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
蒙海朝贡：茶与“茶马互市”的情缘：在张家口感受茶文化历史遗产魅力之三宣府张家口大境门内侧来远堡是“茶马互市”的重要场所。相对于西南的茶马互市，张家口的“茶马互市”出现则是在明代中期，开设时间较晚。
美国作家艾美霞在其《茶叶之路》一书中对明代张家口茶马互市情景是这样描述：“如果鸟瞰公元1578年时中国的万里长城，你可以看到这一年有四万匹马穿过张家口的城市向南进入中国，同时还可以看到银两、谷物、布匹以及铁质容器以相反方向从中国向北流入大草原。”这说明茶马互市中的交易产品并非局限在茶马贸易，同样也说明张家口“茶马互市”在明代就已经达到最高贸易规模水平。
据《察哈尔省通志》描写张家口茶马互市盛况如下：“宣府来远堡贡市，拓中为城，规方阮地，千货坌集，车马驼羊毳布曾瓶罂之居。”交易货物主要有茶叶、绸缎、布匹、米面、纸张、生烟、红糖、瓷器、铁器、牛、羊、马、驼、各种皮张、绒毛、药材、口蘑、毛呢、毛毯、银器等等。清代户部尚书王骘在为《马市图》作序称张家口茶马互市贸易货品为“百货纷集”。正因为“茶马互市”互通有无，公平交易，使这座边塞城堡的商业活动日益繁荣兴旺。
张家口是草原茶叶之路的贸易集散地。应该说，张家口的“茶马互市”是和草原茶叶之路同步兴旺起来的，贸易高峰期大抵都在明清时期。张家口“茶马互市”的贸易形式主要为官市贸易，但同时在民间存在着私下互市行为，也称黑市交易。从某种意义上分析，张家口大境门、小镜门的出现，就是为了解决茶马互市中进关和出关的货物从宣府通关而筑。《品味大境门》一书说，“只有深入了解张家口茶马互市的历史，才能够对大、小镜门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有一个深层次的理解、认识和正确定位。”当然，这句话的本意是想解读大、小镜门对茶马互市的重要性。
虽然明朝朱权已经废除龙团凤饼茶，取而代之的是绿茶和散茶，但由于砖茶具有帮助消化、溶脂的作用，这对中国北部游牧民族来说绝对是生活的必需品，如果想得到中国的砖茶，必须通过一种自由交换和贸易来获取。因此，在不同区域板块的经济贸易需求之下，便有了互通有无的“互市”，而张家口正处于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结合部，几百年来，蒙古人就是通过张家口与汉民族共同铺陈出茶马互市的悲欢而又精彩的故事。
张家口的茶马互市设立主要基于以下几点：一是古代中原政府无力治理众多的游牧民族时，二是中原政府与游牧民族战争两败俱伤时，三是边境人民违禁走私不可遏制时，于是在战争双方相对缓和的态势下，张家口茶马互市便应运而生。唯一不同点便是张家口茶马互市是设在了军事重镇的长城第一关口，离距京城最近，完全按照军事管制地带对出入关验照极其严格，需要讯明人数、茶量、马数，查清事由后加文印一道，然后照应兵部印字、再查验火牌。如果俄、蒙商带着其它商品进来换茶，需要“讯明登记档案，回时验放销号”。道光年间的张家口“前往口外、蒙古喀尔喀以及库伦、俄罗斯贸易，皆照验理藩院原给印文挂号，回日验销。”清统治蒙、回、藏等少数民族的最高权力机构，也负责处理对俄外交事务。
从古代中国设立官市“茶马互市”的某种意义上来看，实际上也有着笼络和安抚少数民族感情手段。明朝在得到马匹的同时，扩大了在游牧民族地区的政治影响，这对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边疆的稳定不但有重要意义，而且产生积极效果。
可是，当我们在赞美茶马互市所产生的积极意义时，也让我们看到了用战争、鲜血甚至生命换来了一个又一个政治事件：
1368年，蒙古兵由长城内退回到草原后，越发感到对中原农耕经济存在着极大的依赖性。当时草原牧民已经陷入“爨无釜，衣无帛”（《明史·瓦刺传》）的局面。明宣德九年，宣府（张家口）总兵郑亨奏朝称：“比年北虏穷困，咸慕德化，相率效顺。其所来者，衣裳坏弊，肌体不掩；及有边境男妇被掳掠逸归者，亦皆无衣裳。”（《明宣宗实录》卷108，《史记·匈奴列传》），更为关键的是“番人嗜奶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明史.食货志》）在此情况下，明朝采取靖绥政策，实行“彼既纳马，而酬以茶斤，我体既尊，彼欲亦遂”〔6〕的“朝贡贸易”，也就是“朝贡”与“赏赐”同时进行，双方都不伤和气，既保住了大明的尊严，又了却了蒙古的心愿。当年在张家口的大、小境门，随处可见朝贡的蒙古商队。有时行进在张库大道上进京朝贡的商队，人数多达二三千人，携带的贡马和各种皮张数以万计。据不完全统计，蒙古各部派遣的贡使和商队，明代大约800余次，甚至形成了前团未归、后团踵至的“繁荣”景象。
张家口一带是“朝贡”商队进京的最为主要通道，至今在张家口东太平山岩壁上“蒙海朝贡”石刻，足以见证朝贡贸易的真实性。
尽管朝贡常常进行，也不能满足蒙古各族落的需求，于是张家口长城内外出现了茶马互市中“官市”和“黑市”交替进行。按照当时大明律例，茶叶等商品私自出境者被处于死刑。《明史·食货志》说：“盖西陲藩篱，莫切于诸番。番人恃茶以生，故严法以禁之，易马以酬之，以制番人之死命，壮中国之藩篱，断匈奴之右臂，非可以常法论也。”但仍然挡不住一些商人甘冒杀头之罪进行茶马“黑市”。究其原因，这里边涉及到了官府“勒索远商”和“惟贿是求”受贿行为，从而导致次茶劣马的交易，影响了蒙汉民族感情。明朝朱朝瑛在《茶法之坏》说：“茶法之坏，亦土商为之也。交结总理通官，勒索远商，不责其茶之良，而惟贿是求。故番马之入也，亦不敢责其马之良，而惟茶之得脱为幸。于是番人怨肆，渐轻中国，而敌因之以为利。私市好茶，以售之番，良马不入于边，而折而入于敌矣。其为害至此，可不禁欤!”可见，当时茶马互市常有不规现象发生。
然而，弘治十七年，一些蒙古部落为生活所迫，开始在长城边关固原、宁夏、张家口进行抢夺、杀戮，骚扰边境。因此，在正德五年明廷发兵草原，蒙汉关系再度破裂。
正德十四年达延汗的孙子俺答汗（阿拉坦汗）即位，其上台伊始，频频发起战争。史料记载，从1524年到1571年的47年里，共兴兵四十五次，先后占领青海，进兵西康，多次把战火烧到明朝长城周边城镇。因明廷与蒙古的茶叶等物品贸易时续时断，关闭张家口茶马互市，切断草原茶叶之路（张库大道），终于在嘉靖二十九年爆发了“庚戌之变”。俺答汗集结十万蒙古大军长途奔袭，直逼大同、张家口，一直打到北京城下。当俺答汗返回草原时给明廷留下一句话：“还是蒙汉贸易吧。”可见俺答汗是多么渴望茶马互市和张库大道的开放。
第二年，张家口、大同二处恢复茶马互市。“庚戌之变”表明，茶马互市以及张库大道作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双边贸易，作为维系蒙汉和平交往的纽带是具有存在意义和价值的。
可是，以茶易马远不能满足蒙古人对粮食的需求，俺答汗又向明廷提出“请易菽粟”的互市请求，朝廷认为这是得寸进尺，于是率先关闭张家口的茶马互市。有关这一事件，史料载，蒙古部落“欲以牛羊易谷豆者候命不得，遂分散为盗无虚日，十一月间大入三次，掳人畜甚众。”《大同史料汇编》。嘉靖三十一年，朝廷下令关闭各边茶马互市，明令“复言开马市者斩”。茶马互市关闭以后，俺答汗再次举起造反大旗，从1551年到1570年的二十年间，俺答汗仅对张家口就兴兵四十一次。
历史转机终于出现在隆庆四年，这一年，由于俺答汗的孙子把汉那吉投奔了明朝，朝廷正好利用这一契机与俺答汗和谈，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隆庆议和”。隆庆五年，明穆宗下诏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当时规定，俺答汗每年向朝廷贡马一次，由朝廷给予茶叶等其它物品的赏赐。朝廷答应在大同新平堡、宣府张家口堡、太原水泉营堡三镇开设茶马互市市场。三镇交易马匹数张家口三万匹为最，大同一万匹，太原六千匹。至此，长城沿线出现了“六十年来，塞上物阜民安，商家輻辏，无异于中原”（《无梦园集》）的安宁和兴旺之象。以张家口为例，明万历年间，张家口大境门以西，近十里的商号店铺鳞次栉比。
对于张家口而言，茶马互市既是长城和平文化的重要一环，也是中国茶文化历史的点睛之笔。时序更迭，到了清朝，天下商旅云集在张家口，大、小境门，门门顺开，驼队、汗板车又奔走在“草原茶叶之路”上。
相知何必旧，虽然在如今的大境门内侧庙台已经看不到历史的痕迹，但当年的茶马互市好比风里相逢、雨里永诀，风雨交加把茶马互市的遗存荡涤而去。重要的，是了解过去宣府张家口茶马互市的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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