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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宗懋院士：与茶一辈子的缘分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宗懋在演讲《茶叶的质量安全现状与对策》。新华社记者谭熙鹏摄
“我爱茶，茶，很有味道，而且做茶的人都很和气、和谐。”陈宗懋说道。见到陈宗懋的时候，我似乎真的明了“茶人精神”四个字背后的含义。
选择茶业研究工作
陈宗懋和茶打上交道，可说是极其偶然，甚至带着一丝戏剧色彩。
1950年，陈宗懋在上海高中毕业，准备报考大学。当时，他的志愿是成为一名医生。于是，陈宗懋来到大学报名学医。他看到有两行队伍在排队报名，一行队伍长，一行队伍短，心想：这一片应该都是学医的，那就排短的那行队伍吧。排了将近一个小时后，终于轮到了陈宗懋。糟糕！这时，他才发现这一行队伍是报名学农的。犹豫着要不要再重新排队，负责学农招生的老师在一旁解释，学农很好，新中国解放第一年，农业很重要。于是，陈宗懋心一横，那就学农吧。
就这样，陈宗懋来到了复旦大学农艺系，学习怎么替植物治病，也算是另一种形式的“学医”。1952年，因为院系调整，陈宗懋来到沈阳农学院植物保护系学习。毕业后，陈宗懋被分配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甜菜研究所，地处哈尔滨。虽然在北方城市生活了6年，但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陈宗懋依然无法适应北方寒冷的天气环境。
“太冷了。”在哈尔滨工作时，有一次领导安排陈宗懋出差到北安。在飞机、火车上有暖气，没觉得冷，“一出去，我就发呆了，完全没有知觉了”。室内20℃，室外零下45℃，70多摄氏度的温差让陈宗懋完全没法适应，“我那次没出差，买了车票又回来了”。
那次“出差事件”后，陈宗懋向上级打报告，申请调回南方工作。上级批准了，给了陈宗懋三个选择：去南京，侧重农业机械；去杭州，从事茶叶工作；去镇江，做蚕桑研究。一番考虑后，陈宗懋觉得杭州离家乡上海近，便选择了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开始茶叶工作。从1960年到今天，一晃眼，陈宗懋专注在茶叶领域已经60年了。
取得重大科研成果
“我觉得从事茶叶工作挺有味道的，从60年代到现在，我一点都不后悔。”在采访的过程中，陈宗懋不止一次提到茶“有味道”。
对于陈宗懋来说，茶叶的第一口味道，来自3岁时的记忆。
“父亲很喜欢喝茶，我3岁的时候，第一次随父亲喝茶，后来就喜欢上了喝茶。”
在北方求学的时候，陈宗懋会专门跑到茶叶店买茶喝，放假回家的时候，也一定会记得带上很多茶回北方。
“我现在离不开茶了，不喝茶，我肯定会生病。”陈宗懋喜欢喝浓茶，“我不抽烟，一闻到烟味会咳嗽，但我喜欢喝茶，而且越喝越浓”。
而陈宗懋和茶叶的情缘，也随着时间的推进，越结越浓。
刚进入茶叶研究所工作时，陈宗懋接手的第一个任务便是关于农药残留问题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中国茶叶出口英国，被英国海关扣留，称茶叶内农药含量很高。于是，国内安排茶叶研究所负责研究茶叶中的农药含量问题。
陈宗懋来到广东，拿到了那批问题茶叶的样本，回来之后，便一头扎进实验研究之中。陈宗懋工作很认真，从早到晚，基本都是在工作中度过的。有时候实验需要连续性，连续一、两天不睡觉呆在实验室也是家常便饭。经常是深更半夜了，他还在办公室里看书查资料。
那时，茶叶中的农药残留研究是一项新兴研究，连测量的方法都不知道，一切从零开始。当时的测量仪器很简陋，采用的是薄层层析，“把一种粉铺在玻璃板上……”陈宗懋很快陷入了50多年前，对一种一无所知新领域探索研究的回忆中。但薄层层析灵敏度不高，一次看资料时，陈宗懋看到加拿大研究发现老鼠肝中含有一种酶，而这种酶对其中一类农药特别敏感。于是，大家着手用这个方法开始实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项实验，在当时获得了浙江省科技进步奖。
那批样品化验结果出来后，大家都震惊了：农药残留比国外标准高100倍。欧盟的茶叶标准有1138个，日本有800多个，越研究问题越多，陈宗懋便只能继续埋头研究。
从无到有的研究很不容易，但每每攻破一个难题之后，陈宗懋便很高兴：能解决这个问题，感觉真好。这次研究后，陈宗懋走上了如何降低茶叶中农药残留的研究之路。
现在，他想方设法研究的是如何少用，甚至不用农药。“不用农药有点困难，但可以少用农药。我们可以采用化学生态防治。”这就是陈宗懋开创的茶树害虫化学生态学研究，从茶树——害虫——天敌三层营养关系的化学通讯联系研究，取得突破性研究成果。
54年，转眼就过去了。“国家让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从当初思想很单纯的大学毕业生，到慢慢真正爱上茶，越做越有味道的茶学家。陈宗懋坦言，从未后悔。茶叶的产业链很长，涵盖了种茶树的第一产业、茶叶加工的第二产业和茶文化的第三产业。而且，茶叶和很多学科都有交叉，和农业、工业、医学（喝茶有益身体健康）都有关系。
“茶叶和水果、蔬菜不同，它很有意思。”陈宗懋笑笑，说道。
欧洲认可的实验室
陈宗懋领导建立的实验室被欧盟确认为中国茶叶出口欧洲唯一认可检验实验室。说起这一段认证历史，陈宗懋不无自豪和自信。
10多年前，陈宗懋领导的实验室参加了一场“特殊的考试”：英国FAPAS认证机构的考试。参加考试的有来自50个国家的150家左右的单位。考试的试题是：FAPAS给“考生”6种茶叶，每种茶叶中加了不同的农药，“考生”需要测量其中添加的是什么农药及各种农药的含量。
考试结果令陈宗懋很振奋：第3名。FAPAS颁发了证书，实验室成为中国唯一有资格认证茶叶出口标准的机构。1999年，中国申请加入WTO之际，各种出口标准都很严格，包括茶叶。但把国内的茶叶送到英国、德国检验的成本很高，通过英国FAPAS的考试后，欧盟授权陈宗懋的实验室进行茶叶出口标准的初筛。当时的负责人告诉陈宗懋：“只要你签字，我们就承认。”但陈宗懋告诉对方，自己经常出差，有人冒名签字，怎么办？还是改用图章。最终，外国人接受了并不喜欢的图章确认法。多的时候，实验室一年要检验一万多个样本。
六次修改国际标准
从测不出农药残留到测出农药残留，而且精度越来越高，陈宗懋说：“这真有意思。”陈宗懋在茶和茶汤分离测量农药含量上的尝试，让中国在国际茶叶标准上，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
“几十年的工作没有白费，坚持做下来了，而且有进步，我就很高兴了。”
一日日，一年年，时时和茶叶相处的时光里，陈宗懋的脑子里冒出了这样一个疑惑：欧盟及其他国家的茶叶标准一直很严，到底需不需要这么严？“茶叶和其他食品不一样，肉啊，水果啊，都是吃到肚子里。但茶叶不同，100%的茶叶是不吃的，我们喝的是茶汤。”茶叶不吃下去，那么农药是不是会溶解在水里呢？带着“不同农药溶解到水里的比例”的问题，陈宗懋进行了大量的实验。他选用了6种农药，泡茶一次、两次、三次，分别测试其溶解于水的比例。“实验结果发现，大不一样。”有些农药95%溶解在水里，而有些农药溶解在水里的量连1%都不到。“这个结果让我发现，虽然国外茶叶的标准很严，但这并不科学。”
去国外开会时，陈宗懋阐述了自己的实验结果和理论，但一开始并没有得到认同。会后，英国科学家私下和陈宗懋说：“你说的道理很对，但我们不能同意。标准和做生意关系很密切，如果我们同意了，标准放宽了，就不能压低茶叶的价格了。”但陈宗懋很“犟”，他没有放弃，和英国人争论了许多年，并把大量资料和实验结果给他们看，并告诉他们，“我们的最终目的，都是关心人的安全”。最后，英国人自己做实验，验证了陈宗懋的结论，并制订了新的标准：定标准用干茶，但是参考茶汤里的量。这个想法在2010和2011年以中国代表团的名义两次递交到联合国食品法典(CAC)农药残留委员会(CCPR)上供70多个国家的科学家讨论。最后，这个意见为大会所接受，并在两次会议的总结报告中分别用两段文字予以记述和同意。这样就大大改善了茶叶标准制定的环境，明显有利于中国茶叶的出口，对于中国茶产业，可说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凭借这项研究，陈宗懋连续6次提出要求修改国际标准的建议，均获得批准和通过。单是2010年否决了欧盟提出撤销原硫丹标准的提案，通过中国代表团提出的保留4年的建议，据农业部农药检定所的计算，就挽回了3亿美元的损失。
2013年陈宗懋将研究的结果写成报告递交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一个权威性专家委员会（JMPR)，要求联合国制定一个茚虫威农药在茶叶上的标准，采用研究提出的方法，我国已通过了3mg/kg的茶叶中残留标准，JMPR是当前国际上最具权威性的农残标准制定组织，他们讨论后提出可以定为5mg/kg。欧盟目前茶叶上的标准为0.05mg/kg，欧盟对JMPR的标准采用自动接收的规定，因此2014年5月，CCPR通过5mg/kg标准后，欧盟将自动将原来的0.05mg/kg更改为5mg/kg，标准放宽了100倍。
一次，有记者采访陈宗懋，请他谈谈茶科技对茶产业的影响。陈宗懋打了个比喻，把茶产业比喻成飞机，飞机的翅膀，就是茶产业里的茶科技和茶文化。茶科技的发展，让中国在国际茶叶标准的制订上有了一定的话语权。6次，陈宗懋用理论依据，在国际上修改了茶叶标准，这就是茶叶科技对茶产业的推动作用。
当选工程院院士
2003年，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建议下，陈宗懋抱着“没有期待”的态度报名评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没想到一次就通过了，当选为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我国工程技术界最高学术称号，陈宗懋当选为院士，开创了茶叶界的先河。但陈宗懋并没有把“评选院士”这件事放在心上，“一开始觉得评不上，也没有关注”。当选院士的消息，是陈宗懋在一次出差途中，朋友打电话告诉他的，他当时还对朋友说“别开玩笑了”。陈宗懋一开始对“院士”就没有抱太高的期望，爱人对他说：“怎么评上之后，也没觉得你太高兴啊。”
当选院士后，陈宗懋比之前更忙碌。以前专心研究，现在很多事情要参加。一些地方的茶叶单位邀请他参加活动，他往往盛情难却。“拒绝了，怕人家说架子大。”所以，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无论事情大小，与茶有关的，陈宗懋都尽量去参加。
一年365天，陈宗懋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全世界各地跑。虽然大多数时候都是坐飞机、汽车，但有时候还是很累。但凭着对茶叶的一腔热情，陈宗懋还是选择继续“忙下去”。
刚刚从江苏、湖北出差回来，五一假期之后，陈宗懋就去意大利罗马参加政府间的茶叶会议。中国作为茶叶生产国参加此次会议，主要讨论农药残留问题。
陈宗懋在会议上提出了两点：一是农药标准问题，他建议全球应该统一标准，综合考虑出口、进口等各种利益关系后，制订全球统一标准；二是茶叶标准不合理问题，对不同的农药加以区分，根据农药在水中溶解度的不同制订相应的标准。
15个小时的飞机飞到罗马，参加3天的会议后，再飞15个小时，陈宗懋回到了杭州。与茶一辈子的缘分
陈宗懋笑着说：“我有一个本事，就是能一心两用。”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中午不午休，工作到晚上十点半左右，上床睡觉。回到家，吃晚饭后，陈宗懋一边开着电视，一边工作，写东西、看东西。朋友不相信陈宗懋有“一心两用”的本领，陈宗懋把写东西时播放的电视中播出的内容向朋友一一述来，朋友大呼：“还真可以一心两用啊！”
一年里，有关“茶”的资料文章大概有800篇，做了大半辈子的茶科技研究，陈宗懋最近更加关注茶的历史，尤其是发展史。陈宗懋谈起两次战争，中国的鸦片战争和美国的南北战争都和茶叶有关。
前年，朋友送给陈宗懋一本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茶书，讲述了日本、英国、俄罗斯等国家的茶叶发展历史。“早期，外国人是把茶叶当作药的，买茶叶是要到药店里去买的。一位奥地利公主嫁给法国的一位王子，带去了十多箱茶叶。碰到一位高官生病，医生看了都束手无策。这位奥地利公主就给他吃茶叶，没想到不久后，高官的病就好了。”陈宗懋讲起这些小故事的时候，眼神很温和，但透过那些字句，却能明显感觉到他对茶文化和历史的兴趣和热爱。“这些在书上都有记载的，很有味道。”
聊起接下来的工作计划，陈宗懋笑着说：“我一辈子也不会转行了，就继续做茶。在茶叶农残标准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把标准问题做好。希望能对茶产业，起到一些作用。”
陈宗懋的话语很质朴，但对于茶产业的发展来说，却掷地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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