。将正气溶入感恩中，将清气溶入包容中，将和气溶入分享中，将雅气溶入结缘中；在弘扬禅茶文化的精神和落实禅茶文化，发挥禅茶文化凝集人心、化解矛盾、优化自身素质、和谐自他关系的潜移默化的作用，这是弘扬禅茶文化的根本社会价值所在。
蒋文中：论茶与云南民族的关系
一、茶与云南民族
云南作为世界茶源中心和茶文化的发祥地，茶与云南民族关系十分密切。现在大量的研究成果己表明，世界最古老的茶农当属古代濮人。他们是世界上最早发现野生茶叶并加以利用的民族，也是世界上最早驯化、栽培和种植茶的云南少数民族之一。
图为：油画哈尼茶歌（刘红）
“濮人”是云南澜沧江流域最古老的土著民族先民。唐樊绰《蛮书》卷四载：“扑子蛮，开南、银生、永昌、寻传四处皆有。”“扑子蛮”，即是“濮人”。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沿澜沧江居者号‘普蛮’，亦曰‘扑子蛮’”。方国瑜在其《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考证说：“蒲蛮，一名扑子蛮”，“在景东、景谷、普洱、思茅、西双版纳、澜沧、耿马、临沧、镇康、云县、保山诸处居民，都有蒲蛮族，自称‘布朗’，以往记录濮、朴、蒲，都是布的同音异写，又布朗族与佤族（自称布饶、布幸）、崩龙族（自称布雷，即今德昂族），语言同一属系，族属亦相关（称蒙克族，亦称南亚语族），古濮人分别名号甚多，当包有今布朗，阿佤、崩龙（德昂）诸族之先民。”20世纪80年代，在澜沧江中下游地区发现许多新石器，属“忙怀类型”，而“忙怀类型”属“百濮”的“文化遗存”。以上证明居住在澜沧江沿岸一带的古代濮人，“普”也是“濮”的民族称谓同音异写，是今天布朗族、佤族、德昂族的先民。“普洱”即是“濮儿”。故普洱地名和普洱茶也因“濮儿人”而得名。
以濮人为首的云南古代民族种茶的历史十分久远。从史料记载看：《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鱼盐铜铁、丹漆荼蜜……皆纳贡之。”说明商周时西南夷已经使用茶叶。三国时的吴普在其《本草》一书中记载：“苦菜一名荼、一名选、一名游冬，生益州（今云南）谷山陵道旁。凌冬不死，三月三日采干。”晋·傅巽《七诲》叙述了当时各地的名特产品，有“南中茶子”的记载，“茶子”就是成个成块的紧茶，说明云南紧茶在汉晋时期已是与宛柰，齐柿、燕栗、巫山朱桔、西极石蜜齐名的特产。民间有“武侯遗种”（三国时期蜀相诸葛亮）的说法，故普洱茶的种植利用，至少有1700多年的历史。
唐代樊绰在《蛮书》卷七中记载：“茶出银生（今云南景东）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云南各族古代史略》载：“布朗族和崩龙族（德昂族）统称仆子族，善种木棉和茶树……澜沧芒堆寨佤族布饶人种茶，昔日土司制度时，傣族土司专门规定芒堆人上交的贡品就是棉花和茶叶。”
经研究，除澜沧邦崴过渡型千年古茶树，最早是由布朗族先民古代濮人驯化、栽种成功存活至今外，历史悠久的勐海南糯山八百年前栽培型大茶园，是距今五十五代人之前被称为“蒲满族”的布朗族先民栽种下的。澜沧景迈栽培型千年万亩古茶林，是傣历57年（公元695年）由布朗族先民濮人栽种的，首领叭岩冷最先把野生茶称为“得责”，把栽培茶称为“腊”，为傣族、基诺族所借用。据布朗人传说，西双版纳的茶树籽种还是从景迈带过去的。1975年在布朗山老曼峨山出土了一些濮人种植茶树的工具。在南糯山、布朗山巴达村除有1700多年的野生大茶树外，附近还有许多树龄达800多年的人工种植的古茶树、古茶园及布朗先民在此安锅扎寨的遗迹。至今凡布朗族居住过的地方，都有着零星或成片的古老茶园。至今勐海的布朗族以茶树为始祖，认为茶不仅孕育了人，还孕育了日月星辰，因此布朗族无论迁移何地都要先种茶树，把茶与祖先联系一起。在布朗山寨的寨中心都保留着祭祀茶树、敬奉祖先的祭台。勐腊县易武曼撒茶山，是昔日普洱六大茶山之一，据当地农民说，1949年以前，石屏人到此种茶已六代人，茶树在石屏人来前就有了，是本族人（昔日汉族对当地布朗族的称呼）种的。
佤族同是古代濮人后裔，也是最早认识野生茶树和利用野生茶树的民族，在中缅边界一带，佤族布朗族有“腊人”，即“茶人”之称。在云南西盟县已发现野生茶树群落5处，19平方公里，28500亩。这里的野生茶树资源很早以前就被本地佤族所利用。据调查，野生茶佤语叫“缅”，人工栽培茶佤语叫“腊”，“腊”是从“缅”来的，“缅”是和阿佤祖先在洪水泛滥的远古时期一起来到西盟山的，那时大地被淹没，只剩下竹子、茅草、“缅”（野生茶树）、芭蕉和小红米，会动的除人外，有水牛、大象、小灵雀。阿佤人的祖先靠吃芭蕉、竹子、茶叶、小红米活了下来，是“缅”救活了阿佤祖先的命，所以茶叶是阿佤人心中最圣洁的灵物，阿佤人用茶祭“司岗里”祖先，用茶祭太阳神、月亮神，生娃娃道喜、老人去世、劳动干活、腰酸头痛，生疮生病都要用茶、吃茶。
哈尼族是我国西北羌人的后裔，汉晋朝时期，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安，造成民族的迁移扩散，哈尼族也就在此时大量南迁到红河和澜沧江的中下游地带：即哀牢山、无量山之间的广大山区。从调查看，仅居住在西双版纳勐海县格朗河乡南糯山的哈尼族至今已历五十七代人，推算至少也在1450～1600年间，今南糯山现存有树龄达800年裁培型古茶树，以及数百年历史的古茶园，说明哈尼族的生存发展与南糯茶叶的兴衰是同一起点。
傣族是西双版纳的主体少数民族，发展茶叶生产有悠久的历史。据傣史记载，傣族人的种茶历史已有1700多年。在今天傣族聚居的平坝丘陵上，到处可看到成百上千块的连片古老茶园，总面积达数万亩，1950年统计为8万亩之多，而这些茶树的树龄都在500～1500年以上，这说明傣族先民也是种茶的行家。
云南的少数民族，特别是布朗族、佤族、德昂族、彝族、傣族、哈尼族、基诺族等少数民族在长期的丛林生活中，懂得了利用丛林进行生产和生活，从而发现和利用野生茶叶，并广泛流传，他们在长期对茶叶的生产及加工、饮食中，不断积累经验，加上内地汉族和各民族茶文化的交流、影响，对茶叶有了更科学的认识，并有了一定的生产、加工和销售规模。最终成为丛林中少数民族稳定的经济生活来源之一。今天分布在六大茶山的古老茶园和茶庄、以西双版纳古“六大茶山”为中心，覆盖面波及云南省澜沧江中下游一带广大地区。“衣食仰给茶山”，茶叶成为边疆各族群众与内地交换物资的一种主要商品，在人民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茶叶生产贸易，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大发展，普洱也因其政治文化地位、地理位置而成为澜沧江中下游一带地方的经济中心和茶叶贸易集散地，并由于始终没有中断的茶叶贸易，对云南的政治、经济、生产、消费、交通、运输形成了较大幅射和影响。
佛理 茶理
谈到中国的茶文化，人们经常注意到与佛教有重大关系。唐代茶文化所以得到迅猛发展与禅宗有很大关系，这是因为禅宗主张圆通，能与其他中国传统文化相协调，从而在茶文化发展中相配合。
禅，梵语作“禅那”，意为坐禅，静虑。禅宗主张以坐禅修行的方法“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就是说，心里清静，无有烦恼，此心即佛。这种办法与儒家注重内心修养很接近，有利于净化自己的思想。禅宗其次主张逢苦不忧，得乐不喜，无求即乐。这也与道家清静无为得思想接近。
禅是中国化的佛教，主张“顿悟”，你把事情都看淡些就“大觉大悟”。在茶中得到精神寄托，也是一种“悟”，所以说饮茶可得道，茶中有道，佛与茶便连结起来。道家从饮茶中找一种空灵虚无的意境，儒士们失意，也想以茶培养自己超脱一点的品质，三家在求“静”、求豁达、明朗、理智这方面在茶中一致了。但道人们过于疏散，儒士们终究难摆脱世态炎凉，倒是禅僧们在追求静悟方面执着得多，所以中国“茶道”二字首先由禅僧提出。
熟悉中国茶文化发展史的人都知道，第一个从中国学习饮茶，把茶种带到日本的是日本学僧最澄。第一位把中国禅宗茶道带到日本的又是僧人，即荣西和尚。所以日本茶道以及“茶禅一味”说法也源自中国。在向海外传播中国茶文化方面，佛家作出了重要贡献。从这一点说，佛家茶文化是起了带头作用的。
“茶佛一味”的缘起
《过去现在因果经》记载:摩耶夫人在回娘家分娩途中，路经蓝毗尼花园，见园中一棵大树，花色香鲜，枝叶繁茂，就举起右手想摘一枝，这时释尊慢慢地从夫人右胁降生！
茶，从被发现到成为日常饮料，大致经历了祭品、药用、菜食和饮料四个阶段，距今至少也有四千年历史。茶树为常绿冠木植物，秋末开白花，花腋生。一个宗教领袖的诞生方式竟与茶花的开放形式如此相似。是天数？是巧合？
相传释祖经过六年苦行僧的生活仍没有悟道，于是坐在毕波罗树下，凭借饮茶打座七昼夜而得道。
茶树为常绿乔木，以其能生长、常年翠绿而喻佛教生长不衰。另外，茶树只能下种不能移栽，而佛教的终极是解决轮回之苦，所以佛教的内容，即使再艰深玄奥，也从来都不会脱开俗世。只不过有时在天上，把它理想化;有时拉到眼前，渴望变成现实。一旦众生顿悟，就成为当时社会经济、文化、政治与信仰的归宿。
无论是茶树、是茶，它们本身没有神性，神性是佛教赋予它们的。宗教中的佛、菩萨远离世俗社会，为了让人们接近它们，就必须用外来文化的激素，不断创新自我，使宗教文化永远充满诱惑。这就是佛教在东土大唐方兴未艾的生命本质和存在方式之一。也就是说，佛教必须将一些超时空的形象拉入传播方式之中，但这些形象又要有别于六根不净的众生，而自然界中的茶树、茶花、茶叶为人所常见，又不染世事，正是佛教所需的。因而佛教便将其教义、所崇尚的人物之精髓依附于它们身上，使抽象的教理、崇拜对象更加情感化并形成牢固的联系。因此，“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寝，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封氏闻见记》卷六)茶，对于代宗以后李唐社会已成为“人家一日不可无”之物，信佛、礼佛也渐入人心。以至于一声“吃茶去”必念起释佛;瞧见杨柳定想到菩萨。茶与茶树一旦拥有这些灵性，反过来又纯洁了佛教境地。以强烈的情感宣染代替艰深的信仰说教，便是“茶佛一味”的缘起。
佛茶同心 自然相生
佛与茶的共同诉求是心，是感悟，是顿想，是自我修行，是生命协调。佛要清除人类心灵的杂尘，茶则是洗净上面的污垢，不留一丝细痕。
茶是人、神、佛共同的饮品，是天堂、人间、地狱一致的灵魂净化剂、身体洗礼水。
佛僧自古习文、诵经、品茗，佛文化中凝铸着深沉的茶文化。佛教为茶道提供了＂梵我一如＂的哲学思想，深化了茶道的思想内涵，使茶道更具神韵。佛为众生，茶蕴万象；佛度俗人，茶净苍生，一佛一茶，如水光山影，自然相生。
茶味是诗词的神韵，而诗词无佛，则诗词无灵、无境、无气、无味，茶道与为文之道，为佛之理密切相关。＂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佛、茶、文，至此极境，功名、利禄、色欲、俗念，何以再求？
心即佛，而茶是心，则茶即佛。清灯古寺，佛法无边。茶清如露，心洁如佛，佛者，茶也。禅茶一味，共参禅机、茶理。静为佛之首，空为佛之本，苦为佛之身，隐为佛之理，欲守佛道，必参苦禅，欲破苦念，必习苦茶，茶者，真佛也！
中国茶道是东方文化的瑰宝，它表现为四大理念：天人合一、物我玄会是哲学基础；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是人文思索；涤除玄鉴、澄怀味象是审美诉求；道法自然、保合太和是茶道美学的基本法则。四大支柱互相依存，共同构筑着茶道美学大厦。
茶人们既创造美，也可欣赏美。
喝茶普及化与茶叶名称的关系
喝茶普及化的普及包括国内的普及与国际的普及。中国是全世界喝茶普及度较佳的几个国家之一，但是我们身边的人，不喝茶者还是比比皆是；除了亚洲地区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区，喝茶的人就更寥寥无几了。所以我们现在说的“普及”问题並沒有地域之分。
一位对茶不甚了解的人，太多的茶名对他並没有帮助，反而增加他的困扰，甚至于认为喝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而退避三舍。我们经常试问喝茶、买茶的人，他们也都只是懂得龙井而不知什么太平猴魁，喝高档铁观音的人也没多少人知道什么是凤凰单丛。所以第一阶段的茶文化推广应该以简单几种茶名就够了。
如果不是专业的喝茶人，或是将茶作为贴身嗜好的人，大概都不会太深入理解何类茶有哪几种品项，“简单化”倒让他们更容易对茶有完整的概念。例如将茶只分成绿茶、乌龙茶、红茶与普洱茶。龙井、碧螺春、瓜片在这类人喝来是差不多的，七子饼、方砖、千两茶也不是容易分辨得清楚。再说，茶的制作也不是那么规范，小类別与小类別之间并没有法制式的约束，你说这样的茶叫碧螺春，我说为什么不能叫眉茶；你说这是武夷岩茶，我说为什么不能叫大红袍。
谈到喝茶的普及，势必是大批量的行销，尤其是跨国的贸易上。太多的品项会造成库存、品管、鉴定上的困扰。所以将大同小异的茶拼配成较大的批量是大茶业公司正规的做法，国际化的特大型公司甚至于要把来自不同国家的茶叶拼配到足够一年使用的标准样。这种情况，更是需要商品项目的简化。
上面都是谈到茶叶名称与等级的简化，在茶叶名称简化上还有另一层面的问题，就是不要因为学术上的考量将茶名复杂化了。例如铁观音茶应该是要铁观音品种的茶树制作而成的才可以，如果是用毛蟹、或是本山的茶树品种制造就不能叫铁观音。于是有人仗义而行，要求厂商要对消费者负责，什么品种就叫什么名称，结果市面上突然增加了许多茶名。行销人员必须花费许多精力才能让消费者知道这些茶名的差异，因为这些茶的外观看起来都差不多，喝起来也不是像绿茶与普洱茶的差別那么大。在消费者的追问之下，还得陈述这些茶名在质量上的差異，结果又造成了另外一种新的困扰，某些茶名背负了品质不佳的注记。这些问题如果在销售时都要向消费者说明白，非得在每个卖场设个教室不可，在国际的行销上又要怎么办？
还好铁观音产区的人并没有这么要求行销通路的人一定要这么做，结果卖的人都叫铁观音，喝的人也都叫铁观音，再加上制作方式的突破传统，数年间就征服了广大原本喝香片与绿茶的北部地区。再看看相隔不远的福建岩茶地区，历史名茶百出，但是消费者只要一买，就准被别人讥笑：“那种茶每年才生产多少，你怎能买到真正的东西？”原本历史的光环反成致命的枷锁。这种现象在大批需求量的国际贸易上，还将产生供货的问题。将茶名分得那么细，如何依原先提供的茶样准确地供货？类似的问题还将发生在新兴市场的普洱茶上。除了云、川地区外，其他喝茶的人不会太在意普洱茶是指云南地区生产的后发酵茶还是四川、湖南等地生产的边茶，普洱茶在他们心中就是后发酵茶的商品名称，如果要将云南地区以外的后发酵茶排除在普洱茶之列，只有缩小、限制了这类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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