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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北宋大诗人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名句，虽是咏三国时代的周瑜，不过以苏东坡的纵横才气，豪放洒脱，更称得上是千古风流人物。东坡可谓全才之士，琴棋书画，无一不晓；诗词歌赋，无一不精，在中国文学史上有极高的成就，与父苏洵、弟苏辙，并称三苏，同在唐宋八大家之列。他曾自评文章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虽嘻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
东坡任杭州太守期间，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倘佯在西湖的湖光山色之中，并将西湖美景融入诗中：水光潋滟晴偏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诗中巧妙地把西湖比喻成美人西施，不管晴天、阴天，均能展现不同的风景。西湖之诗情画意，若非东坡之大才，十不足以尽其妙。
东坡深研佛理，亦精通茶道，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咏、茶词外，历史上还流传几则苏东坡地茶事典故。据说王安石患有痰火之症，医生告诉他用阳羡茶可治愈，但须用长江中峡瞿塘的水煎服才有效用，那时东坡服父丧期满，正将返京复职，王安石梢信给东坡，要他出川时顺道带一瓮中峡的江水进京。东坡因贪看沿途的风景而忘记取水的事，等他想起时，船已到了下峡，遂取下峡的水交差，却被王安石发现了，王安石解释说：上峡水性太急，下峡水性太缓，惟有中峡的水，缓急相半，水性中和；此水烹阳羡茶，上峡味浓，下峡味淡，中峡浓淡之间，方才见茶色迟迟未现，故知必为下峡水。
东坡谪居宜兴蜀山讲学时，非常讲究饮茶，有所谓饮茶三绝之说，即茶美、水美、壶美，惟宜兴兼备三者。据说他还曾设计一种提梁式茶壶，烹茶审味，怡然自得。题有松风竹炉，提壶相呼。的诗句，后人将他设计的这种提梁壶称做东坡壶。东坡烹茶，独钟金沙泉水，常遣童仆前往金沙寺挑水，僮仆不堪往返劳顿，遂取其它河水代之，但为苏东坡识破。后来苏东坡准备两种不同颜色的桃符，分别交给僮仆和寺僧，每次取水必须和寺僧交换桃符，如此僮仆就无法偷懒了。cy260.Com
东坡虽历尽人世沧桑，却能以豁达的胸襟寓超旷于悲凉之中。东坡除了传颂千古的诗词、文章外，他那伟大高尚的人格与恢宏的气度，更是令后世怀念、景仰。也许他在《定风波》所云：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正是他悲苦人生的最佳脚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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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与茶·苏东坡
宋代苏东坡不仅是一位大文学家，也是一位熟谙茶道的高手。他一生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为人们留下了不少隽永的咏，烹茶审味，怡然自得，题有「松风竹炉，提壶相呼。」的诗句。后人为了纪念他，把这种壶式命名为"东坡壶"。
典故三：东坡烹茶，独钟金沙泉水，常遣童仆前往金沙寺挑水，僮仆不堪往返劳顿，遂取其它河水代之，但为苏东坡识破。后来苏东坡准备两种不同颜色的桃符，分别交给僮仆和寺僧，每次取水必须和寺僧交换桃符，如此僮仆就无法偷懒了。
典故四：一天，苏东坡、司马光等一批墨人骚客斗茶取乐，苏东坡的白茶取胜，免不了乐滋滋的。当时茶汤尚白。司马光便有意难为他，笑着说："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欲陈;君何以同时爱此二物?"苏东坡想了想，从容回答说："奇茶妙墨俱香，公以为然否?"司马光问得妙，苏东坡答得巧，众皆称善。
典故五：东坡与茶联苏东坡平素不讲究衣着，一日，他穿一件普通的长衫，到一个寺院里，寺院的主持大和尚并不认识他，仅说了一句：“坐。”招呼侍者：“茶。”东坡没有理他，集中精力欣赏寺内的字画去了，主持和尚见此位来客举止不凡，不由得肃然起敬忙又道：“请坐!”忙吩咐侍者：“敬茶!”那主持和尚请教客人的姓名，方知客人竟是大名鼎鼎的苏东坡时，满脸堆起笑容，恭请客人：“请上坐!”连呼侍者：“敬香茶。”当和尚请他写一对联时，东坡触景生情挥就一联：“坐，请坐，请上坐;茶，敬茶，敬香茶。”此联将势利鬼的姿态刻划得淋漓尽致。
苏东坡赞茶的诗句
苏东坡号东坡居士，是我国着名的诗人和散文家，苏东坡对饮茶一道，深得独到之秘，对于茶叶、水质、器具、煎法，都颇讲究，写下了不少咏茶诗词。
《水调歌头》：“已过几番风雨，前夜一声雷，旗枪争战，建溪春色占先魁。采取枝头雀舌，带露和烟捣碎，结就紫云堆。轻动黄金碾，飞起绿尘埃，老龙团、真凤髓，点将来，兔毫盏里，霎时滋味舌头回。唤醒青州从事，战退睡魔百万，梦不到阳台。两腋清风起，我欲上蓬莱。”
《次韵曹辅寄豁源试焙新芽》：“仙山灵草湿行云，洗遍香肌粉未匀。明月来投玉川子，清风吹破武陵春。要知玉雪心肠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戏作小诗君勿笑，从来佳茗似佳人。”
《汲江煎茶》：“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勺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经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
《仇池笔记》：“除烦去腻，不可缺茶，然暗中损人不少。吾有一法，每食已，以浓茶漱口，烦腻既出而脾胃不知。肉在齿间，消缩脱去，不烦挑刺，而齿性便若缘此坚密。率皆用中下茶，其上者亦不常有，数日一啜不为害也。此大有理。”
《西江月》：“龙焙今年绝品，谷帘自古珍泉。雪芽双井散神仙，苗裔来从北苑。口汤发雪腴酽白，盏浮花乳轻圆。人间谁敢更争妍。斗取红窗粉面。”
苏东坡居儋论茶
《儋县志》（1982年儋县文史办公室校点重印本）收有《苏文忠公居儋录》，苏东坡谪居儋耳所作的大部分诗赋文章都在其中。这本志书是三十年前一位好友馈赠的，近日重读，检阅苏东坡居儋期间的茶诗茶事，从茶之味到人生之味，细加咀嚼，竟有一番不同于早先的读书感受。
我国历来就有“茶兴于唐、盛于宋”的说法，苏东坡生活的北宋中晚期正是中国茶文化发展的极盛时期，他本人更是文人茶客的代表人物。苏东坡自谓平生三不如人：饮酒、唱曲、下棋，但对于品茗，他却是深得“茶中三昧”的真正行家。
对于苏东坡的品茗生活，明代冯璧《东坡海南烹茶图》诗云：“讲筵分赐密龙云，春梦分明觉亦空。地恶九钻黎洞火，天游两腋玉川风。”密龙云是当时贡茶中的精品，宋代帝王有将贡茶赐予朝臣之礼俗。这首诗概括了苏东坡由朝廷重用，特赐“密龙云”珍品茶，到外放下狱、谪贬儋耳这一仕途生活的坎坷变化，有如一场春梦，但他仍然像唐代卢仝（号玉川子）那样喜爱品茗。在苏东坡茶诗里，茶是真挚深厚友谊的纽带。居儋期间，他接受一些友人和学生馈赠的茶、米、药等生活用品。如在《与程秀才》书信中，他对程姓朋友给予的帮助，表示“纸茗佳惠，感怍感怍。又惠药米酱姜糖皆已拜赐矣。”在《与姜唐佐》书信中，他写道：“昨日辱夜话，甚慰孤寂。奇茗佳惠，感服至意，当同啜也。”因为物质匮乏，苏东坡在儋耳的生活十分艰难，自言“老人与过子相对如两苦行僧”，而这些朋友学生所给予的实际帮助无疑是非常及时的。诗人在这里所要表达的，不仅仅是对茶的喜爱，更是对朋友这份情谊的珍惜和感激。
以茶会友是苏东坡结交朋友和交流友情的方式，琼州学士姜唐佐是苏东坡在海南精心培养的得意门生。苏东坡在写给姜唐佐的信中说：“今日霁光，尤可喜。食已，当取天庆观乳泉，泼建茶之精者，念非君莫与共之。”这天，苏东坡用天庆观乳泉泼建茶招待自己的学生，因为市中无肉，只是吃些简单饭菜。第二天，姜唐佐邀请苏东坡过来自己住地吃饭，东坡便回书云：“适写此简，得来示，知巡检有会，更不敢邀请。会若散早，可来啜茗否？酒面等承佳惠，感愧感愧！”这样的友情超脱了物质利益的世俗性，平常如茶且韵味亦如茶。
苏东坡一生爱茶，并精于茶道，正如元代《农书》作者王祯所称赞的，苏东坡已将烹茶之法“尽之矣”。在烹茶各环节中，择水是非常重要的。苏东坡以为“精品厌凡泉”，好茶必须好水泡。苏东坡初到海南，在琼州府（今琼山府城）城东，发现“众泉发，然皆冽而不食”，清澈甘甜而无人汲用，特别是“双泉”（指洗心泉、浮粟泉。前者在明代已没，后者犹在今五公祠内），“相去咫尺而味异”，便告知郡人，从此“汲者常满”（苏轼《〈酌亭〉并引》）。元符三年，结束谪居生活北归的苏东坡，再次经过琼州，琼城东五十里的三山庵，有眼泉水，味道与茶圣陆羽赞许的天下第二名泉惠山泉类似，庵僧“以水饷焉，又求为之名”，东坡将之命名为“惠通泉”，并作《惠通泉记》。苏东坡居儋期间，饮食酒茗多用城南天庆观乳泉之水。他在《乳泉赋》写道，儋耳附近，“百井皆咸，而醪醴水乳独发于宫中”。作者还生动叙述自己取水经过：“吾尝中夜而起，挈瓶而东，有落月之相随，无一人而我同。汲者未动，夜气方归。”欢喜之情由此可见。
除了主张汲取好水以配好茶，苏东坡对烹茶的茶艺也十分精到。元符三年（1100年），苏东坡在儋耳写下了他一生中最奇最好的一首茶诗，这就是《汲江煎茶》：活水还须活火煎，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
南宋诗人杨万里称此诗“一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诗中描述了诗人在儋耳北门江边月夜汲水煎茶的情形，从汲水、舀水、煮茶、斟茶、喝茶到听更，仔细生动，绘声绘色，从中可以看出苏东坡茶艺的精熟和对茶道精神的深刻理解。宋人的煎茶即煮茶。诗人烹茶的水，是他亲自从江边钓鱼石旁汲取的深清活水，并用活火（有焰方炽的炭火）煮沸。他去汲水时，正当夜晚，月下用大瓢舀水，仿佛把水中明月也舀进了水瓮，然后再用小水杓把江水分舀到煎茶的陶瓶里。这一构思奇特，小中见大，很形象，很有韵味。煎茶、斟茶的过程也富诗意：茶煮开了，雪白的茶乳随着煎得翻转的茶脚漂了上来，而斟茶时，茶水泻在茶碗里，飕飕作响，像风吹过松林所发出的松涛声。这略带夸张的比喻衬托出贬所小屋的寂静。而最后写喝茶更是有趣：看到闻到茶汤色香之诱人，作者空腹不禁连饮三碗，以致深夜久久无法入眠。一个嗜茶诗人的神态跃然纸上。对于世事沧桑，古人常常感慨：“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其实，江水、月亮固然每年都是一样的，人生却是代代不同。也许今天我们仍可以像苏东坡那样品饮感受茶之味、茶之趣，然而当诗人喝完茶，听荒城长短不齐的更声，静坐着挨时光，他在想些什么，他的苦闷和寂寥心情，我们又能真正体会到多少呢？
苏东坡先生的下午茶
宋人吃茶的格局，和如今是完全两回事情。早春二月，福建建安的茶树刚刚长出嫩芽，就被采摘下来，经过蒸青、榨膏，用茶臼子研成云母一般的细细的白色粉末，方可进行点茶。点茶，要用汤瓶中的沸水先加一点调成膏，再冲水，用竹茶筅击拂，待茶碗中出现浮云般的一层白沫，方可以饮用。茶盏最好是黑色兔毫建盏，因为唯有黑色茶盏能衬托出茶沫的雪白。中国美学到了宋朝方才真正到达高峰，即一种文人士大夫的极简主义审美，对“雅”的极致追求。茶天然具有的某种自然之风雅，令上至天子下到平民都对此物趋之若鹜。当然，古代大众的这种慕雅行为与今天并没有本质不同，大众当然都可以附庸一下风雅，借以刷刷存在感的，没有人附庸，哪里来的风雅呢？好比今天我们参加所谓茶会，穿上汉服拍照，再发发朋友圈，配上点鸡汤文，不妨事的，真是那块料，自然慢慢会体会到茶的乐趣；然而对于有的人来说，这种“雅”本来就是他生活的常态而已。
1081年大年初二，被贬谪到黄州的苏东坡给他的好基友、“河东狮吼”典故的当事人陈季常写了这样一封信：
轼启。新岁未获展庆，祝颂无穷，稍晴，起居何如？数日起造必有涯，何日果可入城。昨日得公择书，过上元乃行，计月末间到此，公亦以此时来，如何？窃计上元起造，尚未毕工。轼亦自不出，无缘奉陪夜游也。沙舫画笼，旦夕附陈隆船去次，今先附扶劣膏去。此中有一铸铜匠，欲借所收建州木茶臼子并椎，试令依样造看，兼适有闽中人便。或令看过，因往彼买一副也。乞蹔付去人，专爱护便纳上。余寒更乞保重，冗中恕不谨，轼再拜。季常先生文阁下。正月二日。
大意是，东坡看上了陈季常的茶臼子（建州是北宋御茶苑的核心地区），想让自己这边的铜匠依样子打一个，于是大年初二就巴巴儿地写信去借；但又说，如果有人去福建，还是要请人去买一副来的。
这一年苏东坡四十四岁，刚刚因为“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第二个年头。
虽然顶着“千年第一大才子”的名头，可东坡如果在今天混圈子，也许大概可能当不了作协主席、书协主席之类的，原因“你懂的”；当网红更不可能，原因有二：第一，虽然他才是那个真的耿直boy，然而，网红界的耿直boy，哪一个不是有故事的女同学呢？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东坡的世界观与当下所谓“成功学”完全是反着来的；他的人生之旅基本是“人往低处走”，用小时代那种大势利眼的观点来看，他是个“大写的loser”。总之，用朝云对他的四个字评价：不合时宜。
但是，东坡最高杰作，却大多是在往“低处走”的阶段创造出来的，比如诗文《念奴娇·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书法《寒食帖》、《洞庭春色赋》等。大概东坡也从未将“成功”当回事。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古代读书人自有其安身立命的方法。更重要的是，无论身在何处，他的性情并不会为之改变，不会有任何造作，就像我们看到的这通尺牍。
以东坡之名留下的墨迹甚多，但多件颇有存疑之处。然而这通《新岁展庆帖》则一直被历代大家认为真迹无疑。它和写给陈季常的另一通《人来得书帖》被合为一帖，明代大家“董狐”董其昌在其后题跋曰：“东坡真迹，余所见无虑数十卷，皆宋人双勾廓填。坡书本浓，既经填墨，盖不免墨猪之论，唯此二帖(新岁、人来)则杜老所谓须臾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也”。董狐一向自视甚高，连赵孟頫都不放在眼里，这样的评价算是很高了。该帖历经项子京、安岐递藏，在北京故宫深藏不露。所幸的是，在故宫博物院武英殿最近的“故宫藏历代书画展”中，我们又能一睹此物真容了。
在“宋四家”中，东坡书法并不完美，点画肥腴有“墨猪”之讥，结体宽扁有“蛤蟆”之讽。要论技法的多样，姿态的美丽，东坡恐怕比不上米元章。然而又有论者，即所谓苏轼天然、黄庭坚劲健、米芾纵逸、蔡襄蕴藉，东坡仿佛又胜出一筹了。“天然”二字，在中国美学甚至哲学体系里，地位不言而喻。东坡谈到自己的书法时也自信地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果真是一枚耿直boy。这种天然，更表现在真性情的流露。而仔细看处，却又笔笔有法。我们在《人来得书帖》中可以体会到。
轼启：人来得书。不意伯诚遽至于此，爱愕不已。宏才令德，百未一报，而止于是耶。季常笃于兄弟，而于伯诚尤相知照。想闻之无复生意，若不上念门户付嘱之重，下思三子皆不成立，任情所至，不自知返，则朋友之忧盖未可量。伏惟深照死生聚散之常理，悟忧哀之无益，释然自勉，以就远业。轼蒙交照之厚，故吐不讳之言，必深察也。本欲便往面慰，又恐悲哀中反更挠乱，进退不惶，惟万万宽怀，毋忽鄙言也。不一一。轼再拜。
“伯诚”为陈季常之长兄陈忱。显然是陈季常向东坡通报了兄长的死讯，东坡遂去信慰问。虽寥寥数语，却绝无废话，以他与陈季常的交情，彼此只言片语已足以传达深情，但外人看来似乎淡了些。然而这通尺牍就要结束的时候，东坡又附上两行小行书：
知廿九日举挂，不能一哭其灵，愧负千万，千万。酒一担，告为一酹之。苦痛，苦痛。
在克制的情感之下，是涌动的苦痛，真挚的共情，跃然纸上。而当我们看到东坡这件墨迹时，这种印象又会被放大数倍，笔墨之间那种情感的起伏，和我们观看王羲之《丧乱帖》、颜真卿《祭侄稿》的感受有颇多类似之处。
讲到尺牍中东坡的真挚，竟让笔者想起台北故宫中的那件《归安丘园帖》了。东坡与章惇本为多年好友，在“乌台诗案”中，章惇虽为新党，还曾极力营救过东坡。但后来章惇与苏辙结怨，遂多方迫害苏轼兄弟，乃至有斩尽杀绝之意，但东坡从未流露出怨恨。然而风水轮流转，章惇失意时，同样一再被贬，他的儿子流落海南，还承蒙东坡照拂。在章惇被贬汝州时，东坡修书一封前往宽慰，称“归安丘园早岁共有此意”，但是我深知你的性格怎会安于此？只是暂时的蛰伏，究竟还是要东山再起的。这封尺牍书法写得安静、淡然，字里行间流露的那种温雅、真挚，哪里像是写给一个仇人？想想我们当下的各种“互撕”，吃相好难看，这不是斯文扫地，而是从未有过斯文罢了。
虽然这一回的展览借上了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的名头，可是预想中的《步辇图》、《韩熙载夜宴图》不知为何并未展出，在参展杰作中，尽管摹本王羲之《雨后帖》和杜牧《张好好诗》名头更响亮些，但东坡这件真迹尤其令笔者着迷，单单为了它，也值得混在如织的游人队伍中走一遭。
其实北京故宫宝贝甚多，可迄今绝大多数所翻拍出版的字画，用的还是上个世纪“故宫摄影部”拍摄的旧片子，当年离日本二玄社的水准就差了十万八千里，再加上印刷马虎，结果要么像“烧煳了的卷子”，要么“像雾像雨又像风”，令人疑心摄影师连焦距都对不准。其实国内今天的微距摄影、调频网印刷水准、硬件设备早就不输二玄社，然而一些复制品却只热心于制造各种奢华版，动辄过万，并且每一种都要做成巨册，像个石狮子一样笨重，以便蹲在豪宅里充门面。上个月台北故宫前院长冯明珠被聘为北京故宫顾问，这其实是好事一桩，不必附会上其它的意义。北京故宫若像冯明珠研究员曾经做的那样，也出一套《故宫法书新编》，印刷几乎“下真迹一等”，却又价格亲民，随手便于翻阅，也是我等大众粉丝之福利吧。
有才，任性丨苏东坡：紫砂壶太小，不够喝，那我就自己设计一款
一提到苏东坡
总会引起人们亲切敬佩的微笑
才华横溢的大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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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人间烟火的吃货
曾经沧海难为水，东坡炖肉配鸡腿。
亲民可爱爱喝茶的百姓官
苏东坡对饮茶有特别的爱好，在从政之余，他讲究饮茶的雅致性情。据说，他饮茶有四个要求：
一是茶叶一定要当时的阳羡唐贡茶。
二是烹茶的水要用上好的金沙泉水（传说同样体积的水，金沙泉水要比普通的水重百分之二，矿物质含量丰富）。
三是要用宜兴上乘的紫砂壶。
四是必须用桑树叶当柴烧火煮茶，此乃所谓茶事四绝。
苏东坡喜好饮茶，也爱茶壶，对紫砂壶更是爱不释手。历史上记载，他曾经四次到过宜兴（旧称荆溪、阳羡）。
相传，苏东坡觉得紫砂壶的个头过于小巧，对于他这种爱茶的人来说，这种小壶根本满足不了他的饮茶需求。于是他决定自己设计一种比较大的茶壶。
他让书童买来制作紫砂壶的原料和工具，决定亲自动手设计与制作。
一夜，书童提着灯笼给他送夜宵，苏东坡见到书童书中的灯笼，眼前一亮：这不就是很好的茶壶式样吗？
于是他按着灯笼的样子，将紫砂壶做成圆柱形，壶的顶部，做成抹肩状，方能加盖。
可是，壶里的水要怎么倒出来呢？经过几天的思考，他发现屋顶的大梁搭在墙体内立柱的两头，便以此为参照，这样便可提着茶壶倒水了。
苏东坡对这把自己亲手做的壶很是满意，书童在一旁也很是欣喜，就说：“大人，给这把壶起个名字吧！”苏东坡喜不自禁地说：“那就叫提梁壶吧！”
由于对这把壶的情有独钟，日后，他又写下了“青烟白菜炒米饭，氐壶天水菊花茶”的著名诗句，“氐壶”说的就是提梁紫砂壶。
在宋代，饮茶方式与现在有所不同，当时的茶叶要经过煮沸才能饮用，所以，提梁就显得十分方便与安全。
在设计上，提梁壶不但讲究力学原理，同是也考虑到提梁的稳固，按照三角力学的法则设计，创造了紫砂壶的一种新的形制。
后来也有一些陶瓷工匠依葫芦画瓢，于是就将这种灯笼形状的造型圆钝端庄、简巧虚空、带有提梁的壶称作东坡提梁壶。
也应为这一把提梁壶，民间传说苏东坡是设计宜兴紫砂壶的文人雅士的第一人，其实这大概只是宜兴人对苏东坡的一段感情。
由于宋代的紫砂壶上不留姓名，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发现一件完整的宋代紫砂壶，也就无法找到与苏东坡相关的提梁紫砂壶的实物证据。
云南民国茶人之—朱文精
1913年，辛亥革命后两年，云南公派出122名留学生东渡日本求学，其中就有来自会泽的朱文精。同批留学生中，还有后来大名鼎鼎的熊庆来。不到半年时间，朱文精与来自宜良的同学陈洪畴一同考入位于静冈的日本农商省制茶部学习，成为中国最早学习种茶制茶的留学生。其后，1919年，浙江派吴觉农和葛敬应二人赴日习茶。1919年，朱文精学成回国后，任茶叶实习所所长兼茶叶试验场场长。1923年，云南成立化学工艺厂，朱文精参与筹办，拟定《筹办云南化学工艺厂茶叶部计划书》。在该计划书中，他认为要发展茶叶出口，就要建立研究部，购置器材，征集茶样，进行近现代科学分析，研究各茶样的茶素、茶单宁、蛋白质、水分、灰分以及其他矿物质等化学、物理成分，优胜劣汰；并建议在宜良设一地制茶厂，成功后推广到景谷、缅宁（临沧）。
朱文精还认为，昆明华亭寺、归化寺、筇竹寺、十里堡所产茶叶品质优异，价值极高，且外运成本较低，值得推广。可惜在当时的情况下，朱文精的愿望难以一一实现，1933年，朱改行从事其他行业，令人嘘唏。
精行修德总是茶
故人气味茶样清，故人风骨茶样明
中国茶、中国茶道以及中国茶道精神，既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也是现代教育极其重要的道德教育资源。茶文化蕴涵着丰富的道德教育资源，历代文人名士早已作了很多精辟的论述。唐《喜园中茶生》曰：“性洁不可污，为饮涤尘烦……此物信灵味，得与幽人言。”北宋范仲淹在《斗茶歌》中说：“斗茶味兮轻醍醐，斗茶香兮薄兰芷。”，“众人之浊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商山丈人休茹芝，首阳先生休采薇。长安酒价减百万，成都药市无光辉。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风飞。”范仲淹赞美武夷岩茶为仙茶，系神仙所栽，为天下第一。滋味，胜过甘美无比的醍醐；香气，胜过馥郁馨香的兰芷，并以茶的俭朴清淡自比，由此而引用屈原《渔父》词：“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以申明自己一生为官清正廉明。宋徽宗在《大观茶论》序中写道：“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冲澹闲洁，韵高致静。”他认为茶具有“清、和、澹、静”的美德。并以此引申为社会伦理美学。他接着说：“缙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薰陶德化，盛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天下之士，励志清白，莫不碎玉锵金，啜英咀华，以不蓄茶为羞，可谓盛世之清尚也。”
总之，茶作为大自然的产物，深得自然的秉性。钟灵毓秀，造就优良茶德。茶性俭，苦而后甘，它的俭朴、清淡、和静、健身的秉性，恰与中国人崇尚先苦后甜，温和谦逊，宁静淡泊，恪守本分的思想相吻合，深得人们的喜爱。而且，由于中国茶道的演化，茶德早已超出了自然的范畴。南宋诗人杨万里诗云：“故人气味茶样清，故人风骨茶样明。”宋代大文豪苏东坡直截了当地说：“从来佳茗似佳人”。将茶人格化、神秘化，把饮茶从解渴的日常层面，上升至精神寄托的高度。茶成了高尚情操的象征，超越了茶叶的经济的物质的范畴，与中国的哲学、政治、文学、艺术、伦理等领域联系起来。人们在品茶的同时也品察了人生的趣味，培养了高尚的情操。
由此，挖掘茶德，以此育人，为众多有识之士所推崇。唐茶圣陆羽在中国第一部讲茶叶的《茶经》中说，饮茶“最宜精行修德”，把品茶当作励志、雅志的一种手段。“以茶可雅心”，“以茶可行道”，把茶视为凡间纯洁的象征，把饮茶视为心之体验，品茶即是以审美的态度对待人生，以此怡情养性。清癯如茶的郑板桥“一杯春露暂留客，两腋清风几欲仙”。可见他是多么重视茶在塑造人形象方面的作用。茶性俭，茶味清香，茶品高雅，茶中寓“静”，茶中蕴“和”，中国茶文化贯穿着以和为贵的和合文化。因而品茶不仅可以获得有益于身体健康的滋润，而且还会受到以茶为溶剂的文化源泉潜移默化的熏陶，对人们起到提高修养，陶冶情操、净化心灵的作用。此外，茶还有智化功能。品茶出诗文，诗文丰富茶文化。这已绵延了我国古代数千年历史。在现代，茶叶专家庄晚芳教授不仅把中国茶德概括为：廉、美、和、敬（廉俭育德，美真康乐，和诚处世，敬爱为人）。而且他还特别提倡，要通过饮茶方式（茶道茶艺），对人们进行礼法教育和道德修养教育。
茶润品性 精行简德
茶，南方之嘉木也。自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解之后，中华民族就一直生活在茶香氤氲之中，茶也便润泽着每一个炎黄子孙。
茶之本性，最能医疾祛疫，颐养人生。著名的医学家陈藏器首先提出了“茶为百病之药”的观点，“止渴除疫，贵哉茶也。”李时珍在其《本草纲目》中对茶的养生保健功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写道：“茶苦而寒，阴中之阴，最能降火，火为百病，火降则上清矣。”日本高僧荣西，他在中国学习佛法，并亲身体验了佛茶的健身功效，他写的《吃茶养生记》中称：“山谷茶乃养生之仙药，延龄之妙术，生之，其地则灵，人若饮之，其寿则长。”李白也认为，茶能使人调六合而成美，人饮茶之后，不仅能心情怡愉还能使人肤色娇嫩如花，真乃润泽人生之佳品也。
茶性之味，最能润泽人的行为品性。茶汤之味，先苦后甘，先薄后浓。真正用心品茶的人，首先感觉到的是人生就在茶中。人从出生入世，不仅有生理上的伤痕痛苦，而心灵及精神上的苦涩，更是难语之言，有时候如坠入苦海，连岸边也渺茫无望。这时，慢慢品啜，你会感到苦涩之味正在医治心灵，正在磨砺意志，正在让你在涅槃中超度自我。犹茶之由苦而渐甘，由淡而醇，心灵伴着茶香，则孕育出一股阳刚之气，精神为之振奋，心田为之靓丽，困难和挫折便在你的搏击下而消遁，事业如日之中天，人生如喷薄欲出之朝阳，迎来的是一片日华和成功的风采。
茶性之圣洁，最能润泽涤雪人的品格。茶生于高山幽谷，得日月之华，蕴天地之灵。远之嚣尘，出于混沌，采之如仙叶，茶可谓清纯高洁之物。真正品茶的人，应净之灵枢，涤之杂念，洁之心犀，去之物欲，方能得茶之真味，入茶之本源，这样的茶人便在茶香中升华了自己，不同流合污，不恣意妄为，行正直之道，纳清爽之气，是一个德高品佳之人，一个光明磊落之。.苏东坡笔下的叶嘉其人，便是茶人中德高之风范。
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俭德，这是陆羽在其《茶经》中对茶性的至高诠释。这精行俭德，是对品茶人行为的深度润泽。可理喻为品茶人因茶而达到的一种人生境界，即行为精诚、道德谦和、谨行为事、超脱达观。无论是处庙堂之高或江湖之远，无论是食有鱼，出有车或家徒四壁，都能处之坦然，以德为仰，中国多少贤达先哲伟人雅士，莫不是在茶香中，润泽出了灿烂的人生。
东坡茶，禅心以一贯之
东坡茶，禅心以一贯之
茶，亦庄亦谐，亦雅亦俗，在中国文化中虽为异数，却是个人品位的象征。古人品茗论道，煮茶听琴，为的是在袅袅幽香中揣摩世态炎凉，体味人生苦乐。
北宋诗人苏轼，十分嗜茶，爱茶之情常见于诗行之中：“仙山灵草湿行云，洗温香肌粉末匀。明月来投玉川子，清风吹破武林春。要知冰雪心肠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戏作小诗君勿笑，从来佳茗似佳人。”因为爱茶，才具有对茶独特的感受。“沐罢巾冠快晚凉，睡余齿颊带茶香”，“春浓睡足午窗明，想见新茶如泼乳”。可以说，苏轼咏茶，总是那么绘声绘色，情趣盎然。
在烹茶这一环节，苏轼以为“精品厌凡泉”，好茶必须配以好水，因此常常亲自到钓石之旁汲取深潭活水。“活水还须活火烹”，所以他用于泡茶的滚水皆由“有焰方炽的炭火”煮沸。对煮水的器具和饮茶用具，苏轼也很讲究。在宜兴，他设计了一种提梁式紫砂壶。后人为纪念他，把此种壶式命名为“东坡壶”。“松风竹炉，提壶相呼”，即是苏轼用此壶烹茗独饮时的生动写照。
苏轼不只是烹茶、品茶，还亲自栽种过茶。他贬谪黄州期间，经济拮据，生活困顿。黄州一位书生马正卿替他向官府申请来一块荒地，他亲自耕种，以地上收获稍济“因匮乏食”之急。在这块取名“东坡”的荒地上，他种了茶树。有诗为证：“磋我五亩园，桑麦苦蒙翳。不令寸地闲，更乞茶子艺。”在另一首《种茶》诗中他这样写道：“松间旅生茶，已与松俱瘦。移栽白鹤岭，土软春雨后。弥旬得连阴，似许晚遂茂。”诗意是说，茶种在松树间，生长瘦小但不易衰老；移植于土壤肥沃的白鹤岭，连日春雨滋润，便恢复生长，枝繁叶茂。可见诗人于躬耕之时，已深谙茶树习性。
茶的透明、润泽、剔透，使人冷静，使人沉思，使人清醒与真实，使人欢喜与清明，使人有了超越现实生活的想像。苏轼的一生，足迹遍及各地，从峨眉之巅到钱塘之滨，从宋辽边境到岭南海南。是长期的贬谪生活，为他提供了品尝各地名茶的机会，也让他在沉苦之时保有一腔向上飞扬的心襟，在贬谪之境不失敏锐深刻乐观的人生态度，正因如此，他的生命之茶才能不间断地泡出诗意的芳香。
现代人也喝茶，但能够如苏轼那般，在沉苦之时能怀着平静心境烹茶品茶，让世人感到香醇四溢的并不多见。如果说人生是一杯茶，那么泡这杯茶饮这杯茶品这杯茶的人恰恰就是自己。
女人与茶道——女人的茶道礼仪
女人与茶道文化，女人的茶礼仪——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令年轻人对喝茶失去了兴趣。“我没时间，也完全不懂茶文化，”大家通常对煮咖啡更感兴趣。而在袅袅的茶香中我们能够发现崭新的生活方式，茶艺是一种高雅的艺术，下面为大家介绍女人学习茶道礼仪的好处。
女人·静心神泡茶、喝茶讲究安静的环境，常处于这种环境中会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有助于使人静心神、修身性，感觉自身沉浸在文化当中，浮躁的心态逐渐变得平和、安静。
女人·重细节冲泡茶的过程是极为讲究的，而且非常注重当中的细节。在选择茶具、环境的格调、茶叶的多少、水温的高低、时间的把控等等这些环节上都需要小心操作、精心调理。在学习茶艺过程，可以慢慢培养一个人的细心、耐性。
女人·懂礼节在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都要做到相互尊重，做好相互之间的礼节。泡茶也不例外，相互之间的礼节是不可缺少的，学习茶艺，经常泡茶容易培养成一种良好的礼节习惯，待人处事更懂礼仪。
女人·共和谐学茶艺、懂茶品的人，通常都不会直接评价一款茶的好坏，而是从客观上讲述茶叶的特点。如待人处事一般，不要轻易去评价别人。接触茶艺时间久了，就会养成言语谨慎的习惯，做事学会多分析、少评论，懂得更好地与人和谐相处。
女人·宜取舍茶道讲究天人合一、归于自然，学茶艺要懂得尊重其自然规律，循序渐进，冲泡过程不能急于求成。长期泡茶，就会懂得，需要综合自身的素养、能力，来做相对对自己合适的事。
茶道荟萃
何谓茶道？万事万物一与“道”字相关，便显得深不可测。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把“道”说成包容万物、无处不在、博大精深、生生不已的有形与无形之间的现象，太精妙深邃了。
山野庄户人家或市井平民，只把茶作为商品，品了上千年，除了提神醒脑、去油解腻的效用外，还把茶当作独坐、闲谈、外出、居家的“伴儿”。说它有何奇处，谁也拿不出答案，只感到离不开，他们以为这就是茶道。
文人葛兆光在《茶禅续语》说：“茶是什么味？清。但五味之中有酸甜苦辣咸，却无甚么‘清’，世人以‘清’评茶味，却不知它非唇吻齿间来，若要真个说茶之味，只好说‘苦’。”针对这个‘苦’字，古医书《本草拾遗》有“茗，味苦平”。但还是说茶先苦而后甘的评语多些。如《诗经》中有“谁谓茶苦，其甘如饴”。《茶经》“啜苦咽甘，茶也”。说茶有“妙香”之味道的话也不少，如《黄山志》中“云雾茶，山僧就石隙微土间养之，微香冷韵，远胜匡庐”。《茶园十二韵》中“出蒸香更别，入焙火微溫”等，或许这些就是文人雅士的“茶道”？
其实，“道可道，非常道”。所谓“茶道”，绝非挂在口上，流于形式，或自我标榜的题目，也非讲究境、器、茶品、茶具的茶艺，什么物质一与“道”字相关，便生出无穷之奥妙、无尽之遐思，不是文化、技艺、说教所能包容的。当年李日华在《六砚斋笔记》中所谈“非真正契道之士，茶之韵味并未易评量”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品茶到了“以心品茶”的品悟层次；到了“苦尽甘来”的品饮之感；到了“茶味惟有方寸知”的品味效果，或许近了“茶道”。
现今茶馆星罗棋布，生命力很强，有些茶馆的消费水平大大高于酒吧及餐厅，这就是“茶道”的魅力，而不仅仅是那里拥有雅室、名画、美乐、茶艺、品茶的人，往往心不在茶上，多在沟通、交流、谈想法；饮酒的人，心多在酒上，往往挑剔酒的品牌、以畅饮达醉为乐，多在事情成功后欢聚一堂。事业、生意、学问、人情，远非几杯茶就能“达彼岸”的，人生漫程越觉味郁，越品越想品，既清脑又提神，既儒雅又显俊逸；而酒，虽先感怡畅、甘美而似有后患，往往端杯误事，而先机遇于交臂之间。但酒却是验证一个人的定力、机智、自知之明的“试液”，从此角度说，也有“道”理。
把所见、所悟、所闻、所触归纳起来，茶道究竟如何解释，如云在空、鹤在野，只闻其声观其形，不知其理与其情。不同消费层次、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品赏心理的人们，对茶道有着不同的理解。能品一味达半生的茶水，确有它超群脱俗之处。古时有人向高僧问道，高僧只说“吃茶去”三字。究竟到何处吃？吃什么茶，什么时候去，都无交代。据闻求道的智者竟对此三字深有所悟，可见茶道的源头在中国。中国古圣贤对此有着精深的诠释。
1、茶道之清：清，也就是无杂。古人认为，喝茶本是雅事，因而与俗人饮茶是有违茶的清的精神。因此而引申出来了品茶即品人，茶品即人品之说。我们在从古往今来的众多的文章中都可以看到相关的内容和叙述。明人屠隆在《考余事》中说：“使佳茗而饮非其人，犹汲泉以灌蒿莱，罪莫大焉；有其人而未识其趣，一吸而尽，不暇辨味，俗莫甚焉。”明人陆树声和徐渭都作有《煎茶七类》之文，二人把“人品”列在首位。陆树声说：“煎茶非漫浪，要须其人与茶品相得。”徐渭也说：“煎茶虽微清小雅，然要须其人与茶品相得。”同时代的许次纾在他所著的《茶疏》“论客”一节中说：“宾朋杂沓，止堪交错觥筹，乍会泛交，仅须常品酬酢，惟素心同调，彼此畅适，清言雄辨，脱略形骸，始可呼童篝火，汲水点汤。”陈继儒在其所著的《岩栖幽事》中则说：“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名施茶。”由此可见，品茶人数是有严格限制的，否则就落下了“施茶”的话柄。张源在《茶录》中亦有类似的说法：“饮茶以客少为贵，客众则喧，喧则雅趣乏矣。独啜曰神，二客曰胜，三四曰趣，五六曰泛，七八曰施。”饮茶活动本身就是力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从而提升个人修养。就茶道来说，在历来的文章中讲静多于讲清。因静是清的结果，静比清来得更为直接，更为表面化。宋徽宗赵佶在《大观茶论》中所写：“茶之为物……冲淡闲洁，韵高致静。”韦应物所写的、“性洁不可无，为饮涤烦尘”皆是写茶之性本洁，而饮茶之人必须性清才能相得益彰。试想本是雅事，品茶之时却仍想着蝇营狗苟之事，岂不败兴。所以说茶道的精神之一应当是——清。
2、茶道之真：中国茶道在从事茶事时所讲究的“真”，不仅包括茶应是真茶、真香、真味；环境最好是真山真水；挂的字画最好是名家名人的真迹；用的器具最好是真竹、真木、真陶、真瓷，还包含了对人要真心，敬客要真情，说话要真诚，新静要真闲。茶是活动的每一个环节都要认真，每一个环节都要求真。
中国茶道追求的“真”由三重含义：
⑴追求道之真，即通过茶事活动追求对“道”的真切体悟，达到修身养性，品味人生之目的。
⑵追求情之真，即通过品茗述怀，使茶友之间的真情得以发展，达到茶人之间互见真心的境界。
⑶追求性之真，即在品茗过程中，真正放松自己、在无我的境界中去放飞自己的心灵，放牧自己的天性，达到“全性葆真”。爱护生命，珍惜声明，让自己的身心都更健康，更畅适，让自己的一生过得更真实，做到“日日是好日”，这是中国茶道的追求的最高层次。
3、茶道之和：在茶道中和主要表现在中和，人和、和气、和谐、和悦等几个方面。
俗话说水火不能相容，但在茶道中水火不仅相容，而且是相得益彰。“风能兴火，火能熟水。”当然这也只是和在茶道中的一种最为简单直接的表现，亦是最为朴素的天地和谐的表现。
在茶道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和则是表现人与人之间，人与事之间，人和物之间的和谐和悦。这一点在古往今来有关茶道的著述中提得也是最多。如明代许次纾在他所著的《茶疏》中对人的要求是“夜深共语，洞房阿阁，宾主款狎”，明代冯可宾也有“茶宜：佳客会心文童”的要求。在不宜中许次纾认为：人事忙迫和相宜之事相违背的都不可；冯可宾在茶忌中则认为：主客不韵忙冗。此皆有背和的宗旨。人和就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之美，而饮茶则使这种美益甚。人和则生和悦之情。心情和悦则人世间是万事万物都会因此而彰显和美之意。这就是和的最终作用，亦是最主要的作用之一。
4、茶道之净：茶道之净的境界应当从两个方面来说，一就是饮茶环境的净，另一个就是饮茶茶具的净，只有这两条做到了才能真正的做到茶道的境界，才能真正的享受品茗带来的乐趣。我们再来看前人对于饮时“净“的高论。
茶宜明窗净几轻阴微雨小桥画舫茂林修竹小院焚香；
茶忌恶具主客不韵冠裳苛礼荤肴杂陈案头多恶趣。
从以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古人对饮茶的环境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所以在此我们把净作为茶道的主旨之一，这并非是空穴来凤。
5、茶道与人性：儒家思想的主张是崇尚礼乐，他们在人们日常的品茗中亦发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从中挖掘出了处世的进退之道。
早在南北朝以前更早的时期，茶就被用在祭礼之上。茶道重礼，这和儒家重礼异曲同工。陆羽甚至认为，在进行茶道时，“二十四器缺一，则茶废矣。”茶道礼仪之严，可见一斑。
我国自唐朝以来，宫廷中的重要活动（春秋大祭、殿试，以及举行的群臣大宴等等）都有一定的茶仪茶礼，以示尊重。进入宋代，儒家更将茶礼引入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就是所谓的家礼之中，如普通家庭中的婚丧嫁娶修屋筑路待客等大事，无不举行茶礼。甚而有“无茶不成礼”的说法，客来敬茶的说法也是因此而来，由此可见儒教的礼制在当时社会的影响之深入。
茶道器具的配合务求和谐，环境务求清静雅致，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必须和谐统一。这从陆羽的风炉设计思路上都可以看得出来。
儒家认为饮茶可以使人清醒，更可以使人更多的自省，可以养廉（茶以养廉），可以修身，可以修德。
品茶一旦上升到了与人格节操相对应的高度，也就是对茶的清淡宁静品格的欣赏十分和谐的统一起来了。人品和茶品的高度统一，就无意中达成了心灵与自然的自然契合，这正是儒家所要求的“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6、茶道与境：古人对饮茶品茗的环境要求也是相当高的。人不能多（人多曰施），亦不能杂，境要清幽，干净整洁为佳。欧阳修在其《尝新茶》一诗中，记他得到朋友馈赠的新茶而不用来待客时，有“泉甘器洁天色好，坐中拣择客亦佳”之句。很显然，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中，对品茶的环境也是有相当要求的。从欧阳修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出，欧阳修对品茶的环境诸如天气、品茶地景色，饮茶的人（须佳客），所用茶具（洁净），泡茶用的水（甘泉）的讲究是很高的。
到了明代，人们对品茶的环境要求日趋严格。冯可宾就有品茶的“十三宜”和“七禁忌”之说，所谓的“十三宜”是指：无事、佳客、幽坐、吟咏、挥翰、徜徉、睡起、宿醒、清供、精含、会心、赏鉴、文僮；“七忌”乃是：不如法、恶具、主客不韵、冠裳苛礼、荤肴杂陈、忙冗、壁间案头多恶趣。徐渭则说：“茶宜精舍，云林竹灶，幽人雅士，寒宵兀坐，松月下，花鸟间，清白石，绿鲜苍苔，素手汲泉，红妆扫雪，船头吹火，竹里飘烟。”总而言之，都是反复强调在品茶时对茶、水、器、环境、人、心情等等的要求。
明代又人最讲究品饮环境，这在明人表现的画卷中也可以看出。明季文士往往把品饮活动置于大自然的环境中，独览山水之胜，饱尝林泉之趣，使整个品饮活动充满了诗情画意，颇合于天地之道。
力求茶的质地优良，水质纯净，冲泡得法，茶器精美，这是饮茶的基本要求。但要使饮茶从物质享受上升到精神和艺术的享受，那么，品茶与周围环境间的关系就显得相当重要了。青山秀水，小桥亭榭，琴棋书画，幽居雅室，当然是理想的品茗环境了。
至于家庭饮茶，环境是固有的，难以选择，但在有限的空间，通过一定的努力，同样可以营造一个适宜的品茶环境。例如，可以选择在向阳靠窗的地方，配以茶几、沙发、台椅等。尽量把室内之物放得整洁，窗明几净，尽量做到安静、清新、舒适、干净，同样也能成为令人赏心悦目的品饮场所。
7、茶艺：一般说来，茶艺就是单纯的指泡茶的技艺和品茶的艺术。这当中又以泡茶的技艺为主体。因为只有泡好茶之后才谈得上品茶。而泡茶实质上就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操作问题，这是一个具有一般品质的人都可以做到的。但茶艺的实质要求不仅如此，这泡茶的过程中同时要求具有美感。
泡茶之人自己要感觉到这是一次艺术创作的过程，而作为品茶者在观看这一泡茶的过程中亦有艺术享受的感觉。这也就是说，作为艺茶之人，他不但要掌握茶叶鉴别、火候、水温、冲泡时间，动作规范等等技术问题，还要注意冲泡者在整个操作过程中的艺术美感问题，“欣赏茶艺的沏泡技艺，应该给人以一种美的享受，包括境美、水美、器美、茶美和艺美。”“茶的沏泡艺术之美表现为仪表的美与心灵的美。仪表是指沏泡者的外表，包括容貌、姿态、风度等；心灵是指沏泡者的内心、精神、思想等，通过沏泡者的设计、动作和眼神表达出来。”茶叶冲泡过程本身也是一种表演艺术。如果茶艺馆的从业人员了解这一点，就不会将自己等同于一般饮食服务员，而是自觉在从事一项普及茶文化知识、充满诗情画意的艺术活动，是一项很有意义的社会工作。
茶道 《易经》
《周易》是一部博大精深的奇书。台湾大学者南怀瑾称《周易》是“哲学中的哲学，学问中的学问”。它是儒家“五经”之首，是道家的根本，亦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的融合对象（以易理解释佛经）。“周易文化”应当是中华文化的精髓。
中国的茶文化亦是源远而流长，茶之道博大精深，更令不少人耗毕生精力钻研此道。
然而，谈中国茶道，一般人均把目光注视在儒、释、道三家与中国茶文化的渊源关系上，有人甚至说，没有儒、释、道，茶无以形成文化。应当客观地评价，儒、释、道三家在历史上既曾分别作用于茶文化，又曾综合地融会贯通共同作用于茶文化。既然儒、释、道都归根结底于《周易》，茶道是在中国本土上成长起来的文化，必然归根于“周易文化”。
中国茶道无论是对茶器、茶具、茶叶、泉水的精选，还是对品茶过程的讲究，如品茶环境氛围的营造，品茶心理素质的调养，品茶鉴赏能力的比较等，都充分体现着“天人合一”的思想。首先是物求自然。火炉砂铫，紫砂壶瓷杯，均要本土本色，茶叶茶汤均要本香本味。茶叶，不设色，不加香，色求清淡，味求纯真。本香本味，方可亲近自然、品韵本原。其次是人求专心。专心方能致“静”，方能与“天”沟通。“静”是茶人的一种审美修养和体验。“归根曰静”。心“静”，方可虚怀若谷、洞察分毫，象镜子一样真实地反映出天地万物。品茶必须是“忙”着和“闲”着的人“静”下心来。四德齐备而茶叶上等，这是客体的完美，加上主体的“虚静”，使得心灵格外空明，精神不断升华净化，“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人一旦能达到清明如镜的境地，则可以鉴天地之变，观万物之化。茶使人心静，茶使人智灵，品茶人在虚静中与大自然融通玄会，可通达“天人合一”的无我境界，达到“神明凌霄汉，思想驰古今”的自由世界。所以，品茶论易，谈天说地，说古论今，交朋结友，一切的人事活动和心灵感悟都可以借助茶来表达。
茶性阴，但阴太盛则需资阳气以相补，其中真正体现了阴阳相济之理。
茶圣陆羽《茶经》所载茶具的形制充分反映了他对周易阴阳理念的理解。他在《茶经》中说：“（茶）木如瓜芦，叶如卮子，花如白蔷薇，实如棕榈，蒂如丁香，根如胡桃。其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采得蒸焙封干，有千类万状也。”
古人深知茶道之变化，因为茶性最容易改变。茶叶也最容易吻受异味，如果包装不当，周围的气味很容易被茶叶吸收而导致茶叶窜味。茶道，将茶理寓于形式，讲求名茶、好水、美境、佳人、雅事、细器。
茶道，讲求洗茶、泡茶、闻香、啜饮各个程序，不得矫情。不同的茶，有的清淡，有的浓酽，有的在若有若无之间，有的却厚重得化不开来。
茶可以为饮，为食，为药；茶可以为听，为赏，为悟；茶可以为诗，为画，为书。中国茶道从远古的《周易》中承传了变易之道，种植有变化，采收有变化，制作有变化，品味有变化。茶道以一种奇特的形式流传世界，年年在变，月月在变，日日在变，变出博大，变出雄伟，变出壮观，变出精微。
中国茶道 日本茶道
中国茶道的虚静之美，极富我国传统审美文化的特色。比之日本“茶道四规”中所言的枯寂之美，亦称沉寂之美、静寂之美，两者有着本质上的差异。这是因为，日本茶道文化属于禅道文化，亦即佛门文化的性质。故尔就日本茶道来说，他们在茶事操作的程式中，在茶道审美的过程中，其一招一式，一举一动，都需要表达佛门的教义并教规。
这就正如日本禅师寂庵宗泽所说的那样：茶意即禅意也，因此舍掉禅之外，就没有茶意；不知道禅味的话，也就不知道茶味。这证明，日本茶道就其本质来说，它只不过是一种禅道模式。他们奉行的茶道美学，则是禅味至上主义的禅道美学，始终至虔至诚地追求充满禅道理念的枯寂之美。所以，就日本茶道来说，他们很难体悟中国茶道的虚静之美。
试想，若让心界的全部空间充满宗教的教义、教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如此境况，怎能有感悟茶道的虚静之美可言呢。当然，日本茶道的宗教信仰，本是无可厚非的。这里作出两种不同性质的茶道审美文化的比较，旨在说明因两国国情的不同，因而彼此在茶道审美文化方面亦殊有差异。正视这一点，则更有利于彼此之间开展茶道文化交流，便于求同存异，取长补短。
茶道精髓
茶道是一种以茶为媒的生活礼仪，也被认为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它通过沏茶、赏茶、饮茶、增进友谊，美心修德，学习礼法，是一种很有益的和美仪式。中国茶道是“饮茶之道”、“饮茶修道”、“饮茶即道”的有机结合，包括茶艺、茶德、茶礼、茶理、茶情、茶学说、茶导引这七种主要义理。中国茶道以“四谛”为总纲，即和、静、怡、真。
“和”是中国茶道的灵魂，是中国茶道的哲学思想核心。茶道的“和”其实就是中国佛、道、儒三家思想杂揉的具体体现。我们应该知道“和”的思想，并不是儒家独有的。儒、释、道三家均提出了“和”的思想，三者之间还是有差别的。儒家重视礼义引控的“和”。道家倡导纯任自然的“和”，反对人为的规范。佛家推崇的则是超越现世的主客体皆空的宗教形式下的“和”。儒家的“和”，体现中和之美；道家的“和”体现无形式、无常规的自然美；佛家的“和”，体现规范之美。
中国茶道融合了儒、佛、道三家思想，而突出了道家“自恣以适已”的随意性；迎合了中国民众的实用心理。这正是区别于日本茶道的根本标志之一。和谐——中国茶文化不朽的灵魂。
“以茶待客”是中国的习俗。有客人来，端上一杯芳香的茶，是对客人极大的尊重；即使客人不来，也可通过送茶表示亲友间的情宜。宋代的《东京梦华录》记载：开封人人情高谊，见外方人之被欺凌，必众来救护。或有新来外方人住京，或有京城人迁居新舍，邻里皆来献茶汤，或者请到家中去吃茶，称为“支茶”。
在现代生活中，以茶待客，以茶交友，通过茶来表示深情厚意，不仅已深入到每家每户，而且也用于机关、团体，甚至成为国家礼仪。不论是宋代汴京邻里的“支茶”，还是现在的人们以茶待客和茶话会，茶都是礼让、友谊的象征，都是亲和、和谐的体现。
“静”是中国茶道的灵魂，“和”是因“静”而“和”的，没有“静”的氛围和境界，“和”只是一份残缺的心灵。中国茶道是修身养性之道。静是中国茶道修习的必由之路。
感悟到一个“静”字，就可以洞察万物、思如风云、心中常乐。道家主静，儒家主静，佛家也主静。古往今来，无论是羽士、高僧还是儒生，都把“静”作为茶道修习的必经之路。因为静则明，静则虚，静可虚怀若谷，静可洞察明鉴，体道入微。可以说：“欲达茶道通玄境，除却静字无妙法。”
中国茶道正是通过茶事创造一种宁静的氛围和虚静的空灵的心境，当茶的清香浸润着你的心田的时候，你的心灵就会在虚静中显得空明，你的精神就会在虚静中升华，你将在虚静中与大自然融和交汇，达到“天人和一”的“天乐”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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