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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笔者有幸见到了“香港熟茶教父”卢铸勳的两位传承人卢文韬与卢武韬，兄弟二人身着灰黑色系的衣衫，古朴而稳重。“香港熟茶教父”卢铸勳的两位传承人卢文韬（左二）与卢武韬（左一）、佛山市茶叶流通协会会长周翊洪（左三）、【亚太茶业】全媒体总裁黄继平（左四）
小小的茶室，三五人，沏一杯清茶，就一缕茗香，酣畅对谈，窗外寒风凛冽，窗内茶香四溢。众人端起茶杯，轻啜一口，听二老讲一讲，那动荡的年代，一个乱世小子到一代熟茶大师的传奇故事。
01
战火纷飞的年代，兜兜转转终见茶
茶席之上，一片片茶叶，在水中翩跹起舞，浮浮沉沉中，幻化着生命的沉重和轻盈。也许，茶之舞蹈就是一个人的舞蹈，好似人生的兜兜转转，亦如二老的父亲卢铸勳先生早年的生活。
卢铸勳（右二）、卢武韬（右一）
卢铸勳，1927年出生于广东顺德县众涌村，1945后开始学习制茶。
事实上，早在做茶前，卢铸勳就因战乱与天灾，多地辗转，从事过多种职业。在1937年到1945年，这八年的动荡的时间里，其从“顺德”到“澳门”、到“香港”、到“石歧”、到“九江”、到“梧州”、再到“顺德”，从“红窗门杂货店”到“永兴隆梅庄”、到“伍启文菜档”、到“中江学校”、到“杂货铺”、到“伙食店”、到“牛皮厂”、到“大口农场”、再到“英记茶庄”，兜兜转转间，虽说增长了不少见识，但始终没能安定下来。
也许是因为时代动荡，也许是因为所从事的职业没有足够吸引力，这“颠沛流离”的八年间，卢铸勳也遭受了不少苦难，战乱、天灾、饥荒……其中让笔者感触最深的便是其自传（《乱世小子回忆录》）中所记述的饥荒。
1941年大年初一，逢天灾“下大雪”，鱼塘的鱼全部死亡，农田欠收，因而农村破产闹饥荒。此外，当时物价飞涨，四百元大洋只能购得一斤白米，而三百斤莲藕也只换得两小杯米，大约能煲两碗粥，不得已，卢铸勳前往梧州逃饥荒，他步行至九江，后又偷渡九江，夜宿山神庙，一路走来，腰膝酸痛，脚上也起了不少泡，但他没有放弃，四天后，终达梧州。
卢铸勳1945年8月28日到澳門拍的照片
1945年，卢铸勳在其兄卢炳乾的带领下，再次来到远离战乱的澳门，在英记茶庄做杂工送货，之后开始学茶，师从吕奀芬，踏上做茶之路。
02
逐步解放的年代，几经困苦终有成
从1945年开始，卢铸勳做茶一做就是六十余年。正是早年的那些苦难，造就了卢铸勳不服输的性格，以至于后来，他克服了做茶路上所有的困难，终成熟茶教父。
1946年6月，卢铸勳调升上三楼工厂学习筛焙、蒸制各类旧茶，其中以孙义顺笠仔六安茶最多。当时在澳门所制的孙义顺六安茶，使用的竹叶、笠仔及招纸，全由佛山运到澳门英记茶庄加工，因而工作很忙，卢铸勳每天都是早上5点起床，工作至晚上11点半或12点才开始收工，有一次还因过度劳累，由中午晕倒至半夜三点才清醒，如此高强度的工作，卢铸勳一做便是七年，七年后工作才逐渐缓和下来。七年间，卢铸勳的工作越来越受到认可，其工资也翻了几番，已由当年的每月5元涨到了如今的每月40元。
青茶发酵问题多
据卢铸勳回忆，当时红茶很好卖，湖南的功夫红茶每司担200多块，祁门红茶售价每司担到350到370元，上级的青茶可以卖到110—120元/司担，下级的青茶可以买到70-75元/司担。
因为考虑到红茶的销量不错，价格卖得起来，卢铸勲想，要是把青茶发酵转化成红茶，岂不是财源滚滚？于是，已经掌握茶叶加工技术的卢铸勲，便在一个深夜偷偷开始了自己的伟大创造。
他用十斤青茶加两斤水，用麻袋覆盖使其发热到75度，经数次反堆转红，再用30度（和暖）火力焙干，出来的茶叶泡了之后，发现汤色叶底与红茶一样，只是可惜没有红茶的清香风味。那味道出不来怎么办？卢铸勲便把自己两个月的薪金（80元）拿出来，到香港各处去购买食用香精，回到茶坊继续试验。遗憾的是，各种香精都试过，却始终无法调制出红茶的风味。究竟是哪一环节出了问题？于是，他决定再次试验，他开始改变制作工艺，将十斤青茶加水发酵转红至七八成干，放入货仓焗六十天后取出，这次，这批发酵茶泡出来的汤色比蒸制的旧茶更为深褐色，茶味也更淡，卢铸勲在青茶发酵上有所获，暗自喜悦，秘而不宣。
制茶技术需钻研
1949年，新中国成立，私商逐渐被取缔，为谋求发展，一些商人纷纷转战海外。1950年，鸿华（转销南洋最多，茶品主要有英记供货的茶商）来信说，南洋茶饼吃紧，像宋聘号、敬昌号、同庆号等价格飞涨，却又无货可供，并询问英记是否有技术生产。当时，谁也不懂此项工艺，但卢铸勲还是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一个月后，研制成功，每个月可以生产茶饼30到50件。
此外，1956年，唯一洋行的邓堃要做一批姑娘紧茶，虽说之前也没做过此类茶，但他回家研制了一周，便交出了样品。看过样品后，邓堃就下了1000支的订单，这批原本要2个月时间做的茶，最后40天就做成了，之后，他把此款茶命名为“宝蓝牌”。
在家中自制姑娘紧茶哥给朋友
据其儿子卢文韬、卢武韬讲述，卢铸勳当时做茶严格，对手工要求很高，就像姑娘茶，一般年轻人都做不来，也达不到他的水平。他们说：“虽然现在父亲老了，但十年前，他用一块布包起茶叶，称好重量（357g），蒸好后，扎住布袋口，扯紧，然后拿两个不锈钢盘（当饼模），就可以压好一饼茶，而且茶饼的样子很好看。之前我们自己也试过，都没成功，布一拆开茶饼就松掉了，这个要多年累积经验，才能做好。”
百花齐放创业难
1954年，卢铸勳定居香港，其后在长州创立福华号，自建品牌“福华号宋聘唛”。当时，青茶百花齐放，各国以及中国各大茶区产品都相继进入香港，品类丰富。由于当时香港的茶业出口旺盛，卢铸勲便决定在新公司恢复1946年所使用的发酵方法，用印尼毛峰青茶先发酵后制成茶饼，开始外销，第一次就赚了不少钱。
香港福华茶庄
但好景不长，1956年，做邓堃的那批姑娘茶时，他就遇到了不少困难。当时，虽说生意有了，技术也研发出来了，却没钱买原料。后经朋友介绍，认识了联隆行陈天富，问及风险如何，失败如何善后，卢铸勳当下立即保证不会全亏，至多有三成风险，陈天富便答应投资，卢铸勳只赚取工钱，并全权负责进料、人力与生产。资金有了，但青茶难买。当时，制作姑娘茶的原料（越南会安青，广东粤毛青，四川川毛青）却被永生祥、元亨、万春、协丰和鸿华完全控制，最初与鸿华茶行李锦鸿磋商时，他刻意提高货价，卢铸勳考虑到若五家联合提价，则有亏本风险，其后便逐一与泰兴祥吴南针、永生祥何东海磋商，几经波折后终于找到钱和茶青。
1957年南洋不景气，香港也受到影响，当时给卢铸勲投资的几个人也从福华号撤回股份，卢铸勲只有用自己的工资顶住，才没有变卖生产茶叶的工具。1959年，唯一洋行再次给了卢铸勲一份1500支的紧茶订单，勉强又熬过一段时间。1960年，西藏封锁，不与外商贸易，一些茶厂也开始停业，当时卢铸勲只得帮别人加工发酵茶与六堡茶换取微薄工资。也就是在这一年，卢铸勲选用会安青茶，经过60天的时间，制作出一批新的发酵茶，汤色深褐明净，口感佳，因第一次有普洱发酵旧茶在市场上出售，这批茶卖了个好价钱。
03
新法速效催陈韵，和盘托出传四方
50年代后期开始直到70年代初，卢铸勳使用了大量的云南茶青发酵普洱生茶，其制作出的茶饼，因较佳的口感和汤色，在香港茶叶市场上，具有相当优秀（吸金）的表现。
如此炙手可热的制茶秘方，本应不外传，但卢铸勳不这么想，为了惠及更多人，他毫不吝啬的将制茶秘方和盘托出，并辗转多地指导熟茶发酵技术。
制茶秘方齐托出
后来，香港茶人曾鉴向卢铸勲请教发酵的秘方，他也不保守，一五一十，将制茶秘方和盘托出。后来香港祥发咸蛋庄老板张旺燊得知此事，便笑卢铸勲是傻子，轻易把技术告知他人，还扬言，未来10年香港茶业的局面会因为此技术而改变。果不其然，后来曾鉴的弟弟曾启到广州加入中茶分公司做茶业发酵师傅，从此开始了在广州中茶分公司的普洱茶发酵之路，他将云南茶青与广东当地的茶青拼配，制成广东普洱茶，在粤港澳以及东南亚各地销售。也因此，之后的10多年内，居然没有茶青运往香港。
70年代后期，约1978年左右在泰国清迈做茶，在旅店拍摄的照片
远赴泰国传技术
在此期间，得不到云南茶青的卢铸勳，只好另辟它途。后来，卢铸勲在南天贸易公司（香港著名的茶业公司，很长一段时间里，垄断大陆到香港所有茶业贸易，与当时的香港港九茶商自由贸易思想有矛盾冲突）周琮的引荐下，结识了清迈茗茶厂的杨大甲，开始向当地茶厂传授普洱茶的发酵技术。自此，泰国也开始了普洱茶的发酵，直到今天，泰国依旧在卢铸勲教授的技术下生产普洱茶。
泰国茶厂
约80年代初期，泰国茶商（左）、卢铸勳（右）
技术辗转传四方
1976年，周琮邀请卢铸勲前往云南，他没有去，而是将发酵普洱茶的方法告知周琮，让其带去云南勐海。之后，普洱茶发酵技术在云南传开，云南也开始普洱茶的发酵之路。
1980年，卢铸勳前往长沙益阳茶厂指导制作发酵茶。
在湖南的茶厂合影
1992年，前往越南胡志明市竹桥国营外贸企业公司指导制作发酵普洱茶。
越南茶厂
1996年，转让制作同庆号技术给越南胡志明市竹桥国营企业公司林思光。
2000年，卢铸勳宣布退出江湖。
香港熟茶教父卢铸勳（摄于2017年末）
纵观卢铸勳这六十余年的茶叶生涯，他始终都是在为世人寻找合适的茶而奔走。一个生长在乱世的小子，凭借自己乐观、豁达、开放、不服输的性格，在茶界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熟茶发酵技术和盘托出传四方，他，终成一代熟茶教父。也许香港茶界著名茶文化研究者王汗坚先生所著的《卢铸勳》一诗，就是对其做茶生涯的最好描述：
藏缺紧茶四张罗，卢铸灵巧占商机。
新法速效催陈韵，熟饼溯本是长州。
义助南天成大业，印支佳茗集香江。
年过古稀雄心在，记述曾经享后人。
注：本文参阅了卢铸勳先生自传《乱世小子回忆录》，及《香港熟茶第一人——卢铸勳》一文
扩展阅读
卢铸勋：没有生产过一饼熟茶的“熟茶教父”
图为：卢铸勋
《号级古董茶事典》是杨凯先生的大作，书里引用了一件民国37年昆明市茶商业同业公会的档案。通过这份档案，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的“七子圆茶（生茶），是红汤的，每桶5市斤，价值金圆3元1角”。
每桶5市斤的重量，折合每饼约357公克，这与我们今天的常识完全相同；价格的差异，在每一个时代，都有其不同的呈现，也很容易理解；唯独是汤色之红，却与现在常见的普洱生茶，大相径庭。
实际上，这个大相径庭的结果，却恰恰反映了普洱茶的史实，我们看看民国学者李拂一的记录：
佛海茶叶制法，计分初制、再制两次手续。
土民及茶农将茶叶菜下，入釜炒使凋萎，取出竹席上反复搓揉成茶，晒干或晾干即得，是为初制茶。或零星担入市场售卖，或分别品质裝入竹篮。
入蓝须得湿以少许水分，以防齑脆。竹篮四周，范以大竹萚（俗称饭笋叶）。一人立篮外，逐次加茶，以拳或棒捣压使其尽之紧密，是为“筑茶”，然后分口堆存，任其发酵，任其蒸发自行干燥。所以遵绿茶方法制造之普洱茶叶，其结果反变为不规则发酵之暗褐色红茶矣。此项初制之茶叶，通称为“散茶”。
制造商收集“散茶”，分别品质，再加工制为“圆茶”、“砖茶”或“紧茶”。另行包装一过，然后输送出口，是为再制造。
“圆茶”也好，“砖茶”、“紧茶”（沱茶）也好，既然其原料都已经是“不规则发酵之暗褐色红”的散茶了，无论如何再次加工生产出来，汤色都只会更红，而绝不是今天我们常见到的清汤绿水。文长不能尽引，我们只选择比较有代表性的“紧茶”工艺来看。
紧茶以粗茶包在中心曰“底茶”；二水茶包于底茶之外曰“二盖”；黑条者再包于二盖之外曰“高品”。如制圆茶一般，将各色品质，按一定之层次同时装入一小铜甑中蒸之，俟其柔软，倾入紧茶布袋，由袋口逐渐收紧，同时就坐凳边沿照同一之方向轮转而紧揉之，使成一心脏形茶团，是为“紧茶”。“底茶”叶大质粗，须剁为碎片；“高品”须先一日湿以相当之水分曰“潮茶”，经过一夜，于是再行发酵，成团之后，因水分尚多，又发酵一次，是为第三次之发酵，……这或者即是“紧茶”之所以为“紧茶”之惟一秘诀也。
类似的文献，绝非只有李先生这一份。范和均、张凤岐、谭方之……，在完成于解放前的各家著作里，关于云南紧压茶用料、制作、包装的记载，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说当时的普洱生茶，汤色是红的。
这样看来，或许我们还不能下断言说，百年前所有的普洱茶在产生之初便是红汤，但只要把“所有”依次换成为“大部分”三字，其结论，就大致不会离谱。“汤色红浓”，这段我们今天大多数制茶人早已遗忘了的历史，在卢铸勋的脑海中却是挥不去的记忆。
1927年出生于广东的卢铸勋，一生都与茶叶有分不开的关联。经历了几个时代的他，最初在澳门学徒的时候，只有11岁。
澳门从十七世纪开始就是世界茶叶转口贸易当之无愧的中心，几百年的光景，荷兰商人将茶叶从澳门运到海外，也从中获取了丰厚的利润。直到清政府将香港和九龙割让给了英国，东印度公司不需要再在澳门做生意，加上香港的海域水深港阔，有着天然的优势，澳门在茶业转口贸易方面的龙头地位才渐渐被取代。
这是十九世纪后期就开始的进程，但最终完成，却要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澳门的茶行街上还是十分活络。这当然是澳门远离战火偏安一遇的缘故。
卢师傅所在的茶行，便是在当时十分出名的澳门英记茶庄。顺便说一句，就算是今天，虽说澳门英记茶庄已经落寞到只剩下一栋小楼和一间门店，但对于所有热衷茶史的人来讲，这里仍然是考察故迹、回忆往事的探索之旅中，绕不过去的一站。
1950年，在云南经营同兴号茶庄的袁寿山来到了澳门，他坐在英记茶庄的木椅上说，“新中国成立了，私商被取缔，一切都是统购统销。香港那些喝惯了红汤普洱茶（生茶）的客人，压根儿喝不惯发酵不到位的新滋味，这就导致市面上老滋味的茶饼很吃紧。
像宋聘号、敬昌号、同庆号等等，价格飞涨，却又无货可供”。袁寿山一面向英记茶庄借钱想去进些货，一面又问英记方面有没有技术，可以在澳门生产传统的红汤普洱茶。
六十多年后，在接受采访时，卢师傅对我说，他“爷爷的爷爷就已经在经营普洱茶，那些刚做出来的普洱茶，汤色也蛮深，但要放上六七年，味道更纯和了才出售”，就凭着这些并不清晰的印象和曾经制作红茶的经验，卢铸勋开始研制起来。一个月后，研制获得成功。
他说，“当时每月大约可以生产茶饼三十至五十大件”。一大件是84饼，三十至五十大件，也就是2520至4200个左右的茶饼。这些茶饼，都是生茶。可就算是刚刚生产出来时的汤色，就已经是红亮的了。
到了1954年，所有的人都已经明白，澳门在世界转口贸易中的地位，再也无法和香港相提并论。卢师傅带着他的技术，离开澳门，定居到香港，创立了自己的品牌“福华号宋聘唛”。
唛，音ma，是英文mark在广东话里的音译简称。后来中茶公司则完全是纯新工艺，但也不是全无所本”。
现在有人担心真相布出，会令那些未经发酵的青茶难堪，其实是不必要，因为时代不同，植株工艺都异，白云苍狗，本就是正常。
一代“茶仙”的惨死迷案
卢仝一生的交际圈子非常窄，后人从他的诗作大致可以推测出，卢仝的朋友主要有韩愈、孟郊、贾岛、马异、刘叉等人，这些人都是韩孟诗派的中坚力量，大多和卢仝一样，性格孤僻。
济源市政协文史研究会副秘书长李立政先生和我探讨卢仝时也说，卢仝的这种高傲性格，是促成其诗风怪异的主要内因。韩愈在《寄卢仝》一诗中写道：“先生结发憎俗徒，闭门不出动一纪。”为我们展示了这位怪异诗人自视甚高、落落寡合的形象。
卢仝的怪异性格，可能与他的身世有关系。卢仝祖籍河北范阳，卢氏为当地的名门望族，史学家推测，卢仝祖上从河北迁居河南济源，可能是因为家道中落。到了卢仝一代，日子就相当清贫了。
卢仝一生不曾做官，缺乏固定的收入来源，但他酷爱读书，在扬州的一所旧宅中藏书颇多。后来卢仝举家迁到洛阳，为购买一所宅院，欠了当地富商一笔巨款。由于当时韩愈为河南令，和卢仝关系非常好，时常接济他。
但由于债主逼债很紧，卢仝受到了威胁。韩愈《寄卢仝》诗中所说隔墙恶少“每骑屋山下窥瞰”，很可能就是债主逼债的手段。幸亏韩愈的维护，卢仝才免受一场难堪的侮辱。韩愈离开洛阳后，卢仝的生活更加艰难了。为了还债，卢仝不得不将扬州的旧宅卖掉。但旧宅中的藏书，卢仝想方设法托人运回河南。卢仝的好友孟郊为此写过一首诗，题目就叫《忽不贫，喜卢仝书船归洛》。
卖祖屋这种事，是很让人悲伤的，鲁迅先生在《故乡》一文中就非常到位地描述了这份感觉。
卢仝一生，遭受了很多人情冷暖，看尽了世态炎凉，因而性格古怪，才做出古怪之诗。
▲抱才隐居是为大用
由于卢仝在史书中属于“非主流”诗人，有关其记载有前后矛盾之处。卢仝一生究竟何时隐居，何时游历，何时居洛阳，何时居扬州，何时居济源，均没有详细的划分。史学家只能大致勾勒出一个线条：20岁之前，卢仝居住在济源，读书、饮茶；20岁之后，开始在扬州、洛阳等地漂泊、游历，甚至还到过塞外；30岁左右，卢仝在洛阳定居，也可能又回到济源王屋山隐居过一段时间。但这种说法也遭到很多历史学家的质疑——总而言之，卢仝的生平是模糊的。
唯一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卢仝在王屋山的居住时间最长。
卢仝居住在王屋山何地，已经不能确定具体地点。后人根据卢仝诗句的描述，找到了大致方位，并在山间修筑了一间“卢仝茶社”。2010年12月17日，我和李立政先生上山时，正好赶上茶社放假，空无一人。
在卢仝茶社的大厅内，陈列着一尊卢仝塑像。李立政先生说，雕像是根据钱选《卢仝烹茶图》雕刻而成的，至于是不是一千多年前真实的卢仝模样，谁也不敢肯定。而我觉得这尊塑像有失真实，因为根据史料的描述，卢仝或许患有“脱发症”，没有头发。
卢仝茶社依山而建，一条溪水从北而南，穿山越岭，直至山下。山沟两边灌木丛生，怪石峭立。
隐居山间却心系天下，这是长久以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种挥之不去的情愫。卢仝终生未曾为官，《唐才子传》记载：“朝廷知其清介之节，凡两备礼征为谏议大夫，不起。”至于卢仝为何“不起”，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研究卢仝的学者据此认为，卢仝是一个看破红尘、不愿为官的人，尤其是爱茶文人，称赞其是不愿入“淤泥”的高尚雅士。
质疑者分析卢仝有关的诗作后，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自古以来，有一类文人，并非不愿为官，而是心高气傲，要做旷世之才，非宰相之位不受。有这种想法的文人不在少数，可惜除了诸葛亮，鲜有人能一步到位，挤进帝王的“核心班子”，因此，他们一面作诗著文抨击时政，一面拒绝朝廷给予的低级官位，卢仝很有可能属于这一种。
尽管卢仝在王屋山上隐居多年，并两次拒绝朝廷的征召，但在其好友韩愈的诗中，仍能看出卢仝的一些心思：“先生抱才终大用，宰相未许终不仕。”（《寄卢仝》）卢仝自己也写过一首《直钩吟》：“初岁学钓鱼，自谓鱼易得。三十持钓竿，一鱼钓不得。人钩曲，我钩直，哀哉我钩又无食。文王已没不复生，直钩之道何时行。”那种渴望明主而不遇的怨愤之情溢于言表。千古绝唱《月蚀诗》，更是将卢仝那种积极入世的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有学者提出，卢仝之死就是其极想参与时政的最好注释。
“甘露之变”留下的千古之谜
▲卢仝一生除了留下了两首名诗，还留下了一个千古谜团：甘露之祸。
中唐时代，外有藩镇割据，内有宦官干政，唐文宗不甘心大权旁落，一心想铲除宦官。
公元835年11月21日，文宗在紫辰殿早朝。禁卫军将军韩约上殿启奏，说禁卫军大厅后面的院子里一棵石榴树夜里降有甘露。在古代，天降甘露被认为是祥和的好兆头。礼部侍郎李训带领百官向文宗祝贺，并请文宗亲自到禁卫军后院去观看。
于是，文宗要仇士良带宦官去查看。仇士良等人来到禁卫军大厅，正巧刮来一阵风，吹动了厅内的帷幕，仇士良发现幕布后站着不少手拿兵器的士兵。大吃一惊，慌忙逃走。看见事情败露，李训指挥禁卫军冲上去，抢夺皇帝。仇士良和宦官指挥手下和禁卫军经过一番厮杀，最终挟持皇帝进了内宫。
李训见计划败露，忙逃出京城。仇士良指挥宦官，对在京师的公卿与吏卒进行了血腥大屠杀，皇宫内“横尸流血，狼藉涂地，诸司印及图籍、帷幕、器皿俱尽”，宰相王涯等与甘露之变毫无关系的人也都被杀，死者有几千人，整个长安被搅得天翻地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甘露之变”。
“甘露之变”，祸及卢仝。据《唐才子传》等史料的记载，当时卢仝和几个朋友正在宰相王涯家里做客，因晚上留宿，遭到吏卒逮捕。
卢仝曰：“吾山人也，与众无怨，何罪之有？”吏曰：“既云山人，在宰相宅，容非罪乎？”于是，卢仝“苍茫不能自理，竟同甘露之祸”。
正如吏卒所言，卢仝这样闲云野鹤般人物，留宿宰相宅中，为何？千百年来，不同的学者得出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卢仝有着传统文人的仕途观，看似不愿为官，实则结交高官，希望能参与政治，清高之名与事实不符。也有学者认为，卢仝结交王涯是因为韩愈离开河南后，他生活窘迫，不得已而为。
近来，学者通过对卢仝、贾岛等人的诗作分析得出结论，“甘露之变”时，卢仝应该不在长安，而是在洛阳或塞外游历，后在洛阳病逝的。这种说法更符合卢仝“山人”性格。
卢仝是否死于甘露之祸，决定了一代“茶仙”的诸多历史细节。如今，让史学家头疼的是，如果卢仝死于甘露之祸，那好友贾岛、韩愈等人关于卢仝年龄的记载则存在相互矛盾之处，但轻易否定《唐才子传》“卢仝死于甘露之变”的说法，也没有过硬的证据。两派学者曾频频发文，进行论战，质疑者一度提出“如果死于‘甘露之变’属实，那卢仝整个生卒年份都要改写的”结论。
卢仝是否死于甘露之变，目前成为卢仝研究者未能破解的一个谜团。但卢仝是否死于“甘露之变”，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也许并不重要。就算卢仝确有结交官员、希望进入仕途，但他那份忧国忧民的情怀也是真挚的；就算卢仝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清高、就算他的那份孤傲是做出来的，但也无损他品格的高尚。
几篇短短的文章，无法准确地描述一代“茶仙”的传奇人生，让我也非常遗憾。但济源之行，让我强烈地感觉到：卢仝用他最真挚的感情，写下了传唱千古的《七碗茶歌》，这是一首伟大的诗作，这也是一首在中国诗歌史和茶史上的巅峰之作，后世茶人只能回味而无法复制，只能传唱而无法超越。
当我端起茶杯，《七碗茶歌》的境界又回荡在脑海中：喉吻润、破孤闷、搜枯肠、发轻汗、肌骨清、通仙灵、清风生……能将饮茶的心情挥发如此，夫复何求？（全文完）
一代名臣陶澍的茶缘
陶澍（1779～1839），字子霖，号云汀，自称桃花渔者、印心石屋主人，晚年自称髯樵，湖南安化小淹人。陶澍是清代经世派主要代表人物，是清朝晚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诗人。陶澍于嘉庆七年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后升御史，曾先后调任山西、四川、福建、安徽等省布政使和巡抚，后官至两江总督加太子少保。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陶澍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死后追封太子太保，谥文毅。陶澍的主要著作有《印心石屋诗抄》、《蜀輶日记》、《靖节先生集》、《陶文毅公全集》等。
陶澍是获得民间广泛认同的著名清官，更是我国古代和近代之交最杰出的经济改革家之一。陶澍政绩辉煌，他在改革盐政、改良漕运、首创海运、赈济灾民、兴修水利、兴办学校、建设文化、整顿吏治、严禁鸦片等九个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利国利民的杰出政绩。陶澍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在全国而言，他既是清朝中叶经世派的领袖，又是近代洋务派的先声；对湖南而言，他是近代湖湘人才群体崛起的先导者。由于陶澍善于发现人才和知人善任，他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著名的优秀人物，包括林则徐、贺长龄、魏源、左宗棠、胡林翼等，直至曾国藩被认为是全面继承陶澍思想的人。朝廷评论家称陶澍是“黄河之昆仑、大江这岷也”，是晚清时期全国人才发生、发展的源头。
陶澍不仅是政治家和经济改革家，还是清朝中期最重要的诗人与散文家之一。他的奏疏、散文、诗歌、对联，既是其经世思想的载体，又具有独特的艺术造诣。陶澍还是安化茶这一家乡风物的爱好者、研究者、宣传者，他笔下的和茶史上都很少见，但陶澍这一比喻却自然贴切、深刻传神，这足以表明陶澍懂安化茶，是真的很懂；陶澍爱安化茶，是真的深爱。
服膺茶德
古今中外的茶人，都有对茶德的领悟，“茶圣”陆羽认为茶“最宜精行俭德之人”；日本高僧千利休认为茶道的基本精神在于“和、敬、清、寂”；中国当代茶学专家庄晚芳提出中国茶德应是“廉、美、和、敬”。爱茶、懂茶的陶澍，不仅对茶德有着自己的独特体会，而且注重自觉地将茶德与己德融如一体，在品饮安化茶的同时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就在上述《试安化茶》诗中，每节都有关于茶德与修养的深刻体认。在第一节中，陶澍写到自家宴客唯三五碟凉菜、一壶好茶，其原因就是：“煮茗况家风，庭前馀雪白。”即自己欣赏和继承了晋代陆纳煮茶待客、清廉自守的清白家风，就像庭前馀雪那样无瑕。在第三节中，陶澍更是借无良茶商以外地茶充当安化茶的卑劣行径，鞭挞一味追求虚假名声、不能保持品质始终如一的世风。最后他感叹道：“臭味慎差池，我谓茶犹小！”强调相对于茶叶的作假来说，保持品德的表里如一更为重要。第四节中，陶澍进一步阐发了安化茶“闇然而日章”的良好品德：“着号材所长，自昔功已迥。历久用弥彰，暗然思尚褧。因知君子交，味淡情斯永。”安化茶以除毒祛滞著称，而且越是长久地坚持饮用，这一功效就越是显著，这种因性赋形、润物无声、味淡情长的风格，正是陶澍等儒家经世学派追求的人生境界。
留心茶政
《明史?食货志》记载：“番人食乳酪，不得茶则因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以制羌虏，明制尤密。”“汉川茶少而贵，湖南茶多而贱。湖茶之行，无妨汉中。汉茶味甘而薄，湖茶味苦，于酥酪为宜，亦利番也。”这一记载，说破了唐宋以下直至鸦片战争之前“以茶制边”政策的本质，同时也是以安化茶为代表的“湖茶”大行于世的根本原因。作为关心封建统治与改革的一代名臣，陶澍对这一点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谈到安化茶叶的功能时，进一步指出安化茶对西北边疆的重要性：“所以西北部，嗜之逾珍鼎。性命系此物，有欲不敢逞。”意即西北的少数民族对安化茶的嗜好甚至超过了珍宝与权力，因为他们的日常生活都要靠安化茶来维系，所以哪怕有野心也轻易不敢表露出来。但从陶澍日后推行盐政改革的思路来看，他并不是一个拘泥于祖宗成法的改革家，就像他因势利导、革除陈规以降低盐价、惠及百姓一样，估计他也不会因为“西北部”嗜茶就去卡他们的脖子，而是会引入市场因素来理顺茶政、惠及边疆。果真如此，则安化茶将提早百余年成为“民族团结之茶”，中国的边疆也将少了许多纠葛和纷扰。只可惜陶澍逝世于两江任上，后人不得目睹其治茶之效。但几十年后，陶澍的亲家左宗棠在治理甘肃茶政时，正是采取了减轻商人负担以保障流通、降低茶价的措施，因而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也给安化茶开辟了更为广阔深远的空间。对此，我们不得不感慨历史的传承之妙。
近现代学人研究认为，陶澍是嘉道年间经世思潮的倡导者和推行者，是中国近代改革派前期的领袖和核心，他“独于宴安无事、局守文法之时，洞见症瘕，亟起救药（黄彭年语）”，“勇于任事，不避嫌怨”（道光语），第一个突破清代政治经济体系，睁开眼睛看现实，首先将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引入改革中，具有某种趋向近代化的意味，并取得了巨大成就，是标志着古老的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里程碑式的人物。而爱戴陶澍的安化人，更愿意把他看成一个具有安化茶一般高洁品性的长者……
“以茶代酒”的典故背后 是一个悲惨的故事
昭明宫模型。东吴大帝孙权纪念馆内
荒淫、残暴、滥杀，孙皓的罪恶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罄竹难书。相貌堂堂的好青年怎么就变成一个恶魔了呢？有人分析，这是他小时遗留的恐惧种下的祸根。父亲当了太子，后被废又被杀。全家的境况急转直下，从天堂跌到地狱，他从小颠沛流离、担惊受怕，尝尽世态炎凉。而对他家下毒手的，又是血缘最近的亲人，心中的仇恨无以言说。
他戴上了面具，小心翼翼，实际灵魂已扭曲变形，变得乖张暴戾。等他掌握生杀大权，能呼风唤雨，曾经压抑的愤怒终如火山爆发，有悖常论的疯狂，才能让内心得到发泄和满足。
大选美女扩建皇宫
孙皓继位之初是释放宫女，很快走向反面，开始大肆选美。
孙皓规定：东吴凡是2000石（大致相当于现在部级）以上的官员，家中有女儿要上报。女孩到了15岁，必须让孙皓先挑选一遍，看不上的，才能出嫁。他的后宫有数千人，但他还是嫌少，又派亲信到各地选美。
偶尔碰到个美女会当个宝。真正满眼绝色，也就不值钱了。后宫之中，遍是佳丽，孙皓怎么可能珍惜她们呢？弃之如草芥。他在宫中引入水流，环绕殿堂，每天在后宫晃悠，看到哪个美女不顺眼，马上杀掉，扔到水中。美女们吓得魂飞魄散，躲在宫中不敢出来。
女人多了，总要安排个宫室。孙权建的太初宫就显得太小气了，孙皓在太初宫东边新建了一座昭明宫，位置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成贤街及偏东一带。
官职在2000石以下的，都要参与这个浩大的工程。老百姓到山上砍木材当苦力，官吏到山中做监工。太初宫周长约700多米，建成后的昭明宫约1200多米，宏伟壮观，富丽堂皇。
宫中有数以千计的各种首饰，孙皓让美人们戴上首饰，看她们追逐打闹。经常早上戴下午就坏，工匠们也趁机偷盗，国库挥霍一空。
滥杀大臣令人发指
孙皓在内杀美女，在外杀大臣，没有理由没有原因，就看他的心情。孙皓杀人的方式很多，剥人脸皮，挖人眼睛，多种多样，残酷至极。
中书令（帮助皇上在宫廷处理政务）贺邵因为中风，不能说话，也没有办法上朝。孙皓怀疑他装病，命人严刑拷打，割断他的头，烧成了灰。
大臣王蕃在宴会上喝醉了，孙皓怀疑他作假，先送走他，又召见他。王蕃这个人好面子，不希望自己失态，在孙皓面前强装镇定。孙皓看他举止正常，认定他是装醉，立即处斩。然后，孙皓率群臣出宫登到山上，命令亲信扮成虎狼，把王蕃的人头抛来抛去，最后人头完全粉碎。
“以茶代酒”故事与他有关
东吴一个人的遭遇，可以看作是大臣们悲惨命运的缩影。
他叫韦曜，博学多才，为人正直。孙休就很赏识，但宠臣张布忌惮他，总是搬弄是非，说他坏话。孙休为了保全张布的面子，一直没有重用他。
等到孙皓即位，初期很贤明，韦曜一路升迁，封为高陵亭侯，任中书仆射（中书令的主要属官）。孙皓嗜酒，常常从早喝到晚，还有一个恐怖的规定，不论宴会上的人酒量大小，都设了一个最低限。如果换算成现在量，接近3斤（度数没有现在高）。哪个喝不掉就硬灌进去。
韦曜的酒量很小，孙皓对别人都不宽容，对韦曜却特别优待，担心他出洋相，暗中命令侍从，替韦曜倒酒的时候换成茶，这就是“以茶代酒”典故的由来。
韦曜很感激孙皓，决定报答他。于是忠心耿耿，经常向孙皓提出合理化建议。孙皓气得不行，对你这么好，反而在我耳边聒噪。脸色越来越阴沉。此后在酒宴上，对待韦曜，不仅不再换成茶，反而强迫他多喝酒。
孙皓有个变态的爱好。大家喝得面红耳赤时，孙皓随意点一个大臣，大家轮流说说他有什么短处。如果这个短处，孙皓不以为意，那一笑而过。如果这个短处让孙皓听了极不爽，那这个大臣当场被抓或被杀。
大臣们都崩溃了，参加宴会如同上了刑场，不揭发，要自己命；揭发了，要别人的命。韦曜看不下去，劝孙皓取消这个规定，孙皓不想跟他啰嗦了，让他到阎王那里去韶吧。罪名是不忠心，逮捕下狱，随即杀死，亲人家属全部流放。
东吴人心惶惶。但没有最疯狂，只有更疯狂，孙皓在位第二年就宣布了一个无比荒唐的决定，举国上下，都惊得瞠目结舌。
邓时海：一个谈经验，一个说科学
经验与科学太难完全交集了！我有个经验问了科学，科学说"应该不会吧！"我的经验是"喝陈老普洱比喝新生普洱，有尿尿的感觉比较慢比较少。"
事件回放：白水清先生一篇刊登在《老茶文摘》的文章，被某些人和网站别有用些地炒作攻击，把白水清和陈文品两篇文章拼接成了现在广为流传的《白水清VS陈文品》，事态持续发酵，陈文品继续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抨击此事。
2014沉寂了一年的茶界，因为一篇短文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个默默无闻的陈文品，一夜成了“名人”，众多大师，专家，学者，权威也纷纷出场，此事件炒作大于讨论，其实就是学院派“茶呆”挑战经验派“茶人”的闹剧！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陈文品先生您品过老茶吗？一个看似对老茶的理解近似于真理的教授，在没有长期的接触就妄自攻击才是最不科学，最不道德的！你的科学符合事实规律吗？有多少你可以研究的强项和很多迫在眉睫的茶课题你不去参与，偏偏趟这坛子混水，没事儿闲的蛋痛，不务正业地炒作，好玩吗？
一个呆在学院的井底之蛙看外面的东西必定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白先生的经验是实事求是，是整体性的，是系统性的，我想也是对老茶普遍性的最有代表的归纳总结，所以我看了大部分内容都非常亲切，反而对这个不务正业，学术上没有建树地教授非常鄙视！
一个茶商和一个贫困村的情缘
“小陈”陈焕华（中）正在茶园查看贫困户茶叶长势。
7月4日一大清早，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钟灵镇凯堡村的茶山上，贫困户张正贵哼着小调和邻居们上山采茶。看着满山遍野的茶叶，张正贵无比踏实地说：“小陈不走了，我家今年脱贫有了底气！”
张正贵口中所叫的小陈，名叫陈焕华，今年38岁，是福建省福州市人。14年前，大学刚毕业的他就与凯堡村“结缘”。这些年来，他动员村民开荒山、种茶叶、办企业、创品牌，让凯堡村甩掉了特困村的“帽子”。
如今，在异乡漂泊14年了，小陈已不是当初的年轻小伙，思乡的情绪也越来越浓。不过，为了帮助张正贵等贫困户彻底脱贫，他决定留在“第二故乡”再干几年。
小陈进山震惊了——
特困村的人均年纯收入仅800元
陈焕华告诉记者，2002年，刚从大学毕业的他随朋友从福建赶来钟灵镇考察投资项目时，刚一来到这里，就被当地贫困的面貌所震惊：全镇11个村有一半属特困村，人均耕地不足6分地，人均年纯收入仅800元。
作为生意人，陈焕华的朋友打起了退堂鼓：谁会到这样一个穷山恶水的地方来投资？不过，拗不过当地人的热情邀请，陈焕华答应到其中一个特困村——凯堡村看一看。
“我们山里人想致富，找不到出路，也没有思路。小陈，你是大学生，你来帮我们找找出路吧！”见有大学生来村里考察投资了，凯堡村村干部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带着陈焕华翻山越岭四处考察。
凯堡村与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相邻，全村668户村民大多外出务工。不过，陈焕华发现，这里家家户户都种茶。可惜的是，村里的茶园不成规模，茶叶卖不出去。有了这个发现，陈焕华决定留下来，对当地茶叶品质作进一步考察。
很快，他找来专业团队驻扎村中，用4个月时间，勘查当地气候、土壤、水质，检测所产茶叶的内在品质。最终，检测结果令陈焕华喜出望外：凯堡村具备发展茶叶的绝佳环境，所产茶叶品质也属上乘。
小陈留下创业了——
凯堡村依靠茶叶产业整村脱贫
得知陈焕华要来村里投资办厂，村民们奔走相告：“小陈不走了，要带领我们种茶叶、办茶厂！”
不过，纵使凯堡村有种茶的绝佳环境，但要把茶叶产业发展起来，对于非农业专业毕业的陈焕华来说并非易事。
不过，初生牛犊不怕虎。小陈从家乡带来600万元资金，在凯堡村成立了秀山县钟灵茶业有限公司，开始了进山创业的漫漫长路。
经过多方学习与多渠道“取经”，很快，小陈在凯堡村实施了“基地+农户”的“两步走”计划：一是将零散的几百亩低产茶园流转过来，进行全方位的升级改造，打造成一个茶叶种植示范基地；二是将有头脑、有经验的茶农培育成大户，统一实行规模化种植、企业化管理、一体化经营。
令村民们佩服的是，小陈种茶不走老路：为提高育苗基地的茶苗成活率，小陈组织科研人员发明出“茶苗黄土覆盖无性扦插法”；为指导茶农建设优质高产茶园，他专门聘请西南大学的教授前来现场授课；为让茶农吃下发展茶叶的“定心丸”，他在钟灵镇建起了一个设备一流的加工厂；为将茶叶产业做大做强，他还致力于新产品研发及品牌培育工作，先后开发出21个绿茶品牌、3个红茶品种，其中，“钟灵毛尖”还通过了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和有机食品认证……
“跟着小陈干，不愁不发财。”杨正友一家4口人原本是贫困户。自从2003年起，跟着小陈种了4亩茶叶后，每年仅卖茶叶就有2万元收入。后来，杨正友还应聘到小陈基地上班，每月工资还有1500元。如今，杨正友已盖起了砖瓦房，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和杨正友一样，跟随小陈种茶的农户越来越多，一度占到全村户数的八成。其中，100亩以上的大户有5户，10亩以上的农户有76户。后来，在小陈的影响下，凯堡村还成立了3个，5个茶叶大户又相继成立了茶叶公司。
2012年，凯堡村茶叶面积发展达到6000余亩，茶叶亩产值超过4000元，村民人均年纯收入跃至6500元，凯堡村实现整村脱贫。
渐渐地，小陈的茶叶基地还扩大至其他乡镇，茶叶示范基地达1560亩、茶苗基地400亩，带动全县发展茶叶8.5万亩。2015年，小陈的茶叶公司销售额达3500万元，实现利税298万元。
小陈暂时不走了——
“最后的贫困户”有了脱贫的信心
14年过去了，小陈已经把凯堡村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思乡情绪越来越浓，也有意回老家去发展。
凯堡村村主任秦显忠告诉记者，去年年初，得知村里还有贫困户生活困难，小陈改变了主意，决定留在大山里再干几年。
小陈调查后得知，凯堡村的34名贫困户中，有7户丧失了劳动能力，可享受国家兜底帮扶政策。“对于其他的27户贫困户，怎么帮呢？”小陈想，输血式扶贫不是长久之计，必须采取造血式扶贫，才能让这些贫困户彻底脱贫。
经过周密考虑，小陈想出一个“企业+大户+贫困户”的扶贫模式：他的企业负责“领头”，为大户提供茶叶种植材料、技术服务及原料收购；安排大户负责“结对”，定期与贫困户开展多样化的帮扶活动；发动贫困户负责“出力”，发展茶叶种植或参与基地务工。
“现在正是茶叶盛产期，我每天都可采35斤鲜叶，再卖到小陈公司去！”贫困户张正贵是个残疾人，妻子患有严重脑部疾病，两个孩子都在上学，是小陈结对帮扶对象。今年，他种植的4.5亩茶叶长势喜人，预计可卖1.8万元。
“小陈就是我的‘靠山’，我家脱贫有信心了。”张正贵高兴地说。
贫困户龙友元的丈夫去世后，她独自抚养两个年幼的孩子。自从去年小陈安排大户杨再应与她结对后，就免费给她提供了种子、肥料、技术扶持。今年，龙友元的3亩茶叶产量倍增，有望突破1.1万元，脱贫有望。
如今，小陈的“企业+大户+贫困户”的扶贫模式，已从凯堡村“复制”到洪安、海洋等贫困村，正帮助越来越多的贫困户搭上产业脱贫的“快车”。
一代名家郑板桥的养生宝典——素食茶禅
郑板桥，汉族，江苏兴化人；清代着名画家、书法家；原名郑燮，字克柔，号板桥，也称郑板桥；乾隆时进士，曾任潍县县令。
在古人所说的“人活七十古来稀的时代，对于郑板桥这样一位不得志的文人来讲能活72岁，已属高寿了。那么，郑板桥又是怎样养生的呢？一些人就未必详知了。其实，郑板桥的养生秘笈概括起来只有八个字，即“喝茶、吃素、散步、糊涂”。
喝茶。郑板桥坚持每天喝茶，常常以茶代酒，以茶会友，抒情畅怀，自得其乐。其实，喝茶乃雅事，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的偏好。饮茶的妙趣不但在于它独有的色、香、味、形，而更在于它能使人从繁杂的事务中解脱出来，将心放在闲处，保持心境的清纯之气，让人轻松潇洒生活，自然有助于长寿。
吃素。郑板桥一日三餐皆素食。他认为，人属杂食类物种，粮食、蔬菜、瓜果及豆制品等素食中不乏人体所需的各种营养和维生素，足以维持生命的健康，不仅不会患贫血和营养缺乏症，反而会有益健康，更益长寿。
散步。郑板桥每天坚持饭后散步，并且早、晚两炼，风雨无阻。他坚持数年，从不间断，因此到了晚年依然精神矍铄，健步如飞。这正应了“生命在于运动”之理。
糊涂。“难得糊涂”是郑板桥留给后人的一句醒世名言。这里的“糊涂”，实际上指的是一种包容、一种大度、一种释怀。从而使自己从纷乱世事不必要的烦恼中解脱出来，保持良好心态，这对人的身心健康和长寿是极为重要的。养生，可以说是一种集保养、健身、良好心态于一体的调理之法。综合养生像环环紧扣的有机链，往往缺一不可。生活中，消极、单一地单靠吃药滋补，显然是被动的，往往收效甚微；在运动方面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超量、过度锻炼，也显然难以见效甚至适得其反，有损健康。而学学郑板桥的“八字养生经”，自然会峰回路转，健康快乐。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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