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文化。

茶文化,禅文化,融成茶禅文化,是我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

相传神农尝百草,即知茶有解毒药效。史传记载,东晋僧人,已于庐山植茶,敦煌行人,以饮茶苏(将茶与姜、桂、桔、枣等香料一起煮成茶汤)助修。随着华夏文明之发展,演至唐代,而茶文化兴起。制茶法由唐饼茶、宋团茶、明叶茶、至清工夫茶;饮茶法从唐煮茶、宋点茶、明泡茶、而清沏茶。茶由药用而饮用、而艺用、而禅用;由上层社会“雅玩”入俗为民间“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事。

茶渗透于文化生活而产生茶具、茶厂、茶行、茶室、茶馆、茶经、茶书、茶诗、茶画、茶歌以至茶道,不一而足。以茶待客,以茶会友,以茶定亲,以茶馈礼,以茶贸易,民情风俗,均与茶不可分离。茶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WWW.cy260.cOm

释迦牟尼佛拈花示众,迦叶微笑,遂有以心传心之教外别传,南北朝时由达摩传来中国。传说达摩少林面壁,揭眼皮堕地而成茶树,其事近诞,而其所寓禅茶不离生活之旨,则有甚深意义。嗣后马祖创丛林,百丈立清规,禅僧以茶当饭,资养清修,以茶飨客,广结善缘,渐修顿悟,明心见性,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禅宗,演至唐代,而禅文化兴起。禅渗透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于语言历史而有禅话、禅史、语录、灯录;于文学艺术而有禅文、禅诗、禅乐、禅画;于建筑工艺而有禅寺、禅塔、禅室、禅具;于学术思想而有禅理、禅学、禅道、禅风。禅是中国佛教的特质之一,禅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茶一禅,两种文化,有同有别,非一非异。一物一心,两种法数,有相无相,不即不离。茶文化与禅文化同兴于唐,其使茶由饮而艺而道,融茶禅一味者,则始自唐代禅僧抚养、禅寺成长之茶圣陆羽。其所著《茶经》,开演一代茶艺新风。佛教禅寺多在高山丛林,得天独厚,云里雾里,极宜茶树生长。农禅并重为佛教优良传统。禅僧务农,大都植树造林,种地栽茶。制茶饮茶,相沿成习。许多名茶,最初皆出于禅僧之手。如佛茶、铁观音,即禅僧所命名。其于茶之种植、采撷、焙制、煎泡、品酌之法,多有创造。中国佛教不仅开创了自身特有的禅文化,而且成熟了中国本有的茶文化,且使茶禅融为一体而成为中国的茶禅文化。茶不仅为助修之资、养生之术,而且成为悟禅之机,显道表法之具。盖水为天下至清之物,茶为水中至清之味,其“本色滋味”,与禅家之淡泊自然、远离执著之“平常心境”相契相符。一啜一饮,甘露润心,一酬一和,心心相印。茶禅文化之潜移默化,其增益于世道人心者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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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与茶道


佛教和茶早在晋代结缘。相传晋代名僧慧能曾在江西庐山东林寺以自制的佳茗款待擎友陶渊明“话茶吟诗,叙事谈经,通宵达旦”。佛教和茶结缘对推动饮茶风尚的普及并向高雅境界以至发展到创立茶道,立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佛教的传播与中国化佛教的传人: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西汉未,自印度传入中国;东汉初,在封建统治阶级中间流行,宣扬“人死精神不灭”,因果报应,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妄言,不饮酒,慈悲为本,行善修道等等教义。由于当时战乱频繁,硝烟四起,人民生命涂炭,劳苦大众,富贵荣禄者都可以从佛教教义中得到精神上的慰藉,统治阶级则可以利用佛教麻醉人民,因而传播很快。

佛教的传播者认识到,要使佛教在中国扎根必须与中国国情相揉合。佛教传入中国后,为了求生存与发展,还在思想意识形态和教义上竭力吸收我国传统文化,并互相渗透互为影响,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东晋后期,佛教领袖慧远竭力把儒家封建礼教和佛教因果报应沟通起来,宣扬孝顺父母,尊敬君主,是合乎因果报应教义的。并直接提出“佛儒合明论”。隋唐时代一些佛教宗派,是调合中国传统思想而创立的,华严宗学者宗密用《周易》“四德”(元、亨、利、贞)调合佛身“四德”(常、乐、我、净)。以“五常”(仁、义,礼、智、信)调含“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饮酒、不安言)力图两者相融台,调台儒家的趋势越来越强烈。宋元明清时代,更加注意调合中国传统思想。北宋天台宗学者智园,宣扬“非仲尼之教,则国无以治,家无以宁,身无以安”。而“国不治,家不宁,身不安,释氏之道,何由而行哉?”他还提出“修身以儒,治心以释”儒释共为表里的主张,因而发展成为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宗教。

(二)茶道的创立与佛教的渗透茶道的创立:中国是茶的故乡,历史悠久,光辉绚丽,但“茶道”一词,很长被人们所遗忘,竟发展到日本学者曾向国人提出“中国有没有茶道?”荒谬而富讽刺的笑话。

对中国茶道的创立,学术界说法下一。有引陆羽《茶经》“精行俭德”四字。有引《封氏见闻记》“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请注意,时在晚唐)有“中国明初朱权自创的茶道”等等。百花齐放,可见大家都在深入的研究,形势喜人。

陆羽,擅长种菜种茶,首创饼茶炙烤“三沸”煮饮法,对茶的功效论述甚详,对茶的品饮他侧重精神方面的享受,无疑他是我国茶道的奠基人。但遗憾的是他在《茶经》中没有明确提出“茶道”这个词,令人费解。根据笔者手中资料,“茶道”一词最早是中唐时期江南高僧皎然在《饮茶歌·逍崔石使君》一诗中明确提出来的,诗中云: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

愁看毕卓瓮间夜,笑看陶潜篱下时。

崔候啜之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

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这是一首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诗篇,“三饮”神韵相连,层层深入扣紧,把饮茶的精神享受作了最完美最动人的歌颂,不但明确提出了“茶道”一词,而且使茶道一开始就蒙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是中唐以湖州为中心的茶文化圈内任何僧侣、文人所不可匹敌的。结合皎然其他重要茶事活动,所以笔者认为皎然是中国禅宗茶道的创立者。由于秘藏了1100多年的唐代宫廷茶具在法门寺重现天日,学术界认为唐代实际存在着宫廷茶道、僧侣茶道、文人茶道等多元化各具风格的茶道,从而论证唐代茶文化的博大精深,辉煌璀璨,这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突破性进展。但在三种茶道中,笔眷认为僧侣茶道是主要的,其魅力和影响力都超过前二种茶道。

佛教对茶道的渗透,史料中有魏晋南北朝时期丹丘和东晋名憎慧远嗜茶的记载。可见“茶禅一味”源远流长。但形成气候笔者认为始启中唐。

中唐时期,虽然经历了七、八年政治动乱,相继又出现了“中兴”时期,由于北方民生凋敝,国家财源发生危机,有识之士认识到南方气候温和,雨水充沛,土壤肥沃,资源丰富,大面积的土地特别是山区没有得到合理开发利用,潜力很大,因而动员全民垦荒,扩大粮食作物等种植面积,增加国家税赋收入,收到显著效果,茶叶生产也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蓬勃发展起来的。这是茶道形成的社会基础。

陆羽“更隐茗溪”后,以湖州为中心,积极开展茶事活动,与皎然、李冶、颜真卿、孟郊等名僧贤达交往密切,他们谈经论道,品茗赋诗。从而推动了茶道的形成和发展,笔者认为湖州是茶道的发祥地。

茶道的兴起,推动了寺院中茶会、茶宴和各种形式茶道的流行。唐代茶事诗中各有描述,因限于篇幅,摘句抄录于后:武元衡:虚室昼常俺,心沅知悟空。

禅庭一雨后,莲界万花中。

时节流芳暮,人天此会同。

不知方便理,何路出樊笼。

皎然:喜见幽人会,初开野客茶。

李嘉祐:虚室独焚香,林空静馨长。

啜茗翻真偈,燃灯继夕阳。

杜牧: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扬落花风。

张籍九:星台下煎茶别,五老峰前觅寺居。

司空图:茶雁添诗句,天清莹道心。

只留鹤一只,此外是空林。

李咸用:空门少年初志坚,摘芳为药除睡眠。

灵一:野泉烟火白云间,坐饮香茶爱此山。

从以上诗句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寺院中茶味的芳香和浓烈,僧侣敬神、坐禅、念经、会友终日高不开茶。禅茶道体现了良然、朴素、养性、修心、见性的气氛,也揉合了儒家和道家思想感情。唐僖宗以皇家最高礼仪秘藏在法门寺地宫金银系列茶具从设计、塑造和摆设的位置(和佛骨舍利同放在后室)更令人信眼地认识到“茶禅一味”的真谛。

禅宗茶道到宋代发展到鼎盛时期,移值到日、韩等国,现在已向西方世界传播中,对促进各国文化交流做出了努力。

浅谈茶道与禅道的文化意蕴


古代《茶诗》云:“虽是草木中人,乐为大众献身。不惜赴汤蹈火,欲振万民精神。”茶禅之道的精神,体现了大乘佛教悲智双运、觉悟人生、奉献人生的真谛。每一个人,都是一片茶叶。只有投入沸水,将小我提升为大我,将大我转化为无我,才能留下一份经久弥醇的余香。

浅谈:茶道精神的“和、敬、清、寂”,以出世的品格标举着普世的道德:为人平和、处世恭敬、品质清洁、身心静寂,这是传统的儒、道、释最高的修身养性的境界,通过茶道禅道,在现代生活中的典型运用,是现代人精神生活的一个范本。

“茶”字的字型是“草木之中有一人”,即人在自然之中。“人非有品不能闲”。只有有品之人,才能放下身心,融入自然。“一杯为品,二杯为解渴。” (《红缕梦》中妙玉论饮茶)品茗,其妙处正在于“品”。饮酒为“醉乡”,品茶为“醒乡”。从“醉乡”中觉醒过来,进入清纯的“醒乡”,才能体验人生,品味人生。

“佛法存于茶汤”,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在一杯茶中感受到禅意,吃茶时吃茶,将我们的身心安住于当下,同时终日吃茶不沾一滴水,洒脱无执,即可将生命的每一个瞬间化为永恒,“万古长空,一朝风月”,这就是“茶禅一味”的三昧。

茶,清净茶;心,平常心。以平常心品清净茶,以清净茶养平常心。佛法、禅机,人生的妙谛,尽在区区的杯茶之中了。

饮茶文化与佛教的历史


中国茶文化总的思想趋向是热爱人生和和乐感的,而佛教精神强调的是苦寂。佛教作为外来文化,自汉代传入中国。当时被宫廷、贵族用来祈福、祈寿、求多子多孙或保国家安宁。

佛人饮茶最早是在晋朝。南北朝事,佛教被统治者用来麻醉老百姓。作为统治术,此后历代皇朝都乐于利用,佛教因此发展,并出现不同学派体系。佛教禅宗主张圆通,能与其它传统文化相协调,从而使唐朝茶文化得以迅猛发展,并使饮茶之风在全国流行至今。佛教在茶中溶进"清静"思想,茶人希望通过饮茶把自己与山水、自然融为一体,在饮茶中美好的韵律、精神开释。在茶中得到精神寄托也是一种"悟",说饮茶可得道,茶中有道,佛与茶便连结起来。中国"茶道"二字首先由禅僧提出,这便把饮茶从技艺提高到精神的高度。唐宋佛寺常兴办大型茶宴。茶宴上,要谈佛经与茶道,并赋诗,把佛教清规、饮茶谈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都融为一体,开辟了茶文化的新途径。在民间茶礼方面,朝廷茶仪难以效仿,禅院茶礼容易为一般老百姓接受,因此佛教的影响较大。

佛教的原始教义是厌恶人身,鄙薄生产劳动。僧人的生活来源是依靠乞讨和施主的布施,魏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同时因社会动荡造成大量游民僧人流入寺院。无寺可居的游民就成了游僧。至禅宗三祖僧璨早在对道信传法时讲授:"华种虽因地,从地种华生,偌无人下种,华地尽无生。"说明再肥硕的地,无人耕种也就没有收获。在他的影响下,僧人们开始实行"作"、"坐"并举,这是革命性的创举,僧人们除了打坐外还需劳作,以劳动解决吃饭问题。因而种植茶树、采摘茶叶、制作名茶、饮茶等就融入佛事活动,坐禅,作为佛教僧人的修行方法,要求独自一人而坐,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更不能卧床睡眠,还规定过午不食,不饮酒不食荤,于是既能提神醒脑、又有清心性修行的茶成为僧人必不可少的饮料,饮茶有助于参禅、面壁省悟的神妙功能,为很多僧人所认可。唐代《封氏闻见录》载:"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伽,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又唐诗人杜牧的:"今日鬓丝禅塌畔,茶烟轻扬落花风"生动描写了老僧煮茶时闲静雅致的情景。

饮茶在大小寺庙的风行,僧人加强对茶叶采制的研究,于是出现历代名山大川寺庙出名茶的现象。如碧螺春,产自江苏洞庭山的碧螺峰,原名"水月茶",首先又洞庭山水月院山僧制得。武夷岩茶,为武夷寺禅僧制作的最佳。君山银针产于君山白鹤寺。贡茶紫笋产于吉祥寺。黄山毛峰长在松合庵等等不一而足。

饮茶与佛教的结合,极大的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古书记载唐宋的古寺都设有"茶堂"、"茶寮",僧人们都在这里讨论佛理禅道,切磋经论,招待施主宾客,啜饮香茗,法堂左上角悬挂着"茶鼓",击鼓招集众僧饮茶。宋林逋《西湖诗春日诗》中的"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和《宋诗钞》陈造的诗句"茶鼓适敲灵鹫院,夕阳欲压锗斫城",描写了茶鼓声下寺院的幽雅意境。寺院中专事烧水煮茶、献茶款客的叫"茶头",还有"施茶僧"专为游人惠施茶水,寺院茶也有不少名目,如供奉佛祖的"奠茶",按照受戒年限先后啜饮的"戒腊茶",全寺僧人共饮的"普茶".僧人早起先饮茶后佛事,每天需在佛前供茶,供茶、点茶、点汤后来均纳入佛教的仪规。

生活禅与茶道的修持


禅宗是汉传佛教最精要、最重要的部分,虽然其源头直指灵山一会,但其实融入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内容和人文精神,是完全“汉化”了的佛法。禅宗强调“不立文字,直下承当”,“直下承当”是要在日常生活中完成的。所以禅不离于我们的日常生活,禅就在生活应用之中,或者说,禅就是生活本身。我们要求得解脱,要证悟到禅的境地,就要在生活中体味,在生活中落实。在生活中觉悟人生,奉献人生,这是生活禅所追求的目标。

我国茶文化诞生于两汉之际,兴盛于唐宋之间,衰落于明清之后,其兴衰期恰好与佛教发展不谋而合,所以佛门与茶结缘,实在是诸缘合和的必然结果。禅门认为茶有三德:“坐禅时通夜不眠,满腹时帮助消化,茶且不发”,因此饮茶便成为当时禅门修道的最好辅助。

茶道是茶文化的核心,是具体的茶事实践过程,同时也是茶人自我完善、自我认识的过程。茶人通过品饮而悟道,这种过程就称作茶道。或者简单的讲,品饮者对茶的觉悟,称作茶道。由此可见,茶道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修证范畴,是要实修实证的,不仅要在“理”上认知,更要在“事”上修证,而非仅仅停留在认知或研究的层面上。茶人对于茶道的修证,称作茶道修持。茶道修持和生活禅是相通的,两者都强调“道”是不不可思议的,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实修实证,最终得以顿悟。

生活禅是佛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修行理念,不但适用于佛教僧众,也适用于在家居士,是一种应时应机的生活禅法,值得大力提倡。生活禅将高深的禅法落实到具体的日常生活中来,生活即是禅,禅即是生活,禅和生活打成一片,如茶和水一般,茶味即是水味,水味即是茶味,茶水交融,密不可分。这种修行理念不仅默契佛陀的本怀和佛法真意,而且特别契合现代人的根基,是一个很好的修行法门。

生活禅的要旨就是要将禅法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去,落实到饭食茶饮、行住坐卧中去,落实到举手投足、扬眉瞬目中去,在生活中时刻关照自心,在生活中觉悟,在生活中解脱,在生活中落实禅修。这是我个人对生活禅的粗浅理解。茶道修持也是如此。

茶道修持与生活禅


茶文化诞生于两汉之际,兴盛于唐宋之间,衰落于明清之后,其兴衰期恰好与佛教发展不谋而合。隋唐时期,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禅宗开始在我国确立,至晚唐时,全国约八成以上寺院皆为禅寺,出现了无寺不禅、无僧不禅的鼎盛局面。由于坐禅易致昏沉,所以“皆许其饮茶”,以至于“人自怀挟,到处煮饮。”(唐·封演《封氏闻见记》)禅门茶风兴盛一时。这些古代高僧大德们饮茶的真正目的当然不仅仅是为了饮茶,而是为了参禅悟道。禅门认为茶有三德:“坐禅时通夜不眠,满腹时帮助消化,茶且不发”,因此饮茶便成为当时禅门修道的最好辅助。

茶道是茶文化的核心,是具体的茶事实践过程,同时也是茶人自我完善、自我认识的过程。茶人通过品饮而悟道,由此可见,茶道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修证范畴,是要实修实证的,不仅要在“理”上认知,更要在“事”上修证,而非仅仅停留在认知或研究的层面上。

生活禅为赵州柏林禅寺净慧法师所提倡,是禅宗思想在现代生活条件下的具体应用,它以佛所说教义为理论依据,强调了禅最精要的内容:在生活中体味禅悦,在禅悦中落实生活。禅乃至全部的佛法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生命的存在与解脱问题。存在即是生活,解脱即是觉悟。禅宗强调“不立文字,直下承当”,“直下承当”是要在日常生活中完成的。从上古德,有闻歌声悟道者,有聆鸟鸣悟道者,有见桃花悟道者,有击土悟道者,有临流水悟道者,有汲水搬柴悟道者,不胜枚举。这都是在“日常生活”中觉悟的例子。我们要求得解脱,要证悟到禅的境地,就要在生活中体味,在生活中落实。在生活中觉悟人生,奉献人生,这是生活禅所追求的目标。

茶道与佛教的五个共同之处


佛教创建于公元前6世纪—5世纪间的古印度,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的传播与发展,到隋唐时达到鼎盛时期。而茶是兴于唐、盛于宋。

创立中国茶道的茶圣陆羽,自幼曾被智积禅师收养,在竟陵龙盖寺学文识字、习颂佛经。在陆羽的《自传》和《茶经》中都有对佛教的颂扬及对僧人嗜茶的记载。可以说,中国茶道从一开始萌芽,就与佛教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其中僧俗两方面都津津乐道,并广为人知的便是——茶禅一味。宋代大学问家苏东坡曾经写过一首茶联,曰“茶笋尽禅味,松杉真法音”。我们敬爱的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老先生也写过一首茶诗,曰“七碗受之味,一壶得真趣。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从这些茶联、茶诗中不难从“禅”中闻到“茶”香,从“茶”中品到“禅”味。

之所以把茶与佛教的关系概括为“茶禅一味”的殊胜因缘,就是因为:茶与佛教的最初关系是茶为僧人提供了无可替代的饮料,而僧人与寺院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和制茶技术的进步,进而,在茶事活动中,茶道与佛教之间逐渐找到了越来越多的思想内涵方面的共同之处。

其一为“苦”

佛教教理博大精深,但以“四谛”为总纲。释迦牟尼成道后,第一次在鹿野苑说法时,谈的就是“四谛”之理。而“苦、集、灭、道”四谛以苦为首。人生有多少苦呢?佛以为,有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等等,总而言之,凡是构成人类存在的所有物质以及人类生存过程中精神因素都可以给人带来“苦恼”,佛法求的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参禅即是要看破生死、达到大彻大悟,求得对“苦”的解脱。茶性也苦。从茶的苦后回甘,苦中有甘的特性,佛教可以产生多种联想,帮助修习佛法的人在品茗时,品味人生,参破“苦谛”。

其二为“静”

茶道讲究“和静怡真”,把“静”作为达到物我双忘的必由之路。佛教也主静。佛教坐禅时的五调(调心、调身、调食、调息、调睡眠)以及佛学中的“戒、定、慧”三学也都是以静为基础。佛教禅宗便是从“静”中创出来的。可以说,静坐静虑是历代禅师们参悟佛理的重要课程。在静坐静虑中,人难免疲劳发困,这时候,能提神益思克服睡意的只有茶,茶便成了禅者最好的“朋友”。

其三为“凡”

日本茶道宗师千利休曾说过:“须知道茶之本不过是烧水点茶。”此话一语道破茶道的本质,确实是从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琐碎的平凡生活中去感悟宇宙的奥秘和人生的哲理。禅也是要求人们通过静虑,从平凡的小事中去契悟大道。

其四为“放”

人的苦恼,归根结底是因为“放不下”,所以,佛教修行特别强调“放下”。近代高僧虚云法师说:“修行须放下一切方能入道,否则徒劳无益。”放下一切是放什么呢?内六根,外六尘,中六识,这十八界都要放下,总之,身心世界都要放下。放下了一切,人自然轻松无比,看世界天蓝海碧,月明星朗。品茶也强调“放”,放下手头工作,偷得浮生半日闲,放松一下自己紧绷的神经,放松一下自己被囚禁的行性。

自古以来僧人多爱茶、嗜茶,并以茶为修身静虑之侣。为了满足僧众的日常饮用和待客之需,寺庙多有自己的茶园。我国一直有“自古名寺出名茶”的说法。僧人对茶的需求从客观上推动了茶叶生产的发展,为茶道提供了物质基础。

佛教与茶


晋僧怀信《释门自镜录》:“跣足清淡,袒胸谐谑,居不愁寒暑,食不择甘旨,使唤童仆,要水要荼。”魏晋之际,析玄辨理,清谈风甚。佛教初传,依附玄学。佛徒追慕玄风,煮水品茗,以助玄谈。

《续名僧传》:“宋释法瑶,姓杨氏,河东人……年垂悬车,饭所饮荼。”法瑶是东晋名僧慧远的再传弟子,以讲解《涅盘经》着称,为当时着名的涅盘经师。法瑶性喜饮茶,每饭必饮茶,并且活到七十九岁。

《宋录》:“新安王子鸾,鸾弟豫章王子尚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设荼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荼茗?’”昙济十三岁出家,后拜鸠摩罗什高徒僧导为师。他从关中来到寿春(今安徽寿县),与其师一起创立了成实师说的南派——寿春系。昙济擅长《成唯识论》,对“三论”、《涅盘》也颇有研究,曾着《六家七宗论》,为一代名僧。他在八公山东山寺住了很长时间,后移居京城的中兴寺和庄严寺。两位小王子造访昙济,昙济设茶待客。

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徒以茶资修行,以茶待客。

佛教茶文化历史


佛教的饮茶史至晚可追溯到东晋。《晋书·艺术传》记载,单道开在后赵的都城邺城昭德寺坐禅修行,不畏寒暑,昼夜不眠,“日服镇守药数丸,大如梧子,药有松蜜姜桂伏苓之气,时复饮茶苏一、二升而已”,古代有将茶与姜、桂、桔、枣等果料香料一同煮饮的习惯,茶苏即此类。

佛教初传中国,国人多视佛教为神仙方术一类。而当时佛教僧人多修习佛教小乘禅法,且严格遵循过午不食的戒规。为了补足午后的营养,提神益思,驱除禅修中的昏沉,同时也为了养生,迫切需要一种秘方或带有药有用功能的饮料(午后可饮果汁等)。而正是这种需要,两千年来,使茶与佛教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茶在佛教寺院普及是在唐代,由于唐宋禅僧的提倡,促进了北方民间饮茶习惯的普及。

宋代禅僧饮茶已十分普遍。道原《景德传灯录》中说到吃茶的地方就有六、七十处之多。其中有“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日‘饭后三碗茶”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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