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文化。
龙泉青瓷传统上分哥窑”与弟窑”。哥、弟窑之说来自明人记载：宋处州龙泉县人章氏兄弟均善治瓷器。章生二所陶名章龙泉，又名弟窑。章生一之哥窑其兄也。”是否真有兄弟二人，王无可考。但这使龙泉窑形成两种不同的烧制方法。在南宋中晚期出现了一类黑胎开片瓷器，即所谓哥窑瓷，与著名的官、汝、定、钧并称为宋代五大名窑，特点是胎薄如纸，釉厚如玉，釉面布满纹片，紫口铁足，胎色灰黑。此类产品以造型、釉色及釉面开片取胜，因开片难以人为控制，裂纹无意而自然，可谓天工造就，更符合自然朴实、古色古香的审美情趣。另一类胎白釉青，釉色以粉青、梅子青为最，豆青次之，即所指的弟窑，被誉为民窑之巨擘。青翠的釉色，配以橙红底足或露胎图形，产生赏心悦目的视觉效果。南宋中晚期起，尤其是在元代，运用露胎的作品大量出现，人物塑像的脸、手、足等，盘类器物内底的云、龙、花卉等，装饰独具神韵。
龙泉青瓷产品有两种：一种是白胎和朱砂胎青瓷，著称弟窑”或龙泉窑”，另一种是釉面开片的黑胎青瓷，称哥窑”。弟窑”青瓷釉层丰润，釉色青碧，光泽柔和，晶莹滋润，胜似翡翠。有梅子青、粉青、月白、豆青、淡兰、灰黄等不同釉色。哥窑”青瓷以瑰丽、古仆的纹片为装饰手段，如冰裂纹、蟹爪纹、牛毛纹、流水纹、鱼子纹、膳血纹、百圾碎等加之其釉层饱满、莹洁，素有紫口铁足”之称，与釉面纹片相映，更显古仆、典雅，湛称瓷中珍品。现代的龙泉青瓷忠实地继承了中国传统的艺术风格，在继承和仿古的基础上，更有新的突破，研究成功紫铜色釉、高温黑色釉、虎斑色釉、赫色釉、茶叶未色釉、乌金釉和天青釉等。工艺美术设计装饰上，有青瓷薄胎”、青瓷玲珑”、青瓷釉下彩”、象形开片”、文武开片”、青白结合”、哥弟窑结合”等。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该烧制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6月5日，经国家文化部确定，浙江省龙泉市的徐朝兴为该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并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26名代表性传承人名单。
南朝
龙泉劳动人民利用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吸取越窑、婺窑、瓯窑的制瓷经验，开始烧制青瓷。龙泉查田下保村出土永初元年”（420）墓葬品中有青瓷鸡首壶”、鸡冠壶”、莲瓣碗”等8件青瓷，皆灰胎青黄釉，为龙泉青瓷的创始年代提供了可靠例证。此时的龙泉窑业规模不大，操作简单，制作粗糙。
宋代
经五代至北宋早期，龙泉窑业已初具规模，大窑、金村、安福等地已发现当时窑址49处，仅大窑（琉田）村就发现北宋中后期窑址12处。金村窑址最下层为北宋早期产品，皆淡青色釉青瓷。胎壁薄而坚硬，质地细腻，呈淡淡的灰白色。该时期以烧制民间瓷为主，但也有部分上等瓷器被征为贡品。宋代庄季裕《鸡肋篇》谓：处州龙泉县……又出青瓷器，谓之乞讨色，钱氏所贡，盖同于此。”太平兴国七年（982）宋太宗派殿前承旨赵仁济监理越州窑务兼理龙泉窑务。元祐七年（1092）龙泉至青田的在溪大规模疏浚整治。水上交通的开发，使龙泉窑沿大溪从南区向东区延伸，为龙泉青瓷业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南宋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加之北方汝窑、定窑遭战争破坏和越窑、婺窑、瓯窑相继衰落，南宋统治者为解决财政困难，鼓励外贸，因之龙泉窑进入鼎盛阶段，新的制瓷作坊大量涌现，产品质量不断提高，窑场达260多处，遍布县境南区和东区沿溪一带。窑场最多最密、产品质量最优为大窑、金村与查田溪口一带，仅大窑村周围已发现南宋窑场28处，大窑村后有土名官厂”地，民间传当时有京官”住此监造青瓷。城东梧桐口村至武溪村有南宋窑址40余处。其时，龙泉青瓷产品远销国内外。
元代
青瓷生产规模继续扩大，产品品种增多，器型增大。从南朝鲜新安沉船及非洲发掘证明，此时龙泉青瓷销量比宋时大幅度增加。龙泉境内瓷窑发展到330多处，大窑村仍为龙泉窑系中工艺造诣最高之地，是龙泉窑的支柱和骨干；在东区上严儿等村的元代窑址，还发现仿哥窑”产品。从元大都遗址发现的元代龙泉青瓷和琉田（大窑村）、源口、安仁口等窑址的元代残器釉下刻纹饰中，有元代官府用文字八思巴文”，文明除了大量的民窑外，已有部分官办或半官办窑场，烧制供奉朝廷器皿。后期，随着阶段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加剧，严重影响着青瓷的生产。其时青瓷器的胎骨逐渐转厚且较粗糙，多数瓷窑在坯体成型以后未经很好修整，釉层减薄，器品釉色青中泛黄，造型也不及以前优美。
明、清代
上述诸窑中的多灵敏仍在烧制。洪武年间，《格古要论》载：龙泉窑在今浙江处州府龙泉县，盛产处器（青瓷）。”当时供奉皇宫、贵人用的器皿仍由饶（景德镇）、处（丽水龙泉）等府烧造”。永乐至宣德年间，郑和七下西洋，海外贸易促进青瓷生产。正统年间（1436~1449）以著名匠师顾仕成为代表的作品，形制端正，釉厚色青，不少大型瓷品仍为国内外艺术鉴赏家所收藏。成化、弘治（1465~1505）以后，青花瓷兴起，加之中国航海事业衰落，海上贸易之路变为西方殖民者海盗侵略之路，明王朝实行海禁，青瓷外销量锐减，大窑村、溪口村一带瓷窑纷纷关闭，大白岸村至安仁口村一带瓷窑改烧民间通用青瓷、造型、烧制都不及以前精致。窑数减至160多处。
清初窑场所剩无几。清中叶，仅剩南窖、瀑云埠头村、青溪孙坑村等地70余座窑。产品胎质粗糙，釉色青中泛黄。唯孙坑村范姓窑技艺家传，坚持烧制至民国初期。成极几个朝代的龙泉青瓷之花至此凋零。
民国
清末民初，日本、德国、美国先后有人来龙泉搜罗古青瓷，继之国内大批古董商纷至沓来。由此，一方面引发了龙泉挖掘古窑址和盗掘古墓之风；另一方面一批民间制瓷艺人开始研制仿造古青瓷。时有县城廖献忠、宝溪乡陈佐汉、张高礼、李君义等。民国24年，陈佐汉曾将仿制弟窑产品牡丹瓶”、凤耳瓶”等70余件邮寄国民政府实业部请功，获蒋介石题赠艺精陶仿”匾。为庆祝斯大林70寿诞，1950年陈又将云鹤盘”等3件仿古青瓷通过外交途径运住苏联。此时宝溪一带民间窑厂里虽能仿制古龙泉青瓷，但人数不多，工艺落后，成品率极低，釉色优劣不稳。
精选阅读
龙泉青瓷品牌排行
龙泉青瓷以其釉色青如玉、明如镜、声如磬而被誉为瓷苑的一颗明珠，受到世界各国青瓷爱好者喜爱。龙泉窑瓷在北宋时就开始对外输出至菲律宾、马来西亚、日本等国，南宋中期外销瓷进一些步增加。元代随着贸易的发达，龙泉瓷作为主要产品之一，通过宁波、温州、丽水等港口大量销往印度、斯里兰卡、泰国、越南等数十个国家。明代龙泉青瓷传入欧洲，倍受青睐，身价不菲。其中以宋代的龙泉青瓷最为珍贵，是最好的龙泉青瓷。
龙泉恒光青瓷非常不错的，工艺精湛，技术超群，造型多样，富于装饰。瓷质优良，洁白如玉，胎骨细密，透光度好，釉面晶莹光亮，具有透明感！
龙泉青瓷是中国汉族传统制瓷珍品，南北朝时期，浙江龙泉人利用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制造青瓷。靖舍龙泉青瓷现阶段的杰出代表早在南宋时烧制出晶莹如玉的粉青釉和梅子青釉，达到颠峰，青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龙泉市烧制青瓷的古代窑址有500多处，龙泉市境内有360多处，史称龙泉窑。
经过五十年的恢复发展，龙泉青瓷在今天步入了一个全新的繁荣期，不但艺术瓷在国内外打响了品牌，而且日用瓷也在当今绿色环保潮流中有了更大的市场，包装用瓷和工业瓷也在加大开发力度。
现代的龙泉青瓷在继承和仿古的基础上，更有新的突破，研究成功紫铜色釉、高温黑色釉、虎斑色釉、赫色釉、茶叶末色釉、乌金釉和天青釉等。在工艺美术设计装饰上，有“青瓷薄胎”、“青瓷玲珑”、“青瓷釉下彩”、“象形开片”、“文武开片”、“青白结合”、“哥弟窑结合”等。
龙泉青瓷,浙江龙泉市龙泉青瓷茶具文化介绍
浙江龙泉青瓷有什么特点
龙泉青瓷出现于五代时期，在南宋中晚期发展到顶峰。人们用“质如玉、亮如镜、声如磬”来形容龙泉青瓷，其瓷胎、釉色和装饰都具独具特点。
瓷胎特点龙泉青瓷胎体细薄均匀，胎色呈灰色，胎质细腻坚韧，而同时期的耀州窑瓷胎色较之更深，胎质没有龙泉窑的紧密。
釉色特点龙泉青瓷的釉色丰富，且翠色浓艳莹润，有似青梅色泽的梅子青，有如玉石的半透明粉青，更有青中泛黄，略带暗淡的豆青。龙泉青瓷釉面滋润没有浮光，也较少存在流釉现象。
装饰特点龙泉青瓷装饰手法在北宋时期多为刻花和划花，到了南宋时期则以刻花为主，划花为辅。
如果按照大类进行划分，龙泉青瓷又可分为“哥窑”和“弟窑”。其中，哥窑具有“金丝铁线、紫口铁足”的特点，弟窑则以“胎釉青翠、瓷面光洁、”为特色。另外，龙泉青瓷的釉色和装饰工艺都非常丰富，分别有着不同的特点，是集实用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工艺品。
龙泉窑的历史文化龙泉是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以生产青瓷著称，庞大古代窑址支撑起了著名的龙泉窑。据考证，青瓷的诞生始于汉代，瓷器质量以浙江的越窑为最好。
20世纪70年代以来，浙江丽水地区陆续发掘一批三国两晋时期的古墓，墓内出土的瓷器与越窑瓷器略有差别，被推测为龙泉窑早期的产品，龙泉青瓷源于五代越窑“秘色瓷”的历史由此向前推进了600多年。
宋元之际，龙泉弟窑青瓷的烧制进入鼎盛时期，经过历代窑工的智慧和技巧，这里烧制出青如玉、明如镜、声如磬的青瓷，青瓷“绚烂之极，复归平淡”的审美境界正符合宋代美学思想，客观上也促进了宋代青瓷的发展。南宋时龙泉烧制出晶莹如玉的粉青釉和梅子青釉，更是让龙泉青瓷的发展达到顶峰，前后辉煌了数百年。除此以外，青瓷在世界范围内都受到瓷器爱好者的喜爱。
然而，到了明中后期，随着皇室品位的改变，龙泉青瓷逐步走向衰落，到20世纪初，龙泉青瓷窑火几乎完全熄灭，曾经窑火通明的窑址群已荒废为一片荒丘，只留下遍地的碎瓷片。
龙泉青瓷工艺中国封建社会有着2000年(公元前221-1911)的辉煌历史，比欧洲封建社会长了1000年。除去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一基本条件，手工业发达是其重要原因。手工业不单满足了百姓的物质需求，更重要的是还要满足他们无尽的精神需求。历代工艺，集天下能工巧匠之大成，皆以精绝为乐事。古人发现，这种情趣的培养在于长久的积累。一块圆润的玉石，穿孔以系，佩带于身，精神力量随之而来。文人与工匠深感责任重大，构思愈发开阔，工艺愈发慎重。久而久之，操刀不辍的工匠们，使工艺成为生活中的艺术。金属工艺，首推青铜器。前辈收藏大家，言必称三代青铜。商周春秋战国，有多少故事至今仍被后人津津乐道。而唐宋元明清，金属工艺也花样翻新。金银铜铁，不论贵贱，经工匠捶揲錾镂，亦为生活添彩。玉有五德，仁义智勇洁。成语曰：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足见古人赋予玉的高尚品格。中国玉是中国人独有的文化，文人殚精竭虑，工匠穷极工巧，使玉演变为一种精神力量的象征。故古人谆谆告诫：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中华民族历史上改变过起居习俗，由席地低坐转为垂足高坐。视野随之变化，高型家具应运而生。中国古典家具的设计原则是尊严第一，舒适第二。两者发生冲突，舒适让位于尊严。这个精神核心是古典家具至今受到社会尊重的根本。修饰是美学的手段。以耐腐物质保护和修饰易腐材料是国人的一大发明。从7000年前的良渚文化的木胎漆碗到清乾隆时期的铜胎珐琅器，漫长的历史在喋喋不休地向后人诉说文明的进步。油画原本是西方人的专美，国人的认知刚刚起步。莘莘学子们漂洋过海，览尽西方辉煌的艺术，步履维艰却坚实有力。以西画之手法表现国人的美学取向，浓墨重彩中已初见端倪。中国古代文人同工匠一道，思想加手艺，释放出耀眼的光芒。这智慧之光成就了后人生活的优雅。而今天，当我们面对先人众多精美绝伦的遗珍时，除去敬畏，还心存一份感激。
青瓷茶具怎么样青瓷茶具适合泡什么茶茶具的材质主要是陶瓷，陶瓷又可分为青瓷、白瓷、黑瓷、彩瓷和搪瓷等，因此陶瓷茶具又可以分成很多种。除了陶瓷茶具外，还有其他材质的茶具，如木鱼石茶具、漆器茶具、竹木茶具、玻璃茶具和金属茶具等。
青瓷茶具晋代开始，我国青瓷茶具逐渐发展起来，当时浙江是青瓷的主要产地，早在东汉年间，浙江就已经能够生产出色泽纯正、透明发光的青瓷。到了宋朝时，浙江龙泉哥窑作为五大名窑之一，其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青瓷茶具包括茶壶、茶碗、茶盘、茶杯等，产品远销全国各地。甄江两岸青瓷茶具的生产更是盛况空前，烟火如梭，群窑林立，一派繁荣景象。
至明代时，青瓷茶具更是凭借它细腻的质地，端庄典雅的造型，青莹剔透的釉色以及清丽淡雅的纹样而蜚声中外。16世纪末，出口法国的龙泉青瓷，甚至在整个法兰西都产生了极大轰动，当时，人们用饮誉整个欧洲的名剧《牧羊女》中的女主角——雪拉同的美丽青袍与龙泉青瓷相比，将其称之为“雪拉同”，甚至被视为稀世珍品。
在当代，浙江龙泉的青瓷茶具不断有新产品问世，又有了新的创新和发展这种青瓷茶具不仅具有瓷器茶具的众多优点，同时，还因其色泽青翠，用来冲泡绿茶，可以使茶色看起来更加醇郁。不过，青瓷茶具也有其不足之处，即不易用来冲泡红茶、黄茶、白茶、黑茶，如用青瓷茶具冲泡这些茶品，则容易使茶汤失去原有的真实面目。
紫砂壶的发展史
宜兴紫砂壶，始于北宋，盛于明清。关于紫砂壶的记述，见于文献记载的有北宋梅尧臣、欧阳修、苏东坡等诗人的诗句。传器有宜兴蠡墅羊角山此砂古窑出土的北宋中期紫砂器：平盖龙头双条把壶、高颈六方壶和平盖提梁壶。文献记载和发掘的实物，互相参证，从而基本上明确了紫砂壶创始的年代问题。北宋中期到明代正德年间的500多年间，无数陶工艺人为紫砂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元以至明代前期的500多年间，紫砂器为何默默无闻并缺乏记载呢？我们认为大致上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紫砂器在宋代才显露头角，产品也多为民间粗货，虽然有少数文人对它发生兴趣，但并未得到士大夫阶层的普遍赏识。二是北宋时期文人雅士的嗜茶之风虽已流行，但当时饮用的是一种半发酵的膏饼茶，茶具以大口小底的盏类为主。饮茶时将碾碎的茶膏末放置在盏中，用沸水点注，以茶汤表面能浮起一层白沫者为佳。故茶具中亦以黑釉的兔毫盏和鹧鸪等为最上等，而无釉又较粗糙的早期紫砂器，只能作为煮水或煮茶之用。三是在初年的宋金战争中，宜兴地区是战场之一，陶业生产出受到了影响；到了元代和明代前期，又由于“匠户制”的束缚，使手工业生产受到很大摧残。因此，包括紫砂器在内的宜兴陶业未能得到应有的发展。
有记载可考或有传器可证的最早的紫砂壶名手，当推明代正德年间的金沙寺僧和供春。从明代周高起著《阳羡茗壶系》以来，一直把金沙寺僧和供春两人尊为紫砂壶的艺术大师，尤以供春最为后人注意。把紫砂茶壶从一般粗糙的手工业品推进为工艺美术的创作，应该归功于供春。
陶壶鼻祖供春与供春壶
“彼新奇兮万变，师造化兮元功。信陶壶之鼻祖，亦天下之良工。”
这是清代学者吴梅鼎在他所著的《阳羡茗壶赋》中对陶壶鼻祖供春的赞句。
供春，又称龚春、龚供春，明代正德年间宜兴人，原是一个吴姓显宦的家僮，也有人说是婢女。据《宜兴县志》记载：“明正德年间，提学副使吴颐山，携带书僮供春，读书于湖父金沙寺中。”吴骞《阳羡名陶录》说：“供春，学宪吴颐山家僮也，颐山读书金沙寺中，春给使之暇，窃仿老僧心匠，亦淘细土抟坯，茶匙穴中，指凉内外，指螺纹隐起可按，胎必累按，故腹半尚现节腠，视以辨真。今传世者，栗色，暗暗如古金铁，敦庞周正，允称神明垂明矣。”吴梅鼎《阳羡茗壶赋》的序言里说：“余从宜拳石公（指吴颐山）读书南山，携一童子，名供春，见土人以泥为缶，
即澄其泥为壶，极古秀可爱，世所称供春壶是也”。
据查考，吴颐山名仕，字克学，宜兴人，极有文名，是吴门画家唐寅的好友。明正德甲戌进士，以提学副使擢四川能政，供春。实颐山身旁一个“髻龄颖异”家僮。
金沙寺，在宜兴西南境湖山间，原是唐代宰相陆希声晚年隐居的地方，称“陆相山房”，又称“遁叟山居”。建筑宏伟。这所在“地当君山之隅，东溪之上，”古谓“湖者”。古时寺旁有一棵四五人合抱的大银杏树，据说满100年才结一个树瘿（即树瘤），100年以后每年结一个，色式非常奇特。当时供春侍候主人吴颐山住在金沙寺里读书，见一老僧炼土制壶，成品精美，就在空闲的时候仔细研究老僧的制陶技术。久而久之，他掌握了这一套复杂的技术。他私下取了一点老僧制壶后洗手沉淀在缸底的陶土做坯，把寺旁的大银杏树的树瘿作为壶身的表面花纹，做成几把茶壶。当时，他没有工具，只有一把茶匙用来挖空壶身，并完全用手指按平胎面，捏炼成型。因此，他的茶壶烧成后，茶壶表面上就有“指螺纹隐起可按”的痕迹，显得古秀可爱，很像三代的古铜器。
有一次，供春做的茶壶被主人吴颐山看到了，以为质朴古雅，便叫供春照样再做几把，一面又请当代名流加以鉴赏。不消几年，供春竟然出了名，他的作品为时人所珍爱，收藏家况相搜购。从此，供春就离开了吴颐山家，摆脱了仆僮的生活，专门从事制陶事业。他的制品也被称为“供春壶”。
供春壶造型新颖精巧，温雅天然，质地薄而坚实，时已经负有盛名，所谓“供春之壶，胜于金玉”。清代诗人周澍曾有这样的诗句赞誉供春的作品：“寒梧垂荫日初晴，自泻供春蟹眼生。疑是闭门风雨候，竹梢露重瓦沟鸣。”又在《台阳百咏注》中记述：“台湾郡人，茗皆自煮……最重供春上壶，一具用之数十年，则值金一笏。”可见供春壶的工艺成就和当时的社会声望。
《项子京历代名瓷图谱》中所辑两件供春壶，有“壁呈工色，注茶后即现绿，茶倾倒色复原”之说，美妙绝伦。此即李景康、张虹合撰的《阳羡砂壶图考》下卷图刊中首列两壶：一名龚春圆形变色壶，并加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纪龚春褐色壶云：宜兴一窑出自本朝武庙（按：即正德皇帝庙号）之世，有名工龚春者，宜兴人，以粗砂制器，专供茗事，往往有窑变者如此壶，本褐色贮茗之后则通身变成碧色，酌一分则一分还成褐色，若酌完则通身复回褐色矣，岂非造物之奇秘泄露人间，以为至宝耶？与下朱壶咸出龚制，予曾一见于京口靳公子家，其后俱为南部张中贵以五百金购去。
”一名龚春六角宫灯变色壶，并加注：“又纪龚春窑变朱色壶云：怪诞之物，天地之大，何所不有，余之未信者，未曾余自见也！今见此二壶……”项氏所记，把供春壶描写成神奇的器物，不足为信。已有后人驳其所言云：“案壶用久则茶渍深，贮茗略现碧色，理或有之，非窑变色也。若如项氏说，通身转变，分明若此，似不近情”。这个批评是以科学态度分析的，当然不无道理。
供春所制茶壶，款式不一。他还创作过“龙蛋”、“印方”、“刻角印方”、“六角宫灯”等新颖式样，而尤以“树瘿壶”为世所宝重。此壶乍看似老松树皮，呈栗色。凹凸不平，类松根，质朴古雅，别具风格。也许是出于对自己绝技的矜重受惜，供春的制品很少，流传到后世的更是凤毛麟角。清代吴骞编《阳羡名陶录》一书里，对紫砂壶搜罗极广，记载详尽，可是单单缺少供春壶，吴氏以未曾亲眼见过供春壶为终身遗憾。稍后的张叔未自诩为陶壶鉴赏家，平生看到过不少紫砂壶，但在他的《清仪阁杂咏》中，也自叹福薄，没有看到过供春壶，甚至还感慨地说：“这个瑰宝，世间已经不复存在了！”
供春壶已世无闻，前辈皆尝如是云。
神物忽来奇兴发，“春归”二字剧芳芬。
这一首七言绝句，是60年以前储南强赠给潘勤孟的诗。虽只寥寥28字，里面却包含着一件重要文物－供春壶重返故乡陶都的故事。
紫砂壶生产营销历史
紫砂壶生产始于北宋中叶，至明代正德年间开始兴盛，涌现出许多民间艺人。其中供春就是把紫砂壶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而成为最早的著名民间艺人。至明万历年间，名匠辈出，各人自立门户，争奇斗胜，在制品的烧制技术上也得到改进，使产品曾加了色彩和光洁度。万历以后，紫砂工艺形成了独立的生产体系，而进入百品况新的兴盛时期，聊生产茶壶，还生产文房雅玩、香盒等工艺品。明末，紫砂壶最先被葡萄牙商人带到欧洲，称为“红色瓷器”。（参见《宜兴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从明代万历起到清末，紫砂壶生产营销在国内盛行了300多年。在国外，它也大为艺术界所珍赏，几乎是“茗壶奔走天下半”了。
紫砂壶生产发展兴盛的原因，首先在于明代手工业劳动力的解放；其次是瓷器工业发展对它的影响；第三是文人饮茶风尚的盛行。当然，陶都的“燃烧近在咫尺，原料就在脚下，地处三省交界，运输四通八达，适应群众需要”则更是此砂壶生产集中、出品精良且经久不衰之主要原因。
从明代万历年到清代乾隆中叶的100多年，是紫砂壶生产发展的兴旦期。这一时期，紫
砂壶名家名器众多，风格式样丰富多彩，不仅造型范围十分宽广，而且其使用的成型工具和烧造技术也都有明显的改进和发展。这些成就，在紫砂工艺史上是空前的，在这之前后都无法与这相比拟。
这空前兴盛期的出现，主要是元代垄断工匠和技术到明帝国建立以后，逐步得到了解放，从而为发展手工业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在高度发展的明代手工业中，陶瓷工业尤为明显。随着全国瓷器业的发展，民窑中杰出的造瓷名工陈仲美、吴十九、周时通、崔国樊、吴明官等纷纷到陶都宜兴改业紫砂，促进紫砂工艺的发展。同时，从明代中叶起，社会上饮茶的风气和品茶的提倡，保全宜兴紫砂壶广泛流行起来，并为好茶的文人墨客、士大夫一致推崇。文震亨的《长物志》说：“茶壶以砂者为上，盖既无土气，又无熟汤气。”李渔的《杂说》中赞美道：“苟壶莫妙于砂，壶之清者又莫过于阳羡。”徐喈凤在重修《宜兴县志》中也说：“供春制壶款式不一，虽属瓷器，海内珍之。用以盛茶，不失原味，故名公巨卿、高人墨士，恒不惜重价购之。”在周容的《宜兴瓷壶记》中也记有：“今吴中较茶者，壶必宜兴瓷云。”周商起在《阳羡敬壶系》专著中称：“近百年中，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又近人过前人处也。”由此可见，当时紫砂壶生产的发展、兴盛，也借助于文人饮茶风尚的盛行和诸多著述家的推崇。由于以上种种因素，促使万历年间宜兴紫砂壶生产，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
明代万历年间，宜兴的陶业生产方式是手工工场和手工作坊，实际上又是雇工种田、雇工制陶同属一个业户。明代中期起，出现独立的专业制陶。陶业生产集中于鼎蜀山一带，形成了手工业工场，并产生了工场主和窑户。窑户一般以独资经营为主，或以一个家族合伙经营。其时，紫砂壶生产开始盛行，名匠辈出，名壶问世，产品不仅国内市场见俏，还向日本、欧洲、东南亚各国出口。
到了清代，宜兴已发展成为全国日用陶重点产区之一。鼎蜀山一带，已是“商贾贸易重市，山村宛然都会。”
“宜兴窑”、“欧窑”、“蜀山窑”，作为明清时期三大名窑而载誉于世。当时，紫涛壶生产迅速发展，产品的式样和风格比明代更为奇特，新品种也不断增加。其中有借鉴花果造型和仿古铜器式样的茶壶，还用各种粉彩山水装饰的紫砂壶，以及各式紫砂象形果品。由于壶艺精进，紫砂壶常被宫廷皇室选为贡品，并远销欧洲、东南亚及南美各国，时人有诗赞美曰：宫中艳说大彬壶，海外况求鸣远碟。
行会和公会组织：清光绪初年，宜兴陶
业按其产品质地分为粗、溪、黑、黄、砂、紫砂六大类行业，且各有行会行规。“不是同行，不得烧窑”，要烧窑就必须入行，并须交纳较高的入行费。行会内部实行统一的议价并强制执行。对紫砂壶的出品，其款式必须以姓名为记，不用商标；技术上实行严格保密，有“传子不传女”的说法。1915年，缸业（粗货业）公所、黑货业公所、黄货业公所、砂货业公所、紫砂业公所以及溪货业行会正式成立，各自生产营销专业陶器产品。紫砂业分布在蜀山、潜洛、上袁一带，主要产品是紫砂壶、茶具、花盆、瓶、鼎、碗、碟、文房饰品和假山石景等精细工艺品与普通茶具。
紫砂壶出口贸易的历史和现状
早在南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阿拉伯地理学家爱垂西氏就撰文介绍质地极佳的宜兴陶器。至明代，宜兴陶器产品开始出口，远销海外。明崇祯三年（1630年），紫砂壶开始销往欧洲和暹罗（泰国），被称为“红色瓷器”或“朱泥器”；均陶缸盆产品销往日本，被称为“海参器”。
清代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起，宜兴陶器被东印度公司订购，运往泰国、绚甸和印度等国。康熙四十八年，德国人包特格尔在德累斯顿城仿制紫砂壶，并撰有《朱砂瓷》的论文。
乾隆四十五年西班牙国王查理士三世在布恩来提罗设立瓷厂仿制宜兴陶器。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年），宜兴鹊葛明祥、葛源祥两兄弟烧造的均釉陶和其他窑户烧造的紫涛陶等产品，通过宜兴窑户开设在国内大中城市的陶器行、店，源源不断地销往日本、东南亚以及美洲、欧洲等地的国际际市场。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鼎山鲍氏、陈氏两家大窑户合资在新加坡开办了“鼎生福”陶器店，直接经销大龙缸、洋坛、紫砂壶等产品，先后达10年之久。
宣统二年（1910年）鼎山大窑户鲍明亮在上海开设了“鲍信源”陶器行，专营外销业务。当时，紫砂壶除远销日本、欧洲、墨西哥、秘鲁、智利外，还畅销南洋群岛，南洋华桥特别喜爱紫砂壶，暹罗华侨还为紫砂壶镶金嵌银。嗣后，宜兴窑户又在上海、杭州、天津等大城市开设“铁画轩”，“吴德盛”、“豫丰”、“福康”、“葛德和”等陶器行、店，定制紫砂壶，上刻各店商号，销往国外。
“铁画轩”是设在上海的一家公司，主要业务是出口欧洲、日本和东南亚。产品以优美的书法著名。创办人为戴国宝。公司印记是“铁画轩制”，阳文篆书，外围以圆框或方框。“戴氏”方印是店东的名字，他也自署“玉屏”及“玉道人”。铁画轩的出品上可能有陶工、刻工、公司或是东主等多个印章和签款。
1912年，鼎山大窑户葛逸云与日本商人和田一雄合资在日本大阪开设一家陶器店，经销紫砂壶、花盆和均陶孟、火钵、花瓶等新颖产品，年出口值约为6～10万元。从此时起，宜兴陶器出口量迅速增加，单上海“葛德和”陶器店，每年运销菲律宾的五元套“龙盆”罐就达10万套；运往日本的紫砂陶、均釉陶产品壶、盆、火钵，年销售金额也由6万元增加到15万元。
民国九年，宜兴龙缸作为皮蛋的包装容器出口东南亚等国家和香港地区。民国二十年起，日本政府不断提高对宜兴陶器进口的关锐率，并在常滑等地方伉制紫砂壶。及1934年的大旱灾，削弱了人民的购买力，致使紫砂壶生产逐渐衰落，出口量急剧下降。抗日战争开始，紫砂壶的外销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1954年10月，鼎蜀陶器购销社成立，根据国际市场的需要，大量出口紫砂壶和龙缸。1956年，紫砂壶年出口量达28.2万件。1957年10月，陶都有255个品种的陶瓷产品参加首届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经外商看样订货，成交额达27万元，出口主品先后由广州和上海口岸负责发运出口。1965年，宜兴陶瓷产品的出口量达223.4万件，比1956年增加了近7倍。至1979年，紫砂产品出口平均单价由10美元分增至50美分。1979年8月，宜兴陶瓷公司建立外贸科，具体负责紫砂壶等陶瓷产品的出口任务。同年10月，省政府与外贸部批准成立工贸结合的江苏省陶瓷出口部，并在当年秋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上首次成交炻器45万件。到1980年，宜兴陶器的出口量为601.7万件，比1965年增加169.3％，出口值为539万元。
在80年代中，宜兴陶瓷工业不断加强对出口产品的专业管理和计划调度，根据国外不同消费层次的要求对紫砂壶研制出各种档次的新产品、新品种、新造型、新装饰，同时还先后组织产品参加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展览会，采用多种形式宣传产品，增加紫砂壶的知名度和声誉，使紫砂壶产品参加国际循环的营销路子越走越宽广。
宜兴紫砂工艺厂还获得了江苏省商检局颁发的出口质量许可证。为了进一步发展外向型经济，宜兴陶瓷公司还改变了经营方法，利用委托办理等形式，扩大出口创汇。陶都还采取召开“外资洽淡会”和举办两年一度的“中国宜兴陶瓷艺术节”，以陶为媒，以艺会友。近年来，紫砂壶产品通过多口岸、多渠道出口，出口量逐年增加。如今，被外国人士誉为“华夏明珠”的紫砂壶，已向世界56个国家和地区出口，出口值逐年增长。
关于紫砂工艺对外技术交流方面，早在清光绪四年（1878年），宜兴紫砂艺人金士恒应日本常滑陶工鲤江高须的邀请，东渡日本，传授紫砂陶技术，从学者有鲤江方寿、杉江寿门、伊奈长三人。金士恒被尊奉为日本陶业先师。
历代陶瓷茶具的演变
中国陶瓷茶具的产生与演变和陶瓷生产的发展是直接相关的。古代的缶，是用陶土制成的瓦器，最早用来盛酒、饮茶，又作为一种乐器。《说文解字》上称缶是“秦人鼓之以节歌”的乐器。西汉时王褒所著的《僮约》一书中就有“武都买茶，杨氏担荷”，“烹茶尽具，铺以盖藏”的记载，说明当时饮茶已有专门的茶具。古代茶具非常丰富，除了金属和陶瓷茶具外，还有漆器、玉器、水晶、玛瑙等茶具。
古代的“瓷”字，最早出现于魏、晋的文献，瓷茶具也是从魏、晋时期开始的。宜兴周墓墩两次出土大量青瓷器具，从墓砖文字考证，说明宜兴在汉、魏、六朝就烧造过美丽的青瓷器。
晋朝杜育写的《苑赋》中有“器择陶简，出自东隅”的诗句。东隅即当时越地，也是全国烧造青瓷的著名地方。这时茶具的装饰，最流行的壶式是一种鸡头壶。
所以从晋一直到隋，茶壶的流子都是作鸡头状。白瓷的创烧始于六朝。可能是由于佛教的影响，六朝开始出现用莲装饰的瓷器，特别是南方烧制青瓷茶具，基本上都是荷瓣纹饰。
古代茶具中还有一种木制的碗。据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种榆》篇中说：“又咱榆法……十年之后，魁、碗、瓶、各值一百文。”贾氏为古代著名农学家，他提倡种榆原是为了供应民间魁、碗等器皿的需要。唐代及唐以前用碗的习惯，是魏、晋遗留下来的古风气。饮茶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汉代至六朝时，人们已懂得把茶叶与姜葱等混煮来喝。
唐代北方瓷窑的盛起，转入以烧造茶具为主，甚至出现了持续的“茶具热”。开元年间（713－741年），北方因大举禅教，一时朱门柴屋，饮茶相起成风，“自邹、齐、沦、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辅，煎茶买之。”
饮茶的普及，茶店的遍设，引起了茶具生产的发展。当时南方茶具的重要产地有越州、岳州、鼎州，婺州、寿州和洪州等处。另外，四川大邑的茶碗也独步一时，在唐代，饮茶的风尚自南方的发源地渐渐推广至中国北方及边疆地域。在中唐时，茶已被誉为“举国之饮”。唐代人们煮茶除沿袭了前朝以姜、葱、枣、橘皮、茱萸、薄荷及茶叶等物置于镬中合煮成羹的混煮法外，还有将茶先捣碎，再煎炙、春捣，然后置于瓶中，灌上沸水，浸泡成汤的饮法，以及陆羽在《茶经》中详加解说并极力推荐的投茶法。
唐代饮茶的主要器具，是瓷壶和瓷碗。当时茶壶、茶碗有三大著名产地：一是浙江余姚的越窑，以烧制青瓷茶碗著称；二是河北内丘的邢窑，以烧制白瓷茶碗盛名；三是湖南的长沙窑，以釉下彩绘的瓷壶取胜。
壶在唐代称注子，茶壶也叫茶注。这时的壶式，普遍以短行小流代替了过去的鸡头饰流。唐人习用的茶杯没有杯把，往往衬以托子，制作精巧，大概就是后来带盖茶盏的起源。唐代还首创了一种饮茶用的碗托，当时叫“茶托子”，也就是后来的盏托。这时煮水用的壶、茶盘、杯垫以及贮茶用的瓶、罐等等，都是饮茶的配合用具，也是茶具，为古今讲究饮茶的人所重视。
陆羽对各地瓷茶碗作过比较分析，他说：“碗，越州上，鼎州、婺州次。”“邢州窑类银，越州窑类玉。”“邢瓷类雪，越瓷类冰。”“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陆羽认为“越瓷比邢瓷要优。”邢窑在今河北省邢台地区，是中国北方有名的白瓷产地。
中唐前，各地茶具是独立并存的，各称也较为杂乱。到中唐时，陆羽应当时社会的需要，集纳各地好的茶具，并把它们配之成套，对茶具作了统一。据《茶经》所载，陆羽在过去贮茶、碎茶、煮茶和饮茶这几部分器物以外，又增添炙茶、存水、放盐、清洗等方面的茶具。
如《茶经》中就有：甑、杆臼、规承、焙、贯、棚、穿、育等。又有：风、炉、笤、炭、镬、交床、夹、纸囊、碾、罗合、则、水方、漉水囊、瓢、竹夹、熟孟、茶盏、畚、札、滓方、巾、具刊，都篮等等。饮茶器具如此之多，为不愧世界第一。后来有人把茶几、茶椅等家具也作为广义的茶具，大概是从唐代开始的。
到了宋代饮茶的风气比前朝更盛。以茶款客已为遍行天下的礼仪。文人雅士更常相聚品茗，皇室贵胄亦多精于茶艺。宋代制茶多蒸压团，加入龙脑香，以增添香味。饮茶的方法以点茶为主。备茶必先用碾将茶团碾细，再入磨中磨成茶末，以箩筛净摆于碗中沸汤冲点，再用竹筅调匀，然后饮用。饮茶的乐处不仅是品尝茶味，而还在乎备茶的过程。
宋代，全国有五大名窑，即官窑、哥窑、汝窑、定窑、钧窑，这五大名窑百花齐放，各自烧造不同风格的瓷器。官窑北宋时在河南开封，南宋时在浙江临安。越窑在今浙江余姚，生产著名的青瓷，各种茶碗、茶壶、茶盘。汝窑在河南临汝。定窑有北定、南定两处，北定在河北曲阳，南定在江西景德镇。
此外，陕西的耀州窑、福建的建窑、江西的吉州窑、浙江的哥窑、弟窑、象州窑，河北的磁州窑，也都很有名气。当时江西景德镇烧制的各种茶具瓷器，“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罄”，称誉世界。福建建窑生产的兔毫茶盏称“兔毫天目”，风格独特，上大足小，胎体厚重，釉里布满兔毛状的褐色花纹，朴素雅观。日本人圆珠蕴藏的“油滴天目茶碗”作为国宝珍藏起来。
紫砂壶与阳羡茶文化
茶，浇灌着华夏古国数千年的历史文化，饮茶是中国人的传统生活习惯。俗话说得好，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当你在辛勤劳动之后，坐来来稍作休息时，茶将是你的良伴。喝茶既能止渴，又能消释疲劳，所谓“清茶一杯，元气百倍。”伏案工作的人，常用茶来振奋精神，帮助思考。吃了油腻的食物，喝点茶，则可以帮助消化。经常饮茶，对身体健康也很有益处。茶还用于祀祖、婚聘、奉客等礼仪中。可见茶与人的生活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它深深地交融在中国人的血脉情怀之间。
茶的古体字本写作“茶”，最初是一种草药，称做“瑞草”、“灵草”。《品茶要录》中有“周书记茶苦，春秋书齐茶，汉志书茶陵”的记载。汉以前，茶主要作药用。据说“神农尝百草，日中七十二毒，很茶始解。”《神宜食经》说：“苦茶久服，令人悦志。”东汉名医华佗所著的《食论》中有“苦茶久饮，可以益思”的论述。唐代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说得更加清楚：“止渴除役，贵哉茶也……茶为万病之药。”明代的大医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认为茶“饮之使人益思、少卧、轻身、明目。”
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分析，证实茶不仅能提神醒脑，生津止渴，还有解毒、杀菌、收敛等药物功能。茶叶中含有许多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如茶素、茶单宁、芳香油以及其他多种维生素等等。茶素是茶叶的成分，具有强心利尿和刺激大脑皮质兴奋，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茶单宁则决定茶汤色、香、味的主要成分，不但能够帮助人体增加对维生素C的储存、吸收和同化的能力，而且具有杀菌作用。
在中国民间的药方中，就有用浓茶汤治疗细菌性痢疾的。实验证明，饮茶还能减少放射性物质的危害，在人体消化器官中如有1％－2％的茶单宁，便可以把放射性元素（锶90）的30％－40％由粪尿中排出体外。茶叶中的芳香油，使人闻到了有爽快感，它具有溶解脂肪的能力，有助于对肉食品的消化，所以在以肉食为主的少数民族更是“宁可一日无油盐，不可一日无茶。”至于茶叶所含其他一些维生素，对于增进身体健康也有不同的作用。
中国茶叶，品种繁多。如果以制作访求来划分，有发酵过的红茶，半发酵的乌龙茶，不发酵的绿茶，末经揉捻而保持嫩芽的白茶，蒸软后压成砖形或其他形状的压制茶，以及用茉莉、珠兰、玫瑰等香花窨制的花薰茶六大类。这些茶又困茶种、产地和制法不同而有无数的名称和品种。如西湖龙井、太湖碧螺春、黄山毛峰、云南缜红、广东英德红茶、福建乌龙茶，台湾阿里山茶和南京雨花茶等等。一般地说，近热带的人喜欢绿茶，近寒带的人喜欢红茶，广东、福建人和华侨喜欢乌龙茶，边疆少数民族爱喝浓烈的砖茶，而北京、四川人则特别爱好花茶。
宜兴，是中国最享有盛名的古茶区之一。秦统一中国后，缜、蜀一带的茶叶种植沿长江逐渐向中下游推广。翻阅史书，发现早在汉朝便有“阳羡买茶”和汉王到茗岭“课堂艺茶”的记载，表明宜兴早在2000多年前已开始招收学童，传授茶叶生产技术了。到了三国孙吴时，所产“国山苑茶”，名传江南。苑茶是茶的一种名称，《枕谭·古传注》中有“初采为茶，晚采为勉”的说法，而今则统称为茶。
据《宜兴县志》记载：阳羡“有名山一百三十六”。“离墨山（按即国山，三国时孙皓在善卷洞立国山碑而易名）在县西南五十里；……山顶产佳茗，芳香冠他各”。山顶佳茗就是云雾茶。到了唐代，连皇帝也喜欢宜兴名茶，规定每年要宜兴进贡茶叶。唐上元年间（760年－762年），陆羽在《茶经》专著中证实阳羡茶山产茶，“芬芳冠他境”。而阳羡茶是早于“建茶”南茶北贡的名贵贡品，故有阳羡唐贡茶的美称。
阳羡茶在历代文人笔下是极负盛誉的。隐居茗岭的唐代诗人卢仝曾在《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中写道：“闻道新年入山里，蛰虫惊动春风起。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曾在宜兴居住的唐代诗人杜牧在《题茶山》诗中也写下了“山实东南秀，茶称瑞草冠。泉嫩黄金涌，芽香石壁栽”的名句，赞赏阳羡名茶。
《新唐书·地理志》中说：当时“常州晋陵群土贡紫笋茶”，同时又说，花以阳羡张公洞附近产品为最。李郢写的《茶山焙贡歌》称颂阳羡唐贡茶是“蒸之馥香胜梅”。（来源：原矿高纯度紫砂，
龙泉青瓷市场在哪里
在艺术市场风生水起的行情看涨中，青瓷在拍卖市场也频频出镜，在2006年-2008年尤其受到欧美市场的关注。但从整体拍卖行情来看，由于古陶瓷窑系的青瓷作品存世量较大、相似度高，因而形成“物美价廉”的市场观感。
现代青瓷也出现了这一状况，更由于一级市场的中介经营缺乏，使拍卖市场更显惨淡，与后起之秀景德镇陶瓷作品不可同日而语。龙泉青瓷烧制技艺自2006年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到2009年正式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和支持，为徐朝兴、毛正聪、夏侯文、陈爱明等一大批龙泉青瓷艺术家在艺术市场中涌现做了铺垫。龙泉青瓷的收藏范围也由于江南地区的地缘关系，以长三角为重，收藏规模较大。但龙泉青瓷的现有生态结构并不完整，加上创作理念的分化和产品单一，龙泉青瓷如何被挖掘出市场潜力成为其发展的一个重要论题。完整有序的市场经营提供契机完整的产业生态链及市场结构是推动青瓷保持活力和技艺发展的另一个层面，而青瓷市场目前缺乏完整的生产、中介、消费相联系的体系。多数青瓷艺人直接面对消费者，受到消费群体的导向影响，缺乏良性的中介导向。
作为中介的龙泉青瓷经营者与政府对青瓷艺术的支持、资助一样能够对现有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更重要的是中介者能够推进艺术生产并为创作者提供面对市场更广泛的机会。艺术中介的存在一方面避免艺术家直接面对消费，这是由于艺术创作若受到市场的喜好影响容易偏离创作本体，而此条件下产生的作品一般不具有独特的艺术和市场价值；另一方面中介机制为艺术家的市场积累提供可能。比起经销商式的把设计、生产、销售集为一体的集团销售公司，画店式的个人经营者则更注重发挥艺术市场中介特性。像君来吉祥青瓷馆这类完全以青瓷为主要经营对象的独立经纪商并不多见。君来吉祥在2004年正式作为青瓷市场的中介行为者，先后在浙江、上海开始对龙泉青瓷的推介。其与青瓷创作者的合作也较丰富，除了与资深龙泉青瓷艺术家合作之外，君来吉祥也非常重视年轻创作
龙泉青瓷 日常保养方式有哪些讲究
龙泉青瓷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白胎和朱砂胎青瓷，称为“弟窑”；另外一种是釉面开片的黑胎青瓷，称为“哥窑”，是我国著名的瓷器。相对于金银铜铁等金属器具来说，龙泉青瓷的保养较为讲究。下面，就跟大家讲讲日常如何维护和保养青瓷。
取放方式在把玩青瓷的时候双手应该保持洁净和干燥，取下戒指，因为戒指会划伤瓷器的釉面。拿青瓷时不要戴手套，因为这样青瓷很容易从手中滑落。
器体大的瓶、尊移动时因形体大，应该一手托住底，一手拿住中间或中上位置，以免造成瓷器断裂。
在拿起一件带座、带盖的瓷器时，应将座、盖和主体分别单拿单放，不能连盖带座一起端，要把能分开的部分先取下，防止移动时脱落打碎。
储存方法龙泉青瓷理想的储存方法是把瓷器放在定做的盒子里，盒子里有海绵或泡沫垫，不要把两件青瓷器放在一起，如果非得放在一起一定要用泡沫隔开。要陈列的话最好是放在固定的木架子上，比如实木做的博古架。
储存方法龙泉青瓷理想的储存方法是把瓷器放在定做的盒子里，盒子里有海绵或泡沫垫，不要把两件青瓷器放在一起，如果非得放在一起一定要用泡沫隔开。要陈列的话最好是放在固定的木架子上，比如实木做的博古架。
紫砂，一部地域性民间艺术发展史
宜兴紫砂，是造物艺术圈文化共享的一大成果。关于宜兴紫砂的研究，长期存在一种倾向，即把紫砂当作一个孤立的文化现象，主要有以下两种做法：一是过于强调文人艺术家的参与和文化提升，一是把紫砂工艺视作特有的技能，将紫砂做时空隔离，这些研究很明显有着某种局限性。
忽视了紫砂器物是民间工艺文化在长期内外互动中形成的复合体这一事实，切断了紫砂器物中实际存在的工艺交流，遮蔽了民间造物艺术的复杂机制和内涵。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杨子帆老师，以长达8年时间，驻足丁蜀，深入观察，长期体验，撰成《紫砂的意蕴——宜兴紫砂工艺研究》一书，书中对紫砂器的材料与工具的分析、对工艺程序的解读，对工艺及其思想的诠释，都显示了紫砂器是在一片肥沃的制陶土壤中孕育而成的，工艺技术是紫砂意蕴产生的基础。
因此，可以说，紫砂器的技艺是典型的，但绝不是个别的、单独的，它的形成固然有文人参与的因素，但更是在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中广泛吸收和活用造物技艺的成果，进而形成设计独到、新颖美观的紫砂器并闻名于世的。
可以说，一部紫砂发展史，也是一部地域性民间艺术的发展史。
《紫砂的意蕴》一书的一大亮点是丰富的技艺实例解析，而且大多为第一手获得的资料。作者为紫砂工艺的研究，在宜兴丁蜀镇作长达8年深入的田野考察，搜集到大量珍贵的工艺技术数据、资料。
文中诸多精彩的图例、事件、细节，很好地体现了研究者求真务实的学术态度，深入研究对象的场域进行考察、无疑是对物的技术本体形态的追寻，缺少这样的考察就会失去研究的基点。
书中第三章关于紫砂制陶工具，从名称、材质、用途、尺寸等通过实物测量，归类、排列、制表，第四章成型工艺范式归类，从“作料”方法、敷脂泥、泥的“回片”、拍身筒等等的技术环节记录，再对线圆壶成型、觚菱壶成型、方壶成型等的解读，无一不出自直接的观察与深度的访问。如此纷繁细致的分解分析，读来令人叹为观止，驻足丁蜀，体现了研究者“进入”实地、长期观察的“在场性”。
这种“在场性”的研究工作是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方式，是一种从主体到对象、从考察者，到考察者的研究方式，是写实主义的研究范式。
通过“在场”的深度挖掘，构筑起整体的结构模式，并将技术置于工匠群体中观察辩析其思想内涵，从紫砂发展的历史脉络丝分析思维和感知活动，展现出紫砂是在历史进程中丰富的造物文化土壤上孕育而成的，其意蕴表现在“宜物”思维的拓展、统筹思维的构建、工具意识的深化等方面。
这种意蕴解读，体现了本书不是简单的紫砂工艺技术的解读，而是点明了紫砂所具有的对“意蕴”的追求，是一种理论性的解读。
紫砂在发展过程中掌握了“物”的特性，吸收了它物的技艺，适应了生活需求，融合了文人情趣，从而摆脱了“物”的累赘、“技”的束缚，表现出十分自由的艺术意蕴。
《紫砂的意蕴》一书，以工艺匠人的技艺入手，阐释紫砂艺术厚重的历史积淀，既从实践观察出发，解读工艺全过程，又从中探索建构方式，具理论思考，可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关于紫砂艺术的系统性、逻辑性的研究和理论体系的尝试。
青瓷茶具工艺
皇家青瓷是南北融合的产物。众所周知，地区环境不同，地域水土迥异，文化差异也千差万别，南方和北方所烧青瓷便各具特色。比如南方龙泉青瓷，一般胎质坚硬细腻，呈淡灰色，釉色晶莹纯净，类冰而似玉；北方耀州青瓷，胎体厚重，玻璃质感强，流动性大，釉色青中泛黄。
皇家精典在对南北瓷器做了大量的考证和研究后，结合双方的特色，利用南北烧制材料的不同性理，烧制了皇家精典独有的刚劲中参杂着柔和，青翠中彰显着瑰丽的青瓷茶具。
皇家具有专业的窑炉，加之设备先进，青瓷器物无论几次入火煅烧，都能保持成色完美，并且不龟裂破损，烧制出来的青瓷器具受热均匀，色泽清韵，釉色青碧，釉层厚润，可与翠玉媲美。
皇家精典的每件青瓷作品都是智慧的结晶，更是中华民族千年文化精神的延续。它们类玉似水，秀润清远，感性而空灵。其间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优良品格，传承千载，不衰不灭，跨过历史的长河，代代相传。透过这些青瓷茶具，我们可以看到火的刚烈、水的优雅、土的敦厚，阐释着生活的真谛，它们不单单是一件工艺品，更是中华上下五千年精神与民族文化的历史见证者、跟随者。
皇家精典的青瓷作为瓷中佼佼者，同样受到了国际国内文人雅士喜爱，它随其他陶瓷一起被广泛传播到日本、朝鲜、东南亚、非洲和欧洲等地。不论在工艺技术、造型技术还是视觉审美上，其艺术成就都将我国的陶瓷烧制技术推向了顶峰，并为中西文化交流添上了浓重的一笔，也给世人带来一种更健康、更有品位的茶境享受！
越窑青瓷特点
越窑青瓷的产生及发展史
越窑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青瓷窑系。东汉时，中国最早的瓷器在越窑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因此，越窑青瓷被称为“母亲瓷”。越窑持续烧制了1000多年，于北宋末、南宋初停烧，是中国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窑系。
越窑青瓷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倍受人们的赞赏和青睐，是汉族传统制瓷工艺的珍品之一。越瓷的特点是胎骨较薄，施釉均匀，釉色青翠莹润，光彩照人。越瓷不但是供奉朝廷的贡品之一，而且又是唐代的一种重要的贸易陶瓷。同时与唐代精美工艺品和文苑艺术交相辉映，在工艺美术领域里开创了一个新的世界。
历年来考古调查表明上林湖及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等地分布着古窑址近200处。尤以上林湖分布最为密集，在不足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已发现了115处遗存，占窑址总数的一半以上。根据各遗存的面貌特征，确认东汉、三国10处，东晋、南朝9处。隋唐至北宋170处，南宋8处。其年代跨度之大，窑址密集程度之高，为全国所罕见。统计数据显示，在上林湖地区瓷业遗存中，尚缺西晋时期，或许还未被发现，或许是已遭破坏而荡然无存，或许是出于其他原因，这有待于更进一步的考古调查予以确定。
考古调查资料表明，唐至北宋时期，上林湖、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窑址的产品面貌特征和装烧工艺等方面完全相同，属于同一瓷窑系统。它以上林湖为中心，不断向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等地扩展，瓷业生产蓬勃发展，形成一个以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窑，而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窑址则成为上林湖窑场的卫星窑址。
越窑之名最早见于唐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关于越窑的涵义，最常见的有二种不同的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越窑窑址分布在古越国范围之内，因此，越窑的“越”为越国之“越”；多数学者则依据陆羽《茶经》记载：“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次，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认为唐代通常以州名窑，越窑为唐代越州窑的简称。《秘色越器》诗中赞美的越窑秘色瓷是上林湖窑场所产的秘色瓷，这已为大量的考古资料所证实，笔者认为越窑是对唐代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州窑”之简称。
关于越窑的时间范畴，学术界仍有分岐。《中国陶瓷史》把宁绍平原东汉晚期到宋代的瓷业遗存统称越窑，而《论“越窑”和“越窑体系”》一文则把这段瓷业遗存划分为“先越窑——越窑——后越窑”三段。笔者认为后者是对上林湖地区瓷业遗存类型的客观事实反映。
东汉、三国至南朝时期，曹娥江中游地区出现了瓷业生产的高峰，成为先越窑的生产中心。上林湖地区的同类瓷业遗存仅19处，则明显受到曹娥江中游地区的影响，成为先越窑的地方类型窑址。经过隋唐初中期的发展，到明唐至北宋前期，以上林湖为中心，及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和古银锭湖等地的瓷业生产蓬勃发展，蔚为壮观，达到鼎盛状态，成为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区。与此同时，随着与日俱增的“贡瓷”和对外贸易用瓷的日益增长，相继在宁波的东钱湖、上虞的窑寺前等地增设窑场，扩大生产规模，形成了一个以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窑。台州的临海许墅和黄岩沙埠、金华的武义、东阳和温州的西山等地，出现了与越窑相类似的地方类型窑址，成为越窑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北宋后期，窑址数量锐减，制瓷工艺衰退，产品粗糙，瓷业生产江河日下，出现大衰败。南宋时期，由于朝廷下令余姚县烧造宫廷用瓷，濒临消亡的瓷业生产得到一时的繁荣，但好景不长，至南宋中期停烧。
越窑青瓷的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划花、印花、堆塑、褐彩、镂雕等。其中，刻花、划花最为常见，变化脉络清晰，伴随着越窑的整个发展过程。花纹有植物纹、动物纹、昆虫纹、人物纹、几何形纹等，形式多样，构图美观。上林湖后段二、三期是越窑初创时期，青瓷制作粗糙，釉层薄而无光泽感，已出现刻花。到了四期，刻划兼施的花纹明显增多，刻花、划花少见。花纹以荷花为主，还有荷叶纹、鱼荷纹等。荷花有二叶荷花、四叶荷花，形状各异，丰富多彩；荷叶纹也有二叶、四叶纹。这类荷花、荷叶纹成为当时比较流行的纹饰。
它具有四个特点，其一是刻与划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线条富有变化，具有层次感；其二是从刻划线条的交错现象来看，是先划后刻，即先在坯体上划出纹样，然后再紧挨纹样的轮廓外侧刻出一道粗线条；其三是花纹布满整个碗、盘、盆的内壁，往往在内底刻划盛开的荷花，周壁刻划荷叶；其四是在碗、盘、盆的口沿上刻四曲，成四等份，曲较浅，曲下外壁划粗棱线，此种装饰技法一直沿用到五代。
五代时，刻划兼施的花纹几乎不见，而盛行划花。虽然器物仍以素面为主，但划花占有一定的比例，明显比前期增多。花纹仍以荷花、荷叶纹为主，有二叶荷花、四叶荷花、荷叶、荷花飞鸟纹等。花纹各异，构图注重对称，线条挺拔健壮，自由奔放。花纹主要装饰在碗、盘的内底、盒盖面上。这些荷花纹的形状基本上保持着前期的特征，但花纹的布局，从碗内壁通体缩小到内底；荷叶由大变小，呈不规则三角形状。碗、盘口刻四曲，曲下外壁划棱线的装饰手法非常流行，曲口较前期深，演变成葵口，形似花瓣，整器像一朵盛开的荷花。
到宋代，器表装饰仍以素面为主。划花在继承晚唐风格的同时，又有了新的发展。出现细线花，纹样在龙纹、交枝四荷纹、交枝四花纹、缠枝纹、朵花纹、波浪纹等。刻花仍比较少见，花纹有仰覆重莲瓣、龙纹等。至八期，划花是最盛行的一种装饰。线条纤细、流畅、繁密，构图讲究对称，布局圆满，这成为划花的重要特征。在装饰纹样题材中，以植物花纹最多见，动物纹亦大量出现，人物故事比较少见。植物类的花纹有四缠枝花、四交枝花、二缠枝朵花、二缠枝菊花、荷花、四荷花、缠枝荷花、缠枝团花、波浪纹等；动物纹有对鸣鹦鹉纹、鹦鹉衔枝纹、云鹤纹、双凤纹、飞鸟二缠枝朵花、飞鸟四缠枝朵花、龟伏荷叶纹、鸳鸯戏荷纹、龙纹、双蝶纹、飞纹、飞鸟二缠枝朵花、飞鸟四缠枝朵花、龟伏荷叶纹、鸳鸯戏荷纹、龙纹、双蝶纹、飞雁纹；人物故事类的有人物宴乐图等。刻划花也占有一定的比例，花纹有莲瓣纹、牡丹花、开光牡丹花、龙纹、摩羯纹、双凤牡丹纹、波涛纹等。
其中有许多莲瓣纹往往先用细线划好图案，然后在花瓣轮廓线外侧用斜刀刻出深浅的粗线条，使整个图案层次分明，立体感强，达到较好的艺术效果。九期时，划花、刻划花明显减少，刻花增多，但所装饰的纹样简单、草率、呆板。虽有少量比较精细的制品，但远不及上期制品那样精致。此期的纹样有朵花、双线朵花、二缠枝朵花、四缠枝花、菊花、荷花、荷叶、莲瓣纹、牡丹花、双蝶纹、鹦鹉纹、摩羯纹、人物纹等。双线纹是新出现纹饰，常见于碗、盘的内壁和壶、罐的外壁。
考古资料表明，银锭湖低岭头、开刀山一带的南宋时期瓷业遗存中，存在着二种制品类型。一种制品与越窑晚期风格相近，但就总体面貌而言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另一种产品与北方汝官窑制品颇为接近，称之“官窑型”制品。有学者把这二种制品类型共存的瓷业遗存，命名为“低岭头类型”。低岭头类型遗存的内涵特征，即“后越窑”的内涵所在。
“秘色瓷”为上林湖窑场所创制。对于它的研究，首先必须界定其涵义。“秘色”之词，最早见于唐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五代时，徐夤又作《贡余秘色茶盏》诗，自宋代以来，“秘色”之名在文献中屡见不鲜，如赵令畤《侯鲭录》、曾慥的《高斋漫录》、周煇的《清波杂志》、叶寘的《坦斋笔衡》、顾文荐的《负暄杂录》、赵彦卫的《云麓漫钞》以及清人蓝浦的《景德镇陶录》等文献中都有记载。那么越窑与越窑青瓷的装饰技法及特点！
从上述文献记载可以归纳以下几种观点：
（1）认为秘色瓷始于吴越钱氏，“臣庶不得用”，把“秘色瓷”理解为“神秘”之秘。
（2）认为“秘色”专指青色，故有从唐代一直延续到明代始绝的说法。
（3）把“秘色瓷”作为越窑一个时期的代称，故有“缥瓷——秘色——粉青”三大历史阶段划分之说。
今人更是对“秘色瓷”的含义界说不一，纷纷发表文章，进行阐述。有人认为“秘色”是一种“香草色”，有人认为“秘色”即“稀见之色”，也有说秘色实为“碧色”。笔者认为，秘色是指釉色，至于究竟属于哪种色调，法门寺塔地宫出土的10余件秘色瓷器，为我们提供了标准器。从地宫出土秘色瓷器的釉色来看，以青绿色居多，也有青黄色。各地唐至北宋时期墓葬出土的“秘色瓷”，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秘色瓷面貌。这些秘色瓷器的特征与上林湖地区窑址堆积中精致的制品相同。由此可见，秘色瓷是越窑青瓷的精粹。唐咸通十五年（874年）法门寺地宫物帐对应的10余件秘色瓷的出土及其窑口的确认，证明上林湖窑场烧造秘色瓷时间不晚于874年。考古调查资料表明，上林湖窑场涂釉密封的瓷质匣钵系一次性窑具，它的出现说明了当时瓷业为烧造高品质、高档次的产品不惜工本。然而如果没有官府的苛求，一般民窑是难以做到的。这类瓷质匣钵出现在后段五期，因此，上林湖窑场烧造秘色瓷的时间应可推前到9世纪中叶。《宋会要辑稿·食货》云：“熙宁元年十二月户部尚书上诸道贡物……越州……秘色瓷器五十事。”说明直到1068年时上林湖窑场还在烧造秘色瓷。上林湖地区烧造秘色瓷达二个世纪之久，在中国陶瓷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1977年上林湖吴家溪出土一件唐光启三年（887年）凌倜墓志罐，志文中有“中和五年岁在乙巳三月五日，终于明州慈溪县上林乡……。光启三年岁在丁未二月五日，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说明晚唐时，上林湖确有“贡窑”存在，同时，设立“贡窑”的时间不会晚于887年。
根据考古调查，凌倜墓志所指的“贡窑”应是后施岙窑址。从其遗存的情况看，与其他窑址一样，存在着精粗两类制品，说明“贡窑”不但烧造“秘色瓷”，而且亦同时烧造民用瓷。从志文中可知“贡窑”在当时是一个有别于其他窑场的专门称谓，否则就失去了以“贡窑”作为墓葬方位标志物的意义。这很可能与晚唐时期“奉诏监烧”的贡瓷制度有关。在上林湖、白洋湖、古银锭湖等诸多地点类似后施岙窑址的发现，表明“贡窑”无疑是烧造秘色瓷的窑场，但是秘色瓷非限于“贡窑”所烧，以至“贡窑”也不完全烧制单一的秘色瓷品种。秘色瓷生产主要靠越窑这个群体来共同完成，也就是说“贡窑”烧造秘色瓷，而秘色瓷不全是“贡窑”所烧。
越窑青瓷从北宋晚期衰落，终于在南宋时期停烧，究其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各自的观点，进行粗辟的论述。我们认为越窑衰落的主要原因有几下几个方面：
（1）吴越归宋后，由原来的特贡转变成土贡，无需大量进贡秘色瓷，贡瓷的数量锐减。宫廷用瓷舍远取近，汝窑、定窑、钧窑产品大量进入宫廷，取代了越窑秘色瓷的地位，使越窑的瓷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
（2）北方青瓷在烧造工艺技术方面首先取得了重大突破，特别是对传统高钙石灰釉配制方法的改革，成功地创制出具有良好的高温粘度的石灰碱釉，把中国青瓷的发展推到了一新的境界，出现了青瓷生产的另一个高峰，占领了越窑的原有市场。
（3）越窑的衰落与本地区农业生产的高度繁荣，燃料匮乏密切相关。
（4）考丰调查资料表明，北宋晚期，上林湖地区瓷窑址数量急剧减少，仅有10余处窑址；制作粗糙，器表不光洁，特别是圈足不规整，足底往往留下了“鸡心”形状；胎泥的淘洗和练泥不如前期严格，胎质不如前期细密，气孔明显增多，多数釉色呈灰暗，无光泽感；器表装饰只见寥寥刻划数笔，趋于草率；多数制品为明火叠烧，大量倒塌，变形粘釉，废品率高。制瓷工艺衰退，产品质量普遍低劣，失去了与其他名窑竞争的能力。
品，细品，茶叶网cy260.com的优秀编辑为您独家提供优质茶叶文化相关文章，《龙泉青瓷的发展史》一文将帮助你了解茶具资讯的知识，如果还想进一步了解关于2023茶具资讯请访问茶叶文化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