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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叶是世界茶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绿茶又是中国茶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绿茶市场都趋于饱和的时候,襄阳这一茶叶古城,开始寻求一个新的发展之路。

19世纪前后,中国的茶叶开始从陆路输出俄蒙和欧洲,汉口成为当时闻名世界的东方茶港。素有“七省通衢”之称的襄阳,则是贯通这条万里茶路的重要枢纽。然而,由于社会战乱、政治运动、市场竞争等方面的时代影响,襄阳茶产业发展经历了多个阶段的调整徘徊,曾一度出现衰退。尽管如此,襄阳茶产业的发展并没有停滞,在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环境的千呼万唤下,襄阳茶产业的一支奇军——“襄阳红”终于走进了广大民众的视野。

品质“襄阳红”——应势而生

襄阳产茶历史悠久,茶文化底蕴深厚,自然资源更是得天独厚。在这片极具传奇色彩和文化品位的大地上,中华茶祖神农氏曾在此尝百草、植五谷,三国茶神诸葛亮也曾在隆中躬耕十年、卧龙出山、三分天下。作为茶叶主产区的南漳、保康、谷城山区位于荆山山脉接武当山余脉的地区,处于北纬32·茶叶黄金生产线,气候独特,所产红茶、绿茶俱佳。

据襄阳市茶叶协会资料记载,上世纪80年代以前,襄阳市农业部门曾引导茶叶企业生产小批量红茶,主要销往前苏联,但是受国内绿茶消费市场的影响,襄阳茶产业发展一直以绿茶为主导。

近年来,红茶的健康保健功效逐渐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其独有的国际性带来的时尚感、新鲜感,更是吸引了许多年轻人加入饮茶人群。从国际茶叶市场来看,红茶已经成为全球消费茶叶最多的品类。2012年红茶产量约占世界茶叶总产量的64﹪,红茶也凭借其不同于绿茶的特殊品味、健康性等获得了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

襄阳茶叶品质优异,但是襄阳的茶叶品牌小而不响,茶叶种类的单一化已严重制约了襄阳茶产业的发展。面对世界潮流,打好“襄阳红”这张牌,已经成为襄阳茶产业寻求跨越发展的重要利器。

2010年,在绿茶市场趋于饱和的情况下,襄阳市茶叶企业依托市农科院雄厚的技术力量开展产学研合作,通过研发新工艺利用夏秋茶原料联手开发“襄阳红”红茶,以全新的视角开发具有襄阳地域特色的高端红茶。今年5月,高端“襄阳红”茶叶新品发布会在谷城县五山镇成功举办,专家组一致赞誉高端“襄阳红”具有“黄金毫、嫩甜香、汤色艳、滋味醇”的高品质特征,是国内高端红茶的新秀;9月,市茶叶协会又联手《新襄阳》杂志和相关企业,在襄阳王府举行了首届高端“襄阳红”品鉴会,获得广泛赞誉。

品牌“襄阳红”——政企合力

近年来,按照省政府“一个产业培植一个主导品牌”和“做大做强茶叶产业”的思路,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茶产业整合打造百亿茶产业的意见》。按照“品牌共享、受益共赢、产权不变、独立核算”的原则,提出举全市之力打造“襄阳高香茶”区域公共品牌,打造高端“襄阳红”系列产品,争取实现做大茶业规模,做长茶业链条,做强茶业经济的目标。

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政策的驱动,襄阳茶企积极转变向来以绿茶为主的单一茶叶生产思路,努力开拓多品牌、多种类的制茶方式及生产工艺思路,并将夏秋茶的原料充分利用起来,实现了新市场、新茶类、新品牌的创新,进一步巩固了襄阳茶业绿茶为主、红茶为辅的地位。

作为引领襄阳茶产业的龙头企业,玉皇剑、汉家刘氏、荆山锦、水镜、威杰等茶叶企业不仅是“襄阳红”的开创者、引领者,更成为襄阳茶产业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的生力军、主力军。

截至今年10月,襄阳开发的红茶已呈繁星满天之势。主要有湖北玉皇剑茶业有限公司生产的“襄阳红·智圣”系列(智圣181、智圣、智都、智谋、智慧),湖北荆山锦茶业有限公司生产的“荆襄红”系列,湖北水镜茶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水镜红”系列,湖北汉家刘氏茶业有限公司生产的“邦公红茶”系列。

据专家介绍,在现有的生茶加工工艺下,襄阳茶叶企业积极探索创新,在传统功夫红茶生茶工艺的基础上,“襄阳红”结合茶叶自动生产工艺及精确程控发酵工艺研发而成。成品具有外形条索紧细秀长,金黄芽毫显露,锋苗秀丽,色泽乌润,汤色红艳明亮,叶底鲜红明亮,香气芬芳,馥郁持久等特点。

从2010年开始研发“襄阳红”至今,已过了艰难的3年。经过3年的打造,“襄阳红”品牌已初步显现出对优化资源配置、壮大龙头企业、增加农民收入、促进产业升级、提高开发效益的综合功效。目前,在襄阳境内共有县级以上茶叶交易市场6个,其中襄阳市区3个,保康县1个,谷城县1个,南漳县1个。国内茶叶消费也在进一步提升,红茶、乌龙茶等其他茶类的消费群体不断扩大。

产业“襄阳红”——势好路长

小茶叶大产业,小茶叶大民生,小茶叶大文章,小茶叶大文化。“襄阳红”作为襄阳茶叶科技创新的成果,是襄阳茶产业快速发展的旗帜。

从生产层面看,随着中央、省、市财政对茶产业扶持力度的加大,襄阳境内的南漳、保康、谷城茶产业得到了稳步发展。2013年全市茶园面积达到36.55万亩。茶园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为下一步茶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材料。

截至2013年5月,襄阳市茶叶春茶产量已达到7578吨,同比增加2778吨,其中高、中档茶3500余吨,产值5.5亿元,全市茶叶产量、产值提前达到2012年的70%以上,预计全年产量、产值将比2012年提高10%以上。按照目前发展趋势,襄阳市茶叶产量和产值将总体放大,预计全年茶叶产量将达到12000吨,产值将突破20亿元。

从消费层面看,作为茶叶的新品类,红茶成功地吸引了相当数量的消费者群体。经过萎凋、揉捻(揉切)、发酵、干燥等加工工序的制作,生产出来的红茶便具有提神消疲、生津清热、舒张血管、有益心脏、养胃护胃、消炎杀菌、抗氧化、延缓衰老等功效,满足了更多消费者的饮茶需求,红茶在这一情况下也向健康茶的方向迈近了一步。

更值得一提的是,“襄阳红”的诞生,不仅丰富了襄阳茶叶的品类,提升了襄阳茶农的收入,还改变了襄阳人饮茶的习俗,促进了襄阳茶文化的快速发展。茶人们对茶的专注执著与精耕细作,不仅是因为茶产业对于襄阳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更在于茶文化对于襄阳城市文化的引领价值。

一直以来,襄阳的茶人就以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有品位的休闲文化为宗旨,并积极引导广大市民远离牌桌、酒桌、娱乐桌,多上茶桌、学习桌、文化桌,努力让茶香溢醉古城,让智慧之城、文化名城充满文化味、刮起文明风。

虽然襄阳茶叶在高香品质、产业基础、产业规模、文化积淀上,已经具备了向更好迈进的基础,但是在这些喜人数据的背后,更应该看到襄阳茶企发展与河南信阳、福建武夷山、安徽祁门等地区在品牌知名度、茶叶销量、产业链完整度、文化挖掘的传播等方面的巨大差距。

未来,无论是矢志不渝地推动茶产业与旅游产业的有机融合,茶叶企业与文化营销的有机结合,还是茶文化传播与企业家精神的有机聚合等方面,都值得襄阳茶企思考。

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坚信,凭借一代代茶人的不懈努力,襄阳茶企一定能够像培植高端“襄阳红”一样,引领襄阳茶产业创新的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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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溪茶商 探寻经营之道


茶者,雅称茗,中华文化之精神也;商者,惯称贾,亦属商财之博大文化。茶道商道,交融贯通,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商者为茶,更深悟其中道理。茶商,作为一个独特的商业群体,在中国历史上,早已经名满天下了,他们纵横南北,其势犹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

他们涉闽广,赴苏杭,驾西安,轶津京。茶商有一句格言:玩龙玩虎不如玩茶。很难想象,茶树上极小极单纯的那一个嫩芽尖,一片不起眼的小青叶,竟构成了贯通古今中国历史,广为五洲百国接受的一种文化现象。而今这种文化不仅没有因时代的变迁而没落,反而与现代商业结合得越发紧密。如今,“国饮”不仅是一种高雅深邃的文化,更是一种蓬勃发展的特色产业。

走近茶商,听茶商论茶道商道,犹如品味名茗,口味无穷,意味亦深远。

说起茶商,就不得不提到中国茶都——安溪。安溪是福建省泉州市辖县,中国茶叶基地之一。安溪茶园面积约0.67万公顷,居全省各县市首位。盛产乌龙茶,其珍品“铁观音”远销30多国家和地区。作为最大的茶叶原产地之一,茶商当然非常之多。钟顺玉和王贵生就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两个人物。

经营要诚信,茶叶看质量

“现在的茶叶市场更加注重品质和服务以及品牌。”这是王先生一直挂在嘴边的话,这一点无论是对市场还是对消费者来说,他们首要关注的确实是茶叶的品质,茶叶经营之道,首先就是要注意消费者的需求是什么。今年的茶行业形势良好,但茶商之间的竞争还是异常激烈的,王先生觉得他的最大优势是诚信经营,优质服务,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就需要这些因素。

“对于客户,最重要的还是诚信,价格和服务,只要做的好,老客户能稳定,新客户也能不断增加。”当问及王先生关于客户的问题时,王先生如是说。就算对于网络销售,他也要做到诚信服务。目前王先生的客户群中,价格位于200-800元之间,属于消清香型的茶叶比较受欢迎,每个季度的销售量都很大,这都是诚信服务,茶叶质量优异给王先生的生意带来的丰厚收获。

王迎新:在人文与古典之间探寻茶道美学


 

王迎新,出生》“春夏秋冬”编委、昆明摄影家协会会员。多年致力于茶道、香道、陶瓷艺术的研习。

在这些年与大益的各种合作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什么?

大益团队的执行力。

这些年通过茶得到的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快乐、健康。

您觉得大益近年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越来越具有社会责任感。

在事茶的路上,未来十年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做一个真正的茶人。

益友网:王老师您好,作为由云南本土走出去的知名茶文化人士,近年来您与大益茶道院及大益的一些伙伴都有过合作,可以说您是大益的老朋友了!您怎样评价大益这些年来在茶文化推广方面的努力呢?您觉得那些方面是我们做的比较好的,哪些方面是我们目前还比较欠缺的呢?

王迎新:和大益从认识到了解及合作近十年了,真的算是老朋友啦!荣幸见证了大益一路的精彩时刻。商业与文化同样是推断社会发展的力量,像大益这样眼光长远,把茶文化课题列为企业的课题;把文化推广直接做到大学校园面向青青学子,提高年轻一代的文化素质,很难得,特别值得茶企学习肯借鉴。

益友网:这几年来,国内茶行业对文化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您对这股茶文化复兴的热潮有什么看法?

王迎新:近年,茶文化及茶行业迎来了一个难得的复兴时期的开端,是有益于社会茶文化发展历史的机遇。很多人进入到这个行业中来,也充分运用自媒体发表着自己对茶文化的理解,这个时候,理性、客观就显得特别重要。

益友网:在您看来,茶企在进行茶文化推广时最应该注重些什么?

王迎新:务实避虚,具有社会责任感。

益友网:您所著的《吃茶一水间》基本已经成为了茶席学习的必备教材,当初是因为什么原因而想要写这样一本书的呢?

王迎新:我相对比较早的将茶席运用到生活和茶事活动中,通过实践觉得是一种非常好的茶与生活美学结合的方式。成书是想把这几年的积累分享给更多的爱茶人,也想让大家了解:云南不仅有丰富的茶树资源,也有富于人文色彩与古典主义精神的茶道美学。

益友网: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一直倡导的“人文茶席”的理念吗?

王迎新:人文茶席是指以人为本,以茶为中心,以具有东方审美和人文情怀所构成的茶空间美学。

益友网:未来十年,在茶文化推广方面,您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情或者说计划吗?

王迎新:接下来的几年会专注于茶道空间美学、普洱茶茶道美学方面的课题学习研究。古人说的“深深海底行”,我想在十年间能探索出一些经验。

益友网:对大益未来的茶文化推广工作,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王迎新:在面向校园和社会做茶文化推广的同时,再打造一个面向上层建筑的茶文化模式,成为行业和中国茶文化的经典。

茶盏的发展


茶盏,可以是饮茶的器具,也可以用于彰显地位,古时贵族的斗茶便是典型的体现。对于今人,过去已为历史,而对茶盏的追求大多源于茶本身。因为茶盏因茶而生。

茶与茶盏的关系,是相生相融的。茶,因为茶盏而有了形,人们既可品其味,又可观其色,还可闻其香,更可杯底留香。茶盏,因为茶的存在而存在,因为茶,它退去了初入凡尘的青涩,变得内敛、深邃;因为茶,它感知到每一位有缘人的喜怒哀乐;因为茶,岁月不落尘埃,它满腹灵性……

时光,让茶盏经历茶,让茶释放出最好的芳华。这芳华里有着太多的故事,有着太多的情感,但每一份都是值得珍藏的记忆。

饮茶之风“兴于唐而盛于宋”,唐代流行煎茶,茶具喜用青瓷和白瓷。宋代流行冲茶且斗茶成风,为了分辨水痕比出高低,宋人弃青瓷白瓷改用黑瓷,并在黑色釉上大做文章,烧制出兔毫盏、油滴盏、玳瑁盏、木叶盏等茶具珍品,使我国茶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唐代流行用青瓷白瓷

在唐代以前,饮茶主要流行于上层社会。到了唐代,饮茶之风才扩散至民间,茶已成为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物。到了宋代,饮茶之风更盛,中国茶文化进入全盛期。茶庄、茶肆、茶坊、茶馆遍布城乡,当时人们常说,早晨起来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把茶和柴米油盐相提并论,可见当时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已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另外,史籍上之所以有“茶兴于唐而盛于宋”的说法,是因为宋代兴起了斗茶风。

茶盏贵为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宋徽宗

斗茶是由于茶水生成方式的不同而形成的。唐人饮茶的方式是煎茶,先将采来的茶叶用热气炙干,然后趁热捣碎,制成茶饼。饮用时将茶饼打碎,投入茶臼内研细后,再拿去煮茶。而宋代流行冲茶,即先将茶叶做成茶饼,饮用前把茶饼碾成细末放入茶碗或茶盏,再沏以初沸的开水,于是水面浮起一层白色的泡沫,这层泡沫称为水痕,斗茶是要比试谁的茶盏中泡沫停留的时间更长。《方兴胜览》记载:“斗试之法,以水痕先退者为负,耐久者为胜,故较胜负曰一水、两水。”因斗茶是以茶色是否鲜白为标准,因而所用茶具以黑釉瓷器为主。

宋徽宗喜欢饮茶,对如何制茶和饮茶极有研究,著有《大观茶论》一书,书中说:“盏色以青黑为贵,兔毫为上。”《方兴胜览》也说:“茶色白,入黑盏,水痕易验,兔毫盏之所以为贵也。”斗茶成风使市场对黑釉瓷器的需求量极大,所以宋代黑瓷生产形成一个庞大的体系,不仅一些青瓷窑场如福建建阳的建窑、江西吉州窑、山西榆次窑等以生产黑瓷为主,连如定窑之类的以产白瓷为主的名窑,也为适应市场需求而大量生产黑瓷。

“斗茶”之法讲究茶质、水质和技艺。为了创造最佳的斗茶效果,不仅需要茶品好,技巧娴熟,而且需要优质的茶盏。所谓“好马配好鞍”。《茶录》说“茶色白,宜黑盏。”这种斗茶,黑白分明,一目了然。所以斗茶家们都对黑釉茶盏(碗)情有独钟,皆因建盏最适合“斗茶”。

建盏皆用正烧,外壁往往施半釉以免粘窑,釉在高温中易流动,便形成了这美美的“釉滴珠”,又称“釉泪”。建窑黑釉属于古代结晶釉范畴,含铁量较高。在高温溶烧过程中,由于窑内火候的高低和气氛的变化,使釉面产生奇特的花纹。与华丽的彩绘和繁缛的雕饰不同,它们是釉料在一定的温度和气氛中产生变化的结果,陶瓷工艺界称之为“窑变”。

宋人爱斗茶茶盏黑为贵

宋代斗茶所用的黑瓷茶盏以兔毫盏、油滴盏、玳瑁盏和木叶盏最为名贵,艺术成就也最高。兔毫纹的形成是由于釉中的铁质在高温中聚集,并向下流动,产生流淌状丝毛纹,因细密如兔毛而得名。油滴盏的油滴纹是黑釉在高温中形成的结晶釉,釉面密布银灰色和褐色斑点,犹如漂浮的油滴。玳瑁盏的玳瑁纹是在黑色釉面下出现的褐黄、铁锈色斑点,状似玳瑁背上褐色和淡黄色相间的花纹。因这种纹饰和鹧鸪鸟羽的花纹也很相似,所以又称鹧鸪斑。

木叶盏以树叶为标本

而艺术效果最为惊人的是江西吉州窑生活的木叶盏,这种茶盏的纹饰是如何形成的有多种不同的说法,有一种说法认为,制作时以天然树叶为标本,先对叶子进行特殊腐蚀处理,去掉叶衣,只剩叶茎和叶脉,再把它贴在成型的胎体上,然后通体施黑釉高温烧制。烧成后的树叶呈金黄、浅黄、淡红、淡紫、银白等颜色,树叶的形状及茎脉有的在黑釉的映衬下清晰可见。木叶纹有半叶、一叶,也有两叶、三叶。木叶盏的器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口径10厘米左右的圆盏,另一种是稍大一点的斗笠盏。木叶盏在宋代的名气不及兔毫盏和玳瑁盏,但其奇特的制作工艺和朴实自然的装饰风格越来越受后人的重视,以至于把它视为吉州窑的极品,因留传至今的木叶盏寥寥无几,因而更显珍贵,是很多藏家梦寐以求的宝贝。

茶的发展


从远古以茶充饥到“神农尝百草”,从“南方之佳木”到“从来佳茗似佳人”,历经悠悠数千载,可见小小的一片绿叶孕育出深厚的文化精神。茶美学是人们在不断将接触茶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并随着茶文化的发展而发展,人们对茶美感的认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中国饮茶起源众说纷纭:追溯中国人饮茶的起源,有的认为起源于上古神农氏,有的认为起于周,起于秦汉、三国的说法也都有,造成众说纷纭的主要原因是因唐代以前“茶”字的正体字为“荼”,唐代茶经的作者陆羽,在文中将荼字减一画而写成“茶”,因此有人说茶起源于唐代。但实际上这只是文字的简化,而且在汉代就已经有人用茶字了。陆羽只是把先人饮茶的历史和文化进行总结,茶的历史要早于唐代很多年。

1、神农说

唐·陆羽《茶经》:“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在中国的文化发展史上,往往是把一切与农业、与植物相关的事物起源最终都归结于神农氏。而中国饮茶起源于神农的说法也因民间传说而衍生出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茶是神农在野外以釜锅煮水时,刚好有几片叶子飘进锅中,煮好的水,其色微黄,喝入口中生津止渴、提神醒脑,以神农过去尝百草的经验,判断它是一种药而发现的,这是有关中国饮茶起源最普遍的说法。另有说法则是从语音上加以附会,说是神农有个水晶肚子,由外观可得见食物在胃肠中蠕动的情形,当他尝茶时,发现茶在肚内到处流动,查来查去,把肠胃洗涤得干干净净,因此神农称这种植物为“查”,再转成“茶”字,而成为茶的起源。

2、西周说

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茶蜜……皆纳贡之。”这一记载表明在周朝的武王伐纣时,巴国(今川北及汉中一带)就已经以茶与其它珍贵产品纳贡与周武王了。《华阳国志》中还记载,那时就有了人工栽培的茶园了。《华阳国志》是第一部以文字记载茶的典籍,因此历史意义更大,也更为可靠。

3、秦汉说

西汉·王褒《僮约》:现存最早较可靠的茶学资料是在汉代,以王褒撰的僮约为主要依据。此文撰于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正月十五日,是在茶经之前,茶学史上最重要的文献,其文内笔墨间说明了当时茶文化的发展状况,内容如下:舍中有客。提壶行酤。汲水作哺。涤杯整案。园中拔蒜。斫苏切脯。筑肉臛芋。脍鱼炰鳌。烹茶尽具。哺已盖藏。舍后有树。当裁作船。上至江州。下到煎主。为府椽求用钱。推纺恶败。傻索绵亭。买席往来都洛。当为妇女求脂泽。贩于小市。归都担枲。转出旁蹉。牵牛贩鹅。武阳买茶。杨氏池中担荷。往来市聚。慎护奸偷。“烹荼进具”,“武阳买荼”,经考该荼即今茶。由文中可知,茶已成为当时社会饮食的一环,且为待客以礼的珍稀之物,由此可知茶在当时社会地位的重要。近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发现陪葬清册中有“□一笥”和“□一笥”竹简文和木刻文,经查证“□”即“槚”的异体字,说明当时湖南饮茶已有饮茶习俗。

茶的发展历程

1、唐以前的茶文化:对茶美最初认识

两汉时候茶就从巴蜀传到了长江中游,三国时传到长江下游,到了两晋时期,茶叶有了一定的种植面积,茶已经逐渐成为饮茶之地的人们日常待客之物,还出现了以茶为祭的风俗,茶文化也开始萌芽。随着茶的发现,茶文化开始形成,人们对茶的美有了最初的认识。

茶味甘怡,充饥解渴给人类带来的美感。

茶能治治病健身的功效给人类带来的美感。

茶为祭品蕴含着人类对茶得崇拜美,这些对茶之美的原始认识正是茶美学思想发源之端。

2、唐宋茶文化:确立朴素茶的审美观

唐宋时期用来待客的茶道讲究茶境,即品茶的环境。以户外为主,以自然环境为主,多选择禅室道场内、清风明月下、村野郊外、林里山间等惬意的地点。唐宋时期茶道讲究的是茶禅一体,通过严格的仪式修炼自己,通过品茶“得道”,终极达到茶、人、境三者合一。

“茶兴于唐,盛于宋”。茶文化的发展与唐宋经济发展有着密不可分影响。陆羽《茶经》的问世,将日常饮茶活动提升到修身养性的高度,确立了朴素自然的茶审美观,倡导以“和”为核心的品茶精神,是茶文化发展史上里程碑。大量诗文涌现,对茶的审美更为深入全面,丰富茶文化,进一步使饮茶风气普及民间。唐朝《封氏闻见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这是现存文献中对茶道的最早记载。在唐朝寺院僧众念经坐禅,皆以茶为饮,清心养神。当时社会上茶宴已很流行,宾主在以茶代酒、文明高雅的社交活动中,品茗赏景,各抒胸襟。唐吕温在《三月三茶宴序》中对茶宴的优雅气氛和品茶的美妙韵味,作了非常生动的描绘。在唐宋年间人们对饮茶的环境、礼节、操作方式等饮茶仪程都已很讲究,有了一些约定俗称的规矩和仪式,茶宴已有宫庭茶宴、寺院茶宴、文人茶宴之分。对茶饮在修身养性中的作用也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宋徽宗赵佶是一个茶饮的爱好者,他认为茶的芬芳品味,能使人闲和宁静、趣味无穷:“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知矣。中澹闲洁,韵高致静......”

3、元明清茶文化:寻常茶礼仪形成

元明时代,中国传统的制茶方法已经基本具备,茶叶贸易迅速发展,尤其进入清代以后,茶叶外销数量增加,茶叶出口已经成为一种正式贸易方式。明朝时期涌现了大量茶叶专著、茶画、茶诗等茶文艺作品,饮茶方式也有新的发展。中国茶文化得到更深入发展,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清末时期,城市茶馆兴起,并发展成为适合社会各阶层所需的活动场所,茶与曲艺、诗会、戏剧、灯谜等民间文化融合起来,形成一种特殊的“茶馆文化”。“客来敬茶”已经成为寻常百姓的礼仪美德,文人们讲究以“至精至洁”,达到“返璞归真。天人合一”之境,这正与陆羽倡导的“精行俭”的美学思想一脉相承。

网商宋琴:普洱茶的网销之路


每天早上九点到下午六点,宋琴基本都在昆明北市区雄达茶城的小店里打理铺面生意和网店。晚上到家,又坐在电脑边继续打理网店,兼顾其他,直到深夜十二点——几乎天天如此。小店位于二楼,地方不算好找,但有客来,宋琴泡茶以对:一部分时间,网上谈茶;另外一些时间,拍摄整理上传茶品图片;偶有余暇,还要照顾一下一岁多点的小儿子。

宋琴个子高挑,长相文静清秀,不知道用“南人北相”一词去形容,算不算合适?70后的宋琴,是两个小男孩的母亲,实在是忙不过来,只得把五岁的老大送到大理奶奶家。助手不够,还把原本从事广告业的老公也拉进来协助生意,干脆开成了夫妻店。

宋琴老家西双版纳景洪,农垦农场长大,从小就经常接触茶园、茶叶,经年耳濡目染下来,算初有见识。90年代昆明读完大学,马上就回到西双版纳,跟随着在国营负责茶叶业务的堂哥玩茶、学茶、做茶,将近十年时间,已然“资深”茶艺师。恰好这个时间段,也正是普洱茶从起步到逐步发展间有起落的阶段,说起这个机缘,宋琴深感有幸。

2006年初,宋琴在昆明开了家实体茶店,开始“独立”经营普洱茶;2008年开始做网店,开展远程业务;2010年有了第二个小孩,只得关闭实体店,单做网店;2010年年中,重新做回实体店+网店的模式。谈起这些年坚持下来的原因,宋琴觉得无外两点:舍不得那些非常不错的普洱茶;更舍不得那些已经慢慢处成朋友的消费者。

宋琴的茶叶,多半出自西双版纳勐海一带,比如纳卡古茶园;还兼及普洱、临沧,比如普洱的景迈茶山。有前面多年积累的人脉和普洱茶经历,宋琴往往可以拿到第一手好茶,做成高、中端不同类型茶饼、茶砖等等,看需要或存放在西双版纳,或发到昆明。前些年她做的茶,熟客直接就发“白皮茶”,生客发贴牌茶。今年年初,宋琴注册下来自己的商标,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品牌。

省内不说,宋琴的省外客户,遍及京、沪、浙、粤,“粘度”很高,做到这点,全赖宋琴把消费者当朋友对待,即便遇到不太懂普洱茶的,也不会马虎对待,坚持自己先确定茶品不错,先做消费者的“小白鼠”,才推荐出去,即便低价位,也不卖低质茶。也许常年涉茶淘染出来的性子,宋琴做事稳健、耐心极好,比较善于引导客户逐步认识普洱茶,慢慢可以独立分辨出好坏。

有一次,一个浙江客户买了一片茶,因为样茶摆放在昆明店面里,而稍后发出去茶品直接出于西双版纳库房,口感略有细微的差别,客户比较敏感,且先入为主,认为样茶好于库存茶品,要买下样茶而退回库茶,但要退的那茶片已经开过,不便退回。一般情况下,库茶的存放条件要优于店面,宋琴耐心解释无效,干脆建议客户还是买下那片库茶,而她也让上一步,以样茶相送。两片茶叶客户对比着慢慢喝下来,渐渐感受出库茶的好来,终于青睐有加,自己喝还推荐给朋友,几年下来,居然把那款库茶买下小半,金额达二十几万。宋琴和客户,也终于处成了好朋友,逢年过节,一定还有些礼尚往来举动才行。

宋琴和普洱茶的关联度,连她自己都觉得已经密不可分。去年“淘宝”政策变动,对宋琴的生意多少有些负面影响,她准备扩大网点,做进“商城”。

文/胡乱,文章转载自普洱杂志2012年2期!

印度总理莫迪:从卖茶小贩到从政之路


《莫迪传:从街头小贩到大国总理之路》[印度]金舒克·纳格著陈义华霍舒缓译花城出版社出版

1999年,纳伦德拉·莫迪回到了阔别三十七载的家乡瓦德那加尔镇(古代的哈拉帕遗址,今为古吉拉特邦北部的一个小镇——译者注),参加其高中母校五十周年校庆。作为印度人民党秘书长,他急着赶回德里处理党内重要事务,但还是在母校停留了几小时。当纳伦德拉到达位于车站路的校园时,一点没有大人物的架子。他摸了自己老师的脚(印度人有一种叫作查兰斯帕史的摸脚礼,表达敬意——译者注),更令他过去的梵文老师普拉德博罕·帕特尔惊讶的是,莫迪亲切自然地问起其孩子的名字以及家庭情况。

1967年,十七岁的纳伦德拉毅然离开了瓦德那加尔镇。外界对此的普遍看法是多年前他的父母为了家庭圆满包办了他的婚姻。很早以前,纳伦德拉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做出一番事业,而不是禁锢在琐碎的家庭生活中。日渐长大成人的莫迪自然不愿接受“童婚”。为逃避家庭的压力,他只能选择离开(纳伦德拉的妻子贾苏达本也曾经出现在一些新闻访谈里,但他本人从不主动谈及这段婚姻。贾苏达本曾为巴纳斯坎塔县一位乡村小学老师,现已退休)。距离莫迪家乡一百十二公里远的艾哈迈达巴德市是他的首选。他投靠了在古吉拉特邦道路运输企业的一个巴士总站经营餐厅的叔叔,他的叔叔很乐意雇佣这个侄子。很快纳伦德拉成了出纳,负责账务、收银。在国民志愿服务者联盟工作的安巴拉尔·库斯提是这个餐厅的常客,纳伦德拉这位年轻小伙子高效处理食堂前厅各项事务的能力给这个志愿团成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得知纳伦德拉在他的家乡瓦德那加尔镇已经加入了国民志愿服务者联盟“纱卡”组织(国民志愿团最基层的组织单位),他格外惊喜。虽然和库斯提相交甚好,但纳伦德拉还是决定自己创业,在餐厅附近设立了一个茶摊。

沏茶对纳伦德拉来说不算难事,他的父亲达蒙德达斯在瓦德那加尔火车站一直经营茶摊。早晨有客车路过,年幼的纳伦德拉总是帮父亲忙完后,才跑去上学。达蒙德达斯共有六个孩子,主业是售卖食用油,茶摊的收入也算是为了补贴家用。纳伦德拉从小就不想步他父亲的后尘,他一直想投身于社会公共事业。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印度,每个人都不能逾越自己出身的社会阶层,这是最高准则。像纳伦德拉这种较低种姓油商的儿子,他所能做的就是子承父业。难怪在八岁这样的小小年纪,纳伦德拉就加入了国民志愿服务者联盟的“纱卡”少年团。每天放学后他就到“纱卡”,在这里他可以参加一些比在火车站卖茶和学校上课这样的沉闷生活更有趣的活动。纳伦德拉在学校的表现极其普通,对学习也没有太多热情,但他却热衷于戏剧表演和辩论这样的课外活动。1965年,他出演学校名为《周贾达斯·库曼》的戏剧,这个戏剧讲述了索拉斯查区逃犯的故事,以及他们在神主斯瓦米的感化影响下成为圣人的事迹。纳伦德拉原本是主角,后来因为其外形纤弱,他的角色改为领土被周贾达斯侵占的瓦叶森·马哈拉吉的一位贵族。第二年即1966年,纳伦德拉在根据中印战争历史改编的名为《哈亚丽·诺·哈特亚柔》的电影中扮演一名士兵,纳伦德拉在表演时表现了极大的爱国热情。在校期间,他对领导角色也颇感兴趣,主张实行课代表选举制。他的一位老师回忆说他是一个“坦率、无畏、有主见”的男孩,纳伦德拉不惧怕任何高个子同学的欺负,在未来的政治生涯中他也一直保持着这份“主见”。除此以外,老一辈人记得在1965年的印巴冲突中,小莫迪认为巴基斯坦人罪有应得,而且对此发表了很多自己的看法,他还主动给从卡奇边境回来停留在瓦德那加尔车站的部队免费提供茶水。

当库斯提把他介绍给国民志愿服务者联盟在艾哈迈达巴德的地方装备首领时,纳伦德拉非常激动。这是双向的:上级也为觉察到这个年轻人身上所具有的潜力而感到欣慰。虽然这个在艾哈迈达巴德市的马尼那加尔中产阶级集聚区的国民志愿者服务联盟分会已经成立多年,但至今该分会尚未广受拥趸。

但那时盛行社会主义思潮,即使对天生热爱自由事业的古吉拉特人而言,国民志愿服务者联盟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吸引力,联盟的运作更像是一个地下组织。瓦卡·萨希卜(因其早年曾从事法律工作,一般称其为伊那姆达尔——译者注)过去常常游历印度各邦并试图在各地广设国民志愿服务者联盟“纱卡”组织,但进展缓慢。除了纳伦德拉,伊那姆达尔还有其他的助理,如主要宣传干事那图拉·扎格达和同样来自马哈拉施特拉邦婆罗门种姓的艾哈迈达巴德市民事法院律师瓦桑特·加见达拉嘎卡尔。纳伦德拉很钦佩伊那姆达尔,认为他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成立国民志愿服务者联盟分会而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虽然伊那姆达尔比纳伦德拉资深很多,但他却成了这个年轻人的良师益友。三十年后也就是2001年,莫迪亲自执笔为伊那姆达尔写了名为《乔蒂·普耶》的传记,由时任总理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出版发行。这本书追忆了穿上了黑色长袍(承袭了英国的传统)的伊那姆达尔慷慨激昂地为因甘地遇刺而被监禁起来的同胞进行法律辩护。在早期抗议尼扎姆王朝(1793-1950年间统治印度海得拉巴的土邦君主的称号)期间,伊那姆达尔自己也被监禁了几个月。在国民志愿服务者联盟的组织里,许多人认为莫迪是伊那姆达尔的“心生子”(印度神话中仙人的孩子——译者注),事实证明伊那姆达尔对莫迪以后的成长影响至深。

在外漂泊的纳伦德拉很快升至联盟在古吉拉特邦首府艾哈迈达巴德总部的助理。与纳伦德拉同时期供职于联盟的活动家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这种转变给了纳伦德拉身份归属感和生活的目标。他的生命有史以来第一次不再是一个人而成为‘大家族’中的一员。我想,这件事在他的人格塑造过程中意义深远,纳伦德拉原本艰辛的生活也变得轻松些了。”

联盟办公场所规模很小,共计只有大约十个成员和六间房的场地。虽然纳伦德拉在联盟正式任职,但在其他人眼里他是新来的实习生,所以还需要做一些琐碎的杂活,包括给联盟里的其他成员泡茶(这些人都是宣传干事),打扫清理房间等等。深受拉斯曼拉·伊那姆达尔的影响,纳伦德拉也自愿为他们洗衣服。由于伊那姆达尔也负责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和果阿邦的联盟分会,伊那姆达尔不定期走访艾哈迈达巴德地区。每次只要伊那姆达尔到来,纳伦德拉时刻为其待命。一个联盟右翼观察员阿维德·波斯米亚说,莫迪受到联盟的热烈欢迎的原因,除了他很忠诚外,还因为他来自低种姓阶层。波斯米亚补充说:“国民志愿服务者联盟被视为一个由婆罗门高种姓领导的组织,这限制了对其他种姓的吸引力。该组织希望通过纳入更多低种姓的成员来打破这个限制。莫迪是‘奖品得主’,跟他同样出身的还有几十年后成为他对手的沙克斯·瓦格拉。”

联盟在拉拢莫迪的同时,也在努力扩大其在艾哈迈达巴德的势力范围。1968年12月,联盟在该市举行了大型集会游行,联盟的最高领导人发表演讲。虽然联盟最高领导层仅仅提到了在分区时穆斯林对印度教徒的暴行,结果还是煽起了社区内印度教徒对穆斯林的愤怒。1969年9月,艾哈迈达巴德(其教派冲突恩怨史可以追溯到1714年)见证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教派冲突。它是由一系列事件引发的,其中包括印度教警司对穆斯林《古兰经》的亵渎。几个月后,(穆斯林)警察巡官又在“奎师那显现日”表现出对罗摩衍那的不尊重等类似的情况。人民同盟运动联盟的领导人巴拉吉·马德好克来到艾哈迈达巴德市发表声明,非但没有促进双方和睦,反而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拉克沙克”印度教教法委员会的创建更是火上加油,印度教神庙僧人和数以千计的穆斯林在达尔甘地区的年度集会成为冲突暴乱的导火索,冲突导致六百六十多人死亡,受害者大多数是穆斯林。这个冲突事件给纳伦德拉年轻脆弱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

至今,纳伦德拉·莫迪也不愿卷入这样的话题。印度当局成立了“司法公正亚甘穆汉·雷迪”委员会来调查此次暴乱,最后把责任归咎于一些极端派组织例如人民同盟和国民志愿服务者联盟,但没有具体追究到个人。但是,一个在职的高级警官说:“以甘地辛迪加派德赛为首的人民党劝告警方,如果上级要求开枪镇压(骚乱),务必不要执行,因此警方无力遏制暴乱。暴乱场面非常血腥,即使艾哈迈达巴德火车站也布满了刚下火车的无辜乘客的尸体,‘无能’警察的行动恶化了此次骚乱。”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标志着古吉拉特邦首府艾哈迈达巴德政治动荡时代的开始。国大党分裂成国大党英迪拉派和国大党组织派。谷物、食用油这类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迅速暴涨,民众的愤怒情绪激增,艾哈迈达巴德劳工工程学院的学生们很快把激愤宣泄了出来。1973年12月,宿舍的月租从原来的七十卢比涨到一百卢比把整个事件推向高潮,学生们开始抗议。很快校园骚乱蔓延到城市街头,与正在遭受贫困的普通民众产生了共鸣。古吉拉特大学其他学院的学生也加入其中,游行人群堵在部长们的家门口,要求他们辞职。暴力事件爆发后,公交车被劫持,学生开始集体斋戒、游行。警方随即采取行动,许多人在警察的开火中身亡。动乱蔓延至该邦其他所有的主要城镇,致使四十个城市遭到宵禁。此时,纳伦德拉·莫迪的上司委任他负责与古吉拉特邦学生组织之间的事务,他开始辗转于各种学生运动领导人的公开会议中。“我知道他参与了许多学生运动组织的接力绝食,”心理医生和社会活动家哈尼夫·拉卡达瓦拉说。而此时的纳伦德拉可能在被联盟委派负责学生运动组织期间接受了大学教育。“我见过他古吉拉特大学政治学硕士的学位证书。他自己也在九十年代中期给我看过,”资深记者迪波尔·恰维迪证实:“虽然事实上这些年来,我从来没有见过教他的老师和一起学习的同学。”她又补充道。人民党古吉拉特邦支部的网站上也提到了纳伦德拉·莫迪的政治学硕士学位,但没有提供有关他从何处毕业的细节。该网站还表明,纳伦德拉离开家乡后,带着政治热情和民族主义精神来到了艾哈迈达巴德,然后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才能一步步走进了国民志愿服务者联盟的“办公室”。“作为私人学生,他拿了学士学位。作为硕士生时他也上了一些教授的课程,但我不知道他最后是否完成了学业,”一个知名院士说。

《莫迪传:从街头小贩到大国总理之路》是现任印度总理莫迪最权威传记的中文译本。作为印度政治明星,莫迪的强势、个性化的政治风格,备受各方关注及争议。本书以近距离的观察,描述莫迪扑朔迷离的人生——从一个下层种姓出身的卖茶小贩逐步成为印度总理,展现其政治经历及执政理念。莫迪自律性强,素食、禁欲、不沾烟酒,逃婚近半个世纪未见妻子一面;他是资深民族主义政党成员,八岁开始接触国民志愿服务者联盟,并成长为人民党骨干;他是经济能手,堪比庞大商业帝国CEO,将古吉拉特邦变成印度经济发展的龙头。

白茶历史演变发展


白茶,属微发酵茶,是中国茶农创制的传统名茶。中国六大茶类之一。指一种采摘后,不经杀青或揉捻,只经过晒或文火干燥后加工的茶。具有外形芽毫完整,满身披毫,毫香清鲜,汤色黄绿清澈,滋味清淡回甘的的品质特点。属轻微发酵茶,是中国茶类中的特殊珍品。白茶,素为茶中珍品,历史悠久。

史载,东汉时期,一个叫尹珍的青年怀揣家乡生长自制的“荼”,拜谒著名儒学大师许慎,遭门丁刁难,便在其檐下席地嚼“荼”,片刻,许慎整个府邸充溢着浓郁的茗香。许慎踱步而出溯源,随即便邀尹珍入书房,将其“荼”冲泡相观,但见其外形优美,白色叶底如银针坠壶,汤色碧绿明亮,品之顿觉味鲜而清爽醇厚,偶有淡雅苦味即刻津生口中。更激发其在《说文解字》中对“荼”的注解,用“槚、茗、蔎”译注“荼”字的色、香、味。[2]

白茶的名字最早出现在唐朝陆羽的《茶经》七之事中,其记载:“永嘉县东三百里有白茶山。”陈橼教授在《茶叶通史》中指出:“永嘉东三百里是海,是南三百里之误。南三百里是福建福鼎(唐为长溪县辖区),系白茶原产地。”可见唐代长溪县(福建福鼎)已培育出“白茶”品种。因其仅有名称,能否作为起源证据还有待进一步商榷。有的学者认为白茶始于神农尝百草时期,湖南农学院的杨文辉先生就持此观点。他发表的《关于白茶起源时期的商榷》一文中提出白茶的出现早于绿茶。[3]

宋徽宗(赵佶)在《大观茶论(成书于1107~1110“大观”年间,书以年号名)中,有一节专论白茶曰:白茶,自为一种,与常茶不同。其条敷阐,其叶莹薄,林崖之间,偶然生出,虽非人力所可致。有者,不过四五家;生者,不过一二株;所造止于二三胯(銙)而已。芽英不多,尤难蒸焙,汤火一失则已变而为常品。须制造精微,运度得宜,则表里昭彻如玉之在璞,它无与伦也。浅焙亦有之,但品不及。宋代的皇家茶园,设在福建建安郡北苑(即今福建省建瓯县境)。《大观茶论》里说的白茶,是早期产于北苑御焙茶山上的野生白茶。公元1115年,关棣县向宋徽宗进贡茶银针,“喜动龙颜,获赐年号,遂改县名关棣为政和”。

清嘉庆初年(1796年)已有白茶生产,当时以闽北菜茶品种为鲜叶。清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年),政和铁山乡人改植大白茶,并于光绪15年(1890年)用大白茶制银针试销成功,次年运销国外。白牡丹始创于建阳县水吉镇。1922年政和县也开始制造白牡丹,运销香港,价格比普通红茶和绿茶高出一倍多。[4]

陆羽《茶经》记载:“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因为茶叶具有良好的解毒功效被神农发现,所以茶叶最初的身份是药材。上古时期,人类采集茶叶如同中草药,自然晾晒,与现在的白茶晾晒萎凋工艺吻合。原始的白茶始于神农时代,至今已有5000年历史。

根据民间传说:神农氏生于姜水、葬于湖南长沙之尾的茶陵。炎帝与黄帝结盟在河北逐鹿大战蚩尤后,两个部落联合开创5000年华夏文明。神农氏在神农架发现茶叶,开创人类认知和利用茶叶的先河。因为北方很少产茶,结合神农的活动范围,我认为:白茶发源地应在湖北省神农架,或湖南一带。在此之前,人们对于白茶发源地普遍认为有政和以及福鼎两个版本,而两地为此也争论不休。

据史料记载:政和产茶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末五代时期,与宋元时期着名的建安“北苑贡茶”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宋徽宗赵佶时代的政和龙团凤饼名扬天下。但政和大白茶历史不长,其原产政和铁山乡,栽培历史仅100余年。据安徽农业大学已故教授陈椽考证,大白茶树最早发现在政和。关于它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在光绪五年(1879年),另一说是在咸丰年间(1851年至1861年)。《政和县志》记载:“清咸同年间(1851年至1874年)草茶最盛,均制红茶,以销外洋。嗣后逐渐衰落,邑人改植大白茶。”

福鼎产茶历史闻于隋唐,兴于明清。太姥山有一株树龄170多年的原始母树“绿雪芽”,被公认为福鼎大白茶始祖,传说是光绪十一年或十二年(1885年左右)柏柳乡陈焕在太姥山发现并移植的福鼎大白茶。福鼎白茶工艺始自150多年前,当时的白毫银针为菜茶,福鼎在1885年发现大白茶后始制白毫银针;1891年至1912年,福鼎白茶供应外销出口;1962年,始制白牡丹;1963年,低温萎凋生产白茶;1968年,开拓新工艺白茶;1969年,大量生产白茶。

白茶是茶业界公认的最原始、最古老的茶类,起源于神农尝百草时代,距今有五千年历史。但是,纵观政和以及福鼎的产茶历史始于隋唐且不足1500年,政和白茶或福鼎白茶的历史仅百余年,都难以托起白茶凝重沉淀的历史,两地自认为是白茶发源地之说有些牵强附会。可以肯定的是,政和铁山是政和白茶的发源地,福鼎太姥山是福鼎白茶的发源地,政和以及福鼎是白茶历史工艺最有力的继承者和传播者,两地茶人对宣传白茶文化、推广白茶市场、促进白茶产业复苏做了大量工作,功不可没,当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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