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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紫砂壶，始于北宋，盛于明清。关于紫砂壶的记述，见于文献记载的有北宋梅尧臣、欧阳修、苏东坡等诗人的诗句。传器有宜兴蠡墅羊角山此砂古窑出土的北宋中期紫砂器：平盖龙头双条把壶、高颈六方壶和平盖提梁壶。文献记载和发掘的实物，互相参证，从而基本上明确了紫砂壶创始的年代问题。北宋中期到明代正德年间的500多年间，无数陶工艺人为紫砂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元以至明代前期的500多年间，紫砂器为何默默无闻并缺乏记载呢？我们认为大致上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紫砂器在宋代才显露头角，产品也多为民间粗货，虽然有少数文人对它发生兴趣，但并未得到士大夫阶层的普遍赏识。二是北宋时期文人雅士的嗜茶之风虽已流行，但当时饮用的是一种半发酵的膏饼茶，茶具以大口小底的盏类为主。饮茶时将碾碎的茶膏末放置在盏中，用沸水点注，以茶汤表面能浮起一层白沫者为佳。故茶具中亦以黑釉的兔毫盏和鹧鸪等为最上等，而无釉又较粗糙的早期紫砂器，只能作为煮水或煮茶之用。三是在初年的宋金战争中，宜兴地区是战场之一，陶业生产出受到了影响；到了元代和明代前期，又由于“匠户制”的束缚，使手工业生产受到很大摧残。因此，包括紫砂器在内的宜兴陶业未能得到应有的发展。
有记载可考或有传器可证的最早的紫砂壶名手，当推明代正德年间的金沙寺僧和供春。从明代周高起著《阳羡茗壶系》以来，一直把金沙寺僧和供春两人尊为紫砂壶的艺术大师，尤以供春最为后人注意。把紫砂茶壶从一般粗糙的手工业品推进为工艺美术的创作，应该归功于供春。
陶壶鼻祖供春与供春壶
“彼新奇兮万变，师造化兮元功。信陶壶之鼻祖，亦天下之良工。”
这是清代学者吴梅鼎在他所著的《阳羡茗壶赋》中对陶壶鼻祖供春的赞句。
供春，又称龚春、龚供春，明代正德年间宜兴人，原是一个吴姓显宦的家僮，也有人说是婢女。据《宜兴县志》记载：“明正德年间，提学副使吴颐山，携带书僮供春，读书于湖父金沙寺中。”吴骞《阳羡名陶录》说：“供春，学宪吴颐山家僮也，颐山读书金沙寺中，春给使之暇，窃仿老僧心匠，亦淘细土抟坯，茶匙穴中，指凉内外，指螺纹隐起可按，胎必累按，故腹半尚现节腠，视以辨真。今传世者，栗色，暗暗如古金铁，敦庞周正，允称神明垂明矣。”吴梅鼎《阳羡茗壶赋》的序言里说：“余从宜拳石公（指吴颐山）读书南山，携一童子，名供春，见土人以泥为缶，
即澄其泥为壶，极古秀可爱，世所称供春壶是也”。
据查考，吴颐山名仕，字克学，宜兴人，极有文名，是吴门画家唐寅的好友。明正德甲戌进士，以提学副使擢四川能政，供春。实颐山身旁一个“髻龄颖异”家僮。
金沙寺，在宜兴西南境湖山间，原是唐代宰相陆希声晚年隐居的地方，称“陆相山房”，又称“遁叟山居”。建筑宏伟。这所在“地当君山之隅，东溪之上，”古谓“湖者”。古时寺旁有一棵四五人合抱的大银杏树，据说满100年才结一个树瘿（即树瘤），100年以后每年结一个，色式非常奇特。当时供春侍候主人吴颐山住在金沙寺里读书，见一老僧炼土制壶，成品精美，就在空闲的时候仔细研究老僧的制陶技术。久而久之，他掌握了这一套复杂的技术。他私下取了一点老僧制壶后洗手沉淀在缸底的陶土做坯，把寺旁的大银杏树的树瘿作为壶身的表面花纹，做成几把茶壶。当时，他没有工具，只有一把茶匙用来挖空壶身，并完全用手指按平胎面，捏炼成型。因此，他的茶壶烧成后，茶壶表面上就有“指螺纹隐起可按”的痕迹，显得古秀可爱，很像三代的古铜器。
有一次，供春做的茶壶被主人吴颐山看到了，以为质朴古雅，便叫供春照样再做几把，一面又请当代名流加以鉴赏。不消几年，供春竟然出了名，他的作品为时人所珍爱，收藏家况相搜购。从此，供春就离开了吴颐山家，摆脱了仆僮的生活，专门从事制陶事业。他的制品也被称为“供春壶”。
供春壶造型新颖精巧，温雅天然，质地薄而坚实，时已经负有盛名，所谓“供春之壶，胜于金玉”。清代诗人周澍曾有这样的诗句赞誉供春的作品：“寒梧垂荫日初晴，自泻供春蟹眼生。疑是闭门风雨候，竹梢露重瓦沟鸣。”又在《台阳百咏注》中记述：“台湾郡人，茗皆自煮……最重供春上壶，一具用之数十年，则值金一笏。”可见供春壶的工艺成就和当时的社会声望。
《项子京历代名瓷图谱》中所辑两件供春壶，有“壁呈工色，注茶后即现绿，茶倾倒色复原”之说，美妙绝伦。此即李景康、张虹合撰的《阳羡砂壶图考》下卷图刊中首列两壶：一名龚春圆形变色壶，并加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纪龚春褐色壶云：宜兴一窑出自本朝武庙（按：即正德皇帝庙号）之世，有名工龚春者，宜兴人，以粗砂制器，专供茗事，往往有窑变者如此壶，本褐色贮茗之后则通身变成碧色，酌一分则一分还成褐色，若酌完则通身复回褐色矣，岂非造物之奇秘泄露人间，以为至宝耶？与下朱壶咸出龚制，予曾一见于京口靳公子家，其后俱为南部张中贵以五百金购去。
”一名龚春六角宫灯变色壶，并加注：“又纪龚春窑变朱色壶云：怪诞之物，天地之大，何所不有，余之未信者，未曾余自见也！今见此二壶……”项氏所记，把供春壶描写成神奇的器物，不足为信。已有后人驳其所言云：“案壶用久则茶渍深，贮茗略现碧色，理或有之，非窑变色也。若如项氏说，通身转变，分明若此，似不近情”。这个批评是以科学态度分析的，当然不无道理。
供春所制茶壶，款式不一。他还创作过“龙蛋”、“印方”、“刻角印方”、“六角宫灯”等新颖式样，而尤以“树瘿壶”为世所宝重。此壶乍看似老松树皮，呈栗色。凹凸不平，类松根，质朴古雅，别具风格。也许是出于对自己绝技的矜重受惜，供春的制品很少，流传到后世的更是凤毛麟角。清代吴骞编《阳羡名陶录》一书里，对紫砂壶搜罗极广，记载详尽，可是单单缺少供春壶，吴氏以未曾亲眼见过供春壶为终身遗憾。稍后的张叔未自诩为陶壶鉴赏家，平生看到过不少紫砂壶，但在他的《清仪阁杂咏》中，也自叹福薄，没有看到过供春壶，甚至还感慨地说：“这个瑰宝，世间已经不复存在了！”
供春壶已世无闻，前辈皆尝如是云。
神物忽来奇兴发，“春归”二字剧芳芬。
这一首七言绝句，是60年以前储南强赠给潘勤孟的诗。虽只寥寥28字，里面却包含着一件重要文物－供春壶重返故乡陶都的故事。
紫砂壶生产营销历史
紫砂壶生产始于北宋中叶，至明代正德年间开始兴盛，涌现出许多民间艺人。其中供春就是把紫砂壶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而成为最早的著名民间艺人。至明万历年间，名匠辈出，各人自立门户，争奇斗胜，在制品的烧制技术上也得到改进，使产品曾加了色彩和光洁度。万历以后，紫砂工艺形成了独立的生产体系，而进入百品况新的兴盛时期，聊生产茶壶，还生产文房雅玩、香盒等工艺品。明末，紫砂壶最先被葡萄牙商人带到欧洲，称为“红色瓷器”。（参见《宜兴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从明代万历起到清末，紫砂壶生产营销在国内盛行了300多年。在国外，它也大为艺术界所珍赏，几乎是“茗壶奔走天下半”了。
紫砂壶生产发展兴盛的原因，首先在于明代手工业劳动力的解放；其次是瓷器工业发展对它的影响；第三是文人饮茶风尚的盛行。当然，陶都的“燃烧近在咫尺，原料就在脚下，地处三省交界，运输四通八达，适应群众需要”则更是此砂壶生产集中、出品精良且经久不衰之主要原因。
从明代万历年到清代乾隆中叶的100多年，是紫砂壶生产发展的兴旦期。这一时期，紫
砂壶名家名器众多，风格式样丰富多彩，不仅造型范围十分宽广，而且其使用的成型工具和烧造技术也都有明显的改进和发展。这些成就，在紫砂工艺史上是空前的，在这之前后都无法与这相比拟。
这空前兴盛期的出现，主要是元代垄断工匠和技术到明帝国建立以后，逐步得到了解放，从而为发展手工业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在高度发展的明代手工业中，陶瓷工业尤为明显。随着全国瓷器业的发展，民窑中杰出的造瓷名工陈仲美、吴十九、周时通、崔国樊、吴明官等纷纷到陶都宜兴改业紫砂，促进紫砂工艺的发展。同时，从明代中叶起，社会上饮茶的风气和品茶的提倡，保全宜兴紫砂壶广泛流行起来，并为好茶的文人墨客、士大夫一致推崇。文震亨的《长物志》说：“茶壶以砂者为上，盖既无土气，又无熟汤气。”李渔的《杂说》中赞美道：“苟壶莫妙于砂，壶之清者又莫过于阳羡。”徐喈凤在重修《宜兴县志》中也说：“供春制壶款式不一，虽属瓷器，海内珍之。用以盛茶，不失原味，故名公巨卿、高人墨士，恒不惜重价购之。”在周容的《宜兴瓷壶记》中也记有：“今吴中较茶者，壶必宜兴瓷云。”周商起在《阳羡敬壶系》专著中称：“近百年中，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又近人过前人处也。”由此可见，当时紫砂壶生产的发展、兴盛，也借助于文人饮茶风尚的盛行和诸多著述家的推崇。由于以上种种因素，促使万历年间宜兴紫砂壶生产，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
明代万历年间，宜兴的陶业生产方式是手工工场和手工作坊，实际上又是雇工种田、雇工制陶同属一个业户。明代中期起，出现独立的专业制陶。陶业生产集中于鼎蜀山一带，形成了手工业工场，并产生了工场主和窑户。窑户一般以独资经营为主，或以一个家族合伙经营。其时，紫砂壶生产开始盛行，名匠辈出，名壶问世，产品不仅国内市场见俏，还向日本、欧洲、东南亚各国出口。
到了清代，宜兴已发展成为全国日用陶重点产区之一。鼎蜀山一带，已是“商贾贸易重市，山村宛然都会。”
“宜兴窑”、“欧窑”、“蜀山窑”，作为明清时期三大名窑而载誉于世。当时，紫涛壶生产迅速发展，产品的式样和风格比明代更为奇特，新品种也不断增加。其中有借鉴花果造型和仿古铜器式样的茶壶，还用各种粉彩山水装饰的紫砂壶，以及各式紫砂象形果品。由于壶艺精进，紫砂壶常被宫廷皇室选为贡品，并远销欧洲、东南亚及南美各国，时人有诗赞美曰：宫中艳说大彬壶，海外况求鸣远碟。
行会和公会组织：清光绪初年，宜兴陶
业按其产品质地分为粗、溪、黑、黄、砂、紫砂六大类行业，且各有行会行规。“不是同行，不得烧窑”，要烧窑就必须入行，并须交纳较高的入行费。行会内部实行统一的议价并强制执行。对紫砂壶的出品，其款式必须以姓名为记，不用商标；技术上实行严格保密，有“传子不传女”的说法。1915年，缸业（粗货业）公所、黑货业公所、黄货业公所、砂货业公所、紫砂业公所以及溪货业行会正式成立，各自生产营销专业陶器产品。紫砂业分布在蜀山、潜洛、上袁一带，主要产品是紫砂壶、茶具、花盆、瓶、鼎、碗、碟、文房饰品和假山石景等精细工艺品与普通茶具。
紫砂壶出口贸易的历史和现状
早在南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阿拉伯地理学家爱垂西氏就撰文介绍质地极佳的宜兴陶器。至明代，宜兴陶器产品开始出口，远销海外。明崇祯三年（1630年），紫砂壶开始销往欧洲和暹罗（泰国），被称为“红色瓷器”或“朱泥器”；均陶缸盆产品销往日本，被称为“海参器”。
清代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起，宜兴陶器被东印度公司订购，运往泰国、绚甸和印度等国。康熙四十八年，德国人包特格尔在德累斯顿城仿制紫砂壶，并撰有《朱砂瓷》的论文。
乾隆四十五年西班牙国王查理士三世在布恩来提罗设立瓷厂仿制宜兴陶器。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年），宜兴鹊葛明祥、葛源祥两兄弟烧造的均釉陶和其他窑户烧造的紫涛陶等产品，通过宜兴窑户开设在国内大中城市的陶器行、店，源源不断地销往日本、东南亚以及美洲、欧洲等地的国际际市场。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鼎山鲍氏、陈氏两家大窑户合资在新加坡开办了“鼎生福”陶器店，直接经销大龙缸、洋坛、紫砂壶等产品，先后达10年之久。
宣统二年（1910年）鼎山大窑户鲍明亮在上海开设了“鲍信源”陶器行，专营外销业务。当时，紫砂壶除远销日本、欧洲、墨西哥、秘鲁、智利外，还畅销南洋群岛，南洋华桥特别喜爱紫砂壶，暹罗华侨还为紫砂壶镶金嵌银。嗣后，宜兴窑户又在上海、杭州、天津等大城市开设“铁画轩”，“吴德盛”、“豫丰”、“福康”、“葛德和”等陶器行、店，定制紫砂壶，上刻各店商号，销往国外。
“铁画轩”是设在上海的一家公司，主要业务是出口欧洲、日本和东南亚。产品以优美的书法著名。创办人为戴国宝。公司印记是“铁画轩制”，阳文篆书，外围以圆框或方框。“戴氏”方印是店东的名字，他也自署“玉屏”及“玉道人”。铁画轩的出品上可能有陶工、刻工、公司或是东主等多个印章和签款。
1912年，鼎山大窑户葛逸云与日本商人和田一雄合资在日本大阪开设一家陶器店，经销紫砂壶、花盆和均陶孟、火钵、花瓶等新颖产品，年出口值约为6～10万元。从此时起，宜兴陶器出口量迅速增加，单上海“葛德和”陶器店，每年运销菲律宾的五元套“龙盆”罐就达10万套；运往日本的紫砂陶、均釉陶产品壶、盆、火钵，年销售金额也由6万元增加到15万元。
民国九年，宜兴龙缸作为皮蛋的包装容器出口东南亚等国家和香港地区。民国二十年起，日本政府不断提高对宜兴陶器进口的关锐率，并在常滑等地方伉制紫砂壶。及1934年的大旱灾，削弱了人民的购买力，致使紫砂壶生产逐渐衰落，出口量急剧下降。抗日战争开始，紫砂壶的外销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1954年10月，鼎蜀陶器购销社成立，根据国际市场的需要，大量出口紫砂壶和龙缸。1956年，紫砂壶年出口量达28.2万件。1957年10月，陶都有255个品种的陶瓷产品参加首届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经外商看样订货，成交额达27万元，出口主品先后由广州和上海口岸负责发运出口。1965年，宜兴陶瓷产品的出口量达223.4万件，比1956年增加了近7倍。至1979年，紫砂产品出口平均单价由10美元分增至50美分。1979年8月，宜兴陶瓷公司建立外贸科，具体负责紫砂壶等陶瓷产品的出口任务。同年10月，省政府与外贸部批准成立工贸结合的江苏省陶瓷出口部，并在当年秋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上首次成交炻器45万件。到1980年，宜兴陶器的出口量为601.7万件，比1965年增加169.3％，出口值为539万元。
在80年代中，宜兴陶瓷工业不断加强对出口产品的专业管理和计划调度，根据国外不同消费层次的要求对紫砂壶研制出各种档次的新产品、新品种、新造型、新装饰，同时还先后组织产品参加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展览会，采用多种形式宣传产品，增加紫砂壶的知名度和声誉，使紫砂壶产品参加国际循环的营销路子越走越宽广。
宜兴紫砂工艺厂还获得了江苏省商检局颁发的出口质量许可证。为了进一步发展外向型经济，宜兴陶瓷公司还改变了经营方法，利用委托办理等形式，扩大出口创汇。陶都还采取召开“外资洽淡会”和举办两年一度的“中国宜兴陶瓷艺术节”，以陶为媒，以艺会友。近年来，紫砂壶产品通过多口岸、多渠道出口，出口量逐年增加。如今，被外国人士誉为“华夏明珠”的紫砂壶，已向世界56个国家和地区出口，出口值逐年增长。
关于紫砂工艺对外技术交流方面，早在清光绪四年（1878年），宜兴紫砂艺人金士恒应日本常滑陶工鲤江高须的邀请，东渡日本，传授紫砂陶技术，从学者有鲤江方寿、杉江寿门、伊奈长三人。金士恒被尊奉为日本陶业先师。
历代陶瓷茶具的演变
中国陶瓷茶具的产生与演变和陶瓷生产的发展是直接相关的。古代的缶，是用陶土制成的瓦器，最早用来盛酒、饮茶，又作为一种乐器。《说文解字》上称缶是“秦人鼓之以节歌”的乐器。西汉时王褒所著的《僮约》一书中就有“武都买茶，杨氏担荷”，“烹茶尽具，铺以盖藏”的记载，说明当时饮茶已有专门的茶具。古代茶具非常丰富，除了金属和陶瓷茶具外，还有漆器、玉器、水晶、玛瑙等茶具。
古代的“瓷”字，最早出现于魏、晋的文献，瓷茶具也是从魏、晋时期开始的。宜兴周墓墩两次出土大量青瓷器具，从墓砖文字考证，说明宜兴在汉、魏、六朝就烧造过美丽的青瓷器。
晋朝杜育写的《苑赋》中有“器择陶简，出自东隅”的诗句。东隅即当时越地，也是全国烧造青瓷的著名地方。这时茶具的装饰，最流行的壶式是一种鸡头壶。
所以从晋一直到隋，茶壶的流子都是作鸡头状。白瓷的创烧始于六朝。可能是由于佛教的影响，六朝开始出现用莲装饰的瓷器，特别是南方烧制青瓷茶具，基本上都是荷瓣纹饰。
古代茶具中还有一种木制的碗。据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种榆》篇中说：“又咱榆法……十年之后，魁、碗、瓶、各值一百文。”贾氏为古代著名农学家，他提倡种榆原是为了供应民间魁、碗等器皿的需要。唐代及唐以前用碗的习惯，是魏、晋遗留下来的古风气。饮茶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汉代至六朝时，人们已懂得把茶叶与姜葱等混煮来喝。
唐代北方瓷窑的盛起，转入以烧造茶具为主，甚至出现了持续的“茶具热”。开元年间（713－741年），北方因大举禅教，一时朱门柴屋，饮茶相起成风，“自邹、齐、沦、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辅，煎茶买之。”
饮茶的普及，茶店的遍设，引起了茶具生产的发展。当时南方茶具的重要产地有越州、岳州、鼎州，婺州、寿州和洪州等处。另外，四川大邑的茶碗也独步一时，在唐代，饮茶的风尚自南方的发源地渐渐推广至中国北方及边疆地域。在中唐时，茶已被誉为“举国之饮”。唐代人们煮茶除沿袭了前朝以姜、葱、枣、橘皮、茱萸、薄荷及茶叶等物置于镬中合煮成羹的混煮法外，还有将茶先捣碎，再煎炙、春捣，然后置于瓶中，灌上沸水，浸泡成汤的饮法，以及陆羽在《茶经》中详加解说并极力推荐的投茶法。
唐代饮茶的主要器具，是瓷壶和瓷碗。当时茶壶、茶碗有三大著名产地：一是浙江余姚的越窑，以烧制青瓷茶碗著称；二是河北内丘的邢窑，以烧制白瓷茶碗盛名；三是湖南的长沙窑，以釉下彩绘的瓷壶取胜。
壶在唐代称注子，茶壶也叫茶注。这时的壶式，普遍以短行小流代替了过去的鸡头饰流。唐人习用的茶杯没有杯把，往往衬以托子，制作精巧，大概就是后来带盖茶盏的起源。唐代还首创了一种饮茶用的碗托，当时叫“茶托子”，也就是后来的盏托。这时煮水用的壶、茶盘、杯垫以及贮茶用的瓶、罐等等，都是饮茶的配合用具，也是茶具，为古今讲究饮茶的人所重视。
陆羽对各地瓷茶碗作过比较分析，他说：“碗，越州上，鼎州、婺州次。”“邢州窑类银，越州窑类玉。”“邢瓷类雪，越瓷类冰。”“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陆羽认为“越瓷比邢瓷要优。”邢窑在今河北省邢台地区，是中国北方有名的白瓷产地。
中唐前，各地茶具是独立并存的，各称也较为杂乱。到中唐时，陆羽应当时社会的需要，集纳各地好的茶具，并把它们配之成套，对茶具作了统一。据《茶经》所载，陆羽在过去贮茶、碎茶、煮茶和饮茶这几部分器物以外，又增添炙茶、存水、放盐、清洗等方面的茶具。
如《茶经》中就有：甑、杆臼、规承、焙、贯、棚、穿、育等。又有：风、炉、笤、炭、镬、交床、夹、纸囊、碾、罗合、则、水方、漉水囊、瓢、竹夹、熟孟、茶盏、畚、札、滓方、巾、具刊，都篮等等。饮茶器具如此之多，为不愧世界第一。后来有人把茶几、茶椅等家具也作为广义的茶具，大概是从唐代开始的。
到了宋代饮茶的风气比前朝更盛。以茶款客已为遍行天下的礼仪。文人雅士更常相聚品茗，皇室贵胄亦多精于茶艺。宋代制茶多蒸压团，加入龙脑香，以增添香味。饮茶的方法以点茶为主。备茶必先用碾将茶团碾细，再入磨中磨成茶末，以箩筛净摆于碗中沸汤冲点，再用竹筅调匀，然后饮用。饮茶的乐处不仅是品尝茶味，而还在乎备茶的过程。
宋代，全国有五大名窑，即官窑、哥窑、汝窑、定窑、钧窑，这五大名窑百花齐放，各自烧造不同风格的瓷器。官窑北宋时在河南开封，南宋时在浙江临安。越窑在今浙江余姚，生产著名的青瓷，各种茶碗、茶壶、茶盘。汝窑在河南临汝。定窑有北定、南定两处，北定在河北曲阳，南定在江西景德镇。
此外，陕西的耀州窑、福建的建窑、江西的吉州窑、浙江的哥窑、弟窑、象州窑，河北的磁州窑，也都很有名气。当时江西景德镇烧制的各种茶具瓷器，“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罄”，称誉世界。福建建窑生产的兔毫茶盏称“兔毫天目”，风格独特，上大足小，胎体厚重，釉里布满兔毛状的褐色花纹，朴素雅观。日本人圆珠蕴藏的“油滴天目茶碗”作为国宝珍藏起来。
紫砂壶与阳羡茶文化
茶，浇灌着华夏古国数千年的历史文化，饮茶是中国人的传统生活习惯。俗话说得好，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当你在辛勤劳动之后，坐来来稍作休息时，茶将是你的良伴。喝茶既能止渴，又能消释疲劳，所谓“清茶一杯，元气百倍。”伏案工作的人，常用茶来振奋精神，帮助思考。吃了油腻的食物，喝点茶，则可以帮助消化。经常饮茶，对身体健康也很有益处。茶还用于祀祖、婚聘、奉客等礼仪中。可见茶与人的生活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它深深地交融在中国人的血脉情怀之间。
茶的古体字本写作“茶”，最初是一种草药，称做“瑞草”、“灵草”。《品茶要录》中有“周书记茶苦，春秋书齐茶，汉志书茶陵”的记载。汉以前，茶主要作药用。据说“神农尝百草，日中七十二毒，很茶始解。”《神宜食经》说：“苦茶久服，令人悦志。”东汉名医华佗所著的《食论》中有“苦茶久饮，可以益思”的论述。唐代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说得更加清楚：“止渴除役，贵哉茶也……茶为万病之药。”明代的大医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认为茶“饮之使人益思、少卧、轻身、明目。”
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分析，证实茶不仅能提神醒脑，生津止渴，还有解毒、杀菌、收敛等药物功能。茶叶中含有许多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如茶素、茶单宁、芳香油以及其他多种维生素等等。茶素是茶叶的成分，具有强心利尿和刺激大脑皮质兴奋，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茶单宁则决定茶汤色、香、味的主要成分，不但能够帮助人体增加对维生素C的储存、吸收和同化的能力，而且具有杀菌作用。
在中国民间的药方中，就有用浓茶汤治疗细菌性痢疾的。实验证明，饮茶还能减少放射性物质的危害，在人体消化器官中如有1％－2％的茶单宁，便可以把放射性元素（锶90）的30％－40％由粪尿中排出体外。茶叶中的芳香油，使人闻到了有爽快感，它具有溶解脂肪的能力，有助于对肉食品的消化，所以在以肉食为主的少数民族更是“宁可一日无油盐，不可一日无茶。”至于茶叶所含其他一些维生素，对于增进身体健康也有不同的作用。
中国茶叶，品种繁多。如果以制作访求来划分，有发酵过的红茶，半发酵的乌龙茶，不发酵的绿茶，末经揉捻而保持嫩芽的白茶，蒸软后压成砖形或其他形状的压制茶，以及用茉莉、珠兰、玫瑰等香花窨制的花薰茶六大类。这些茶又困茶种、产地和制法不同而有无数的名称和品种。如西湖龙井、太湖碧螺春、黄山毛峰、云南缜红、广东英德红茶、福建乌龙茶，台湾阿里山茶和南京雨花茶等等。一般地说，近热带的人喜欢绿茶，近寒带的人喜欢红茶，广东、福建人和华侨喜欢乌龙茶，边疆少数民族爱喝浓烈的砖茶，而北京、四川人则特别爱好花茶。
宜兴，是中国最享有盛名的古茶区之一。秦统一中国后，缜、蜀一带的茶叶种植沿长江逐渐向中下游推广。翻阅史书，发现早在汉朝便有“阳羡买茶”和汉王到茗岭“课堂艺茶”的记载，表明宜兴早在2000多年前已开始招收学童，传授茶叶生产技术了。到了三国孙吴时，所产“国山苑茶”，名传江南。苑茶是茶的一种名称，《枕谭·古传注》中有“初采为茶，晚采为勉”的说法，而今则统称为茶。
据《宜兴县志》记载：阳羡“有名山一百三十六”。“离墨山（按即国山，三国时孙皓在善卷洞立国山碑而易名）在县西南五十里；……山顶产佳茗，芳香冠他各”。山顶佳茗就是云雾茶。到了唐代，连皇帝也喜欢宜兴名茶，规定每年要宜兴进贡茶叶。唐上元年间（760年－762年），陆羽在《茶经》专著中证实阳羡茶山产茶，“芬芳冠他境”。而阳羡茶是早于“建茶”南茶北贡的名贵贡品，故有阳羡唐贡茶的美称。
阳羡茶在历代文人笔下是极负盛誉的。隐居茗岭的唐代诗人卢仝曾在《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中写道：“闻道新年入山里，蛰虫惊动春风起。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曾在宜兴居住的唐代诗人杜牧在《题茶山》诗中也写下了“山实东南秀，茶称瑞草冠。泉嫩黄金涌，芽香石壁栽”的名句，赞赏阳羡名茶。
《新唐书·地理志》中说：当时“常州晋陵群土贡紫笋茶”，同时又说，花以阳羡张公洞附近产品为最。李郢写的《茶山焙贡歌》称颂阳羡唐贡茶是“蒸之馥香胜梅”。（来源：原矿高纯度紫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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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砂壶的发展历程
我们备受人们喜爱的紫砂茶具产于我国江苏省宜兴市丁蜀镇(古时称阳羡)。“人间珠宝何足取，岂如阳羡溪头一丸泥”的赞誉道出了紫砂陶的珍贵。对于一个爱茶的你来说紫砂也是爱不释手之物。
宜兴市位于江苏太湖西滨，南北分别与浙江的长兴县和江苏的常州市相邻。境内山岭起伏、河流纵横，盛产陶器，有陶都之称。早在四千年前，这里的原始居民就掌握了制陶技术。从宜兴发现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中，发掘出了丰富的夹砂红陶、泥质红陶、白衣黑陶和灰陶的碎片。器皿的成型方法，基本上是手制的，在较晚的泥质红陶上面，可以看到简单的方格纹。从商周时代的遗址中发掘出的文物中已发现钵、盆、壶等器形的盛储器皿。其中夹砂红陶仍用手制，保留着简单粗糙的纹样。黑陶和灰陶多为轮制，器形匀整，并施以雕刻·镂空等新型装饰。这时火候较高的褐色陶也已烧成。褐色陶胎质坚硬，在烧制陶技术上，可能已从敞口烧进步到封闭烧，窑腔温度提高到100℃@左右。到此，制陶技术已经进入成熟阶段。
供春制壶的故事流传了数百年，然而紫砂成型技术的传统方法，绝非偶然得之，紫砂制造的起源也不是从金沙寺僧人和供春才开始的，它是经过历代能工巧匠辛勤劳作，揣摩实践总结出的工艺精华。有学者推论，认为紫砂茶具的起源应在北宋，主要依据是当时的一些文学作品，特别是北宋梅尧臣在《宛陵先生文集》中有首诗:“天子岁尝龙培茶，茶官摧摘雨前芽。团香已入中都府，斗品争传太傅家。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华。吴中内史才多少，从此莼羹不足夸。”
明清时期，随着饮茶方法的转变，紫砂也迎来了发展的高峰期。明代开始废除饼茶，而普遍饮用与现在的炒青绿茶相似的芽茶，饮茶的方法也改煎煮为冲泡，逐渐形成用紫砂茶壶或瓷茶壶冲泡茶叶的风尚。这种饮茶方式的改变，也促进了茶壶的发展。
紫砂色泽含蓄温雅，具有高贵的气质，与封建文人清雅气质相吻合，因而备受青睐。许多文人雅士竞相收藏，并且参与制作，现在被人们熟知的“东坡提梁大壶”相传就是当年苏东坡设计的。
明清时许多著名文人都参与了紫砂壶的制作和书画。如董其昌、郑板桥、陈鸿寿、陈继儒等。这其中要首举清代金石书画家陈鸿寿(曼生)了。他推动了在紫砂茶壶上题铭画刻之方法，极大地提高了紫砂陶的艺术和文化品位，将这种实用手工艺品演化成具有很高欣赏价值的实用艺术品。
文人参与紫砂壶的制作，对紫砂陶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进作用。不少文人在订制紫砂壶或提供图样后，不仅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甚至还要亲自监制。他们的喜好意趣对制壶工匠潜移默化，提高了审美和鉴赏水平。特别是有一定文化的工匠受到文人的启发，在创作上展现出新貌。文人与工匠的交往协作，产生了一种商业化的紫砂文化。市民纷纷附庸风雅，具有文化色彩的商品茶壶大量面市，从而推动了紫砂壶艺的发展，并使这种实用工艺品跃上更高的台阶。直到如今不断创新！
紫砂，一部地域性民间艺术发展史
宜兴紫砂，是造物艺术圈文化共享的一大成果。关于宜兴紫砂的研究，长期存在一种倾向，即把紫砂当作一个孤立的文化现象，主要有以下两种做法：一是过于强调文人艺术家的参与和文化提升，一是把紫砂工艺视作特有的技能，将紫砂做时空隔离，这些研究很明显有着某种局限性。
忽视了紫砂器物是民间工艺文化在长期内外互动中形成的复合体这一事实，切断了紫砂器物中实际存在的工艺交流，遮蔽了民间造物艺术的复杂机制和内涵。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杨子帆老师，以长达8年时间，驻足丁蜀，深入观察，长期体验，撰成《紫砂的意蕴——宜兴紫砂工艺研究》一书，书中对紫砂器的材料与工具的分析、对工艺程序的解读，对工艺及其思想的诠释，都显示了紫砂器是在一片肥沃的制陶土壤中孕育而成的，工艺技术是紫砂意蕴产生的基础。
因此，可以说，紫砂器的技艺是典型的，但绝不是个别的、单独的，它的形成固然有文人参与的因素，但更是在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中广泛吸收和活用造物技艺的成果，进而形成设计独到、新颖美观的紫砂器并闻名于世的。
可以说，一部紫砂发展史，也是一部地域性民间艺术的发展史。
《紫砂的意蕴》一书的一大亮点是丰富的技艺实例解析，而且大多为第一手获得的资料。作者为紫砂工艺的研究，在宜兴丁蜀镇作长达8年深入的田野考察，搜集到大量珍贵的工艺技术数据、资料。
文中诸多精彩的图例、事件、细节，很好地体现了研究者求真务实的学术态度，深入研究对象的场域进行考察、无疑是对物的技术本体形态的追寻，缺少这样的考察就会失去研究的基点。
书中第三章关于紫砂制陶工具，从名称、材质、用途、尺寸等通过实物测量，归类、排列、制表，第四章成型工艺范式归类，从“作料”方法、敷脂泥、泥的“回片”、拍身筒等等的技术环节记录，再对线圆壶成型、觚菱壶成型、方壶成型等的解读，无一不出自直接的观察与深度的访问。如此纷繁细致的分解分析，读来令人叹为观止，驻足丁蜀，体现了研究者“进入”实地、长期观察的“在场性”。
这种“在场性”的研究工作是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方式，是一种从主体到对象、从考察者，到考察者的研究方式，是写实主义的研究范式。
通过“在场”的深度挖掘，构筑起整体的结构模式，并将技术置于工匠群体中观察辩析其思想内涵，从紫砂发展的历史脉络丝分析思维和感知活动，展现出紫砂是在历史进程中丰富的造物文化土壤上孕育而成的，其意蕴表现在“宜物”思维的拓展、统筹思维的构建、工具意识的深化等方面。
这种意蕴解读，体现了本书不是简单的紫砂工艺技术的解读，而是点明了紫砂所具有的对“意蕴”的追求，是一种理论性的解读。
紫砂在发展过程中掌握了“物”的特性，吸收了它物的技艺，适应了生活需求，融合了文人情趣，从而摆脱了“物”的累赘、“技”的束缚，表现出十分自由的艺术意蕴。
《紫砂的意蕴》一书，以工艺匠人的技艺入手，阐释紫砂艺术厚重的历史积淀，既从实践观察出发，解读工艺全过程，又从中探索建构方式，具理论思考，可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关于紫砂艺术的系统性、逻辑性的研究和理论体系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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