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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与民族主义中国茶文化的叙事困境“华茶危机”与茶的民族主义叙事起源
1901年，戊戌变法失败后的康有为游历各国后，在印度加尔各答登陆，他此行的目的地之一是印度大吉岭，不过他并非关注那里的茶好不好喝，而是要看这个对中国影响甚大的国家之社会和文化是什么样子的。于是在《印度游记》开篇便说：“中国人之游印度者，自秦景、法显、三藏、惠云而后千年，至吾为第五人矣。”作为中国近现代最有名的学者之一，学富五车的康有为自然知道历史上有很多中国人到过印度，但是他将自己自诩为秦景等人之后，历史上第五个认真观察、了解印度的中国人，其用意是要找出具有二万万人口的泱泱大国会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并以此作为出发点来警示国人、以印度为诫。
近世中国人外出访学、游历甚多，但从比例上看，早期出访者颇有国家抱负与深刻反省意识的毕竟还是少数，康有为算是比较具有洞察力的学者。从他的游记中，我们很能看到他一贯的风格，一方面是事无巨细的描述各种游历经历，另一方面会试图在印度文明的衰落中不断反思文明作为“大地之骨董”的印度衰亡的根本，身上的国家情怀尽显。
四年后的1905年，江苏候补道台郑世璜受两江总督周馥的委托，带着书记官陆溁、金陵海关副税务司长官及一名翻译踏上了前往印度的轮船。他们一行经过香港、西贡、新加坡等地，并登陆考察了西贡的华人及其生存状态。
在到达加尔各答后，他们陆续拜访了当地的官员，并前往大吉岭、阿萨姆等地考察印度茶业。身为安徽人，周馥1904年就任两江总督，困扰他最大的事情之一是茶叶贸易的每况愈下，出现了后来中国媒体称之为“华茶危机”的窘境。面对这样的状况，周馥希望郑世璜等人能够找出印度茶叶超过中国的秘诀所在。
在游历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之后，郑世璜和陆溁分别写了考察日记。并在日记之后附上了他们所观察到的印度茶叶种植、采摘、加工、销售等方面的情况。在此基础上，郑世璜还就他所观察到的印度茶叶发展，写了一篇改良华茶种植、加工、销售的对策性报告呈报周馥。
他在报告中建议要学习印度茶业，在采用机械化生产的同时，要讲究标准化生产，提高卫生标准。他在报告中说，祁门等地的红茶生产，原来都是用手和脚进行捻揉，西方人觉得很不卫生，所以要加以改良。遗憾的是，尽管他们做了详尽的报告，但是在后来的一百年间，中国的茶业发展依旧被印度甩在身后。
郑世璜的访印既是历史的偶然，更是一种必然。自从印度北部于1860至1880年代大规模种茶起，由于茶叶出口量逐年下降导致的“华茶危机”日益受到时人重视。郑世璜的出访，是清末官员试图从日本、印度等国家学习新的产业知识的一种方式。从那时起，茶这一改变了世界格局的关键之物，在中国被赋予了更多民族主义复兴的叙事意涵。
印度与中国：两种茶产业模式
从19世纪末至今，中国曾经引以为傲的茶在一百多年来一直处于竞争弱势的地位。近年中国的茶叶产量已经超过了印度，成为世界第一。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茶产业实力就是世界第一了，因为按照现行的商业规则，中国尚未诞生一个具有世界广泛知名度的茶叶品牌。
倘若打开世界茶叶委员会的网站，上面会有各个国家茶叶委员会的链接。其中，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和印度茶叶委员会被认为代表了两个国家行业协会的重要组织。但是打开两个国家的茶经网站，你会发现有天壤之别。印度茶叶委员会直属于印度政府，具有较强的行业监管权力。而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其组织成员是各个省区茶叶公司的老总，其组织与监管能力可想而知。
ITC官网截图
当然，这些只是问题的表面。中国与印度茶叶更大的区别在于，中国的茶叶种植、加工具有深厚的传统，小农经济的大量存在，意味着极为分散的产权与收益权。尽管遍布全国各地的茶厂和中国茶叶进出口公司做了相当大的工业化生产努力，现在还有不少茶企都有雄心做世界级的企业，但是迄今仍很难实现真正的标准化和品牌化。近年我们都在试图改进产业形态，通过提倡农户+企业的模式来重塑茶叶的产业格局，但是真正实行起来，困难重重，尚未看到极为成功的案例。
反观印度的茶叶，其发展本身就是一个资本主义工业的模式。第一代被派往印度北部开展茶叶种植、研究和经营的英国年轻人，花费大量的精力对茶叶种植、加工和销售过程中的诸多环节进行细致研究，通过改善种植和加工技术，并改善交通状况来降低茶叶生产的成本，并将产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很早就实现了茶叶的工业化。1950年代印度政府接手茶园之后，其生产和销售模式并未做太大改变，依旧在原有框架中进行。
这样的产业模式，确保了印度茶叶的生产规模及其品质的稳定性。而其相对较高的性价比，则更加符合国外市场的需求。尽管目前印度茶叶产量已经低于中国，但是其茶业发展很早就具有产业链及品牌意识。近年地理标识（GI）农产品成为世界热点后，大吉岭茶于2005年成为印度首个具有地理标识意义的茶产品。
与此同时，印度国内茶叶消费也是与日俱增。2014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印度的茶叶消费占到印度人口的70%。这个数据真实性我们无从考究，但是哪怕是40%，也是很大的比例。不得不说，印度茶业的发展，迄今仍比中国更加完善。
在世界范围内翻阅印度茶叶相关的研究，讨论最多的是茶叶产业及其公平贸易的问题，其中，对茶叶生产工人的权益问题也比较侧重。尽管印度茶叶也存在大量假劣伪冒产品，但是从茶园到茶成品，整体的产业格局已经非常成熟。
民族主义的魅影：中国茶文化研究的叙事困境
正是基于世界茶叶产业格局的劣势状况，我们在讨论中国的茶业复兴之时，依旧还在延续着一百年前中国人讨论“华茶危机”的部分思路，强调国家与民族在茶产业传统上的优势。
近几年，中国图书市场上多了不少讲述茶叶故事的外文书。《绿色黄金：茶叶帝国》、《茶叶大盗》、《茶、嗜好与帝国》、《两访中国茶乡》等成为热销书。这对于国人开拓茶叶视野益处甚多，但其翻译标题及叙事，却更多的带着一种民族主义的情愫。
尤其是《茶叶大盗》和《两访中国茶乡》二书，中译本都一致在强调英国植物学家福昀盗取中国茶种，导致整个世界茶叶生产格局的变动。从客观历史事实而言，中国茶种的外传，确实对世界茶叶产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茶业复兴馆藏图书
但从我们当下的叙事而言，却把茶当做一个民族主义宣泄的对象。这样的趋向与茶文化研究中强调茶叶生产与消费深厚传统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中国茶文化叙事的主体。以至于在近几十年的发展中，中国的茶叶研究都一直强调茶叶原产于中国的核心观点。其实，世界上稍微了解茶叶的人都清楚，茶作为一种饮品，其大规模种植与运用是始于中国的，无需我们一再强调。然而，我们的争论背后，实际上还是一种中外对抗或者弱者心态的思维。
茶之所以在中国语境中被赋予民族主义的情愫，更多是受到近代中国抵抗外辱的“历史心性”之影响。曾经引以为傲的中国茶，在西方殖民扩张中衰败，其作为一种物的社会生命史，与国家沉沦的历史相伴始终。在此情况下，无论是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人，还是现在，我们都还在国家复兴与茶叶复兴的道路上寻找路径。
20世纪上半叶，“华茶危机”成为福建、云南等地媒体报道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经历了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断裂之后，那段时间对茶产业的全面反思，并未在当下得到延续。近几十年来重新复苏的茶文化研究，实质上更多的是讨论茶作为文化传承纽带所联结的古今中外世界，对于中外茶业产业格局的认知，大都停留在表面，很多时候都还在为自己的茶叶种植与饮用历史刷存在感。
除了民族主义情愫，我们对于茶的认知，却似乎也有过于本质化的倾向。2016年下半年，我向学校申请开一门课，叫“人类学与茶”，想从人类学讨论物、讨论民族文化再生产、讨论全球化等方面来探讨茶对世界的影响。但是负责评审的老师认为云大已经有了讲茶艺茶道的课，建议我还是换个课程。
在他们看来，一讲到茶就是传统文化，就是茶道茶艺。任我如何解释，他们最终还是毙了我。当然，他们的建议或许也有可取之处，毕竟我自己的思考也只是一孔之见，尚未完善。只是从这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我们对于茶的理解不仅有民族主义的情愫在其中，还有简单化约为一种传统文化与仪式实践的潜意识。
对于茶叶而言，作为一种日常性之“物”，其对世界产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无论世界怎样变换，茶作为一种世界性饮品，已经牢牢占据了世界上很多人的胃。茶的商品属性及其日用性，早已超过国家边界本身。如果我们还是在强调自身的产地优势和文化传统优势，实际上是在制造一个无形的壁垒。
流传于茶马古道沿线的罐罐茶/雷响茶
当我们带着民族主义的情愫来重思中国茶及与之相关的文化传统之时，意味着我们还在国家的边界中思考作为一种无边界产品的物的发展。因此，当我们谈论茶业复兴之时，基于国家叙事的民族主义是最应该首先要去除的思维。倘若我们能真正从茶产业发展和人与茶之间的关系等关键要素来重新思考中国和世界茶业的发展，或许我们才能真正直面茶业本身的一些根本问题。故此，在新的产业格局下，如何能在中外茶业发展历史经验上寻找契合当下发展需求的产业模式，应该值得我们深思再深思。
在我看来，茶作为联结世界上千千万万不同个体的一种“物”，基于世界格局对它进行的讨论，我们才刚刚开始。但是在开启新的旅程之前，起码我们必须有一个开放包容的心态，唯有用联结、分享的意识来呈现更具立体性的研究与讨论，而不仅在茶叶文献与当下的仪式实践中展现茶文化，我们才真正展现出一种“文化自信”与真正的“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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