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文化。
民国24年（1935），白耀明到车里、佛海、南峤三县考察农、矿、茶的情况。看到车、佛、南地区大片平坝荒山土地肥沃，雨量充沛，资源丰富，但民众贫困，深感大力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生产之必要。
民国25年（1936）至26年（1937）间，白耀明先后到国内20余个省市考察，接着又到日本学习茶叶及其他农作物栽培加工技术。回云南后，结合云南边疆情况进行考察调研，提出开发方案。他曾为了实业开发上书省政府，其中写道：“政府若只靠收税养国，是吃老百姓胡须上的饭而已。要兴办农业、工业、商业、牧业等多种多样的事业，才能达到国强民富。”
民国27年（1938），云南省财政厅采纳了白耀明的建议，决定建立“云南思普区茶业试验场。”当年元月，在南峤建立第一个分场，同年4月，在佛海南糯山建立第二个分场。采选国内优良茶种试种，采用梯台栽种，实行科学栽种，管理和采摘。民国29年（1940），佛海总场成立，白耀明担任场长。总场在南糯山茶园中心区建立制茶厂，从印度引进制茶机，改变了传统的手工制茶方法，工效成几十倍提高，质量也优良，还从上海、杭州选聘来高级技师10余名。当地傣族群众赞叹道：“孔明老爹又活回来了！”白耀明了解到外国人多喜欢喝红茶，为了扩大国外销路，占领海外市场，茶厂以制红茶为主，属云南省第一次制出红茶和出口红茶。
民国31年（1942），“思普区茶业试验场”划归云南省企业局，于当年4月1日正式将该场改称“思普企业局”，白耀明任总办。原茶叶试验场一分场改称安峤农场；二分场改称南糯山茶叶种植场。并且建立了樟脑培植场和志安纺织厂，白耀明兼任纺织厂厂长。
白耀明动员家乡沙甸的回族乡亲，先后迁移200多人到佛海垦殖，带来内地较为先进的农耕和工艺技术。他还引进先进农机具开垦荒地，佛海第一次出现了新式农机具。经过几年努力，安峤农场开垦田地100多亩。南糯山茶叶种植场种植茶树10万株，采用科学方法管理和采制。南糯山制茶厂建了厂房500平方米，住房17间，约700平方米；有大小揉茶机各1台，大小烘茶机各1台，有切茶机1部、分筛机1部，年生产机制茶2000担左右。
民国37年（1948）11月，白耀明卸任，出国侨居缅甸。1956年，由缅甸移居泰国清迈。1965年8月，白耀明寿终于泰国清迈女儿家中，享年7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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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民国茶人之—李拂一
李拂一（1901—2010）原藉广西桂林，1901年生于普洱县（今宁洱县），原名承阳，字复一，拂一乃笔名，后来就以笔名行用了。
1921年，他与西双版纳最高行政长官──普思沿边行政总局局长柯树勋之长女柯韵桐在思茅结婚，1923年，李拂一辞去思茅电报局工作到版纳发展。1925年他担任富滇银行车里（今景洪市）分行经理。随后，他在云南省建设厅、教育厅、西双版纳各县当一些教育局长、合作社经理、政府秘书之类的小官，并把家迁到了佛海县（今勐海县）。这段时间，李先生先后注译了《车里》、《泐史》（傣族史）、《暹程记略》及《车里宣慰世系考订稿》、《滇边失地孟艮土司之考察》、《西藏与车里之茶叶贸易》等著作。
李拂一为补贴家用，申请了百余亩茶山，于1930年在佛海开起了自己的茶庄——复兴茶庄。当时，佛海主要生产蘑菇头紧茶，这种茶虽说制作工艺比较麻烦，但用料粗老，价格低廉，西藏方面需求量极大。复兴茶庄也生产紧茶，年产量二三百担。为了把茶销的更远，李拂一联合佛海当地的中小茶庄，成立佛海茶业联合贸易公司，李拂一任经理，由公司负责在沿途寻找代理，在加尔各答、加林埠租用仓库，统一运输，统一销售。
李拂一在昆明遇见了中国茶叶公司董事长寿景伟，他委任李拂一为云南中茶公司的职员。由于李拂一具有办佛海茶业联合贸易公司的经验，服务社的运输股长就委托李拂一兼任，同时，他也是佛海茶厂不领薪水的专员。
云南民国茶人之—范和钧
云南民国茶人之—范和钧
范和钧（1905-1989），江苏省常熟人。早年留法勤工俭学，归国后在上海商检局工作期间，深入茶叶产区考察研究，与吴觉农先生合著《中国茶叶问题》一书。1939年春，范和钧与张石城从缅甸景栋绕道到云南佛海考察取得样茶后，取道思茅普洱返回昆明作汇报建议。同年冬天，云南中茶公司决定在佛海创办试验茶厂，委任范和钧为厂长，茶厂开办费定为5万元。
1940年春，正式开始建厂。创业是艰难的，厂房建成了，制茶机器运转了，两年来，范和钧一边建厂，一边发展滇茶生产，开展滇茶外销，繁荣了当地的经济，改善边民生活。先后，发展紧茶生产，扶持茶农茶工；在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前，与印度力争豁免紧茶的进口税和过境税；解决佛海外销茶结汇问题，使产销得以顺利进行。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战火迫近缅泰。佛海地区遭受日机轰炸扫射，人心惶惶，动荡不安。昆明中茶公司电令茶厂职工全部撤退昆明。范和均建厂任务正进入全面完成的最后阶段。范和钧决定一定要在撤退之前，把茶厂全部建成，以表达对日本侵略者绝不屈服的决心。在范和钧带领下，全厂动员，上下一心，加班加点，赶装发电机器。一周后，机房供电，全厂灯火通明，翌日，全厂职工将刚刚安好的机械和一切原有的设备，一一拆卸装箱驮运到思茅，主要机器沿途寄存民间保管，全厂员工除本地人员留守护厂外，其余人员全部撤离。日后，这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成为了历史中的美谈。
另一位作者对范和钧生平事迹的描述。
范和钧先生是江苏常熟人，早年和夫人娄允琴留学法国，1939年春到佛海考察开办佛海试验茶厂。
我是1939年12月31日经招聘后跟师傅们从宜良乘火车到昆明转乘汽车到玉溪，并停留了9天，后在殷保良先生的带领下随马帮步行20余天到达佛海，同行的有范和钧先生的夫人，他们的两个女儿，会计主任左固六先生夫妇，8位同学，在宜良招聘的竹木工人，共五、六十人。并有银行工作人员，电台人员，及少量护送的部队。在我到达佛海之前，张石城先生和湖北、江西籍工人已经到达，住在可以兴茶庄对面。听湖北工人说他们是从宜良乘火车经蒙自雨过铺转乘寸轨火车到石屏，从元江、墨江、普洱、思茅、景洪、车里，达到佛海。
范和钧先生第二次到佛海是1940年4月。他从昆明出发到上海采购机械设备物资，聘请人员(机电工程师黄翼翔，医生陈谋德，6名机械工人和其他办事人员)，再到泰国采购百货、机械(因为他还兼任云南省经济委员会佛海服务社经理)，再到仰光设办事处，负责物资采购转运，也负责茶叶销售，在上海聘请的人员经香港、海防乘滇越铁路火车到昆明。再乘汽车经滇缅公路到腊戌、景栋后步行到达佛海。茶厂址设在现在的妇幼保健站。原是一片荒地，长满野草荆棘，还有龙山(傣族坟地)，在当地请了些傣族竹工建盖了一些竹草构成的宿舍、厨房、食堂。将原来住在可以兴茶庄，李佛一家院的部分职工搬迁到厂区。接着建盖竹草构成的萎凋室，揉捻室，发酵室。烘焙室为了防火仍旧设在可以兴茶庄的木结构房里。
傣族建房工人全部工具只有一把长刀，他们的房屋架，梁柱，墙壁都用竹子制成，连床，桌，凳也是用竹制成，只有盖屋面用的“草排”是向当地民族购买的。接着赶制了一些竹帘竹架等竹制用品用具，人力揉茶桶。还有范和钧先生亲自设计指导下制作的以牛力作动力的揉茶机。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当年三季度就生产出来一批红茶。
雨季过后开始筹建厂房、宿舍，困难就更多了。当地没有砖石，没有可以购买的木材。到了旱季，外地来了些采伐工人，不懂英制尺寸，也不懂公制尺寸，范和钧先生巧妙的用层板锯成所需要的断面尺寸，用麻线作为长度，写上数量交给工人去备料。制砖也同样困难，雇来的山头人(一种少数民族)不懂砖的尺寸规格，由范和钧先生提供尺寸，厂里制成砖模交给他们制砖坯，当地没有砖窑，要等砖坯全部做完干燥后才堆砌成相似现在的轮窑形状，要备很多的木柴，同时点火燃烧，叫“无窑烧砖法”，这样时间一拖就是半年。水泥、铁皮楞瓦，（盖屋面的），钢材，小型工具，机械设备，都是用马帮从景栋驮来，不能拆散的机械设备就雇人工抬到佛海来。
通过全厂职工的努力，尤其是经过范和钧先生的精心安排和指挥，建成了办公楼，萎凋楼（下面是宿舍），仓库，厨房，食堂，厂房。房屋的基本结构是：红砖基础，土坯墙，木屋架，铁皮屋面，木门窗。砌筑了围墙，修建了碉堡，安装了大门。还两次安装了烘茶机。第一次安装在竹草房里，烘过几次茶，由于没有动力就利用脚踏车床来带动鼓风机，因防火问题解决不了，第二次又重新搬迁安装，装了电灯，发电设备等。另外还安装了切茶机、筛茶机、拣梗机。以陈谋德博士为主治医师，左固六先生的夫人为助手，创建了佛海卫生院。银行和无线电台设在可以兴茶庄，对外是两个独立单位，实际也是为创办佛海茶厂而设置的。
范和钧先生还兼任云南省经济委员会佛海服务社经理，佛海服务社实际上是个百货公司，它的经营范围大到布匹纱锭，小到儿童玩具，日常生活用品应有尽有。他在建厂工作的百忙之中还利用中午和晚上休息时间开办了全能技工训练班，由范和钧先生亲自授课讲解红绿茶的生产工艺过程，也略讲了国内其他茶叶生产的特点和销售情况，并请黄翼（下转第30页）（上接第31页）翔工程师讲解内燃机、发电机、电动机和其他机械电器设备的知识，厂长秘书每周上三个晚上的数学课。学习期历时三个月。每周实习一天。范和钧先生还讲了测量、绘图、房屋构造学，用简单的平板仪，指北针带领学员边讲解边实习，将厂区平面房屋位置测绘制成图。我在范和钧先生身边工作接近三年，觉得他知识面广，待人和气，也很亲近，考虑问题也很周到，职工也都很愿意接近他。
佛海茶厂诞生的前后顾时兴
顾时兴，宜良人，是佛海茶厂创办时从宜良招聘的青年木工，今年82岁。由于勤奋好学，深得范和钧先生喜欢，范和钧先生开的培训班，以顾时兴学得最好。佛海茶厂的揉茶机，就是他制作，他与范先生私交甚厚，撤出佛海后，范夫人在昆明开诊所，诊所的家具都是顾时兴帮做。解放后，恢复佛海茶厂时，组织上请顾回厂，因害怕疟疾，未去，在省建工作，任工程师，他说搞建筑是得益于范先生的教导。
在见到顾先生后，我问了几个问题，录如下：
问：当时生产了哪几种茶？
曰：就红茶和绿茶。
问：生产了几百吨？
曰：没有几百吨，只有120担，因为制茶人手少，机器也是简易的。1940年三季度简易地生产一批红茶，接着盖工厂。1941年边盖厂边生产，产量不多。1942年撤离。
问：生产了紧压茶没有？
曰：没有，经营了佛海各茶庄的带把的紧茶，并协助海关统计各茶庄的外运紧茶数量，因此与好友李佛一的关系搞紧张了。
问：茶叶销哪里？
曰：从打洛关出口。
云南民国茶人之—柯树勋
柯树勋字绩丞，广西柳州府马平县人。清末官至云南河口巡防营管带。宣统二年（1910），率军平定西双版纳勐遮土司兵乱。1912年，任思茅厅同知，提《治边十二条陈》，主张“土流并治”，为当局采纳，遂设普思沿边行政总局，任总局长，后改称殖边总办，历十余年。在职期间，团结边地宣慰使及各勐土司，统一政令，卫护边防，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功绩显著，名扬边陲。
民国元年（1912），柯树勋由思茅到车里视察，了解傣族土司制度历史渊源及现状，参考英国治理缅甸孟艮办法，拟具《治边十二条陈》上呈省府，获准实行。民国2年（1913），省政府批准创设普思沿边行政总局（辖区即车里宣慰使司境域），内设司法、教育、实业、财政、交涉、翻译六科，柯任总局长。他与各地土司协定十三条章程，相互守约，实施“设流不改土”。宣慰使司十二版纳划为8个行政区，设8个分局。派员编查户口，委派各区分局委员。柯树勋在位时期，与土司关系融洽，相安无事，10余年中政局稳定。
其间柯树勋命本部第五营兵50余名带头领垦荒地；筹办富滇银行车里分行，自兼行长；督导修通思茅一车里一勐海马帮道路，沿途建站驻兵保护商旅；创设邮电局，办理邮件商贸汇兑；设立劝学所，在车里倚邦、易武兴办学校，劝导各民族子女人学。民国13年（1924）6月12日，柯树勋率各勐土司头人121人到昆明谒见督军唐继尧，受到嘉奖。通过观光，各土司开扩了眼界，知道中国幅员广大，民物众庶，加深爱国观念。1925年，“普思沿边行政总局”奉令改为“普思殖边总办公署”，柯任总办。
1926年5月，柯树勋因病医治无效，卒于车里任所。在临终前他令总务科长及各边委员共同清点家中箱柜，查明无私蓄金银，省督府追赠他为陆军少将，拨治丧费安葬于澜沧江北岸三达山。
云南民国茶人之—冯绍裘
冯绍裘（1900-1987），字挹群，湖南省衡阳市人。机制茶之父、滇红创始人。1933年，冯绍裘第一次担任修水实验茶场技术员，负责宁红茶的初、精制试验工作，后受胡浩川先生（祁门茶叶改良场场长）聘请到祁门试制红茶，并在该场设计了一套红茶初制机械设备，开创了我国机制红茶的先例。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祁门茶场开始疏散，冯绍裘先生应邀到中茶公司工作，9月中旬，为了开辟新的茶叶出口产区，中茶公司派冯绍裘、范和钧到云南调查茶叶产销情况，冯绍裘被分到顺宁（今凤庆县），冯绍裘见凤庆茶树成林，凤山大叶茶高达丈余，芽壮叶肥，白毫浓密，品质优异，极适宜制作精品红茶，就用凤山鲜茶精心制成红茶250多克，为云南最早的红茶，样寄香港茶市，被誉为我国红、绿茶之上品。云南茶业界大喜，将凤庆红茶命名为“滇红”。
冯绍裘大喜过望，当年12月就赶回昆明，汇报情况，并受命筹建顺宁实验茶厂，生产滇红茶。鲁史古道三百里路，仅能行走马帮，设备、物资驮运困难，冯绍裘就亲自设计，土法上马，制造制茶机器，培训技工人才。1939年，顺宁茶厂生产了500担滇红茶，装在沱茶篓里，用马帮沿鲁史古道运到祥云，再从滇缅公路运到昆明，再装进木箱铝罐，转运香港出口，为抗日战争换回了可贵的外汇。鲁史古道也成为那段日子唯一驮运过红茶的。
白茶之白
江南渐入雨季，雨中宜饮茶。平时多喝绿茶，知堂老人对绿茶情有独钟，喝茶时很自然地想起他的“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茶意如斯，喝的是一份淡泊。可最近读潘向黎的书，提到茶禅一味，最应该用白茶。对白茶，生向往之情。
喝白茶之前，闻白茶名，以为叶是白色，茶汁如乳。得白茶一小包，佳茗似佳人，不由起了珍重之心。雨日不外出，取玻璃杯，打开装有茶叶的小袋，茶香已在鼻际，取出茶叶几枚，托于掌心，叶披白毫，纤细如针。
白茶是茶中贵族，宋徽宗应该是它的推崇者，他在《大观茶记》中写道：“白茶，自为一种，与常茶不同。其条敷阐，其叶莹薄，林崖之间，偶然生出，虽非人力所可致。……表里昭彻如玉之在璞，它无与伦也。”茶自山中来，得茶心欣喜，赞其如玉在璞，白茶当之无愧，茶生山林时抱朴守静，叶入杯中茶意漾动，又是一番归真返璞。
喝白茶需要耐心。在等待茶叶舒展到以茶为伴的过程中，得一份冲淡平和，卸下心灵中的疲倦，拂去尘嚣中的浮尘，只一颗素心对茶，得一份禅意已足。白茶在水中，起初似乎静止不动，十余分钟，叶片缓缓展开，茶色微黄，茶香倒不如刚打开袋时那么浓，思绪被杯中的绿意牵引到种满茶树的山间，茶随山势起伏，沐雨露，受云雾，方得嫩芽若许。初次兑水，抿一口，茶味极淡，茶香若有若无，但我知道，品得白茶真味要等得，两泡过后，此时叶片漂浮，令人心生愉悦。白茶之韵，是空山新雨后，白茶之味，是天气晚来秋。杯中叶芽细嫩，汤色浅绿，香气幽微，向黎说夏日宜饮白茶，的确如此。
明代田艺蘅《煮泉小品》中云：“茶者以火作者为次，生晒者为上，亦近自然，且断烟火气耳”。记得新茶上市时，陪父亲去茶市买茶，父亲拈叶少许嚼嚼，说有烟火气，弃之另选。而白茶用的是生晒之法，可以说是真正的“不近人间烟火”。白茶的制作工序少，属于轻微发酵茶，采摘新鲜芽叶，自然萎凋不炒不揉，直接晒干即可。白茶冠以白字，恰好也有这种朴素的意蕴。
车前子提到白茶时说有寄深情于更深的感觉。曾有人将车前子的文字喻为白茶，嗅之嫩香持久，观之玉白沉底，饮之清冽鲜爽。有白茶的意味的，还有丰子恺的漫画，尤其是那幅《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也是大片闲散的白，人去楼空，竹帘闲卷，一钩新月静静照着，木桌上的茶壶水正慢慢凉去。人生，不仅有友人相聚的热闹时光，还要耐下性子去品味这样淡定的时光。
胡明方：“希望工程”云南行
胡明方：“希望工程”云南行
王咏刚
1993年8月16日，深圳莱英达昆明商业大厦前，胡明方―一个27岁的青年志愿者，告别了前来送行的热闹的人群，骑着莱英达赠送的“中华”自行车，开始了他为云南“希望工程”募捐的万里行程。
一年多后的1994年6月14日，鹿城楚雄。共青团楚雄州委和莱英达楚雄民贸大厦以极其隆重的方式迎接已走过13个地州83个县、行程9454公里、募捐6万多元的胡明方的到来。
黝黑瘦小的胡明方胸系红领巾，骑车绕城一周。所到之处，沿街群众投之以敬佩的目光和热烈的掌声……鲜花，掌声，此时的胡明方表情依然那么平淡，整个思绪似乎沉浸在那一个个带着渴求的目光的乡村失学孩子的脸上……
同伴离去，他连夜摸黑往前走
胡明方，985年从湖南独自一人来到昆明，做过多种职业，起初对“希望工程”一无所知。1993年6、7月间，他所在的北京警通公司举行为“希望工程”义卖，他开始对“希望工程”有所了解，并与云南实施“希望工程”领导小组的同志成了朋友。接触中，云南省贫困地区许多失学孩子的苦涩情景越来越撞击着胡明方那颗少年时亦曾因家庭困难而“艰辛”过的敏感的心。经过几天几夜的苦苦思索，他丢开了警通公司云南办事处舒适的办公座位，在实施“希望工程”领导小组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踏上了走遍云南为“希望工程”芬捐的万里旅程。
走遍云南？谈何容易。即便是土生土长的高原人，又有几个走过，何况是在缺少食宿保障下“马不停蹄”般地行进。
“云南的天，云南的路，云南的山令人休”。原先还有个河南青年与胡明方同行，当他们从文山、红河到达墨江时，河南青年终于忍不住向胡明方提出了回返。人各有志，胡明方默默地掏出剩下的几个钱，与同伴共饮了最后的一杯酒，抱头惜别，然后毅然踏车顺思茅方向摸黑而去。
一天、两天，一月、两月，一县、一州。顶烈日，冒大雨，风餐露宿，饱一顿饿一顿，蚊虫叮咬，黑夜兽叫。日子一天天过去，胡明方随身携带的两段10多米长的黄布横幅上，渐渐填满了捐赠留言。各地热心的单位、企业，除了写上鼓励、真情，一百、两百、一千、两千，以实际行动来救助失学孩子。截止6月14日到楚雄时，横幅上已留下上千家捐赠单位的留言，胡明方那张云南地图上，己盖有83个县市的区域公章。而募捐到的6万多元钱，胡明方从未经手一分。每到一地，他就到各机关单位、企业去发动捐赠，谈好后，转告各地团委组织带着收据去收取，或让捐赠单位将赠款汇寄省实施“希望工程”办公室。“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一年多来，胡明方不辞辛劳跋山涉水，全身脱了四五次皮，以自己的行动、真诚的宣传呼唤出一颗颗关心爱护下一代的同情心，表达出一个共同的强烈愿望“救救孩子”!
山里的孩子送出他十多公里时，他流泪了“如果说，刚出来的时候我有时还会对自己的行动感到沾沾自喜的话，那我现在每天的感受中，只有了苦涩、沉甸。这一年多来的所见所闻，使我几乎每一天都感到震动。”在楚雄，胡明方淡淡地这样说。
出发前，胡明方原打算只去80多个贫困县，可一走下来，他发觉在广大农村，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却无多大差别，“失学的孩子一样不少。”于是，他决心走遍全省各地，去看看更多的失学孩子。
在许多贫困乡村，胡明方看到了半数以上的适龄儿童家境贫穷无法上学。在海拔3000米的维西县康普乡，他看到“包谷把把盐巴茶，老婆孩子一火塘”就是当地的理想生活，一个5口之家，年人均粮食不到40公斤，一位民办教师领到的月津贴不到10元钱，许多有三四个适学孩子的人家，每天轮着让一个孩子去上学―认为都不去上学老师就没饭吃，以此支持老师……贫穷、愚昧，归根结底还是个“穷”！一路上，胡明方力所能及自己掏钱买了些铅笔、作业本发给那些贫穷的孩子，就连他离昆带去的六、七套衣服，到楚雄时送得也只剩下在身上的那套。“看到那些孩子，你会情不自禁想起为他们多做点事。”然而，面对众多的失学孩子，胡明方时常感到白己的内疚，自己的无能为力。
一年多的日日夜夜，胡明方品尝了人生的酸甜苦辣，也忍受了一些人对他的种种不理解。他曾被人当成“盲流”推销员甚至“骗子”而被拒之门外，遭过白眼。然而，更多感受到的，还是人们的善良与友爱。
在边境一线，边防哨所的武警官兵为他让铺让饭，为他开证明；火塘边、茅草屋，素不相识的老乡把他迎到家，端上平日舍不得吃的米饭、腊肉。在景洪宾馆，赶了几天路程的他疲惫地靠在大堂沙发上，请求住一夜，经理慷慨地打开标准客房，免费让他愿吃住几天，就吃住几天，所到之处畅通无阻。在中甸，东竹林寺喇嘛仲巴白马塔清为他的精神所感动，赠言：“尊敬的远方朋友胡明方，我只有一个目的，希望推动我们古老的民族走向新的文明。”并为他在藏区活动方便开具了藏文“路条”，许多藏胞向他献上了洁白的“哈达”；在澜沧县，曾当过小学老师的县百货公司经理杨新华为他的行为所感动，除捐赠给“希望工程”一笔款项外，硬塞了一百元钱在他手中让他买点营养品。第二天，他把这一百元汇寄给了“希望工程”办公室；4月底，当他翻越白茫雪山风雪娅口到达奔子栏乡时，闻讯的几十名藏胞在风雪中等候了他4个多小时；每离开一个地方，许多孩子和各个单位的青年人都自发来为他送行。在庐水县鲁掌完小，600多小学生列队打着“叔叔祝你一路平安”的布标从山头送他到山腰1o多里外，他流下了抑制不住的眼泪……
他觉得，人们越理解他，就越显示出“希望工程”的艰巨和失学孩子“想读书”的深切呼唤。
胡明方：营销云南的普洱大使
胡明方:营销云南的普洱大使。本文是《云南信息报》2005年11月26日“风云人物”专栏文章的一篇旧文，转载的目的是希望更多的人了解到，普洱茶能有今天的繁华，他（胡明方）功不可没。
他出身寒门，饿过肚子，却大笔如椽、出手不凡，组织援建了十几所“希望小学“；
他为人谦和，说话礼貌，却“喜新厌旧”、一举出位，颠覆了中国茶界的传统外宣模式。
他就是云南省青年联合会常委、首届“马帮茶道·瑞贡京城”普洱茶文化北京行组委会执行主席兼秘书长胡明方。
我对胡明方印象深刻。第一眼见他的时候，惊诧的是他的年青，距想像中那位布阵马帮八千里长征、誉享京华的“总指挥”天差地远；第二眼见他的时候，暗叹的是他的精明，和报道中那位慷慨仗义、满腔热忱地捐建了十几所希望小学的“慈善家”似乎毫不沾边；第三眼见他的时候，赏心的是他的质朴，与相传中那位春风得意、长袖善舞的“策划师”简直南辕北辙。
有人说，在交通高度发达的今天，用马这样的“交通工具”驮茶进京，是场代价高昂的“文化秀”。对此，胡明方非但不气恼，还“呵呵”地笑了：云南这支由120匹骡马、6位马锅头、37位赶马人组成的独特的大马帮，在跨过长江、黄河，翻越哀牢山、乌蒙、秦岭、太行山，穿越6个省市，用脚丈量祖国的名山大川的同时，不仅掀起了此起彼伏的“云南热”、“普洱茶热”，使茶马文化、云南影响从南到北淋漓尽致地传播到首都北京，而且一路义拍义卖筹得善款416万元，在云南的贡山、宁蒗、勐腊、腾冲、施甸、墨江以及四川、陕西、山西、河北建起众多所“马帮茶道希望小学”——如果谁能将文化也“秀”得如此果实饱满、金光灿烂，那么，我们希望这样的“文化秀”风起云涌、层出不穷。
回首168天的“八千里路云和月”，胡明方感慨万千又不胜唏嘘。这些分别来自彝、藏、傈僳、怒、布朗、哈尼、佤、普米、纳西、汉11个民族（另有一位摩梭人）的赶马人，在分别由贡山、宁蒗、施甸、腾冲、思茅、版纳等地赶到正式出发地——普洱之前，就遇到过泥石流的突然阻隔，罕见雪灾造成的雪崩塌方，穿越无人区迷失方向。在5月1日从普洱汇合出发，跨过六省市的80多个县市，10月18日抵达北京的历程中，他们又面临过暴雨突降、河水猛涨带来的马队几乎全军覆没，马帮遭遇火车受惊的四处狂奔乱跑，意外车祸导致的同伴战友的遇难身亡-----
与此同时，这支由多民族兄弟组成的云南大马帮，也以其千难万险不回头的特有毅力，深深感动了中国：在四川广元，进城马帮受到了上万市民的夹道欢迎和众多骑着摩托车、自行车的年青市民的十里相送；在川陕交界的剑门关，几百名群众拿着摄像机、照相机早早等候着马帮的到来，要拍下“雄关漫道”的珍贵镜头；在陕西周至，一位当地老大爷从很远的家里拉出一条电线到马帮驻地，为马帮通宵照明；在山西，被称为“中国儒商第一园”的常家庄园邀请马帮入园共度中秋佳节，五台山各大寺庙的主持集中为云南大马帮举行祈福法会，祝愿马帮平安进京；在北京，北京市民不仅打出了“北京人民欢迎云南大马帮”的巨大条幅，而且为每一位赶马人送来了温暖的新棉被和情意绵绵的保暖内衣，《人民日报》、新华社、中新社、中央电视台、《北京晚报》、《成都晚报》、《西安晚报》、香港《文汇报》、泰国《世界时报》等众多中央媒体、埠外媒体更是纷纷以显著位置报道云南“重走，再现历史盛事，一路播散爱心，为和谐社会出力”的这一壮举。
西安著名策划人贾宇虹评价道：这是一次文化包装产业的一例经典策划。她说：云南大马帮的这次远征，“像一座移动的博物馆，象播种机，象扬声器，把云南的资源淋漓尽致地传播到省外”。
而在胡明方看来，这只是一个初步尝试，如何把老祖宗留下的魂宝发扬光大，让饱含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的茶品牌能真正地走向中国，使1200多万茶农早日脱贫致富，不仅是他，也是每一个云南人都应进一步深深思考的问题。
胡明方告诉记者，他的理想是能够成为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人。12年前，他的最大愿望是建一所“希望小学”，为此，他曾历时15个月，骑着自行车跑遍了云南的120多个县，磨破嘴皮“化缘”到了一所“希望小学”。如今，“马帮茶道·瑞贡京城”活动的义卖捐献，又能援建起十几所希望小学。胡明方说，既然和普洱茶结了缘，他的今后道路，注定与此相系：“不做则已，要做，就做独创的。下一步，我准备再策划一个‘挑担茶叶上北京’活动，让我们云南的普洱茶，在‘北京奥运’上风风光光，吸引全球的目光。”
吴明宪，厦门恋上云南普洱茶
在厦门文灶附近，有一家专门经营普遍不高，利润低，搭配点茶壶，才符合经济规律，哈哈。”吴明宪打趣道。茶壶很多，但其人生里的第一个茶壶却是他永远也舍不得割爱的。那是他18岁时从一个朋友手里用400元新台币买来的，养了二十几年后，这个茶壶几乎成了他生命中的一部分。
吴明宪不仅是爱茶人，更是爱壶人。朋友们都把“养”不好的茶壶寄在他那儿，经他悉心养上一段时间后，面貌马上发生很大变化。吴先生笑着说，其实也没什么秘诀，他不过是比别人更勤快些，每次泡完茶都要耐心地把茶渣、茶水擦拭干净。
吴先生说这些话时依然一遍遍地为记者添茶，经由他的手泡出来的普洱茶仿佛更多了几分清香。透过茶香的氤氲，我突然想起了林清玄在散文里说过的：“生活就像一杯茶，大部分人的茶叶和茶具都相近，然而善泡者自能泡出更清香的滋味，而善饮者能饮到更细腻的消息。”应该还可以加上一句：“善养壶者能品味更完美的人生。”吴明宪就是个善泡、善饮、善养壶者，生活虽然平淡繁琐，但他自能泡成一杯香茗。
“千里姻缘茶来牵”
喜爱普洱茶的吴明宪在厦门惊喜地找到了另一半。他们的故事，开始在9年前的厦门。
那时，刚从台北来的吴先生和重庆女子杨艳萍在这个温馨的城市相遇，朋友聚会上，满口普洱经的他吸引了她的注意。浓郁的普洱香味，唤起了她小时候关于重庆沱茶的记忆，“直把他乡作故乡”。席间，他也觉得这个重庆妹子“很不错”。
年逾40的吴明宪告诉记者，他已过了一见钟情的年纪，他要找的是合适的另一半，而在他看来，最平常的生活才能最了解一个人。
吴明宪和杨艳萍从朋友开始做起，几个朋友一起出去玩时，他留意她的处事方式、对待朋友的态度……
在“考察期”里，吴明宪和杨艳萍做得最多的事是泡茶话仙（闽南语，聊天），他喜欢泡普洱给她喝，而她也喜欢喝他泡的茶，氤氲茶香中，两人谈天说地，越谈越投缘。就像越陈越香的普洱一样，他俩的这一泡“恋爱茶”，一泡就是5年。
2006年，他们在厦门结婚了。
婚后朋友们笑着说，这也称得上是“千里姻缘茶来牵”了。
吴明宪认为，夫妻两个人相处，最重要的是能够沟通。“若要求你的另一半和你一样，那是不可能的。人本来就是一人一种，更何况是在不同的环境里面长大的呢。”为了消弭这种“隔阂”，他们现在习惯在晚上泡上一壶普洱，相拥而坐，细品、细看。这样的平淡生活，他们甘之如饴。（薛洋、蔡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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