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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绿鸽子
张顺高谁说普洱不产茶？
走进张顺高老师坐落在昆明北郊的小院,就像走进了一片小小的热带丛林。
高大的橡皮树宽阔的绿叶为小院带来阵阵骄阳下的凉爽，攀爬蜿蜒在院栏上的山乌龟的叶片宛如一颗颗绿野之心。仔细看看，小院中竟还有十余棵长得枝繁叶茂的小茶树。张顺高一一指点给我们看，这棵是云抗10号、那棵是由普洱古树茶培育出的小苗，另一棵叶和杆都带有点紫色的，就是人们传说中的紫鹃！小小院落，因有了这些可爱的小茶树一下子变得与众不同起来了。来自不同地方、不同气候条件下生长的茶树，能在昆明都市里生长得这样的生机勃勃，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不过，要知道院落的主人可是当年云南省茶科所所长，也许这就顺理成章了许多。
让滇茶“表里如一”
1933年出生在湖北的张顺高，自湖南农学院茶叶专业毕业后到云南茶叶科学研究所工作，他与云南茶叶结下了不解之缘。
云南得天独厚的茶树资源是每一位茶叶研究工作者梦想的天堂。在云南的茶山茶海里，张顺高1961年发现勐海巴达野生大茶树，1963年他在湖南《茶叶通讯》发表了相关的考察报告，并主编了《西双版纳文史资料茶叶专辑》。
67年代末，张顺高受命到非洲马里援建茶叶农场，任栽培组长，由于工作突出，被马里授予二等国勋。70年代张顺高又奔赴西非的上沃尔特（今布吉纳法索）考察种茶可能性，并担任该国茶树试种中国专家组组长。张顺高的夫人梁凤铭同是茶科所研究人员，在张顺高奔赴非洲的10年里,梁凤铭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独自承担起了养育儿子的重任。这对相濡以沫的茶中伉俪把一生的情感与茶紧紧交融在了一起。后来，张顺高与梁凤铭联手共同撰写了《古生态学与茶树起源传播驯化的系统猜测》等多篇论文。其中，《古生态学与茶树起源传播驯化的系统猜测》一文早在1993年4月思茅举行的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茶树遗产保护研讨会上与国内外学者专家就进行了交流，受到了茶学界的热切关注。
张顺高一直勤勤恳恳地致力于云南茶叶研究工作，走遍了云南的山山水水。一篇篇茶学论著是他心血的结晶，也是云南茶叶发展历史上一座座重要的里程碑。
谈到当下云南茶业的发展,张顺高认为，云南茶文化元素非常的丰富，但人们还没有好好完全地把它研究透；云南的茶品质很高，但缺乏文化方面的推动。针对云南茶叶在国内、国际茶叶市场一直处于低价位的问题，张顺高提出了：“让滇茶表里如一”的观点。他说：由于传统上认为云南茶叶价格就是低，以及人们对云南茶叶的文化性意识不强，造成了云南绿茶、红茶价格上不去的局面。但他同时认为，云南茶叶价格低也是一种竞争优势。而对于茶文化意识的加强，就需要加大对云南茶叶的宣传，发掘其不曾被人们认识和了解的文化内涵，让滇茶“表里如一”才能让云南这个茶叶原产地得到充分的发展。
“文化是茶的生命力”，正是这一信念促使着张顺高不断为云南茶文化的发展而努力。2000年，张顺高与张芳赐、王树文、何仕华等一群志同道合的云南茶界老专家和学者们共同创办了昆明民族茶文化促进会。2002年，促进会正式挂牌成立，举办了多项茶事活动，促进了云南民族茶文化的发展。
还普洱一个说法
2005年12月7－9日，由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云南农业大学、云南省农科院树群落茶树密度高，生态环境优越，生长旺盛，是最具典型性的野生茶树群落。经生态环境评估并与其它古茶树比较分析，树龄约为1800年，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古老的大理茶种茶树。在最靠近野生茶树群落的村庄里，考察小组还找到了当地少数民族的先民们制茶留下的痕迹。这一发现让他们惊喜万分，因为这不仅将证明普洱有着野生茶树群落，还进一步证明了当年普洱县拥有制茶的悠久历史。
在宁洱镇宽宏村困鹿山，考察小组发现了一片栽培古茶树，树龄至少有400年以上的历史。在普洱县城的清真寺里，有一棵树龄达400年的栽培型大理茶种古茶树，这是现今人们在城市里唯一能看到的古茶树。由此而知普洱县历史上不仅是普洱茶的集散地，而且是普洱茶重要的原产地之一。这对多年来流传着的“普洱是云南南部产茶区的茶叶集散地，当地其实不产茶。”的说法，是一个科学的否定。考察小组最后认为，普洱县处于茶组植物种质资源起源中心范围，普洱也是古普洱茶的原产地。
面对这“承丰壤之滋润，受甘霖之霄降”的大自然恩赐的绿色宝库，张顺高和老专家们感概万千：普洱县的野生茶树整个群落生长于原生的自然植被中，而且如此保存完好，未受人类破坏，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保护价值，是珍贵的自然遗产和生物多样性的一个活基因库，在人们发展茶叶生产的同时，应该竭尽全力地保护好它们原有的生态环境。这是一位位老茶人的肺腑之言，也是天地间矗立千年的古茶树们与人间的一次温暖对话。
2007年春，张老师和昆明民族茶文化促进会专家一起考察昔日的皇家茶园----困鹿山古茶园，在古茶树下，我抓拍下了这张照片。记得那一年春天干旱，茶叶发的并不好，且有采摘过度的迹象，老专家们都很心疼。
80年代在少数民族地区指导茶园建设。
在茶协聚会上，张老师挥毫赋诗。在他身后的老人，是昆明茶厂的老员工，也是一位事茶40多年的老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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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云南茶人系列集（五）：敢教“春芽”变“普洱”——王树文
文/绿鸽子
翻开15年前出版《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志》，那微微泛黄的纸页上有着云南茶业每一步成长的印迹。在这被今天爱茶人们奉为“云南茶叶正史”的《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志》中清清楚楚地记录着1938年至1990年间云南普洱茶，红茶，绿茶等的生产加工及出口内销的资料。关于云南普洱茶我们还看到了这样的一段记录“鉴于国际市场的需要，昆明茶厂于1974年试制大叶种普洱茶成功，乃在全省十多个茶厂扩大生产...”
当年历时5个春秋，主持《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志》编撰工作的就是云南省府经济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昆明民族茶文化促进会会长，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理事王树文。
王树文，这位伴随云南茶叶走过近半个世纪的云南茶人，有着诸多与茶相关的传奇。他早在1984年就提出了“云南普洱茶越陈越香”的概念；他在1985年首次开发用高级别的“春芽茶”加工普洱茶，改变了历史上普洱茶用料粗放，价格低廉的状况；他在1988年在35天里驱车5000公里走遍了云南的茶区；1989年他带领云南最早的茶艺表演队“云茶苑”闯进了“首届中国茶文化展示周”，让云南民族茶艺与日本茶道同台竞技，最后成为奥运会特选的表演项目；他在1990年编著了《茶的故乡---云南》，聚多位专家学者的科学论据，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云南是茶树起源地”...
谈起茶，他仿佛就有着说不尽的话题，但面对无数爱茶的人们，他自翊为一位普普通通的“爱茶人”。
走访云南茶人系列集（七）：赶骡赶马上茶山——杜春峄
文/绿鸽子
杜春峄赶骡赶马上茶山
2006“普洱茶茶王”之一的始作者杜春峄说她第一次卖茶卖的是绿茶。
做茶近四十年的拉祜族女人杜春峄,笑起来眼角的沟沟壑壑无比生动,看上去更像一个火塘边勤勉的当家女人.
1998年她接手改制后的澜沧古茶公司,远不像现在这样的风光.普洱茶在那个时候还在慢升温的阶段.守着景迈和邦葳几千亩古茶山的茶人们,甚至只能做烘青毛茶作为原料低价卖给别人,工人们掏干口袋好不容易集资13万元,还被骗去了5万.听我问:"做茶四十年,最辛苦的是什么?"杜春峄毫不犹豫地说:"最苦就是品牌打不响的时候."品牌不响,茶无人知,做为一厂之主的人自然是最心急火燎的。从来埋头技术的杜春峄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走出去推销自己的产品的。
她说:"第一次卖茶,不知道该对人家说些什么,我就先说自家的茶有什么缺点,然后再说有什么优点."或许就是这样朴素还带着羞涩的陈述打动了对方,她的第一笔生意竟然就这样的做成了。
她说她总是“傻人有傻福”，很多时候因祸得福。现在市场上炒得有价无市的0085茶，在2000年时本来是一批国外下了定单，但迟迟未兑付的压仓茶，这批茶在仓库里一躺就是三年，2004年9月以每公斤45元的价格出厂，没想到11月市场上就涨到了150元一公斤。
经历过冰河般的低谷,对于后来澜沧古茶的炙手可热,杜春峄最能体会到普洱茶热潮带来的甜头:"做茶的人,就是因为普洱茶发达了才苦中有甜的。
"杜春峄也经常会提到一个词:"感恩"。澜沧古茶80%的客户是素食的人,心地善良,她说：是他们在影响着她执着,坚持,信任和感恩。每批茶原料不好不做,发酵发得不好不出厂。早在1983年,澜沧古茶就拿到了经贸部颁发给普洱茶的唯一的奖项,获奖的是她亲手发酵的一款8级散熟茶,92年又获得全国名茶精品称号.后来的奖项不计枚数,2006年,在首届中国:"三月三,赶骡赶马上茶山..."杜春峄的歌声很柔婉,我相信,就像她16岁时在景迈古茶山上唱得一样好听.
走访云南茶人系列集（二）：吴觉农的云南弟子——彭承鑑
文/绿鸽子
彭承鑑：吴觉农的云南弟子
90高龄的彭承鑑，是中国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的亲传弟子。
他是中国第一所高等院校的茶叶系----复旦大学茶业系1940年首届毕业生。
他自新中国成立伊始就从事茶叶工作直至退休，见证了中国和云南茶业发展的每一步历程。
云南是世界茶树原产地
吴觉农先生的〈茶经述评〉茶原产于中国而后传播于世界。但在旧中国很少有人研究茶树的原产地问题，国外学者认为茶树原产地不在中国。早在１９１９年，吴觉农留学日本期间就注意收集资料，回国后专心研究，于１９２３年撰写了《茶树原产地考》，该文对茶树起源于中国作了论证。这是自有文献记载以来第一篇运用史实驳斥英人勃鲁士（Ｒ·Ｂｒｕｃｅ）于１８２６年提出“茶树原产于印度”的观点；该文同时也批判了１９１１年出版的《日本大辞典》关于“茶的自生地在印度阿萨姆”的错误解释。
半个多世纪后，吴觉农于１９７８年在昆明又发表了《中国西南地区是世界茶树的原产地》一文。他认为，茶树原产地是茶树在这个地区发生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既包括它的祖先后裔，也包括它的姊妹兄弟。因此，他应用古地理、古气候、古生物学的观点研究得出，我国西南地区原处于劳亚古北大陆的南缘，面临泰提斯海，在地质史上的喜马拉雅运动以前。这里气候温热，雨量充沛，地球上种子植物发生、滋长，不断演化，是许多高等植物的发源地。
茶树属被子植物栏门（Ａｎｇｉｏｓｐｅｒｍａｅ），茶亚属、茶蛆，是茶系中的一个种。通过植物分类学系统，可以找到它的亲缘。山茶科植物共有２３属，３８０余种，分布在我国西南的有２６０多种。就茶属来说，已发现的约１００种，我国西南地区即有６０多种，符合起源中心在某一地区集中的立论。其次，吴觉农认为，喜马拉雅运动开始，我国西南地区形成了川滇纵谷和云贵高原，分割出许多小地貌和小气候区，原来生长在这里的茶种植物，被分别安置在寒带、温带、亚热带和热带气候中，各自向着与环境相适应的方向演化。位置在河谷下游多雨的炎热地带，演化成为掸部种；适应河谷中游亚热带气候演化成云南—川、黔大叶种；处于河谷斜坡温带气候的，则逐步筛选出耐寒、耐旱、耐荫的小叶种。只有我国西南地区才具备引起种内变异的外部条件，但都是同一个祖先传下来的后代。
复旦学子一生说茶
1940年，为了培养茶叶生产和贸易的专业人才，振兴祖国茶叶事业，吴觉农得到复旦大学的领导孙寒冰的支持，在重庆复旦创立了中国第一所高等院校的茶叶系，吴觉农自任系主任兼教授。因抗日战争的影响，复旦大学当时迁址重庆北碚。茶业系面向湖南江苏四川三省招收了学生30多人。老家在四川省江津的彭承鑑报名考入了这中国第一茶叶专业。回忆起这段难忘的学习经历，彭承鑑还清晰地几得当年几位先生的风采。系主任吴觉农先生和蔼可亲，讲着一口地道的浙江话，生活很俭朴；教哲学的郑学驾先生思维敏锐，妙语锋利；教茶学专业科的胡浩川先生，是和吴觉农先生一样从日本留学归来的；罗纯武先生教的是“茶史”，彭承鑑说当时“茶史”的“茶马政策”，并不是今天我们理解的茶马古道文化，而是自清政府到国民政府对边疆实行的通过“以茶易马”来控制发展的一种手段。
在复旦的学习奠定了彭承鑑一生从事茶叶事业的基础。1954年彭承鑑在西南区茶叶公司主管云南贵州四川的茶叶公司。承担着对整个西南地区的茶叶“产制运销”的规划和指导工作。1955年西南区茶叶公司撤销，彭承鑑被分配到了云南，在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的生产经营企业管理科，科技科，审评科等部门和茶叶到交道到退休。1955年彭承鑑参加了中国茶叶进出口总公司编撰的《茶叶加工技术规程》，主笔写紧压茶的部分。1956年《茶叶加工技术规程》在全国执行。
说起当年的云南普洱茶，彭承鑑说：当年作为边销茶的云南普洱茶主要有七子饼，紧压茶，砖茶，沱茶几种。主要的三大生产厂家是下关茶厂，从昔日边销茶到今天的大江南北共同追捧的传奇演变，90高龄的彭承鑑清晰地疏理着茶业发展的经络。
现在，一头银发的彭承鑑在昆明宝海公园边安享着自己悠闲的晚年。但他仍然关注着情系一生的茶叶产业每一个新动向。他语重心长地说：云南要把云南茶的品牌打出去，不要内耗。云南是世界茶树的起源中心，这是云南人共同的财富。
走访云南茶人系列集（六）：思茅古茶第一人：何仕华
文/绿鸽子
何仕华思茅古茶第一人
在思茅制茶、爱茶和收藏茶的人当中，何仕华这个名字很是响亮。从15年前发现思茅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邦葳“国宝级”古茶树，到十几年间一直致力保护和宣传古茶树资源；从2001年一款令景迈古茶声名远扬的茶饼，到思茅多家知名茶厂的技术指导，经他手的普洱茶点石成金一样，总是成为众多茶客追捧的“玩家茶”。
有人曾悄悄说：何仕华是位很“倔”的人。他的“班比腊告”茶因为坚持原料的纯正而产量不多。坊间传说，有人财大气粗的想把他的茶全部买下收藏，开了高出别人许多的价格，但何仕华“倔”得就是不肯答应。
而当我面对面与他喝着一壶鲜爽甘润的05年景迈春茶，听他谈起当年在茶山上摸爬滚打的故事时，这位思茅市会和昆明建城1240年纪念等活动精制了纪念茶饼。经何仕华精心制成的景迈古树茶纪念饼，分别被陆羽博物馆和广州茶文化促进会收藏。
作为思茅古茶资源最早的发现者，宣传者和保护者。何仕华看到近几年随着普洱茶的兴旺和人们对古茶的渴求，一部分古茶树受到了过度采摘和损害，这让何仕华等云南茶界的专家们都痛心不已。
“这些在大自然环境中平平安安生长了上千年的古茶树，要是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毁了，那绝对是不可挽回的损失和罪过。”这时的何仕华终于显出了他的“倔”。
抱着这样的使命感和责任感，2005年12月，由张顺高、张芳赐、蔡新、何仕华等七位云南著名茶业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应普洱县县委、县人民政府之邀，先后对普洱县宁洱镇白草地豹子洞，宽宏困鹿山、梅子乡永胜村罗东山、普洱县城清真寺庙的栽培型古茶树进行了考察论证。在厚厚的《考察现场鉴定意见》书上，专家们共同对古茶树资源提出了饱含责任感的建议。如何合理地采摘和保护，如何在古茶园旁边发展新茶园……
普洱茶的盛世，也是云南茶人的盛世。云南茶人在盛世里冷静地思考着。
4月12日，在昆明民族茶文化促进会组织的考察活动期间，与何仕华老师一起走在普洱县城的街道上，他指着城西远处的天壁山说：普洱县原来打算在那西门石岩上刻一个巨大醒目的“茶”字，让凡是进入普洱县城的人一眼就能看到。当时连题字都请省里著名的书法家写好了，后来发现准备刻字的地方自己长出了密密麻麻的小树，这些小树拼成了一个大大的“茶”字。这个奇观，竟比刻上去的更自然、更奇妙！
顺着何仕华的手指看过去，山顶缭绕着云雾的天壁山上，那悬崖绝壁上的“茶”字自然天成，仿若大自然也不敢寂寞，要来赶一赶这茶的盛世。
何仕华轻拟一诗赞道：宁洱西门岩，峭壁绿树生。远望俨茶字，南天一奇观！
走访云南茶人系列集（一）：藏在普洱熟茶里的一段陈香往事——陈佩仁
文/绿鸽子
陈佩仁藏在普洱熟茶里的一段陈香往事
十二月的书林街上，阳光暖洋洋地晒着法国梧桐落了叶的枝干，十多年前茶香四溢的昆明茶厂已不在了原址，旁边的家属大院依旧是茶厂职工的生活区，几栋红砖楼仿佛让我回到了童年，八十年代省茶叶公司的家属宿舍楼就和这盖的一模一样。在院子里晒太阳的老人，多半就是当年在茶厂工作的职工，那些现在已很著名的，七、八、九十年代出口日本、出口香港，飘洋过海的中茶茶饼，就是在他们的手上做出来的。当年原昆明茶厂技术人员，在１９７３年试验发酵普洱熟茶的陈佩仁老人也住在这院里的一栋红砖楼里。
85岁高龄的陈佩仁先生虽然行动不便，但自有一种儒雅气质，在他家客厅正面,几乎占满一面墙的是两幅发黄的花鸟工笔画，旁边是一条横幅“平为福基”。窗外有青竹一篷，阳台上种着兰草、还有配了太湖石的树桩盆景。
坐定后和老先生闲聊，才知道陈佩仁先生的父亲陈纶早在解放前就在昆明的“瑞丰号”茶庄做学徒还在西双版纳看过别人发酵茶叶，自己也试验过发酵。陈佩仁四岁的时候，父亲在碧鸡坊下开了“华胜茶庄”。前面是临街的两个铺面，后面是住家和加工茶的四合院。每年新茶上市时，店里的人手忙不过来，还要请几个工人来帮忙。当时的昆明人爱喝花茶，也叫“香片”，要专门到宜良买新鲜的茉莉花回来薰制。后来父亲也做普洱七子饼茶、沱茶和福、禄方茶。方茶用杆子压，茶正面还分别压上福、禄字样，福、禄方茶是昆明人娶媳妇提亲时送礼用的，销量一直不错。
当时的茶庄还是以饼茶为主，“华胜茶庄”茶饼包装上印着“正心修身、克己复礼”字样，老一辈昆明茶商讲究知书达理，这样的字样是一种儒家倡导的社会规范也是提醒自己做人行事的准则。白手起家的“华胜茶庄”生意一直不错，后来还在刘家营和三市街置办了几处房产，如今陈佩仁先生家里挂着的两大幅花鸟画就是抗战时期从一位流亡画家处花200多半开购得的。这位画家在日本飞机轰炸中失去了右手，就以左手绘画，发黄的画面上，牡丹娇艳，孔雀、鸳鸯、燕子在草木间嬉戏，一派安乐太平景象，看不出半点乱世的沧桑慌恐。
解放后公司合营，“华胜茶庄”的四个压饼茶的石磨和一块木板都交给了昆明茶厂。父亲和陈佩仁都进了昆明茶厂工作。1957年，68岁的父亲辞世了，陈佩仁先生一直在茶厂工作。1973年，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获得自营进出口权后，公司业务员黄又新去参加广交会，发现普洱茶在广东、香港销售得不错，特别是广东发酵后的熟茶很有市场，黄又新就带了些茶样回来，向公司做了汇报，引起了公司的重视。在和广东茶叶公司沟通后，省茶叶公司决定派出考察小组对广东的普洱茶生产工艺进行初步了解，小组名单有当时昆明茶厂副厂长安增荣、审检室负责人吴启英、工人李桂英及勐海、下关两茶厂各二人，其实，初次定下的小组名单里还有技术人员陈佩仁，因陈佩仁的成份不好，临出发前他被替换了。
留在昆明的陈佩仁听了黄又新的介绍，看了他带回来的样茶后，想起自己在四十年代曾试验发酵过普洱熟茶，就主动请求试制。请求被批准后，陈佩仁调了一顿多9级晒青毛料用冷水渥堆的方法发酵．当时条件简陋，发酵完成后，因为担心茶叶发霉，在干燥的过程中进行了烘干，这1吨茶后来全部卖给了香港客商，陈佩仁先生说香港客商的品感很敏锐，开汤试茶后就说：“烘过一下了。”
同时，广州茶厂学习小组返昆后，省茶叶公司组建了两级审检生产营销骨干组成的技术攻关组，一次次在冷水发酵和温水发酵之间做试验，根据昆明的气候生态环境，把广州的温水渥堆工艺调整为冷水发酵。工艺调整后昆明茶厂的渥堆终于获得了成功，当年，销港普洱茶达到10.2吨(含包陈佩仁试制的1吨多)，随后，勐海、，答案让我惊讶不已：老先生喝的是自己在家发酵的普洱熟茶，也就是刚才泡给我们喝的熟茶。原来，每年春茶上市后，陈佩仁先生会让儿子到茶叶市场找茶质好的晒青毛茶买十来公斤回来，然后在家中渥堆发酵，晒干筛好后供一家人喝一年。我们现在喝的这壶已是今年最末尾晒出的一点茶杆，但依旧汤色红浓，入口软糯甜滑。十来公斤茶叶也能渥堆发酵，这听起来很不容易，好奇地问陈佩仁先生是怎么发酵的，老先生笑呵呵地说：“这很简单。”转而言它：“对了，现在我们住着的这栋楼就是1973年卖了那吨第一次发酵的熟茶后盖起来的。”
临别，向老先生讨了一点茶梗，老先生６０多岁的儿子东翻西翻给我找出一张旧棉纸来包茶梗，仔细看看，纸上竟印着“正心修身、克己复礼”字样，也就是当年“华胜茶庄”茶饼包装上的铭文。陈佩仁先生说：“棉纸是后来印的，但这八个字却是和当年碧鸡坊下华胜茶庄里包装上的一模一样，算是对老父亲的一点怀念吧。”
普洱茶泰斗——张顺高 (三)
文／杨普龙
三任所长，茶科所成为云南茶叶科技中心
从上沃尔特回国后，先生就被任命为云南省茶科所所长，接替蒋铨老所长。所长的职务，为先生施展才华、实现抱负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也平添了责任：把茶叶科学技术变成茶叶生产力，出成果、出产量、出人才、出效益，把茶科所变成全省茶叶的样板，科技中心。
由于十年文革的动乱，茶科所已是科研停顿，生产水平低下，人才缺乏，生活水平、工作条件都极其落后，已经跟一个山乡农技站相差无几。这样的茶科所，可想而知有什么知名度和影响力了。没有了影响力，没有了权威性，还谈什么生产力、号召力，怎么可能引领云南茶叶？把茶叶科学变成生产力就成了一句空话。因此，整顿势在必行。先生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
首先就是改善科研人员的生活科研条件。在上级的支持下，茶科所修起了围墙，院内搞起了绿化，建起了科研大楼、民族风格的行政办公楼和图书馆，并兴建了职工宿舍，添置了一批大型仪器设备。其次是健全了科研体系，组建了栽培、品种、制茶、生理生化、开发、植保、茶机、情报资料八个研究室。并健全了组织管理机构，制订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
机构健全了，机构的运行需要有人才。先生大胆起用年轻人挑重担，并一次性引进了9名大学生，提拔了一批科技干部，同时还派出28人到全国各地进行对口培训和进修，派出5人去日本、斯里兰卡研修，经常请一些专家学者到所里来做学术报告，在所内展开知识竞赛等。这一系列的措施，大大提高了茶科所的科技力量和科技人员的素质。
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对50年代以来形成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昭雪，落实党的政策，搞好职称评定与晋升工作，形成了一个奋发向上的良好环境，激发了科研人员的活力与创造力。
把茶科所本所茶园建成示范样板和科技中心。全面进行深耕改土、兴修水库，全面实现了喷灌，茶园进行了承包管理。一系列的措施，茶科所试验示范茶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单产由1980年的104斤，提高到了1985年327斤，并且全部在三级以上。茶科所单产800斤的高产试验茶园、300-500斤的丰产样板、100多种品种的全国品种圃，以及丰富多彩的茶树种质资源圃，接待着每年数以万计的省内外参观者，络绎不绝的到云南茶科所来参观、学习、取经。
根据省委、省政府和农业厅的部署，茶科所向各茶叶主产区、农场，派出技术组，与当地茶叶部门联合开辟新茶园、改造低产茶园、推广丰产及良种样板和试点。每个点从设点考察、方案制定、组织管理及经费落实、指标制定等，先生都亲自参与，甚至细致到生活条件、下乡补贴都一一制定。在下乡补贴上，先生从实际出发，根据艰苦程度，以远高于城市的标准发放，大大提高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茶科所举办的样板点，全部取得成功，在广大茶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增强茶科所信誉、提高茶科所公信力的同时，也为当地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和利益。
同时，先生还利用茶科所在科研上的优势，把科研成果大力推广到农村，使之转化为生产力，比如云抗系列优良品种的大面积种植、低产茶园改造、云海白毫系列名茶的创制等。一批具有前瞻性的研究项目也在先生的主持下得以开展，如园林式复合生态茶园研究、国家星火计划、省茶叶综示区、茶树太阳光谱等。
先生在学术上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创立了《云南茶叶》杂志，并利用这一舆论武器，向全国大力宣传云南茶叶，宣传茶科所的技术成果和学术思想，宣传科学种茶，进行学术、技术、经验和信息的交流。
通过三届九年的任职，先生领导的茶科所成为云南名副其实的茶叶科学制高点和学术领地，受到各级领导的肯定和鼓励。1983年，先生被选为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先进工作者代表到北京，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受到国家劳动部、国家民委、中国科协三部委的联合表彰。
云南普洱茶知名人：张顺高
张顺高，湖北五峰人，1933年生，土家族，1960年毕业于湖南农学院茶叶专业，自愿赴边到云南茶叶科学研究所工作，1961年考察发现勐海巴达野生大茶树，1963年在湖南《茶叶通讯》发表考察报告。主编过《西双版纳文史资料茶叶专辑》。云南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第二任所长，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副研究员，中华茶人联谊会荣誉理事、云南省茶叶学会(1981～1997)副理事长、云南省茶业协会荣誉理事，西双版纳州茶业协会顾问，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
1992年10月，他作为专家组成员，参与思茅地区澜沧邦崴大茶树考察论证会。1993年4月，他出席在思茅举行的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茶树遗产保护研讨会，任组委会委员，会上交流了他与梁凤铭副研究员合写的论文《古生态学与茶树起源传播驯化的系统猜测》，被收入《中国研究》一书。1996年11月中旬，他作为专家组副组长，参与了“哀牢山国家自然保护区云南省镇沅千家寨野生古茶树考察论证会”，提出了“净光合值法”类推测算出了千家寨古茶树树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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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云南茶人系列集（四）：雨树村中十里香，上阵父子兵——张芳赐
文/绿鸽子
2007年，这片并称为昆明历史名茶。昆明处低纬度高海拔，有着供中小叶名优茶生长的优越的条件，十里香茶自唐代在昆明就有栽培。在历史上昆明东郊金马镇的十里铺曾有几十亩茶园栽种，在老昆明还有专门卖十里香茶的茶馆。十里香茶因具有特殊的花香，条索紧秀美、汤色透澈绿润、滋味纯和回甘而得名“十里香”。后来，由于时局的动荡不安，在解放前十里香茶已濒临灭绝。
1956年，毕业于安徽农业大学茶叶系的张芳赐，从农业厅借调到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昆明工作站。当时的站长是蔡希陶先生，他除了坚持植物分类学的研究外，很注重云南植物资源的开发研究。在蔡希陶先生的指导下，张芳赐知道了昆明历史上的十里香茶，他对十里香茶的原栽培地和生产加工地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并千方百计找到了几棵仅存的树种，用单株选育、杂交等研究方法和手段挽救这一濒临灭绝的茶种。
为了加速云南茶叶生产的发展，培养茶业所需的人才，1972年云南农业大学园艺系新建茶学专业。张芳赐主持了筹备工作。茶学专业于1973年开始招生。茶学专业至今已毕业了一千多名学生，对云南茶叶的发展输送了大批的人才。在农大任教期间，张芳赐一直没有放弃对十里香茶的研究。经过50多年的不断努力，辛勤耕耘。他精选出三个无性品系，建立10亩十里香良种无性系基地。现年70多岁的他还每天十几个小时在茶地选培茶苗，在龙泉镇雨树村建立十里香良种无性系实验田10亩。
上阵父子兵
1994年，在茶学领域辛勤耕耘、硕果累累的张芳赐退休了。远在美国的儿女一次次的请父亲过去团聚安享天伦之乐。连出国手续都为他办好了，但是张芳赐就是放不下研究了一生的云南茶叶，放不下聚50年心血才精选出十里香茶的三个无性品系。他说：我不放心就这样去美国，十里香茶如果不把它进一步培育推广出来，还会再次濒临灭绝！
四个子女被老父亲的赤诚而感动了，他们商量后做出了一个让张芳赐宽慰不已的决定：支持父亲的研究工作，支持父亲对十里香茶的继续栽培。两个儿子加入到了张芳赐的十里香良种基地的劳作里。国外的子女则以资金援助来支持父亲。
“农作物的投资研究是一项见效慢的投资。”有人这样劝张芳赐。是的，一株茶树苗从扦插成活到能采摘茶叶出效益，至少需要4-5年的时间。一般的商人或投资者是不愿意承担这个风险的。张芳赐和他的子女们图的不是一种短期的效益，七十多岁高龄的张芳赐，每天十几个小时工作，在深山中这人烟稀少的茶地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选培十里香茶。看着一株株十里香茶树从小苗渐渐长高长大，散发出它特有的幽香。张芳赐知道，不远的一天，十里香茶会进入到昆明的每家每户，“一杯十里香，满室皆飘香”那将不再是传说中的故事。
采访后记：采访结束临行时，张芳赐把在茶园里采下的那一小撮茶芽装在小纸袋里送给我。回到家里，我从摄影包里把它轻轻掏出来，打开，茶芽青翠依旧。我又深深的嗅到了那来自山野，混合着淡淡的蜜味的花香。而且，这味道来得比白天更加的浓郁而芬芳。
再后记：这是四年前的采访，如今张老师的十里香种植规模越来越大，今年春天，张老师告诉我，他在石林附近基地的十里香茶叶长势良好，答应了一定要再去看看，可惜还未成行。
十里香茶
扦插培育中的茶苗
普洱茶泰斗——张顺高(二）
撒哈拉沙漠边缘的绿金
文／杨普龙
20世纪70年代，西非遭遇几十年罕见的大旱，广袤的大地一片枯黄。唯独马里锡加索地区的法拉果河畔，生长着一片郁郁葱葱、苍翠欲滴的茶园，如沙漠中的绿洲。这就是由中国援建的马里法拉果茶叶农场，茶园面积100多公顷，年产干茶100多吨，它是西非第一个茶叶农场和茶叶加工厂，也是由云南省负责的援外成套项目，是我国茶叶援助项目最成功的典范。
1967年，先生分配到云南茶科所的第七年，突然接到通知，要他立即收拾行装，出国当专家。到了昆明翠湖宾馆，才得知要到非洲马里，援建一个茶叶项目。之后他们一行七人到了北京农垦部报到，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后，来到了马里锡加索市。之前，中国农业部已经先期派遣福建的林桂镗在凡哥乐村进行了三年的试种。在此基础上，应马里政府提出的要求，中国帮助马里在锡加索市法拉果建立一个面积100公顷的茶园和年茶100吨珍眉绿茶的加工厂。专家组分工，先生负责最艰苦也是最困难的茶园建设和栽培。
法拉果靠近马里通往上沃尔特国际公路旁，处于非洲撒哈拉大沙漠的西南部，也是马里共和国的南方。由于纬度低靠近赤道，位于大沙漠的边缘，气候极其炎热干燥，年平均气温27℃，绝对最高温度43℃。旱季最旱时空气湿度仅有8%，日照很强，蒸发量很大，旱季蒸发达全年的73%。土壤是由铁质砂岩和铁质砾岩风化而成的稀树草原红壤，含砂量高达87%，吸收热量快，有机质含量低，肥力差，保水性能弱。这样的自然条件，是不适合茶树的自然生长的。要使茶树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中生长，困难可想而知。
干旱是最大的难题，旱季时节，甚至需要24小时灌水，晚上提着马灯摸黑往地里灌，工人实行三班制。每年旱季一灌就是几个月，不但体力上搞的精疲力竭，还有精神上的压力，一旦茶苗死亡，将无法面对马里人民，无法向祖国交代。后来从国内调来水利专家，在茶园上方修建了一个2万立方米的调节池，干旱困难才得以缓解。干旱问题解决之后，赤道太阳强烈的日照，又成了茶树生长致命的伤害。先生以丰富的经验，采用遮荫树、行道树、防护林，林茶混植等方法综合运用，三年就达到了全面覆盖的效果，遮挡了强烈的日照，降低了土壤的温度和水分的蒸发，大大改善了茶树的生态环境。在干与热的问题解决后，土和肥成了主要问题，他根据砂土本身贫瘠及保肥能力弱、易干旱、易瘠化的实际，采用了深耕土壤、大施有机质基肥、客土掺合等方法，配合水、荫效应，为茶树丰产丰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些工作开始时，仅是先生一人负责，既要负责管理，又要招收工人、考核分配任务、验收定额、统计、发工资，又要全面负责技术指导，育苗、开荒、平整土地、积肥料、修路……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不但是体力上的透支，还有精神上的巨大压力。经过半年多高度紧张，高频率、高速度的运转，到1968年雨季来临时，终于完成了20公顷的茶园定植，国内也给先生派来了一位助手，先生才得以喘口气。1969年，完成了50公顷的育苗任务。1970年，完成最后30公顷的育苗任务。至此，100公顷的茶园定植任务终于完成。
由于建设任务繁重，外交部批准的两年回国探亲休假一次的规定未能实现，直到100公顷的茶园定植任务完成后，先生才被批准于1970年底回国休假一月。随后，1971年初，先生带领三个茶园管理人员和两个采茶工人又回到了马里，转入茶园管理与投采工作。
制茶厂是援马茶叶项目最终成果实现的重要环节，按照中马经济技术协定，在法拉果茶场内应兴建一座年产干茶100吨的茶叶加工厂。茶厂于1971年1月奠基，1972年5月竣工，投入生产。1973年8月，马里共和国总统亲自参加了茶厂的验收和茶叶农场的移交仪式。
援助马里茶叶农场从建设到技术合作，前后整整十年，在我国外交政策的指导下，在驻马里使馆的直接领导下，以支持第三世界为已任，依靠中马两国工人和技术人员的紧密合作，取得了茶叶大面积种植和高产的效果。法拉果茶叶农场的建成，不但促进了马里国民经济的发展，还填补了茶叶在马里农业经济的空白。当马里人民第一次亲眼看到，亲口尝到在自己的国土上生长出来的、用自己双手制造出来的茶叶时，无不欢欣鼓舞，以至神话般地到处传颂，并把茶叶产品的代号取名为“49-60”（“49”表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表示马里共和国1960年独立），表示中马友谊的结晶。1973年1月马里全国物资交流会上，法拉果“49-60”绿茶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珍品，试销展品被一抢而空。
在法拉果茶场工作期间，专家们的生活极其艰苦，文娱生活贫乏，炎热难熬，夜不能寐，工作繁重，经济拮据。特别是先生，两次赴马里法拉果茶场负责栽培工作，从垦荒、土地平整、茶树育苗、定植，到抗旱、改土、施肥、采摘、管理，一直呵护茶树到丰产，善始善终，为时7年之久，受到马里人民的尊重与爱戴，亲切地称他为“马里张”。为此，马里共和国总统穆萨·特拉奥雷特别签署命令，授予他和专家组组长马文彬马里共和国国家勋章和证书。
法拉果茶叶农场自建场以来，先后有30多个国家的政府官员、组织以及民间团体前来参观访问，赞扬中国的援助成就。由于农场正好位于通往马里邻国上沃尔特（现改名布基纳法索）和象牙海岸的国际公路上，影响巨大，被称为撒哈拉大沙漠上的奇迹。
马里法拉果种茶制茶的成功，使其邻国上沃尔特大受影响，他们驱逐了蒋介石的外交代表，与我国建交。1974年，中上两国一建交，上国就向我国提出帮助种茶的要求，以王科为组长的考察组于1976年7月赴上，对上国种茶的可能性进行了一年多的考察。1977年底，向上建议在姑河盆地试种茶树，随后王科等专家陆续回国，任务又落到了先生的头上。因为有在马里种茶七年的成功经验，上国的试种进行得很顺利。1977年12月和1978年2月分两批播下茶种后，1979年就打顶采摘，并制成了精制珍眉绿茶。由于采用的是速成高产栽培法，仅用两年就完成了任务，为上沃尔特姑河盆地增加了新作物。1980年，由周敏大使出席，中上两国举行了项目验收交接仪式。上沃尔特人民第一次品尝到了自己国家出产的茶叶，中国专家的贡献再次得到了高度的赞誉。
1979年，先生被评为中国驻上沃尔特使馆先进工作者。
马里七年，上沃尔特三年，远离家国，远离亲朋。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先生的青春就有十年献给了西非的茶叶，换来的是撒哈拉大沙漠上的绿洲，第三世界人民的绿金。先生无憾。
普洱茶专家张顺高
张顺高，湖北五峰人，1933年生，土家族，1960年于湖南农学院茶叶专业毕业后赴到云南茶叶科学研究所工作。1967年至1974年，张顺高受国家农业部派遣到非洲马里援建茶场，并栽培组长，历尽艰难，完成援建茶场的任务，被马里授予二等国勋以茶为生活和事业的核心纽带，谱写了一曲和谐、深情的茶叶人生。继承和弘扬了中华民族茶文化的优良传统。
普洱茶专家张顺高
1961年，张顺高和刘献荣先生前往勐海巴达大黑山考察，发现了野生大茶树，并于1963年在湖南《茶叶通讯》上1963年在湖南《茶叶通讯》发表考察报告，这是我国首次公布国内发现的树龄最大野生大茶树，被冠以“野生型茶树王”名号，引起了国内外茶界专家极大关注。1967年至1974年，张顺高受国家农业部派遣到非洲马里援建茶场，并栽培组长，历尽艰难，完成援建茶场的任务，被马里授予二等国勋。1977至1980年，张顺高又赴上沃尔特考察种茶可能性，，任该国茶树试种中国专家组组长。1980年至1988年任云南省茶科所所长期间，带领干部、职工、科技人员全力推进全省茶叶科技研究、推广，积极主动帮助勐海县发展规范化密植速成生态茶园。1983年，张顺高被选为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先进科技工作者代表赴北京领奖。1990年，调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工作。先后当任中华茶人联谊会荣誉理事、云南省茶叶学会(1981～1997)副理事长、云南省茶业协会荣誉理事，西双版纳州茶业协会副会长、顾问，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昆明民族茶文化促进会会长等。2007年4月，张顺高荣获第二届“全球普洱茶十大杰出人物”。
经过多年实验，他大胆地提出了云南大叶茶密植速成高产稳产栽培新技术。1986年，又推出“生态茶园”新理念导向，获国家科技成果奖。张顺高主编过《马里共和国法拉果茶农场技术规范》、《西双版纳州文史资料（茶叶专集）》、《云南茶园建设技术规范》；参编过《西双版纳国土经济学研究》，《巴达野生茶树的发现及其意义》、《论茶树速成高产栽培法》、《云南茶叶发展战略》、《中国茶叶战略转移的思考》、《生态学学习笔记》、《中国茶园建设生态之路》、《茶树太阳光谱考察》、《西双版纳南糯山哈尼族诺博（茶叶）文化研究》、《云南茶叶发展和我的茶海之梦》、《茶文化与21世纪议程》等书籍。1992年10月，他作为专家组成员，参与思茅地区澜沧邦崴大茶树考察论证会。1993年4月，他在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茶树遗产保护研讨会上交流了他与梁凤铭副研究员合写的论文《古生态学与茶树起源传播驯化的系统猜测》。1996年11月中旬，他作为专家组副组长，参与了“哀牢山国家自然保护区云南省镇沅千家寨野生古茶树考察论证会”，提出了“净光合值法”类推测算出了千家寨古茶树树龄。他与梁凤铭副研究员合写的论文《普洱茶和》、《茶文化是茶叶生产力》发表在《云南茶叶》等杂志上，生平简历人载《中华当代茶界茶人辞典》。促进了云南民族茶文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普洱茶泰斗——张顺高(六)
文／杨普龙
发现巴达野生大茶树和测定千家寨茶树王树龄
1952年，南糯山半坡新寨古茶林中，发现了一株直径1.38m的大茶树，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南糯山茶树王，为栽培型。
1961年10月，先生参加工作刚一年，领导让他带人去巴达大黑山。据农民反映，那里有株相当大的茶树。他们步行三天到达巴达公社，向公社说明来意之后，次日清晨，公社派两名武装民兵护送他们去大黑山，那是莽莽无际的原始森林，直径一两米的大树比比皆是，林冠闭日，见不到天，虽是正午，也是光线暗淡。进人林区之后，一路见到直径三五十厘米的茶树成群。中午，到达了大茶树地点，由于森林里天黑得很早，先生匆忙对周围的生态环境进行了考察记录，取土样，采茶树花果枝叶标本，测量茶树直径为1.0m，树高采用三角法测量，做好记录，匆匆返回，走出森林，太阳已经落山了。民兵带他们赶回公社已是晚上9点多了。第五天，他们回到勐遮，第六天回所，计算树高，因为有30多米高而怀疑。1962年2月，他们又二次进山复查，证明测量无误。先生根据生态环境，结合采访群众，进行了茶果枝叶鉴定、样品生化分析，确定为野生型茶树，并写成了《巴达野生大茶树的发现及其意义》一文，发表于湖南《茶叶通讯》1963年第1期，一时震惊茶坛。此后，很多报纸、画报社接连不断地进山拍照发表，成为当时一大珍闻，蜚声中外。此后几年，在云南其他地方以及贵州、四川相继发现了大量的较大野生茶树，从此，茶树原产地不在印度，而在中国、在云南这一事实得到了强有力的证实。此后，全国茶界名流、社会知名人士，纷纷前往勐海造访谒拜。
先生说，上巴达大黑山考察时，他并未意识到，这次行动竟有如此重要的政治经济意义和学术意义，这成为他一生献身茶叶最为荣幸的事，而且他当时刚从学校毕业，就有这么好的机缘。
1992年，思茅地区树群落和古茶树的发现及其意义》，在第三届国际普洱茶学术研讨会上发表。
普洱茶泰斗——张顺高(一)
图为：张顺高
文／杨普龙
先生终于退下来了，从他创立的昆明民族茶文化促进会会长的职务上退了下来，担任名誉会长。大家都欢欣鼓舞，也松了一口气，他太辛苦了，该歇歇了。孰料，他还是一样的对会里的大小事情，牵肠挂肚，还是每次大老远的倒公交来开会。新春团拜会马上就要到了，他还是放心不下，从会场到会务、从礼品到午餐都一件件的落实。
先生在退下来之前，又接下了两块牌子，云南省老科协茶叶分会和吴觉农茶学思想研究会云南联络处，同时，还兼任云南其他几个茶叶社团的专家组组长。他还是操劳的命，退而不休，退不下来了。其实，退本来是件很简单的事。只是，第一，谁都有自己的事，谁都在忙自己的活，一个民间团体，清水衙门，谁会倾注那么多的心血？第二，在专家满天飞的普洱茶界，要找一个真正称得上专家、能服众的人还真不是件易事。先生无论于学术、于实践，于人、于德都堪称楷模，堪称专家中的专家，大旗，还得由他扛。
先生生于1933年，祖籍湖北五峰，土家族，于今已78的高龄。1956年，先生考入湖南农学院。1960年茶学专业毕业后，因对云南、对西双版纳的向往，自愿申请，由国务院统一分配到云南省茶叶科学研究所（茶科所坐落在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茶叶生涯，开始了云南的茶海之梦——把云南打造成茶叶的海洋。
先生的一生，似乎几项荣誉，一串职务，一堆著作就可以总结。但是，这背后的付出、贡献，每一项都是很多人难望其项背的。先生笑言，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马里共和国国勋、吴觉农勋章三项荣誉就足够了，至于眼前才评上的研究员，算不了什么。先生淡泊名利，看淡荣辱，当然无所谓。职称一事，也是敬重他的人一直耿耿于怀的，以先生的贡献、学养而言，比起现今的许多教授、研究员，不知高出几许，博导都绰绰有余。其贡献，不仅仅是学术上的建树、创新，更有润泽苍生，福庇万民的数百万亩茶树、茶园。这些绿金不仅遍开在云南的黄土高原，还开在了万里之外的撒哈拉沙漠边缘。
普洱茶泰斗——张顺高(七)
文／杨普龙
建立大叶茶树速成高产、高产稳产栽培理论框架
云南科技文化相对落后，没有自己独立的先进茶树栽培技术，长期以江浙为范本。然而大叶茶与小叶茶、南亚热带与中亚热带、热区土壤与江南土壤，均有极大差别，套用来的东西，多不符合云南实际，按云南资源特点和云南省情建立具有云南特色的茶树丰产栽培理论是云南茶人的历史职责。20世纪60年代初，先生进行了“云南大叶茶树种植密度与排列方式试验”和“综合丰产试验”，对全省各茶区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初步形成了合理密植是茶树速成高产的中心的概念。七年的马里种茶实践，对水、土、肥在茶树丰产中的地位有深刻体验。1975年，他又作了“云南大叶茶速成高产、高产稳产栽培技术研究”，从每亩600—8000株的几十种种植密度与排列，配以不同的水、土、肥基础做试验，其中两亩试验地栽后次年投产，三年亩产500斤，五年800斤，创云南茶叶之最。1976年底，先生赴上沃尔特考察和种茶，交由陈清华负责管理。在上沃尔特，他采用速成栽培法，从播种到采摘仅两年时间就完成了茶树试种。1980年回国后，继续进行研究，1983年进行成果鉴定。这项研究，获1979年云南科学大会省委省革委一等奖，州科学大会一等奖，1985年获农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1987年获国家科技成果证书，据省农业厅证明，该成果推广180万亩，对云南茶叶生产面貌的改变，产生了重大影响。
经过20多年的科研和生产的实践，他对大叶茶的丰产规律有了深刻认识，撰写了《论茶树速成高产、高产稳产栽培法》，在1983年10月全省茶园丰产会议上作了专题报告，刊登于《云南茶叶》1984年第1期，被评为一等优秀论文。文章从云南茶叶生产的自然资源出发，紧密结合云南茶叶生产的实际，阐明了土肥对茶树丰产的基础地位，利用大量实验数据和生产调查作支撑，论证了密植是茶树高产的中心，提出了实现茶树速成高产的修剪、养树、采摘三个关键环节，构建了云南大叶茶丰产栽培理论的框架。这就是：以土肥为基础，以密植为中心，把好修剪、养树、采摘技术关键，云南大叶茶就可以速成高产、高产稳产。按这个理论框架制定的技术措施，紧扣云南实际，对云南历史上大叶茶长期稀植、极端粗放的耕作、重栽不重管、重采收不重投入、吃自然饭的传统生产方式有极大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对云南茶叶摆脱极度低产的长期困扰，带来了一场技术革命，它对推动云南茶园建设现代化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茶叶大发展，发生了重要作用，对建立云南自己的、具有云南特色的茶树栽培理论具有开创性意义。
生态茶园理论的创立与实践
茶树的系统发育是在亚热带的森林中完成的，养成了喜温、喜湿、喜欢漫射光的特性。栽培茶树，适当荫庇，则生长更好，品质更佳。我国茶农在长期栽培历史中，顺其自然，在茶园物种配置上，采用多种经济植物配合，而云南勐海则有著名的樟一茶，澜沧有杞木一茶等模式，湖北则有乌柏一茶、油桐一茶、棕一茶等，但是没有确定的量和规则，缺乏规范。参加工作后，先生首先做了遮阴树的丰产试验，20世纪50年代末，普文农场率先实行了橡胶一茶叶组合，六七十年代，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研究所在边缘热带勐仑进行了胶茶人工群落的系统研究，在理论与实践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在海南推广了20万亩，给海南农垦带来了巨大效益。在援马里时，先生采用在茶树的上层采用芒果合欢，下层采用千斤拔三层立体配合，收到了良好的抗干热、抗日灼、改善茶树生态环境、增加收人、增进地力的多种效果。
1983年，云南生态经济学会成立，他参加了学会和中国生态经济学家在昆明举行的大型讲座，开始接触生态学。同年10月，由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倡导主持召开的西双版纳国土经济学研究，是首次生态学与经济学结合的全国性盛会。先生担任茶叶方面的研究与撰稿，开会时与于老多有接触，陪他参观了茶树王，回京后，他寄来了他的生态学论文《我对生态的一些看法》。这是一份当代中国生态学全面系统的研究大纲，先生茅塞顿开，引发了他对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的无比兴趣，他如饥似渴地收集当时所能找到的有关生态学的资料，刻苦学习钻研，并与茶树栽培紧密结合起来。为使云南茶叶生产具有自己的风格，让云南茶树栽培理论显示出云南的特色，1984年，他在勐海六届政协会议上提出了《建立勐海茶叶经济生态县》的建议，1985年主持建立南糯山茶叶经济生态乡试验示范，把生态学引人茶区的建设。1986年编辑了《云南茶叶》生态专辑，为之作序，并发表了《生态学学习笔记》，向茶叶界全面系统地介绍推广生态学，同时正式提出了生态茶园新概念。他还进行了“园林式复合茶园生态系统结构研究”。同年，在他主持的全省茶叶综示区中，把生态茶园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在茶区推广。1988年，他主持了江城县牛洛河万亩生态茶园的建立。经过多年的研究与实践，1992年，在中国茶叶学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茶叶发展之路”讨论会上，他全文宣读了《中国茶园建设生态之路》。文章以全新的观点和理论方法向中国茶园建设传统模式挑战，受到了全国茶界同仁的高度重视。核心是：生态农业是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中国茶园建设，必须走生态茶园之路。这是先生对云南茶叶乃至全国茶叶界在理论与实践上所作的创新性贡献，并首先为云南茶界所接受，广泛应用于实践，对建立云南特色的茶树栽培学，推动云南茶园建设现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太阳光谱光质与茶叶优质高产
“高山云雾出好茶”沿用了千年以上，几乎成了划定宏观茶叶品质的世界性约定。是不是真理？若是，具体关系怎么样？原因是什么？应有一个科学的说法。经云南省应用基金会批准资助，1988年与中科院云南天文台、昆明生态所、云南气象局合作，进行了“茶树太阳光谱考察”研究。1990年，先生和夫人梁凤铭被调到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研究所，在那里完成了项目的研究。
该研究以澜沧江流域茶区为对象，从低纬到高纬选择南糯、勐库、凤山、苍山四座茶山为代表，每座茶山从低海拔到高海拔分1-5个海拔段设点共13个，对气候、土壤、茶叶生化、红茶和绿茶品质、太阳辐射光谱的自然分布、茶树对光谱的选择吸收、茶树光合作用等进行了大规模的、系统的考察研究，全面掌握了茶叶生化、茶叶品质、土壤、气候和太阳光谱等的地理变化规律，得出了南红北绿、低红高绿的基本概念，并提出了红、绿两大茶类，纬度、海拔两个方向的茶叶优质高产地理区划意见，即红茶的优质高产区在北纬20021’——250、850-1850m，高产特优区在北纬23021’—24033、1200-1850m；普洱茶优质高产区在北纬21020—250、1000-1730m；一般绿茶中产优质区在北纬21020—250、1730-2050m；名茶低产优质区在北纬250以北、2000m左右及以上。
之所以选择澜沧江流域茶区为研究对象，原因是：澜沧江流域是茶树的起源地和传播中心，是最早驯化利用茶树的原点，该流域是云南茶叶主产地区，占全省总产的70%-80％，云南的大茶山、大茶厂、滇红、普洱、苍山雪绿等名茶和云南六大古茶山、国家级大叶茶良种、已发现的所有特大古茶树几乎全部集中在这一区域，一句话，它代表了云南茶区。
综合性茶叶生态研究，在一个8万平方公里规模上的大型综合性生态研究，特别是对太阳光谱光质的考察，开茶树生态研究史的先河。在中国，在世界，都是没有先例的。这个考察，工作十分艰苦，观测调查点都是在山上。从山麓到山顶，设点1—5个。从太阳升起开始工作，直到日落，出工收工两头黑，晚上还需制样茶，处理样品。抬仪器上山，大多没有路，往往需要几十人，室内分析测定，计算机处理数据，工作量十分巨大。经一年野外考察，三年室内作业，完成了20万字的研究报告；找到了优质茶的地理存在，为优质高产茶叶的区划、规划和计划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开创了应用茶树生态学研究新领域，丰富和发展了中国茶叶科学，是云南茶叶科技的一项创新和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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