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文化。
云南民国茶人之—范和钧
范和钧（1905-1989），江苏省常熟人。早年留法勤工俭学，归国后在上海商检局工作期间，深入茶叶产区考察研究，与吴觉农先生合著《中国茶叶问题》一书。1939年春，范和钧与张石城从缅甸景栋绕道到云南佛海考察取得样茶后，取道思茅普洱返回昆明作汇报建议。同年冬天，云南中茶公司决定在佛海创办试验茶厂，委任范和钧为厂长，茶厂开办费定为5万元。
1940年春，正式开始建厂。创业是艰难的，厂房建成了，制茶机器运转了，两年来，范和钧一边建厂，一边发展滇茶生产，开展滇茶外销，繁荣了当地的经济，改善边民生活。先后，发展紧茶生产，扶持茶农茶工；在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前，与印度力争豁免紧茶的进口税和过境税；解决佛海外销茶结汇问题，使产销得以顺利进行。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战火迫近缅泰。佛海地区遭受日机轰炸扫射，人心惶惶，动荡不安。昆明中茶公司电令茶厂职工全部撤退昆明。范和均建厂任务正进入全面完成的最后阶段。范和钧决定一定要在撤退之前，把茶厂全部建成，以表达对日本侵略者绝不屈服的决心。在范和钧带领下，全厂动员，上下一心，加班加点，赶装发电机器。一周后，机房供电，全厂灯火通明，翌日，全厂职工将刚刚安好的机械和一切原有的设备，一一拆卸装箱驮运到思茅，主要机器沿途寄存民间保管，全厂员工除本地人员留守护厂外，其余人员全部撤离。日后，这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成为了历史中的美谈。
另一位作者对范和钧生平事迹的描述。
范和钧先生是江苏常熟人，早年和夫人娄允琴留学法国，1939年春到佛海考察开办佛海试验茶厂。
我是1939年12月31日经招聘后跟师傅们从宜良乘火车到昆明转乘汽车到玉溪，并停留了9天，后在殷保良先生的带领下随马帮步行20余天到达佛海，同行的有范和钧先生的夫人，他们的两个女儿，会计主任左固六先生夫妇，8位同学，在宜良招聘的竹木工人，共五、六十人。并有银行工作人员，电台人员，及少量护送的部队。在我到达佛海之前，张石城先生和湖北、江西籍工人已经到达，住在可以兴茶庄对面。听湖北工人说他们是从宜良乘火车经蒙自雨过铺转乘寸轨火车到石屏，从元江、墨江、普洱、思茅、景洪、车里，达到佛海。
范和钧先生第二次到佛海是1940年4月。他从昆明出发到上海采购机械设备物资，聘请人员(机电工程师黄翼翔，医生陈谋德，6名机械工人和其他办事人员)，再到泰国采购百货、机械(因为他还兼任云南省经济委员会佛海服务社经理)，再到仰光设办事处，负责物资采购转运，也负责茶叶销售，在上海聘请的人员经香港、海防乘滇越铁路火车到昆明。再乘汽车经滇缅公路到腊戌、景栋后步行到达佛海。茶厂址设在现在的妇幼保健站。原是一片荒地，长满野草荆棘，还有龙山(傣族坟地)，在当地请了些傣族竹工建盖了一些竹草构成的宿舍、厨房、食堂。将原来住在可以兴茶庄，李佛一家院的部分职工搬迁到厂区。接着建盖竹草构成的萎凋室，揉捻室，发酵室。烘焙室为了防火仍旧设在可以兴茶庄的木结构房里。
傣族建房工人全部工具只有一把长刀，他们的房屋架，梁柱，墙壁都用竹子制成，连床，桌，凳也是用竹制成，只有盖屋面用的“草排”是向当地民族购买的。接着赶制了一些竹帘竹架等竹制用品用具，人力揉茶桶。还有范和钧先生亲自设计指导下制作的以牛力作动力的揉茶机。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当年三季度就生产出来一批红茶。
雨季过后开始筹建厂房、宿舍，困难就更多了。当地没有砖石，没有可以购买的木材。到了旱季，外地来了些采伐工人，不懂英制尺寸，也不懂公制尺寸，范和钧先生巧妙的用层板锯成所需要的断面尺寸，用麻线作为长度，写上数量交给工人去备料。制砖也同样困难，雇来的山头人(一种少数民族)不懂砖的尺寸规格，由范和钧先生提供尺寸，厂里制成砖模交给他们制砖坯，当地没有砖窑，要等砖坯全部做完干燥后才堆砌成相似现在的轮窑形状，要备很多的木柴，同时点火燃烧，叫“无窑烧砖法”，这样时间一拖就是半年。水泥、铁皮楞瓦，（盖屋面的），钢材，小型工具，机械设备，都是用马帮从景栋驮来，不能拆散的机械设备就雇人工抬到佛海来。
通过全厂职工的努力，尤其是经过范和钧先生的精心安排和指挥，建成了办公楼，萎凋楼（下面是宿舍），仓库，厨房，食堂，厂房。房屋的基本结构是：红砖基础，土坯墙，木屋架，铁皮屋面，木门窗。砌筑了围墙，修建了碉堡，安装了大门。还两次安装了烘茶机。第一次安装在竹草房里，烘过几次茶，由于没有动力就利用脚踏车床来带动鼓风机，因防火问题解决不了，第二次又重新搬迁安装，装了电灯，发电设备等。另外还安装了切茶机、筛茶机、拣梗机。以陈谋德博士为主治医师，左固六先生的夫人为助手，创建了佛海卫生院。银行和无线电台设在可以兴茶庄，对外是两个独立单位，实际也是为创办佛海茶厂而设置的。
范和钧先生还兼任云南省经济委员会佛海服务社经理，佛海服务社实际上是个百货公司，它的经营范围大到布匹纱锭，小到儿童玩具，日常生活用品应有尽有。他在建厂工作的百忙之中还利用中午和晚上休息时间开办了全能技工训练班，由范和钧先生亲自授课讲解红绿茶的生产工艺过程，也略讲了国内其他茶叶生产的特点和销售情况，并请黄翼（下转第30页）（上接第31页）翔工程师讲解内燃机、发电机、电动机和其他机械电器设备的知识，厂长秘书每周上三个晚上的数学课。学习期历时三个月。每周实习一天。范和钧先生还讲了测量、绘图、房屋构造学，用简单的平板仪，指北针带领学员边讲解边实习，将厂区平面房屋位置测绘制成图。我在范和钧先生身边工作接近三年，觉得他知识面广，待人和气，也很亲近，考虑问题也很周到，职工也都很愿意接近他。
佛海茶厂诞生的前后顾时兴
顾时兴，宜良人，是佛海茶厂创办时从宜良招聘的青年木工，今年82岁。由于勤奋好学，深得范和钧先生喜欢，范和钧先生开的培训班，以顾时兴学得最好。佛海茶厂的揉茶机，就是他制作，他与范先生私交甚厚，撤出佛海后，范夫人在昆明开诊所，诊所的家具都是顾时兴帮做。解放后，恢复佛海茶厂时，组织上请顾回厂，因害怕疟疾，未去，在省建工作，任工程师，他说搞建筑是得益于范先生的教导。
在见到顾先生后，我问了几个问题，录如下：
问：当时生产了哪几种茶？
曰：就红茶和绿茶。
问：生产了几百吨？
曰：没有几百吨，只有120担，因为制茶人手少，机器也是简易的。1940年三季度简易地生产一批红茶，接着盖工厂。1941年边盖厂边生产，产量不多。1942年撤离。
问：生产了紧压茶没有？
曰：没有，经营了佛海各茶庄的带把的紧茶，并协助海关统计各茶庄的外运紧茶数量，因此与好友李佛一的关系搞紧张了。
问：茶叶销哪里？
曰：从打洛关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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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民国茶人之—李拂一
李拂一（1901—2010）原藉广西桂林，1901年生于普洱县（今宁洱县），原名承阳，字复一，拂一乃笔名，后来就以笔名行用了。
1921年，他与西双版纳最高行政长官──普思沿边行政总局局长柯树勋之长女柯韵桐在思茅结婚，1923年，李拂一辞去思茅电报局工作到版纳发展。1925年他担任富滇银行车里（今景洪市）分行经理。随后，他在云南省建设厅、教育厅、西双版纳各县当一些教育局长、合作社经理、政府秘书之类的小官，并把家迁到了佛海县（今勐海县）。这段时间，李先生先后注译了《车里》、《泐史》（傣族史）、《暹程记略》及《车里宣慰世系考订稿》、《滇边失地孟艮土司之考察》、《西藏与车里之茶叶贸易》等著作。
李拂一为补贴家用，申请了百余亩茶山，于1930年在佛海开起了自己的茶庄——复兴茶庄。当时，佛海主要生产蘑菇头紧茶，这种茶虽说制作工艺比较麻烦，但用料粗老，价格低廉，西藏方面需求量极大。复兴茶庄也生产紧茶，年产量二三百担。为了把茶销的更远，李拂一联合佛海当地的中小茶庄，成立佛海茶业联合贸易公司，李拂一任经理，由公司负责在沿途寻找代理，在加尔各答、加林埠租用仓库，统一运输，统一销售。
李拂一在昆明遇见了中国茶叶公司董事长寿景伟，他委任李拂一为云南中茶公司的职员。由于李拂一具有办佛海茶业联合贸易公司的经验，服务社的运输股长就委托李拂一兼任，同时，他也是佛海茶厂不领薪水的专员。
云南民国茶人之—白耀明
民国24年（1935），白耀明到车里、佛海、南峤三县考察农、矿、茶的情况。看到车、佛、南地区大片平坝荒山土地肥沃，雨量充沛，资源丰富，但民众贫困，深感大力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生产之必要。
民国25年（1936）至26年（1937）间，白耀明先后到国内20余个省市考察，接着又到日本学习茶叶及其他农作物栽培加工技术。回云南后，结合云南边疆情况进行考察调研，提出开发方案。他曾为了实业开发上书省政府，其中写道：“政府若只靠收税养国，是吃老百姓胡须上的饭而已。要兴办农业、工业、商业、牧业等多种多样的事业，才能达到国强民富。”
民国27年（1938），云南省财政厅采纳了白耀明的建议，决定建立“云南思普区茶业试验场。”当年元月，在南峤建立第一个分场，同年4月，在佛海南糯山建立第二个分场。采选国内优良茶种试种，采用梯台栽种，实行科学栽种，管理和采摘。民国29年（1940），佛海总场成立，白耀明担任场长。总场在南糯山茶园中心区建立制茶厂，从印度引进制茶机，改变了传统的手工制茶方法，工效成几十倍提高，质量也优良，还从上海、杭州选聘来高级技师10余名。当地傣族群众赞叹道：“孔明老爹又活回来了！”白耀明了解到外国人多喜欢喝红茶，为了扩大国外销路，占领海外市场，茶厂以制红茶为主，属云南省第一次制出红茶和出口红茶。
民国31年（1942），“思普区茶业试验场”划归云南省企业局，于当年4月1日正式将该场改称“思普企业局”，白耀明任总办。原茶叶试验场一分场改称安峤农场；二分场改称南糯山茶叶种植场。并且建立了樟脑培植场和志安纺织厂，白耀明兼任纺织厂厂长。
白耀明动员家乡沙甸的回族乡亲，先后迁移200多人到佛海垦殖，带来内地较为先进的农耕和工艺技术。他还引进先进农机具开垦荒地，佛海第一次出现了新式农机具。经过几年努力，安峤农场开垦田地100多亩。南糯山茶叶种植场种植茶树10万株，采用科学方法管理和采制。南糯山制茶厂建了厂房500平方米，住房17间，约700平方米；有大小揉茶机各1台，大小烘茶机各1台，有切茶机1部、分筛机1部，年生产机制茶2000担左右。
民国37年（1948）11月，白耀明卸任，出国侨居缅甸。1956年，由缅甸移居泰国清迈。1965年8月，白耀明寿终于泰国清迈女儿家中，享年72岁。
云南民国茶人之—柯树勋
柯树勋字绩丞，广西柳州府马平县人。清末官至云南河口巡防营管带。宣统二年（1910），率军平定西双版纳勐遮土司兵乱。1912年，任思茅厅同知，提《治边十二条陈》，主张“土流并治”，为当局采纳，遂设普思沿边行政总局，任总局长，后改称殖边总办，历十余年。在职期间，团结边地宣慰使及各勐土司，统一政令，卫护边防，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功绩显著，名扬边陲。
民国元年（1912），柯树勋由思茅到车里视察，了解傣族土司制度历史渊源及现状，参考英国治理缅甸孟艮办法，拟具《治边十二条陈》上呈省府，获准实行。民国2年（1913），省政府批准创设普思沿边行政总局（辖区即车里宣慰使司境域），内设司法、教育、实业、财政、交涉、翻译六科，柯任总局长。他与各地土司协定十三条章程，相互守约，实施“设流不改土”。宣慰使司十二版纳划为8个行政区，设8个分局。派员编查户口，委派各区分局委员。柯树勋在位时期，与土司关系融洽，相安无事，10余年中政局稳定。
其间柯树勋命本部第五营兵50余名带头领垦荒地；筹办富滇银行车里分行，自兼行长；督导修通思茅一车里一勐海马帮道路，沿途建站驻兵保护商旅；创设邮电局，办理邮件商贸汇兑；设立劝学所，在车里倚邦、易武兴办学校，劝导各民族子女人学。民国13年（1924）6月12日，柯树勋率各勐土司头人121人到昆明谒见督军唐继尧，受到嘉奖。通过观光，各土司开扩了眼界，知道中国幅员广大，民物众庶，加深爱国观念。1925年，“普思沿边行政总局”奉令改为“普思殖边总办公署”，柯任总办。
1926年5月，柯树勋因病医治无效，卒于车里任所。在临终前他令总务科长及各边委员共同清点家中箱柜，查明无私蓄金银，省督府追赠他为陆军少将，拨治丧费安葬于澜沧江北岸三达山。
云南民国茶人之—冯绍裘
冯绍裘（1900-1987），字挹群，湖南省衡阳市人。机制茶之父、滇红创始人。1933年，冯绍裘第一次担任修水实验茶场技术员，负责宁红茶的初、精制试验工作，后受胡浩川先生（祁门茶叶改良场场长）聘请到祁门试制红茶，并在该场设计了一套红茶初制机械设备，开创了我国机制红茶的先例。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祁门茶场开始疏散，冯绍裘先生应邀到中茶公司工作，9月中旬，为了开辟新的茶叶出口产区，中茶公司派冯绍裘、范和钧到云南调查茶叶产销情况，冯绍裘被分到顺宁（今凤庆县），冯绍裘见凤庆茶树成林，凤山大叶茶高达丈余，芽壮叶肥，白毫浓密，品质优异，极适宜制作精品红茶，就用凤山鲜茶精心制成红茶250多克，为云南最早的红茶，样寄香港茶市，被誉为我国红、绿茶之上品。云南茶业界大喜，将凤庆红茶命名为“滇红”。
冯绍裘大喜过望，当年12月就赶回昆明，汇报情况，并受命筹建顺宁实验茶厂，生产滇红茶。鲁史古道三百里路，仅能行走马帮，设备、物资驮运困难，冯绍裘就亲自设计，土法上马，制造制茶机器，培训技工人才。1939年，顺宁茶厂生产了500担滇红茶，装在沱茶篓里，用马帮沿鲁史古道运到祥云，再从滇缅公路运到昆明，再装进木箱铝罐，转运香港出口，为抗日战争换回了可贵的外汇。鲁史古道也成为那段日子唯一驮运过红茶的。
范和钧的普洱茶传奇
1939年3月，受云南中国茶叶公司之邀，范和钧经香港、越南抵达昆明，公司委派他去蛮荒之地佛海，调查民情，筹建佛海茶厂。他将太太和女儿安顿在昆明后，和清华大学毕业的技师张石城一起于4月1日从昆明出发，4月3日到达大理，7日到芒市，8日抵达缅甸的腊戌，十日下午抵达仰光。途中，刚建成的滇缅公路路面开阔，并不危险，只是路况太差，车门被颠开，范和钧的上衣和钢笔被刮走，皮箱被水泥桶磨破。在仰光他与佛海茶商李拂一会合，由李带他一起于5月27日到达佛海县城猛海（即今勐海）。
那时的佛海是蛮荒边地颇为繁荣的贸易中心，很多华侨、商人、机关在这里进行着各种开发计划和实业实验。比如，1929年，周文卿、李拂一等人开办了发电公司，1933年建设厅开办农场，1936年，成立佛海简易师范，建设厅还在这里建立了樟脑加工厂。
范和钧边调查边地民情、茶情、商情，边招工，同时征地盖房，制造各种半机械制茶设备。这个过程中，佛海复兴茶庄李拂一、可以兴茶庄周文卿给了他很大帮助，他和他的工人住在李拂一家，临时车间设在李拂一家斜对门的可以兴茶庄。五月到八月，100天的时间，他共制造：
萎凋挂帘一百二十张可供五百斤生叶之萎凋
牛力大型揉茶机一架每次可容萎凋叶一百磅
手推小型揉茶机一架每次可容萎凋叶十二磅
上抽式熟风烘茶灶一座每分钟排气量达二十五立方公尺
手摇切茶机一架
无尽练式发酵塔一座
手摇滚桶一座
筛四把
这些工具都是范和钧画图，并和工人一起加工完成的。我们还可以注意到，这些工具都是为了制造红茶准备的，可见，当时的范和钧，尽管对猛海生产的藏销蘑菇头紧茶的生产工艺和销售路径、渠道以及大叶种茶的适制性作了细致的研究，但他的目标还是生产可以出口换取武器的红茶和老青砖。
范和钧于9月开始制茶。经过18天努力，共制成“白茶一种，红茶三种，绿茶二种，砖茶二种，紧茶一种，老青茶三种，合计得一千一百七十斤。”
1940年4月，范和钧第二次来到佛海。佛海茶厂的工人和傣族民工在张石城的带领下已经建起了几栋茅草房。范和钧除了任佛海茶厂厂长外，还建设佛海茶厂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经营刚刚成立的“云南全省经济委员会佛海服务社”。也就是说，他的任务是推广法币（国民党政府指定的货币），“促进农业生产，提倡农村合作，协助归国华侨开发边区，改善地方人民生活，养成做事美德”。服务社的理事都是当地政治、商业的头面人物，因此，服务社的活动，对佛海的政治、社会、金融、民生有极大的影响。
范和钧白天忙茶厂、服务社的工作，茶厂工作为9小时，晚上还要给茶叶实习所分配到茶厂工作的实习生和厂里招收的技术工人在气灯下上课，范和钧承担的课程是制茶学、机械制图、三角、几何、房屋构造等。
1940年，佛海茶厂生产红绿茶132担（每担100市斤）。以服务社名义试制藏销紧茶1000担。此时，范和钧发现，佛海生产量最大的是紧茶，把紧茶管起来才是最重要的。范和钧将工作的重点从红茶转移到普洱茶。他们借着抗战的理由，以中国茶叶公司的名义开始实行统购统销。也就是说，所有出境的茶叶必须在中茶公司佛海办事处领取出运证，同时交纳高额的平衡费。但如果将紧茶交给服务社、中茶公司联合运输，平衡费就不用交了。因此，当时的中小茶商纷纷将茶叶售与范和钧领导的佛海服务社，加入紧茶联合运销的大军，由服务社的人将这些紧茶通过缅甸、印度运抵印藏交界处的市场葛伦堡，再由藏族商人运进西藏。
1941年中茶联运收购紧茶达12000担（每担120市斤左右）。同时，他们向易武同昌黄记花茶庄订购七子圆茶400担，这400担茶因为合同价格较低，同昌号并未用心加工，最终只能以一个较低的价格在缅甸脱手，经泰国销往南洋和香港。
这一年，他还收购了六大茶山的散茶原料运给昆明云南中茶公司下属的复兴茶厂生产普洱“福禄寿喜”方茶。这些茶收齐后，他按照绿茶思维，认为水分过高，进行了烘焙，结果，装在麻袋里的毛茶在马背颠簸一个月后，到达昆明时齑碎严重，不得不降等生产。复兴茶厂事后总结说：“佛海茶厂前后运来之普洱散茶，品质原属优良，复经该厂粗加筛拣，原料亦尚简净。惟以付运时用麻袋包装，柔软不耐搬运，经十数日长途马驮，整茶多被揉成碎末，损失殊重。复以该项原料，曾经该厂重为烘焙，水分过干，致压制方茶时缺乏黏性，而茶即支离易散，色泽亦复红暗，显呈枯涩，影响成品外观甚巨。为谋运输损失，保持成品色泽起见，嗣后购运是项原料，可即将原山毛茶用实篾竹篮装运。”
在推行法币和收购紧茶的过程中，权利和斗争一直伴随着范和钧。他与抵制联运的跨国大茶号“洪记”、“恒盛公”以及云南财政厅下属“思普企业局”、等谈谈打打，与佛海县长、南峤（亦在今勐海县境内）县长、当地土司争斗不断，还要提防服务社董事李拂一的消极，傅孟康、梁县长的贪婪，以及边地瘴气的肆虐。然而这一切并不使他疲惫，反倒是来自中茶公司上层、云南省经委会的怀疑令他郁闷，它要不停地为自己辩护。
范和钧制唐伯虎稿款彩刻漆仕女
1942年，他又收购紧茶一万余担，由于日军攻入缅甸，他们抢运了数千担紧茶到印度以后，就将留在印度、缅甸的员工撤回佛海，两千余担未运走的茶留在缅甸景栋，三千余担在佛海分散到参加联运的十余个茶庄，这样即使被日机轰炸，也不会一次全部损失。
1942年十月，佛海茶厂已有相当规模：“厂地面积四十亩弱，厂房面积3521平方公尺，厂内有四公尺宽的车路，约一里路旁遍栽樱桃树苗已有半公尺高，有放牧牛马的草地，猪厩及蔬菜园。
有茶叶初制精制与工程之部门，精制部有切茶机、杆分机、拣梗分级机、飘扬机。工程部分有车床、钻床、冲床等简单机械，零件修配均能自造，泥工股木工股能自造厂房家俱及钢骨水泥工程等，电机股供给全厂灯光设备及制茶动力。”
1942年11月，除留三个员工在佛海茶厂留守外，范和钧带着茶厂的大部分员工经思茅撤回昆明。机器、厂房留在勐海，一直到1950年，每年留守人员刀国栋、周光泽等还少量制作茶叶，维持开销，直到被解放军接管。
陈纳德与范和钧——我们心中共同的抗战英雄
峥嵘岁月英雄史诗1940，已经到了关乎中华民族继绝存亡的紧要关头。一边，曾留学法国巴黎的范和钧先生，穿越大半个中国，筚路蓝缕，来到云南佛海（勐海旧称），开办茶厂为抗战争取外汇支援；一边，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指挥官陈纳德在美国招募的空军、地勤志愿人员化装成各种身份,分别到洛杉矶和旧金山两地集合,乘船横渡太平洋前往远东，到达云南昆明为中国提供空军支援。两个素未平生的人，在中国同一块土地上开始了他们的征程，一个在后方，一个在前线，共同演绎出峥嵘岁月里的英雄史诗。
陈纳德——为世界和平而战的飞虎英雄克莱尔·李·陈纳德（ClaireLeeChennault）1893年9月3日出生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小农场主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陈纳德进入印第安纳州·本杰明·哈里逊堡的军官学校受训。3个月后，成为预备役中尉转入陆军通信兵航空处。1918年秋，陈纳德到长岛米契尔机场担任第46战斗机队的副官，他利用工作之余学习飞行，克服了许多困难和阻力，终于掌握了飞行技术，并且在1920年得到飞行员职位，从而转入正式飞行，与蓝天结下了不解之缘。
陈纳德技术精湛，但在美国的从政之路却非常坎坷，当他的战友都荣膺校官，他46岁的肩上还扛着尉官的徽牌。1937年4月，他的上司命他以上尉军衔退役。而此时，他的好友霍勃鲁克从中国来信，问他是否愿意来华任职，他答应了。4月初，他从旧金山启程来到了中国，开始了在中国的辉煌战斗历程。
1937年6月3日，宋美龄任命他为中国国民党空军顾问，帮助建立中国国民党空军。1941年，陈纳德接受国民党政府的委托，前往美国招募飞行员支援中国空战。罗斯福政府当时已准备对轴心国开战，故给予暗中支持，陈纳德以私人机构名义，重金招募美军飞行员和机械师，以平民身份参战。1941年8月1日，蒋介石发布命令，正式成立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任命“陈纳德上校为该大队指挥员”。1942年2月3日，宋美龄致电陈纳德，要他出任驻华空军指挥官，军衔升为准将。陈纳德从一个鲜为人知的退役陆军航空上尉，一跃成为世界各国的新闻人物。在美国，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各个战场上的消息都不佳，战争正处于黑暗的时刻。这时突然冒出陈纳德带领一小批非正规军取得辉煌胜利的消息，立即引起美国人的轰动和兴奋，陈纳德顷刻之间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英雄，获得“飞虎将军”的美称。1943年3月10日，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转变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陈纳德担任少将司令。同年7月25日陈纳德受聘为中国国民党空军参谋长。1943年10月中美空军混合联队组成并投入战斗，陈纳德任指挥。自1937年来到中国，到1945年8月8日离开中国，陈纳德在中国生活了8年2个月零8天，与他的飞虎队一起与中国八年抗战结下不解之缘，并在中国收获了与中央通讯社女记者陈香梅的传奇爱情。
1958年7月18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和美国国会批准晋升陈纳德为中将。同年7月27日，陈纳德逝世。美国国防部以最隆重的军礼将其安葬于华盛顿阿灵顿军人公墓。他的墓碑正面是英文墓志铭，镌刻着他所获得的各种奖章；背面是用中文写的“陈纳德将军之墓”，这是阿灵顿公墓中唯一的中文文字。
范和钧——国茶典范）是国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抗日风云中诞生，在日机的轰炸中撤离，为时虽然短暂，但它以高起点、高格局开创了国家大宗机器制茶的先河。范和均先生和他的“战友们”在乱世之中给中国茶业留下了一笔巨大的技术财富和精神财富，也赋予了此后的大益品牌一抹亮丽的殷红底色。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古往今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拯救国家民族于水火，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真理，为了创造自由幸福的生活，赴汤蹈火、视死如归。无论是战场前线的指挥官陈纳德，还是大后方建设茶厂的范和钧，他们都曾用这样的精神为中国抗战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今年大益主办V70中国不会忘记——中美抗战英雄纪念系列活动，特别推出“中美抗战英雄纪念茶”，以茶人特有的方式让更多人铭记他们的功勋，为这些不分国界的中华民族的英雄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怀念！
民国茶范：鲁迅的香烟、酒局和茶生活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识者以为“就只这几句，已是使我认知天才之迸发，骤尔不可方物。“弃医从文的鲁迅在文字上表现出了某种天才性，但从他日记中每年的“书帐”来看，他是下了大功夫的。
（鲁迅一生唯一大笑的照片，1936年摄，同年，鲁迅去世）
1837年8月31日，爱默生发表了一场著名的演讲——《美国学者》，这是一篇彰显人的价值，正视美国自信心的演讲；1934年9月25日，鲁迅写出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吗》，着力鼓舞民族自信心。1936年，鲁迅逝世，从10月20日到21日，有一万多人自发前去瞻仰他的遗容，其棺木上覆有一面长方形旗，上书“民族魂”三字。毛泽东曾经这样评价他：“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个评价一直有某种延续性，在我上学的年代里，在不同老师的口中一再重复，在不同的类型的文章中被作为最后的堡垒。
鲁迅《自嘲》手迹
鲁迅常常被形容成“横眉冷对”，但在日常生活中，他做事十分仔细认真，总是把家里的东西收拾得井井有条，他与人交际，折借钱财，互赠礼物，婚丧嫁娶，礼上往来，一样不少，吃喝娱乐，他也有自己的玩法，有时，还与人开一些精致的玩笑。鲁迅自己就说：“譬如勇士，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喜欢吃零食，经常去一些的固定的商场买饼，别人也经常送他食物。鲁迅爱看电影，当时上映的好多大片他都看过，比如《美人心》《金银岛》。他对美术也有自己的理解，对中国现代木刻贡献很大。
一、抽烟是鲁迅的标志性生活
鲁迅一生，烟、酒、茶都有涉足，他习惯于晚上工作，白天睡觉，晚上工作，写作之时，常常以烟相伴，周海婴后来在《我与鲁迅七十年》一书中回忆了这样的情景：“父亲睡在床外侧，床头凳子上有一个瓷杯，水中浸着他的假牙。瓷杯旁放着香烟，还有象牙烟嘴。我自知对他的健康帮不了什么，但总想到尽点微力，让他一展容颜，也算是一点安慰。于是轻轻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细心地插进被熏得又焦又黄的烟嘴里面，放到他醒来以后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后悄然离去。”
海婴与鲁迅，一岁与五十，1930年摄于上海
曹聚仁在《鲁迅评传》中也说到：替鲁迅作生活标志的是烟。他是烟不离手的人，一面与人笑谈，一面烟雾弥漫。工作越忙，烟也抽得越多。每天总在五十支左右。说到他平素喜欢的烟品牌，有“品海牌”、“黑猫牌”和“红锡包”，而对于抽烟这件事，鲁迅有自己的理论，他说：“我吸烟虽是吸得多，却是并不吞到到肚子里去的。”
53岁寿辰全家合影，1933年
二、“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
鲁迅一生职业，大多与教育有关，不是在教育部任职，就是在大学教书。那时，朋友来了，朋友去了，同事和同事的亲人结婚了，家里的老人去世了，部里领导开心了，都有饭局，饭局和酒局本来就是连在一起的。鲁迅赴过陕西省长兼督军刘镇华的宴会，参加过泰戈尔访华期间在北京举行的生日宴会。和其他普通人一样，鲁迅参加的数量众多的宴会多是同事及友人间的日常聚会：
“晚李仲侃招饮于颐乡斋，赴之，同席为王云衢、潘企莘、宋子佩及其子舒、仲侃及其子。”
“午后胡适之至部，晚同至东安市场一行，又往东兴楼应郁达夫招饮，酒半即归。”
“晚张凤举招饮于广和居，同席为泽村助教黎君、马叔平、沈君默、坚士、徐耀辰。”
“晚子佩招饮于宣南春，与季市同往，坐中有冯稷家、邵次公、潘企莘、董秋芳及朱、吴两君。”
“荆有麟邀午餐于中兴楼，午前赴之，坐中有绥理绥夫、项拙、胡崇轩、孙伏园。”
这样的饭局、酒局，鲁迅的日记（1912.5.5—1936.10.18）中多有记载，偶尔他也会拒绝一些宴会邀请。鲁迅去商店买日常生活用品时，也买酒和茶，旁人也多送他这些随手礼。饭局、酒局中同坐者，可以列一个长长的名单，其中不乏各有专长的名人，比如胡适，许寿裳，齐寿山，林语堂，周作人，郁达夫，台静农......；喝过的酒则有越酒，汾酒，啤酒，威士忌、葡萄酒，薄荷酒，苦南酒，杨梅烧酒......。群聚之外，也有独饮的情形，也大醉过：“夜失眠，尽酒一瓶”；“午后盛热，饮苦南酒而睡”；“夜买酒并邀长虹、培良、有麟共饮，大醉”。
鲁迅在北京时居住的八道湾寓所
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四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原本是与周作人等一家人在一起吃饭，最后变成鲁迅一个人自己吃饭。同年七月十九日，周作人给鲁迅写了一封信：
“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这是一段著名的公案，有不少解释，周海婴对这段往事写有专门的回忆文章，读来颇让人心酸。回想当初，鲁迅在八道湾买了房子，母亲，朱安，周作人夫妇，周健人夫妇，全部住在一起。周作人、周健人既是亲兄弟，又是连襟，两人的老婆同是亲姐妹，又是妯娌（周健人后来娶妻王蕴如）。收到周作人绝交信以后，鲁迅就另择居所，搬离八道湾，最后一次在日记中提到“二弟”二字是一九二三年七月三日，此外，终鲁迅一生，日记中不再出现“二弟”二字，只称“启孟”。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一日，（鲁迅）“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左上至右下：胡适；郑振铎；丁玲；梁实秋；闻一多；张爱玲；鲁迅；老舍；茅盾；台静农；萧红；曹禺；郁达夫；傅斯年；张恨水；巴金；这群人中很多人都与鲁迅有交集。
近人胡因梦与名作家李敖离婚后，说过一段有名的话：同在一个屋檐下久了，英雄不是英雄，美人也不是美人。哪些当年与鲁迅一起吃饭喝酒的人，各自散落在历史的烟云之中。鲁迅写过小说《在酒楼上》，那种无意间的酒楼相逢，展现出来却是不同时期知识份子的精神面貌：“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我这时又忽地想到这里积雪的滋润，著物不去，晶莹有光，不比朔雪的粉一般干，大风一吹，便飞得满空如烟雾。……”
左图：1948年，周作人赴法庭受审；右图：1948年，胡适与中央研究院院士合影
三、鲁迅的茶生活
如今，在某些单位工作或经常看新闻的人，对“茶话会”这词再熟悉不过了。他们不是经常开茶话会，就是经常看别人开茶话会，比如年终总结，学术讨论，文艺座谈，招待外宾，新年团拜，凡春节、新年、国庆节、中秋节等等重要节日，开个茶话会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党、政府、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各种协会，大伙儿聚一聚，喝喝茶，聊一聊，谈一谈，感情增加了，思想也交流了，一团和气，其乐融融。
茶话会是一个传统，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礼仪活动，有人认为这是对传统礼仪成功改革的典范。其实，从源头来看，它从茶俗演变而来。唐代，新茶采制之后，佛门有“禅庭一雨后，莲界万花中。时节流芳暮，人天此会同”的例会；文人常以茶会友，朋友聚会时，常饮茶清谈，交流思想，增进情感。旧时商人在固定茶楼上谈生意，也举行茶话会。后来演变为社交性集会，适应面和使用阶层更加广泛。其中，以国家级茶话会和招待外宾的茶话会的程式设计最为严谨，流程也相对固定化。
鲁迅在北京时，经常参加单位组织的茶话会，大略是工作需要，他更多与朋友在外面喝茶。以1924年为例，他的茶生活如下：一月十七日，“往鼎香村买茗二斤，二元”；四月十三日，“上午至中山公园四宜轩。遇玄同，遂茗谈至晚归”；五月二日，“下午往中央公园饮茗，并观中日绘画展览会”；五月六日，“晚买茗一斤，一元；酒酿一盆，一角”；五月十一日，“往晨报馆访孙伏园，坐至下午，同往公园啜茗，遇邓以蛰、李宗武诸君，谈良久，逮夜乃归”；五月二十叁日，“往中央公园饮茗并食馒首”；五月三十日，“遇许饮文，邀之到中央公园饮茗”；五月三十一日，“下午往鼎香村买茗二斤，二元。”在广州时，他和朋友常去陶陶居、陆园、北园等茶居喝茶，还说“广州的茶清香可口，一杯在手，可以和朋友作半日谈”。
鲁迅喜欢喝龙井。有一次，林语堂去找鲁迅，没遇到，留下两盒红茶。那个年代，有名的火腿叫茶腿，据说是用茶叶熏的，鲁迅就曾经收到过，也买了送人。在他的礼品单中，还有普洱茶膏。清人赵学敏著《本草纲目拾遗》云：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在那个年代，显得十珍贵，有资料显示，鲁迅珍藏的这批普洱茶膏，有一部分在2004年曾高价拍卖。
蒙顿复刻版清代宫廷普洱茶膏
鲁迅不但自己喝茶，还叶，一次多达十斤二十斤。
周海婴与母亲，时年近十岁，摄于1939年
内山完造后来撰文回忆上海生活时，谈到他与鲁迅一次聊天，说的是对茶叶源流的一些看法：某日与鲁迅先生聊起了茶，我听说日本的薄茶（日本抹茶的一种）沿用了中国唐代的饮用方法，但日本后来的形式和做法更烦琐，而远流洲的茶庭、千利休的茶室以及丰臣秀吉的黄金茶室、茶具更是后来的事。
四、鲁迅的世界
我上学的时候，正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的时代，正是《论雷峰塔的倒掉》《为了忘却的记念》、《拿来主义》《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的时代，正是《阿Q正传》《狂人日记》、《孔乙己》《社戏》、《故乡》《药》《祝福》的时代……那时，老师们会让你分析鲁迅在某段文字中为啥要用某个词，段落大意是什么，现在想来，不免滑稽，支离破碎无助于你理解整体上的鲁迅。
三味书屋内景
作为文体家的鲁迅，其小说，杂文，散文，旧体诗，故事新编就放在那里，随时都可以进入阅读和比较；作为精神偶像的鲁迅，常常因为解构的多样化，今天反而呈现出一种被稀释后的模糊状态；作为象征人物的鲁迅，"他为真理而战，为正义，为民族，为轩辕（中国）而奋斗不息"；作为被解读的鲁迅，许寿裳，许广平，周海婴，毛泽东，曹聚仁，李长之，朱正，钱理群，邵燕祥，孔庆东，陈丹青都有自己的“鲁迅”。
每一时代的人进入“鲁迅”的路径都不一样，有些是他的亲人、密友和同时代的旁观者的看法，有些是强大的时代裹挟，有些是政治正确，有些是因袭别人的意见，有些则是时间的沉淀，有些是传播媒介的变化和传播语码的交织嬗变。诗人帕兹说：不是记忆牢记住了过去，是过去返回身来寻找到了记忆。每一代人重返鲁迅时代的现场，再看看我们这个时代，今人当然不会像阿Q一样，要跟吴妈直接诉求“困觉”，他们只做不说，或者更复杂的戏码已经上演或者即将上演。狂人和阿Q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有时是狂人，有时是阿Q，一个代表希望，一个代表绝望，一个是前进的，一个是滞后的。因为我们正是从历中走来的，伴随着历史环境、历史结构和历史语码的变迁。
鲁迅著作
鲁迅的弃医从文，表面上是职业上的转换，实际上，他何尝不是以一颗医生的心在文化的病床上进行解剖。中国文学的传统，实是比史学更早，而鲁迅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他在历史和文学叙事中，首先关注的是人，阿Q的超级符号化和狂人的力图写实性，无不指向编年的历史。在今天，我们依然面对这样的巨大文化困境：一方面，我们要为传统文化在今天的传承寻找到合法性；另一方面，我们要站在反传统文化的角度来审视传统文化，以期重塑它正确的前进方向。茶界那么多表面看起来争执不休的问题，归结起来，本质上就是如何延续传统茶文化的问题。进入新千年，瑞典汉学家朱费瑞还在追问：不爱喝茶的中国人能算中国人吗？我们也会问，在社会空间逼向家庭空间的时代，茶本身携带的的雅元素是否能够拯救这种空间的转换？
50寿辰时摄，1930年
如今，我离开学校多年，读鲁迅的日记、书信，还有旁人对他的“研究”文章，走进他的日常生活，大概可以窥知一代文学家如何进入他的时代，并试图从剖析历史图景中找到历史的回音和前行的灯塔。你都是如何与鲁迅聊天的？不妨找一个安静的夜晚，泡一壶茶，静静的翻过那些熟悉的书页，将他那些笔下人物邀请过来，来一场时空重叠的对话，就像复兴沙龙一样，我们追忆往事，今天发生的事也因为蕴含着记忆的基因，而成为追忆的一部分。2005年，电影《鲁迅》中，用镜头直接追问：人有灵魂吗，那么地狱也就存在了；革命啦，造反啦，妈妈的；吃人啦，救救孩子！
2005年电影《鲁迅》剧照
章太炎曾经给鲁迅写过一个条幅，引用的是《庄子·天运》里的话：“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阬满阬。涂却守神，以物为量。”爱默生也曾说：“一个人如果能看穿这世界的矫饰，这个世界就是它的。”鲁迅有他自己的世界，不要用你的世界去掩盖他的世界，平常心即可，我们只是喝喝茶，聊聊天，在某个阳光随性的下午，静静地打开他的书，读一读那些文字：“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就须有工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感觉”。
民国茶范︱胡适：写在茶叶上的家书
胡适儒雅气质
毛泽东、蒋介石都想争夺这个人。他叫胡适，民国时期的典型文人、典型丈夫。很多人都崇拜他的才华与道德。胡适一生嗜茶，他的可爱，也流露在其茶叶家书中。
真诚与责任
故乡寄来茶礼，胡适回复以诚挚的建议。
拿下一个博士学位，你可能嘲笑他书呆子。但他集三十五个博士于一身，你敢笑他呆？不过拥有三十五个博士的胡适，差点被“茶博士”“俘虏”。
胡适留学美国时，国内经济不景气，族上叔叔胡近仁茶叶生意清淡，自然想到求助胡适。他给胡适寄去家乡好茶——徽茶，想请胡适给自己作个广告，说以“茶博士”命名自己的茶叶。他的想象很如意：“博士胡适早年服用此茶，沉疴遂得痊愈。凡崇拜胡博士欲树帜于文学界者，当自先饮‘博士茶’为始”。但胡适拒绝为“茶博士”代言的请求，还诚挚批评这位叔叔说广告不能“欺骗”、“陋俗”。
民国文人有一个清高的资格，这个清高是真诚和责任。
理性或隐藏
妻子寄来茶叶，胡适回复讲究条清理晰。
他的悲剧婚姻，掩埋在这些平静的文字下，换来当时的道德美誉。几十年过后，却被后人视为窝囊。胡适的条理，把情感的水份都挤干，很难想象这就是一代文人的“情书”。
1938年胡适给妻子冬秀：“你7月3日的长信，我昨天收到，茶叶还没有到?”茶收到后，他立即回信：“茶叶六瓶都已收到了。”
1939年4月，胡适嘱托妻子寄茶，只剩下条理：“(一)这里没有茶叶吃了，请你代买龙井茶四十斤寄来。价钱请你代付，只要上等好吃的茶叶就行了，不必要顶贵的，每斤装瓶，四十斤合装木箱。装箱后可托美国通运公司运来。(二)使馆参事陈长乐先生托我代买龙井茶四十斤寄来，价钱也请你代付，也装木箱，同样运来。”
五个月后，先生又给妻子回信：“你寄的茶收到了，多谢多谢。陈先生也要谢谢你。”“陈先生还你茶叶钱，法币三百二十九元两角，寄上上海中国银行汇票一张，可托基金会去取。”
十三岁母亲订的婚姻，西洋留学十多年后，1917年回国结婚，胡适未曾见过江冬秀一面！
但胡适拥有“最幸福的包办婚姻”，“无情人终成眷属，惧内老婆世人皆知”，乡下女把洋博士治理得服服帖帖。胡适家书，他对江冬秀的情感，岂能写在文字上。
孝顺与理解
母亲寄来茶叶，胡适及时告知自己的处置。
胡适幼年丧父，非常孝敬母亲。据说他一直守着并不“和谐”的婚姻，拒绝了很多追慕者，就是因为牢记母亲教诲。胡适在美国留学，常叫母亲寄茶到美国。他借助茶叶和母亲保持着联系。
例如：“乞母寄黄山柏茶，或六瓶或四瓶，每瓶半斤足矣。”
他收到茶叶后，会很及时地回复母亲，如何处置茶叶：“前寄之茶叶……除分送友人外，余留自用。”“茶叶尚存许多，可敷一年之用。”
胡适想喝毛峰茶，给母亲写信：“毛峰茶不必多买，两三斤便够了。”
毛峰茶寄到后胡适回复说：“前寄之毛峰茶，儿饮而最喜之。至今饮他种茶，终不及此种茶之善。即当来往儿处之中国朋友，亦最喜此种茶。儿意若烦吾母今年再寄三四斤来。”
从“两三斤便够了”，到“再寄三四斤来”，说明胡适对毛峰的喜爱。
不同的人寄来茶叶，胡适的回复各有差异，但都能及时回应，不让茶叶在他那儿没了下落。这也算是民国学者做人的功夫。
胡适是个可爱的哲学家，不求鸡汤只需实用，也不秀高深，是杯好茶。
胡适也有情调，玩幽默。应邀到某大学讲演，胡适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的话，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孙说”。最后发表自己的意见，他写的是——“胡说”。
胡适喜欢写打油诗，生活味、思想味杂然相陈。胡适亦雅亦俗亦庄亦谐，人生格调彻头彻尾全是茶饮的风味。他的文字也是如此，清秀俊丽却又亲和平易。
民国茶范：顾颉刚的茶友圈
1980年，历史学家顾颉刚（1893—1980）与世长辞，享年87岁。1997年，他的女儿顾潮在父亲的传记中提到一个细节：顾先生在世时，曾拟过一个自传题目：“我怎样度过这风雨飘摇的九十年？”“通过一个偶然进入历史道路的人来反映历史”，19世纪的俄国思想家赫尔岑做到了，20世纪的一代学术大师顾颉刚堪称楷模。我们今天只说说他的茶生活。
1975年4月摄于叶圣陶宅
一、杭州“雅生活”畅想
左至右，章元善，顾颉刚，叶圣陶，1970年摄
1911年3月，顾颉刚与挚友叶圣陶（《顾颉刚书信集》收致叶圣陶信件56通，叶、顾两人都是苏州人，很早就相识，是私塾、小学、中学同学）诸人游杭州。那日，天气虽然很热，因午饭未果，晚饭时顾先生胃口大开，“遂尽饭五碗，羹一鱼一汤，亦可味”。饭后饮茶，“龙井山产茶，厨役煮茗以奉，味甚新也”。
当时，从茅家埠去天竺或灵隐寺，一路上有很多茶寮，喝茶的人很多，顾颉刚和同伴们只能在两个店中分开饮茶，“取茶倾壶中，叶新煮，味甚浓也”。其后，一路所见，“酒帘茶棚，遍于青松翠竹之间”。
前行途中，顾先生所带壶茶用尽，只得找同伴解围。他游兴大盛，还特别装上一大壶山泉水，继续前行。“越山东下，山下民家甚繁，茶寮数舍，乡人满坐其中，树影波光，接于几案”，这便是一百年前，杭州人的喝茶情景。
这次旅行，顾先生还到清和坊翁隆盛（民国年间杭州三大茶庄之一），道是“俾家中人尝此异乡风味”。这次出游，先生有一番关于“雅生活”的畅想，不妨照录如下：
“烹茶自汲，卷帘看山，飞云腾雨，恣目全湖，居不必求于其广，览必当握于其胜，而欢素送阳，行曦秉烛，门庐图画，衽席惊涛，神仙艳福，不过如斯。今者国殆未安，何可预想？俟此生天职既毕，再谋结庐，庶不有负于此胜尔！”
这理想与现实交织的议论，到底顾先生还是偏重于现实的。实际上，纵观先生一生，事业心极重，他的这个生活梦想能实现吗？
1911年1月，苏州中学同学于校门口合影
二、顾颉刚日记中的茶生活
顾颉刚先生的日记始自1913年，日记中满布这样的字眼：抄书，买书，读书，写信，作文，便秘，失眠，胃胀，头痛，咳嗽，会友，吃茶，赴宴，算帐，登帐，理杂纸，记日记。
顾先生极是勤奋，在日常琐事和病痛中拼命读书记笔记，会友一般伴随着吃茶，从中或许可一窥先生何以朋友众多。读顾先生日记，除了感知他为学的勇猛精进以外，亦知他是谦厚长者，身上不乏浪漫气息，用情极深，面对“求不得”的爱者，虽逾五十年光阴，耄耋之年尚且不能忘怀：“无端相遇碧湖湄，柳拂长廊疑梦迷。五十年来千斛泪，可怜隔巷即天涯。”
日记中，顾先生喝过茶的地方，有青云阁，翠云楼，明泉楼，吴苑，广南居，顺风园，小吴轩，拙政园，万顷堂，新世界，龙华园，冷香阁，平湖秋月，八达岭长城，惠山等地；茶友则有叶圣陶，俞平伯，王伯祥，鲁弟，介泉，子玉，孙伯南，仲川等人。（不完全统计）个人生活中，临睡饮茶，喝热茶出大汗，喝茶失眠等等，顾先生都经历过，“昨日在吴苑喝雨泉茶五六杯，归后即觉精神紧张，异于往日，就寝后果不成眠，至十二点始合眼。三点醒，五点后又略朦胧，七点醒。”有时，顾先生对茶的态度又显得很矛盾。“口渴甚。向不好饮茶，今则非饮不可。”“夜间在高长兴喝茶十余杯。”
中华书局2011版《顾颉刚日记》，共12册
顾先生一生著作宏富，学术著作以外，日记就达六百万言，笔记也很丰瞻，其中不乏喝茶人和茶俗的记录。据1921年的一则笔记显示：吴苑、云露阁、桂芳阁等地，吃茶人各不相同，常到吴苑者，分三类人，即绅士，纨绔少年和教员；云露阁的吃茶人则是业主，房产中介，催租人和账房师爷；“桂芳阁与吴苑差同，惟较为守旧之辈，如教员一类，在吴苑者多少年新进，在桂芳阁者多为前辈老先生”。
不仅如此，早在1915年的一则笔记中，顾先生对吴中的喝茶形态，彼有严厉之词：“吴中弊俗，莫甚于茶肆”。顾先生的立论依据是：“家庭以天伦合，学校以道义合，工商以职业合。”这是正道，但“茶肆以市井游荡合”，那些无职业者长期委身于茶肆，聚众赌博，臧否人物，飞短流长，容易滋生是非。
也许，身为苏州人的顾先生难免文化焦虑：苏州的文化是享受的文化，不是服务的文化。“故吴人有生而无职业，以茶肆为学校者，所以习世故，修容仪，饰语言，学时尚，以之处世，亦足以巧令不败乎。嗟乎！嗟乎！果不足以救乎？”
苏州山塘街夜景，2013年国庆拍摄
2013年，笔者曾经在苏州度过愉快的一周：穿棱于大街小苍，平江路灯火如簇，山塘街游人如织，也去观前街吃小吃，还去西山岛喝碧螺春。这座城市浮于表象的，有中国城市的共性，但在文化的积淀面前，我显然是陌生人，水泼不进。
三、顾颉刚和他的朋友圈
顾先生一生交游遍天下，中华书局2011年出版了顾颉刚五卷本书信集。据统计，与顾先生有书信往来者，数以百计，这里面，有他的师长，有他的挚友，有他的学生，有与他交恶者，不妨拉一个名单：
叶圣陶，王伯祥，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傅斯年，吴湖帆，胡适，沈兼士，钱玄同，李大钊，俞平伯，王国维，郑振铎，丁文江，容庚，陈垣，冯友兰，冯沅君，周作人，徐志摩，沈尹默，鲁迅，朱家骅，何定生，闻一多，顾廷龙，王云五，杨向奎，钱穆，白寿彝，谭其骧，史念海，范文澜，胡绳……（大致按书信编排顺序，未全录；当然，顾先生朋友圈并不止这些人）。
1927年顾颉刚致冯友兰信，冯氏字芝生
顾先生喜欢听戏。1912年，他乘车北上，途经济南，“昨过泰安，仅见岱尾，不能下车穷日观、天门诸胜；过曲阜，又弗能作孔里之游。辜负此行，总觉不少。昨夜既抵逆旅，进餐后旋至庆商茶园观剧。”庆商茶园1908年开业，当时人喝茶听戏，只收茶钱，不付戏费，这是通例（《齐鲁晚报》）。
1913年，顾先生在北京游先农坛，喝茶，“余以无侣独茗其间”，吃元宵，“颇可口，连食遂尽三器具”。这些经历，他都写信告诉了叶圣陶，并对先农坛的景观和古物发了一番感慨。两人还常到上海丹桂茶园听戏，“一年来，到沪必至丹桂茶园”，“与叶圣陶至沪听戏，四日间观剧五回”。
丹桂茶园演出盛况
丹桂茶园戏票
丹桂茶园是上海商业大亨刘鸿生的祖父刘维忠投资创办，是上海人常去喝茶听戏的地方，对上海的京剧繁荣具有里程碑意义（《上海文史资料选辑》）。顾先生日记中提到的“文明茶园”则远在北京，1907年开业，是北京人喝茶听戏的地方之一，它勇于打破禁区，专门设置女座（《北京档案》）。
顾先生的日记和信件也不只是记一些喝茶听戏之事。日记中所记的喝茶，通常都跟会友交际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沟通媒介，他只是自然的选择了当时社会中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他跟朋友们因此相聚聊天，形成知识的交换，思考的佐证，价值的判断，思想的交流，这些才是重中之重。写信给朋友，也不只是为了客套问安、分享风花雪月之类，比如他与胡适、俞平伯常在信中切磋红楼梦问题就是明证。1913年，顾先生写了三册《檀痕日载》，写的都是观戏感受。
顾先生与胡适讨论红楼梦的信札封面
每个时代的生活方式，对人的成长总有某种印迹和影响。换言之，这事关知识获取方式。顾先生喝茶听戏，并从中找到灵感，以此来印证自己的学术追求，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当时的“茶园”，无论上海、北京、天津还是济南，都是当地人消遣娱乐的集中之地，如同今人买票到电影院观影一样。
我们不能说顾先生喝茶听戏决定了什么，但这样的生活方式和知识获取途径确实作为一种客观积累，给他后来的研究带来很多便利。王煦华先生曾总结：“顾颉刚先生以故事的眼光解释古史构成的原因，用民俗学的材料来印证古史则来自他看戏和搜集歌谣。”而顾先生自己也说：“老实说，我所以敢大胆怀疑古史，实因从前看了二年戏，聚了一年歌谣，得到一点民俗学的意味的缘故。”
1973年标点二十四史、清史稿同人合影
顾颉刚先生是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和民俗学家，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点。他是古史辩派和禹贡派的创始人，曾在多所大学任教，桃李满天下。晚年先后主持《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校点工作。
“自思我的才干和学问百不如人（身体更不如人），但我自己觉得比人可贵处，乃是我有志而人无志（有志的人真是少极），我过的生活是有意义的生活。既有意义，则我便可将我所有的才干和学问全力应用，而不致空弃，所以成绩反而比别人好了。”
顾先生一生成就，固然与自身努力有关，但朋友圈的影响，同样是关键因素。有论者认为：与胡适的关系，是他学术生命的始点（余英时）。顾氏在北京求学时，曾旁听胡适的哲学课程，深受启发。在日记和书信中，他也经常提及与胡适的交流，而收入书信集中致胡适的信就达156通。胡适对顾先生的日常生活亦是相当照顾，帮助找工作，补助现金，借钱应急等等，给予艰难困苦中的顾颉刚很多实在的帮助。
顾颉刚写信给胡适推荐学生杨向奎
四、丹心热血沃新花
与他的恩师胡适先生一样，顾先生在学界也以奖掖后进、培养青年人才著称。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便是顾先生的学生之一，成就卓著（葛剑雄曾有挽联，对谭先生一生功业高度概括：基肇《禹贡》，功成《图集》，春秋六十汇为悠悠长水；泽被士林，化导实学，桃李三千仰止巍巍高山）。谭先生有名言：“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谭是顾的学生，一次，两人就《尚书·尧典》成书年代的证据通过信件展开讨论，互有对错，成就了一段学界佳话。
谭先生晚年，对这段往事依然恋恋不忘：“我两次去信，他两次回信，都肯定了我一部分意见，又否定了我另一部分意见。同意时就直率承认自己原来的看法错了，不同意时就详尽地陈述自己的论据，指出我的错误。信中的措辞是那么谦虚诚恳，绝不以权威自居，完全把我当作一个平等的讨论对手看待。这是何等真挚动人的气度！”
1997年，谭先生的弟子葛剑雄在《谭其骧前传》中，对顾、谭的师生之谊这样论断：“这场讨论决定了谭其骧此后61年的学术方向，也给它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顾谭两人后来虽然在学术上分道扬镳，但终两人一生，保持了较好的情谊。
1957年顾（中）谭（左）在青岛湛山寺
顾颉刚先生曾言：“文与史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是唤起民族意识的利器。”又说“历史的传统不能一天中断，如果中断了就会前后衔接不起来。我们都是服务于文化界的人，自己的生命总有终止的一天，不值得太留恋，但这文化的蜡炬在无论怎样艰苦的环境中总得点着，好让孑遗的人们或其子孙来接受这传统。这传统是什么，便是我们的民族精神，立国根本。”
1932年顾颉刚致谭其骧信
前不久，为了对照阅读陆羽《茶经》中的地名，笔者找出了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不免感叹敬佩。茶圣陆羽当年游历茶区，写下茶叶巨著，修悠一千多年下来，茶业虽有浮沉，但遗脉长存。
2015年10月18日，在一场专场茶品鉴会上，学者周重林讲到易武茶的时间与空间，茶文化专家杨凯讲述老字号茶庄的故事：从唐代的利润城到今天的易武镇，有多少遗失了，又有多少找回了？中国茶文化也许是统一的，但内质并不是单一的。我们今天解读过往隐藏的种种密码，试图从历史和现实中找到认同感和自信心，同时，又注定为后代历史留下谜题。
佛海茶厂（今勐海茶厂）厂长范和钧和清华大学技师张石城在缅甸的日子
仰光原称大衮（Dagon），只是一个很小的城镇，主要以瑞光大金塔（ShwedagonPagoda）而闻名。直到一七五五年国王Alaungpaya赐名后才改称“仰光”。一八八五年缅甸成为英国的属地，英国人把缅甸的首都从曼德勒（Mandalay）移到了仰光。
范和钧和张石城在仰光期间去瞻仰了瑞光大金塔。瑞光大金塔耸立在仰光的新固德拉山岗上。缅甸人把它奉为佛教圣地，视为民族的骄傲。这座大金塔的历史比仰光城更为悠久，与印度尼西亚的波罗浮屠塔、柬埔寨的吴哥窟齐名。阳光明媚的时候走在大金塔周围，人们常常会被强烈的金光刺得睁不开眼。人们都要赤脚行走，以示对佛的虔诚。塔顶宝伞上则悬挂着1065个金铃和420个银铃，塔顶上的钻球镶嵌着5449粒钻石和2317颗红蓝宝石。经历2500多年风雨沧桑后，瑞光大金塔仍旧金碧辉煌，气势恢宏。1939年初，随着祖国抗战形势的恶化，沦陷区不断扩大，激起了侨胞的愤怒，缅甸华侨组织了“叱咤合唱团”，加强宣传抗日救国。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前进。
他们编辑出版《叱咤歌曲集》(当时驻缅甸总领事荣宝澄为歌集题写了书名)，收集了冼星海等创作的抗战歌曲数十首，分发给缅甸各地的华侨学校和社团。1939年3月底，首次在仰光郊区“柔美里虎”（银禧大厦）举行的赞助中国红十字会救济祖国灾民的晚会上，“叱咤合唱团”演唱了冼星海的《流民三千万》、聂耳的《告别南洋》、黄自的《旗正飘飘》等抗日歌曲，博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日寇侵占厦门鼓浪屿后，矛头对着华南的广东和港澳，激起南洋侨胞的更大的爱国热忱，纷纷起来抵制日货，捐资支持祖国抗战。
在一些爱国侨领和进步人士的牵头和广大爱国侨胞的支持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的热潮。他们利用“一二八”“九一八”“七七”“八一三”“五四”“一二九”等纪念日，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活动。在缅甸首都仰光，店员与青年学生发起“义卖募捐”活动。长蛇似的游行队伍，推着装满从各商店募捐来的日用品的大车子，沿街歌唱叫卖，挨家挨户劝捐。不仅爱国侨胞踊跃捐献，连同情我国抗日的缅人、印人、欧洲人都纷纷解囊相助。
范和钧和张石城在仰光，深切感受了海外高涨的抗日氛围。一晃已一个星期，还未见到李拂一。3月23日，李拂一已知道范、张二人赴仰光，那么他此时在干嘛？原来，天有不测风云，李拂一公司的800余包藏销紧茶在印度加尔各答遭受大火焚毁了。不得不继续留印度处理后事。
4月17日，范、张二人将一星期来在仰光了解到的情况向郑鹤春作了汇报。这是一封很重要的电报，为了便于理解在忠于原意的基础上笔者在文字上略作了调整。“李拂一兄在加尔各答的茶遇火焚毁了八佰余包现在没法回仰光了。我和张石城只得于19日下午偕佛海李县长的公子和华侨数人先行启程。佛海半开银币听说已与法币同价，推行法币事闻一度实行，但后来缪云台行长松软故未能实行。且反将纸币的价格降低了。
在此期间，我们与佛海茶商多次了解预计今后的佛海茶叶经营会有数项困难：1、资本要真银子，纸张没用。2、摆夷生活简单知足，不求厚利，无法改进采摘。3、劳工缺乏。……大规模生产今年万难办到。现距雨季已仅半月，故在此地先购置若干钢板、铁管、铜钢等代往佛海，自制各种采烘筛简单机械，不管任何环境，今年总要做些红茶、绿茶、白茶拿到市面上试试看。
确定了佛茶的地位、市場价格，雨季後再来详细规划。如同意请汇5000元国币来。此乃谨慎从事之办法。如果云南省府有决心办理佛茶之魄力我们边筹备边生产也可以……。”人虽未到佛海，但他已决心要在佛海大干一番了，在国家危难之际范和钧决心在边城小镇用制茶来支持抗战，这样的精神是值得敬佩的。同时他也触及到了佛海茶叶制销的核心即：“资本要真银子，纸张没用。”
虽然他后来费尽心血推行纸币，但他始终未料到一场纸币风暴险将他吞没。这是后话。佛海李县长的公子找到了范和钧和张石城，范张准备随李公子赶赴佛海时，事情又发生了变化。原来李拂一在4月20日上午到了仰光。李拂一先生向范和钧详细介绍了佛海全面情况，范和钧收益颇大。1939年4月20日，是范和钧和李拂一第一次会面。从此他们人生的一段经历就与佛海茶厂、佛海服务社交织在了一起。李拂一更未料到他竟伴随佛海茶厂的兴衰走完了全程，比范和钧走得更长，走得更远！
读普洱茶史，除了范和钧、李拂一、冯绍裘他也应该被记住
读云南普洱茶发展史，“沱茶鼻祖”严子珍、“漆器匠人”范和钧、“滇红之父”冯绍裘，相信大家已都耳熟能详，李拂一、唐庆阳也一再听人提过，甚至鲜为人知的留学国外学茶的第一人朱文精，也逐渐为大家知晓。
还有一个人却很特殊，每一部记载普洱茶历史的书中，都有他的身影闪现，似乎每一个普洱茶发展关键时期，他都会适时出来，正如某些影视片中的配角，戏份不多却缺他不可，生平不详却令人印象深刻，他是谁？
回族实业家白亮成先生
如果我说他叫白亮成，你可能还是发懵，不卖关子了，他还叫白耀明！那个在勐海南糯山最早建茶厂的白耀明，还不清楚？好吧，他还有一个名字，白孟愚，是的就是那个与范和钧和佛海茶厂斗智斗勇的白孟愚！
白耀明，字亮诚（成），号孟愚、莲父。史书中毫无例外地用其号“孟愚”，故知亮成者甚少，又佛海茶厂创办期间，白亮成在与中茶派的范和钧矛盾颇多，似乎是个与“正面形象”的佛海茶厂“作对”的人，故很少有对其生平资料详尽介绍的。
白亮成，号孟愚
在云南普洱茶的发展过程中，沙甸回族白亮成是一个值得一提的人物。
白亮成生于1893年，37岁时在云南省财政厅担任保护财产的专员，相当于特殊押运的保安经理。1932年，云南省政府派遣白亮成到普洱、思茅、车里、佛海、南峭一带办理税务。其间，他发现车里、佛海、南峤3县大片平坝土地肥沃，雨量充沛，资源丰富，但当地民众的生活极度贫困。白亮成深感大力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生产之必要，开发边地的志向和决心也更坚定了。
当时云南思普区茶业试验场出品机制绿茶茶标
1936年，白亮成先后到宁夏、甘肃、陕西、湖北、湖南、江西等地进行考察。之后，他又辗转去了日本，学习茶叶以及其他农作物栽培加工技术。（早在1913年，其前辈朱文精等便已派去日本，成为第一批国外学茶的留学生）
1938年，云南省财政厅采纳了白亮成的建议，建立了云南思普区茶业试验场。云南省政府以财政厅名义投资筹建“云南省思普地区茶业试验场”，并聘请白亮成出任场长。在先生主持下，当年元月建成南峤第一分场，四月又建成南糯山第二分厂，选购国内优良茶种，采用科学技术栽培、管理，以试验开发更为优质的茶叶产品。（1919年，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朱文精、陈洪畴等人在省政府支持下，建成茶叶实习所和茶叶试验场，十多年的茶叶实习所和茶叶实验场似乎没有做出什么成绩。这也导致后来云南省地方政府制茶的重心转到了和中茶公司共同成立的云南中茶公司。）
南糯山茶叶种植场旧址
1940年，佛海总场成立，白先生又在南糯山茶园中心区，建立制茶厂，从印度引进制茶机，推行机械制茶工艺。后又从沪杭聘来10几名高级技师，制出红、绿茶质优价廉，客商纷纷前来订货，长期供不应求。1942年，思普区茶业试验场划归云南省企业局，改称“思普企业局”，白任总办。原一分场改称安峤农场，二分场改称南糯山茶叶种植场。并新建了樟脑培植场和志安纺织厂，白兼任纺织厂厂长。白亮成为代表的“云茶派”，继承了朱文精等前辈复兴云南茶业的使命，以南糯山茶场为基础，成为与范和钧为代表的“中茶派”分庭抗礼的中坚人物。
佛海茶厂的创建人和第一任厂长范和钧
此时的南糯山用科学方法栽培茶树10万株，有厂房500平方米，住房700平方米，揉茶机大小各1部、烘茶机1部、切茶机1部、分筛机1部，年产机制茶2000担左右。还设立了职工医院，开辟了球场、娱乐场等文体活动设施，丰富职工生活。其间，白亮成研发的红茶行销欧美国家。尽管白亮成不是第一个在云南生产红茶的人，但他却为后来的勐海茶厂的红茶生产以及普洱茶的广为传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正值思普企业局兴旺、发达之际，日本侵略军自缅甸进犯中国边境。国难当头，白亮成又致力于抗日救亡运动。他在车里成立接待站，赶造木筏50多条，供归国侨胞抢渡，使众多华侨平安回国。他还组织茶厂游击纵队，配合九十三师防守边境。
由于战争原因，思普企业局经营一直不善，处在一种勉力维持的状态。1946年5月，企业局已欠薪数月，白亮成请求辞职。1948年，白亮成离开勐海，侨居缅甸。
1939年——1942年中茶公司的范和钧等筹建创办佛海茶厂，其间和南糯山茶场以及佛海20多家茶庄利益相冲矛盾重重，范和钧以一己之力，力战群雄，后经中央采取强硬措施，决定全国茶叶均由中茶公司统一领导，统购统销，这场白亮成和范和钧的矛盾，地方派和中茶派的争斗，以中茶公司获胜而告终。但乱世年代没有赢家，也是战争原因，佛海茶厂不能正常生产，1942年11月，范和钧黯然离开勐海。
老勐海茶厂
解放后，南糯山制茶厂划归今天的勐海茶厂经营，试验场之名称与隶属关系则在多次变动以后，最终于1979正式改名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
现代勐海茶厂
白亮成生逢乱世，却热心实业，力助桑梓，对云南现代茶业的开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和朱文精、范和钧一样，不应该被忘记。正如西双版纳“终身州长”召存信所言：“回族实业家、教育家、学者白亮成代表云南省政府开发茶叶以及推行海外贸易。纵观数百年来普洱茶的历程，毫不夸张地说，普洱茶品牌在国际上之所以能够打响，回族人功不可没。”
刘益成：发扬云南茶人精神 做强云南茶业
面对国内、国际茶叶产销两旺的市场主流，云南省这样一个有着悠久茶叶生产历史、世界公认茶树原产地、中国重要茶叶生产基地、丰富茶树种资源、优越自然条件、优良茶叶品质及多家知名茶企的省份来说，更具发展的巨大潜力和竞争优势。
人物介绍：刘益成号茗悟，祖籍广东汕头，从小爱茶，潜心钻研中华茶文化。现任云南省茶叶流通协会常务副会长、昆明茶叶行业协会会长、全国茶业行业战略联盟主席、中国国学院大学茶艺茶道专业客座教授、中国茶叶学会理事、国家一级评茶师、国家高级茶艺技师、《中国茶业》杂志编委。
云茶文化历史悠久
据了解，云南省茶叶种植面积达560万亩，位居全国第一，有94个主要产茶县，分普洱、临沧、版纳、德宏、保山5个主产茶区，是云南省重要的经济支柱产业。云南天高云淡、水源清洁、空气清新、生态优良，拥有优越的茶树生长环境和优质的茶树品种资源，尤其在低纬度、高海拔地带，远离污染源，土壤肥、日照足、云雾浓、湿度大，特别适应云南特有大叶种茶树种植，茶叶具有芽叶肥壮、萌发较早、生长旺盛、采摘期长的特点，生产的红茶、普洱茶和绿茶在国内外市场上享有较高知名度。
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中，通过不断传承、创新和发展，云南省形成了多民族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茶饮习俗。各民族之间，通过彼此渗透，相互促进，融汇成独具韵味、魅力无穷、底蕴深厚、博大精深的民族茶文化，成为云茶产业发展的宝贵财富和重要依托。
云茶产业将快速发展
近些年来，云南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大力支持、顺势引导和社会各界强力推介，使“云茶”成为了继“云烟”、“云花”和“云药”之后的又一知名品牌，“云茶”产业全面发展的大气候已经形成。历史的沉淀，健身的功效，精神的享受，耐贮的特性，社会的进步，催生着“普洱茶热”，保健功能的广泛认知，以及较小区域的种植范围、产量，日益提高的加工标准等因素的影响，普洱茶的市场份额和消费群体仍将呈稳步发展趋势。尽管出现了投机与炒作，但也要冷静分析、理性对待。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行为可能在短期、局部带来一些价格的波动，但只要引导得好，这可能是一个发现产品真实价值和去伪存真的过程。
认清差距规划突破瓶颈
虽然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和悠久的茶文化历史沉淀，但和福建、浙江省相比，云南是产茶大省，还算不上是产茶强省，茶叶种植面积虽然第一，但产量却排第三，产值估计只能排第五。刘益成进一步介绍，以福建安溪为例，其涉茶行业迄今总产值逾90亿元，而云南全省不过200亿元，差距明显。云南茶业的发展瓶颈正是在流通流域和品牌打造上，而这些，正是云南茶叶流通协会亟需加强的工作。
刘益成介绍，2013年初，云南茶叶流通协会在征求了所有会员的意见后，确定了“和谐、厚德、开拓、奋进”为云南茶人精神，并在此精神指引下，立志要将云南发展成为茶业强省。和谐、厚德，即云南26个少数民族应同心同德，借助云南天赋的优质自然资源、旅游资源，做有机茶、生态茶、良心茶，这也是所有茶人必须具备的茶德;而开拓、奋进，则是指云南茶业要大力开拓东盟市场，升级粤、港、澳、台四地市场并加快“南茶北进”，这将是未来云南茶业的核心发展方向。
来源：《中国茶业》杂志第14期品，细品，茶叶网cy260.com的优秀编辑为您独家提供优质茶叶文化相关文章，《云南民国茶人之—范和钧》一文将帮助你了解茶叶文化相关方面的知识，如果还想进一步了解关于2022茶叶文化方面知识请访问茶叶文化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