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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县志》（1982年儋县文史办公室校点重印本）收有《苏文忠公居儋录》，苏东坡谪居儋耳所作的大部分诗赋文章都在其中。这本志书是三十年前一位好友馈赠的，近日重读，检阅苏东坡居儋期间的茶诗茶事，从茶之味到人生之味，细加咀嚼，竟有一番不同于早先的读书感受。
我国历来就有“茶兴于唐、盛于宋”的说法，苏东坡生活的北宋中晚期正是中国茶文化发展的极盛时期，他本人更是文人茶客的代表人物。苏东坡自谓平生三不如人：饮酒、唱曲、下棋，但对于品茗，他却是深得“茶中三昧”的真正行家。
对于苏东坡的品茗生活，明代冯璧《东坡海南烹茶图》诗云：“讲筵分赐密龙云，春梦分明觉亦空。地恶九钻黎洞火，天游两腋玉川风。”密龙云是当时贡茶中的精品，宋代帝王有将贡茶赐予朝臣之礼俗。这首诗概括了苏东坡由朝廷重用，特赐“密龙云”珍品茶，到外放下狱、谪贬儋耳这一仕途生活的坎坷变化，有如一场春梦，但他仍然像唐代卢仝（号玉川子）那样喜爱品茗。在苏东坡茶诗里，茶是真挚深厚友谊的纽带。居儋期间，他接受一些友人和学生馈赠的茶、米、药等生活用品。如在《与程秀才》书信中，他对程姓朋友给予的帮助，表示“纸茗佳惠，感怍感怍。又惠药米酱姜糖皆已拜赐矣。”在《与姜唐佐》书信中，他写道：“昨日辱夜话，甚慰孤寂。奇茗佳惠，感服至意，当同啜也。”因为物质匮乏，苏东坡在儋耳的生活十分艰难，自言“老人与过子相对如两苦行僧”，而这些朋友学生所给予的实际帮助无疑是非常及时的。诗人在这里所要表达的，不仅仅是对茶的喜爱，更是对朋友这份情谊的珍惜和感激。
以茶会友是苏东坡结交朋友和交流友情的方式，琼州学士姜唐佐是苏东坡在海南精心培养的得意门生。苏东坡在写给姜唐佐的信中说：“今日霁光，尤可喜。食已，当取天庆观乳泉，泼建茶之精者，念非君莫与共之。”这天，苏东坡用天庆观乳泉泼建茶招待自己的学生，因为市中无肉，只是吃些简单饭菜。第二天，姜唐佐邀请苏东坡过来自己住地吃饭，东坡便回书云：“适写此简，得来示，知巡检有会，更不敢邀请。会若散早，可来啜茗否？酒面等承佳惠，感愧感愧！”这样的友情超脱了物质利益的世俗性，平常如茶且韵味亦如茶。
苏东坡一生爱茶，并精于茶道，正如元代《农书》作者王祯所称赞的，苏东坡已将烹茶之法“尽之矣”。在烹茶各环节中，择水是非常重要的。苏东坡以为“精品厌凡泉”，好茶必须好水泡。苏东坡初到海南，在琼州府（今琼山府城）城东，发现“众泉发，然皆冽而不食”，清澈甘甜而无人汲用，特别是“双泉”（指洗心泉、浮粟泉。前者在明代已没，后者犹在今五公祠内），“相去咫尺而味异”，便告知郡人，从此“汲者常满”（苏轼《〈酌亭〉并引》）。元符三年，结束谪居生活北归的苏东坡，再次经过琼州，琼城东五十里的三山庵，有眼泉水，味道与茶圣陆羽赞许的天下第二名泉惠山泉类似，庵僧“以水饷焉，又求为之名”，东坡将之命名为“惠通泉”，并作《惠通泉记》。苏东坡居儋期间，饮食酒茗多用城南天庆观乳泉之水。他在《乳泉赋》写道，儋耳附近，“百井皆咸，而醪醴水乳独发于宫中”。作者还生动叙述自己取水经过：“吾尝中夜而起，挈瓶而东，有落月之相随，无一人而我同。汲者未动，夜气方归。”欢喜之情由此可见。
除了主张汲取好水以配好茶，苏东坡对烹茶的茶艺也十分精到。元符三年（1100年），苏东坡在儋耳写下了他一生中最奇最好的一首茶诗，这就是《汲江煎茶》：活水还须活火煎，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
南宋诗人杨万里称此诗“一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诗中描述了诗人在儋耳北门江边月夜汲水煎茶的情形，从汲水、舀水、煮茶、斟茶、喝茶到听更，仔细生动，绘声绘色，从中可以看出苏东坡茶艺的精熟和对茶道精神的深刻理解。宋人的煎茶即煮茶。诗人烹茶的水，是他亲自从江边钓鱼石旁汲取的深清活水，并用活火（有焰方炽的炭火）煮沸。他去汲水时，正当夜晚，月下用大瓢舀水，仿佛把水中明月也舀进了水瓮，然后再用小水杓把江水分舀到煎茶的陶瓶里。这一构思奇特，小中见大，很形象，很有韵味。煎茶、斟茶的过程也富诗意：茶煮开了，雪白的茶乳随着煎得翻转的茶脚漂了上来，而斟茶时，茶水泻在茶碗里，飕飕作响，像风吹过松林所发出的松涛声。这略带夸张的比喻衬托出贬所小屋的寂静。而最后写喝茶更是有趣：看到闻到茶汤色香之诱人，作者空腹不禁连饮三碗，以致深夜久久无法入眠。一个嗜茶诗人的神态跃然纸上。对于世事沧桑，古人常常感慨：“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其实，江水、月亮固然每年都是一样的，人生却是代代不同。也许今天我们仍可以像苏东坡那样品饮感受茶之味、茶之趣，然而当诗人喝完茶，听荒城长短不齐的更声，静坐着挨时光，他在想些什么，他的苦闷和寂寥心情，我们又能真正体会到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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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与茶僧
苏轼不仅才情过人，还是一个性情中人，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这性格的豪放、洒脱固然是因为诗人本性的不羁，但也跟他平生爱茶近禅有关。
苏东坡对茶的热爱、了解，从他的诗中就可以看出，其中有一首这样写道：“示病维摩元不病，在家灵运已忘家。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这首短诗中透露了许多信息：首先，苏轼精研佛经，对《维摩诘经》中的典故如数家珍；其次，苏轼对茶的特性非常熟悉，不仅以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中“七碗茶诗”用典，并懂得以茶汤来疗病。
苏轼爱好佛学，更喜欢跟有德有才的僧人们讨论禅法，他与许多僧人相交甚笃，比如著名的佛印和尚。他在杭州任职期间，更是与当地许多诗僧、茶僧诗茶唱酬，尤其是他与诗僧道潜、晚年隐居的僧人辩才的交往，更是在茶史中传为佳话。
这年春天，苏辙在川蜀家中收到兄长寄自杭州的信笺，邀他去江南踏青，遂带了名茶欣然前往。
苏轼、苏辙一行人携家眷来到杭州郊外，酒酣饭饱。苏轼摸着肚子问道：“子由，你带来的茶呢？快拿出来与我们消消食罢。”
苏辙忙从僮儿一直没离手的一只小箱里拿出一个官窑的粉盒，里面装的正是上好的茶粉。苏轼接过瓷盒，打开一嗅，摇头道：“可惜，可惜，此茶在路中受了潮。”
苏辙闻言很是失望，苏轼却道：“无妨，无妨，此茶用松烟再制风味更佳！这附近山中恰有一位僧人，我遣小僮去向他祈些茶来。”便命小僮去山中，小僮道：“好没来由地讨茶，我如何开口呢？老爷好歹书一封字让我交给住持啊。”苏轼微笑道：“不用，你只需戴上草帽去便可！”小僮依言装扮，自去山中不提。
苏辙向苏轼道：“这山中住着的不知是哪位高僧，竟能明白兄长的用意？”苏轼笑道：“是那辩才和尚。”
二人正谈笑间，小僮捧着一只瓷瓶回来，挠着头说“怪了”，苏轼笑问：“怪从何来？”小僮道：“我进了寺门，才看到辩才大师，还没言语呢，他就笑着问我，‘可是你家大人向我借茶不是？’然后就进门拿了这瓶茶给我。老爷，是你们事先约好的吧？”
苏轼抚髯笑道：“这是你看不懂我们打的哑谜罢了！”书童忍不住道：“大老爷，你快跟我们说说吧，我都快急死了！”
苏轼道：“你瞧他脚上穿着双木屐，中间是个‘人’，戴着草帽，这一‘艹’，一‘人’，一‘木’，不就是‘茶’字嘛！”众人恍然大悟，齐夸辩才和尚的智慧与机敏。
名人与茶·苏东坡
宋代苏东坡不仅是一位大文学家，也是一位熟谙茶道的高手。他一生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为人们留下了不少隽永的咏，烹茶审味，怡然自得，题有「松风竹炉，提壶相呼。」的诗句。后人为了纪念他，把这种壶式命名为"东坡壶"。
典故三：东坡烹茶，独钟金沙泉水，常遣童仆前往金沙寺挑水，僮仆不堪往返劳顿，遂取其它河水代之，但为苏东坡识破。后来苏东坡准备两种不同颜色的桃符，分别交给僮仆和寺僧，每次取水必须和寺僧交换桃符，如此僮仆就无法偷懒了。
典故四：一天，苏东坡、司马光等一批墨人骚客斗茶取乐，苏东坡的白茶取胜，免不了乐滋滋的。当时茶汤尚白。司马光便有意难为他，笑着说："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欲陈;君何以同时爱此二物?"苏东坡想了想，从容回答说："奇茶妙墨俱香，公以为然否?"司马光问得妙，苏东坡答得巧，众皆称善。
典故五：东坡与茶联苏东坡平素不讲究衣着，一日，他穿一件普通的长衫，到一个寺院里，寺院的主持大和尚并不认识他，仅说了一句：“坐。”招呼侍者：“茶。”东坡没有理他，集中精力欣赏寺内的字画去了，主持和尚见此位来客举止不凡，不由得肃然起敬忙又道：“请坐!”忙吩咐侍者：“敬茶!”那主持和尚请教客人的姓名，方知客人竟是大名鼎鼎的苏东坡时，满脸堆起笑容，恭请客人：“请上坐!”连呼侍者：“敬香茶。”当和尚请他写一对联时，东坡触景生情挥就一联：“坐，请坐，请上坐;茶，敬茶，敬香茶。”此联将势利鬼的姿态刻划得淋漓尽致。
苏东坡赞茶的诗句
苏东坡号东坡居士，是我国着名的诗人和散文家，苏东坡对饮茶一道，深得独到之秘，对于茶叶、水质、器具、煎法，都颇讲究，写下了不少咏茶诗词。
《水调歌头》：“已过几番风雨，前夜一声雷，旗枪争战，建溪春色占先魁。采取枝头雀舌，带露和烟捣碎，结就紫云堆。轻动黄金碾，飞起绿尘埃，老龙团、真凤髓，点将来，兔毫盏里，霎时滋味舌头回。唤醒青州从事，战退睡魔百万，梦不到阳台。两腋清风起，我欲上蓬莱。”
《次韵曹辅寄豁源试焙新芽》：“仙山灵草湿行云，洗遍香肌粉未匀。明月来投玉川子，清风吹破武陵春。要知玉雪心肠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戏作小诗君勿笑，从来佳茗似佳人。”
《汲江煎茶》：“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勺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经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
《仇池笔记》：“除烦去腻，不可缺茶，然暗中损人不少。吾有一法，每食已，以浓茶漱口，烦腻既出而脾胃不知。肉在齿间，消缩脱去，不烦挑刺，而齿性便若缘此坚密。率皆用中下茶，其上者亦不常有，数日一啜不为害也。此大有理。”
《西江月》：“龙焙今年绝品，谷帘自古珍泉。雪芽双井散神仙，苗裔来从北苑。口汤发雪腴酽白，盏浮花乳轻圆。人间谁敢更争妍。斗取红窗粉面。”
苏东坡先生的下午茶
宋人吃茶的格局，和如今是完全两回事情。早春二月，福建建安的茶树刚刚长出嫩芽，就被采摘下来，经过蒸青、榨膏，用茶臼子研成云母一般的细细的白色粉末，方可进行点茶。点茶，要用汤瓶中的沸水先加一点调成膏，再冲水，用竹茶筅击拂，待茶碗中出现浮云般的一层白沫，方可以饮用。茶盏最好是黑色兔毫建盏，因为唯有黑色茶盏能衬托出茶沫的雪白。中国美学到了宋朝方才真正到达高峰，即一种文人士大夫的极简主义审美，对“雅”的极致追求。茶天然具有的某种自然之风雅，令上至天子下到平民都对此物趋之若鹜。当然，古代大众的这种慕雅行为与今天并没有本质不同，大众当然都可以附庸一下风雅，借以刷刷存在感的，没有人附庸，哪里来的风雅呢？好比今天我们参加所谓茶会，穿上汉服拍照，再发发朋友圈，配上点鸡汤文，不妨事的，真是那块料，自然慢慢会体会到茶的乐趣；然而对于有的人来说，这种“雅”本来就是他生活的常态而已。
1081年大年初二，被贬谪到黄州的苏东坡给他的好基友、“河东狮吼”典故的当事人陈季常写了这样一封信：
轼启。新岁未获展庆，祝颂无穷，稍晴，起居何如？数日起造必有涯，何日果可入城。昨日得公择书，过上元乃行，计月末间到此，公亦以此时来，如何？窃计上元起造，尚未毕工。轼亦自不出，无缘奉陪夜游也。沙舫画笼，旦夕附陈隆船去次，今先附扶劣膏去。此中有一铸铜匠，欲借所收建州木茶臼子并椎，试令依样造看，兼适有闽中人便。或令看过，因往彼买一副也。乞蹔付去人，专爱护便纳上。余寒更乞保重，冗中恕不谨，轼再拜。季常先生文阁下。正月二日。
大意是，东坡看上了陈季常的茶臼子（建州是北宋御茶苑的核心地区），想让自己这边的铜匠依样子打一个，于是大年初二就巴巴儿地写信去借；但又说，如果有人去福建，还是要请人去买一副来的。
这一年苏东坡四十四岁，刚刚因为“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第二个年头。
虽然顶着“千年第一大才子”的名头，可东坡如果在今天混圈子，也许大概可能当不了作协主席、书协主席之类的，原因“你懂的”；当网红更不可能，原因有二：第一，虽然他才是那个真的耿直boy，然而，网红界的耿直boy，哪一个不是有故事的女同学呢？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东坡的世界观与当下所谓“成功学”完全是反着来的；他的人生之旅基本是“人往低处走”，用小时代那种大势利眼的观点来看，他是个“大写的loser”。总之，用朝云对他的四个字评价：不合时宜。
但是，东坡最高杰作，却大多是在往“低处走”的阶段创造出来的，比如诗文《念奴娇·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书法《寒食帖》、《洞庭春色赋》等。大概东坡也从未将“成功”当回事。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古代读书人自有其安身立命的方法。更重要的是，无论身在何处，他的性情并不会为之改变，不会有任何造作，就像我们看到的这通尺牍。
以东坡之名留下的墨迹甚多，但多件颇有存疑之处。然而这通《新岁展庆帖》则一直被历代大家认为真迹无疑。它和写给陈季常的另一通《人来得书帖》被合为一帖，明代大家“董狐”董其昌在其后题跋曰：“东坡真迹，余所见无虑数十卷，皆宋人双勾廓填。坡书本浓，既经填墨，盖不免墨猪之论，唯此二帖(新岁、人来)则杜老所谓须臾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也”。董狐一向自视甚高，连赵孟頫都不放在眼里，这样的评价算是很高了。该帖历经项子京、安岐递藏，在北京故宫深藏不露。所幸的是，在故宫博物院武英殿最近的“故宫藏历代书画展”中，我们又能一睹此物真容了。
在“宋四家”中，东坡书法并不完美，点画肥腴有“墨猪”之讥，结体宽扁有“蛤蟆”之讽。要论技法的多样，姿态的美丽，东坡恐怕比不上米元章。然而又有论者，即所谓苏轼天然、黄庭坚劲健、米芾纵逸、蔡襄蕴藉，东坡仿佛又胜出一筹了。“天然”二字，在中国美学甚至哲学体系里，地位不言而喻。东坡谈到自己的书法时也自信地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果真是一枚耿直boy。这种天然，更表现在真性情的流露。而仔细看处，却又笔笔有法。我们在《人来得书帖》中可以体会到。
轼启：人来得书。不意伯诚遽至于此，爱愕不已。宏才令德，百未一报，而止于是耶。季常笃于兄弟，而于伯诚尤相知照。想闻之无复生意，若不上念门户付嘱之重，下思三子皆不成立，任情所至，不自知返，则朋友之忧盖未可量。伏惟深照死生聚散之常理，悟忧哀之无益，释然自勉，以就远业。轼蒙交照之厚，故吐不讳之言，必深察也。本欲便往面慰，又恐悲哀中反更挠乱，进退不惶，惟万万宽怀，毋忽鄙言也。不一一。轼再拜。
“伯诚”为陈季常之长兄陈忱。显然是陈季常向东坡通报了兄长的死讯，东坡遂去信慰问。虽寥寥数语，却绝无废话，以他与陈季常的交情，彼此只言片语已足以传达深情，但外人看来似乎淡了些。然而这通尺牍就要结束的时候，东坡又附上两行小行书：
知廿九日举挂，不能一哭其灵，愧负千万，千万。酒一担，告为一酹之。苦痛，苦痛。
在克制的情感之下，是涌动的苦痛，真挚的共情，跃然纸上。而当我们看到东坡这件墨迹时，这种印象又会被放大数倍，笔墨之间那种情感的起伏，和我们观看王羲之《丧乱帖》、颜真卿《祭侄稿》的感受有颇多类似之处。
讲到尺牍中东坡的真挚，竟让笔者想起台北故宫中的那件《归安丘园帖》了。东坡与章惇本为多年好友，在“乌台诗案”中，章惇虽为新党，还曾极力营救过东坡。但后来章惇与苏辙结怨，遂多方迫害苏轼兄弟，乃至有斩尽杀绝之意，但东坡从未流露出怨恨。然而风水轮流转，章惇失意时，同样一再被贬，他的儿子流落海南，还承蒙东坡照拂。在章惇被贬汝州时，东坡修书一封前往宽慰，称“归安丘园早岁共有此意”，但是我深知你的性格怎会安于此？只是暂时的蛰伏，究竟还是要东山再起的。这封尺牍书法写得安静、淡然，字里行间流露的那种温雅、真挚，哪里像是写给一个仇人？想想我们当下的各种“互撕”，吃相好难看，这不是斯文扫地，而是从未有过斯文罢了。
虽然这一回的展览借上了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的名头，可是预想中的《步辇图》、《韩熙载夜宴图》不知为何并未展出，在参展杰作中，尽管摹本王羲之《雨后帖》和杜牧《张好好诗》名头更响亮些，但东坡这件真迹尤其令笔者着迷，单单为了它，也值得混在如织的游人队伍中走一遭。
其实北京故宫宝贝甚多，可迄今绝大多数所翻拍出版的字画，用的还是上个世纪“故宫摄影部”拍摄的旧片子，当年离日本二玄社的水准就差了十万八千里，再加上印刷马虎，结果要么像“烧煳了的卷子”，要么“像雾像雨又像风”，令人疑心摄影师连焦距都对不准。其实国内今天的微距摄影、调频网印刷水准、硬件设备早就不输二玄社，然而一些复制品却只热心于制造各种奢华版，动辄过万，并且每一种都要做成巨册，像个石狮子一样笨重，以便蹲在豪宅里充门面。上个月台北故宫前院长冯明珠被聘为北京故宫顾问，这其实是好事一桩，不必附会上其它的意义。北京故宫若像冯明珠研究员曾经做的那样，也出一套《故宫法书新编》，印刷几乎“下真迹一等”，却又价格亲民，随手便于翻阅，也是我等大众粉丝之福利吧。
有才，任性丨苏东坡：紫砂壶太小，不够喝，那我就自己设计一款
一提到苏东坡
总会引起人们亲切敬佩的微笑
才华横溢的大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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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人间烟火的吃货
曾经沧海难为水，东坡炖肉配鸡腿。
亲民可爱爱喝茶的百姓官
苏东坡对饮茶有特别的爱好，在从政之余，他讲究饮茶的雅致性情。据说，他饮茶有四个要求：
一是茶叶一定要当时的阳羡唐贡茶。
二是烹茶的水要用上好的金沙泉水（传说同样体积的水，金沙泉水要比普通的水重百分之二，矿物质含量丰富）。
三是要用宜兴上乘的紫砂壶。
四是必须用桑树叶当柴烧火煮茶，此乃所谓茶事四绝。
苏东坡喜好饮茶，也爱茶壶，对紫砂壶更是爱不释手。历史上记载，他曾经四次到过宜兴（旧称荆溪、阳羡）。
相传，苏东坡觉得紫砂壶的个头过于小巧，对于他这种爱茶的人来说，这种小壶根本满足不了他的饮茶需求。于是他决定自己设计一种比较大的茶壶。
他让书童买来制作紫砂壶的原料和工具，决定亲自动手设计与制作。
一夜，书童提着灯笼给他送夜宵，苏东坡见到书童书中的灯笼，眼前一亮：这不就是很好的茶壶式样吗？
于是他按着灯笼的样子，将紫砂壶做成圆柱形，壶的顶部，做成抹肩状，方能加盖。
可是，壶里的水要怎么倒出来呢？经过几天的思考，他发现屋顶的大梁搭在墙体内立柱的两头，便以此为参照，这样便可提着茶壶倒水了。
苏东坡对这把自己亲手做的壶很是满意，书童在一旁也很是欣喜，就说：“大人，给这把壶起个名字吧！”苏东坡喜不自禁地说：“那就叫提梁壶吧！”
由于对这把壶的情有独钟，日后，他又写下了“青烟白菜炒米饭，氐壶天水菊花茶”的著名诗句，“氐壶”说的就是提梁紫砂壶。
在宋代，饮茶方式与现在有所不同，当时的茶叶要经过煮沸才能饮用，所以，提梁就显得十分方便与安全。
在设计上，提梁壶不但讲究力学原理，同是也考虑到提梁的稳固，按照三角力学的法则设计，创造了紫砂壶的一种新的形制。
后来也有一些陶瓷工匠依葫芦画瓢，于是就将这种灯笼形状的造型圆钝端庄、简巧虚空、带有提梁的壶称作东坡提梁壶。
也应为这一把提梁壶，民间传说苏东坡是设计宜兴紫砂壶的文人雅士的第一人，其实这大概只是宜兴人对苏东坡的一段感情。
由于宋代的紫砂壶上不留姓名，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发现一件完整的宋代紫砂壶，也就无法找到与苏东坡相关的提梁紫砂壶的实物证据。
《茶录》论茶
色：茶色贵白。而饼茶多以珍膏油其面，故有青黄紫黑之异。善别茶者，正如相工之瞟人气色也，隐然察之于内。以肉理润者为上，既已未之，黄白者受水昏重，青白者受水鲜明，故建安人开试，以青白胜黄白。
香：茶有真香。而入贡者微以龙脑和膏，欲助其香。建安民间皆不入香，恐夺其真。若烹点之际，又杂珍果香草，其夺益甚。正当不用。
味：茶味主于甘滑。惟北苑凤凰山连属诸焙所产者味佳。隔溪诸山，虽及时加意制作，色味皆重，莫能及也。又有水泉不甘能损茶味。前世之论水品者以此。
藏茶：茶宜箬叶而畏香药，喜温燥而忌湿冷。故收藏之家，以箬叶封裹入焙中，两三日一次，用火常如人体温温，则御湿润。若火多则茶焦不可食。
炙茶：茶或经年，则香色味皆陈。于净器中以沸汤渍之，刮去膏油一两重乃止，以钤箝之，微火炙干，然后碎碾。若当年新茶，则不用此说。
碾茶：碾茶先以净纸密裹捶碎，然后熟碾。其大要，旋碾则色白，或经宿则色已昏矣。
罗茶：罗细则茶浮，粗则水浮。
候汤：候汤最难。未熟则沫浮，过熟则茶沉，前世谓之蟹眼者，过熟汤也。沉瓶中煮之不可辩，故曰候汤最难。
熁盏：“凡欲点茶。先须熁盏令热。冷则茶不浮。
点茶：茶少汤多，则云脚散；汤少茶多，则粥面聚。钞茶一钱七，先注汤调令极匀，又添注入环回击拂。汤上盏可四分则止，视其面色鲜白，着盏无水痕为绝佳。建安斗试，以水痕先者为负，耐久者为胜，故较胜负之说，曰相去一水两水。
茶禅一味 云居山
“茶禅一味”恐怕是人们对禅宗茶文化谈论得最多的一个话题其最重要的一个理由便是赵州和尚那句着名的偈语——“吃茶去”。赵州和尚即着名的唐代名僧从谂(公元778－897），因因常住赵州(今属河北省赵县)观音院(今柏林寺)，又称“赵州古佛”，由于其传扬佛教不遗余力，时谓“赵州门风”。他于禅学于茶学都有很高的造诣，《广群芳谱？茶谱》引《指月录》文曰：“有僧到赵州从谂禅师处，僧曰：‘新近曾到此间么？’曰：‘曾到。”师曰：‘吃茶去。”又问僧，僧曰：‘不曾到。”师曰：‘吃茶去。”后院主问曰：‘为甚么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师召院主，主应诺。师曰：‘吃茶去”，无论是对新入院的僧客，还是已经来过的僧客，从谂禅师都一样请他们“吃茶去”，他喝的茶被称为“赵州茶”。这段饱涵悟道机锋的禅林法语曾带给佛门茶事以最深刻的影响，几乎每谈佛门茶事，都必然引用。
然而，这桩千年禅林公案却有一结需要解开：由于气候、土壤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茶叶多生长在长江流域以及云贵川等地，河北的土地上很少有茶树，赵州这个地方是不产茶的。为何从谂禅师偏偏以茶作喻，这“赵州茶”之源起究竟何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把目光投向千里之外的江西省永修县云居山，追溯云居山禅院与从谂禅师、与赵州祖庭的一份机缘。
一、从谂禅师与云居山交往初探
从谂禅师是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之后的第四代传人，是南泉普愿禅师的弟子、江西马祖道一禅师的徒孙，唐时名扬天下，誉为“赵州眼光，爆破四天下”(《五灯会元？浮杯和尚条》)。据《赵州志》记载，唐代赵州观音院(今柏林禅寺)于公元858年来了一高僧从谂法师，他祖籍山东，早年出家，80岁时到赵州观音院作住持，驻锡40年。他修佛高深不但自己嗜茶成癖，而且积极提倡饮茶，开口闭口总要说“吃茶去”。
可是《赵州志》中却没有提及当时的赵州有多少茶园，“赵州茶”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茶呢？我们从赵州显然找不出答案，因为赵州这个地方并不具备出产茶叶的自然地理条件。有趣的是，江西的攒林茶又名“赵州茶”，其实个中的缘由并不复杂。从谂禅师是个行脚和尚，据《云居山新志》记载，从谂法师曾到云居山龙昌禅院(今真如禅寺)讲经，当时的住持亲自出山门外数里相迎。两人会于禅院外明月湖前之夜合山下，彼此机语相对，势均力敌，至为投契，后人在此建“赵州关”作为纪念。赵州关内有数万亩茶林，时称“攒林茶”，从谂法师每天除了吃茶论经，还到山中观茶采茶。佛门弟子为了纪念大师，又把赵州关内的攒林茶尊为“赵州茶”。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从谂法师在去河北赵州之前，到过云居山真如禅寺，有过一段极深的交往。值得一提的是，从谂一生的人部分时间都是游走各地，不过，走得累了总要找个地方歇歇脚，从谂法师选择了美丽的云居山。在这里有一点要提出来，茶在唐代已完全进入人们的生活中，而禅宗极盛的这一时候，茶对于禅更是不可或缺，从百丈引领僧众种茶并订立百丈清规的极佳一例中，我们已然确知，唐代和尚们自种自制茶叶，已是普遍之事；而寺院茶礼作为禅家茶道，已融入寺院生活的正式仪轨。显然，云居山的攒林茶深深吸引着从谂法师，每天除了吃茶论经，还到山中观茶采茶，茶在这个时候已经作为一种意念渗入其生活方式中。在云居山讲经的这段时间对从谂法师来说，是意义重人的；云居山也因为从谂法师的到来而与赵州禅院、与那句机锋法语“吃茶去”结下不解之缘。
二、云居山的茶俗传统
江西山川纵横，丘陵广布，土质肥沃，气候温和湿润，有适合于茶叶生产的良好自然条件，是茶的主要产地之一。早在秦汉时江西便有茶叶种植，到唐时已成为全国七大茶区之一，攒林茶色泽清翠，芳香醇郁，泡上云山清泉，颗颗毛尖向上，犹如竹笋一般。
云居山原名欧山，位于永修县西南，因山峰常年云蒸霞蔚，李唐后改称云居山，其“冠世绝境，天上云居”的秀丽风景和佛教禅宗着名道场一直以来被人们所称道。自唐元和初年(公元806)，曹洞宗二祖道膺禅师在云居山南麓肇基真如寺以来，树百丈农禅之家风，茶禅盛行，寺庙的僧人以辛勤劳动的汗水浇灌了攒林茶。
佛教在茶的种植、饮茶习俗的推广、饮茶形式的传播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唐时茶的种植遍及全国各地，而此时禅风甚烈，夜间不睡不食，只许饮茶，形成“人自怀挟，到处煮茶”的风俗，茶所具有的兴奋解渴等功能，很能适应佛教僧俗守戒坐禅的需要，饮茶成为僧徒每天不可缺少的生活大事，茶成为僧人的必需品。
佛教僧众坐禅饮茶的文字记载，最旱可追溯到晋代，《晋书》“列传”卷九十五记载，敦煌人单道开，“时复饮茶苏一、一升”。到了唐代僧人饮茶已经十分普遍。佛寺里有整套庄重严肃的茶礼，唐代的百丈怀海禅师制定的《丛林清规》中，明确地把禅门饮茶的制度作了详细的规定，饮茶成为寺院日常生活修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一般寺院都设有“茶堂”，是禅僧讨论教义，招待施主和品茗之处。法堂内设有召集僧人饮茶所击之“茶鼓”，寺院有敲钟，吃茶、打板点茶等活动，还有按受戒年龄先后饮茶的“戒腊茶”，所有众僧都同时品的“普茶”等。佛事化缘所得的茶称作“化茶”，寺院并设有负责煮茶献茶的“茶头”，施惠茶水的“施茶僧”。
可见，在云居山，茶由生物之株进而化为民间之俗是“良有以也”，在这一传统的影响下，禅师将之推演入禅理亦是水到渠成的了。
三、从“攒林茶”到“赵州茶”
历史上许多名茶往往都出自禅林寺院。仅江西历史上的名茶，多与佛寺有关，有攒林茶、黄龙茶、黄果茶、石雾茶等。攒林茶是云居山真如寺里的一种久负盛名的茶，“赵州茶”就是《中国茶经》上记载的江西“攒林茶”，赵州茶是佛教界的称呼。攒林茶出名在唐，南宋时列为贡品，现为江西名茶之一。下面这件事情可能从一个侧面更加生动地阐释云居山与赵州茶的渊源关系。
1993年4月，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州祖庭柏林禅寺的净慧法师专程赴云居山，要把山上的茶树请回赵州。云居山真如寺是禅宗曹洞宗的发祥地，寺内出产的“攒林茶”久负盛名，净慧法师谈到请茶时充满感情地说：“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从云居山请赵州茶呢？别处的茶树也许更宜在赵州生存繁殖，可是和赵州没有关系。明天去云居山就会知道，真如寺的第一道山门就是赵州关，只有进入赵州关，才能进入真如寺。
赵州和尚行脚到云居山时，正是云居道膺在此开法。道膺禅师是曹洞宗的第二代，和曹山本寂禅师同师于洞山良价。但曹山这一脉没有传下来，曹洞宗是云居道膺传下来的，所以云居是曹洞宗道场。那时道膺比赵州和尚年轻，他对赵州说：‘老老大大何不觅个住处？’赵州反问道：‘什么处住得？’云居说：‘面前在古寺基。’这番对答就是云居道膺见赵州和尚的一关。
赵州和云居山的渊源这样深，我们从云居山取茶苗意义非同小可。”“第二意义，现在云居山的茶树很多是虚云老和尚亲手所栽。当时那一片荒地，培植茶叶，本名云雾茶。虚云老和尚是最提倡赵州禅风的，也提倡赵州茶。佛教界说他们年龄一样，都住世一百二十岁，面貌长得也很像，禅风也近似，认为虚老是赵州再世。所以，把云居山的茶请回去有现实意义。
我们费这么大力气取回去，活不活还不一定，前人没做过。如果做好了，这在茶文化意义上、在禅风上都会发生一定影响。”“第三个意义，茶苗真正种活了，赵州茶就不再空有其名，所以应千方百计栽活……”令人欣慰的是，在河北省有关人士的艰苦努力之下，来自江西省永修县云居山的攒林茶已经成功移植到河北故里，“南茶北移”的梦想终于实现。
四、唐时禅宗在江西的“源”与“流”
从谂禅师来江西云居山讲经，与唐代禅宗在江西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江西不仅是茶的故乡，而且也是佛教胜地，是六祖惠能创办南禅的主要根据地。南禅的“五家七宗”，大多直接或间接根植于江西，并与江西存在源远流长的渊源关系。伪仰宗、曹洞宗、黄龙宗、杨岐宗、临济宗直接以江西为自己开宗立派的滋生基地；云门宗、法眼宗，追根溯源也与江西有关。可以说，江西是禅宗五家七宗的共同发源地。全省境内道场林立，名僧云集，这是唐时禅宗兴盛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这为数众多的寺院中，很多都是禅宗的开山祖庭与重要道场，因而江西禅宗在禅宗史上的地位非同一般，身为慧能大师之后的第四代传人，从谂法师自然不会错过江西这块上地。
禅宗认为一切法门、佛性、佛道并不存在于众生之外的世界，而是寓于众生的日常生活和行为实践中。没有三界可超越，没有菩提可追求，佛法便是自我意识的觉悟，只要掌握自己人生航程的我，只要认识了这个我的本来，便已成佛。所以“三界无物，何处生心，四大皆空，何处见佛，道在汝前，道外无物”。“吃茶去’，体现了“佛法但平常，莫作奇特想”只要随缘任运，直下体悟，世上本是清静空无。“吃茶去’，把最神秘最遥远的般若绝境与最平凡、最卑微的世俗生活融为一体，把现实与极乐、此岸与彼岸统一起来。‘“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内外不住，来去自由，能除执心。”“吃茶去”凸显了禅的本质和核心，揭示了禅的修行特色和精神。
茶与禅的缘合，在于茶与禅的相通之处，追求精神境界的提纯与升华。饮茶时注重平心静气品味，茶道与禅悟均着重在主体感觉。在品茶中溶进“清静”思想，在专心品茶中使人禅静如水，清静自然。
综上所言，“吃茶去”这一禅林公案虽说成名于河北赵州，其渊源却应追溯至江西云居。如果说云居山是这一禅林机语的源头，那么赵州是这个源头的流向，而从谂法师就是把“源头活水”牵引分流的人。
《大观茶论》点茶
点茶不一。而调膏继刻，以汤注之，手重筅轻，无粟文蟹眼者，调之静面点。盖击拂无力，茶不发立，水乳未浃，又复增汤，色泽不尽，英华沦散，茶无立作矣。有随汤击拂，干筅俱重，立文泛泛。谓之一发点、盖用汤已故，指腕不圆，粥面未凝。
茶力已尽，云雾虽泛，水脚易生。妙于此者，量茶受汤，调如融胶。环注盏畔，勿使侵茶。势不砍猛，先须搅动茶膏，渐加周拂，手轻筅重，指绕腕旋，上下透彻，如酵蘖之起面。（正束）星皎月，灿然而生，则茶之根本立矣。第二汤自茶面注之，周回一线。急注急上，茶面不动，击指既力，色泽惭开，珠玑磊落。
三汤多置。如前击拂，渐贵轻匀，同环旋复，表里洞彻，粟文蟹眼，泛结杂起，茶之色十已得其六七。四汤尚啬。筅欲转稍宽而勿速，其清真华彩，既已焕发，云雾渐生。五汤乃可少纵，筅欲轻匀而透达。如发立未尽，则击以作之；发立已过，则拂以敛之。结浚霭，结凝雪。茶色尽矣。
六汤以观立作，乳点勃结则以筅着，居缓绕拂动而已，七汤以分轻清重浊，相稀稠得中，可欲则止。乳雾汹涌，溢盏而起，周回旋而不动，谓之咬盏。宜匀其轻清浮合者饮之，《桐君录》曰，“茗有饽，饮之宜人，虽多不力过也。”
论茶道
茶生水之畔，山之颠，坡之阳，壤之饶，常年雾气遮绕，烟岚窈窕，吸天地之灵气，纳日月之精华。清明时节，采其嫩叶，或如雀舌，或像尖枪。机揉手搓，炭烘火烤，所制之茶，若银针，似毫勾，条索紧细，色泽润绿。“玉盏霞生液，金瓯雪泛花”。茶乃国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虽非每人知晓，但是若置身青山绿水、雕梁画栋之间，啜上一口苦中有香、香中有爽的茶汁，似乎也能无师自通地感受到茶之文化的精髓。芳菲三月，来到郊外，眼前又见茶树枝头泛出新绿。蓦然抬头，依稀兀现陆羽端坐檐下，旁边的红泥炭炉之上，深褐色的陶壶冒着白色的热气，淡淡的清香氤氲开来……
茶源
作为中华民族的国饮，茶叶发乎神农，闻于周公，兴于唐朝，盛在宋代，流于现世，如今成了风靡世界的21世纪饮料大王。千年以前，一位早年出家后来还俗的和尚——陆羽，写下《茶经》之后，上自帝王公卿，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嗜茶，甚至中国附近的各个民族，也都学习传播了这个风尚，以至饮茶嗜好遍及全球。即使《王褒僮约》所载的饮茶、卖茶的境况来看，汉代以前，川东鄂西地区生产利用茶叶的事业已经相当发达，可谓我国祖先发现利用栽培茶叶的历史十分悠久。据悉，现有50余个国家植茶。历经千回百转的历史岁月，中国茶叶带着全部的文化密码，横陈我们的面前。
茶种
国人不仅重视名茶的开发研究，而且重视新创名茶的开发培植，因此各类名茶已有数百品种之多。有关部门统计，我国茶叶多达6000多个品种，能够呼出其名的也在千种之上。若按制作方式分类，则有不发酵茶、半发酵茶、全发酵茶。若按商品分类，则有红茶、绿茶、白茶、黄茶、黑茶、青茶。在此简述几个主要品种，以飨诸位：产于浙江杭州的西湖龙井，产于江苏吴县的洞庭山碧螺峰，产于河南车云山的信阳毛尖，产于湖南岳阳的君山银针，产于云南西双版纳的普洱茶，产于安徽齐云山的六安瓜片，产于安徽歙县的黄山毛峰，产于安徽祁门的祁门红茶，产于贵州都匀的都匀毛尖，产于福建安溪的铁观音，产于福建崇安的武夷岩茶，产于江西庐山的庐山云雾，产于湖北恩施的恩施玉露，等等。
东坡茶，禅心以一贯之
东坡茶，禅心以一贯之
茶，亦庄亦谐，亦雅亦俗，在中国文化中虽为异数，却是个人品位的象征。古人品茗论道，煮茶听琴，为的是在袅袅幽香中揣摩世态炎凉，体味人生苦乐。
北宋诗人苏轼，十分嗜茶，爱茶之情常见于诗行之中：“仙山灵草湿行云，洗温香肌粉末匀。明月来投玉川子，清风吹破武林春。要知冰雪心肠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戏作小诗君勿笑，从来佳茗似佳人。”因为爱茶，才具有对茶独特的感受。“沐罢巾冠快晚凉，睡余齿颊带茶香”，“春浓睡足午窗明，想见新茶如泼乳”。可以说，苏轼咏茶，总是那么绘声绘色，情趣盎然。
在烹茶这一环节，苏轼以为“精品厌凡泉”，好茶必须配以好水，因此常常亲自到钓石之旁汲取深潭活水。“活水还须活火烹”，所以他用于泡茶的滚水皆由“有焰方炽的炭火”煮沸。对煮水的器具和饮茶用具，苏轼也很讲究。在宜兴，他设计了一种提梁式紫砂壶。后人为纪念他，把此种壶式命名为“东坡壶”。“松风竹炉，提壶相呼”，即是苏轼用此壶烹茗独饮时的生动写照。
苏轼不只是烹茶、品茶，还亲自栽种过茶。他贬谪黄州期间，经济拮据，生活困顿。黄州一位书生马正卿替他向官府申请来一块荒地，他亲自耕种，以地上收获稍济“因匮乏食”之急。在这块取名“东坡”的荒地上，他种了茶树。有诗为证：“磋我五亩园，桑麦苦蒙翳。不令寸地闲，更乞茶子艺。”在另一首《种茶》诗中他这样写道：“松间旅生茶，已与松俱瘦。移栽白鹤岭，土软春雨后。弥旬得连阴，似许晚遂茂。”诗意是说，茶种在松树间，生长瘦小但不易衰老；移植于土壤肥沃的白鹤岭，连日春雨滋润，便恢复生长，枝繁叶茂。可见诗人于躬耕之时，已深谙茶树习性。
茶的透明、润泽、剔透，使人冷静，使人沉思，使人清醒与真实，使人欢喜与清明，使人有了超越现实生活的想像。苏轼的一生，足迹遍及各地，从峨眉之巅到钱塘之滨，从宋辽边境到岭南海南。是长期的贬谪生活，为他提供了品尝各地名茶的机会，也让他在沉苦之时保有一腔向上飞扬的心襟，在贬谪之境不失敏锐深刻乐观的人生态度，正因如此，他的生命之茶才能不间断地泡出诗意的芳香。
现代人也喝茶，但能够如苏轼那般，在沉苦之时能怀着平静心境烹茶品茶，让世人感到香醇四溢的并不多见。如果说人生是一杯茶，那么泡这杯茶饮这杯茶品这杯茶的人恰恰就是自己。
《茶录》论茶器
茶焙：茶焙编竹为之裹以箬叶，盖其上，以收火也。隔其中，以有容也。纳火其下去茶尺许，常温温然，所以养茶色香味也。
茶笼：茶不入焙者，宜密封裹，以箬笼盛之，置高处，不近湿气。
砧椎：砧椎盖以砧茶；砧以木为之；椎或金或铁，取于便用。
茶钤：茶钤屈金铁为之，用以炙茶。
茶碾：茶碾以银或铁为之。黄金性柔，铜及喻石皆能生（钅生），不入用。
茶罗：茶罗以绝细为佳。罗底用蜀东川鹅溪画绢之密者，投汤中揉洗以幂之。
茶盏：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熁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
茶匙：茶匙要重，击拂有力。黄金为上，人间以银铁为之。竹者轻，建茶不取。
汤瓶：瓶要小者易候汤，又点茶注汤有准。黄金为上，人间以银铁或瓷石为之。
茶道散论
“茶道”一词最早见于唐代诗僧释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另据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条载：“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唐末刘贞亮在《茶十德》中更指出茶可以：“利礼仁、表敬意、可雅心、可行道”等。可见，早在我国唐代就已经饮茶有“道”了。
饮茶而言道、有道并因茶入道，这当然要归功于茶圣陆羽了。陆羽在《茶经》这部旷世巨著里，首次把饮茶从生活领域提升到精神品饮和艺术创造的高度，不但使饮茶程式化，更使饮茶艺术化了。他细分十事，详加评说，使茶道初具规模。饮茶至宋代已蔚为大观，出现了许多热衷于品茗艺术的文人雅士，如蔡襄、黄儒、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陆游等。甚至连一些帝王贵胄也加入到茶人行列，为茶道推波助澜。如宋徽宗以帝王之尊，就曾亲自碾茶、煎茶，并写有一部茶学专著《大观茶论》。他们或以语言文字入茶，或以艺术修养入茶，或以佛法禅机入茶，或以自我人格及大自然的真情入茶，使中国品茗艺术真正从日常煎点提升到精神品饮的境界上来，茶道过程中那种雅洁、清静、空灵、平和、率真的精神追求也逐步完善，为中国茶道的最终确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茶道历元而降至明清时，已渐呈衰落之势，如山涧寒泉，给人以冷寂感。明清时的茶道往往流传于文人雅士间，成为中国文化的一股清流。近年来，随着民众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和生存条件的进一步改善，茶道又渐呈发展趋势。我个人以为，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几千年的历史积淀，融汇了儒家、道家及佛家精华，成为东方文化艺术殿堂中一颗璀璨的明珠。茶道是茶文化的核心，是具体的茶事实践过程，同时也是茶人自我完善、自我认识的过程。茶人通过品饮而悟道，这种过程就称作茶道。或者简单的讲，品饮者对茶的觉悟，称作茶道。由此可见，茶道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修证范畴，是要实修实证的，不仅要在“理”上认知，更要在“事”上修证，而非仅仅停留在认知或研究的层面上。如同参禅一样，研究公案、阅读禅宗史料充其量只能算作文字禅，其实和悟道没有多大关系。
茶叶书刊《大观茶论》
《大观茶论》是宋代皇帝赵佶关于茶的专论，成书于大观元年（1107）。全书共二十篇，对北宋时期蒸青团茶的产地、采制、烹试、品质、斗茶风尚等均有详细记述。其中“点茶”一篇，见解精辟，论述深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宋以来我国茶业的发达程度和制茶技术的发展状况，也为我们认识宋代茶道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赵佶（1082～1135），即宋徽宗，我国历史上出名的骄侈淫逸的帝王之一。性风流，颇有才气，书、画、词、文都有所精，存世有真书、草书《千字文卷》以及《雪江归棹》、《池塘秋晚》等画卷。
尝谓首地而倒生，所以供人求者，其类下一。谷粟之于饥，丝[上台下木]之于寒，虽庸人孺子皆知常须而日用，不以时岁之舒迫而可以兴废也。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中澹间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尤团凤饼，名冠天下，而壑源之品，亦自此而盛。延及于今，百废俱兴，海内晏然，垂拱密勿，幸致无为。缙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熏陶德化，盛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故近岁以来，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且物之兴废；固自有时，然亦系平时之汗隆。时或遑遽，人怀劳悴，则向所谓常须而日用，犹且汲汲营求，惟恐不获，饮茶何暇议哉！世既累洽，人恬物熙。则常须而日用者，固久厌饫狼籍，而天下之士，励志清白，兢为闲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锵金，啜英咀华。较筐箧之精，争鉴裁之别，虽下士于此时，不以蓄茶为羞，可谓盛世之情尚也。呜呼！至治之世，岂惟人得以尽其材，而草木之灵者，亦得以尽其用矣。偶因暇日，研究精微，所得之妙，后人有不自知为利害者，叙本末列于二十篇，号曰茶论。
李渔论饮茶
生活在明末清初的李渔祖籍在浙江兰溪下李村，生于雉皋(即今江苏如皋)。李渔是明末清初一位杰出的戏曲和小说作家，他的文艺修养和生活情趣绰有余裕，于品茶经验颇丰，并把茶事入戏曲、进小说，有多方面的表现。在他的作品中，对茶事有多方面的表现。
《明珠记·煎茶》的剧情中，三十多名宫女去皇陵祭扫，途经长乐驿。这个驿站的驿官叫王仙客，听说他的未婚妻亦在其中，便侨装打扮，化妆成煎茶女子，打探消息。王仙客坐拥茶炉煎茶，待机而行，恰逢其未婚妻要吃茶，他便趁机而得到了会面。在其中，煎茶和吃茶成了剧情发展的重要线索，茶，成了促进王仙客和其未婚妻情感的重要媒介。
李渔小说《夺锦楼》第一回“生二女连吃四家茶，娶双妻反合孤鸾命”。说的是鱼行老板钱小江与妻子边氏有两个极为标致的女儿，可是夫妻两却像仇敌一般。钱小江要把女儿许人，专断独行，边氏要招女婿，又不与丈夫通气。两从各自瞒天过海，导致两个女儿吃了四家的“茶”。“吃茶”，就是指女子受了聘礼。明代开始，娶妻多用茶为聘礼，所以，女子吃了“茶”，就算是定了亲。
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记述了不少的品茶经验。其卷四“居室部”中有“茶具”一节，专讲茶具的选择和茶的贮藏。他认为泡茶器具中阳羡砂壶最妙，但对当时人们过于宝爱而使之脱离了茶饮，则大不以为然。他认为:“置物但取其适用，何必幽渺其说”。
他对茶壶的形制与实用的关系，作过仔细的研究:
“凡制茗壶，其嘴务直，购者亦然，一幽便可忧，再幽则称弃物矣。盖贮茶之物与贮酒不同，酒无渣滓，一斟即出，其嘴之曲直可以不论。茶则有体之物也，星星之叶，入水即成大片，斟泻之时，纤毫入嘴，则塞而不流。啜茗快事，斟之不出，大觉闷人。直则保无是患矣，即有时闭塞，亦可疏通，不似武夷九曲之难力导也”。
李渔论饮茶，讲求艺术与实用的统一，他的记载和论述，对后人有很大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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