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文化。

封建社会里,皇帝是最高统治者,一切最好最美的东西皆献帝王享用。茶是清俭的东西,当民间开始饮用时,宫廷虽偶而为之,但还没有十分重视。

唐代已有贡茶,故卢仝诗云:"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陆羽也谈到过王公贵族之家饮茶必二十四器皆备,而且要金玉具器的情况。从唐代出土的茶具看已相当豪华,贵族尚如此,皇室自然更胜一筹。不过,总的来说,唐代的宫廷虽有饮茶习惯,从文化意义上并未给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唐朝是文人、隐士、僧人领导茶文化的时代。宋朝则不然,由于自五代起,和凝等宰辅之流即好饮茶,宋朝一建立便在宫廷兴起饮茶风尚。宋太祖赵匡胤便有饮茶癖好,因而开辟宫廷饮茶的新时期。历代皇帝皆有嗜茶之好,以致宋徽宗还亲自作《大观茶论》。这时,茶文化已成为整个宫廷文化的组成部分。皇帝饮茶自然要显示自己高于一切的至尊地位,于是贡茶花样翻新,频出绝品,使茶品本身成为一种特殊艺术。

宋人的龙团凤饼之类精而又精,以至每片团茶可达数十万钱。可以想见,这种茶的玩赏、心理作用早已大大超出他的实际使用价值。它虽不能看作中国茶文化的主流和方向,但上之所倡,下必效仿,遂引起茶艺本身的一系列改革,因而也不能完全否定。饮茶成为宫廷日常生活内容,考虑全国大事的皇帝、官员很自然地将之用于朝仪,自此茶在国家礼仪中被纳入规范。至于祭神灵、宗庙,更为必备之物。唐代茶人大体勾划出了茶文化的轮廓,各阶层茶文化需要各层人进一步创造。宋朝可以说是茶文化的形成时期。宋代团茶历南北宋、辽、金、元几代,直到明代方废,领导茶的潮流长达四、五百年,不能说宋代宫廷对茶文化没起作用。关于宋代宫廷茶文化的具体情况。

宋代贡茶从南唐北苑开始。北苑在南唐属建州。其地山水奇秀,多寺院名胜,又产好茶,故自南唐便为造茶之地。《东溪试茶录》载:"旧记建安郡官焙三十有八,自南唐岁率六县民采造,大为民所苦。我朝自建隆以来,环北苑近焙,岁取上贡,外焙具还民间而裁税之。"可见,北苑原是南唐贡茶产地。唐代的饼茶较粗糙,中间作眼以穿茶饼,看起来也不太雅观。所以南唐开始制作去掉穿眼的饼茶,并附以腊面,使之光泽悦目。宋开宝年间下南唐,特别嗜茶的宋太祖一眼便看中这个地方,定为专制贡茶的地点。宋太宗太平兴国(976-983年)年初,朝廷开始派贡茶使到北苑督造团茶。为区别于民间所用,特颁制龙凤图案的模型,自此有了龙团、凤饼。宋朝尚白茶,到太宗至道年间又制石乳、的乳、白乳等品目。CY26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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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文化在唐朝时期的发展


宫廷用茶由来已久。唐代之前的宫廷茶俗大体情况是:东汉之前宫廷以茶为祭,尚无真正意义上的饮茶习俗;汉代、三国、魏晋南北朝、隋代饮茶之风传入宫廷。唐代中期以后,茶饮别开生面,推向极至,不仅前无古人,亦后无来者,在皇宫茶史中独步一时。受寺院僧人和文人饮茶的影响,宫廷对饮茶之道也十分重视,皇帝和官员将茶作为国家礼仪。

宫廷饮茶主要在以下场合:娱乐、王子公主婚嫁、殿试、内廷赏赐、清明宴、帝王清饮、供养三宝、赐茶、接待外国来使、祭天祭祖等。大历元年(766年)与大历五年(770年),朝廷先后在宜兴和顾渚设置了“贡茶院”,专门进奉宫廷御用茶叶。新茶出来后,要赶快到山里采摘,必须在十日之内,快马加鞭,昼夜兼程,于清明节前贡到。因为“清明茶宴”是宫廷清明节举行的最大的宴请活动,参加人员不仅有王公大臣,皇亲贵戚,还有外邦使者等。每年宫廷举办规模盛大的清明茶宴,主要是显示朝廷附近怀远、和谐万邦的政治气度。

当然,说到唐代茶文化,自不免要涉及作为茶文化重要物质载体的茶具。陆羽《茶经》将茶具定为二十四事,即二十四种,并对各种茶具的制作和用途作了详细说明。值得一提的是唐代宫廷的银质鎏金茶具,1987年5月,法门寺地宫出土了一套唐代宫廷茶具,系唐僖宗李儇御用珍品。据地宫出土的《物帐碑》记载,这批茶具有“笼子一枚重十六两半,龟一枚重廿两,盐台一副重十一两,结条笼子一枚重八两三分,茶槽子、碾子、茶罗、匙子一副七事共重八十两”等。它展示了从烘焙、研磨、过筛、贮藏到烹煮、饮用等制茶工序及饮茶的全过程,且配套完整,自成体系,反映了茶文化在唐代帝王心目中是何等的神奇而伟大,对茶事是何等的投入;也确凿地证实了唐代宫廷茶道和茶文化的存在,充分再现了中国古代茶文化最高雅、最完备、最盛大的茶道仪式,代表了唐代茶文化所达到的最高境界。中外茶学界、茶文化界、茶禅界的专家一致认为:法门寺宝塔地宫系列唐代宫廷茶具的出土,是继唐代中期陆羽《茶经》问世以来,中国古代及世界茶文化史上又一个划时代的辉煌篇章,是迄今为止世界文化史上发现时代最早、器形品类最完整、制作最为精美的茶具,堪称国宝。它以设计精巧的造型、寓意深刻的图纹、古朴典雅的风韵,不仅充分体现了中国唐代灿烂的文化成就和制造精美金银器具的高超工艺水平,在世界是无与论比的,而且愈加印证了中国不仅是世界茶叶的发现地,也是世界茶文化的摇篮和发祥地。

揭秘中国茶文化:唐代讲究三沸 宋代流行斗茶


日前,“第八届广东省茶艺师职业技能大赛”刚刚在广州落幕,“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茶艺技能大赛”又在杭州开锣——茶文化在全国各地的弘扬、推广可谓如火如荼。茶有养生护体、陶冶情性的双重作用,自本期起,“博议·文化”版将开启“中国茶文化巡礼”系列报道,——介绍全国各地知名茶叶品种的历史文化、品饮方式和特殊功效。首先,记者邀请到中国茶叶博物馆馆长王建荣,为读者详解中国茶文化的前世今生。

古巴蜀国已种植茶叶进贡周武王

从事茶文化研究20年的王建荣告诉记者,云南镇沅县千家寨有野生大茶树群落,其中一棵树龄已达2700年;西双版纳巴达的一棵大茶树也有1700年历史,但要谈到茶树的起源,远比人类悠久得多,而中国人只不过是较早发现和利用了茶叶而已。关于茶,最早的传说出现于四五千年前,“神农氏是中国神话里的医药和农业祖先,他遍尝百草以了解它们的药性。有一天神农氏吞下了断肠草,疼得肝肠寸断,由于迅速吃下了茶树的叶片,就解毒了。虽然这只是个传说,但可见茶是因为其药用功能进入人类社会的。”王建荣如是说。

而《华阳国志·巴志》记载了在距今约3000年前的西周时期,古巴蜀国已有茶树种植,并将茶叶作为地方物产,进贡给当时的天子周武王。到了西汉时,王褒在他的《僮约》中已有“烹荼尽具”,以及“武阳买荼”的记载。其中,“荼”字据考证就是茶。

在考古方面,上世纪70年代,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出土了一个藤编的箱子,虽然里面是空的,但箱子上写着“一笥”,据专家考证就是指茶一箱;上世纪80年代末,浙江湖州的一座东汉晚期墓葬又出土了一只完整的青瓷瓮,肩部刻有一“茶”字,也被认定为是汉人用于贮存茶叶的。因为湖州位于长江下游的太湖之滨,是古时名茶“阳羡茶”的产地。

唐代煮茶讲究三沸

不过,尽管茶叶在周代就已经大量种植,但在汉代以前,茶叶是被当做一种蔬菜,跟葱、姜、橘皮等煮到一起来吃的,王建荣表示,这是茶叶的蒸煮羹饮时期,真正饮用是从魏晋南北朝才开始的。而茶文化的兴盛,则要到唐代。

唐代人讲究煮茶,首先是要制作茶饼,当时已经细分为七道工序——采、蒸、捣、拍、焙、穿、封。具体的做法是:采摘新鲜的茶叶,放入甑釜中蒸,然后把蒸过的茶叶用杵臼捣碎,再把它拍制成团饼,以炭火焙干后,用竹篾穿起来封存。

煮茶的时候,要把团饼茶拿出来,放在火上炙烤片刻,然后放入茶臼或茶碾中碾成茶末,再筛过,符合标准的茶末放在茶盒中备用。唐人是用釜来煮茶的,先在釜中装适量的水,水煮到初沸的时候,加点盐;到二沸的时候,舀出一瓢水放置在旁边,把茶末投入到水中继续煮;三沸的时候,再把舀出来的水倒回去,叫做“止沸育华”,这时茶就煮好了,再用越窑的青瓷茶盏或邢窑的白瓷茶盏盛装。王建荣表示,这其中最关键的是沸腾的程度,釜是敞口的,可以看见气泡的大小,一沸“如鱼目微有声”,二沸“如涌泉连珠”,气泡一个个连起来了;三沸为“腾波鼓浪”。

正是在这种茶道的兴起中,唐代产生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学著作——陆羽的《茶经》。而陆羽又通过理论总结,尤其是在“四之器”、“五之煮”和“六之饮”中,列出了一系列工具,制定了一整套程序,使得饮者从煎到饮的过程中,进入一种澄心静虑、怡情悦性的境界,从而使喝茶从解渴式的粗放型饮法向细煎慢啜的品饮型饮法过渡,成为一种高雅的艺术活动。

宋代流行黑釉盏斗茶汤花有三好

到了宋代,茶道的艺术化就更臻巅峰了,发展出了高技术含量的点茶法。虽然还是团饼茶,还要烤软、碾碎、筛过,但点茶时不用釜了,而是用银瓶或瓷瓶来煮水,茶放在黑釉盏中,水煮好后,通过瓶子点到盏中,同时另一只手用茶筅不停地进行搅拌。按照宋徽宗《大观茶论》中记载,点茶注水的次数要达到六至七次,每一次注水的量、角度、方向都有不同要求。煮水的过程也讲究三沸,但因为瓶口很小,看不到气泡,只能凭其声音来辨别,所以一沸为“砌虫万蝉”,听起来好像墙角的虫儿叫、树上的蝉儿鸣;二沸为“千车捆载”,好像很多车子拉着重物驶过来了;三沸为“松风涧水”,好像风儿吹过松林,山涧流水潺潺。

由此,还发展出了斗茶法:一斗谁的茶好;二斗谁的点茶技术高。王建荣说:“斗茶也分阶段,第一阶段斗香斗味,比的是茶本身的香气和滋味;第二阶段斗色斗浮,比的是茶的颜色和浮起来的汤花情况。汤花有三好:一是越白越好;二是越厚越好;三是停留的时间越长越好,在诗词里面形容为‘灿若积雪’。因此,宋代时候黑釉盏比较流行,盏身的黑可以反衬出汤花的白,同时,由于黑釉盏比较厚,更能保温,可以让汤花停留的时间长一些。”

可见,宋代的点茶、斗茶,简直是一种仪式感非常强的行为艺术了。

明清品饮趋简易进入寻常百姓家

明代,厉行节俭的朱元璋,下诏废团茶,改散茶,唐煮宋点的饮法,也随着变成了以沸水冲泡散茶的瀹饮法,品饮艺术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明人认为这种品饮方法“简便异常,天趣悉备,可谓尽茶之真味矣”。由此,散茶品饮这种生活艺术更广泛地深入到民间,从而使得茶之品饮艺术从唐宋时期宫廷、文士的雅尚与清玩,转变为整个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方面,为茶文化开辟了崭新的天地;同时也使得传统的“文士茶”对品茗境界的追求达到了新的高度,出现了50多部茶书茶著。散茶中的许多名品也在这时候形成。明人屠隆列出了当时最为人们称道的6种名茶,为“虎丘”、“天池”、“阳羡”、“六安”、“龙井”、“天目”;而罗廪在《茶解》中则举出“虎丘”、“罗岕”、“天池”、“顾渚”、“松萝”、“龙井”、“雁荡”、“武夷”、“灵山”、“大盘”、“日铸”等佳茗。

入清以后,由于康熙、乾隆酷好茗饮,因此整个上层社会饮茶风习极盛,很快影响到民间。王建荣说:“有清一代,茶馆兴隆,遍及各地。茶礼、茶俗发育得更为成熟,礼神祭祖、居家待客,茶成为必尽礼仪。到了清代后期,茶叶生产更有着惊人的发展,茶庄、茶号纷纷出现,如江浙一带的‘翁隆盛’、‘汪裕泰’等百年老店,享誉一时。茶叶也以贸易的方式迅速走向世界,一度垄断整个世界的市场。”

今天,王建荣表示,我们不能只说唐、宋怎么样、古人怎么样,走在历史的延长线上,我们了解过去是为了做好现在和未来。他认为,首先要让传统的茶文化融入当下;其次,要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第三,要市场化,形成良性循环。为此,中国茶叶博物馆做了一系列尝试。比如将馆藏的很多古代茶具精品,进行复原、复制,让人们通过这些物质化载体,实实在在地感知古人的生活和情怀。

最后,王建荣总结道:“茶无论是跟日常生活,还是跟任何样式的艺术,都能很好地衔接。我们有一句老话,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们还有一句老话——‘琴棋书画诗酒茶’,大俗大雅兼而有之的就只是茶。茶既是生活当中琐碎的必需品,也是精神享受的最佳物质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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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茶类

绿茶:这是我国产量最多的一类茶叶。代表有“龙井”、“碧螺春”、“眉茶”、“珠茶”等。

红茶:红叶红汤,是经过发酵以后形成的品质特点。著名的红茶有“祁红”、“宁红”和“滇红”等。

乌龙茶:属于半发酵茶,干茶色泽青褐如铁,因此也称它为“青茶”。其代表有“铁观音”、“大红袍”和台湾的“冻顶乌龙”等。

黄茶:黄叶黄汤,香气清扬,滋味醇厚。其代表产品有“君山银针”和“蒙顶黄芽”。

白茶:常选用芽叶上的白茸毛多的品种制成。其代表则有“银针白毫”、“寿眉”、“白牡丹”等。

黑茶:叶色油黑凝重,汤色澄红,叶底黄褐,香味醇厚。

除以上六大茶类外,我国还有以上述基本茶类做原料再加工而后形成的产品,统称为“再加工茶类”,如“花茶”、“紧压茶”等。

花茶是以绿茶中的烘青茶、红茶等做原料,用茶叶和香花进行拼和窨制,使茶叶吸收花香而制成的,主要有“茉莉花茶”、“玳玳花茶”、“珠兰花茶”和“玫瑰红茶”等。

紧压茶大都以黑茶为原料,并经蒸压工序做成一定形状后而制成,有“青砖”、“黑砖”、“六堡茶”和用“滇青”压制成的“沱茶”等。

唐代是茶文化的真正发源时期 瓷器从“器用”蜕变为“审美”


■鎏金飞鸿毬路纹银笼子

■鎏金鸿雁流云纹银茶碾子

■鎏金银龟盒

李白诗云:“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他告诉了我们,好酒配好樽、美食配好器才能相得益彰。同样的,“茶”与“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两者之间其实就是文化与器用之间的相互依存与发展。茶文化“兴于唐,盛于宋”几乎成为行内共识,作为茶文化历史发展中的最重要载体,茶具在唐代得到了飞跃的发展,可以说,唐代不仅是真正意义上的茶文化的发源时期,同时也是瓷器从纯粹的“器用”走向“审美”的蜕变起点。

■收藏周刊记者梁志钦实习生梁婉莹

唐代饮茶方式与今人有很大不同

中国先民喝茶的起缘可以追溯到汉代,有关茶具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之于西汉王褒的《僮约》,其中有“烹茶尽具”的文字。长沙西汉马王堆墓出土的贮茶器具“贯筒”,也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茶才真正以文化面貌出现。虽然出现的时间很长,但在唐代以前,先民们喝茶也只不过是将鲜叶投入水中做羹饮,用饭碗、酒爵之类的器皿代用即可,对于茶具并不讲究。

自唐代开始,随着农业的发展,江南地区茶叶种植面积扩大,茶叶产量大幅度提高,茶叶消费也与日俱增。茶叶消费推动了茶器的生产和发展,并出现了专用茶器。如湖南出土一件长沙窑唐代青釉瓷碗,碗内底有一“茶”字,陕西西安出土青釉瓷壶,上有“老寻家茶社瓶七月一日买”,茶具的设置因茶事的兴盛而日渐完善。

中唐时,不但茶具门类齐全,而且讲究茶具质地,注意因茶择具。但唐代的饮茶方式与今人有很大的不同,以致有许多茶具是今人未曾见到过的。这些器具陆羽曾在《茶经·四之器》中作了详尽记述,其中包括了风炉、笤、炭挝、竹夹、纸囊、碾、罗合等整套共28件茶具。除此之外,唐代封演编撰的小说集《封氏闻见记》也曾描述道:“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这证明唐代都市多有茶肆,可见唐代饮茶的兴盛之况。

禁酒令和《茶经》促进了饮茶风尚

唐朝时期国力强盛,大胆开放,人民生活富裕充足,这些都给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并将其提升到了艺术的层面。

当时,唐统一全国后国力强盛,农业生产得到快速发展。茶树种植面积大增,茶叶产量大幅度提高,政府因此将茶作为征税对象,还在顾渚设立贡茶院,专门派人加工贡茶。而隋朝开凿的京杭大运河大大加强了南北贸易,茶叶生产与贸易消费大大增加。政府“禁酒令”的实施使酒的价格变得昂贵,人们转而以茶代酒,促进了饮茶风尚的传播。

并且茶事过程要表现中庸之道,因此茶道可以陶冶情操、修身养性。为此文人逸士、僧侣道人皆喜欢饮茶,并将自己的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融入其中。著名文学家陆龟蒙喜爱品茶,隐居甫里时,每年收取新茶做租税用以品鉴,还因此编写出《品第书》。陆羽《茶经》的问世,使得茶道大行于世,对后世茶文化的发展有着根本性的影响。

在中国饮茶活动的兴起和广为流布的唐朝,中日之间各种交流十分频繁,入唐礼佛求法的日僧络绎不绝。他们入乡随俗,耳濡目染,寺院里茶烟茶鼓茶汤融入了他们参禅悟道的生活,切身感受着“茶烟袅袅笼禅榻”的中国饮茶文化。在他们学成归国以后,大力传播茶文化,中国唐代的饮茶法和陶瓷茶器也随之传入日本,催生了日本平安时代的饮茶风尚和陶瓷茶器文化,也奠定了日本茶道文化发展的基础,影响持续至今。

佼佼者是越窑青瓷碗和邢窑白瓷碗

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了一套大唐系列茶器,做工精细,造型优美,质地细腻,佼佼者就是越窑青瓷碗和邢窑白瓷碗,堪称是茶器中的国宝,集中表现了唐代茶器的兴盛。事实上,唐代的茶具从质地看,可分为金银瓷石玻璃等多种,甚至出现了以器具质地为茶汤命名的讲究,金银为器的称为“富贵汤”,琢玉为器的称为“碧秀汤”,瓷器饮茶称为“压一汤”,其中以瓷器茶器最为盛行。

在唐代,茶盏的,为时人所常用。特别是邢窑白瓷碗,然而陆羽认为越窑茶碗最好,最适合饮茶。他认为:“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做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

陆羽在书中还曾为我们描述了唐代茶碗的标准,即“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以下”。唐代半升约为我们现在的270毫升。除了越窑和邢窑茶器,值得一提的还有湖南岳州窑。岳州窑自南北朝到盛唐一直以烧制青瓷闻名,晚唐在其影响下出现了烧制釉下红绿彩瓷器的长沙窑,主要以出口中东地区为主。

饮茶方式有煮茶和煎茶、庵茶

唐代,尤其是陆羽的《茶经》问世之前人们的饮茶方式通常是煮茶,它的大概步骤是这样的:把茶叶(主要是茶饼)掰碎然后拿到火上去烤,烤到茶叶干了、红了之后磨碎倒进瓷瓶里,接下来烧水,并在水开之前往锅里加入葱、姜、大枣、橘皮、盐等各色神奇佐料,水开后,把茶末倒进水里,跟佐料一起煮,名曰“茗粥”。

而到了陆羽的时候,他认为这种方法煮出的茶“斯沟渠间弃水耳,而习俗不已”。他提倡茶的原味,因此改良后的煎茶道(更讲究茶自身的风味,也更讲究技巧)流行开来,煮茗粥的方法逐渐被取代,现代民间喜爱的打油茶、擂茶等则为原始煮茶遗风。煎茶法的用茶是饼茶。饼茶经过炙、碾、罗三道工序,将饼茶加工成细末状颗粒的茶末,再进行煎茶。先将茶饼复烘干燥,谓之“炙茶”。等茶叶冷后,再取出打碎,碾成粉末状,再罗细,筛下茶即成待烹的茶末。

唐代饮茶除煮茶和煎茶法外,还有庵茶。将茶叶先碾碎,再煎熬、烤干、舂捣,然后放在瓶子或细口瓦器中,灌上沸水浸泡后饮用的,称庵茶。在唐代,庵茶不仅在民间流传,在宫廷中也用此法饮茶。唐佚名的《宫茶图》就描绘了宫廷中用庵茶法冲饮的画面。

趣闻

千金小姐发明了茶托

唐朝普遍使用的茶具大都是沿袭陆羽设计的廿四器,在陆羽之后有所改进的只是多了一个盏托而已。据唐人李匡义《资暇集》记载:唐德宗建中年间,成都府尹崔宁的女儿十分好茶,但她在日常饮茶中觉得当时沿用的茶盏在注入茶汤时十分烫手,端起来喝十分不便,于是她就取了个碟子托住,这样在喝茶时茶盏就不易倾斜滑脱了。后来,这位深闺小姐又有了新的发现,她把蜡烤软后,做成茶盏底大小的蜡环,置于茶盏小碟子之间,三者连起来成一体,十分方便于使用。崔宁发现了女儿的作品后,为之取名为托,并介绍给亲友宾客们,于是茶托从此传世。后来经人们的不断改进,茶托也就有了各种各样的形式,并逐步演化为今天盖碗中的茶碟。

李亚鹤的茶缘 学习茶文化,了解茶文化,品味茶文化


中国是茶的故乡,也是茶文化的发源地。中国茶的发现和利用已有四五千年历史,且长盛不衰,传遍全球。茶是中华民族的举国之饮,发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盛于宋代,普及于明清之时。中国茶文化糅合佛、儒、道诸派思想,独成一体,是中国文化中的最绚烂的花朵!

茶文化的内涵其实就是中国文化的内涵的一种具体表现合中国汉文化而论之。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谓,茶文化的精神内涵即是通过沏茶、赏茶、闻茶、饮茶、品茶等习惯和中华的文化内涵和礼仪相结合形成的一种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征的一种文化现象,也可以说是一种礼节现象。因此,在中国,品茶是高雅的象征,是传承中华文化精髓的典雅行为。

金光华董事长李亚鹤出身汕头市潮南区成田镇简朴村的一个普通家庭,在少年时期,他对茶的理解仅仅是“解渴的绿色饮料”。后来,李亚鹤来到深圳打拼,经过一番努力后成立了自己的工程队承包一些小的项目。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在与开发商们打交道的过程中了解到了茶文化。但是,对于白手起家的李亚鹤而言,这个时候还不是他品味中国茶文化的时候。

1995年,金光华实业有限公司成立,李亚鹤开始向成功迈出了第一步。经过多年的奋斗,金光华实业有限公司终于成为了一家市值数十亿的大型民营企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李亚鹤开始真正接触茶文化,学习茶文化,了解茶文化,品味茶文化。

不过,与一般人不同的是李亚鹤最喜欢红茶,尤其是功夫红茶。李亚鹤认为,红茶虽然看上去没有绿茶美观,但却能够养胃,还具有防龋、延缓老化、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抗癌、抗辐射、减肥等功效,是一种看似不起眼却对人有着莫大好处的茶饮。

悠久的茶文化


中国是茶的故乡,同时也是茶文化的发源地。在中国,茶文化已有四五干年的发展历史,且长盛不衰。茶文化之所以如此受推崇,还因为它融合了佛、儒、道等诸派思想,独成一体,成为中国文化中最为独特的一种。

中国有悠久的茶叶历史,茶文化底蕴十分深厚,而且各民族的饮茶习俗各不相同,为我们提供了十分广泛的茶文化资源。同时,多种珍稀茶品种也让茶文化不断提升,逐渐步入文化产业的中流砥柱。

目前在中国盛产的茶中,大红袍以及云南的普洱堪称经典中的经典,因此对于茶的生产管理模式也逐渐引发的人们的思考。

大红袍又名丛茶树,生长在武夷山九龙窠高岩峭壁上,岩壁上至今仍保留着1927年天心寺和尚所作的“大红袍”石刻,这里日照短,多反射光,昼夜温差大,岩顶终年有细泉浸润流滴。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大红袍的特异品质,大红袍茶树现有8株,都是灌木茶丛,叶质较厚,芽头微微泛红,阳光照射茶树和岩石时,岩光反射,红灿灿十分显目。“大红袍”的品质特征是:外形条索紧结,色泽绿褐鲜润,冲泡后汤色橙黄明亮,叶片红绿相同,典型的叶片有“绿叶红镶边”之美感。大红袍品质最突出之处是香气馥郁有兰花香,香高而持久,“岩韵”明显。大红袍很耐冲泡,冲泡七八次仍有香味。正是由于数量的稀少,以及生长环境的种种因素,让目前大红袍的市值不断上升,而如何让正宗的大红袍屹立不倒也是茶产业所面临的严苛考验。

普洱与大红袍的境况似乎略有不同。闻名中外的普洱茶,数百年来以“普洱”二字出名,历来都有无数对于普洱茶这个名字的这种论断,然而,云南布朗族先民是最先种植茶树的民族,普洱茶的名称,也和该民族先民的名称有密切关系。普洱主要产自云贵高原。一般而言,优质普洱茶在七个方面都有突出的特征,即:质,形、色、香、味、气、韵七品俱佳。这些深具文化底蕴的茶,让中国的文化产业充满着多元化魅力,而同时,如何将这种独有的魅力增值也成了今天茶产业的一个重大突破。

中国茶文化和日本茶文化的发展方


中国茶文化和日本茶文化的不同发展方向中国茶文化的发展方向是沿着茶艺轨道而与时俱进的。对茶叶的色、香、味及艺术意境的追求一直是中国茶艺的重点。

从唐代以前的夹杂他物的混煮法到唐代的煮茶法、宋代的点茶法和明清时期的瀹茶法,泡茶方式是朝着自然、简约、生活化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茶叶的制造方法也从蒸青、压汁、制饼发展为烘青、炒青以至摇青等方法,制造出能显示茶叶自然形态、色泽、香味的绿茶、黄茶、白茶和青茶等产品,形成了千奇百态、异彩纷呈的茶世界。这一切随着时代的更替、社会的发展、人们品茶口味的变化而向前演进。这种变化的终极目标是越来越追求茶叶本身天然的色香味形,赋予品茶以丰富的审美情趣,无疑,这是一种人性化的追求,它符合中国文人崇尚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本性。应该说,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反观日本,他们将中国宋代的点茶法引进本国后,发展为宗教色彩极浓的日本抹茶道。直到今天,他们饮用的是从宋代以来一成不变的蒸青绿茶粉,使用的也是宋代点茶法那一套点茶器具和方式,历千年而不变。这是因为,引进中国饮茶方法的都是日本高僧,他们是在中国寺庙中将佛门茶事学回去,并将它们作为佛门清规的组成部分,一直在佛门中被严格地传承下来。比如,最早将中国宋代寺庙中的饮茶礼仪引进日本的,是对日本茶道的创立产生重大影响的南浦绍明(1235―1309).南宋开庆元年(1259),南浦绍明师从杭州净慈寺虚堂智愚禅师。咸淳元年(1265)秋,虚堂智愚奉旨为余杭径山寺万寿禅寺住持,南浦绍明也跟着上山,一边参禅,一边学习径山等寺院的茶礼。咸淳三年,南浦绍明回国,临行前得到一套茶台子。他将茶台子连同七部中国茶典带回了日本,一边传禅,一边传授禅院茶礼。南浦绍明回国后曾任崇福寺住持33年。其茶礼被弟子大德寺开山宗峰妙超所继承,带回的茶台子等茶道器具也转移到大德寺。大德寺的茶礼后来就传至对日本茶道的创立有很大贡献的一休宗纯和村田珠光。由此可见,日本所传去的茶道实际上就是佛教茶道。

不仅如此,连赫赫有名的日本茶道精神――茶道四规,"和、静、清、寂"也是从中国佛门典籍中学去的。据日本学者西部文净在《禅与茶》一书中的考证,南浦绍明带回日本的七部茶典中,有一部是刘元甫所作的《茶堂清规》,其中的"茶道规章"和"四谛义章"两部分被后世抄录为《茶道经》。从《茶道经》中可知,刘元甫乃中国禅宗杨岐派二祖白云守端的弟子,与湖北黄梅五祖山法演(杨岐派三祖)为同门。刘元甫以成都大慈寺的茶礼为基础,在五祖山开设茶禅道场,名为松涛庵,并确立了"和、敬、清、寂"的茶道宗旨。可见,日本的茶道四规本是来自中国五祖山的松涛庵,一直传到千利休的手里,再次被发扬光大,成为日本茶道信徒们顶礼膜拜的最高宗旨,名扬世界。

中国的酒文化和茶文化


酒文化和茶文化,都是休闲文化,有着许多相同点和不同点。茶文化和酒文化的相同点,都是一种休闲文化,都是一种交际的文化。酒与茶的不同之处:酒奔放,茶内敛;酒令人血活性起,茶使人心平气和;酒就好比燕赵之士,慷慨激昂,茶却有如江南女子,优柔婉约。酒与茶就如两泉涓涓细流,泾渭分明地顺着历史汨汨而下。

酒文化

不敢设想,如果没有了酒,中华文化走过五千年的历程会演变成什么模样,是归于白开水一般的平淡,还是有如舶来的咖啡般的苦涩?中华有幸,酒亦甚幸,正是有了曹孟德的对酒当歌、李太白的月下独酌、李清照的黄昏东篱把酒、辛稼轩的醉里挑灯看剑,中华文化才如酒一般越是沉淀越显醇厚,愈陈愈香。酒自身当然也在醉眼唱和之中美名千古传扬。

高兴时饮杯酒罢,“欢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挥”嘛;忧愁时亦当有酒,“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离别时要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了,到哪再饮故乡酒?相聚更不能没酒,“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得意时,“白日放歌须纵酒”,失意时呢?“潦倒新停浊酒杯”……酒真是个好东西,不论你精神状态如何,也不管你在何时何地,它都伴随着你,它能与你交流,能听你倾诉。你站着、坐着、走着、躺着都没关系,就这么一仰头,你就物我两忘了,剩下的是十分豪气,哈哈,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

中国的文人历来性情比较温和,正是有了酒,他们终于发现在埋头故纸堆之外还有生活的另外一种方式,生活中本来就需要淋漓尽致的宣泄,更何况文人们又都是性情中人。有了文人的撑腰,酒就变雅了,“琴棋书画诗酒花”,酒不能静心更不能养性,可它却是雅的催化剂。鼓琴时先沾点酒,琴声会更为激越;挥毫时畅饮几杯,酩酊之间笔走龙蛇。无酒哪来诗兴,醉里看花更怡人。酒更多的时候当然还是成为了贩夫走卒的怀中之物,俗人喝酒更来得痛快,似醉非醉时分,三分流气三分豪气和四分牛气会交织一起,前朝野史、今日世事和女人便成为三大永恒话题。酒就这样以它的率真和张扬在雅与俗之间来回行走,并热情地告诉世人:大俗即是大雅!

茶文化

茶呢?此时它静静地躲在文化的角落,将它的性情存乎于高山流水,虽然,人们在酒余饭后也会想起它的含蓄、恬静,也会发出诸如“入座半瓯轻泛绿,开缄数片浅含黄”、“红焙浅瓯新火活,龙团小碾斗晴窗”的赞美,但那毕竟只是桌前案后的一丝点缀了。或许,茶生来就只是聊以解渴,或者让人在酒醉神迷之际找回几分清醒罢了。茶知道自己永远无法与酒一道并肩登上大雅之堂,于是坚定地沿着俗的道路走下去,忽然一日,它成了道学家思禅入定必饮的“玄酒”,一不小心,茶成了道,姗姗步入了宗教。

一二知己,久违重逢,一边饮茶,一边谈心,足可以慰籍平生。杨万里有诗云:“不待清风生两腋,清风先向舌端生。”宋代葛长庚诗有:“绿云入口生香风,满口兰芷香无穷。”这都是以茶待客的极高境界。

今日的酒与茶,已然没有纷争。酒楼和茶室矗立在街的两旁,成为享受和消费的不同方式。在灯红酒绿的喧嚣中,茶枯守着自己的一方净土,偶尔会有一双双的情侣或一帮呼朋引伴的来到这里,于是在昏暗的灯光下,在隐隐的茶光里,映出了一份尘世间难得的安憩,氤氲的烟气裹起了一份淡淡的情缘。

可惜,酒却被日益商化,在精美绝伦的包装里充盈着勾兑的市侩味。越来越多的人终于忆起古人的忠告:“莫笑农家腊酒浑”。一时水酒成为时尚,在酩酊大醉之后,完成对农家情怀的皈依。或许,某个黄昏,有灯花散落的时候,你轻轻推开竹门,便发现放翁拄杖、刘伶提壶、太白举觞、东坡捧杯不期而至,于是觥筹交错。杯盘狼籍之时,有雄鸡高唱,须臾东方既白。

茶文化和酒文化的异同点

迎客以茶,送别以酒,这是说茶酒待客的两种场合。其茶酒待客的气氛也不相同。酒是喧嚣的,茶是静雅的;酒是发泄的,茶是内省的。

能在一起品茶的必定是好知交,聚在一起喝酒的未必是真朋友。俗语不是有酒肉朋友吗?宋代谢莲有《菩萨蛮》词一首道个正中:

相逢无处不尊酒,尊前未必皆朋友。酒到任教倾,莫思今夜醒。

明朝相别后,江上空回首。欲去不胜情,为君歌数声。

品茶和饮酒虽然是休闲的两种方式,但于人的身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茶使人清醒,酒使人沉醉。

福建茶文化


福建是乌龙茶的故乡,有一千年的茶文化历史,是茶文化的发祥地,福建产茶文字记载,最早见诸于南安县丰州古镇的莲花峰石上的摩崖石刻“莲花茶襟”(公元376年)。这比陆羽《茶经》记载的要早三百余年。比《茶经》早300余年。

古时丰州是闽南、经济、文化的中心。莲花峰位于镇北桃源村的西北处,峰高约120米,远在西晋即建有莲花岩寺。至唐,山腰上建有一座欧阳詹书室。唐末诗人韩偓在此隐居时,曾咏诗“石崖觅芝叟,乡俗采茶歌”以描写当年莲花峰茶的生产情景。

唐冯贽撰的《记事珠》称“建人谓斗茶为茗战”,说明闽人斗茶习俗始于唐。时至宋代,福建以北苑贡茶和斗茶活动闻名于世,开创了一代斗茶比艺的茗饮之风,并风靡全国。可谓龙飞凤舞倾朝廷,斗茶比艺创时兴。北宋?范仲淹(989-1052)《和章岷从事斗茶歌》;宋?宋子安撰(1064前后)《东溪试茶录》;宋?徽宗赵佶撰(1107)《大观茶论》;宋?赵汝砺撰(1186)《北苑别录》等详尽记载和研究了当时福建的栽茶、制茶、品茶技术及饮茶风习。据报道记载北苑茶的宋代茶书有一半以上,茶诗词达千首以上。

宋、元两朝福建出现了以“龙凤盛世”“茗战成风”为特征的宫廷茶文化与文人茶文化的鼎盛时期,九曲溪孕育而成的中国皇家茶园——御茶园不仅代表是武夷茶的历史辉煌,而且象征闽茶在中国茶叶的特殊地位。当斗茶之兴渐减,明清时期的福建茶进入了创新时期,创制了多种茶类。继宋代贡茶和斗茶之后的又一次辉煌。

明末清初福建创制了乌龙茶,释超全(1625-1711)《武夷茶歌》、《安溪茶歌》;清?陆廷灿(1734)《续茶经》引的《王草堂茶说》;清?董天工编(1751)《武夷山志》等记载了乌龙茶的制作技术。乌龙茶问世后就受到人们的喜爱并出现了适于乌龙茶的独特品饮方式,俗称工夫茶。清?彭光斗(1766)《闽琐记》、梁章钜撰(1845)《归田琐记》、施鸿保撰(1857)《闽杂记》、连横(1878-1936)《雅堂文集》等都有记载。此间,乌龙茶也传入了台湾。

福建生产工夫红茶,相传清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年)在福安坦洋村试制成功,经广州运销欧洲,很受欢迎。此后大批茶商接踵而来,入山求市,开设茶行,周边茶叶云集坦洋,“坦洋工夫”的名声也不胫而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福建乌龙茶以其独特的魅力风靡日本饮料市场,可谓是樱花时节念水仙(指:水仙茶等),乌龙东渡创奇迹。

安溪产茶有字可考于唐末,阆苑岩岩宇大门有:“白茶特产推无价,石笋孤峰别有天。”开先县令詹敦仁(914-979年)曾留下许多茶诗。明清崛起,至光绪三十年茶园面积达3.1万亩,并有规模出口量。如今是乌龙茶出口基地,中国名茶(乌龙茶)之乡。

种茶、制茶、售茶、品茶、赛茶等几乎占据了茶乡人的生活内容。制茶讲科学,品茶有文化,是如今安溪茶文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苏淑勉在《大坪,我为你祝福》一文中描述过:只见红砖粉墙的楼房里,随处可见一袋袋焙熟包装的“秋香”。主人端出的全是青一色白不锈铜的巨形茶盘,配上古铜紫砂茶壶茶盏,别具一格茶乡特色。他们沿袭“没有三杯不成礼数”的风习,劝茶款款,言笑晏晏。苏宇霖的“茶王百克成天价,极品一瓯满座香。”郑梦集的“似诗似画安溪县,如露如泉铁观音。”安溪大观园门联的“清风陶醉归来客,溪茶温暖故人心。”(安溪古称清溪)。无不体现茶乡人钟爱自己的凤山、兰溪、茶林、茶师、茶都。

从柴米油盐酱醋茶到琴棋书画诗酒茶,茶与百姓生活,如此贴近,雅俗共赏,茶是一种深沉而隽永的文化。数千年的历史积淀和文明传承,使绚丽多彩的华夏文明奇妙地溶化在茶香之中,以至在人类历史上,人们视茶为生活的享受,友谊的桥梁,文明的象征,精神的化身。它的发现与应用,曾给世界以震惊,为世人所瞩目。

台湾茶的茶文化


台湾制茶的种类花色繁多,其中文山包种茶、冻顶乌龙茶、木栅铁观音、白毫乌龙(椪风茶)及高山乌龙茶是为台湾主要特色茶。这些茶的发展足以够成台湾茶的茶文化,下面小编向大家介绍一下台湾茶的茶文化。

台湾茶的茶文化丰富多彩,台湾现今供制造包种茶、乌龙茶等优良地方品种,是先民由福建带来的闽茶品种,早期制茶技术亦由福建制茶师父来台传授,因此台湾产制包种茶、乌龙茶之技术乃源自福建。

清嘉庆年间(1810年)柯朝自福建武夷山引入茶籽,植于桀鱼坑(今台北县瑞芳地区)是现有文献中最早提及闽茶引入台湾的记事,为台湾北部植茶之始。

台茶另一重要发祥地为南投县鹿谷乡冻顶山所产制之冻顶乌龙茶,其技艺源自闽南乌龙,有别于闽北之武夷岩茶,在制造过程中有一独特之布球揉捻(或称包布揉、揉布球、团揉),使冻顶乌龙茶具有独特之香味及形状呈半球形(似龙舞、似抱虾);邻近之竹山、名间、林内,以及新兴之高山乌龙茶皆源自此制茶技艺。

先民由大陆引入茶种及技术发展台茶至少有四个据点,除上述淡水河系及鹿谷冻顶山为重要且对台茶发展有深远影响外,其它二处分别为:

起源于台北木栅樟湖山的木栅铁观音及屏东县满洲乡的港口茶。

木栅铁观音系源自福建安溪铁观音,约于清末民初(日据时期)传入,无论其茶苗引入或制茶技艺传承皆赖于张乃妙茶师的苦心、毅力及热心。其后人在其祖厝设立乃妙茶师纪念馆,纪念其对木栅铁观音茶发展之贡献,已成为木栅观光茶园著名的歇脚处及旅游点。

屏东满洲乡港口茶。

民国六十二年(一九七三年)初见其传统制造方法系于同一炒锅内完成炒、揉及干燥,且纯粹由手工制造,其炒、揉过程有一特殊之技巧,致使茶叶色泽灰绿光润,外形条索紧结弯曲似眉,类似大陆之眉茶,推测其技艺系源自大陆浙江、安徽一带之眉茶制造方法。

以上就是对台湾茶的茶文化,进行相关的介绍,希望对大家对台湾茶的茶文化有所帮助。

茶文化的发展脚步


茶以文化面貌出现,是在两晋北朝。若论其起缘就要追溯到汉代,有正式文献记载。最早喜好饮茶的多是文人雅仕。在中国文学史上,提起寒赋,首推司马相如与杨雄,且都是早期着名茶人。司马相如曾作《凡将篇》、杨雄作《方言》,一个从药用,一个从文学角度都谈到茶。晋代张载曾写《登成都楼诗》:“借问杨子舍,想见长卿庐”,“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区”。

茶文化产生之初是由儒家积极人世的思想开始的。两晋北朝时,一些有眼光的政治家便提出“以茶养廉”,以对抗当时的奢侈之风。魏晋以来,天下骚乱,文人无以匡世,渐兴清淡之风。这些人终日高谈阔论,必有助兴之物,于是多兴饮宴,所以最初的清淡家多酒徒。如:竹林七贤。后来清淡之风发展到一般文人,但能豪饮终日不醉的毕竟是少数,而茶则可长饮且始终保持清醒,于是清淡家们就转向好茶。所以后期出现了许多茶人。

汉代文人倡饮茶之举为茶进入文化领域开了个头。而到南北朝时,几乎每一个文化、思想领域郡与茶套上了关系。在政治家那里,茶是提倡廉洁、对抗奢侈之风的工具;在词赋家那里,茶是引发思维以助清兴的手段;在佛家看来,茶是禅定人静的必备之物。这样,茶的文化、社会功用已超出了它的自然使用功能,使中国茶文化初现端倪。

唐朝茶文化的形成与当时的经济、文化、发展相关。唐朝疆域广阔,注重对外交往,长安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国茶文化正是在这种大气候下形成的。茶文化的形成还与当时佛教的发展,科举制度,诗风大盛,贡茶的兴起,禁酒有关。唐朝陆羽自成一套的茶学、茶艺、茶道思想,及其所着《茶经》,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茶经》非仅述茶,而是把诸家精华及诗人的气质和艺术思想渗透其中,奠定了中国茶文化的理论基础。

唐朝是以僧人、道士、文人为主的茶文化,而宋朝则进一步向上向下拓展。一方面是宫廷茶文化的出现,另一方面是市民茶文化和民间斗茶之风的兴起。宋代改唐人直接煮茶法为点茶法并讲究色香味的统一。到南宋初年,又出现泡茶法,为饮茶的普及、简易化开辟了道路。宋代饮茶技艺是相当精致的,但很难溶进思想感情。由于宋代着名茶人大多数是着名文人,加快了茶与相关艺术融为一体的过程。像徐铉、王禹、林通、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梅尧臣等文学家郡好茶,所以着名诗人有茶诗,书法家有茶帖,画家有茶画。这使茶文化的内涵得以拓展,成为文学、艺术等纯精神文化直接关联部分。宋代市民茶文化主要是把饮茶作为增进友谊、社会交际的手段,这时茶已成为民间礼节。

宋朝人拓宽了茶文化的社会层面和文化形式,茶事十分兴旺,但茶艺走向繁复、琐碎、奢侈,失去了唐朝茶文化的思想精神。元朝时,北方民族虽嗜茶,但对宋人繁琐的茶艺不耐烦。文人也无心以茶事表现自己的风流倜傥,而希望在茶中表现自己的清节,磨练自己的意志。在茶文化中这两种思潮却暗暗契合,即茶艺简约,返朴归真。在由元到明朝中期的茶文化形式相近,一是茶艺简约化;二是茶文化精神与自然契合,以茶表现自己的苦节。晚明到清初,精细的茶文化再次出现,制茶、烹饮虽未回到宋人的繁琐,但茶风趋向纤弱,不少茶人甚至终身生泡在茶里,出现了玩物丧志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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