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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不仅才情过人，还是一个性情中人，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这性格的豪放、洒脱固然是因为诗人本性的不羁，但也跟他平生爱茶近禅有关。
苏东坡对茶的热爱、了解，从他的诗中就可以看出，其中有一首这样写道：“示病维摩元不病，在家灵运已忘家。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这首短诗中透露了许多信息：首先，苏轼精研佛经，对《维摩诘经》中的典故如数家珍；其次，苏轼对茶的特性非常熟悉，不仅以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中“七碗茶诗”用典，并懂得以茶汤来疗病。
苏轼爱好佛学，更喜欢跟有德有才的僧人们讨论禅法，他与许多僧人相交甚笃，比如著名的佛印和尚。他在杭州任职期间，更是与当地许多诗僧、茶僧诗茶唱酬，尤其是他与诗僧道潜、晚年隐居的僧人辩才的交往，更是在茶史中传为佳话。
这年春天，苏辙在川蜀家中收到兄长寄自杭州的信笺，邀他去江南踏青，遂带了名茶欣然前往。
苏轼、苏辙一行人携家眷来到杭州郊外，酒酣饭饱。苏轼摸着肚子问道：“子由，你带来的茶呢？快拿出来与我们消消食罢。”
苏辙忙从僮儿一直没离手的一只小箱里拿出一个官窑的粉盒，里面装的正是上好的茶粉。苏轼接过瓷盒，打开一嗅，摇头道：“可惜，可惜，此茶在路中受了潮。”
苏辙闻言很是失望，苏轼却道：“无妨，无妨，此茶用松烟再制风味更佳！这附近山中恰有一位僧人，我遣小僮去向他祈些茶来。”便命小僮去山中，小僮道：“好没来由地讨茶，我如何开口呢？老爷好歹书一封字让我交给住持啊。”苏轼微笑道：“不用，你只需戴上草帽去便可！”小僮依言装扮，自去山中不提。
苏辙向苏轼道：“这山中住着的不知是哪位高僧，竟能明白兄长的用意？”苏轼笑道：“是那辩才和尚。”
二人正谈笑间，小僮捧着一只瓷瓶回来，挠着头说“怪了”，苏轼笑问：“怪从何来？”小僮道：“我进了寺门，才看到辩才大师，还没言语呢，他就笑着问我，‘可是你家大人向我借茶不是？’然后就进门拿了这瓶茶给我。老爷，是你们事先约好的吧？”
苏轼抚髯笑道：“这是你看不懂我们打的哑谜罢了！”书童忍不住道：“大老爷，你快跟我们说说吧，我都快急死了！”
苏轼道：“你瞧他脚上穿着双木屐，中间是个‘人’，戴着草帽，这一‘艹’，一‘人’，一‘木’，不就是‘茶’字嘛！”众人恍然大悟，齐夸辩才和尚的智慧与机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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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精茶道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北宋大诗人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名句，虽是咏三国时代的周瑜，不过以苏东坡的纵横才气，豪放洒脱，更称得上是千古风流人物。
东坡可谓全才之士，琴棋书画，无一不晓；诗词歌赋，无一不精，在中国文学史上有极高的成就，与父苏洵、弟苏辙，并称三苏，同在唐宋八大家之列。他曾自评文章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虽嘻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
东坡任杭州太守期间，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倘佯在西湖的湖光山色之中，并将西湖美景融入诗中：水光潋滟晴偏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诗中巧妙地把西湖比喻成美人西施，不管晴天、阴天，均能展现不同的风景。西湖之诗情画意，若非东坡之大才，十不足以尽其妙。
东坡深研佛理，亦精通茶道，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咏、茶词外，历史上还流传几则苏东坡地茶事典故。据说王安石患有痰火之症，医生告诉他用阳羡茶可治愈，但须用长江中峡瞿塘的水煎服才有效用，那时东坡服父丧期满，正将返京复职，王安石梢信给东坡，要他出川时顺道带一瓮中峡的江水进京。东坡因贪看沿途的风景而忘记取水的事，等他想起时，船已到了下峡，遂取下峡的水交差，却被王安石发现了，王安石解释说：上峡水性太急，下峡水性太缓，惟有中峡的水，缓急相半，水性中和；此水烹阳羡茶，上峡味浓，下峡味淡，中峡浓淡之间，方才见茶色迟迟未现，故知必为下峡水。
东坡谪居宜兴蜀山讲学时，非常讲究饮茶，有所谓饮茶三绝之说，即茶美、水美、壶美，惟宜兴兼备三者。据说他还曾设计一种提梁式茶壶，烹茶审味，怡然自得。题有松风竹炉，提壶相呼。的诗句，后人将他设计的这种提梁壶称做东坡壶。东坡烹茶，独钟金沙泉水，常遣童仆前往金沙寺挑水，僮仆不堪往返劳顿，遂取其它河水代之，但为苏东坡识破。后来苏东坡准备两种不同颜色的桃符，分别交给僮仆和寺僧，每次取水必须和寺僧交换桃符，如此僮仆就无法偷懒了。
东坡虽历尽人世沧桑，却能以豁达的胸襟寓超旷于悲凉之中。东坡除了传颂千古的诗词、文章外，他那伟大高尚的人格与恢宏的气度，更是令后世怀念、景仰。也许他在《定风波》所云：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正是他悲苦人生的最佳脚注吧！
苏东坡赞茶的诗句
苏东坡号东坡居士，是我国着名的诗人和散文家，苏东坡对饮茶一道，深得独到之秘，对于茶叶、水质、器具、煎法，都颇讲究，写下了不少咏茶诗词。
《水调歌头》：“已过几番风雨，前夜一声雷，旗枪争战，建溪春色占先魁。采取枝头雀舌，带露和烟捣碎，结就紫云堆。轻动黄金碾，飞起绿尘埃，老龙团、真凤髓，点将来，兔毫盏里，霎时滋味舌头回。唤醒青州从事，战退睡魔百万，梦不到阳台。两腋清风起，我欲上蓬莱。”
《次韵曹辅寄豁源试焙新芽》：“仙山灵草湿行云，洗遍香肌粉未匀。明月来投玉川子，清风吹破武陵春。要知玉雪心肠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戏作小诗君勿笑，从来佳茗似佳人。”
《汲江煎茶》：“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勺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经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
《仇池笔记》：“除烦去腻，不可缺茶，然暗中损人不少。吾有一法，每食已，以浓茶漱口，烦腻既出而脾胃不知。肉在齿间，消缩脱去，不烦挑刺，而齿性便若缘此坚密。率皆用中下茶，其上者亦不常有，数日一啜不为害也。此大有理。”
《西江月》：“龙焙今年绝品，谷帘自古珍泉。雪芽双井散神仙，苗裔来从北苑。口汤发雪腴酽白，盏浮花乳轻圆。人间谁敢更争妍。斗取红窗粉面。”
苏东坡居儋论茶
《儋县志》（1982年儋县文史办公室校点重印本）收有《苏文忠公居儋录》，苏东坡谪居儋耳所作的大部分诗赋文章都在其中。这本志书是三十年前一位好友馈赠的，近日重读，检阅苏东坡居儋期间的茶诗茶事，从茶之味到人生之味，细加咀嚼，竟有一番不同于早先的读书感受。
我国历来就有“茶兴于唐、盛于宋”的说法，苏东坡生活的北宋中晚期正是中国茶文化发展的极盛时期，他本人更是文人茶客的代表人物。苏东坡自谓平生三不如人：饮酒、唱曲、下棋，但对于品茗，他却是深得“茶中三昧”的真正行家。
对于苏东坡的品茗生活，明代冯璧《东坡海南烹茶图》诗云：“讲筵分赐密龙云，春梦分明觉亦空。地恶九钻黎洞火，天游两腋玉川风。”密龙云是当时贡茶中的精品，宋代帝王有将贡茶赐予朝臣之礼俗。这首诗概括了苏东坡由朝廷重用，特赐“密龙云”珍品茶，到外放下狱、谪贬儋耳这一仕途生活的坎坷变化，有如一场春梦，但他仍然像唐代卢仝（号玉川子）那样喜爱品茗。在苏东坡茶诗里，茶是真挚深厚友谊的纽带。居儋期间，他接受一些友人和学生馈赠的茶、米、药等生活用品。如在《与程秀才》书信中，他对程姓朋友给予的帮助，表示“纸茗佳惠，感怍感怍。又惠药米酱姜糖皆已拜赐矣。”在《与姜唐佐》书信中，他写道：“昨日辱夜话，甚慰孤寂。奇茗佳惠，感服至意，当同啜也。”因为物质匮乏，苏东坡在儋耳的生活十分艰难，自言“老人与过子相对如两苦行僧”，而这些朋友学生所给予的实际帮助无疑是非常及时的。诗人在这里所要表达的，不仅仅是对茶的喜爱，更是对朋友这份情谊的珍惜和感激。
以茶会友是苏东坡结交朋友和交流友情的方式，琼州学士姜唐佐是苏东坡在海南精心培养的得意门生。苏东坡在写给姜唐佐的信中说：“今日霁光，尤可喜。食已，当取天庆观乳泉，泼建茶之精者，念非君莫与共之。”这天，苏东坡用天庆观乳泉泼建茶招待自己的学生，因为市中无肉，只是吃些简单饭菜。第二天，姜唐佐邀请苏东坡过来自己住地吃饭，东坡便回书云：“适写此简，得来示，知巡检有会，更不敢邀请。会若散早，可来啜茗否？酒面等承佳惠，感愧感愧！”这样的友情超脱了物质利益的世俗性，平常如茶且韵味亦如茶。
苏东坡一生爱茶，并精于茶道，正如元代《农书》作者王祯所称赞的，苏东坡已将烹茶之法“尽之矣”。在烹茶各环节中，择水是非常重要的。苏东坡以为“精品厌凡泉”，好茶必须好水泡。苏东坡初到海南，在琼州府（今琼山府城）城东，发现“众泉发，然皆冽而不食”，清澈甘甜而无人汲用，特别是“双泉”（指洗心泉、浮粟泉。前者在明代已没，后者犹在今五公祠内），“相去咫尺而味异”，便告知郡人，从此“汲者常满”（苏轼《〈酌亭〉并引》）。元符三年，结束谪居生活北归的苏东坡，再次经过琼州，琼城东五十里的三山庵，有眼泉水，味道与茶圣陆羽赞许的天下第二名泉惠山泉类似，庵僧“以水饷焉，又求为之名”，东坡将之命名为“惠通泉”，并作《惠通泉记》。苏东坡居儋期间，饮食酒茗多用城南天庆观乳泉之水。他在《乳泉赋》写道，儋耳附近，“百井皆咸，而醪醴水乳独发于宫中”。作者还生动叙述自己取水经过：“吾尝中夜而起，挈瓶而东，有落月之相随，无一人而我同。汲者未动，夜气方归。”欢喜之情由此可见。
除了主张汲取好水以配好茶，苏东坡对烹茶的茶艺也十分精到。元符三年（1100年），苏东坡在儋耳写下了他一生中最奇最好的一首茶诗，这就是《汲江煎茶》：活水还须活火煎，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
南宋诗人杨万里称此诗“一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诗中描述了诗人在儋耳北门江边月夜汲水煎茶的情形，从汲水、舀水、煮茶、斟茶、喝茶到听更，仔细生动，绘声绘色，从中可以看出苏东坡茶艺的精熟和对茶道精神的深刻理解。宋人的煎茶即煮茶。诗人烹茶的水，是他亲自从江边钓鱼石旁汲取的深清活水，并用活火（有焰方炽的炭火）煮沸。他去汲水时，正当夜晚，月下用大瓢舀水，仿佛把水中明月也舀进了水瓮，然后再用小水杓把江水分舀到煎茶的陶瓶里。这一构思奇特，小中见大，很形象，很有韵味。煎茶、斟茶的过程也富诗意：茶煮开了，雪白的茶乳随着煎得翻转的茶脚漂了上来，而斟茶时，茶水泻在茶碗里，飕飕作响，像风吹过松林所发出的松涛声。这略带夸张的比喻衬托出贬所小屋的寂静。而最后写喝茶更是有趣：看到闻到茶汤色香之诱人，作者空腹不禁连饮三碗，以致深夜久久无法入眠。一个嗜茶诗人的神态跃然纸上。对于世事沧桑，古人常常感慨：“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其实，江水、月亮固然每年都是一样的，人生却是代代不同。也许今天我们仍可以像苏东坡那样品饮感受茶之味、茶之趣，然而当诗人喝完茶，听荒城长短不齐的更声，静坐着挨时光，他在想些什么，他的苦闷和寂寥心情，我们又能真正体会到多少呢？
苏东坡先生的下午茶
宋人吃茶的格局，和如今是完全两回事情。早春二月，福建建安的茶树刚刚长出嫩芽，就被采摘下来，经过蒸青、榨膏，用茶臼子研成云母一般的细细的白色粉末，方可进行点茶。点茶，要用汤瓶中的沸水先加一点调成膏，再冲水，用竹茶筅击拂，待茶碗中出现浮云般的一层白沫，方可以饮用。茶盏最好是黑色兔毫建盏，因为唯有黑色茶盏能衬托出茶沫的雪白。中国美学到了宋朝方才真正到达高峰，即一种文人士大夫的极简主义审美，对“雅”的极致追求。茶天然具有的某种自然之风雅，令上至天子下到平民都对此物趋之若鹜。当然，古代大众的这种慕雅行为与今天并没有本质不同，大众当然都可以附庸一下风雅，借以刷刷存在感的，没有人附庸，哪里来的风雅呢？好比今天我们参加所谓茶会，穿上汉服拍照，再发发朋友圈，配上点鸡汤文，不妨事的，真是那块料，自然慢慢会体会到茶的乐趣；然而对于有的人来说，这种“雅”本来就是他生活的常态而已。
1081年大年初二，被贬谪到黄州的苏东坡给他的好基友、“河东狮吼”典故的当事人陈季常写了这样一封信：
轼启。新岁未获展庆，祝颂无穷，稍晴，起居何如？数日起造必有涯，何日果可入城。昨日得公择书，过上元乃行，计月末间到此，公亦以此时来，如何？窃计上元起造，尚未毕工。轼亦自不出，无缘奉陪夜游也。沙舫画笼，旦夕附陈隆船去次，今先附扶劣膏去。此中有一铸铜匠，欲借所收建州木茶臼子并椎，试令依样造看，兼适有闽中人便。或令看过，因往彼买一副也。乞蹔付去人，专爱护便纳上。余寒更乞保重，冗中恕不谨，轼再拜。季常先生文阁下。正月二日。
大意是，东坡看上了陈季常的茶臼子（建州是北宋御茶苑的核心地区），想让自己这边的铜匠依样子打一个，于是大年初二就巴巴儿地写信去借；但又说，如果有人去福建，还是要请人去买一副来的。
这一年苏东坡四十四岁，刚刚因为“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第二个年头。
虽然顶着“千年第一大才子”的名头，可东坡如果在今天混圈子，也许大概可能当不了作协主席、书协主席之类的，原因“你懂的”；当网红更不可能，原因有二：第一，虽然他才是那个真的耿直boy，然而，网红界的耿直boy，哪一个不是有故事的女同学呢？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东坡的世界观与当下所谓“成功学”完全是反着来的；他的人生之旅基本是“人往低处走”，用小时代那种大势利眼的观点来看，他是个“大写的loser”。总之，用朝云对他的四个字评价：不合时宜。
但是，东坡最高杰作，却大多是在往“低处走”的阶段创造出来的，比如诗文《念奴娇·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书法《寒食帖》、《洞庭春色赋》等。大概东坡也从未将“成功”当回事。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古代读书人自有其安身立命的方法。更重要的是，无论身在何处，他的性情并不会为之改变，不会有任何造作，就像我们看到的这通尺牍。
以东坡之名留下的墨迹甚多，但多件颇有存疑之处。然而这通《新岁展庆帖》则一直被历代大家认为真迹无疑。它和写给陈季常的另一通《人来得书帖》被合为一帖，明代大家“董狐”董其昌在其后题跋曰：“东坡真迹，余所见无虑数十卷，皆宋人双勾廓填。坡书本浓，既经填墨，盖不免墨猪之论，唯此二帖(新岁、人来)则杜老所谓须臾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也”。董狐一向自视甚高，连赵孟頫都不放在眼里，这样的评价算是很高了。该帖历经项子京、安岐递藏，在北京故宫深藏不露。所幸的是，在故宫博物院武英殿最近的“故宫藏历代书画展”中，我们又能一睹此物真容了。
在“宋四家”中，东坡书法并不完美，点画肥腴有“墨猪”之讥，结体宽扁有“蛤蟆”之讽。要论技法的多样，姿态的美丽，东坡恐怕比不上米元章。然而又有论者，即所谓苏轼天然、黄庭坚劲健、米芾纵逸、蔡襄蕴藉，东坡仿佛又胜出一筹了。“天然”二字，在中国美学甚至哲学体系里，地位不言而喻。东坡谈到自己的书法时也自信地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果真是一枚耿直boy。这种天然，更表现在真性情的流露。而仔细看处，却又笔笔有法。我们在《人来得书帖》中可以体会到。
轼启：人来得书。不意伯诚遽至于此，爱愕不已。宏才令德，百未一报，而止于是耶。季常笃于兄弟，而于伯诚尤相知照。想闻之无复生意，若不上念门户付嘱之重，下思三子皆不成立，任情所至，不自知返，则朋友之忧盖未可量。伏惟深照死生聚散之常理，悟忧哀之无益，释然自勉，以就远业。轼蒙交照之厚，故吐不讳之言，必深察也。本欲便往面慰，又恐悲哀中反更挠乱，进退不惶，惟万万宽怀，毋忽鄙言也。不一一。轼再拜。
“伯诚”为陈季常之长兄陈忱。显然是陈季常向东坡通报了兄长的死讯，东坡遂去信慰问。虽寥寥数语，却绝无废话，以他与陈季常的交情，彼此只言片语已足以传达深情，但外人看来似乎淡了些。然而这通尺牍就要结束的时候，东坡又附上两行小行书：
知廿九日举挂，不能一哭其灵，愧负千万，千万。酒一担，告为一酹之。苦痛，苦痛。
在克制的情感之下，是涌动的苦痛，真挚的共情，跃然纸上。而当我们看到东坡这件墨迹时，这种印象又会被放大数倍，笔墨之间那种情感的起伏，和我们观看王羲之《丧乱帖》、颜真卿《祭侄稿》的感受有颇多类似之处。
讲到尺牍中东坡的真挚，竟让笔者想起台北故宫中的那件《归安丘园帖》了。东坡与章惇本为多年好友，在“乌台诗案”中，章惇虽为新党，还曾极力营救过东坡。但后来章惇与苏辙结怨，遂多方迫害苏轼兄弟，乃至有斩尽杀绝之意，但东坡从未流露出怨恨。然而风水轮流转，章惇失意时，同样一再被贬，他的儿子流落海南，还承蒙东坡照拂。在章惇被贬汝州时，东坡修书一封前往宽慰，称“归安丘园早岁共有此意”，但是我深知你的性格怎会安于此？只是暂时的蛰伏，究竟还是要东山再起的。这封尺牍书法写得安静、淡然，字里行间流露的那种温雅、真挚，哪里像是写给一个仇人？想想我们当下的各种“互撕”，吃相好难看，这不是斯文扫地，而是从未有过斯文罢了。
虽然这一回的展览借上了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的名头，可是预想中的《步辇图》、《韩熙载夜宴图》不知为何并未展出，在参展杰作中，尽管摹本王羲之《雨后帖》和杜牧《张好好诗》名头更响亮些，但东坡这件真迹尤其令笔者着迷，单单为了它，也值得混在如织的游人队伍中走一遭。
其实北京故宫宝贝甚多，可迄今绝大多数所翻拍出版的字画，用的还是上个世纪“故宫摄影部”拍摄的旧片子，当年离日本二玄社的水准就差了十万八千里，再加上印刷马虎，结果要么像“烧煳了的卷子”，要么“像雾像雨又像风”，令人疑心摄影师连焦距都对不准。其实国内今天的微距摄影、调频网印刷水准、硬件设备早就不输二玄社，然而一些复制品却只热心于制造各种奢华版，动辄过万，并且每一种都要做成巨册，像个石狮子一样笨重，以便蹲在豪宅里充门面。上个月台北故宫前院长冯明珠被聘为北京故宫顾问，这其实是好事一桩，不必附会上其它的意义。北京故宫若像冯明珠研究员曾经做的那样，也出一套《故宫法书新编》，印刷几乎“下真迹一等”，却又价格亲民，随手便于翻阅，也是我等大众粉丝之福利吧。
有才，任性丨苏东坡：紫砂壶太小，不够喝，那我就自己设计一款
一提到苏东坡
总会引起人们亲切敬佩的微笑
才华横溢的大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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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人间烟火的吃货
曾经沧海难为水，东坡炖肉配鸡腿。
亲民可爱爱喝茶的百姓官
苏东坡对饮茶有特别的爱好，在从政之余，他讲究饮茶的雅致性情。据说，他饮茶有四个要求：
一是茶叶一定要当时的阳羡唐贡茶。
二是烹茶的水要用上好的金沙泉水（传说同样体积的水，金沙泉水要比普通的水重百分之二，矿物质含量丰富）。
三是要用宜兴上乘的紫砂壶。
四是必须用桑树叶当柴烧火煮茶，此乃所谓茶事四绝。
苏东坡喜好饮茶，也爱茶壶，对紫砂壶更是爱不释手。历史上记载，他曾经四次到过宜兴（旧称荆溪、阳羡）。
相传，苏东坡觉得紫砂壶的个头过于小巧，对于他这种爱茶的人来说，这种小壶根本满足不了他的饮茶需求。于是他决定自己设计一种比较大的茶壶。
他让书童买来制作紫砂壶的原料和工具，决定亲自动手设计与制作。
一夜，书童提着灯笼给他送夜宵，苏东坡见到书童书中的灯笼，眼前一亮：这不就是很好的茶壶式样吗？
于是他按着灯笼的样子，将紫砂壶做成圆柱形，壶的顶部，做成抹肩状，方能加盖。
可是，壶里的水要怎么倒出来呢？经过几天的思考，他发现屋顶的大梁搭在墙体内立柱的两头，便以此为参照，这样便可提着茶壶倒水了。
苏东坡对这把自己亲手做的壶很是满意，书童在一旁也很是欣喜，就说：“大人，给这把壶起个名字吧！”苏东坡喜不自禁地说：“那就叫提梁壶吧！”
由于对这把壶的情有独钟，日后，他又写下了“青烟白菜炒米饭，氐壶天水菊花茶”的著名诗句，“氐壶”说的就是提梁紫砂壶。
在宋代，饮茶方式与现在有所不同，当时的茶叶要经过煮沸才能饮用，所以，提梁就显得十分方便与安全。
在设计上，提梁壶不但讲究力学原理，同是也考虑到提梁的稳固，按照三角力学的法则设计，创造了紫砂壶的一种新的形制。
后来也有一些陶瓷工匠依葫芦画瓢，于是就将这种灯笼形状的造型圆钝端庄、简巧虚空、带有提梁的壶称作东坡提梁壶。
也应为这一把提梁壶，民间传说苏东坡是设计宜兴紫砂壶的文人雅士的第一人，其实这大概只是宜兴人对苏东坡的一段感情。
由于宋代的紫砂壶上不留姓名，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发现一件完整的宋代紫砂壶，也就无法找到与苏东坡相关的提梁紫砂壶的实物证据。
“寺必有茶，僧必善茗”
“茶禅一味”“茶僧一缘”之说相近似
寺庙与道观多藏于青山或密林中，与大自然息息相通，去朔源生命的本源。山高水好产新茶，便有所谓“寺必有茶，僧必善茗”的说法，也从一个侧面道出了僧人对茶的研究和酷爱。
我国最早种植茶树是西汉时期四川蒙山甘露寺的僧人吴理真，他将七棵茶树植于清峰，被当地人称为仙茶。这七棵树氤氲了蒙山雾岚的灵气，茶质芳冽，成为贡品。大唐天宝年间在此建立了唐明皇的御购茶园，流布千年，“蒙山顶上茶”由是闻名天下。这是佛教与茶最早的记载了。饮茶，从科学角度讲，对人体有诸多裨益。助消化、去血脂、生津利尿……等等，而茶本身的淡与雅，又为人生的修身养性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文化载体，乃至不少地方，一日无茶便口中无味，生活少趣。仿佛必得有茶水的时时“浇灌”，生命才枝青叶绿，勃发生机。
佛教禅宗主张静气养性，提倡坐禅，暮鼓晨钟里诵经念佛，不免人困乏力，而茶可以清心、提神、醒脑，茶便理所当然成为顺应佛事的伴侣，由此与茶结下了宿命的缘份，以种茶制茶到泡茶品茶，千百年来总结出一整套的茶道文化。茶也顺时而成为寺门僧人联系世俗、接待施主说天道地、讲经释法的特殊媒介物。
苏东坡与佛印和尚的种种趣话、禅谈便是最典型的一个例证。我们作为芸芸众生的俗世人，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对人对事能怀宽容惜悯之心，不去做过头事，所损失的常常不过是眼前的虚名小利，得到的却是整个身心的自由自在。
从本质上说便是一种佛性佛缘了；再如果又能与绝对国粹的茶缘常相伴随，透澈身心，那么，和“茶禅一味”“茶僧一缘”之说相近似，我们便拥有了别一种优雅的养身之道了。
东坡茶，禅心以一贯之
东坡茶，禅心以一贯之
茶，亦庄亦谐，亦雅亦俗，在中国文化中虽为异数，却是个人品位的象征。古人品茗论道，煮茶听琴，为的是在袅袅幽香中揣摩世态炎凉，体味人生苦乐。
北宋诗人苏轼，十分嗜茶，爱茶之情常见于诗行之中：“仙山灵草湿行云，洗温香肌粉末匀。明月来投玉川子，清风吹破武林春。要知冰雪心肠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戏作小诗君勿笑，从来佳茗似佳人。”因为爱茶，才具有对茶独特的感受。“沐罢巾冠快晚凉，睡余齿颊带茶香”，“春浓睡足午窗明，想见新茶如泼乳”。可以说，苏轼咏茶，总是那么绘声绘色，情趣盎然。
在烹茶这一环节，苏轼以为“精品厌凡泉”，好茶必须配以好水，因此常常亲自到钓石之旁汲取深潭活水。“活水还须活火烹”，所以他用于泡茶的滚水皆由“有焰方炽的炭火”煮沸。对煮水的器具和饮茶用具，苏轼也很讲究。在宜兴，他设计了一种提梁式紫砂壶。后人为纪念他，把此种壶式命名为“东坡壶”。“松风竹炉，提壶相呼”，即是苏轼用此壶烹茗独饮时的生动写照。
苏轼不只是烹茶、品茶，还亲自栽种过茶。他贬谪黄州期间，经济拮据，生活困顿。黄州一位书生马正卿替他向官府申请来一块荒地，他亲自耕种，以地上收获稍济“因匮乏食”之急。在这块取名“东坡”的荒地上，他种了茶树。有诗为证：“磋我五亩园，桑麦苦蒙翳。不令寸地闲，更乞茶子艺。”在另一首《种茶》诗中他这样写道：“松间旅生茶，已与松俱瘦。移栽白鹤岭，土软春雨后。弥旬得连阴，似许晚遂茂。”诗意是说，茶种在松树间，生长瘦小但不易衰老；移植于土壤肥沃的白鹤岭，连日春雨滋润，便恢复生长，枝繁叶茂。可见诗人于躬耕之时，已深谙茶树习性。
茶的透明、润泽、剔透，使人冷静，使人沉思，使人清醒与真实，使人欢喜与清明，使人有了超越现实生活的想像。苏轼的一生，足迹遍及各地，从峨眉之巅到钱塘之滨，从宋辽边境到岭南海南。是长期的贬谪生活，为他提供了品尝各地名茶的机会，也让他在沉苦之时保有一腔向上飞扬的心襟，在贬谪之境不失敏锐深刻乐观的人生态度，正因如此，他的生命之茶才能不间断地泡出诗意的芳香。
现代人也喝茶，但能够如苏轼那般，在沉苦之时能怀着平静心境烹茶品茶，让世人感到香醇四溢的并不多见。如果说人生是一杯茶，那么泡这杯茶饮这杯茶品这杯茶的人恰恰就是自己。
茶与艺，茶与礼
泡茶有三种方法。泡茶的日常习惯是先放茶，然后冲进沸水里，这就是“下投法”。将沸水洗入茶杯后，将约1/3的容量放入茶叶中，浸泡一段时间后，将茶叶灌满水，称为“中投法”。在放茶前，用沸水灌满杯子，这就是所谓的“上投法”。
各种名茶具有骨重、绳子紧、嫩叶嫩、香气成分高等特点，茶汤的香气和色泽可作为“上投”的方法。茶叶条形松散，比重轻，不易浸入茶汤中，宜采用“下投”或“投””的方法。对于不同季节，可参考“秋季中投，夏季上投，冬季下投”的方法。
精致的高级绿茶，用85度左右的水冲泡是合适的.如碧螺春、明前龙井、太平厚壁茶、武夷大红袍、黄山毛峰、君山银针茶等，不要用沸水浸泡。乌龙茶和花茶应该用90到95度的沸水冲泡，云南红茶和祁宏等红茶可以用沸水冲泡。普洱茶可以用沸水冲泡，使其产生香味，并立即饮用，浸泡2分钟3分钟，不超过5分钟，以保持茶叶的香气；一般绿茶、红茶、花茶等，也应仅用沸水冲泡茶。
敬茶是非常礼貌的，首先，我们必须好好地询问客人，并安排客人坐下，然后他们才能泡茶。
主人亲自泡茶是对客人最好的礼貌，茶具应该是干净的，茶杯内外不应该有任何污垢，即使是洗过的茶具，最好在泡茶前用清水清洗茶水，以示尊重。
现在烧水是最好的办法。如果制作有价值的绿茶，请选择玻璃茶杯，不要盖上；例如，制作红茶、香茶或普通绿茶，选择白瓷杯，加杯盖；如泡乌龙茶，宜使用小陶罐、小茶杯。
当你拿起茶，你不能用你的手抓住它。你应该用瓷、铜和竹子做的勺子。泡茶时，动作要轻而重，把茶壶拉上拉下三次，叫“凤凰三点头”，要注意随时给客人倒茶，不要露底，泡了三次茶再煮一次。
秦州茶马司与茶与古道
我国盛产茶叶，而茶叶是我国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品。同样由于马在冷兵器时代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因而“茶马互市”历来是中原与西北少数民族间贸易交往的重要内容和方式。及至宋朝明代，官方明文规定“茶法”和“马政”，还专门设立了茶马司。我国第一次设立的茶马司是在1074年(宋熙宁七年)的秦州(今天水)茶马司。至今，在麦积山石窟东崖26窟左壁留有宋元祐党人开熙河路大将王韶上奏：“西人所嗜者惟茶，当以马至边贸易，因置茶马司”的刻画。
实际上，天水茶马交易始于唐代。唐之初，国力强盛，版图辽阔，牧马发展迅速。但经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开始衰落，牧马监丧失不少。朝廷开始与帮助平定安史之乱的西域回纥族“以马易茶”，可谓此是茶马交易之始。宋朝势弱，产马地被吐蕃、西夏、金辽占据不少，以茶易马成为加强国防建设的重要政策。据记载，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朝廷曾用唐银10万两在秦州买马，并在秦州、古渭、永宁寨、原州等地设置茶马交易市场。每年要从京城支银4万两，运出绸绢75000匹以充马价，买良马8000匹。可见交易量之大。由于马为重要军需物资，茶马交易在明清时期又得到发展。明洪武五年(1375年)在秦州又设立了茶马司，并严格茶叶经营管理。据《明律》载：“私茶出境与关隘失察者，并凌迟处死。洪武时驸马都尉欧阳伦使西域，因犯私茶，赐死罪。”明代茶官还经常持金牌到各地巡视茶叶采运情况。清初，在茶叶管理上沿用明律，其中有明令规定：“凡通接西番关隘处所，拨官军巡守，遇有夹带私茶出境者，拿解治罪，番僧亦许沿途官司盘验，如有夹带奸人私茶，则茶货入官，伴送夹带人送官治罪”。康熙四十三年以后，管理虽有放松，但也只允许出界人带茶不多于十斤，如驴驮车载，乃按私茶治罪。同治十三年(1874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制定了茶叶经销试行章程8节，规定茶叶采用均先办引票，待茶叶运兰州检验后方可行销。
由于南茶北运，西北各地马匹南行，形成了延续400多年的秦州茶马古道。清朝末年，天水输入茶叶的路线有：临邛砖茶，由临邛经成都、绵阳、广元、宁强、汉中、天水至兰州。绿茶在四川邛来、灌县、大邑，在成都集中后，转宁强、汉中，再转天水，以至运往兰州；紫阳茶由南紫阳、西乡、洋县、汉阴装大车或用牲口驮运，或以背负、肩挑，经汉中，双石铺、两当、徽县，到天水，分销甘谷、秦安、清水及陇南各县；巴山绿茶由四川西北部的安县、北川、江油、平武运文县碧口镇，再经武都分运天水等地而至兰州。据《天水县志》载：民国初，无论是汉中陕茶，或者是蜀地川茶等，都运至天水北关忠诚巷的几家大茶庄，由此再分发各地。所以，古秦州历来是茶马古道上的集散地。
“瓷为茶之父，水为茶之母”，随茶叶经销名闻丝绸之路的还有西北瓷都的耀州茶具。又因为天水名泉胜出，水质甘美，喝“罐罐茶”成为天水一种重要民俗。
李渔与茶
李渔与茶，李渔（1611－1680），初名仙侣，后改名渔，字谪凡，号笠翁。汉族，浙江金华人。明末清初文学家、戏曲家。18岁补博士弟子员，在明代中过秀才，入清后无意仕进，从事著述和指导戏剧演出。后居于南京，把居所命名为“芥子园”，并开设书铺，编刻图籍，广交达官贵人、文坛名流。著有《凰求凤》、《玉搔头》等戏剧，《肉蒲团》、《觉世名言十二楼》、《连城壁》（三者合集《无声戏》）等小说，与《闲情偶寄》等书。
李渔与茶，在李渔作品中，对茶事有多方面的表现。
《明珠记·煎茶》的剧情中，三十多名宫女去皇陵祭扫，途经长乐驿。这个驿站的驿官叫王仙客，听说他的未婚妻亦在其中，便侨装打扮，化妆成煎茶女子，打探消息。王仙客坐拥茶炉煎茶，待机而行，恰逢其未婚妻要吃茶，他便趁机而得到了会面。在其中，煎茶和吃茶成了剧情发展的重要线索，茶，成了促进王仙客和其未婚妻情感的重要媒介。
李渔小说《夺锦楼》第一回“生二女连吃四家茶，娶双妻反合孤鸾命”。说的是鱼行老板钱小江与妻子边氏有两个极为标致的女儿，可是夫妻两却像仇敌一般。钱小江要把女儿许人，专断独行，边氏要招女婿，又不与丈夫通气。两从各自瞒天过海，导致两个女儿吃了四家的“茶”。“吃茶”，就是指女子受了聘礼。明代开始，娶妻多用茶为聘礼，所以，女子吃了“茶”，就算是定了亲。
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记述了不少的品茶经验。其卷四“居室部”中有“茶具”一节，专讲茶具的选择和茶的贮藏。他认为泡茶器具中阳羡砂壶最妙，但对当时人们过于宝爱紫砂壶而使之脱离了茶饮，则大不以为然。他认为:“置物但取其适用，何必幽渺其说”。
他对茶壶的形制与实用的关系，作过仔细的研究:
“凡制茗壶，其嘴务直，购者亦然，一幽便可忧，再幽则称弃物矣。盖贮茶之物与贮酒不同，酒无渣滓，一斟即出，其嘴之曲直可以不论。茶则有体之物也，星星之叶，入水即成大片，斟泻之时，纤毫入嘴，则塞而不流。啜茗快事，斟之不出，大觉闷人。直则保无是患矣，即有时闭塞，亦可疏通，不似武夷九曲之难力导也”。
李渔论饮茶，讲求艺术与实用的统一，他的记载和论述，对后人有很大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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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与茶
宋徽宗赵佶是个天生的艺术玩家，不适合当皇帝，却可以冠以双料头衔：出色的大艺术家、蹩脚的皇帝。徽宗懂书画，创制瘦金体，花鸟人物都画得精美无比;他懂园林设计，在汴京开封大建园林，建材选了最具艺术空灵想象的太湖石，不惜劳民伤财,到太湖里打捞，还要一路运到汴京，想来那工程也不亚于古埃及法老王建筑金字塔。他还“懂得用人”，专用一些奸佞之徒，如蔡京、童贯，让他整天开开心心，沉溺在莫谈国事的美好艺术世界之中。
宋徽宗号称道君皇帝，虽然不懂得如何当个明君，却绝对懂得艺术高低。日常饮宴豪奢讲究不说，单讲饮茶之道，他也是第一流的玩家兼专家，可与陆羽、蔡襄并列，最能说出品茶的个中深蕴。身为皇帝，他当然可以品尝来自全国各地的贡茶，有条件审视各种名茶的品相与滋味，同时还参与实践，要求御茶苑制作精品茶团，大玩皇帝尊口的品位技艺。
按照《宣和北苑贡茶录》的记载，宋徽宗在位的时候，武夷山北苑的御茶园不能再囿于传统上贡的龙凤团茶，必须跟着皇帝的心思变花样，以悦龙心，至少精制了几十种贡茶，让这位不世出的艺术皇帝来玩赏：白茶、龙园胜雪、御苑玉芽、万寿龙芽……等等，不一而足。宋徽宗乐此不疲，不过，也就没有时间精力来管国家大事了。宋徽宗不但品尝鉴赏，还写了一本《茶论》，后世称之为《大观茶论》，谈制茶之法与点茶真韵，书中说，饮茶有道，首先讲究色、香、味。说到色，他认为“点茶之色，以纯白为上真，青白为次，灰白次之，黄白又次之。天时得于上，人力尽于下，茶必纯白。”宋徽宗最喜好的白茶，是特异的品种，他自己说，“白茶自为一种，与常茶不同。其条敷阐，其叶莹薄。崖林之间偶然生出，盖非人力所可致。”说来说去,就是皇帝老子本事大，能够独享这种天地间偶然生出的白茶，是属于天地精英的聚萃，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差不多了。
说到茶之香，《大观茶论》是这么讲的:“茶有真香，非龙麝可拟。要须蒸及熟而压之，及干而研，研细而造，则和美具足，入盏则馨香四达，秋爽洒然。或蒸气如桃仁夹杂，则其气酸烈而恶。”这里主要讲的是制茶过程与茶香的关系，但后半句是泡茶的过程，显示茶香氤氲的效果。由此可以看出，宋徽宗是真懂茶的，不但懂得如何点泡，还清楚知道制茶的过程与饮茶的香气效果。
只是，这位最懂得茶道的徽宗皇帝，治国无方，被金国掳去，成了阶下囚，被封为“昏德公”。随后被迁往极寒的北地五国城(今天黑龙江依兰县北边的旧城)生活了8年，直到去世。不知道他生活在黑龙江的年月，是否还有茶喝，是否还有什么花样让他一展艺术的长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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