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峥嵘岁月英雄史诗1940，已经到了关乎中华民族继绝存亡的紧要关头。一边，曾留学法国巴黎的范和钧先生，穿越大半个中国，筚路蓝缕，来到云南佛海（勐海旧称），开办茶厂为抗战争取外汇支援；一边，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指挥官陈纳德在美国招募的空军、地勤志愿人员化装成各种身份,分别到洛杉矶和旧金山两地集合,乘船横渡太平洋前往远东，到达云南昆明为中国提供空军支援。两个素未平生的人，在中国同一块土地上开始了他们的征程，一个在后方，一个在前线，共同演绎出峥嵘岁月里的英雄史诗。
陈纳德——为世界和平而战的飞虎英雄克莱尔·李·陈纳德（ClaireLeeChennault）1893年9月3日出生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小农场主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陈纳德进入印第安纳州·本杰明·哈里逊堡的军官学校受训。3个月后，成为预备役中尉转入陆军通信兵航空处。1918年秋，陈纳德到长岛米契尔机场担任第46战斗机队的副官，他利用工作之余学习飞行，克服了许多困难和阻力，终于掌握了飞行技术，并且在1920年得到飞行员职位，从而转入正式飞行，与蓝天结下了不解之缘。
陈纳德技术精湛，但在美国的从政之路却非常坎坷，当他的战友都荣膺校官，他46岁的肩上还扛着尉官的徽牌。1937年4月，他的上司命他以上尉军衔退役。而此时，他的好友霍勃鲁克从中国来信，问他是否愿意来华任职，他答应了。4月初，他从旧金山启程来到了中国，开始了在中国的辉煌战斗历程。
1937年6月3日，宋美龄任命他为中国国民党空军顾问，帮助建立中国国民党空军。1941年，陈纳德接受国民党政府的委托，前往美国招募飞行员支援中国空战。罗斯福政府当时已准备对轴心国开战，故给予暗中支持，陈纳德以私人机构名义，重金招募美军飞行员和机械师，以平民身份参战。1941年8月1日，蒋介石发布命令，正式成立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任命“陈纳德上校为该大队指挥员”。1942年2月3日，宋美龄致电陈纳德，要他出任驻华空军指挥官，军衔升为准将。陈纳德从一个鲜为人知的退役陆军航空上尉，一跃成为世界各国的新闻人物。在美国，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各个战场上的消息都不佳，战争正处于黑暗的时刻。这时突然冒出陈纳德带领一小批非正规军取得辉煌胜利的消息，立即引起美国人的轰动和兴奋，陈纳德顷刻之间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英雄，获得“飞虎将军”的美称。1943年3月10日，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转变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陈纳德担任少将司令。同年7月25日陈纳德受聘为中国国民党空军参谋长。1943年10月中美空军混合联队组成并投入战斗，陈纳德任指挥。自1937年来到中国，到1945年8月8日离开中国，陈纳德在中国生活了8年2个月零8天，与他的飞虎队一起与中国八年抗战结下不解之缘，并在中国收获了与中央通讯社女记者陈香梅的传奇爱情。
1958年7月18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和美国国会批准晋升陈纳德为中将。同年7月27日，陈纳德逝世。美国国防部以最隆重的军礼将其安葬于华盛顿阿灵顿军人公墓。他的墓碑正面是英文墓志铭，镌刻着他所获得的各种奖章；背面是用中文写的“陈纳德将军之墓”，这是阿灵顿公墓中唯一的中文文字。
范和钧——国茶典范）是国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抗日风云中诞生，在日机的轰炸中撤离，为时虽然短暂，但它以高起点、高格局开创了国家大宗机器制茶的先河。范和均先生和他的“战友们”在乱世之中给中国茶业留下了一笔巨大的技术财富和精神财富，也赋予了此后的大益品牌一抹亮丽的殷红底色。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古往今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拯救国家民族于水火，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真理，为了创造自由幸福的生活，赴汤蹈火、视死如归。无论是战场前线的指挥官陈纳德，还是大后方建设茶厂的范和钧，他们都曾用这样的精神为中国抗战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今年大益主办V70中国不会忘记——中美抗战英雄纪念系列活动，特别推出“中美抗战英雄纪念茶”，以茶人特有的方式让更多人铭记他们的功勋，为这些不分国界的中华民族的英雄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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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民国茶人之—范和钧
云南民国茶人之—范和钧
范和钧（1905-1989），江苏省常熟人。早年留法勤工俭学，归国后在上海商检局工作期间，深入茶叶产区考察研究，与吴觉农先生合著《中国茶叶问题》一书。1939年春，范和钧与张石城从缅甸景栋绕道到云南佛海考察取得样茶后，取道思茅普洱返回昆明作汇报建议。同年冬天，云南中茶公司决定在佛海创办试验茶厂，委任范和钧为厂长，茶厂开办费定为5万元。
1940年春，正式开始建厂。创业是艰难的，厂房建成了，制茶机器运转了，两年来，范和钧一边建厂，一边发展滇茶生产，开展滇茶外销，繁荣了当地的经济，改善边民生活。先后，发展紧茶生产，扶持茶农茶工；在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前，与印度力争豁免紧茶的进口税和过境税；解决佛海外销茶结汇问题，使产销得以顺利进行。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战火迫近缅泰。佛海地区遭受日机轰炸扫射，人心惶惶，动荡不安。昆明中茶公司电令茶厂职工全部撤退昆明。范和均建厂任务正进入全面完成的最后阶段。范和钧决定一定要在撤退之前，把茶厂全部建成，以表达对日本侵略者绝不屈服的决心。在范和钧带领下，全厂动员，上下一心，加班加点，赶装发电机器。一周后，机房供电，全厂灯火通明，翌日，全厂职工将刚刚安好的机械和一切原有的设备，一一拆卸装箱驮运到思茅，主要机器沿途寄存民间保管，全厂员工除本地人员留守护厂外，其余人员全部撤离。日后，这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成为了历史中的美谈。
另一位作者对范和钧生平事迹的描述。
范和钧先生是江苏常熟人，早年和夫人娄允琴留学法国，1939年春到佛海考察开办佛海试验茶厂。
我是1939年12月31日经招聘后跟师傅们从宜良乘火车到昆明转乘汽车到玉溪，并停留了9天，后在殷保良先生的带领下随马帮步行20余天到达佛海，同行的有范和钧先生的夫人，他们的两个女儿，会计主任左固六先生夫妇，8位同学，在宜良招聘的竹木工人，共五、六十人。并有银行工作人员，电台人员，及少量护送的部队。在我到达佛海之前，张石城先生和湖北、江西籍工人已经到达，住在可以兴茶庄对面。听湖北工人说他们是从宜良乘火车经蒙自雨过铺转乘寸轨火车到石屏，从元江、墨江、普洱、思茅、景洪、车里，达到佛海。
范和钧先生第二次到佛海是1940年4月。他从昆明出发到上海采购机械设备物资，聘请人员(机电工程师黄翼翔，医生陈谋德，6名机械工人和其他办事人员)，再到泰国采购百货、机械(因为他还兼任云南省经济委员会佛海服务社经理)，再到仰光设办事处，负责物资采购转运，也负责茶叶销售，在上海聘请的人员经香港、海防乘滇越铁路火车到昆明。再乘汽车经滇缅公路到腊戌、景栋后步行到达佛海。茶厂址设在现在的妇幼保健站。原是一片荒地，长满野草荆棘，还有龙山(傣族坟地)，在当地请了些傣族竹工建盖了一些竹草构成的宿舍、厨房、食堂。将原来住在可以兴茶庄，李佛一家院的部分职工搬迁到厂区。接着建盖竹草构成的萎凋室，揉捻室，发酵室。烘焙室为了防火仍旧设在可以兴茶庄的木结构房里。
傣族建房工人全部工具只有一把长刀，他们的房屋架，梁柱，墙壁都用竹子制成，连床，桌，凳也是用竹制成，只有盖屋面用的“草排”是向当地民族购买的。接着赶制了一些竹帘竹架等竹制用品用具，人力揉茶桶。还有范和钧先生亲自设计指导下制作的以牛力作动力的揉茶机。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当年三季度就生产出来一批红茶。
雨季过后开始筹建厂房、宿舍，困难就更多了。当地没有砖石，没有可以购买的木材。到了旱季，外地来了些采伐工人，不懂英制尺寸，也不懂公制尺寸，范和钧先生巧妙的用层板锯成所需要的断面尺寸，用麻线作为长度，写上数量交给工人去备料。制砖也同样困难，雇来的山头人(一种少数民族)不懂砖的尺寸规格，由范和钧先生提供尺寸，厂里制成砖模交给他们制砖坯，当地没有砖窑，要等砖坯全部做完干燥后才堆砌成相似现在的轮窑形状，要备很多的木柴，同时点火燃烧，叫“无窑烧砖法”，这样时间一拖就是半年。水泥、铁皮楞瓦，（盖屋面的），钢材，小型工具，机械设备，都是用马帮从景栋驮来，不能拆散的机械设备就雇人工抬到佛海来。
通过全厂职工的努力，尤其是经过范和钧先生的精心安排和指挥，建成了办公楼，萎凋楼（下面是宿舍），仓库，厨房，食堂，厂房。房屋的基本结构是：红砖基础，土坯墙，木屋架，铁皮屋面，木门窗。砌筑了围墙，修建了碉堡，安装了大门。还两次安装了烘茶机。第一次安装在竹草房里，烘过几次茶，由于没有动力就利用脚踏车床来带动鼓风机，因防火问题解决不了，第二次又重新搬迁安装，装了电灯，发电设备等。另外还安装了切茶机、筛茶机、拣梗机。以陈谋德博士为主治医师，左固六先生的夫人为助手，创建了佛海卫生院。银行和无线电台设在可以兴茶庄，对外是两个独立单位，实际也是为创办佛海茶厂而设置的。
范和钧先生还兼任云南省经济委员会佛海服务社经理，佛海服务社实际上是个百货公司，它的经营范围大到布匹纱锭，小到儿童玩具，日常生活用品应有尽有。他在建厂工作的百忙之中还利用中午和晚上休息时间开办了全能技工训练班，由范和钧先生亲自授课讲解红绿茶的生产工艺过程，也略讲了国内其他茶叶生产的特点和销售情况，并请黄翼（下转第30页）（上接第31页）翔工程师讲解内燃机、发电机、电动机和其他机械电器设备的知识，厂长秘书每周上三个晚上的数学课。学习期历时三个月。每周实习一天。范和钧先生还讲了测量、绘图、房屋构造学，用简单的平板仪，指北针带领学员边讲解边实习，将厂区平面房屋位置测绘制成图。我在范和钧先生身边工作接近三年，觉得他知识面广，待人和气，也很亲近，考虑问题也很周到，职工也都很愿意接近他。
佛海茶厂诞生的前后顾时兴
顾时兴，宜良人，是佛海茶厂创办时从宜良招聘的青年木工，今年82岁。由于勤奋好学，深得范和钧先生喜欢，范和钧先生开的培训班，以顾时兴学得最好。佛海茶厂的揉茶机，就是他制作，他与范先生私交甚厚，撤出佛海后，范夫人在昆明开诊所，诊所的家具都是顾时兴帮做。解放后，恢复佛海茶厂时，组织上请顾回厂，因害怕疟疾，未去，在省建工作，任工程师，他说搞建筑是得益于范先生的教导。
在见到顾先生后，我问了几个问题，录如下：
问：当时生产了哪几种茶？
曰：就红茶和绿茶。
问：生产了几百吨？
曰：没有几百吨，只有120担，因为制茶人手少，机器也是简易的。1940年三季度简易地生产一批红茶，接着盖工厂。1941年边盖厂边生产，产量不多。1942年撤离。
问：生产了紧压茶没有？
曰：没有，经营了佛海各茶庄的带把的紧茶，并协助海关统计各茶庄的外运紧茶数量，因此与好友李佛一的关系搞紧张了。
问：茶叶销哪里？
曰：从打洛关出口。
佛海茶厂（今勐海茶厂）厂长范和钧和清华大学技师张石城在缅甸的日子
仰光原称大衮（Dagon），只是一个很小的城镇，主要以瑞光大金塔（ShwedagonPagoda）而闻名。直到一七五五年国王Alaungpaya赐名后才改称“仰光”。一八八五年缅甸成为英国的属地，英国人把缅甸的首都从曼德勒（Mandalay）移到了仰光。
范和钧和张石城在仰光期间去瞻仰了瑞光大金塔。瑞光大金塔耸立在仰光的新固德拉山岗上。缅甸人把它奉为佛教圣地，视为民族的骄傲。这座大金塔的历史比仰光城更为悠久，与印度尼西亚的波罗浮屠塔、柬埔寨的吴哥窟齐名。阳光明媚的时候走在大金塔周围，人们常常会被强烈的金光刺得睁不开眼。人们都要赤脚行走，以示对佛的虔诚。塔顶宝伞上则悬挂着1065个金铃和420个银铃，塔顶上的钻球镶嵌着5449粒钻石和2317颗红蓝宝石。经历2500多年风雨沧桑后，瑞光大金塔仍旧金碧辉煌，气势恢宏。1939年初，随着祖国抗战形势的恶化，沦陷区不断扩大，激起了侨胞的愤怒，缅甸华侨组织了“叱咤合唱团”，加强宣传抗日救国。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前进。
他们编辑出版《叱咤歌曲集》(当时驻缅甸总领事荣宝澄为歌集题写了书名)，收集了冼星海等创作的抗战歌曲数十首，分发给缅甸各地的华侨学校和社团。1939年3月底，首次在仰光郊区“柔美里虎”（银禧大厦）举行的赞助中国红十字会救济祖国灾民的晚会上，“叱咤合唱团”演唱了冼星海的《流民三千万》、聂耳的《告别南洋》、黄自的《旗正飘飘》等抗日歌曲，博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日寇侵占厦门鼓浪屿后，矛头对着华南的广东和港澳，激起南洋侨胞的更大的爱国热忱，纷纷起来抵制日货，捐资支持祖国抗战。
在一些爱国侨领和进步人士的牵头和广大爱国侨胞的支持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的热潮。他们利用“一二八”“九一八”“七七”“八一三”“五四”“一二九”等纪念日，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活动。在缅甸首都仰光，店员与青年学生发起“义卖募捐”活动。长蛇似的游行队伍，推着装满从各商店募捐来的日用品的大车子，沿街歌唱叫卖，挨家挨户劝捐。不仅爱国侨胞踊跃捐献，连同情我国抗日的缅人、印人、欧洲人都纷纷解囊相助。
范和钧和张石城在仰光，深切感受了海外高涨的抗日氛围。一晃已一个星期，还未见到李拂一。3月23日，李拂一已知道范、张二人赴仰光，那么他此时在干嘛？原来，天有不测风云，李拂一公司的800余包藏销紧茶在印度加尔各答遭受大火焚毁了。不得不继续留印度处理后事。
4月17日，范、张二人将一星期来在仰光了解到的情况向郑鹤春作了汇报。这是一封很重要的电报，为了便于理解在忠于原意的基础上笔者在文字上略作了调整。“李拂一兄在加尔各答的茶遇火焚毁了八佰余包现在没法回仰光了。我和张石城只得于19日下午偕佛海李县长的公子和华侨数人先行启程。佛海半开银币听说已与法币同价，推行法币事闻一度实行，但后来缪云台行长松软故未能实行。且反将纸币的价格降低了。
在此期间，我们与佛海茶商多次了解预计今后的佛海茶叶经营会有数项困难：1、资本要真银子，纸张没用。2、摆夷生活简单知足，不求厚利，无法改进采摘。3、劳工缺乏。……大规模生产今年万难办到。现距雨季已仅半月，故在此地先购置若干钢板、铁管、铜钢等代往佛海，自制各种采烘筛简单机械，不管任何环境，今年总要做些红茶、绿茶、白茶拿到市面上试试看。
确定了佛茶的地位、市場价格，雨季後再来详细规划。如同意请汇5000元国币来。此乃谨慎从事之办法。如果云南省府有决心办理佛茶之魄力我们边筹备边生产也可以……。”人虽未到佛海，但他已决心要在佛海大干一番了，在国家危难之际范和钧决心在边城小镇用制茶来支持抗战，这样的精神是值得敬佩的。同时他也触及到了佛海茶叶制销的核心即：“资本要真银子，纸张没用。”
虽然他后来费尽心血推行纸币，但他始终未料到一场纸币风暴险将他吞没。这是后话。佛海李县长的公子找到了范和钧和张石城，范张准备随李公子赶赴佛海时，事情又发生了变化。原来李拂一在4月20日上午到了仰光。李拂一先生向范和钧详细介绍了佛海全面情况，范和钧收益颇大。1939年4月20日，是范和钧和李拂一第一次会面。从此他们人生的一段经历就与佛海茶厂、佛海服务社交织在了一起。李拂一更未料到他竟伴随佛海茶厂的兴衰走完了全程，比范和钧走得更长，走得更远！
读普洱茶史，除了范和钧、李拂一、冯绍裘他也应该被记住
读云南普洱茶发展史，“沱茶鼻祖”严子珍、“漆器匠人”范和钧、“滇红之父”冯绍裘，相信大家已都耳熟能详，李拂一、唐庆阳也一再听人提过，甚至鲜为人知的留学国外学茶的第一人朱文精，也逐渐为大家知晓。
还有一个人却很特殊，每一部记载普洱茶历史的书中，都有他的身影闪现，似乎每一个普洱茶发展关键时期，他都会适时出来，正如某些影视片中的配角，戏份不多却缺他不可，生平不详却令人印象深刻，他是谁？
回族实业家白亮成先生
如果我说他叫白亮成，你可能还是发懵，不卖关子了，他还叫白耀明！那个在勐海南糯山最早建茶厂的白耀明，还不清楚？好吧，他还有一个名字，白孟愚，是的就是那个与范和钧和佛海茶厂斗智斗勇的白孟愚！
白耀明，字亮诚（成），号孟愚、莲父。史书中毫无例外地用其号“孟愚”，故知亮成者甚少，又佛海茶厂创办期间，白亮成在与中茶派的范和钧矛盾颇多，似乎是个与“正面形象”的佛海茶厂“作对”的人，故很少有对其生平资料详尽介绍的。
白亮成，号孟愚
在云南普洱茶的发展过程中，沙甸回族白亮成是一个值得一提的人物。
白亮成生于1893年，37岁时在云南省财政厅担任保护财产的专员，相当于特殊押运的保安经理。1932年，云南省政府派遣白亮成到普洱、思茅、车里、佛海、南峭一带办理税务。其间，他发现车里、佛海、南峤3县大片平坝土地肥沃，雨量充沛，资源丰富，但当地民众的生活极度贫困。白亮成深感大力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生产之必要，开发边地的志向和决心也更坚定了。
当时云南思普区茶业试验场出品机制绿茶茶标
1936年，白亮成先后到宁夏、甘肃、陕西、湖北、湖南、江西等地进行考察。之后，他又辗转去了日本，学习茶叶以及其他农作物栽培加工技术。（早在1913年，其前辈朱文精等便已派去日本，成为第一批国外学茶的留学生）
1938年，云南省财政厅采纳了白亮成的建议，建立了云南思普区茶业试验场。云南省政府以财政厅名义投资筹建“云南省思普地区茶业试验场”，并聘请白亮成出任场长。在先生主持下，当年元月建成南峤第一分场，四月又建成南糯山第二分厂，选购国内优良茶种，采用科学技术栽培、管理，以试验开发更为优质的茶叶产品。（1919年，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朱文精、陈洪畴等人在省政府支持下，建成茶叶实习所和茶叶试验场，十多年的茶叶实习所和茶叶实验场似乎没有做出什么成绩。这也导致后来云南省地方政府制茶的重心转到了和中茶公司共同成立的云南中茶公司。）
南糯山茶叶种植场旧址
1940年，佛海总场成立，白先生又在南糯山茶园中心区，建立制茶厂，从印度引进制茶机，推行机械制茶工艺。后又从沪杭聘来10几名高级技师，制出红、绿茶质优价廉，客商纷纷前来订货，长期供不应求。1942年，思普区茶业试验场划归云南省企业局，改称“思普企业局”，白任总办。原一分场改称安峤农场，二分场改称南糯山茶叶种植场。并新建了樟脑培植场和志安纺织厂，白兼任纺织厂厂长。白亮成为代表的“云茶派”，继承了朱文精等前辈复兴云南茶业的使命，以南糯山茶场为基础，成为与范和钧为代表的“中茶派”分庭抗礼的中坚人物。
佛海茶厂的创建人和第一任厂长范和钧
此时的南糯山用科学方法栽培茶树10万株，有厂房500平方米，住房700平方米，揉茶机大小各1部、烘茶机1部、切茶机1部、分筛机1部，年产机制茶2000担左右。还设立了职工医院，开辟了球场、娱乐场等文体活动设施，丰富职工生活。其间，白亮成研发的红茶行销欧美国家。尽管白亮成不是第一个在云南生产红茶的人，但他却为后来的勐海茶厂的红茶生产以及普洱茶的广为传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正值思普企业局兴旺、发达之际，日本侵略军自缅甸进犯中国边境。国难当头，白亮成又致力于抗日救亡运动。他在车里成立接待站，赶造木筏50多条，供归国侨胞抢渡，使众多华侨平安回国。他还组织茶厂游击纵队，配合九十三师防守边境。
由于战争原因，思普企业局经营一直不善，处在一种勉力维持的状态。1946年5月，企业局已欠薪数月，白亮成请求辞职。1948年，白亮成离开勐海，侨居缅甸。
1939年——1942年中茶公司的范和钧等筹建创办佛海茶厂，其间和南糯山茶场以及佛海20多家茶庄利益相冲矛盾重重，范和钧以一己之力，力战群雄，后经中央采取强硬措施，决定全国茶叶均由中茶公司统一领导，统购统销，这场白亮成和范和钧的矛盾，地方派和中茶派的争斗，以中茶公司获胜而告终。但乱世年代没有赢家，也是战争原因，佛海茶厂不能正常生产，1942年11月，范和钧黯然离开勐海。
老勐海茶厂
解放后，南糯山制茶厂划归今天的勐海茶厂经营，试验场之名称与隶属关系则在多次变动以后，最终于1979正式改名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
现代勐海茶厂
白亮成生逢乱世，却热心实业，力助桑梓，对云南现代茶业的开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和朱文精、范和钧一样，不应该被忘记。正如西双版纳“终身州长”召存信所言：“回族实业家、教育家、学者白亮成代表云南省政府开发茶叶以及推行海外贸易。纵观数百年来普洱茶的历程，毫不夸张地说，普洱茶品牌在国际上之所以能够打响，回族人功不可没。”
茶道与佛教的五个共同之处
佛教创建于公元前6世纪—5世纪间的古印度，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的传播与发展，到隋唐时达到鼎盛时期。而茶是兴于唐、盛于宋。
创立中国茶道的茶圣陆羽，自幼曾被智积禅师收养，在竟陵龙盖寺学文识字、习颂佛经。在陆羽的《自传》和《茶经》中都有对佛教的颂扬及对僧人嗜茶的记载。可以说，中国茶道从一开始萌芽，就与佛教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其中僧俗两方面都津津乐道，并广为人知的便是——茶禅一味。宋代大学问家苏东坡曾经写过一首茶联，曰“茶笋尽禅味，松杉真法音”。我们敬爱的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老先生也写过一首茶诗，曰“七碗受之味，一壶得真趣。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从这些茶联、茶诗中不难从“禅”中闻到“茶”香，从“茶”中品到“禅”味。
之所以把茶与佛教的关系概括为“茶禅一味”的殊胜因缘，就是因为：茶与佛教的最初关系是茶为僧人提供了无可替代的饮料，而僧人与寺院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和制茶技术的进步，进而，在茶事活动中，茶道与佛教之间逐渐找到了越来越多的思想内涵方面的共同之处。
其一为“苦”
佛教教理博大精深，但以“四谛”为总纲。释迦牟尼成道后，第一次在鹿野苑说法时，谈的就是“四谛”之理。而“苦、集、灭、道”四谛以苦为首。人生有多少苦呢？佛以为，有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等等，总而言之，凡是构成人类存在的所有物质以及人类生存过程中精神因素都可以给人带来“苦恼”，佛法求的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参禅即是要看破生死、达到大彻大悟，求得对“苦”的解脱。茶性也苦。从茶的苦后回甘，苦中有甘的特性，佛教可以产生多种联想，帮助修习佛法的人在品茗时，品味人生，参破“苦谛”。
其二为“静”
茶道讲究“和静怡真”，把“静”作为达到物我双忘的必由之路。佛教也主静。佛教坐禅时的五调(调心、调身、调食、调息、调睡眠)以及佛学中的“戒、定、慧”三学也都是以静为基础。佛教禅宗便是从“静”中创出来的。可以说，静坐静虑是历代禅师们参悟佛理的重要课程。在静坐静虑中，人难免疲劳发困，这时候，能提神益思克服睡意的只有茶，茶便成了禅者最好的“朋友”。
其三为“凡”
日本茶道宗师千利休曾说过：“须知道茶之本不过是烧水点茶。”此话一语道破茶道的本质，确实是从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琐碎的平凡生活中去感悟宇宙的奥秘和人生的哲理。禅也是要求人们通过静虑，从平凡的小事中去契悟大道。
其四为“放”
人的苦恼，归根结底是因为“放不下”，所以，佛教修行特别强调“放下”。近代高僧虚云法师说：“修行须放下一切方能入道，否则徒劳无益。”放下一切是放什么呢？内六根，外六尘，中六识，这十八界都要放下，总之，身心世界都要放下。放下了一切，人自然轻松无比，看世界天蓝海碧，月明星朗。品茶也强调“放”，放下手头工作，偷得浮生半日闲，放松一下自己紧绷的神经，放松一下自己被囚禁的行性。
自古以来僧人多爱茶、嗜茶，并以茶为修身静虑之侣。为了满足僧众的日常饮用和待客之需，寺庙多有自己的茶园。我国一直有“自古名寺出名茶”的说法。僧人对茶的需求从客观上推动了茶叶生产的发展，为茶道提供了物质基础。
民国茶范：鲁迅的香烟、酒局和茶生活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识者以为“就只这几句，已是使我认知天才之迸发，骤尔不可方物。“弃医从文的鲁迅在文字上表现出了某种天才性，但从他日记中每年的“书帐”来看，他是下了大功夫的。
（鲁迅一生唯一大笑的照片，1936年摄，同年，鲁迅去世）
1837年8月31日，爱默生发表了一场著名的演讲——《美国学者》，这是一篇彰显人的价值，正视美国自信心的演讲；1934年9月25日，鲁迅写出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吗》，着力鼓舞民族自信心。1936年，鲁迅逝世，从10月20日到21日，有一万多人自发前去瞻仰他的遗容，其棺木上覆有一面长方形旗，上书“民族魂”三字。毛泽东曾经这样评价他：“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个评价一直有某种延续性，在我上学的年代里，在不同老师的口中一再重复，在不同的类型的文章中被作为最后的堡垒。
鲁迅《自嘲》手迹
鲁迅常常被形容成“横眉冷对”，但在日常生活中，他做事十分仔细认真，总是把家里的东西收拾得井井有条，他与人交际，折借钱财，互赠礼物，婚丧嫁娶，礼上往来，一样不少，吃喝娱乐，他也有自己的玩法，有时，还与人开一些精致的玩笑。鲁迅自己就说：“譬如勇士，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喜欢吃零食，经常去一些的固定的商场买饼，别人也经常送他食物。鲁迅爱看电影，当时上映的好多大片他都看过，比如《美人心》《金银岛》。他对美术也有自己的理解，对中国现代木刻贡献很大。
一、抽烟是鲁迅的标志性生活
鲁迅一生，烟、酒、茶都有涉足，他习惯于晚上工作，白天睡觉，晚上工作，写作之时，常常以烟相伴，周海婴后来在《我与鲁迅七十年》一书中回忆了这样的情景：“父亲睡在床外侧，床头凳子上有一个瓷杯，水中浸着他的假牙。瓷杯旁放着香烟，还有象牙烟嘴。我自知对他的健康帮不了什么，但总想到尽点微力，让他一展容颜，也算是一点安慰。于是轻轻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细心地插进被熏得又焦又黄的烟嘴里面，放到他醒来以后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后悄然离去。”
海婴与鲁迅，一岁与五十，1930年摄于上海
曹聚仁在《鲁迅评传》中也说到：替鲁迅作生活标志的是烟。他是烟不离手的人，一面与人笑谈，一面烟雾弥漫。工作越忙，烟也抽得越多。每天总在五十支左右。说到他平素喜欢的烟品牌，有“品海牌”、“黑猫牌”和“红锡包”，而对于抽烟这件事，鲁迅有自己的理论，他说：“我吸烟虽是吸得多，却是并不吞到到肚子里去的。”
53岁寿辰全家合影，1933年
二、“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
鲁迅一生职业，大多与教育有关，不是在教育部任职，就是在大学教书。那时，朋友来了，朋友去了，同事和同事的亲人结婚了，家里的老人去世了，部里领导开心了，都有饭局，饭局和酒局本来就是连在一起的。鲁迅赴过陕西省长兼督军刘镇华的宴会，参加过泰戈尔访华期间在北京举行的生日宴会。和其他普通人一样，鲁迅参加的数量众多的宴会多是同事及友人间的日常聚会：
“晚李仲侃招饮于颐乡斋，赴之，同席为王云衢、潘企莘、宋子佩及其子舒、仲侃及其子。”
“午后胡适之至部，晚同至东安市场一行，又往东兴楼应郁达夫招饮，酒半即归。”
“晚张凤举招饮于广和居，同席为泽村助教黎君、马叔平、沈君默、坚士、徐耀辰。”
“晚子佩招饮于宣南春，与季市同往，坐中有冯稷家、邵次公、潘企莘、董秋芳及朱、吴两君。”
“荆有麟邀午餐于中兴楼，午前赴之，坐中有绥理绥夫、项拙、胡崇轩、孙伏园。”
这样的饭局、酒局，鲁迅的日记（1912.5.5—1936.10.18）中多有记载，偶尔他也会拒绝一些宴会邀请。鲁迅去商店买日常生活用品时，也买酒和茶，旁人也多送他这些随手礼。饭局、酒局中同坐者，可以列一个长长的名单，其中不乏各有专长的名人，比如胡适，许寿裳，齐寿山，林语堂，周作人，郁达夫，台静农......；喝过的酒则有越酒，汾酒，啤酒，威士忌、葡萄酒，薄荷酒，苦南酒，杨梅烧酒......。群聚之外，也有独饮的情形，也大醉过：“夜失眠，尽酒一瓶”；“午后盛热，饮苦南酒而睡”；“夜买酒并邀长虹、培良、有麟共饮，大醉”。
鲁迅在北京时居住的八道湾寓所
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四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原本是与周作人等一家人在一起吃饭，最后变成鲁迅一个人自己吃饭。同年七月十九日，周作人给鲁迅写了一封信：
“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这是一段著名的公案，有不少解释，周海婴对这段往事写有专门的回忆文章，读来颇让人心酸。回想当初，鲁迅在八道湾买了房子，母亲，朱安，周作人夫妇，周健人夫妇，全部住在一起。周作人、周健人既是亲兄弟，又是连襟，两人的老婆同是亲姐妹，又是妯娌（周健人后来娶妻王蕴如）。收到周作人绝交信以后，鲁迅就另择居所，搬离八道湾，最后一次在日记中提到“二弟”二字是一九二三年七月三日，此外，终鲁迅一生，日记中不再出现“二弟”二字，只称“启孟”。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一日，（鲁迅）“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左上至右下：胡适；郑振铎；丁玲；梁实秋；闻一多；张爱玲；鲁迅；老舍；茅盾；台静农；萧红；曹禺；郁达夫；傅斯年；张恨水；巴金；这群人中很多人都与鲁迅有交集。
近人胡因梦与名作家李敖离婚后，说过一段有名的话：同在一个屋檐下久了，英雄不是英雄，美人也不是美人。哪些当年与鲁迅一起吃饭喝酒的人，各自散落在历史的烟云之中。鲁迅写过小说《在酒楼上》，那种无意间的酒楼相逢，展现出来却是不同时期知识份子的精神面貌：“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我这时又忽地想到这里积雪的滋润，著物不去，晶莹有光，不比朔雪的粉一般干，大风一吹，便飞得满空如烟雾。……”
左图：1948年，周作人赴法庭受审；右图：1948年，胡适与中央研究院院士合影
三、鲁迅的茶生活
如今，在某些单位工作或经常看新闻的人，对“茶话会”这词再熟悉不过了。他们不是经常开茶话会，就是经常看别人开茶话会，比如年终总结，学术讨论，文艺座谈，招待外宾，新年团拜，凡春节、新年、国庆节、中秋节等等重要节日，开个茶话会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党、政府、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各种协会，大伙儿聚一聚，喝喝茶，聊一聊，谈一谈，感情增加了，思想也交流了，一团和气，其乐融融。
茶话会是一个传统，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礼仪活动，有人认为这是对传统礼仪成功改革的典范。其实，从源头来看，它从茶俗演变而来。唐代，新茶采制之后，佛门有“禅庭一雨后，莲界万花中。时节流芳暮，人天此会同”的例会；文人常以茶会友，朋友聚会时，常饮茶清谈，交流思想，增进情感。旧时商人在固定茶楼上谈生意，也举行茶话会。后来演变为社交性集会，适应面和使用阶层更加广泛。其中，以国家级茶话会和招待外宾的茶话会的程式设计最为严谨，流程也相对固定化。
鲁迅在北京时，经常参加单位组织的茶话会，大略是工作需要，他更多与朋友在外面喝茶。以1924年为例，他的茶生活如下：一月十七日，“往鼎香村买茗二斤，二元”；四月十三日，“上午至中山公园四宜轩。遇玄同，遂茗谈至晚归”；五月二日，“下午往中央公园饮茗，并观中日绘画展览会”；五月六日，“晚买茗一斤，一元；酒酿一盆，一角”；五月十一日，“往晨报馆访孙伏园，坐至下午，同往公园啜茗，遇邓以蛰、李宗武诸君，谈良久，逮夜乃归”；五月二十叁日，“往中央公园饮茗并食馒首”；五月三十日，“遇许饮文，邀之到中央公园饮茗”；五月三十一日，“下午往鼎香村买茗二斤，二元。”在广州时，他和朋友常去陶陶居、陆园、北园等茶居喝茶，还说“广州的茶清香可口，一杯在手，可以和朋友作半日谈”。
鲁迅喜欢喝龙井。有一次，林语堂去找鲁迅，没遇到，留下两盒红茶。那个年代，有名的火腿叫茶腿，据说是用茶叶熏的，鲁迅就曾经收到过，也买了送人。在他的礼品单中，还有普洱茶膏。清人赵学敏著《本草纲目拾遗》云：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在那个年代，显得十珍贵，有资料显示，鲁迅珍藏的这批普洱茶膏，有一部分在2004年曾高价拍卖。
蒙顿复刻版清代宫廷普洱茶膏
鲁迅不但自己喝茶，还叶，一次多达十斤二十斤。
周海婴与母亲，时年近十岁，摄于1939年
内山完造后来撰文回忆上海生活时，谈到他与鲁迅一次聊天，说的是对茶叶源流的一些看法：某日与鲁迅先生聊起了茶，我听说日本的薄茶（日本抹茶的一种）沿用了中国唐代的饮用方法，但日本后来的形式和做法更烦琐，而远流洲的茶庭、千利休的茶室以及丰臣秀吉的黄金茶室、茶具更是后来的事。
四、鲁迅的世界
我上学的时候，正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的时代，正是《论雷峰塔的倒掉》《为了忘却的记念》、《拿来主义》《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的时代，正是《阿Q正传》《狂人日记》、《孔乙己》《社戏》、《故乡》《药》《祝福》的时代……那时，老师们会让你分析鲁迅在某段文字中为啥要用某个词，段落大意是什么，现在想来，不免滑稽，支离破碎无助于你理解整体上的鲁迅。
三味书屋内景
作为文体家的鲁迅，其小说，杂文，散文，旧体诗，故事新编就放在那里，随时都可以进入阅读和比较；作为精神偶像的鲁迅，常常因为解构的多样化，今天反而呈现出一种被稀释后的模糊状态；作为象征人物的鲁迅，"他为真理而战，为正义，为民族，为轩辕（中国）而奋斗不息"；作为被解读的鲁迅，许寿裳，许广平，周海婴，毛泽东，曹聚仁，李长之，朱正，钱理群，邵燕祥，孔庆东，陈丹青都有自己的“鲁迅”。
每一时代的人进入“鲁迅”的路径都不一样，有些是他的亲人、密友和同时代的旁观者的看法，有些是强大的时代裹挟，有些是政治正确，有些是因袭别人的意见，有些则是时间的沉淀，有些是传播媒介的变化和传播语码的交织嬗变。诗人帕兹说：不是记忆牢记住了过去，是过去返回身来寻找到了记忆。每一代人重返鲁迅时代的现场，再看看我们这个时代，今人当然不会像阿Q一样，要跟吴妈直接诉求“困觉”，他们只做不说，或者更复杂的戏码已经上演或者即将上演。狂人和阿Q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有时是狂人，有时是阿Q，一个代表希望，一个代表绝望，一个是前进的，一个是滞后的。因为我们正是从历中走来的，伴随着历史环境、历史结构和历史语码的变迁。
鲁迅著作
鲁迅的弃医从文，表面上是职业上的转换，实际上，他何尝不是以一颗医生的心在文化的病床上进行解剖。中国文学的传统，实是比史学更早，而鲁迅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他在历史和文学叙事中，首先关注的是人，阿Q的超级符号化和狂人的力图写实性，无不指向编年的历史。在今天，我们依然面对这样的巨大文化困境：一方面，我们要为传统文化在今天的传承寻找到合法性；另一方面，我们要站在反传统文化的角度来审视传统文化，以期重塑它正确的前进方向。茶界那么多表面看起来争执不休的问题，归结起来，本质上就是如何延续传统茶文化的问题。进入新千年，瑞典汉学家朱费瑞还在追问：不爱喝茶的中国人能算中国人吗？我们也会问，在社会空间逼向家庭空间的时代，茶本身携带的的雅元素是否能够拯救这种空间的转换？
50寿辰时摄，1930年
如今，我离开学校多年，读鲁迅的日记、书信，还有旁人对他的“研究”文章，走进他的日常生活，大概可以窥知一代文学家如何进入他的时代，并试图从剖析历史图景中找到历史的回音和前行的灯塔。你都是如何与鲁迅聊天的？不妨找一个安静的夜晚，泡一壶茶，静静的翻过那些熟悉的书页，将他那些笔下人物邀请过来，来一场时空重叠的对话，就像复兴沙龙一样，我们追忆往事，今天发生的事也因为蕴含着记忆的基因，而成为追忆的一部分。2005年，电影《鲁迅》中，用镜头直接追问：人有灵魂吗，那么地狱也就存在了；革命啦，造反啦，妈妈的；吃人啦，救救孩子！
2005年电影《鲁迅》剧照
章太炎曾经给鲁迅写过一个条幅，引用的是《庄子·天运》里的话：“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阬满阬。涂却守神，以物为量。”爱默生也曾说：“一个人如果能看穿这世界的矫饰，这个世界就是它的。”鲁迅有他自己的世界，不要用你的世界去掩盖他的世界，平常心即可，我们只是喝喝茶，聊聊天，在某个阳光随性的下午，静静地打开他的书，读一读那些文字：“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就须有工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感觉”。
时间打败了多少英雄美人，却为我们留下了一片普洱茶
时间打败了多少英雄美人，却为我们留下了一片普洱茶。
昆明回暖，外衣还需加身。
今日，阮殿蓉让我喝一款台湾周渝送她的茶，这茶我在2006年喝过，周渝说茶乃1960、70年代之物，是茶中少有的霸气之物（茶气强）。我想起在普洱街头看到周渝时，双肩包，白胡子，稀疏的头发，在冷风中瑟瑟微颤抖。在广州，他从包里拿出一片宋聘，供大家品鉴，直言茶来之不易。后来，又在《三联生活周刊》看到他，谈得是尽是对茶局的失望。
忆其当时的《六大茶山报》主编詹本林兄存有照片，空了讨来。
2002年六大茶山出品的易武野生茶,10年后，这些浓烈味俨的大叶种，终究还是被时间驯化得可以熨喉舒鄂，那一年阮殿蓉组建了自己的公司，有一套成熟的普洱茶理论。
我请教阮殿蓉，这浓郁的杯底香要怎么来形容？?
她说，“嗅觉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为什么它不能就是茶本来的香气呢？”
是啊，茶香，来自茶自身的香气。我曾经与许多人讨论过普洱茶的香气问题，还委托李扬专门撰写了《普洱茶的香气类型分析》。我们用其他熟悉的香味来类比茶，有些时候往往适得其反。以前总会听到有人说兰花香，可是兰花香本身比茶香复杂得多。而樟香这些，就更是会让人无从联想。如果说，茶营造的氛围，让我们想起许多，那么为何不能只言茶香，一种很正的茶香？在我们的日常里，茶香更是一种经常可以遇到并熟悉的东西。
她笑笑说，“观其形，嗅其香，体其味，像我们今天这样，喝喝茶，聊聊往事与近事，不是很好么？”
1999年，阮殿蓉在厂长，是年才30岁，茶厂比她小的只有10多个。当时勐海茶厂严重亏损，帐面上只有8000元，而欠茶农的茶款却高达1590多万元，收购单是白条…
勐海茶厂时年并不主产普洱茶，年产4000多吨的茶厂，主要是绿茶和红茶，一年普洱茶400来吨，只占总量的十分之一。“2台饼茶机，1台沱茶机，1台砖茶机，一天最多能产1吨，还要天天开工。”但是当时红茶绿茶效应不好，“我主张关闭CTC红茶，绿茶车间，当时这些产品销量很一般，甚至要贴钱，但有人不同意，理由是亏本也要保住市场。”阮殿蓉不解这点，卖1公斤红绿茶就要亏5毛钱，国家已经不贴补这些国有企业，工人是用自己的工资来补贴市场，而普洱茶的市场已经起来，之后她顶住压力，果断关闭了红茶、绿茶生产车间。这些都为勐海茶厂今天的发力，奠定了莫大的基础。
1999年，勐海茶厂做了一批92高山普洱茶。这个故事很有意思，茶卖到陕西渭南、甘肃天水、海南等地，但的货款迟迟收不到，人家没有钱，但原料还在，阮殿蓉便把货收回来，重新做了这批茶，后来这批茶成为许多人追捧的对象。
茶之因缘，又有许多人能解？时间打败了多少英雄美人，却为我们留下了一片普洱茶。
心中有往事可追忆时，易饮茶
夏，一点一滴地淡去。
秋，一寸一寸地深了。
梧桐叶上雨萧萧，有风轻扬。
天高云阔，茶香绵绵，方知人间温凉。
一想到秋，就容易有“自古逢秋悲寂寥”的感慨，浑然忘记了“我言秋日胜春朝”的豪迈。仿佛对于秋的印象，抛开硕果累累，就只剩下了落叶翩翩。
其实，秋自有她更美的容颜。
果未熟，叶未黄，新雨微凉，有风轻扬。
落花自在，如莲端坐，从容雅洁，飞思悄然。
此时，秋意尚浅，还未溢满，既不喧闹，也不落寞。瞧着这样的天气，心头仿佛有一泓静水，盈盈的，照见了岁月的深度。
年轻气盛的时候，以为有的是青春活力，回头看看，其实大半都写满了任性和冲动，即便对着想要珍惜的人和事，也显得太急躁。很多事情，如果多些倾听的耐心，少些敏感的偏执，结局会不会不一样呢?若能早些学到秋的风度，茶的气韵，该有多好。
心中有往事可追忆时，最易饮茶。
因为，茶和人一样，都经历过漫长的时光。它是茶树上的鲜叶，也是茶杯里的佳茗。它曾在春风里生长，在朝露中醒来，在烈日下被炙烤，在大雨里被浇灌。后来，它便开始在树上张望，期待着被茶农选中，期待着，能有资格从一片树叶，变成一片真正的茶叶。
千挑万选中，它需要保持自己最鲜嫩的青春，来迎接淘汰率极高的筛选。然后，再经过杀青、揉捻、发酵、干燥的千辛万苦，一片叶子，终于能够熬成了茶，熬成了禅意和诗意里，最悠远的滋味。
茶的香气里，明明写满了一片叶子整整一生的苦难，却呈现出了令人宽慰的芬芳与甘甜。原来，对于茶而言，一切从来都只是必经的历程而已。那也算是煎熬么?那些苦，茶从没放在心上。反倒是这茶香，经久不散，只余喉间一片清凉。
无论命运如何坎坷，一颗初心不改，便能够温润一生的时光与年华。岁月一去不回头，绵长的茶香，成了最忠实的守候。
又到风起时，让我们在时光的隧道里，以茶香为引，等待一场不慌不忙的郑重相遇。
小小茶叶夹的创业梦 带动当地村民共同致富
今年39岁的黄炳定，家住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光和村那降坡。上世纪90年代，黄炳定初中毕业后去广东打工，在揭阳一家茶具厂学习雕刻技术。2008年底，他与同在一个厂打工的老乡一起回到家乡，向亲友借钱筹办了广西第一家茶具厂。由于资金有限，刚开始他只能购买他人用剩的边角废料，用于生产批发价1.8元一把的茶叶夹。经过6年打拼，如今，黄炳定的茶具产品不但行销全国，而且生产工人也从最初的8人增加到目前的62人。
艰辛创业只生产茶叶夹还屡遭退货
这是一把只有10多厘米长的茶叶夹，如果不是闪烁着红木特有的光泽，看上去就跟一把医用镊子差不多。1月29日中午，南宁市邕宁区广海茶具厂厂长黄炳定，就用这样一把茶叶夹，夹起一小撮茶叶放进茶壶后，淡淡地说：“这就是我们创业之初生产的产品。”
2008年年底，黄炳定回老家过春节。与往年不同，这回他决定过完年不走了，他要自己在家乡创业。“我在揭阳那家茶具厂干了5年，雕刻、打磨、喷漆……每一道工序都烂熟于胸，而且认识不少客户，除了资金，我已经具备单干的一切条件。”
办厂是件大事，一个人可做不来。于是，黄炳定找到几位一起在揭阳茶具厂打工的乡友，希望大家共同创业，大伙一听都非常支持。就这样，加上黄炳定的父母、兄弟，一个由8人组成的茶具厂挂牌成立了。
建厂之初，由于缺少资金，黄炳定的茶具厂只能生产茶叶夹。整块的木料买不起，他就购买家具厂丢弃的边角废料进行再利用。“可就是这样一个批发价1.8元1把的小东西，发给经销茶具的客户朋友也屡遭退货。”黄炳定苦笑道：“2009年年底一算总账，厂子不但没挣到钱，还亏了8万多元，大伙干了一整年，谁都没能拿到1分钱工资。”
屡遭退货只因产品比别人的厚了0.2毫米
通过经销商反馈回来的意见，黄炳定很快发现，自己生产的茶叶夹屡遭退货，是因为手感“太硬”。
原来，品茶在中国是一种儒雅的文化，喜欢喝茶的人对茶具通常都很挑剔，仅仅是一把茶叶夹，取茶叶时手感“硬”了点都难以接受。
黄炳定了解到，在我国，木制茶具以福建制造的最好，也最受欢迎。于是，他专程赶往福建的多个生产厂家取经学习，这才知道原来是自己的设备不够精密，茶叶夹的木片比别人生产的厚了0.2毫米。“0.2毫米，肉眼根本看不出来，但就是这么一丝丝差距，使用时手感就输给了同行。”黄炳定感慨道。
从福建回来之后，黄炳定严把质量关，每一把茶叶夹都要由他亲手试过，手感合适了才允许发货。而为了省钱，他还尝试就地取材，每看中一棵树，都直接与树的主人商谈价钱，然后砍伐回来作为生产原材料。
功成名就产品经销商遍及全国各地
经过6年打拼，如今黄炳定的茶具厂越做越大，员工也从最初的8个人增加到62人。此外，除了原有的茶具厂，黄炳定还注册了一家“广海家具厂”，将业务拓展至家具行业。
在黄炳定的仓库里记者看到，其产品不但有各种规格的茶桌、茶托，还有雕花的八仙桌、太师椅等。黄炳定说，过去师傅是手工作业，每雕刻一幅茶托需要一整天时间，现在引进了电脑雕刻设备，6个钻头同时启动，3小时即可完工。而建厂之初每人每天只能打磨80把茶叶夹，现在熟练工人一天也可以打磨出600把了，大大节省了人工成本。
据了解，黄炳定的产品在全国每个省会城市都有经销商，在广东更遍及每一个地级市。“生意做久了，很多客户自然就成了朋友，现在，我早就不用出去跑业务了，产品出货基本都是对方先付款，其中不少还是预付款下定”。
在黄炳定的带动下，当地不少外出打工者纷纷选择回乡创业。黄炳定的堂弟黄炳征告诉记者，他也注册了一家茶具厂，并通过开网店的方式面向全国销售。“我只要坐在家里守着电脑，每天就能发出去几批货”。
记者了解到，目前仅光和村就注册了12家茶具和家具生产企业，有力推动了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的美好愿望。
美好心愿规划工业园区造福一方百姓
乡亲们看黄炳定生意做得风生水起，都亲切地称他为“大老板”，当地许多农户家里也都有人在他的厂子里打工，有不少甚至还是“双职工”呢。
目前，最令黄炳定头疼的是交通问题。从光和村村委会到那降坡，2公里长的村道虽然铺设了水泥，但宽度只有3.5米，别说大型货车，就连农用车会车都很困难。黄炳定每次从外面进原料回厂，大货车都只能停在村委会，然后再用小型农用车一车车往那降坡转运。
“如果道路等硬件设施改善了，村民返乡创业的积极性肯定会更高。”黄炳定告诉记者，受投资环境所限，一些在外打工的村民都选择了异地创业，仅光和村，在广东建厂自己当老板的，就有好几个人。
黄炳定希望光和村也能采取由政府出面征地，企业自主建设的方式，规划出一片工业园区。“这个愿望一旦实现，不但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而且将带动当地村民共同致富，过上幸福的小康生活”。
民国茶范︱胡适：写在茶叶上的家书
胡适儒雅气质
毛泽东、蒋介石都想争夺这个人。他叫胡适，民国时期的典型文人、典型丈夫。很多人都崇拜他的才华与道德。胡适一生嗜茶，他的可爱，也流露在其茶叶家书中。
真诚与责任
故乡寄来茶礼，胡适回复以诚挚的建议。
拿下一个博士学位，你可能嘲笑他书呆子。但他集三十五个博士于一身，你敢笑他呆？不过拥有三十五个博士的胡适，差点被“茶博士”“俘虏”。
胡适留学美国时，国内经济不景气，族上叔叔胡近仁茶叶生意清淡，自然想到求助胡适。他给胡适寄去家乡好茶——徽茶，想请胡适给自己作个广告，说以“茶博士”命名自己的茶叶。他的想象很如意：“博士胡适早年服用此茶，沉疴遂得痊愈。凡崇拜胡博士欲树帜于文学界者，当自先饮‘博士茶’为始”。但胡适拒绝为“茶博士”代言的请求，还诚挚批评这位叔叔说广告不能“欺骗”、“陋俗”。
民国文人有一个清高的资格，这个清高是真诚和责任。
理性或隐藏
妻子寄来茶叶，胡适回复讲究条清理晰。
他的悲剧婚姻，掩埋在这些平静的文字下，换来当时的道德美誉。几十年过后，却被后人视为窝囊。胡适的条理，把情感的水份都挤干，很难想象这就是一代文人的“情书”。
1938年胡适给妻子冬秀：“你7月3日的长信，我昨天收到，茶叶还没有到?”茶收到后，他立即回信：“茶叶六瓶都已收到了。”
1939年4月，胡适嘱托妻子寄茶，只剩下条理：“(一)这里没有茶叶吃了，请你代买龙井茶四十斤寄来。价钱请你代付，只要上等好吃的茶叶就行了，不必要顶贵的，每斤装瓶，四十斤合装木箱。装箱后可托美国通运公司运来。(二)使馆参事陈长乐先生托我代买龙井茶四十斤寄来，价钱也请你代付，也装木箱，同样运来。”
五个月后，先生又给妻子回信：“你寄的茶收到了，多谢多谢。陈先生也要谢谢你。”“陈先生还你茶叶钱，法币三百二十九元两角，寄上上海中国银行汇票一张，可托基金会去取。”
十三岁母亲订的婚姻，西洋留学十多年后，1917年回国结婚，胡适未曾见过江冬秀一面！
但胡适拥有“最幸福的包办婚姻”，“无情人终成眷属，惧内老婆世人皆知”，乡下女把洋博士治理得服服帖帖。胡适家书，他对江冬秀的情感，岂能写在文字上。
孝顺与理解
母亲寄来茶叶，胡适及时告知自己的处置。
胡适幼年丧父，非常孝敬母亲。据说他一直守着并不“和谐”的婚姻，拒绝了很多追慕者，就是因为牢记母亲教诲。胡适在美国留学，常叫母亲寄茶到美国。他借助茶叶和母亲保持着联系。
例如：“乞母寄黄山柏茶，或六瓶或四瓶，每瓶半斤足矣。”
他收到茶叶后，会很及时地回复母亲，如何处置茶叶：“前寄之茶叶……除分送友人外，余留自用。”“茶叶尚存许多，可敷一年之用。”
胡适想喝毛峰茶，给母亲写信：“毛峰茶不必多买，两三斤便够了。”
毛峰茶寄到后胡适回复说：“前寄之毛峰茶，儿饮而最喜之。至今饮他种茶，终不及此种茶之善。即当来往儿处之中国朋友，亦最喜此种茶。儿意若烦吾母今年再寄三四斤来。”
从“两三斤便够了”，到“再寄三四斤来”，说明胡适对毛峰的喜爱。
不同的人寄来茶叶，胡适的回复各有差异，但都能及时回应，不让茶叶在他那儿没了下落。这也算是民国学者做人的功夫。
胡适是个可爱的哲学家，不求鸡汤只需实用，也不秀高深，是杯好茶。
胡适也有情调，玩幽默。应邀到某大学讲演，胡适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的话，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孙说”。最后发表自己的意见，他写的是——“胡说”。
胡适喜欢写打油诗，生活味、思想味杂然相陈。胡适亦雅亦俗亦庄亦谐，人生格调彻头彻尾全是茶饮的风味。他的文字也是如此，清秀俊丽却又亲和平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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