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文化。
树瘿就是树瘤。这种壶的造型模仿树瘿，壶面凹凸不平，有树皮模样刻纹。整把壶呈暗栗色，是明代制壶大家供春创制的一种壶式。树瘿壶是供春最出名紫砂壶造型，传世极少。
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树瘿壶，部分专家认为是供春手制，是现在能看到最早的紫砂茶壶实物。
中华龙壶
“中华龙壶”是当代著名民间发明家季汉生创意设计，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曹安祥制作的一款同时能泡两种茶水的紫砂鸳鸯茶器，造型构思巧妙，线条舒展，灵动生气、气势磅礴，象征“一国两制”含义，是明代至今壶艺史上的一大艺术杰作。
该作品是从十多位大师出样最终审定为馈赠国家领导人的唯一作品，并有王光英题字“心系中华”，连战题“宏扬国粹”，陈大章题“中华龙壶，艺术瑰宝”，鲍志强题“紫砂龙壶，艺术杰作”。
此款国宝级茶壶已被赠予多位国家元首和地区领导人，更被称为“现代国宝”。
历史上最著名的四大名壶
“二泉”铭壶
邵二泉（约1803-1860年），擅长镌壶铭。这把壶型质古朴，壶为土黄色，周身竹造型，而一蝙蝠翩然而至，应和古人“祝福”意愿。壶腹一侧，阴刻行书：“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这句诗源于王羲之《兰亭集序》，署名“二泉”。壶底有“唐冰”款，可能是制壶人，但其人已无法考证。
历史上最著名的四大名壶
“冰心道人”壶
这是一把清末民初年间的紫砂壶。壶体颜色似瓷器中的茶叶末釉，壶身正面是一个凹进去的龛，内坐一人，龛外壁装饰有桃树、桃花、桃叶。壶身另外三侧为雕刻的云纹。
壶底款为“冰心道人”。“冰心道人”为清末民初年间紫砂大师程寿珍（1858-1939年）的号。程寿珍制作的紫沙壶曾在1915年和1932年，分别获得巴拿马国际赛会和芝加哥博览会的头等奖和优秀奖。
延伸阅读
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八大“茶痴”
自古古人做痴人，不乏情痴，路痴。当然茶界当中也有茶痴。在我国历史上对于茶叶的爱慕到痴的境界便有这么八位。今日小编就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史上最有名的八大茶痴。
1、陆羽
陆羽被称为“考察茶事”，游历巴川蜀峡，一路上他逢山驻马采茶，遇泉下鞍辨水，目不暇接，口不暇访，笔不暇录。经过长年的积累，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得以面世，陆羽也被世人尊为“茶圣”。
2、卢仝
卢仝嗜茶成癖，他的“七碗茶诗”被人千载传唱。后流传到日本，并深深影响了日本的茶道。此外卢仝还著有《茶谱》，世人尊称其为“茶仙”。
3、皮日休
晚唐著名文学家，精通茶事，善写茶诗，他自制了一套精美的“袭美茶具”，写过《茶中杂咏》，为今人了解唐代茶园、茶舍、茶农、茶具以及茶业的种植、焙制、烹饮情况，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4、李清照
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与丈夫都是茶道中人，他们旅居青州时常以茶为戏：“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一边饮茶，一边记忆学习，此乃“饮茶助学”也。
5、张岱
明末人，曾戏谑地自称“茶淫枯虐”。他曾联合乡人，对家乡一款没落的贡茶进行改造，使得此茶名声大噪，并更名为“兰雪茶”，后重新雄踞江南第一名茶的宝座。
6、乾隆
曾六下江南，微服私访的同时也饮遍了江南的名茶。乾隆一生嗜茶，到了晚年，更是到了病茶的地步。85岁高龄时，乾隆欲退隐让位，有大臣劝道：“国不可一日无君！”乾隆回曰：“君不可一日无茶也！”
7、蒲松龄
蒲松龄久居乡间，知识渊博，他自制了菊桑茶，具有补肾、抗衰老的药效。他在家乡设了一个茅草茶寮，为过往行人义务供茶，饮茶者不需付茶钱，只需口传故事和传说。这些用茶换来的故事，后来成为《聊斋志异》中490多篇文言体小说的素材来源。
8、汪士慎
“扬州八怪”之一的汪士慎是“八怪”中与茶结缘最深的一位。他一生品茶无数，对各种茶叶的形状和味道了如指掌，闭着眼睛品茶都能说出茶叶的产地，甚至是几时采摘的茶叶。他有个癖好，煮茶的水只取三种，分别是山泉、雪水和花须水。他从不喝泡茶，而是用专门的茶具煎茶。
云南省普洱市历史上出现过哪些名人？
历史悠久的云南普洱市，堪称七彩云南的一个缩影，除了大名鼎鼎的普洱茶，它也是全国唯一的国家绿色经济实验示范区。普洱市有着广袤的地域和优越的生态环境，同时，普洱还是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路。
茶马古道
在近代，云南滇军作为民国不可忽视的一方重要地方力量，在民国期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我要说的普洱历史名人，就是出身普洱的滇军将领庾恩旸和黄毓成。
黄毓成
黄毓成，字斐章，1883年生于普洱镇沅。自幼聪颖的黄毓成，在清末光绪二十七年曾参加科举，并中秀才。1904年，黄毓成留学日本，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1906年，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他和同学唐继尧等人在日本东京加入了同盟会。
黄毓成
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黄毓成回国，在云南、四川等多地新军内担任教官。1911年，黄毓成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堂担任骑兵科教官。1911年10月30日，云南著名的“重九起义”爆发，黄毓成和讲武堂师生在城内积极武装响应，为重九起义的胜利，立下了不小的功劳。
重九起义部分军官
重九革命胜利后，黄毓成因功被任命为骑兵第一团团长，随后又被任命为援川滇军支队长，率兵进入四川。1912年3月，唐继尧担任贵州黔军督军后，黄毓成成为黔军第一旅旅长兼贵州下游游击司令。
唐继尧
1913年，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爆发，唐继尧奉袁世凯之命攻打讨袁军，黄毓成也被唐继尧命令率部进入四川与讨袁军作战。但黄毓成内心却是支持二次革命的，因此，他将在重庆宣布独立但失败的熊克武偷偷释放。由于率先进入重庆，黄毓成被晋升为中将衔，同时担任了重庆镇守使。
二次革命
1915年，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运动”中，黄毓成率部屡立战功。1917年，黄毓成成为唐继尧组建的滇黔靖国联军第四军军长。1923年，由于与重新主政云南的唐继尧的矛盾，黄毓成逃往四川，投靠军阀杨森，在辅佐杨森一统四川失败后，黄毓成彻底解甲归田。随后，黄毓成曾担任外交特派员、云南禁烟特派使、省政府顾问等职，1958年病逝。
庾恩旸
庾恩旸，1884年生于云南墨江，他比老乡黄毓成小一岁，同样曾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并同年加入同盟会。日本留学归来后，庾恩旸在云南新军中担任炮队第一营管带。1911年，庾恩旸组织参与了著名的重九起义。
庾恩旸
起义胜利后，庾恩旸曾担任云南军政府参谋部部长、贵州政府参谋总长等职。1913年，庾恩旸曾担任云南陆军讲武堂校长，并在次年因功被北洋政府晋升为陆军中将衔。随后，庾恩旸历任军政厅长兼宪兵司令官、云南护国军督军公署总参谋长兼第三师师长、靖国军第三军军长等职，还曾代理过贵州都督。1918年，庾恩旸在贵州毕节被刺杀殒命，年仅34岁。
云南陆军讲武堂
世界知名的四大红茶
我们很多人都是喜欢喝红茶的，而要是长期喝红茶的人都是应该知道，世界上其实有四种红茶是特别的有名的，所以我们今天就给大家详细的说说世界知名的四大红茶吧。
祁门红茶，简称祁红，产于中国安徽省西南部黄山支脉区的祁门县一带。当地的茶树品种高产质优，植于肥沃的红黄土壤中，而且气候温和、雨水充足、日照适度，所以生叶柔嫩且内含水溶性物质丰富，又以8月份所采收的品质最佳。祁红外形条索紧细匀整，锋苗秀丽，色泽乌润(俗称“宝光”);内质清芳并带有蜜糖香味，上品茶更蕴含着兰花香(号称“祁门香”)，馥郁持久;汤色红艳明亮，滋味甘鲜醇厚，叶底(泡过的茶渣)红亮。清饮最能品味祁红的隽永香气，即使添加鲜奶亦不失其香醇。春天饮红茶以它最宜，下午茶、睡前茶也很合适。
阿萨姆红茶，产于印度东北阿萨姆喜马拉雅山麓的阿萨姆溪谷一带。当地日照强烈，需另种树为茶树适度遮蔽;由于雨量丰富，因此促进热带性的阿萨姆大叶种茶树蓬勃发育。以6-7月采摘的品质最优，但10-11月产的秋茶较香。阿萨姆红茶，茶叶外形细扁，色呈深褐;汤色深红稍褐，带有淡淡的麦芽香、玫瑰香，滋味浓，属烈茶，是冬季饮茶的最佳选择。
大吉岭红茶，产于印度西孟加拉省北部喜马拉雅山麓的大吉岭高原一带。当地年均温15℃左右，白天日照充足，但日夜温差大，谷地里常年弥漫云雾，是孕育此茶独特芳香的一大因素。以5-6月的二号茶品质最优，被誉为“红茶中的香槟”。大吉岭红茶拥有高昂的身价。三、四月的一号茶多为青绿色，二号茶为金黄。其汤色橙黄，气味芬芳高雅，上品尤其带有葡萄香，口感细致柔和。大吉岭红茶最适合清饮，但因为茶叶较大，需稍久焖(约5分钟)使茶叶尽舒，才能得其味。下午茶及进食口味生的盛餐后，最宜饮此茶。
锡兰高地红茶，以乌沃茶最著名，产于山岳地带的东侧，常年云雾弥漫，由于冬季吹送的东北季风带来雨量(11月-次年2月)，不利茶园生产，以7-9月所获的品质最优。产于山岳地带西机时的汀布拉茶和努沃勒埃利耶茶，则因为受到夏季(5-8月)西南季风送雨的影响，以1-3月收获的最佳。锡兰的高地茶通常制为碎形茶，呈赤褐色。其中的乌沃茶汤色橙红明亮，上品的汤面环有金黄色的光圈，犹如加冕一般;其风味具刺激性，透出如薄荷、铃兰的芳香，滋味醇厚，虽较苦涩，但回味甘甜。汀布拉茶的汤色鲜红，滋味爽口柔和，带花香，涩味较少。努沃勒埃利耶茶无论色、香、味都较前二者淡，汤色橙黄，香味清芬，口感稍近绿茶。
中国四大茶道流派
文化背景不同便形成中国四大茶道流派。贵族茶道生发于＂茶之品＂，旨在夸示富贵；雅士茶道生发于＂茶之韵＂，旨在艺术欣赏；禅宗茶道生发于＂茶之德＂，旨在参禅悟道；世俗茶道生发于＂茶之味＂，旨在享乐人生。
贵族茶道
由贡茶而演化为贵族茶道，达官贵人、富商大贾、一豪门乡绅于茶、水、火、器无不借权方和金钱求其极，很违情肯理，其用心在于炫耀权力和富有。源于明清的潮闽工夫茶即贵族茶道，发展至今日渐大众化。
茶虽为洁品，但当它的功能被人们所认识，被列为贡品，首先享用它的自然是皇帝、皇妃再推及皇室成员，再是达官贵人。“小家碧玉”一朝选在君王侧，还能保持质朴纯洁么？恐怕很难。这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茶列为贡品的记载最早见于晋代常据著的《华阳国志·巴志》，周武王发联合当时居住川、陕、部一带的庸、蜀、羡、苗、微、卢、彭、消几个方国共同伐纣，凯旋而归。此后，巴蜀之地所产的茶叶便正式列为朝廷贡品。此事发生在公元前1135年，离今有3000年之久。
列为贡品从客观上讲是抬高了茶叶作为饮品的身价，推动了茶叶生产的大发展，刺激了茶叶的科学研究，形成了一大批名茶。中国社会是皇权社会，皇家的好恶最能影响全社会习俗。贡茶制度确立了茶叶的“国饮地位”，也确立了中国是世界产茶大国、饮茶大国的地位，还确立了中国茶道的地位。
但茶一旦进入宫廷，也便失去了质朴的品格和济世活人的德行。反之，贡茶坑苦了老百姓。
为了贡茶，当此时，男废耕，女废织，夜不得息，昼不得停。茶之灵魂被扭曲，陆羽所创立的茶道生出一个畸形的贵族茶道。条被装金饰银，脱尽了质朴；茶成了坑民之物，不再济世活人。达官贵人借茶显示等级秩序，夸示皇家气派。
贵族们不仅讲“条”，也讲“真水”，为此，乾隆皇帝亲自参与“孰是天下第一泉”的争论，＂称水法＂一锤定音，钦定北京玉泉水为天下第一泉。为求＂真水＂又不知耗费多少民脂民膏。相传，唐朝宰相李德裕爱用惠泉水煎茶，便令人用坛封装，从无锡到长安＂铺递＂，奔波数千里，劳民伤财。此后因一云游和尚点化，知其弊端，才“人不告劳，浮位乃洱”。
贵族茶道的茶人是达官贵人、富商大贾、豪门乡绅之流的人物，不必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但一要贵，有地位，二要富，有万贯家私。于茶艺四要“精茶、真水、活火、妙器”无不求其“高品位”，用“权力”和“金钱”以达到夸示富贵之目的，似乎不如此便有损“皇权至上”，有负“金钱第一”。
贵族茶道有很多违情背理的地方，但因为有深刻的文化背景，这一茶道成为重要流派香火绵延，我们不得不承认其存在价值。作为茶道应有一定仪式或程序，贵族茶道走出宫门在较为广泛的上层社会流传，其富贵气主要体现在程序上。其变种即源于明清至今仍在流传的闽潮功夫茶。
雅士茶道
古代的“士”有机会得到名茶，有条件品茗，是他们最先培养起对茶的精细感觉；茶助文思，又最先体会茶之神韵。是他们雅化茶事并创立了雅士茶道。受其影响此后相继形成茶道各流派。可以说，没有中国古代的士便无中国茶道。
中国古代的“士”和茶有不解之缘，可以说没有古代的士便无中国茶道。
此处所说的“士”是已久仕的士，即已谋取功名捞得一官半职者，或官或吏。最低也是个拿一份工资的学差，而不是指范进一类中举就患神经病的腐儒，严监生一类为多了一根灯草而咽不下最后一口气的庸儒；那些笃实好学但又囊空如洗的寒士亦不在此之列。
中国的“士”就是知识分子，士在中国要有所作为就得“入仕”。荣登金榜则成龙成风，名落孙山则如同草芥。当然不一定个个当进士举人，给个“地师级”、“县团级”官儿做做，最起码的条件是先得温饱，方能吟诗作赋并参悟茶道。这便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特点。
中国文人嗜茶沓在魏晋之前不多，诗文中涉及茶事的汉有司马相如，晋有张载、左思、郭噗、张华、杜育，南北朝有鲍令晖、刘孝绰、陶弘景等，人数寥寥，且懂品饮者只三、五人而已。但唐以后凡著名文人不嗜茶者几乎没有，不仅品饮，还咏之以诗。唐代写茶诗最多的是白居易、皮日休、杜牧，还有李白、杜甫，陆羽、卢金、孟浩然：刘禹锡、陆龟蒙等；宋代写条诗最多的是梅尧臣、苏城、陆游，还有欧阳修、蔡襄、苏辙、黄庭坚、秦观、杨万里、范成大等。原因是魏晋之前文人多以酒为友，如魏晋名士“竹林七贤”，一个中山涛有八斗之量，刘伶更是拼命喝酒，“常乘一鹿车，携酒一壶，使人荷铺随之，云：死便掘地以理”。唐以后知识界颇不赞同魏晋的所谓名土风度，一改“狂放啸傲、栖隐山林、向道慕仙”的文人作风，人人有“入世”之想，希望一展所学、留名干秋。文人作风变得冷静、务实，以茶代酒便蔚为时尚。这一转变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文化背景，是历史的发展把中国的文人推到这样的位置：担任茶道的主角。
中国文人颇能胜任这一角色：一则，他们多有一官半职，特别是在茶区任职的州府和县两级的官和吏员近水楼台先得月，因职务之便可大品名茶。贡茶以皇帝为先，事实上他们比皇帝还要“先尝为快”；二则，在品茗中培养了对茶的精细感觉，他们大多是品茶专家，既然“穷春秋，演河图，不如载茗一车”，茶中自有“黄金屋”，茶中自有“颜如玉”，当年为功名头悬梁、锥刺股的书生们而今全身心投入茶事中，所以，他们比别人更通晓茶艺，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茶艺，著之以文传播茶艺；三则，茶助文思，有益于吟诗作赋。、李白可以“斗酒诗百篇”，一般人做不到，喝的酷叮大醉，头脑发胀，手难握笔何以能诗？但菜却令人思勇神爽，笔下生花。正如元代贤相、诗人耶律楚材在《西域从王君玉乞茶因其韵》中所言：
啜罢江南一碗茶．枯肠历历走雷车。
黄金小碾飞琼雪，碧玉深瓯点雪芹。
笔阵兵陈诗思奔，睡魔卷甲梦魂赊。
精神爽逸无余事，卧看残阳补断霞。
茶助文思，兴起了品茶文学，品水文学，还有茶文、茶学、茶画、茶歌、茶戏等；又相辅相陈，使饮茶升华为精神享受，并进而形成中国茶道。
雅士茶道是已成大气候的中国茶道流派。茶人主要是古代的知识分子，“入仕”的土为主体，还包括未曾发迹的土，有一定文化艺术修养的名门因秀，青楼歌妓、艺坛伶人等。对于饮茶，主要不图止渴、消食、提神，而在乎导引人之精神步入超凡脱俗的境界，于闹情雅致的品茗中悟出点什么。茶人之意在乎山水之间，在乎风月之间，在乎诗文之间，在乎名利之间，希望有所发现，有所寄托、有所忘怀。“雅”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一是品茗之趣、二是茶助诗兴、三是以茶会友、四是雅化茶事。
正因为文人的参与才使茶艺成为一门艺术，成为文化。文人又将这门特殊的艺能与文化、与修养、与教化紧密结合从而形成雅士茶道。受其影响，又形成其它几个流派。所以说是中国“士”创造了中国茶道，原因就在此。
禅宗茶道
僧人饮茶历史悠久，因茶有“三德”，利于丛林修持，由“茶之德”生发出禅宗茶道。僧人种茶、制茶、饮茶并研制名茶，为中国茶叶生产的发展、茶学的发展、茶道的形成立下不世之功劳。日本茶道的一部分基本上归属禅宗茶道，源于日本本土，但有吸收中国，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明代乐纯著《雪庵清史》并列居士“清课”有“焚香、煮茗、习静、寻僧、奉佛、参禅、说法、作佛事、翻经、忏悔、放生……”，“煮茗”居第二，竟列于“奉佛”、“参禅”之前，这足以证明“茶佛一味”的说法是于真万确。
和尚饮茶的历史由来已久。《晋书·艺术传》记载：敦煌人单道开，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服药有松、桂、蜜之气，所饮茶苏而已。这是较早的僧人饮茶的正式记载。单道开是东晋时代人，在螂城昭德寺坐禅修行，常服用有松、桂、蜜之气味的药丸，饮一种将茶、姜、桂、桔、枣等合煮的名曰“茶苏”的饮料。清钦是宋代以后的事，应当说单道开饮的是当时很正宗的茶汤。
壶居士《食论》中说：苦茶，久食羽化，与韭同食，令人体重。
长期喝茶可以“羽化”，大概就是唐代卢金所说的“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与韭菜同食，能使人肢体沉重，是否真如此，尚无人验证。作者壶居上显是化名，以“居上”相称定与佛门有缘。
僧人饮茶已成传统，茶神出释门便不足为怪。
陆羽生于唐开元二十一年（733），抓抓坠地便落于佛的怀抱。《天门县志·陆羽传》载：或言有借晨起，闻湖畔群雁喧集，以翼覆一婴儿，收畜之。
陆羽3岁时育于竟陵龙盖寺，由主持增智积抚养，9岁跟积公学佛，11岁逃离寺院，随杂戏班子流落江湖，并学习杂艺，有所成。28岁后交了个和尚朋友，就是诗人皎然，又称“释皎然”、“僧皎然”，28岁以后长住湖州标山那一带。陆羽自小就跟着积公学习煮茶技艺，并迷上了这门技艺，终于在建中元年．（780）48岁时在湖州完成了世界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人陆羽能写成此书与他长期在茶区生活有关，但主要得益于佛门经历。可以说，《茶经》主要是中国僧人种茶、制茶、烹茶、饮茶生活经验的总结。中国茶道在寺庙香火中熏过一番，所以自带三分佛气。
僧人为何嗜茶？其茶道生发于茶之德。佛教认为“茶有三德”，坐禅时通夜不眠；满腹时帮助消化；茶可抑制性欲。这三条是经验之谈。释氏学说传入中国成为独具特色的禅宗，禅宗和尚、居上日常修持之法就是坐禅，要求静坐、敛心，达到身心“轻安”，观照“明净”。其姿势要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通常坐禅一坐就是三月，老和尚难以坚持，小和尚年轻瞌睡多，更难熬，饮茶正可提神驱睡魔；饭罢就坐禅，易患消化不良，饮茶正可生津化食；佛门虽清净之地，但不染红尘亦办不到，且不说年轻和尚正值青春盛期难免想入非非，就是老和尚见那拜佛的姣姣女子亦难免神不守舍，饮茶既能转移注意力、抑制性欲，自当是佛门首选饮料。
僧人的另一个突出贡献就是种茶，培植名茶。茶产于山谷，而僧占名山，名山有名寺，名寺出名茶。最早的茶园多在寺院旁，稍晚才出现民间茶园。
古代多数名茶都与佛门有关。如有名的西湖龙井茶，陆羽《茶经》说：“杭州钱塘天竺、灵隐二寺产茶。”宋代，天竺出的香杯茶、白云茶列为贡茶。乾隆皇帝下江南在狮峰胡公庙品饮龙井茶，封庙前18棵茶树为御茶。宜兴阳羡茶在汉朝就有种植，唐肃宗年间（757--762）一位和尚将此茶送给常州刺史（宜兴古属常州）李栖驾，茶会品饮有陆羽出席，陆羽称“阳羡紫笋茶”是“芳香冠世产”，李刺史心有灵犀一点通，便建茶会督制阳羡茶进贡朝廷，自此阳羡茶点了“状元”，身价百倍。显然，阳羡茶的最早培植者是僧人。一屯溪绿茶站名松萝茶，是一位佛教徒创制的。明代冯时可一《茶录》记载：“徽郡向无茶，近出松萝莱最为时尚。是茶始于一比丘大方，大方居虎丘最久，得采制法。其后于松萝结庵，来造山茶于庵焙制，远迹争市，价倏翔涌，人因称松萝茶。”武夷岩茶与龙井齐名，属乌龙茶系，有“一香二清三甘四活”之美评。其中又以“大红袍”为佳。传说崇安县令久病不愈，和尚献武夷山茶，这位县官饮此茶后竟出了奇事，一百病全消。为感激此茶济世活人之德，县官亲攀茶崖，把一件大红艳披于茶树之上，故此茶以“大红袍”名之。不论此说是否合情理，武夷茶与佛门有线则是真实无伪的。安溪铁观音“重如铁，美如观音”，其名取自佛经。普陀佛茶产于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浙江舟山群岛的普陀山，僧侣种茶用于献佛、待客，直接以“佛”名其茶。庐山云雾原是野生茶，经寺观庙宇的僧人之手培植成家生茶，并进入名茶系可。君山银针产于湖南岳阳君山，《巴陵县志》记载：“君山贡茶自清始。每岁贡18斤。谷雨前知县遣山僧采制一旗一枪，白毛茸然，俗称白毛尖。”此茶仍由僧人种植。黄山毛峰是毛峰茶中极品，《黄山志》载：“云雾茶，山僧就石隙微土间养之，微香冷韵．远胜匡庐。”云雾茶就是今之黄山毛峰。桂平西山茶初产于西山观音岩下。惠明莱因浙江惠明寺而得名。见之于文字记载的产茶寺庙有扬州禅智寺、蒙山智炬寺、苏州虎丘寺、丹阳观音寺、扬州大名寺和白塔寺、杭州灵隐寺、福州鼓山寺、一天台雁宕山天台寺、泉州清源寺，衡山南岳寺、西山白云寺、建安能仁院、南京栖霞寺、长兴顾清吉祥寺、绍兴白云寺、丹徒招隐寺、江西宜慧县普利寺、岳阳白鹤寺、黄山松谷庵、吊桥庵和云谷寺、东山洞庭寺、杭州龙井寺、徽州松萝庵、武夷天心观等等。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茶的发现、培植、传播和名茶的研制，佛门僧人立下不世之功。
世俗茶道
茶是雅物，亦是俗物。进入世俗社会，行于官场，染几分官气。行于江湖，染几分江湖气；行于商场，染几分铜臭；行于清汤，杂几分脂粉气；行于社区，染几分市侩气；行于家庭，染几分小家子气。熏得几分人间烟火，焉能不带烟火气。这便是生发于“茶之味”以“享乐人生”为宗旨的。“世俗茶道”，其中大众化的部分发展前景看好。
茶是雅物，亦是俗物。
当它进入官场，与政治结缘，便演出一幕幕雄壮的、悲壮的、伟大的、渺小的、光明的、卑劣的历史活剧。
唐代，朝廷将茶沿丝绸之路输往海外请国，一借此打开外交局面，都城长安能成为世界大都会、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茶亦有一份功劳。
唐代，文成公主和亲西藏，带去了香茶，此后，藏民饮茶成为时尚，一此事在西藏传为历史美谈。
唐代，文宗李昂太和九年（835），为抗议榷茶制度，江南茶农打死了榷茶使王涯，这就是茶农斗争史上著名的＂甘露事变＂。
明代，朝廷将茶输边易马，作为杀手铜，欲借此“以制番人之死命”，茶成了明代一个重要的政治磋码。
清代，左宗棠收复新疆，趁机输入湖茶，并作为一项固边的经济措施。
茶是个灵物，随国家政治的举措而升沉起伏，辉煌过，也晦气过。
史书记载，1044年（宋仁宗庆历四年。西夏景宗天授礼法延诈七年八家与夏议和，宋封元是为夏国王，并每年给以“银七万两，纲十五万匹，茶叶三万斤。”
宋朝国人将茶贡给朝廷，朝廷又将它贡给西夏，以取悦强敌。茶负载的不是友谊，而是对强权的屈服。
在中国清代，官场饮茶有特殊的程序和含义，有别于贵族茶道、雅士茶道、禅宗茶道。在隆重场合。如拜谒上司或长者，仆人献上的盖碗茶照例不能取饮，主客同然。若贸然取饮，便视为无礼。主人若端茶，一意即下了“逐客令”，客人得马上告辞，这叫“端茶送客”。主人令仆人“换茶”，表示留客，这叫“留茶”。
茶作为有特色的礼品，人情往来靠它，挖门子搭桥铺路也靠它。机构重叠，人浮于事，为官为燎的，“一杯茶，一包烟，一张‘参考’看半天”。茶通用于不同场合，成事也坏事，温情又势利，茶虽洁物亦难免落入染缸，常扮演尴尬角色，借茶行“邪道”，罪不在茶。
茶入商场，又是别样面目。在广州，“请吃早茶！”是商业谈判的同义语。一盅两件，双方边钦边谈。隔着两缕袅袅升腾的水气打开了“商战”，看货叫板，讨价还价，暗中算计，价格厮杀，终于拍板成交，将茶一饮而尽，双方大快朵颐。没茶，这场商战便无色彩，便无诗意。只要吃得一杯早茶，纵商战败北，但那茶香仍难让人忘怀。
茶入江湖，便添几分江湖气。江湖各帮各派有了是是非非，不诉诸公堂，不急着“摆场子”打个高低，而多少讲点江湖义气，请双方都信得过的人物出面调停仲裁，地点多在茶馆，名叫“吃讲茶”。这不为错，茶道之宗旨就有“致清导和”一说。
茶道进入社区，趋向大众化、平民化，构成社区文化一大特色。如城市的茶馆就很世俗，《清稗类钞》记载：京师茶馆，列长案，茶叶与水之资，须分计之；有提壶以注者，可自备茶叶，出钱买水而已。汉人少涉足，八旗人士，虽官至三四品，亦厕身其间，并提鸟笼，曳长裙、就广坐，作茗憩，与困人走卒杂坐谈话，不以为忏也。然亦绝无权要中人之踪迹。
民国年间的北京茶馆溶饮食、娱乐为一体，卖茶水兼供茶点，还有评书茶馆，说的多是《包公案》、《雍正剑侠图》、《三侠剑》等，顾客过茶病又过书痛；有京剧条社，唱戏者有专业演员也有下海票友，过茶瘾又过戏瘾；有艺茶社，看杂耍，听相声、单弦，品品茶，乐一乐，笑一笑。
文人笔下的茶馆虽不甚雅，却颇有人间烟火气，在老残先生的“明湖居茶馆”，可颀赏鼓书艺人王小玉的演出；在鲁迅先生的“华老栓茶馆”里可听到杀革命党的传闻并目睹华小栓吃人血馒头的镜头；在沙汀先生的“其香居茶”可见到已成历史垃圾的袍哥、保甲长、乡绅之流；在老舍先生的“茶馆”里你更可见到1889年清末社会各色人等，什么闻鼻烟的、玩鸟的、斗蛐蛐的、保瞟的、吃洋教的、特务、打手等等，最后是精明一生的王掌柜解下腰带了其一生。总之，一个小茶馆就是人间社会的缩影。
茶叶进入家庭，便有家居茶事。清代查为仁《莲坡诗话》中有一首诗：
书画琴棋诗酒花，
当年件件不离它；
而今七事都更变，
柴米油盐酱醋茶。
茶已是俗物，日行之必需。客来煎茶，联络感情；家人共饮，同享天伦之乐。茶中有温馨。茶道进入家庭贵在随意随心，茶不必精，量家之有；水不必贵，以法为上；器不必妙，宜茶为佳。富贵之家，茶事务求精妙，可夸示富贵、夸示高雅，不足为怪；小康之家不敢攀比，法乎其中；平民家庭纵粗茶陶缶，只要烹饮得法，亦可得条趣。茶不孤傲怪僻，是能伸能屈的木中大丈夫。
综上所述，茶作为俗物，由“茶之味”竟生发出五花八的茶道，可叫官场茶道、行帮茶道、情场茶道、社区茶道、平民茶道、家庭茶道，茶中有官气、有霸气、有匪气、有江湖气、有市侩气、有脂粉气、有豪气、有小家子气，这一切都发端于“口腹之欲”，其主旨是“享乐人生”，非道非佛，更多儒学的内蕴。为了学问完整些、系统些，我们可概称为“世俗茶道”。
进入80年代，生活节奏加快，市面出现了速溶茶、袋泡茶。城市里最便民的还是小茶馆，饮大碗茶，花钱少，省事，是最经济实惠的饮料。小茶馆和卖大碗茶的增多使饮茶的富贵风雅黯然失色。中国老百姓最欢迎的还是世俗茶道（主要指大众化茶道）。中国人在，茶道在，但茶道不会再是明清时代的格局。
中国茶馆的四大“茶门”
中国人上茶馆喝茶可谓历史悠久，而四大“茶门”的说法就是对那些茶馆风气最盛的城市的简称。如果现在要在中国找出茶楼文化最为丰盛的城市，那东有杭州，西有成都，南有潮汕，北有北京。类似太极茶道、老舍茶馆、圣陶沙、五福茶艺馆等等大品牌，都属出自这些“茶气”极盛的城市里。
杭州的茶，喝的是精致文化。“青梁湖山供慧眼，藤索茗话契禅心”，西湖边上的青藤茶馆，已成为杭州上千家茶馆的代表。中国美术学院设计的建筑风格，木圈椅、红缎面、吊兰悠长地从身边滑落。最为惊艳的是处处可见的木雕饰品，可尽是“天下之首”的东阳木雕，把“古色古香”发挥到极致。坐在西子湖畔，让身穿青灰色长袍的“太极茶道”茶师沏好一壶茶，河坊街的吆喝声与店小二手上的长嘴壶一起一落相呼应，此时此景，茶不醉人人自醉。
成都的茶，喝的是平民文化。成都人享受生活的较真劲，比起扬州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成都人喝茶，那才叫真正的“龙门阵、大碗茶”，不讲究茶的品质，不讲究喝茶的环境。大树荫处，凉棚底下，随随便便摆上桌凳，就可以喝上茶，追求的是喝茶之外的生活状态。唯独用长嘴茶壶倒茶的技法，样式繁多，有很多个门派，“峨嵋”、“青城”等等，一直也是难分高下的。
潮汕的茶，喝的是茶道文化。潮汕“功夫茶”，名扬海内外。功夫茶从选茶、泡茶功夫到茶具，都是十分考究的。用水取自山泉，榄核为炭火，用小扇煮开的水甘甜醇美，味道醇正。茶叶以乌龙、铁观音等为上乘。茶具是一套精美的工艺品，茶缸、“孟臣罐”和三只薄如纸、声如磬的小巧玲珑茶杯，还有茶叶罐和水孟配套，故潮汕人素有“茶三酒四”之说。至于斟茶“套路”更是讲究，总结下来美其名曰：“高冲低筛，淋盖刮沫，关公巡城，韩信点兵。”这样泡冲出来的茶汤色如琥珀，味道香郁隽永。
北京的茶，喝的是贵气文化。皇城根下，任何东西都沾染着大气，有股富贵含在里头。老舍茶馆泡了十多年的茶汤，与其他省份的茶楼相比，更显得雍容华贵。大红的灯笼挂成串，舞台上锣鼓震天响，京剧唱罢相声接台，直来直往。在这里喝茶，服务员都好为人师，说起茶文化是如数家珍：喝绿茶要用玻璃杯、喝花茶要用盖碗、喝铁观音要用功夫茶具，丝毫含糊不得。作为茶客，也乐得听一番妙趣横生的讲解。喝茶能喝出各地的文化来，手中的一杯茶，冲泡起来的都是当地的民俗民风。
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全国有十二万五千多家茶馆，从业人数达到二百五十多万人，已然成为中国休闲文化产业的一支生力军。茶馆业对于各地国民经济发展和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国茶道四大精神元素
中国茶道四大精神元素
中国茶道属于东方文化。它所蕴涵的精神元素，无疑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我国传统的人文精神根植于“儒、释、道”揉和的土壤之中，因此，中国茶道的精神元素也自然把“和、静、怡、真”作为一个综合的归结加以体现，即品茶人在茶事活动的递进中，让升华出的精神需求，融入到传统的哲理道德、人伦品格之中，通过茶时的渗化，来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品味人生，参禅悟道，从而达到精神上的享受和人格上的澡雪。
和，是中国哲学思想的核心，是《周易》中“保合太和”的精髓，亦是茶道之魂，做人之本。和在儒家学说中被体现为“中庸之道”，是度是宜是一切恰到好处。在处世为人上讲究“礼之用，和为贵”，要和衷共济，谦恭待人。大之，要“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因此，从“和”上延伸出的伦理之和，美学之和，养生之和，处世之和，也便成了茶人们尚崇的行为规范。
静，是中国茶道修习的必由之路，是茶人灵魂之凭借。老子提倡要“守静笃”，而白居易则谓“静养和与真”。苏轼更是把静作为修身养性淡泊明志的首要，是故，品茶人便演化为“茶需静品”的理论与实践。因为“静则明，静则虚，静可内敛含藏，静可洞察明澈，达到至善、通之茶道之玄境。”
怡，是愉悦和享受。这是品茶人精神之必需。茶之功能既能养生又兼醒神，在品之过程中，与人之生理感受便融为一体了，即生理上的快感与精神上的舒适。“茶醉”之时，亦有心旷神怡物我两忘飘飘欲仙之感，这种精神体验在我国大量的文学作品中都有表现，是国人精神放达的最大化。
真，不仅是我国传统的儒家修身之要义，亦是中国茶道的终极追求。这其中的真，不仅茶要真茶真香真味，环境要真山真水真月，茶具要真壶真瓷真杯，而饮茶人也要真情真意真实。品茶人还要“守真、养真、藏真”，这样才能通过修习茶道，达到淡泊名利，宁静致远，打造人格的本真和心灵的“真善美”，追求到人生的真谛。
由是观之，中国茶道体现的是中国精神元素的精华，只有品茶人全身心地投入，才能徐徐得之啊！
四大世界知名红茶简介
我们很多人都是喜欢喝红茶的，而要是长期喝红茶的人都是应该知道，世界上其实有四种红茶是特别的有名的，所以我们今天就给大家详细的说说世界知名的四大红茶吧。
祁门红茶，简称祁红，产于中国安徽省西南部黄山支脉区的祁门县一带。当地的茶树品种高产质优，植于肥沃的红黄土壤中，而且气候温和、雨水充足、日照适度，所以生叶柔嫩且内含水溶性物质丰富，又以8月份所采收的品质最佳。祁红外形条索紧细匀整，锋苗秀丽，色泽乌润(俗称“宝光”);内质清芳并带有蜜糖香味，上品茶更蕴含着兰花香(号称“祁门香”)，馥郁持久;汤色红艳明亮，滋味甘鲜醇厚，叶底(泡过的茶渣)红亮。清饮最能品味祁红的隽永香气，即使添加鲜奶亦不失其香醇。春天饮红茶以它最宜，下午茶、睡前茶也很合适。
阿萨姆红茶，产于印度东北阿萨姆喜马拉雅山麓的阿萨姆溪谷一带。当地日照强烈，需另种树为茶树适度遮蔽;由于雨量丰富，因此促进热带性的阿萨姆大叶种茶树蓬勃发育。以6-7月采摘的品质最优，但10-11月产的秋茶较香。阿萨姆红茶，茶叶外形细扁，色呈深褐;汤色深红稍褐，带有淡淡的麦芽香、玫瑰香，滋味浓，属烈茶，是冬季饮茶的最佳选择。
大吉岭红茶，产于印度西孟加拉省北部喜马拉雅山麓的大吉岭高原一带。当地年均温15℃左右，白天日照充足，但日夜温差大，谷地里常年弥漫云雾，是孕育此茶独特芳香的一大因素。以5-6月的二号茶品质最优，被誉为“红茶中的香槟”。大吉岭红茶拥有高昂的身价。三、四月的一号茶多为青绿色，二号茶为金黄。其汤色橙黄，气味芬芳高雅，上品尤其带有葡萄香，口感细致柔和。大吉岭红茶最适合清饮，但因为茶叶较大，需稍久焖(约5分钟)使茶叶尽舒，才能得其味。下午茶及进食口味生的盛餐后，最宜饮此茶。
锡兰高地红茶，以乌沃茶最著名，产于山岳地带的东侧，常年云雾弥漫，由于冬季吹送的东北季风带来雨量(11月-次年2月)，不利茶园生产，以7-9月所获的品质最优。产于山岳地带西机时的汀布拉茶和努沃勒埃利耶茶，则因为受到夏季(5-8月)西南季风送雨的影响，以1-3月收获的最佳。锡兰的高地茶通常制为碎形茶，呈赤褐色。其中的乌沃茶汤色橙红明亮，上品的汤面环有金黄色的光圈，犹如加冕一般;其风味具刺激性，透出如薄荷、铃兰的芳香，滋味醇厚，虽较苦涩，但回味甘甜。汀布拉茶的汤色鲜红，滋味爽口柔和，带花香，涩味较少。努沃勒埃利耶茶无论色、香、味都较前二者淡，汤色橙黄，香味清芬，口感稍近绿茶。
紫砂古壶以赝充名四招鉴别
与所有的文物艺术品一样，目前紫砂壶市场以假充真的情况也很普遍。紫砂收藏家罗文华介绍说，紫砂以假充真主要表现在“以泥充砂”、“以新充旧”、“以生充熟”、“以赝充名”四个方面，其中“以赝充名”最值得关注，因为前三者只能蒙蔽初入此道者，但是高仿的名家壶各方面都比较到位，最难辨别。
通过真品与仿品的对比以及分析，总结出了四个规律性的要点：
第一，要注意观察器型。紫砂壶各个时期的特征以这一时期的名家代表作品为主脉。大名家制壶，都有其拿手的几种，器型都比较典型。真正想牟大利的制伪者，必然要搞高仿品，而且要仿那些器型比较典型的大名家的代表作品。所以购藏者在观察器型，特别是名家作品的时候，不能被表面上的东西所迷惑，要善于观察壶的外形上那些微妙的地方，尤其是在壶体与附件的交接处和过渡处体会制壶者的匠心。越是名家的代表作品，它所体现的艺术内涵就越应该深刻。如果一把壶仅仅在形式上像某位名家的代表作品，而无法使人在深层次上把握其精髓，那么这把壶肯定是不能过真品关的。
了解器型的基本知识，对初入紫砂壶收藏之门的人来说，在鉴别上还是能够起到一定作用的。以紫砂壶通向壶嘴的出水孔为例，它在民国以前一直是独孔，此后才出现了多眼网孔，而向壶内凸起的半球形网孔则是二十世纪70年代从日本传来的。假如遇到一把壶，其印章为陈鸣远，而出水孔呈网眼状，则不必分辨印章真伪，仅凭出水孔形状便可断定此壶之伪。
第二，要注意观察质地。紫砂壶名家成名后的作品一般来说选料比较讲究，其代表作品的材质则更为精良。这种精良具体表现为壶的颜色正，颗粒匀，光泽润，胎骨坚，手头沉。还可以从泥料的品种上加以辨别，如“天青泥”是清代后期出现的，与历代泥料有明显区别，如果出现一把号称清代中期以前的“天青泥”壶，那肯定有问题。
第三，要注意观察包浆。长期使用过的旧壶，外表会很自然地产生一层光泽，是久经茶汁滋养而慢慢渗透出来的，被称为“精光内蕴”。有包浆的壶，无论其外表是否有茶渍或尘土，只要用干净的布轻轻擦拭，都会出现一种光泽，而且越擦越亮，行里人称之为“包浆亮”。
新壶造旧后，外表多少有些不自然，光泽发贼、发浮、发愣。如果置于放大镜下仔细观察壶身，还能找到打磨的刮痕。这样的壶还往往有一种霉馊味，细细嗅辨即可识破。此外，速成的包浆一刷就掉，而真正的老包浆已与壶身融合成一体，附着性极强，用清洁剂反复清洗也难以擦掉。
第四，要注意观察题款与用印。利用款识冒仿名家作品的方法有3种：第一种是新壶旧款，即在新壶上直接刻上名家的款识。这种情况包括名家为了应酬或在市场供不应求时，由学徒或他人代制，盖上自己的印章。再有就是前代名家的印章流传下来，后人继续使用，借以仿制冒真。第二种是旧壶新款，即用没有款识的旧壶冒刻前代名家的款识。从文字上看，旧壶的款大多用阳文，字体工整。新壶如果用阳文，字体因为模仿或显呆板，或笔画长短粗细不一。如果是用旧壶加刻新款，则所刻文字为阴文。第三种是新壶新款，此类作伪手法颇多。现代伪造者多是仿制假的印章或镌刻假的款识，如采用照相制版技术，用铜锌版制出印章。也有一些印章和款识是仿制者凭空臆造的。
继供春之后的紫砂四大家
紫砂最高萌牙于明朝时期，因为供春的出现让紫砂的发展开始壮大起来，可以说供春是推广了紫砂的发展，也许有人会问既然供春推动了紫砂的发展。那在供春之后时大彬之前出现过哪些紫砂名家，其实继供春之后涌现了一批紫砂大家，被当时的人称作为“紫砂四大家”，他们分别是：赵梁、元畅、时朋、董翰。
元畅，生卒年不详，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宜兴制壶高手。所制紫砂，以古朴著称。
赵梁，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宜兴制壶高手。生卒年不详。所制茗壶，多提梁式。以古拙朴实见长。据传，宜兴茗壶中的提梁式壶，始创于赵梁。明代周高起《阳羡茗壶系正始》：“赵梁，多提梁式，亦有传为名良者。”民国李景康、张虹《阳羡砂壶图考·始创》：“阳羡之作提梁式者，或以赵梁为鼻祖。后之提梁式有硬耳、软耳两种。其制作精美者，硬耳多见，软耳较罕也。”
时朋，生卒年不详，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宜兴制壶高手。时大彬父。所制茗壶，以古拙见长。《阳羡茗陶录·家溯》：“时朋，一作鹏，亦作朋”。时大彬之父，与董赵元是为四名家。并万历间人，乃供春之后劲也。董翰文巧，而三家(赵梁、元畅、时朋)多古拙。”明代陈贞慧《秋园杂佩》卷一：“以云供春之后四家：董翰、赵梁、元畅，其一则大彬父时朋也。”
董翰(约1567—1619)，明代万历年间人，字后溪，所制茗壶，一改诗僧、供春以来古拙的风格，作品以文巧著称，是最早创造菱花式紫砂壶的名手。清乾隆年间吴骞所著《阳羡名陶录》说：“董翰始创菱花式壶，赵梁多定制提梁式壶。”
紫砂的发展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紫砂人的努力与创新，紫砂四大家对后世紫砂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也培养了下一代紫砂艺人，像是时朋之子时大彬等等，让紫砂发展的道路变得更加开阔。
中国茶道四大流派之雅士茶道
古代的“士”有机会得到名茶，有条件品茗，是他们最先培养起对茶的精细感觉；茶助文思，又最先体会茶之神韵。是他们雅化茶事并创立了雅士茶道。受其影响此后相继形成茶道各流派。可以说，没有中国古代的士便无中国茶道。
中国古代的“士”和茶有不解之缘，可以说没有古代的士便无中国茶道。
此处所说的“士”是已久仕的士，即已谋取功名捞得一官半职者，或官或吏。最低也是个拿一份工资的学差，而不是指范进一类中举就患神经病的腐儒，严监生一类为多了一根灯草而咽不下最后一口气的庸儒；那些笃实好学但又囊空如洗的寒士亦不在此之列。
中国的“士”就是知识分子，士在中国要有所作为就得“入仕”。荣登金榜则成龙成风，名落孙山则如同草芥。当然不一定个个当进士举人，给个“地师级”、“县团级”官儿做做，最起码的条件是先得温饱，方能吟诗作赋并参悟茶道。这便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特点。
中国文人嗜茶沓在魏晋之前不多，诗文中涉及茶事的汉有司马相如，晋有张载、左思、郭噗、张华、杜育，南北朝有鲍令晖、刘孝绰、陶弘景等，人数寥寥，且懂品饮者只三、五人而已。但唐以后凡着名文人不嗜茶者几乎没有，不仅品饮，还咏之以诗。唐代写茶诗最多的是白居易、皮日休、杜牧，还有李白、杜甫，陆羽、卢金、孟浩然：刘禹锡、陆龟蒙等；宋代写条诗最多的是梅尧臣、苏城、陆游，还有欧阳修、蔡襄、苏辙、黄庭坚、秦观、杨万里、范成大等。原因是魏晋之前文人多以酒为友，如魏晋名士“竹林七贤”，一个中山涛有八斗之量，刘伶更是拼命喝酒，“常乘一鹿车，携酒一壶，使人荷铺随之，云：死便掘地以理”。唐以后知识界颇不赞同魏晋的所谓名土风度，一改“狂放啸傲、栖隐山林、向道慕仙”的文人作风，人人有“入世”之想，希望一展所学、留名干秋。文人作风变得冷静、务实，以茶代酒便蔚为时尚。这一转变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文化背景，是历史的发展把中国的文人推到这样的位置：担任茶道的主角。
中国文人颇能胜任这一角色：一则，他们多有一官半职，特别是在茶区任职的州府和县两级的官和吏员近水楼台先得月，因职务之便可大品名茶。贡茶以皇帝为先，事实上他们比皇帝还要“先尝为快”；二则，在品茗中培养了对茶的精细感觉，他们大多是品茶专家，既然“穷春秋，演河图，不如载茗一车”，茶中自有“黄金屋”，茶中自有“颜如玉”，当年为功名头悬梁、锥刺股的书生们而今全身心投入茶事中，所以，他们比别人更通晓茶艺，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茶艺，着之以文传播茶艺；三则，茶助文思，有益于吟诗作赋。、李白可以“斗酒诗百篇”，一般人做不到，喝的酷叮大醉，头脑发胀，手难握笔何以能诗？但菜却令人思勇神爽，笔下生花。正如元代贤相、诗人耶律楚材在《西域从王君玉乞茶因其韵》中所言：
啜罢江南一碗茶，枯肠历历走雷车。
黄金小碾飞琼雪，碧玉深瓯点雪芹。
笔阵兵陈诗思奔，睡魔卷甲梦魂赊。
精神爽逸无余事，卧看残阳补断霞。
茶助文思，兴起了品茶文学，品水文学，还有茶文、茶学、茶画、茶歌、茶戏等；又相辅相陈，使饮茶升华为精神享受，并进而形成中国茶道。
雅士茶道是已成大气候的中国茶道流派。茶人主要是古代的知识分子，“入仕”的土为主体，还包括未曾发迹的土，有一定文化艺术修养的名门因秀，青楼歌妓、艺坛伶人等。对于饮茶，主要不图止渴、消食、提神，而在乎导引人之精神步入超凡脱俗的境界，于闹情雅致的品茗中悟出点什么。茶人之意在乎山水之间，在乎风月之间，在乎诗文之间，在乎名利之间，希望有所发现，有所寄托、有所忘怀。“雅”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是品茗之趣。
二是茶助诗兴。
三是以茶会友。
四是雅化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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