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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明宫模型。东吴大帝孙权纪念馆内
荒淫、残暴、滥杀，孙皓的罪恶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罄竹难书。相貌堂堂的好青年怎么就变成一个恶魔了呢？有人分析，这是他小时遗留的恐惧种下的祸根。父亲当了太子，后被废又被杀。全家的境况急转直下，从天堂跌到地狱，他从小颠沛流离、担惊受怕，尝尽世态炎凉。而对他家下毒手的，又是血缘最近的亲人，心中的仇恨无以言说。
他戴上了面具，小心翼翼，实际灵魂已扭曲变形，变得乖张暴戾。等他掌握生杀大权，能呼风唤雨，曾经压抑的愤怒终如火山爆发，有悖常论的疯狂，才能让内心得到发泄和满足。
大选美女扩建皇宫
孙皓继位之初是释放宫女，很快走向反面，开始大肆选美。
孙皓规定：东吴凡是2000石（大致相当于现在部级）以上的官员，家中有女儿要上报。女孩到了15岁，必须让孙皓先挑选一遍，看不上的，才能出嫁。他的后宫有数千人，但他还是嫌少，又派亲信到各地选美。
偶尔碰到个美女会当个宝。真正满眼绝色，也就不值钱了。后宫之中，遍是佳丽，孙皓怎么可能珍惜她们呢？弃之如草芥。他在宫中引入水流，环绕殿堂，每天在后宫晃悠，看到哪个美女不顺眼，马上杀掉，扔到水中。美女们吓得魂飞魄散，躲在宫中不敢出来。
女人多了，总要安排个宫室。孙权建的太初宫就显得太小气了，孙皓在太初宫东边新建了一座昭明宫，位置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成贤街及偏东一带。
官职在2000石以下的，都要参与这个浩大的工程。老百姓到山上砍木材当苦力，官吏到山中做监工。太初宫周长约700多米，建成后的昭明宫约1200多米，宏伟壮观，富丽堂皇。
宫中有数以千计的各种首饰，孙皓让美人们戴上首饰，看她们追逐打闹。经常早上戴下午就坏，工匠们也趁机偷盗，国库挥霍一空。
滥杀大臣令人发指
孙皓在内杀美女，在外杀大臣，没有理由没有原因，就看他的心情。孙皓杀人的方式很多，剥人脸皮，挖人眼睛，多种多样，残酷至极。
中书令（帮助皇上在宫廷处理政务）贺邵因为中风，不能说话，也没有办法上朝。孙皓怀疑他装病，命人严刑拷打，割断他的头，烧成了灰。
大臣王蕃在宴会上喝醉了，孙皓怀疑他作假，先送走他，又召见他。王蕃这个人好面子，不希望自己失态，在孙皓面前强装镇定。孙皓看他举止正常，认定他是装醉，立即处斩。然后，孙皓率群臣出宫登到山上，命令亲信扮成虎狼，把王蕃的人头抛来抛去，最后人头完全粉碎。
“以茶代酒”故事与他有关
东吴一个人的遭遇，可以看作是大臣们悲惨命运的缩影。
他叫韦曜，博学多才，为人正直。孙休就很赏识，但宠臣张布忌惮他，总是搬弄是非，说他坏话。孙休为了保全张布的面子，一直没有重用他。
等到孙皓即位，初期很贤明，韦曜一路升迁，封为高陵亭侯，任中书仆射（中书令的主要属官）。孙皓嗜酒，常常从早喝到晚，还有一个恐怖的规定，不论宴会上的人酒量大小，都设了一个最低限。如果换算成现在量，接近3斤（度数没有现在高）。哪个喝不掉就硬灌进去。
韦曜的酒量很小，孙皓对别人都不宽容，对韦曜却特别优待，担心他出洋相，暗中命令侍从，替韦曜倒酒的时候换成茶，这就是“以茶代酒”典故的由来。
韦曜很感激孙皓，决定报答他。于是忠心耿耿，经常向孙皓提出合理化建议。孙皓气得不行，对你这么好，反而在我耳边聒噪。脸色越来越阴沉。此后在酒宴上，对待韦曜，不仅不再换成茶，反而强迫他多喝酒。
孙皓有个变态的爱好。大家喝得面红耳赤时，孙皓随意点一个大臣，大家轮流说说他有什么短处。如果这个短处，孙皓不以为意，那一笑而过。如果这个短处让孙皓听了极不爽，那这个大臣当场被抓或被杀。
大臣们都崩溃了，参加宴会如同上了刑场，不揭发，要自己命；揭发了，要别人的命。韦曜看不下去，劝孙皓取消这个规定，孙皓不想跟他啰嗦了，让他到阎王那里去韶吧。罪名是不忠心，逮捕下狱，随即杀死，亲人家属全部流放。
东吴人心惶惶。但没有最疯狂，只有更疯狂，孙皓在位第二年就宣布了一个无比荒唐的决定，举国上下，都惊得瞠目结舌。
延伸阅读
“以茶代酒”是尴尬无奈之举？
“以茶代酒”的来源、典故，和它所蕴含的意义。
古代有一个人，被后人用“恐怖”、“变态”来形容，这位就是三国时期孙吴末代皇帝孙皓。但也正是他，创造了一个引用至今的名词：以茶代酒。这个故事，代表着一份情义。
“忠言逆耳利于行”，这句话我们听得耳朵几乎要起茧子了，真正听得进逆耳之言的人却少之又少。在古代，赶谏言的人要么期盼遇到一个明君，要么只能备受排挤，甚至遭杀身之祸。
东吴孙皓即位初期，他还是一个贤明的君王，对自己父亲南阳王的老师韦曜(yào)格外照顾，怎样个照顾法?还得说说喝酒这事儿。
相传孙皓是一个嗜酒如命的人，一天到晚喝个不停。更恐怖的是，他不仅自己喝，还规定只要是宴会，每个臣子都得喝个3斤酒，这还是最低的限度。谁不喝，他就命令灌谁。虽然这酒没有咱现在的度数高，临到不会喝酒的人头上，那也是一大难事，韦曜就面临了这样的难题。据说韦曜的酒量非常小，但他是唯一一个孙皓特别优待的人。对待喝酒这事，孙皓对谁都不宽容，但他却怕韦曜出洋相，于是暗中命令将韦曜杯里的酒换成茶。君王表达了自己的诚意，让韦曜感激涕零，决定用实际行动来报答他。
以茶代酒的意思，在那时其实就是对不胜酒力的人的一种照顾，用茶来代替该有的礼仪与情义。在韦曜的心里，认为只要经常给孙皓提合理化建议，就能表忠心，于是经常发表自己的建议。可是，韦曜想错了，报答的方式也错了。忠言逆耳，孙皓却认为韦曜是在说自己无为。于是越想越气，越觉得在宴会上帮他以茶代酒特别不值。再后来，韦曜再也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待遇，相反，被灌的总是他。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呢?回到现代社会，不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吗。在饭局上，越是不会喝酒的人，越会被强迫喝酒，“以茶代酒”这事只能自己偷偷干，而一旦被发现，还要罚酒，想不醉都难。
韦曜的悲剧导火索，来自一个规定。孙皓经常喝到尽兴时，会随便点一个大臣，大家轮流说说他有什么短处。如果这个短处，孙皓不以为意，那一笑而过。如果这个短处让孙皓听了极不爽，那这个大臣当场被抓或被杀。这个规定让大臣崩溃至极，宴会如刑场般进行着。表忠心的韦曜建议孙皓取消规定，然而触碰到了孙皓的忍耐点，终于招来杀身之祸……
韦曜报答之举得到的却是悲伤的结局，孙皓“以茶代酒”得到的回报也被自己的自负毁掉;就像茶与酒，两人的那种情愫剪不断理还乱。以茶代酒之余古代，是一种理解，而之余现在，大多数是一种无奈与尴尬之举。
现在酒桌上我们就经常使用这个词，以茶代酒，现在我相信更多的人看见这篇文章，会更明白这些深含的意义。
卢铸勳：一个乱世小子，一代熟茶教父！
近期，笔者有幸见到了“香港熟茶教父”卢铸勳的两位传承人卢文韬与卢武韬，兄弟二人身着灰黑色系的衣衫，古朴而稳重。
“香港熟茶教父”卢铸勳的两位传承人卢文韬（左二）与卢武韬（左一）、佛山市茶叶流通协会会长周翊洪（左三）、【亚太茶业】全媒体总裁黄继平（左四）
小小的茶室，三五人，沏一杯清茶，就一缕茗香，酣畅对谈，窗外寒风凛冽，窗内茶香四溢。众人端起茶杯，轻啜一口，听二老讲一讲，那动荡的年代，一个乱世小子到一代熟茶大师的传奇故事。
01
战火纷飞的年代，兜兜转转终见茶
茶席之上，一片片茶叶，在水中翩跹起舞，浮浮沉沉中，幻化着生命的沉重和轻盈。也许，茶之舞蹈就是一个人的舞蹈，好似人生的兜兜转转，亦如二老的父亲卢铸勳先生早年的生活。
卢铸勳（右二）、卢武韬（右一）
卢铸勳，1927年出生于广东顺德县众涌村，1945后开始学习制茶。
事实上，早在做茶前，卢铸勳就因战乱与天灾，多地辗转，从事过多种职业。在1937年到1945年，这八年的动荡的时间里，其从“顺德”到“澳门”、到“香港”、到“石歧”、到“九江”、到“梧州”、再到“顺德”，从“红窗门杂货店”到“永兴隆梅庄”、到“伍启文菜档”、到“中江学校”、到“杂货铺”、到“伙食店”、到“牛皮厂”、到“大口农场”、再到“英记茶庄”，兜兜转转间，虽说增长了不少见识，但始终没能安定下来。
也许是因为时代动荡，也许是因为所从事的职业没有足够吸引力，这“颠沛流离”的八年间，卢铸勳也遭受了不少苦难，战乱、天灾、饥荒……其中让笔者感触最深的便是其自传（《乱世小子回忆录》）中所记述的饥荒。
1941年大年初一，逢天灾“下大雪”，鱼塘的鱼全部死亡，农田欠收，因而农村破产闹饥荒。此外，当时物价飞涨，四百元大洋只能购得一斤白米，而三百斤莲藕也只换得两小杯米，大约能煲两碗粥，不得已，卢铸勳前往梧州逃饥荒，他步行至九江，后又偷渡九江，夜宿山神庙，一路走来，腰膝酸痛，脚上也起了不少泡，但他没有放弃，四天后，终达梧州。
卢铸勳1945年8月28日到澳門拍的照片
1945年，卢铸勳在其兄卢炳乾的带领下，再次来到远离战乱的澳门，在英记茶庄做杂工送货，之后开始学茶，师从吕奀芬，踏上做茶之路。
02
逐步解放的年代，几经困苦终有成
从1945年开始，卢铸勳做茶一做就是六十余年。正是早年的那些苦难，造就了卢铸勳不服输的性格，以至于后来，他克服了做茶路上所有的困难，终成熟茶教父。
1946年6月，卢铸勳调升上三楼工厂学习筛焙、蒸制各类旧茶，其中以孙义顺笠仔六安茶最多。当时在澳门所制的孙义顺六安茶，使用的竹叶、笠仔及招纸，全由佛山运到澳门英记茶庄加工，因而工作很忙，卢铸勳每天都是早上5点起床，工作至晚上11点半或12点才开始收工，有一次还因过度劳累，由中午晕倒至半夜三点才清醒，如此高强度的工作，卢铸勳一做便是七年，七年后工作才逐渐缓和下来。七年间，卢铸勳的工作越来越受到认可，其工资也翻了几番，已由当年的每月5元涨到了如今的每月40元。
青茶发酵问题多
据卢铸勳回忆，当时红茶很好卖，湖南的功夫红茶每司担200多块，祁门红茶售价每司担到350到370元，上级的青茶可以卖到110—120元/司担，下级的青茶可以买到70-75元/司担。
因为考虑到红茶的销量不错，价格卖得起来，卢铸勲想，要是把青茶发酵转化成红茶，岂不是财源滚滚？于是，已经掌握茶叶加工技术的卢铸勲，便在一个深夜偷偷开始了自己的伟大创造。
他用十斤青茶加两斤水，用麻袋覆盖使其发热到75度，经数次反堆转红，再用30度（和暖）火力焙干，出来的茶叶泡了之后，发现汤色叶底与红茶一样，只是可惜没有红茶的清香风味。那味道出不来怎么办？卢铸勲便把自己两个月的薪金（80元）拿出来，到香港各处去购买食用香精，回到茶坊继续试验。遗憾的是，各种香精都试过，却始终无法调制出红茶的风味。究竟是哪一环节出了问题？于是，他决定再次试验，他开始改变制作工艺，将十斤青茶加水发酵转红至七八成干，放入货仓焗六十天后取出，这次，这批发酵茶泡出来的汤色比蒸制的旧茶更为深褐色，茶味也更淡，卢铸勲在青茶发酵上有所获，暗自喜悦，秘而不宣。
制茶技术需钻研
1949年，新中国成立，私商逐渐被取缔，为谋求发展，一些商人纷纷转战海外。1950年，鸿华（转销南洋最多，茶品主要有英记供货的茶商）来信说，南洋茶饼吃紧，像宋聘号、敬昌号、同庆号等价格飞涨，却又无货可供，并询问英记是否有技术生产。当时，谁也不懂此项工艺，但卢铸勲还是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一个月后，研制成功，每个月可以生产茶饼30到50件。
此外，1956年，唯一洋行的邓堃要做一批姑娘紧茶，虽说之前也没做过此类茶，但他回家研制了一周，便交出了样品。看过样品后，邓堃就下了1000支的订单，这批原本要2个月时间做的茶，最后40天就做成了，之后，他把此款茶命名为“宝蓝牌”。
在家中自制姑娘紧茶哥给朋友
据其儿子卢文韬、卢武韬讲述，卢铸勳当时做茶严格，对手工要求很高，就像姑娘茶，一般年轻人都做不来，也达不到他的水平。他们说：“虽然现在父亲老了，但十年前，他用一块布包起茶叶，称好重量（357g），蒸好后，扎住布袋口，扯紧，然后拿两个不锈钢盘（当饼模），就可以压好一饼茶，而且茶饼的样子很好看。之前我们自己也试过，都没成功，布一拆开茶饼就松掉了，这个要多年累积经验，才能做好。”
百花齐放创业难
1954年，卢铸勳定居香港，其后在长州创立福华号，自建品牌“福华号宋聘唛”。当时，青茶百花齐放，各国以及中国各大茶区产品都相继进入香港，品类丰富。由于当时香港的茶业出口旺盛，卢铸勲便决定在新公司恢复1946年所使用的发酵方法，用印尼毛峰青茶先发酵后制成茶饼，开始外销，第一次就赚了不少钱。
香港福华茶庄
但好景不长，1956年，做邓堃的那批姑娘茶时，他就遇到了不少困难。当时，虽说生意有了，技术也研发出来了，却没钱买原料。后经朋友介绍，认识了联隆行陈天富，问及风险如何，失败如何善后，卢铸勳当下立即保证不会全亏，至多有三成风险，陈天富便答应投资，卢铸勳只赚取工钱，并全权负责进料、人力与生产。资金有了，但青茶难买。当时，制作姑娘茶的原料（越南会安青，广东粤毛青，四川川毛青）却被永生祥、元亨、万春、协丰和鸿华完全控制，最初与鸿华茶行李锦鸿磋商时，他刻意提高货价，卢铸勳考虑到若五家联合提价，则有亏本风险，其后便逐一与泰兴祥吴南针、永生祥何东海磋商，几经波折后终于找到钱和茶青。
1957年南洋不景气，香港也受到影响，当时给卢铸勲投资的几个人也从福华号撤回股份，卢铸勲只有用自己的工资顶住，才没有变卖生产茶叶的工具。1959年，唯一洋行再次给了卢铸勲一份1500支的紧茶订单，勉强又熬过一段时间。1960年，西藏封锁，不与外商贸易，一些茶厂也开始停业，当时卢铸勲只得帮别人加工发酵茶与六堡茶换取微薄工资。也就是在这一年，卢铸勲选用会安青茶，经过60天的时间，制作出一批新的发酵茶，汤色深褐明净，口感佳，因第一次有普洱发酵旧茶在市场上出售，这批茶卖了个好价钱。
03
新法速效催陈韵，和盘托出传四方
50年代后期开始直到70年代初，卢铸勳使用了大量的云南茶青发酵普洱生茶，其制作出的茶饼，因较佳的口感和汤色，在香港茶叶市场上，具有相当优秀（吸金）的表现。
如此炙手可热的制茶秘方，本应不外传，但卢铸勳不这么想，为了惠及更多人，他毫不吝啬的将制茶秘方和盘托出，并辗转多地指导熟茶发酵技术。
制茶秘方齐托出
后来，香港茶人曾鉴向卢铸勲请教发酵的秘方，他也不保守，一五一十，将制茶秘方和盘托出。后来香港祥发咸蛋庄老板张旺燊得知此事，便笑卢铸勲是傻子，轻易把技术告知他人，还扬言，未来10年香港茶业的局面会因为此技术而改变。果不其然，后来曾鉴的弟弟曾启到广州加入中茶分公司做茶业发酵师傅，从此开始了在广州中茶分公司的普洱茶发酵之路，他将云南茶青与广东当地的茶青拼配，制成广东普洱茶，在粤港澳以及东南亚各地销售。也因此，之后的10多年内，居然没有茶青运往香港。
70年代后期，约1978年左右在泰国清迈做茶，在旅店拍摄的照片
远赴泰国传技术
在此期间，得不到云南茶青的卢铸勳，只好另辟它途。后来，卢铸勲在南天贸易公司（香港著名的茶业公司，很长一段时间里，垄断大陆到香港所有茶业贸易，与当时的香港港九茶商自由贸易思想有矛盾冲突）周琮的引荐下，结识了清迈茗茶厂的杨大甲，开始向当地茶厂传授普洱茶的发酵技术。自此，泰国也开始了普洱茶的发酵，直到今天，泰国依旧在卢铸勲教授的技术下生产普洱茶。
泰国茶厂
约80年代初期，泰国茶商（左）、卢铸勳（右）
技术辗转传四方
1976年，周琮邀请卢铸勲前往云南，他没有去，而是将发酵普洱茶的方法告知周琮，让其带去云南勐海。之后，普洱茶发酵技术在云南传开，云南也开始普洱茶的发酵之路。
1980年，卢铸勳前往长沙益阳茶厂指导制作发酵茶。
在湖南的茶厂合影
1992年，前往越南胡志明市竹桥国营外贸企业公司指导制作发酵普洱茶。
越南茶厂
1996年，转让制作同庆号技术给越南胡志明市竹桥国营企业公司林思光。
2000年，卢铸勳宣布退出江湖。
香港熟茶教父卢铸勳（摄于2017年末）
纵观卢铸勳这六十余年的茶叶生涯，他始终都是在为世人寻找合适的茶而奔走。一个生长在乱世的小子，凭借自己乐观、豁达、开放、不服输的性格，在茶界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熟茶发酵技术和盘托出传四方，他，终成一代熟茶教父。也许香港茶界著名茶文化研究者王汗坚先生所著的《卢铸勳》一诗，就是对其做茶生涯的最好描述：
藏缺紧茶四张罗，卢铸灵巧占商机。
新法速效催陈韵，熟饼溯本是长州。
义助南天成大业，印支佳茗集香江。
年过古稀雄心在，记述曾经享后人。
注：本文参阅了卢铸勳先生自传《乱世小子回忆录》，及《香港熟茶第一人——卢铸勳》一文
三个小故事 以茶释禅
中国最早用自然的声音来洗去心灵的尘埃
一、空茶
做歌剧《茶》，印象最深的是去南方的一个尼姑庵里，尼姑师父就请喝茶，把石斛和石杯都放好了，我们三个人坐在那儿准备喝茶，结果尼姑师父半天也没有来，后来她来，坐下来说：“请啊，请啊，喝吧！”然后她自己慢慢就拿起石杯喝起来。
我们不知该怎么喝，问道：“师傅，茶碗里边没有东西，没有茶，怎么喝呢？”
她再说一句：“请喝。”说着又喝了一口空茶。
我们继续问道：“师傅，杯子里是空的，怎么喝呀？”
她说：“小兄弟，如果你心里边有物，杯子里边就有茶。杯子里面有茶，如果你没有心，也什么都没有。”
爱情是这样的，同事般的情谊也是这样的，朋友般的情谊都是这样的。所以，禅宗的这种感觉，当时跟尼姑师傅一块儿喝这个空茶的时候，一下子觉得家庭、同事、恋友，其实我们之间的生活都是这样的，就像一杯空茶一样。
二、桥
京都这个城市是在七世纪造的，完全模仿西安。现在我们看不到西安七世纪的遗迹了，但是在京都这个城市，作为中国人，我闻到了七世纪中国的芳香。所以，我一定要在这里感受京都的茶道，因为京都的茶道就是从西安学来的。
而我们的故事就是从唐代的时候，日本的王子来到中国的首都——西安学茶道，结果发现无可比拟的美丽的中国的公主，一见钟情，就从那一瞬间开始了。
他们两个人的爱是如何形成的？中间就有一座桥，这座桥就是茶。
三、洗心
到了京都，我们怎么学茶道呢？先是来到一个茶屋，这个草庵没有窗，也没有洞，只有一个茶门，每个人都得爬进去。
进这个茶屋之前，所有的人都要去听一下水的声音，就是把水泼在手上洗洗手，手就掉在石头上面，水顺着石头就一直流下去，流到地底下，就有不同大小的缸接住你流下去的石头，水通过石头流下去至少需要五到十秒钟左右，流下去发出丁丁咚咚水琴的声音。主人就是要你在开始喝茶的时候，先把你的心洗一次。
心用什么东西洗呢？就是用水声，用有机音乐，也就是中国最早的所谓用自然的声音里洗去心灵的尘埃。很有意思。
一个茶商和一个贫困村的情缘
“小陈”陈焕华（中）正在茶园查看贫困户茶叶长势。
7月4日一大清早，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钟灵镇凯堡村的茶山上，贫困户张正贵哼着小调和邻居们上山采茶。看着满山遍野的茶叶，张正贵无比踏实地说：“小陈不走了，我家今年脱贫有了底气！”
张正贵口中所叫的小陈，名叫陈焕华，今年38岁，是福建省福州市人。14年前，大学刚毕业的他就与凯堡村“结缘”。这些年来，他动员村民开荒山、种茶叶、办企业、创品牌，让凯堡村甩掉了特困村的“帽子”。
如今，在异乡漂泊14年了，小陈已不是当初的年轻小伙，思乡的情绪也越来越浓。不过，为了帮助张正贵等贫困户彻底脱贫，他决定留在“第二故乡”再干几年。
小陈进山震惊了——
特困村的人均年纯收入仅800元
陈焕华告诉记者，2002年，刚从大学毕业的他随朋友从福建赶来钟灵镇考察投资项目时，刚一来到这里，就被当地贫困的面貌所震惊：全镇11个村有一半属特困村，人均耕地不足6分地，人均年纯收入仅800元。
作为生意人，陈焕华的朋友打起了退堂鼓：谁会到这样一个穷山恶水的地方来投资？不过，拗不过当地人的热情邀请，陈焕华答应到其中一个特困村——凯堡村看一看。
“我们山里人想致富，找不到出路，也没有思路。小陈，你是大学生，你来帮我们找找出路吧！”见有大学生来村里考察投资了，凯堡村村干部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带着陈焕华翻山越岭四处考察。
凯堡村与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相邻，全村668户村民大多外出务工。不过，陈焕华发现，这里家家户户都种茶。可惜的是，村里的茶园不成规模，茶叶卖不出去。有了这个发现，陈焕华决定留下来，对当地茶叶品质作进一步考察。
很快，他找来专业团队驻扎村中，用4个月时间，勘查当地气候、土壤、水质，检测所产茶叶的内在品质。最终，检测结果令陈焕华喜出望外：凯堡村具备发展茶叶的绝佳环境，所产茶叶品质也属上乘。
小陈留下创业了——
凯堡村依靠茶叶产业整村脱贫
得知陈焕华要来村里投资办厂，村民们奔走相告：“小陈不走了，要带领我们种茶叶、办茶厂！”
不过，纵使凯堡村有种茶的绝佳环境，但要把茶叶产业发展起来，对于非农业专业毕业的陈焕华来说并非易事。
不过，初生牛犊不怕虎。小陈从家乡带来600万元资金，在凯堡村成立了秀山县钟灵茶业有限公司，开始了进山创业的漫漫长路。
经过多方学习与多渠道“取经”，很快，小陈在凯堡村实施了“基地+农户”的“两步走”计划：一是将零散的几百亩低产茶园流转过来，进行全方位的升级改造，打造成一个茶叶种植示范基地；二是将有头脑、有经验的茶农培育成大户，统一实行规模化种植、企业化管理、一体化经营。
令村民们佩服的是，小陈种茶不走老路：为提高育苗基地的茶苗成活率，小陈组织科研人员发明出“茶苗黄土覆盖无性扦插法”；为指导茶农建设优质高产茶园，他专门聘请西南大学的教授前来现场授课；为让茶农吃下发展茶叶的“定心丸”，他在钟灵镇建起了一个设备一流的加工厂；为将茶叶产业做大做强，他还致力于新产品研发及品牌培育工作，先后开发出21个绿茶品牌、3个红茶品种，其中，“钟灵毛尖”还通过了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和有机食品认证……
“跟着小陈干，不愁不发财。”杨正友一家4口人原本是贫困户。自从2003年起，跟着小陈种了4亩茶叶后，每年仅卖茶叶就有2万元收入。后来，杨正友还应聘到小陈基地上班，每月工资还有1500元。如今，杨正友已盖起了砖瓦房，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和杨正友一样，跟随小陈种茶的农户越来越多，一度占到全村户数的八成。其中，100亩以上的大户有5户，10亩以上的农户有76户。后来，在小陈的影响下，凯堡村还成立了3个，5个茶叶大户又相继成立了茶叶公司。
2012年，凯堡村茶叶面积发展达到6000余亩，茶叶亩产值超过4000元，村民人均年纯收入跃至6500元，凯堡村实现整村脱贫。
渐渐地，小陈的茶叶基地还扩大至其他乡镇，茶叶示范基地达1560亩、茶苗基地400亩，带动全县发展茶叶8.5万亩。2015年，小陈的茶叶公司销售额达3500万元，实现利税298万元。
小陈暂时不走了——
“最后的贫困户”有了脱贫的信心
14年过去了，小陈已经把凯堡村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思乡情绪越来越浓，也有意回老家去发展。
凯堡村村主任秦显忠告诉记者，去年年初，得知村里还有贫困户生活困难，小陈改变了主意，决定留在大山里再干几年。
小陈调查后得知，凯堡村的34名贫困户中，有7户丧失了劳动能力，可享受国家兜底帮扶政策。“对于其他的27户贫困户，怎么帮呢？”小陈想，输血式扶贫不是长久之计，必须采取造血式扶贫，才能让这些贫困户彻底脱贫。
经过周密考虑，小陈想出一个“企业+大户+贫困户”的扶贫模式：他的企业负责“领头”，为大户提供茶叶种植材料、技术服务及原料收购；安排大户负责“结对”，定期与贫困户开展多样化的帮扶活动；发动贫困户负责“出力”，发展茶叶种植或参与基地务工。
“现在正是茶叶盛产期，我每天都可采35斤鲜叶，再卖到小陈公司去！”贫困户张正贵是个残疾人，妻子患有严重脑部疾病，两个孩子都在上学，是小陈结对帮扶对象。今年，他种植的4.5亩茶叶长势喜人，预计可卖1.8万元。
“小陈就是我的‘靠山’，我家脱贫有信心了。”张正贵高兴地说。
贫困户龙友元的丈夫去世后，她独自抚养两个年幼的孩子。自从去年小陈安排大户杨再应与她结对后，就免费给她提供了种子、肥料、技术扶持。今年，龙友元的3亩茶叶产量倍增，有望突破1.1万元，脱贫有望。
如今，小陈的“企业+大户+贫困户”的扶贫模式，已从凯堡村“复制”到洪安、海洋等贫困村，正帮助越来越多的贫困户搭上产业脱贫的“快车”。
茶叶外号的背后故事
茶在被称为“茶”之前有许多称呼，也有许多趣味雅称，这些“外号”背后或是一个让人莞尔一笑的故事，或是一股流行风潮。闲来无事，不如一探茶叶3个趣味别称背后的故事吧。
不夜侯
原文出自西晋张华的《博物志》，内称：“饮真茶，令人少眠，故茶美称不夜侯，美其功也”。意思是喝了茶水之后，让人消除睡意，便封其为“不夜侯”，以表彰茶叶的“功绩”。
水厄
南北朝时期，茶有个代用语唤为“水厄”。喝茶为啥成了“水难”。
原来在晋惠帝司马衷时代有个叫王蒙的士大夫，此人特好饮茶。凡从他门前经过的必被请进去喝上一阵，不嗜茶者简直苦不堪言，又怕得罪了主人，只好皱着眉头喝。久而久之，士大夫们一听说“王蒙有请”，便打趣道：“今日又要遭水厄了!”
漏影春
漏影春其实是一种大约出现于五代或唐末、流行于宋代的玩茶方法。
宋代陶谷《清异录》中，比较详细地记录了这种做法。大意为用绣纸剪出镂空的艺术形状，铺在茶盏中，撒上茶粉后取出绣纸。再用其他的食材摆出一张精美的茶画，观赏之后用沸水激荡冲饮。因此，茶在宋代的一段时间便唤作“漏影春”。
黄刚：我是一个幸运的人
责任编辑建议我把那篇《我的普洱茶习茶之路》修改一下作为自序。我在修改的过程中发现有点改不下去，因为那篇文章写于2007年12月，距今已经十年整了，这中间发生了太大的变化，以至于在当年看起来挺大的一件事情到了今天几乎什么都算不上了。
回顾自己进入到普洱茶这个领域研习的14年，在品茗美学形式层面的进步基本可以分为三个台阶。
跨上第一个台阶在2010年6月，以完成《中生代普洱茶概论》(P21)这篇文章为标志。这时候把来自于市场一线的问题提了出来。但仅仅是提出了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什么是好茶?”以及“如何运用最简单易行的方法判断出好茶?”这两个关键的问题。所以，当时云南《普洱》杂志副主编黄素贞女士建议把我的博客文章归结为一册时，我打了退堂鼓。
跨上第二个台阶在2013年8月，以写出《到底怎样才算一款好的普洱茶?》第一稿为标志（P69为第二稿）。文中提出了中生代好茶的“三句话标准”即:强烈而刚猛的茶气、丰富而愉悦的滋味、持久而绵长的香气。后来又加了一个“味最酽”的感觉。现在来看，标准显得较为粗糙，可操作性不强，而且与此同时推出的标杆茶并不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品鉴理论与茶样的实际表现之间有点脱节。
跨上第三个台阶在2015年3月和5月，以先后完成《为什么要重视“普洱茶不可替代的特征”?》（P14）、《如何通过对冲判断两款中生代茶的品质高低?》（P97）两篇文章为标志，并在2017年1月归结为《品鉴中生代普洱茶的“一二三四五法”》（P76）。在品鉴理论上进一步得到了完善，在实践上真正实现了对任意一款中生代普洱茶的精准盲评，与此同时推出的标杆+茶“三座大山”正是按照五项指标要求经过多年的沙中淘金找来的，弥补了理论与茶样实际的脱节，具有比较强的可比性与说服力。运用这种方式培养训练的爱好者及茶商，其品鉴能力提高很快。
三个台阶跨上来，我觉得大概可以跟大家交流交流了，为着交流的方便应该整理整理弄本书了。
《普洱茶论》其实主要包含三部分内容:一、如何在一大堆茶中发现有价值的(对发烧友而言)好茶;二、作为一个茶商如何做好市场;三、如何在一个更高的审美层面来构建普洱茶的魅力殿堂。其实，提出第一个问题的原因是我初入茶行吃了很多亏上了不少当。第二个问题提出来也是为了解决自己做不好生意的困惑。第三个问题是凭直觉提出来的，吓自己一大跳，但总觉得自己茶缘太好了有责任去做这项开创性的工作，否则前辈那几百泡上千万老茶真的白喝了。
说起来，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在习茶过程中遇到了何作如、白水清、邓时海这些普洱茶界前辈老师。因为他们的慷慨，让我有幸体验到了无数珍贵的号级、印级老茶，对于普洱茶的生产史及流通史有所了解，并打下了很好的老茶品鉴基础。
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在经营茶的过程中得遇张方荣、王龙华、黄焜杲、姚庆霖等茶商藏家，让我在需要与可能的情况下收获了各类“天花板”好茶。
我是一个幸运的人，行走普洱江湖得到了云南《普洱》杂志、台湾《茶艺·普洱壶艺》杂志、云南科技出版社以及著名茶文化学者杨凯先生的帮助与指导。
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因着普洱茶结识了各地很多茶商茶友，在茶中找到了快乐，也得到了磨砺。磨砺，也是美。
从邓时海先生《普洱茶》一书的出版到现在，普洱茶价值的再发现才经历了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所以我认为普洱茶还是一个新生事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规律等待后人去发现。
我把这本书献给热爱普洱茶的朋友们，希望能对大家的研习有帮助，也希望能为普洱茶的进一步普及贡献一点绵薄之力。
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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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制是一个转身 ——杨云鹏
杨云鹏，云南瑞贡茶业、弘益茶文化中心董事长；云南普洱茶协会副会长；大益西南团团长。2004年加入大益，都经历了非常精彩的黄金十年，我们经历过创业的艰辛，经历过市场的跌宕起伏，在这个过程中收获很多，比如收获了自己的事业，比如因为茶而结交了很多朋友。如果要说最大的收获，应该是对茶的信仰，对事业的坚持和对大益的热爱吧。
益友网：这十年来，您在大益体系内印象最深刻的事是什么？为什么？
杨云鹏：这些年来印象最深刻的事，对于我个人而言应该是2006年的“CCTV我的长征遵义爱心拍卖”。那天在贵州的遵义广场上，几万人共聚革命老区，同述家国情怀，在那时候，我第一次感受到一片树叶也可以对国家对社会有巨大的意义。
那天，我拍卖下了当时编号为70号的长征纪念茶，恰逢长征七十周年嘛，这个编号非常有意义。而我所捐献的38万元善款用于在贵州习水县援建大益希望小学，当时学校孩子也来到活动现场，他们站在我身边，很腼腆，面对台下那么多人非常紧张，小手都是冰凉的。那时候真的是出于一种母性的本能，我伸手把这个孩子搂在怀里，眼泪忍不住就下来了。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知道，大益茶是一个有温度的事业，是一个有情感的事业。
益友网：您旗下的弘益茶文化中心与大益茶道院渊源颇深，可以说是大益最早开始做文化推广尝试的机构。在2007年市场状况非常低迷的情形之下，您却选择不遗余力地推动茶文化建设，当时是如何考虑的？
杨云鹏：其实很早就想做文化事业，但是市场好的时候每一天都在忙，根本没有那个时间和精力，反而是市场低迷的时候，开始有时间细细思量该做些什么。当时，我们和吴总达成了共识，一个企业要长久发展，必须要注入文化品格，必须要提升品牌形象！所以决定开始做茶文化。建设弘益茶文化中心的整个过程也得到了吴总和大益团队的大力支持。
现在回头看看，这个举措是完全正确的。如今，大益的茶文化发展已然自成体系，大益茶道院的茶道表演、茶道培训都已步入正轨，文化的力量为大益茶增加了更为深远的魅力。
益友网：作为与大益共同走过了十年的老朋友，您对大益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期待？
杨云鹏：世上商人有很多，我相信茶商是最优雅的那一种。也许是因为茶的特殊性，带给人更多平和、从容的生活态度以及更多面对自我内心的机会。我很庆幸自己选择了普洱茶，选择了大益，从而能够始终保持自己的“本真”与“初心”。对大益未来的发展也抱着同样的希望，希望在未来，能不忘初心，继续用一杯大益茶来代表中国之美，用中式茶生活感染更多的人，这就是我对大益及自己最大的期许！
益友网：对自己未来十年的事业或生活，您有什么特别的规划吗？
杨云鹏：到我这个年纪了，不再需要太多的豪言壮语了，如果非要对未来做一个规划，那就是好好做人，认真做事，多些淡定与从容，在有限的生命中，做一些能做、该做、益人益己的小事。希望在未来，我们普洱茶人和普洱茶一样，认真付出的生命与事业，都可以越陈越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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