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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僧怀信《释门自镜录》：“跣足清淡，袒胸谐谑，居不愁寒暑，食不择甘旨，使唤童仆，要水要荼。”魏晋之际，析玄辨理，清谈风甚。佛教初传，依附玄学。佛徒追慕玄风，煮水品茗，以助玄谈。
《续名僧传》：“宋释法瑶，姓杨氏，河东人……年垂悬车，饭所饮荼。”法瑶是东晋名僧慧远的再传弟子，以讲解《涅盘经》着称，为当时着名的涅盘经师。法瑶性喜饮茶，每饭必饮茶，并且活到七十九岁。
《宋录》：“新安王子鸾，鸾弟豫章王子尚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设荼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荼茗？’”昙济十三岁出家，后拜鸠摩罗什高徒僧导为师。他从关中来到寿春（今安徽寿县），与其师一起创立了成实师说的南派——寿春系。昙济擅长《成唯识论》，对“三论”、《涅盘》也颇有研究，曾着《六家七宗论》，为一代名僧。他在八公山东山寺住了很长时间，后移居京城的中兴寺和庄严寺。两位小王子造访昙济，昙济设茶待客。
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徒以茶资修行，以茶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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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道与佛教
佛教于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间创立于古印度，约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的传播与发展，到隋唐时达到鼎盛时期。而茶道则是兴于唐，盛于宋。中国茶道从开始萌芽，就与佛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僧俗两方面都津津乐道，并广为世人所知的便是――禅茶一味。
茶与佛教的最初关系是茶为僧人提供了无可替代的饮料，而僧人与寺院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和制茶技术的进步。进而，在茶事实践中，茶道与佛教之间找到了越来越多的思想内涵方面的共通之处：
其一：佛教以“四谛”为总纲，“苦、集、灭、道”。以“苦”为首，如：生苦、老苦、病苦等等均以参禅来看破。茶性亦“苦”，“茶苦而寒、阴中之阴、最能降火、火为百病、火降则上清矣”。从茶的苦后回甘，苦中有甘的特性，佛家可产生诸多联想，有助于修习佛法的人在品茗时，品味人生，参破“苦谛”。
其二：佛教主静。佛教坐禅时的五调（调心、调身、调食、调息、调睡眠）以及佛学中的“戒、定、慧”三学也都是以静为基础。佛教禅宗便是从“静”中创出来的。茶道讲究“和静怡真”，把静作为达到心斋座忘，涤除玄鉴、澄怀味道的必由之路。
其三：“凡”茶道的本质确实是从微不足道的日常琐碎的平凡生活中去感悟宇宙的奥妙和人生的哲理。然而“禅”也正是要求人们通过静虑，从平凡的小事中去契悟大道。
其四：“放”人生在世，一切苦恼都是因为“放不下”，佛法说修行必需放下一切方可能入道，否则徒劳无益。修习佛教强调“放”，品茶也强调“放”。
放下手中的工作，偷得浮生半日闲，放松一下自己紧崩的神经，放松一下自己被囚禁的习性，放下在政界、在商海、在文坛、在单位里时的种种思虑，不必瞻前顾后、患得患失，让茶汤涤荡自己的肚肠，澡雪自己的心性让心灵空朗澄静。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品茶来品味人生。只有这样，才能在品茶过程中悟出“禅茶一味”的茶道真谛。
同时，佛教为茶道的发展做出了很多的贡献，高僧们写茶诗、茶词、作茶画等等，大大的丰富茶文化的内容，深化了茶道的思想内涵，注入了“梵我一如”的哲学思想使茶道更具神韵。佛家的茶事活动促进了茶文化的传播并为发展茶道的表现形式提供了参考。
佛教与茶道
佛教和茶早在晋代结缘。相传晋代名僧慧能曾在江西庐山东林寺以自制的佳茗款待擎友陶渊明“话茶吟诗，叙事谈经，通宵达旦”。佛教和茶结缘对推动饮茶风尚的普及并向高雅境界以至发展到创立茶道，立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佛教的传播与中国化佛教的传人：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西汉未，自印度传入中国；东汉初，在封建统治阶级中间流行，宣扬“人死精神不灭”，因果报应，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妄言，不饮酒，慈悲为本，行善修道等等教义。由于当时战乱频繁，硝烟四起，人民生命涂炭，劳苦大众，富贵荣禄者都可以从佛教教义中得到精神上的慰藉，统治阶级则可以利用佛教麻醉人民，因而传播很快。
佛教的传播者认识到，要使佛教在中国扎根必须与中国国情相揉合。佛教传入中国后，为了求生存与发展，还在思想意识形态和教义上竭力吸收我国传统文化，并互相渗透互为影响，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东晋后期，佛教领袖慧远竭力把儒家封建礼教和佛教因果报应沟通起来，宣扬孝顺父母，尊敬君主，是合乎因果报应教义的。并直接提出“佛儒合明论”。隋唐时代一些佛教宗派，是调合中国传统思想而创立的，华严宗学者宗密用《周易》“四德”（元、亨、利、贞）调合佛身“四德”（常、乐、我、净）。以“五常”（仁、义，礼、智、信）调含“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饮酒、不安言）力图两者相融台，调台儒家的趋势越来越强烈。宋元明清时代，更加注意调合中国传统思想。北宋天台宗学者智园，宣扬“非仲尼之教，则国无以治，家无以宁，身无以安”。而“国不治，家不宁，身不安，释氏之道，何由而行哉？”他还提出“修身以儒，治心以释”儒释共为表里的主张，因而发展成为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宗教。
（二）茶道的创立与佛教的渗透茶道的创立：中国是茶的故乡，历史悠久，光辉绚丽，但“茶道”一词，很长被人们所遗忘，竟发展到日本学者曾向国人提出“中国有没有茶道？”荒谬而富讽刺的笑话。
对中国茶道的创立，学术界说法下一。有引陆羽《茶经》“精行俭德”四字。有引《封氏见闻记》“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请注意，时在晚唐）有“中国明初朱权自创的茶道”等等。百花齐放，可见大家都在深入的研究，形势喜人。
陆羽，擅长种菜种茶，首创饼茶炙烤“三沸”煮饮法，对茶的功效论述甚详，对茶的品饮他侧重精神方面的享受，无疑他是我国茶道的奠基人。但遗憾的是他在《茶经》中没有明确提出“茶道”这个词，令人费解。根据笔者手中资料，“茶道”一词最早是中唐时期江南高僧皎然在《饮茶歌·逍崔石使君》一诗中明确提出来的，诗中云：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
愁看毕卓瓮间夜，笑看陶潜篱下时。
崔候啜之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
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这是一首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诗篇，“三饮”神韵相连，层层深入扣紧，把饮茶的精神享受作了最完美最动人的歌颂，不但明确提出了“茶道”一词，而且使茶道一开始就蒙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是中唐以湖州为中心的茶文化圈内任何僧侣、文人所不可匹敌的。结合皎然其他重要茶事活动，所以笔者认为皎然是中国禅宗茶道的创立者。由于秘藏了1100多年的唐代宫廷茶具在法门寺重现天日，学术界认为唐代实际存在着宫廷茶道、僧侣茶道、文人茶道等多元化各具风格的茶道，从而论证唐代茶文化的博大精深，辉煌璀璨，这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突破性进展。但在三种茶道中，笔眷认为僧侣茶道是主要的，其魅力和影响力都超过前二种茶道。
佛教对茶道的渗透，史料中有魏晋南北朝时期丹丘和东晋名憎慧远嗜茶的记载。可见“茶禅一味”源远流长。但形成气候笔者认为始启中唐。
中唐时期，虽然经历了七、八年政治动乱，相继又出现了“中兴”时期，由于北方民生凋敝，国家财源发生危机，有识之士认识到南方气候温和，雨水充沛，土壤肥沃，资源丰富，大面积的土地特别是山区没有得到合理开发利用，潜力很大，因而动员全民垦荒，扩大粮食作物等种植面积，增加国家税赋收入，收到显著效果，茶叶生产也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蓬勃发展起来的。这是茶道形成的社会基础。
陆羽“更隐茗溪”后，以湖州为中心，积极开展茶事活动，与皎然、李冶、颜真卿、孟郊等名僧贤达交往密切，他们谈经论道，品茗赋诗。从而推动了茶道的形成和发展，笔者认为湖州是茶道的发祥地。
茶道的兴起，推动了寺院中茶会、茶宴和各种形式茶道的流行。唐代茶事诗中各有描述，因限于篇幅，摘句抄录于后：武元衡：虚室昼常俺，心沅知悟空。
禅庭一雨后，莲界万花中。
时节流芳暮，人天此会同。
不知方便理，何路出樊笼。
皎然：喜见幽人会，初开野客茶。
李嘉祐：虚室独焚香，林空静馨长。
啜茗翻真偈，燃灯继夕阳。
杜牧：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扬落花风。
张籍九：星台下煎茶别，五老峰前觅寺居。
司空图：茶雁添诗句，天清莹道心。
只留鹤一只，此外是空林。
李咸用：空门少年初志坚，摘芳为药除睡眠。
灵一：野泉烟火白云间，坐饮香茶爱此山。
从以上诗句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寺院中茶味的芳香和浓烈，僧侣敬神、坐禅、念经、会友终日高不开茶。禅茶道体现了良然、朴素、养性、修心、见性的气氛，也揉合了儒家和道家思想感情。唐僖宗以皇家最高礼仪秘藏在法门寺地宫金银系列茶具从设计、塑造和摆设的位置（和佛骨舍利同放在后室）更令人信眼地认识到“茶禅一味”的真谛。
禅宗茶道到宋代发展到鼎盛时期，移值到日、韩等国，现在已向西方世界传播中，对促进各国文化交流做出了努力。
茶禅文化与佛教的茶道
茶文化，禅文化，融成茶禅文化，是我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
相传神农尝百草，即知茶有解毒药效。史传记载，东晋僧人，已于庐山植茶，敦煌行人，以饮茶苏（将茶与姜、桂、桔、枣等香料一起煮成茶汤）助修。随着华夏文明之发展，演至唐代，而茶文化兴起。制茶法由唐饼茶、宋团茶、明叶茶、至清工夫茶；饮茶法从唐煮茶、宋点茶、明泡茶、而清沏茶。茶由药用而饮用、而艺用、而禅用；由上层社会“雅玩”入俗为民间“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事。
茶渗透于文化生活而产生茶具、茶厂、茶行、茶室、茶馆、茶经、茶书、茶诗、茶画、茶歌以至茶道，不一而足。以茶待客，以茶会友，以茶定亲，以茶馈礼，以茶贸易，民情风俗，均与茶不可分离。茶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释迦牟尼佛拈花示众，迦叶微笑，遂有以心传心之教外别传，南北朝时由达摩传来中国。传说达摩少林面壁，揭眼皮堕地而成茶树，其事近诞，而其所寓禅茶不离生活之旨，则有甚深意义。嗣后马祖创丛林，百丈立清规，禅僧以茶当饭，资养清修，以茶飨客，广结善缘，渐修顿悟，明心见性，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禅宗，演至唐代，而禅文化兴起。禅渗透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于语言历史而有禅话、禅史、语录、灯录；于文学艺术而有禅文、禅诗、禅乐、禅画；于建筑工艺而有禅寺、禅塔、禅室、禅具；于学术思想而有禅理、禅学、禅道、禅风。禅是中国佛教的特质之一，禅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茶一禅，两种文化，有同有别，非一非异。一物一心，两种法数，有相无相，不即不离。茶文化与禅文化同兴于唐，其使茶由饮而艺而道，融茶禅一味者，则始自唐代禅僧抚养、禅寺成长之茶圣陆羽。其所著《茶经》，开演一代茶艺新风。佛教禅寺多在高山丛林，得天独厚，云里雾里，极宜茶树生长。农禅并重为佛教优良传统。禅僧务农，大都植树造林，种地栽茶。制茶饮茶，相沿成习。许多名茶，最初皆出于禅僧之手。如佛茶、铁观音，即禅僧所命名。其于茶之种植、采撷、焙制、煎泡、品酌之法，多有创造。中国佛教不仅开创了自身特有的禅文化，而且成熟了中国本有的茶文化，且使茶禅融为一体而成为中国的茶禅文化。茶不仅为助修之资、养生之术，而且成为悟禅之机，显道表法之具。盖水为天下至清之物，茶为水中至清之味，其“本色滋味”，与禅家之淡泊自然、远离执著之“平常心境”相契相符。一啜一饮，甘露润心，一酬一和，心心相印。茶禅文化之潜移默化，其增益于世道人心者多矣。
茶与佛教的千年奇缘
茶与佛教的千古奇缘
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由于教义和僧徒生活的需要，茶叶与佛教之间很快就产生了密切的联系。
一、茶叶与佛教
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由于教义和僧徒生活的需要，茶叶与佛教之间很快就产生了密切的联系。根据佛教的规制，在饮食上，僧人要遵守不饮酒、非时食(过午不食)和戒荤食素等戒律。
佛教重视坐禅修行。坐禅讲究专注一境，静坐思维，而且必须跏跌而坐，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更不能卧床睡眠，通常坐禅达九十天之久。长时间的坐禅会使人产生疲倦和睡眠的欲望，为此，需要一种既符合佛教戒律，又可以消除坐禅产生的疲劳和作为午后不食之补充的饮料。这样，具有提神益思、驱除睡魔、生津止渴、消除疲劳等功效的茶叶便成为僧徒们最理想的饮料。
禅宗寺院十分讲究饮茶。
佛教徒饮茶的历史可追溯到东晋时代。《晋书·艺术传》记载，僧徒单道开在后赵的都城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昭德寺内坐禅修行，他不畏寒暑，昼夜不卧，“日服镇守药数丸，大如梧子，药有松蜜姜桂伏苓之气，时复饮茶苏一、二升而已”。中国古代有将茶叶掺和果料香料一同饮用的习惯。“茶苏”是一种将茶和姜、桂、桔、枣等香料一同煮成的饮料。虽然，这时茶叶尚未单独饮用，但它表明佛教徒饮茶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坐禅修行。
唐宋以后，佛教中的禅宗得到迅速发展。禅宗强调以坐禅的方式，彻悟自己的心性，所以，禅宗寺院十分讲究饮茶。《封氏闻见记》记载，“(唐)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禅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由于禅宗的大力提倡，不仅寺院僧人饮茶成风，而且促进了北方民间饮茶习惯的进一步普及。一些僧人嗜好饮茶，竟至“唯茶是求”的地步。唐大中三年(849年)“东都进一僧，年一百二十岁。宣皇问服何药而至此。僧对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至处唯茶是求，或出亦日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宋钱易《南部新书》)。宋代禅僧饮茶已经十分普遍。道原《景德传灯录》中说及吃茶的地方就有六七十次之多。其中有：“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饭后三碗茶”的记载。温州瑞鹿寺的本先禅师，“晨起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佛前礼拜，归下去打睡了，起来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上堂吃饭了盥漱，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此时，饮茶成为禅僧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二、寺院饮茶及对社会风俗的影响
佛教对饮茶的重视，使得饮茶逐渐成为寺院制度的一部分。寺院中设有“茶堂”，是禅僧辩论佛理，招待施主，品尝香茶的地方。寺院内演说佛法的戒集会之处称“法堂”，法堂设有二鼓，居东北角的称“法鼓”，居西北角的称“茶鼓”。茶鼓是召集众僧饮茶所击的鼓。宋林逋诗曰：“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寺院专设“茶头”掌握烧水煮茶，献茶待客；并在寺门前派“施茶僧”数名，施惠茶水。佛教寺院中的茶叶，称作“寺院茶”，一般有三种用途：供佛、待客、自奉。《蛮瓯志》记载，觉林院的僧人“待客以惊雷筴(中等茶)，自奉以萱带草(下等茶)，供佛以紫茸香(上等茶)。盖最上以供佛，而最下以自奉也。”“寺院茶”按照佛教规制具有不少名目。每日在佛前、祖前、灵前供奉茶汤，称作“奠茶”；按照受戒年限的先后饮茶，称作“戒腊茶”；请所有众僧饮茶，称作“普茶”；化缘乞食得来的茶称作“化茶”等等。平时坐禅分六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焚香一枝，每焚完一枝香，寺院监值都要“打茶”，“行茶四、五匝”，借以清心提神，消除长时间坐禅产生的疲劳。
《茶经》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茶叶专著。
历史上许多僧人以煮茶、品茶而闻名于世。唐代著名诗僧释皎然，善烹茶，能诗文，留下许多有名的茶诗。他的《饮茶歌消崔石使君》诗，赞誉了剡溪茶的清郁隽永的香气、甘露琼浆般的滋味。诗云：“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芽爨金鼎。素瓷雪色飘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五代十国时，吴僧文了善烹茶，游历荆南，被称之为“汤神”，授予华定水大师上人的称号。宋代南屏谦师妙于茶事，自云：“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非可以言传学到者”。宋代有一种倾注茶汤于碗中使汤纹形成各种物象的游戏，称作“茶百戏”。僧徒福全擅长茶百戏，能使汤纹组成一句诗，并列四碗可组合成一首绝句。由此可见佛教徒对于茶事的鉴赏研讨可谓精妙非凡。
后世尊为“茶圣”的陆羽，虽然不是僧人，但却出身于寺院，他一生的行迹也几乎没有脱离过寺院。三岁时，被竟陵西垱寺智积禅师收养。智积禅师嗜好饮茶，陆羽专为他煮茶，久之练成一手高超的采制、煮饮茶叶的手艺。他遍游各地名山古刹，采茶、制茶、品茶，结识善烹煮茶叶的高僧，并不断总结自己的经验，吸收前人的成就，著成《茶经》一书。书中论述了茶的形状、品种、产地、栽培、采制、煮饮和茶具等问题，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茶叶专著。
佛教寺院的饮茶习惯，对整个社会饮茶风俗的许多方面都有影响。宋代浙江余杭径山寺经常举行由僧徒、施主、香客参加的茶宴，进行鉴评各种茶叶质量的“斗茶”活动，并发明了把幼嫩的优质芽茶碾成粉末，用沸水冲泡调制的“点茶法”，即现在我们常用的冲泡茶叶的方法。名冠中外的宜兴紫砂陶壶，是茶具中的珍品。相传，紫砂陶壶是明代宜兴金沙寺中一位不知名的老僧创制的。他选用精细的紫砂细泥，捏成树瘿形坯胎，采用特殊的烧制方法制成。烧出的紫砂壶不仅造型简练大方，色调淳朴古雅，而且有很好的保味功能，泡出的茶汤醇郁芳馨，深受人们的喜爱。
三、寺院与茶叶的生产
佛教寺院提倡饮茶，同时有主张亲自从事耕作的农禅思想，因而许多名山大川中的寺院都种植茶树，采制茶叶。如唐代湖州(今浙江吴兴县)的山桑、佛师二寺，凤亭山的飞云、曲水两寺；常州(今江苏常州市)圈岭善权寺；钱塘(今杭州市)天竺、灵隐两寺都出产茶叶。五代十国时，扬州禅智寺，寺枕山岗，建有茶园。宋代以后，南方凡是有条件种植茶树的地方，寺院僧人都开辟为茶园。由于佛教寺院大都建在群山环抱的山腰峡谷之中，自然条件宜于茶树生长。所以，现今我国众多的名茶中，有相当一部分名茶最初是由寺院种植的。如四川蒙山出产的蒙山茶，相传是汉代甘露普慧禅师亲手所植，称作“仙茶”。福建武夷山出产的“武夷岩茶”是乌龙茶的始祖。宋元以后“武夷寺僧多晋江人，以茶坪为生，每寺订泉州人为茶师，清明之后谷雨前，江右采茶者万余人。”武夷岩茶以寺院所制最为得法，僧徒们按照不同时节采回的茶叶，分别制成“寿星眉”、“莲子心”和“凤尾龙须”三种名茶。
名茶最初产于寺院中
北宋时，江苏洞庭山水月院的山僧尤善制茶，出产以寺院命名的“水月茶”，即有名的碧螺春茶。明隆庆年间，僧徒大方制茶精妙，其茶名扬海内，人称“大方茶”，是现在皖南茶区所产“屯绿茶”的前身。浙江云和县惠明寺的“惠明茶”具有色泽绿润，久饮香气不绝的特点，它曾以特优的质量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一等金质奖章和奖状。此外，产于普陀山的“佛茶”、黄山的“云雾茶”、云南大理感通寺的“感通茶”、浙江天台山万年寺的“罗汉供茶”、杭州法镜寺的“香林茶”等都是最初产于寺院中的名茶。
佛教寺院在长期的种植和饮用茶叶的过程中，对栽培、焙制茶叶的技术均有所创新。茶树有喜爱温湿和耐阴的特性，为了创造茶树生长的良好环境，唐代湖南佛寺中创造了竹间种茶的方法。唐永贞元年(805年)柳宗元被贬谪到湖南，在永州龙兴寺品尝到新采的“竹间茶”，作《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同年，刘禹锡被贬郎州(今湖南常德市)司马，作《西山兰若试茶歌》曰：“山僧后檐茶数丛，春来映竹抽新茸。宛然为客振衣起，自傍芳丛摘鹰嘴。斯须炒成满室香，便酌砌下金沙水。骤雨松声入鼎来，白云满碗花徘徊……”诗中提到在竹间种茶的方法，可使茶树有适度的庇荫环境，并且“竹露所滴其茗，倍有清气”。佛教徒们创造的“竹间茶”是我国古代最早的茶园庇荫栽培方法。从刘禹锡的诗中，可以看到僧徒们将新采的竹间茶，经过炒焙的工艺处理，使满室生香。
这种炒青工艺方法，以往认为始于明代，其实，在唐代湖南的佛寺中就已经产生了。
中国佛教在茶叶的种植、饮用等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四、佛教与茶叶的传播
公元四世纪末，佛教由中国传入朝鲜。随着中朝两国华严宗、天台宗禅师的往来，茶叶被带到朝鲜半岛。公元十二世纪时，朝鲜松应寺、宝林寺和宝庆伽寺等著名寺院都提倡饮用茶叶。不久，饮茶的风俗也在民间广泛流行起来。中国茶叶虽早在汉代就已传入日本，但到唐宋时期，由于佛教僧人的传播提倡，饮茶才成为日本社会生活中重要的习俗。唐代时，日本最澄禅师和空海禅师到中国留学，回国时将茶种和制茶工具带回日本，在寺院附近栽种，得到嵯峨天皇的称赞。在宋代日本荣西禅师从中国引进了寺院的饮茶方法，制定了饮茶仪式，著《吃茶养生记》一书，被誉为日本第一部茶书，对推动日本社会饮茶风俗有重大作用。元代，日本圣一禅师将中国的“点茶法”和“斗茶”的习俗传入日本。
总之，中国是茶叶的故乡，中国佛教不仅在茶叶的种植、饮用等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也是茶叶向海外传播的一座桥梁。
茶与佛教的“苦静凡放”
茶与佛教的“苦静凡放”
一、苦
“苦”是佛教“四谛”之首，而茶性也苦，故可帮助修习佛法的人在品茗的同时，吟味人生，参破“苦”谛。略带苦涩的茶，饮之能“破睡”，这是茶进入佛寺最直接的原因。进而在茶事中，茶道与佛教之间找到了越来越多的思想内涵方面的共通之处。唐代封演的《封氏闻见记》写道：“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佛家认为茶有“二德”：能助人通夜不眠；满腹时能帮助消化，轻神气；三是“不发”，能抑制性欲。所以，饮茶是最符合佛教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念的，茶叶成了佛教的“神物”，有“茶中有禅、茶禅一体、禅茶一味”之说。
二、静
“静”是达到澄怀观道的必由之路，也是“戒、定、慧”的基础。静坐静虑，茶能提神益思，成为禅者最好的朋友，茶道与佛教在文化性格上属于同一色调：阴柔、静寂、清旷、安祥而又端肃，追求清雅，向往和谐。正所谓“为饮涤尘烦”。据《茶经》载，僧人在两晋时即以敬茶作为寺院待客之礼仪。到唐朝，随着禅宗的盛行，佛门嗜茶、尚茶之风也更加普及。寺院茶礼包括供养三宝、招待香客两方面。中晚唐时的百丈怀海和尚创立了《百丈清规》后，寺院的茶礼已趋于规范。在清寂、古朴的禅堂，以茶敬佛，以茶消心，以茶待客，所谓“焚香引幽步，酌茗开净筵。”
三、凡
佛的本质是从微不足道的日常琐碎的平凡生活中去感悟宇宙的奥秘和人生的哲理，从平凡的小事契悟大道。茶是一种普通的植物，平民百姓都可以栽植、制造、啜饮，从而获得不同层面的感受。以茶入佛，是最适宜不过的。僧侣以茶布施做佛，以茶祭奠圆寂高僧，以茶参禅悟道，以茶代餐，举行茶会、茶宴，以茶汤饯飨宾客等，已成为禅礼风尚。许多重要的法事活动，规定必须鸣鼓集众，由住持供茶，顶礼膜拜，宗教氛围十分浓重，也容易被凡人俗子所接受。
四、放
虚云法师说：“修行须放下一切方能入道，否则徒劳无益。”品茶同样要“放”，做个无事人，把私心杂念放下，才能进入“正、消、和、雅”的境界。通过饮茶使人轻松、宁静、平和、自在、喜悦，清除凡尘之杂念，使得身心安然。
茶与佛教的“苦”、“静”、“凡”、“放”
一、“苦”
“苦”是佛教“四谛”之首，而茶性也苦，故可帮助修习佛法的人在品茗的同时，吟味人生，参破“苦”谛。略带苦涩的茶，饮之能“破睡”，这是茶进入佛寺最直接的原因。进而在茶事中，茶道与佛教之间找到了越来越多的思想内涵方面的共通之处。唐代封演的《封氏闻见记》写道：“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佛家认为茶有“二德”：能助人通夜不眠；满腹时能帮助消化，轻神气；三是“不发”，能抑制性欲。所以，饮茶是最符合佛教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念的，茶叶成了佛教的“神物”，有“茶中有禅、茶禅一体、禅茶一味”之说。
二、“静”
“静”是达到澄怀观道的必由之路，也是“戒、定、慧”的基础。静坐静虑，茶能提神益思，成为禅者最好的朋友，茶道与佛教在文化性格上属于同一色调：阴柔、静寂、清旷、安祥而又端肃，追求清雅，向往和谐。正所谓“为饮涤尘烦”。据《茶经》载，僧人在两晋时即以敬茶作为寺院待客之礼仪。到唐朝，随着禅宗的盛行，佛门嗜茶、尚茶之风也更加普及。寺院茶礼包括供养三宝、招待香客两方面。中晚唐时的百丈怀海和尚创立了《百丈清规》后，寺院的茶礼已趋于规范。在清寂、古朴的禅堂，以茶敬佛，以茶消心，以茶待客，所谓“焚香引幽步，酌茗开净筵。”
三、“凡”
佛的本质是从微不足道的日常琐碎的平凡生活中去感悟宇宙的奥秘和人生的哲理，从平凡的小事契悟大道。茶是一种普通的植物，平民百姓都可以栽植、制造、啜饮，从而获得不同层面的感受。以茶入佛，是最适宜不过的。僧侣以茶布施做佛，以茶祭奠圆寂高僧，以茶参禅悟道，以茶代餐，举行茶会、茶宴，以茶汤饯飨宾客等，已成为禅礼风尚。许多重要的法事活动，规定必须鸣鼓集众，由住持供茶，顶礼膜拜，宗教氛围十分浓重，也容易被凡人俗子所接受。
四、“放”
虚云法师说：“修行须放下一切方能入道，否则徒劳无益。”品茶同样要“放”，做个无事人，把私心杂念放下，才能进入“正、消、和、雅”的境界。通过饮茶使人轻松、宁静、平和、自在、喜悦，清除凡尘之杂念，使得身心安然。
佛教对茶的贡献
佛教是公元前6至5世纪由古印度释迦牟尼创立的（大致与我国的孔子、老子时代相当），最初由西域传入我国，东汉初年开始广为流传，在隋唐和盛唐时，全国已经有了很多的佛教寺院，寺院经济也有了突出的发展，其中茶叶是重要的内容。
我国茶叶的兴盛时期是唐朝，在佛教的禅宗发展的基础上风盛起来的，由于坐禅中闭目静思，极易睡着，所以坐禅中“唯许饮茶”。在我国的唐宋时期，佛教盛行，寺必有茶，教必有茶，禅必有茶；特别是在南方寺庙，几乎出现了庙庙种茶，无僧不茶的嗜茶风尚。佛教认为：茶有三德，即“坐禅时通夜不眠；满腹时帮助消化，茶且不发。”有助佛规，这也许是佛教倡茶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在魏晋甚至更早的时候，茶叶就已成为我国僧道修行修炼时常用的饮料了。如：陆羽在《茶经》中多次引述了两晋和南朝时僧道饮用茶叶的史料。其中引录的《释道该说续名人传》称：“释法瑶，姓杨氏，河东人，永嘉中过江，遇沈台真君武康小山寺，年垂悬车，饭所饮茶。”又摘引的《宋录》称：“新安王子鸾，豫章王子尚，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设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这说明在魏晋南北朝时，我国僧道已有尚茶之风。
我国寺庙不仅重视茶叶，而且也是生产、宣传、和研究茶叶的中心。在古代，也只有寺庙最有条件研究茶叶，提高品质。因为寺庙都有一定的田产，和尚不参加劳动，他们有时间、有文化来讲究茶的采造、品饮艺术和写书作诗来宣传茶叶文化，所以，我国有“自古名寺出名茶”之说。
根据史料记载、以及民间传说，我国古今众多的名茶中，有不少最初是由寺院种植、炒制的。如四川雅安出产的“蒙山茶”，亦作“仙茶”，相传是汉代甘露寺普慧禅师亲手所植，因其品质优异，被列为向皇帝进贡的贡品。福建武夷山出产的“武夷岩茶”，前身叫“乌龙茶”，该茶以寺院采制的最为正宗，僧侣按不同时节采摘的茶叶，分别制成“寿星眉”、“莲子心”和“凤尾龙须”三种名茶。北宋时，江苏洞庭山水月院的山僧采制的“水月茶”，即现今有名的“碧螺春茶”。明隆庆年间，僧徒大方制茶精妙，其茶名扬海内，人称“大方茶”，是现在皖南茶区所产的“屯绿茶”的前身。浙江云和县惠明寺的“惠明茶”，有色泽绿润，久饮香气不绝的特点，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一等金质奖章。此外，产于普陀山的“佛茶”、黄山的“云雾茶”、云南大理感通寺的“感通茶”、浙江天台山万年寺的“罗汉供茶”、杭州法镜寺的“香林茶”等，都是最初产于寺院中的名茶。
佛教寺院不仅对茶叶的栽培、焙制有独特技术，而且十分讲究饮茶之道。寺院内设有“茶堂”，是专供禅僧辩论佛理、招待施主、品尝香茶的地方；法堂内的“茶鼓”是召集众僧饮茶所击的鼓。另外寺院还专设“茶头”，专管烧水煮茶，献茶待客；并在寺门前派“施茶僧”数名，施惠茶水。寺院中的茶叶，称作“寺院茶”，一般用途有三：供佛、待客、自奉。据《蛮瓯志》载，觉林院的僧人待客中等茶、自奉以下等茶、供佛以上等茶。“寺院茶”按照佛教规矩有不少名目，每日在佛前、堂前、灵前供奉茶汤，称作“奠茶”；按照受戒年限的先后饮茶，称作“戒腊茶”；化缘乞食得来的茶，称作“化茶”等等。学佛的人是时刻都注意学习的，生活中的所有事情都与学佛、信佛挂钩，以求对佛的尊敬和学佛的长进，这一方式其实是较为有效的，而饮茶也当然地列入了这一范畴。我国的不少佛门圣地、名山寺庙都种有茶树，僧人自采自制，饮茶念佛，修身养性，高龄僧人无数，究其长寿原因，与长期饮茶有关系。
统而言之，无论在茶的种植、饮茶习俗的推广、茶宴形式、茶文化对外传播方面，佛教都有巨大贡献。我国的饮茶习惯是随着佛教一起传入到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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