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文化。
南岳茶禅文化对历代以来我国思想文化的深远影响。
以慧思大师为代表的南岳茶禅文化，在其孕育、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对我国茶禅文化乃至整个华夏文明，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其一，开创了茶禅学说的伟大构建。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到南岳曾高度评价和赞赏“慧思是个了不起的禅师和尚，是中国佛教佛学天才”。后人尊称慧师禅师为南岳佛教的开山祖师。
其二，丰富了文学创作中的茶禅境界。茶禅走进文学艺术各个领域，产生了大量的茶禅诗词歌舞、书画曲文，留下不少旷世佳作。
比如茶禅入诗，开辟了中国古典诗词的一片新天地。
“茶禅一味”在唐宋诗词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正像我国茶文化专家林治先生指出的那样：“茶味是诗词的神韵。而诗词无佛，则诗词无灵、无境、无气、无味”（《中国茶道》）。
茶渗透于文化生活而产生茶具、茶厂、茶行、茶室、茶馆、茶经、茶书、茶诗、茶画、茶歌以至茶道，不一而足。禅渗透于语言历史而有禅话、禅史；渗透于文学艺术而有禅文、禅诗、禅乐、禅画：渗透于建筑工艺而有禅寺、禅塔、禅室、禅具；渗透于学术思想而有禅理、禅学、禅道、禅风。茶、诗、禅浑然一体而臻于极境。
其三，茶禅天地造就了历代以来大批文人墨客。在余悦先生主编的《茶理玄思》中指出：“‘茶禅一味’本身所展示的高超智慧境界，也就成了文化人与文化创造的新天地。”茶禅新天地造就了大批英才，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在这里需要作补充说明的是：
1．茶禅境界有助于人性情的陶冶和人格的锤炼。“茶禅一味”中所追求的“和、敬、廉、清、怡、静……”等高远境界，对塑造人才精英的伟大人格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
2．茶禅的叛逆精神。中国禅宗的基本命题是“人人皆可成佛”，禅门从这种强调自性成佛、自尊自立的精神出发，以致敢于离经叛道，“呵佛骂祖”，一扫儒学沉闷迂腐之气，给当时文人学者以强烈刺激，大大促发了他们的智慧和创造力。总之，中国有了茶禅文化，有了“茶禅一味”这团心灵智慧之光，上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便增添了许许多多耀眼的光辉。Cy260.CoM
茶禅文化不仅是对我国思想文化的影响，更是对世界文明的影响，实深广远。中国佛教不仅开创了自身特有的禅文化，而且成就了中国本有的茶文化，且使茶禅融为一体而成为中国的茶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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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岳茶禅文化历史考究(一)
南岳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孕育了“茶禅一味”,南岳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良的自然环境，为茶禅文化的衍生提供了先决条件。
南岳位于湖南省中部偏东南，地处幕阜山一衡阳一都庞岭复式背斜中的浏阳一南岳衡山隆起带，盘亘绵延八百余里。群峰突起，最高峰主峰祝融峰1292米，最低海拔为80米，相对高差1200余米，南北走向的七十二峰穿境而过，有43峰座落境内。四周为丘陵、盆地，是一座耸立于湘江之滨的孤山。空气负离子含量平均达2．6万个/cm3，古云“神仙窟宅”之地，今有“天然氧吧”之称。其山水沃饶，人文早蔚，是湖湘文化的重要中心。
据南岳史书记载，南岳历史文化曾经经历过几个重要时期：一是南岳佛教开山鼻祖慧思大师创建“大般若禅林”（今福严寺）时期；二是被道教奉为上清派第一代宗师魏夫人潜心《黄庭经》时期，开创了我国女道士修行先例；三是唐朝着名宰相李泌隐士时期等等。更加难得的是每个时期都为华夏文明留下了一份丰厚的历史遗产，弥足珍贵。特别是南岳作为中国较早的“茶禅一味”文化发祥之地，其历史地位更不容忽视。南岳风景优美，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适宜茶树的生长。
南岳特产“云雾茶”，其中以高山云雾茶享誉国内外，其生产历史悠久，早在初唐时期就被列为贡茶。它是传统的石禀茶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逐步发展下来的，它传承了南岳近二千年来的茶叶文化和禅宗文化。陆羽的《茶经》云：“茶出山南者，生衡山山谷”。唐代诗人李群玉在《龙山人惠石禀茶》诗中赞道：“客有衡岳隐，遗余石禀茶，白云凌烟露，采缀青山芽，硅壁相叠压，积芳莫能如……”《中国名茶志》、《中国茶经》、《中国名茶图》等许多着作和全国高等院校茶叶教科书均有记载。
好茶还需好水泡。在南岳烟霞峰下有个远近闻名的虎跑泉，是泡茶难得的优质泉水，“香茗佳泉”，相得益彰。虎跑泉甘甜清冽，历干秋万代，至今依然碧泉涌流，令人叹为观止。
南岳古寺，远追唐宋，现有佛教寺庙18处，道教官观5处。置身于南岳好山好水好茶之中的佛门僧侣，得天独厚，于阵阵佛乐声中，尽享袅袅茶香，修心养性，品友敬客，普施甘霖……无论是山上、山下寺庙，30在雅静、清寂的禅堂里，实现了茶与禅的结合，形成了“茶禅一味”的宗教哲学理念和人文美学精神。
南岳茶禅文化历史考究(三)
南岳“茶禅文化”的历史地位，得到广大文人墨客、政要、学者的关注和认同。
南岳茶禅文化历史悠久。追本溯源与神农尝百草得茶解之有很深的渊源，已有可考证两千多年栽培历史，唐代南岳九仙观道人中有司马承祯等几任国师，南岳茶就成为贡品享誉京城，宋代理学家朱熹、张轼同游南岳时就在上峰寺品茶写下赞美的诗篇，明代王夫之留下了衡岳采茶十章的佳话，清代着名诗僧八指头陀写有留恋烟霞的南岳茶诗，近代的^***、周恩来、陶铸、^***等都留下与南岳茶禅的不解之缘。
中国前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说过：中国佛教离不开禅宗，谈禅宗离不开南禅，谈南禅离不开南岳。这充分说明了南岳在中国佛教史上的独特地位。他多次来南岳对寺院的修复建设和南岳茶禅文化的发掘弘扬极为关切，曾先后为南岳“大庙”、“寺禅院”多处题词，阐茶禅一味之真谛，以对南岳作为茶禅文化源头历史地位的崇重。此外，不少当代国内外茶文化、禅文化专家学者，同样对南岳茶禅文化进行了大量深入和卓有成效的探讨。
南岳茶禅文化历史考究(二)
南岳大庙历史悠久，是南岳之神享祀的主庙。所建庙宇气势恢宏，是中国南方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宫殿式古建筑群，亦有江南故宫之称。庙中东有道教八观，西有佛教八寺，佛、道两教及儒家文化并存于此，是文化史上一大奇观，也是世界宗教史上一朵奇葩。
南岳大庙先后经历了宋、元、明、清6次大火和16次重修补建，清光绪八年（1882年）重修后，整体构制布局迄今未变。南岳大庙占地12万平方米，中轴线上由南至北依次为棂星门、奎星阁、正南门、御碑亭、嘉应门、御书楼、正殿、寝官和北后门九进、四重院落。南岳大庙是历代帝王代表国家祭祀山川社稷的重要场所，民间祭祀活动也十分兴盛，历千年不衰，万年传承。每年有几百万人拜庙进香祈求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其场景蔚为壮观。
南岳作为源远流长的佛教圣地，文史资料及历代县志上均有记载，寺院现存碑铭颇丰，也是重要的佐证。游南岳、览古寺、品禅茶，已成为历代僧人、文人的雅事，如唐朝诗人李白有诗句：“衡山苍苍人紫冥，下看南极老人星；回飙吹散五峰雪，往往飞花落洞庭”。
李群玉在《龙山人惠石禀茶》诗中赞道：“客有衡岳隐，遗余石禀茶，白云凌烟露，采缀青山芽，硅壁相叠压，积芳莫能如……”元代王旭《题三教煎茶图》诗云：“异端千载益纵横，半是文人羽翼成。方丈茶香真饵物，钓来何止一书生？”寺院方丈的茶香钓来的不止是一介书生，而实际上成就了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两大学说：“茶禅论”与“诗禅论”。这些弥漫着禅机茶香的诗句，表现了南岳作为茶禅源头的神姿天韵。而作为南岳茶禅文化的杰出代表者，理应首推慧思大师。
慧思（515-577年），南北朝僧，俗家姓李，北魏南豫州武泽（今河南上蔡县）人。15岁出家，从天台宗初祖慧文为弟子，得其衣钵，天台宗尊他为二祖。陈光大二年，慧思率徒40余人来南岳传法，他建大般若禅林（今福严寺）于掷钵峰下，广集徒众，弘法讲道；后又在祥光峰下建小般若禅林（今藏经殿）。
慧思生平着有《诸法无净三味法门》、《次第禅要》等书，他被尊为南岳佛教开山祖师。他在南岳首倡茶禅境味之说，因南岳寺院禅多，众僧念经，容易疲乏，于是他想到以茶解困，茶饮习俗首先在寺院兴起。有民间传说，“慧思禅师在和徒僧喝茶时，自已喝完一碗茶后，又自斟了一碗递给徒僧。徒僧正欲接碗，慧思陡问：‘这一碗是什么？’徒僧一时语塞。”后人认为这便是“茶禅一味”最初的史迹。
慧思禅师对徒僧指问“这一碗是什么”，问得徒僧难堪，问题看似简单，但答好很难。谁都答得出，谁也说不清，引得多少茶人禅者，文人学士，咀嚼寻味，冥思探求，作出了诸多妙义无尽永远也说不清、答不完的答案。
南岳作为茶禅文化发源地。茶与禅宗的结合，主要有两个机缘巧合：一是寺院禅，因为茶与酒本质上不同，酒能醉人，而茶能醒人。众僧念经，容易疲惫困乏，于是以茶解困。茶饮习俗首先在寺院兴起；二是居士禅，唐代文人士大夫与寺院僧侣关系密切，追求风流儒雅的生活方式与理想完美人格，常在寺院参禅论诗，僧侣以茶待客，以文人骚客为友，茶成为文人与僧侣交往的传播媒介。
径山禅茶文化
至今有1265年历史的径山，文化底蕴丰厚，自然风光优美，禅茶文化博大精深，是唐代茶圣陆羽着《茶经》之地，日本临济宗和日本茶道之源。径山镇是浙江省茶叶之乡，径山茶是浙江省十大名茶之一。北苕溪担负着千余年来径山禅茶文化传承、弘扬光大。
公元742年，唐朝天宝元年，国一大觉禅师法钦泛舟过太湖逆流而上东苕溪，经中苕溪往北苕溪。其师以“乘流而行，遇径即止”八字相嘱，法钦禅师便在径山结茅而居，远近乡邻送粮米油盐，从禅之士助资建庵。从此，人迹罕至的径山，门庭若市，名震天下。
开山建寺27年，唐朝大历四年代宗皇帝赐名“径山禅寺”。于是，径山禅寺香火不断，高僧大德辈出。径山寺从开山建寺到解放前传灯100余代。
径山自建寺以来，历受官方佑护。自唐太宗皇帝赐名“径山禅寺”后，径山禅寺被列为皇家官寺。盛时，梵宫林立，下院罗布，佛像万尊，僧众三千，香客云集，游人满山，香烟飘渺如青霓，诵经声浪冲云天。南宋时列为江南“五山十刹”之首，誉满东南亚。清康熙四十四年康熙皇帝赐名“香云禅寺”。今用名“万寿禅寺”。
径山因山而名，因佛而盛，蔚为佛国胜地，历代帝王将相、文人墨客纷至沓来。钱缪、徽宗、高宗、孝宗、康熙五位皇帝幸游径山。白居易、苏轼、苏辙、范仲淹、陆游、龚自珍、徐渭等曾一次或多次游览径山，留下唐诗宋词200余首，仅苏东坡一人就作诗12首之多。
径山是刊刻《大藏经》之地，世称《径山藏》。《径山藏》刊刻历时128年，版数达16万片，6000余卷。刻版藏于下院接待寺化城寺。她标志着余杭在民间刊刻事业上的重大成就，也是我国出版史上的一大盛举。赵朴初称其是“人类文化史极为罕见的巍峨丰碑，凝聚了中国世代的聪明智能和辛勤劳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坚韧精神和伟大气魄。这是我们引以自豪的无价的精神宝藏”。
径山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一条重要纽带。径山寺成为江南“五山十刹”之冠，名望本高，日本佛教界人士慕名纷纷前来径山参谒求学，南宋到明，日本前来中国参究佛学求法的僧人达433人，其中不少得法于径山，宋、元时期，中国赴日弘教的僧人有27人，其中8人属径山弟子。从径山传到日本的临济宗，成为当今日本佛教界三大派之一。日本圣一国师圆尔辨圆嗣法回国，从径山带回《禅苑清规》一书，使径山的茶宴演变成日本的茶道。
径山是唐代茶圣陆羽着《茶经》之地。双溪岸边的陆羽泉文化主题公园，是当年茶圣陆羽隐居着经的地方。一部《茶经》，千秋传颂，奉为茶坛经典，誉为茶叶百科全书，是中国古典文化巨着。
径山禅茶文化薪火传承。径山茶与山齐名，是余杭传统的历史名茶，唐宋时已久负盛名，历以“崇尚自然，追求真绿、真香、真色、真味”着称，已获浙江省十大名茶，产品远销日、美、欧盟等国家及京、津、杭等城市。
径山禅茶文化像山涧叮咚的泉水，沿着苕溪向东流去，流向远方。
佛教茶文化历史
佛教的饮茶史至晚可追溯到东晋。《晋书·艺术传》记载，单道开在后赵的都城邺城昭德寺坐禅修行，不畏寒暑，昼夜不眠，“日服镇守药数丸，大如梧子，药有松蜜姜桂伏苓之气，时复饮茶苏一、二升而已”，古代有将茶与姜、桂、桔、枣等果料香料一同煮饮的习惯，茶苏即此类。
佛教初传中国，国人多视佛教为神仙方术一类。而当时佛教僧人多修习佛教小乘禅法，且严格遵循过午不食的戒规。为了补足午后的营养，提神益思，驱除禅修中的昏沉，同时也为了养生，迫切需要一种秘方或带有药有用功能的饮料（午后可饮果汁等）。而正是这种需要，两千年来，使茶与佛教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茶在佛教寺院普及是在唐代，由于唐宋禅僧的提倡，促进了北方民间饮茶习惯的普及。
宋代禅僧饮茶已十分普遍。道原《景德传灯录》中说到吃茶的地方就有六、七十处之多。其中有“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日‘饭后三碗茶”之句。
茶禅文化与佛教的茶道
茶文化，禅文化，融成茶禅文化，是我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
相传神农尝百草，即知茶有解毒药效。史传记载，东晋僧人，已于庐山植茶，敦煌行人，以饮茶苏（将茶与姜、桂、桔、枣等香料一起煮成茶汤）助修。随着华夏文明之发展，演至唐代，而茶文化兴起。制茶法由唐饼茶、宋团茶、明叶茶、至清工夫茶；饮茶法从唐煮茶、宋点茶、明泡茶、而清沏茶。茶由药用而饮用、而艺用、而禅用；由上层社会“雅玩”入俗为民间“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事。
茶渗透于文化生活而产生茶具、茶厂、茶行、茶室、茶馆、茶经、茶书、茶诗、茶画、茶歌以至茶道，不一而足。以茶待客，以茶会友，以茶定亲，以茶馈礼，以茶贸易，民情风俗，均与茶不可分离。茶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释迦牟尼佛拈花示众，迦叶微笑，遂有以心传心之教外别传，南北朝时由达摩传来中国。传说达摩少林面壁，揭眼皮堕地而成茶树，其事近诞，而其所寓禅茶不离生活之旨，则有甚深意义。嗣后马祖创丛林，百丈立清规，禅僧以茶当饭，资养清修，以茶飨客，广结善缘，渐修顿悟，明心见性，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禅宗，演至唐代，而禅文化兴起。禅渗透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于语言历史而有禅话、禅史、语录、灯录；于文学艺术而有禅文、禅诗、禅乐、禅画；于建筑工艺而有禅寺、禅塔、禅室、禅具；于学术思想而有禅理、禅学、禅道、禅风。禅是中国佛教的特质之一，禅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茶一禅，两种文化，有同有别，非一非异。一物一心，两种法数，有相无相，不即不离。茶文化与禅文化同兴于唐，其使茶由饮而艺而道，融茶禅一味者，则始自唐代禅僧抚养、禅寺成长之茶圣陆羽。其所著《茶经》，开演一代茶艺新风。佛教禅寺多在高山丛林，得天独厚，云里雾里，极宜茶树生长。农禅并重为佛教优良传统。禅僧务农，大都植树造林，种地栽茶。制茶饮茶，相沿成习。许多名茶，最初皆出于禅僧之手。如佛茶、铁观音，即禅僧所命名。其于茶之种植、采撷、焙制、煎泡、品酌之法，多有创造。中国佛教不仅开创了自身特有的禅文化，而且成熟了中国本有的茶文化，且使茶禅融为一体而成为中国的茶禅文化。茶不仅为助修之资、养生之术，而且成为悟禅之机，显道表法之具。盖水为天下至清之物，茶为水中至清之味，其“本色滋味”，与禅家之淡泊自然、远离执著之“平常心境”相契相符。一啜一饮，甘露润心，一酬一和，心心相印。茶禅文化之潜移默化，其增益于世道人心者多矣。
历史·寻找雷永丰（四）
在普洱茶历史上雷永丰还有另一个创举，那就是将七子圆茶增加一饼，生产每筒八饼的八子圆茶。因为价格不变，八子圆茶每筒的重量增加，一时为雷永丰增加了不少订单。
雷逢春生有三子二女，其中大儿子雷恩溥、二女儿（男女混排为老三）雷恩宽尤其值得一提。
1903年，雷恩溥考取云南最后一届举人，随后派任酆都县令、永宁县令。卸任后，他回到昆明，在协助经营自家的永丰号茶庄的同时，担任云南商务总会公断处长、副会长等职务。因为自家在衙门有人，（商务总会类似于衙门，具有很大的商务仲裁、商务判决的权利）所以雷永丰特别愿意打官司。比如，1912年，雷永丰联合周同春、宋信和、袁乾利、刘恒和、宋庆丰、许福兴、马瑞丰、张裕丰等向新成立的民国政府要求减税；1917年，因雷恩溥的堂弟雷世琪和他的儿子雷震宇欠债不还，雷恩溥将他们告到个旧商会，要雷震宇将自家的锡矿交与雷永丰，每年收益的70%用于归还欠债，30%用于雷震宇与其母的生活费。
1917年还发生了一件事，当时雷永丰号大公子雷恩溥任云南总商会公断处处长，主管商务纠纷裁决和文件的起草。这一年他们起草了一个文件，要求各茶商卖茶时必须在大票或外包装笋壳上标明产地，景谷、贵州等地的茶不能写普洱茶或正山字样。这引起了猪街（在现元江县，茶来自现红河县）茶商的不满。猪街茶商同源祥、恒和昌、德泰祥等联名告状，认为雷恩溥处事不公，违反约法。至于内飞、笋面，他们认为是商标的一种，不需要商会来定标准。他们的猪街茶从来都只写茗山特产，未写普洱正山特产，自然不算假冒。现在非要让他们写猪街茶字样，这是破坏他们辛辛苦苦建立的海外和国内市场。他们还说普洱不产茶，很多人却在普洱、思茅用坝子茶生产普洱茶，暗指雷永丰有用猛海的坝子茶冒充普洱正山茶的嫌疑。雷恩溥看到这个状子，立即写了一封辞职信，想表示自己清白。商会正副会长极力挽留，认为同源祥、恒和昌、德泰祥等公然反抗、侮辱商会的官员和整个商会，是一种丧心病狂的表现。商会将开会公开支持雷恩溥，训斥这些茶庄的小人行经，维持商会尊严。虽说商务总会方面对雷恩溥有偏袒，但也不是像《思茅地区商业志》所说，“对‘雷永丰’所作所为，茶商仅在背后私语，不敢公开抗议。”
这个案子对我们理解普洱茶的演变意义重大，我们从中可以知道什么是茗山茶，什么是正山茶，什么是坝子茶。坝子茶是可以当作攸乐山的普洱茶卖的。而猪街茶只是在民国以后才可以名正言顺地当普洱茶卖。
石阡的茶文化历史
石阡茶叶文化历史悠久。据《贵州通志》记载，石阡茶叶＂始于唐代，种茶、饮茶盛于明朝＂．据唐。陆羽《茶经》记载：＂黔中生思州、播州、夷州往往得之，其味极佳＂石阡即为过去的夷州。
明万历三十年（1620年）《黔记》载：唐高祖黔安清江内各属费州（思南府）夷州（石阡府）．明朝万历年间的《贵州通志》和民国初年的《石阡县志》记载，＂黔省各属皆产茶……，石阡茶……皆为贡品＂，经当年茶圣吴觉农考证，＂夷州＂即指石阡一带。清人张树《续黔书》也称，＂今石阡、思南为夷州之夜郎也＂．宋代，石阡开始以茶进贡。北宋，乐史（987年前后）撰《太平寰宇记》江南道载有＂夷州、播州、思州以茶上贡＂．清代《贵州通治》云：＂黔省各属皆产茶……，石阡茶，湄潭眉尖皆为贡品＂．1938年石阡茶人龙尧夫在县城开办＂鸿云茶庄＂，聘请10人搞精制加工，畅销湘、川和两广。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杨大恩教材辑要》，＂民国二十九年贵阳开全省展销会，石阡茶获优质奖章……，据贵州日报所载，贵州茶之多，首推安顺，年产约1700余担，茶味美，则以石阡为巨擘焉，今年商会主席龙尧夫改良装潢，石阡茶大有畅销全省之势。＂前中央农业实验所贵州湄潭实验（即贵州茶叶研究所前身），民国三十一年调查，全省当年产茶11511担，其中石阡产茶1000担。产量仅次于安顺、湄潭之后，位居第三。
1930年，石阡人龙尧夫在外设茶庄，用石阡苔茶制作的青毛茶走俏市场，在黔、湘等地茶市占有一席地。新中国成立后，石阡茶优势更加明显，1958年，石阡县新华村生产的茶叶送到北京参加全国群英大会，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还得到了周恩来总理亲笔题词--＂茶叶生产前途无量＂的锦旗。1999年，石阡县茶叶公司生产的＂泉都云雾茶＂，获中国国际茶业博览会国际名茶评比金奖。生产的＂泉都碧龙茶＂获第三届＂中茶杯＂全国名优茶评比特等奖。
2008年，＂夷州翠牙＂获中国（北京）国际茶博览会名优茶评比和上海第十五届国际茶文化节暨茶业博览会＂中国名茶＂评比金奖。2009年，南天公司所属茗茶公司生产的泉都坪山牌＂石阡苔茶＂获贵州＂十大名茶＂称号，在日本国际茶业博览会和上海十六届茶博会上获得金奖，＂石阡藤茶＂在中国（贵阳）农产品博览会和（重庆）农产品博览会上深受广大人士青睐，参展产品被抢购一空。长期以来，石阡茶叶在全县农业和农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是石阡县的三大经济作物之一，是农民增收的主要产业。
浅谈茶道与禅道的文化意蕴
古代《茶诗》云：“虽是草木中人，乐为大众献身。不惜赴汤蹈火，欲振万民精神。”茶禅之道的精神，体现了大乘佛教悲智双运、觉悟人生、奉献人生的真谛。每一个人，都是一片茶叶。只有投入沸水，将小我提升为大我，将大我转化为无我，才能留下一份经久弥醇的余香。
浅谈：茶道精神的“和、敬、清、寂”，以出世的品格标举着普世的道德：为人平和、处世恭敬、品质清洁、身心静寂，这是传统的儒、道、释最高的修身养性的境界，通过茶道禅道，在现代生活中的典型运用，是现代人精神生活的一个范本。
“茶”字的字型是“草木之中有一人”，即人在自然之中。“人非有品不能闲”。只有有品之人，才能放下身心，融入自然。“一杯为品，二杯为解渴。” （《红缕梦》中妙玉论饮茶）品茗，其妙处正在于“品”。饮酒为“醉乡”，品茶为“醒乡”。从“醉乡”中觉醒过来，进入清纯的“醒乡”，才能体验人生，品味人生。
“佛法存于茶汤”，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在一杯茶中感受到禅意，吃茶时吃茶，将我们的身心安住于当下，同时终日吃茶不沾一滴水，洒脱无执，即可将生命的每一个瞬间化为永恒，“万古长空，一朝风月”，这就是“茶禅一味”的三昧。
茶，清净茶；心，平常心。以平常心品清净茶，以清净茶养平常心。佛法、禅机，人生的妙谛，尽在区区的杯茶之中了。
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
昌都地区蕴藏着三江并流、高山峡谷、神山圣水、地热温泉，野花遍地的牧场、炊烟袅袅的帐篷，以及古老的本教仪轨、藏传佛教寺庙塔林、年代久远的摩崖石刻、古色古香的巨型壁画，还有色彩斑斓的风土民情等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
茶马古道是昌都地区自然与人文旅游的一条重要线索，自然界奇观、人类文化遗产、古代民族风俗痕迹和数不清、道不尽的缠绵悱侧的故事大多流散在茶马古道上。它是历史的积淀，蕴藏着人们千百年来的活动痕迹和执着的向往。
茶马古道穿过川、滇、甘、青和西藏之间的民族走廊地带，是多民族生养藩息的地方，更是多民族演绎历史悲喜剧的大舞台，存在着永远发掘不尽的文化宝藏，值得人们追思和体味。
茶马古道上的旅游是口归自然之旅，是人和自然和谐之旅，是都市人精神之旅，也是探险和发现之旅。
茶马古道旅游开发是全方位的，首先要搞好基础设施建设，诸如交通和运输设施、满足食宿需要的宾馆饭店建设、用电用水和安全保障等，同时大力开发旅游产品，从而带动各项事业的发展，使昌都地方的经济活起来。
无锡茶文化历史悠久
无锡茶文化历史悠久，早在明代就有惠山寺僧植茶的记载。著名的“天下第二泉”惠山泉更像一颗明珠，为无锡茶文化增添了一道璀璨的光彩。为了发挥和继承无锡丰富的茶文化，无锡农业科研人员经过6年多的辛勤研制，于1979年创制成功了无锡毫茶。无锡毫茶创制成功后，在历届名茶评比中获奖，并远销美、英、加拿大等国家，获得好评。
无锡毫茶，主产于江苏省无锡市郊区。其原料为无性系良种大毫，且又因其成品白毫披复而得名。大毫茶树于1966年自福建引入，属半乔木、大叶型、早芽种，在太湖之滨的无锡郊区适应性强。表现为萌芽力强，发芽整齐，芽梢茸毛特多，芽头肥壮重实，兼有产量高与抗逆性强之特点。
制作毫茶原料，以一芽一叶初展、半展为主体，经杀青、揉捻、搓毛、干燥等工序精制而成。成品茶条索卷曲，肥壮绿翠，白毫披复，香高味浓，汤绿明亮，叶底肥嫩。
茶诗为证
无锡访茶，最最要紧的有三件事：竹炉煮茶、二泉水、品毫茶。其中的竹炉和二泉更是名声久远，茶客不可不睹其风采。有诗为证：
《寒夜》—杜耒(宋)
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
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
诗意：寒夜客来，拥炉品茗，自是人生一大快事，何况窗前月色里还有梅花点缀，情景倍佳于它日。“竹炉”竹制的茶炉。
《题陆子泉上祠堂》—杨万里
先生吃茶不吃肉，先生饮泉不饮酒。
饥寒只忍七十年，万岁千秋名不朽。
惠泉遂名陆子泉，泉与陆子名俱传。
一瓣佛香炷遗像，几多衲子拜茶仙。
麒麟画图冷似铁，凌烟冠剑消如雪。
惠山成尘惠泉竭，陆子祠堂始应歇。
《别石泉》—李绅
——在惠山寺松竹之下，甘爽，乃人间灵液。清澄鉴肌骨，含漱开神滤。茶得此水，皆尽芳味。
素沙见底空无色，青石潜流暗有声。
微渡竹风涵淅沥，细浮松月透轻明。
桂凝秋露添灵液，茗折香芽泛玉英。
应是梵宫连洞府，浴池今化醒泉清。
竹炉传说
清代董诰的复竹炉煮茶图
来无锡访茶不可不去的去处是位于锡惠公园内的天下第二泉和竹炉山房。
据《无锡金匮县志》记载，明代惠山寺僧人普珍在惠山山麓植松种茶，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普真请湖州竹工编制了一个烹泉煮茶的竹炉，里面填土，炉心装铜栅，用松树煮二泉水泡茶，招待文人雅士。名士纷纷为竹炉题诗作画吟唱，记为文坛雅事。明画家王绂就画有“竹炉煮茶图”，明王问的“煮茶图”和清代董诰的“复竹炉煮茶图”亦绘制了竹炉煮茶之雅事。
用四种心态喝一杯禅茶
文化的精神是“正、清、和、雅”，这一种精神决定了禅茶文化具有一种不同于哲学和伦理学的社会化育功能。禅茶文化离不开人文关怀，离不开人生日用，离不开禅的关照与感悟，离不开茶的精清、淡洁、涤烦、致和修养功夫。从这个角度来看，将禅茶文化的功能定位在“感恩、包容、分享、结缘”这八个字上，最为恰当；既理事圆融，又雅俗同归，具有在人生日用事中普遍落实和操作的现实意义。
感恩，用感恩的心态喝这杯茶，这杯茶就不仅仅是一碗茶汤，而在其中充满人文精神，充满了天地万物和谐相处、相互成就、共融共济、同体不二的精神，化解戾气，发扬正气，成就和气。
包容，用分享的心态来喝这杯茶，人间的恩恩怨怨都会像片片茶叶一样，把芳香甘美溶化到洁净的淡水中，变成有益于优化彼此身心气质的醍醐甘露，人间的正气和气就会在把盏相敬中得到落实。
分享，用分享的心态来喝这杯茶，培养我们推己及人的仁爱胸怀，想到人间还有诸多苦痛，想到社会还有种种缺陷，每个人都有责任把爱奉献给对方，少一点私欲，多一分公心；少一点冷漠，多一份爱。
结缘，用结缘的心态来喝这杯茶，以茶汤的至味，同所有人结茶缘，结善缘，结法缘，结佛缘，让法的智慧，佛的慈悲，茶的香洁，善的和谐，净化人生，祥和社会。
禅茶文化的精神“正、清、雅”；禅茶文化的功能“感恩、包容、分享、结缘”。将正气溶入感恩中，将清气溶入包容中，将和气溶入分享中，将雅气溶入结缘中；在弘扬禅茶文化的精神和落实禅茶文化，发挥禅茶文化凝集人心、化解矛盾、优化自身素质、和谐自他关系的潜移默化的作用，这是弘扬禅茶文化的根本社会价值所在。
唐代茶文化主要表现（四）
饮茶仪规和茶道的出现，饮茶上升到精神层面。
饮茶发展，有所规则，是从唐代开始的，这主要体现在《茶经·六之饮》中。“夫珍鲜馥烈者，其碗数三。次之者，碗数五。若坐客数至五，行三碗；至七，行五碗；若六人以下，不约碗数，但阙一人而已，其隽永补所阙人”。除了普通饮茶仪规外，唐代已经形成宫廷茶文化圈、文人茶文化圈、大众茶文化圈、僧侣茶文化圈，不同文化圈的人饮茶自然也就有不同的规则。
茶道的创立则是唐代饮茶文化的最高层面，即精神方面的内容，这是唐代茶文化的突出表现。陆羽创造了以“精行俭德”为中心的茶道思想，只不过没有使用“茶道”这个词而已。诗僧皎然首次提出了茶道概念，把品茶过程归纳为3个层次。卢仝又在《走笔谢孟涑议寄新茶》中生动描绘了饮茶的7个层次。刘贞亮将茶叶功效概括为10项，《茶十项》一文说：“以茶散闷气，以茶驱腥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疬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雅志，以茶可行道”。刘贞亮的茶十德比较具体，包含了茶叶对生理及精神方面的功效，其中“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志”，“以茶可行道”4条纯粹是谈茶的精神作用。至此唐代茶道已经形成。
陆羽之前，饮茶和“瀹蔬而啜”一样，自然也就不会怎样讲究道，有道也不会大行。但陆羽通过《茶经》对如何采造茶叶，怎样烹煮，应备有哪些茶器和如何饮用一一加以总结和倡导以后，把茶叶的饮用，由单纯的防疫治病、充饥解渴，提高和发展为一门专门的技艺和学问，这时，也只有到这时，我国才开始重视和产生讲究饮茶之道。
这就是说，在《茶经》和最初的茶道中，陆羽和大家在讲究饮茶之法的同时，一开始就提到和就具有精神的一面。而这精神的一面，不是来之于其他，恰好正是从茶文化的淀积中承继过来的。
《茶经》提出的茶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换句话说，也就是要求饮茶者饮茶时要修心养性，效做这样的人。陆羽《茶经》中饮茶之道要求做精行俭德之人的这条，如溯其源，我们由《晋书》桓温和陆纳传以茶果待客和伴酒并视之为是“素业”，即可找到其根缘。当然，当时在中唐陆羽、皎然等倡导茶道之时，关于茶道文化的精神内涵，并不只是要求做“俭德”之人一点，至少从皎然的看法中——“唯有丹丘”才知茶道的“全尔真”，其内容自然是极其丰厚的。
8世纪继陆羽《茶经》之后唐朝的另一本茶书《茶述》，其对茶和茶文化特点的概括：“其性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这几句，对茶道在物质上如何更好愉悦人生，在精神上如何自我陶冶修养，说直接些，有点现在茶道宣扬的“和敬清寂”的韵味了。
饮茶文化与佛教的历史
中国茶文化总的思想趋向是热爱人生和和乐感的，而佛教精神强调的是苦寂。佛教作为外来文化，自汉代传入中国。当时被宫廷、贵族用来祈福、祈寿、求多子多孙或保国家安宁。
佛人饮茶最早是在晋朝。南北朝事，佛教被统治者用来麻醉老百姓。作为统治术，此后历代皇朝都乐于利用，佛教因此发展，并出现不同学派体系。佛教禅宗主张圆通，能与其它传统文化相协调，从而使唐朝茶文化得以迅猛发展，并使饮茶之风在全国流行至今。佛教在茶中溶进＂清静＂思想，茶人希望通过饮茶把自己与山水、自然融为一体，在饮茶中美好的韵律、精神开释。在茶中得到精神寄托也是一种＂悟＂，说饮茶可得道，茶中有道，佛与茶便连结起来。中国＂茶道＂二字首先由禅僧提出，这便把饮茶从技艺提高到精神的高度。唐宋佛寺常兴办大型茶宴。茶宴上，要谈佛经与茶道，并赋诗，把佛教清规、饮茶谈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都融为一体，开辟了茶文化的新途径。在民间茶礼方面，朝廷茶仪难以效仿，禅院茶礼容易为一般老百姓接受，因此佛教的影响较大。
佛教的原始教义是厌恶人身，鄙薄生产劳动。僧人的生活来源是依靠乞讨和施主的布施，魏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同时因社会动荡造成大量游民僧人流入寺院。无寺可居的游民就成了游僧。至禅宗三祖僧璨早在对道信传法时讲授：＂华种虽因地，从地种华生，偌无人下种，华地尽无生。＂说明再肥硕的地，无人耕种也就没有收获。在他的影响下，僧人们开始实行＂作＂、＂坐＂并举，这是革命性的创举，僧人们除了打坐外还需劳作，以劳动解决吃饭问题。因而种植茶树、采摘茶叶、制作名茶、饮茶等就融入佛事活动，坐禅，作为佛教僧人的修行方法，要求独自一人而坐，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更不能卧床睡眠，还规定过午不食，不饮酒不食荤，于是既能提神醒脑、又有清心性修行的茶成为僧人必不可少的饮料，饮茶有助于参禅、面壁省悟的神妙功能，为很多僧人所认可。唐代《封氏闻见录》载：＂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伽，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又唐诗人杜牧的：＂今日鬓丝禅塌畔，茶烟轻扬落花风＂生动描写了老僧煮茶时闲静雅致的情景。
饮茶在大小寺庙的风行，僧人加强对茶叶采制的研究，于是出现历代名山大川寺庙出名茶的现象。如碧螺春，产自江苏洞庭山的碧螺峰，原名＂水月茶＂，首先又洞庭山水月院山僧制得。武夷岩茶，为武夷寺禅僧制作的最佳。君山银针产于君山白鹤寺。贡茶紫笋产于吉祥寺。黄山毛峰长在松合庵等等不一而足。
饮茶与佛教的结合，极大的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古书记载唐宋的古寺都设有＂茶堂＂、＂茶寮＂，僧人们都在这里讨论佛理禅道，切磋经论，招待施主宾客，啜饮香茗，法堂左上角悬挂着＂茶鼓＂，击鼓招集众僧饮茶。宋林逋《西湖诗春日诗》中的＂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和《宋诗钞》陈造的诗句＂茶鼓适敲灵鹫院，夕阳欲压锗斫城＂，描写了茶鼓声下寺院的幽雅意境。寺院中专事烧水煮茶、献茶款客的叫＂茶头＂，还有＂施茶僧＂专为游人惠施茶水，寺院茶也有不少名目，如供奉佛祖的＂奠茶＂，按照受戒年限先后啜饮的＂戒腊茶＂，全寺僧人共饮的＂普茶＂．僧人早起先饮茶后佛事，每天需在佛前供茶，供茶、点茶、点汤后来均纳入佛教的仪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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