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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3月,受云南中国茶叶公司之邀,范和钧经香港、越南抵达昆明,公司委派他去蛮荒之地佛海,调查民情,筹建佛海茶厂。他将太太和女儿安顿在昆明后,和清华大学毕业的技师张石城一起于4月1日从昆明出发,4月3日到达大理,7日到芒市,8日抵达缅甸的腊戌,十日下午抵达仰光。途中,刚建成的滇缅公路路面开阔,并不危险,只是路况太差,车门被颠开,范和钧的上衣和钢笔被刮走,皮箱被水泥桶磨破。在仰光他与佛海茶商李拂一会合,由李带他一起于5月27日到达佛海县城猛海(即今勐海)。

那时的佛海是蛮荒边地颇为繁荣的贸易中心,很多华侨、商人、机关在这里进行着各种开发计划和实业实验。比如,1929年,周文卿、李拂一等人开办了发电公司,1933年建设厅开办农场,1936年,成立佛海简易师范,建设厅还在这里建立了樟脑加工厂。

范和钧边调查边地民情、茶情、商情,边招工,同时征地盖房,制造各种半机械制茶设备。这个过程中,佛海复兴茶庄李拂一、可以兴茶庄周文卿给了他很大帮助,他和他的工人住在李拂一家,临时车间设在李拂一家斜对门的可以兴茶庄。五月到八月,100天的时间,他共制造:

萎凋挂帘一百二十张可供五百斤生叶之萎凋

牛力大型揉茶机一架每次可容萎凋叶一百磅

手推小型揉茶机一架每次可容萎凋叶十二磅

上抽式熟风烘茶灶一座每分钟排气量达二十五立方公尺

手摇切茶机一架

无尽练式发酵塔一座

手摇滚桶一座

筛四把

这些工具都是范和钧画图,并和工人一起加工完成的。我们还可以注意到,这些工具都是为了制造红茶准备的,可见,当时的范和钧,尽管对猛海生产的藏销蘑菇头紧茶的生产工艺和销售路径、渠道以及大叶种茶的适制性作了细致的研究,但他的目标还是生产可以出口换取武器的红茶和老青砖。

范和钧于9月开始制茶。经过18天努力,共制成“白茶一种,红茶三种,绿茶二种,砖茶二种,紧茶一种,老青茶三种,合计得一千一百七十斤。”

1940年4月,范和钧第二次来到佛海。佛海茶厂的工人和傣族民工在张石城的带领下已经建起了几栋茅草房。范和钧除了任佛海茶厂厂长外,还建设佛海茶厂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经营刚刚成立的“云南全省经济委员会佛海服务社”。也就是说,他的任务是推广法币(国民党政府指定的货币),“促进农业生产,提倡农村合作,协助归国华侨开发边区,改善地方人民生活,养成做事美德”。服务社的理事都是当地政治、商业的头面人物,因此,服务社的活动,对佛海的政治、社会、金融、民生有极大的影响。

范和钧白天忙茶厂、服务社的工作,茶厂工作为9小时,晚上还要给茶叶实习所分配到茶厂工作的实习生和厂里招收的技术工人在气灯下上课,范和钧承担的课程是制茶学、机械制图、三角、几何、房屋构造等。

1940年,佛海茶厂生产红绿茶132担(每担100市斤)。以服务社名义试制藏销紧茶1000担。此时,范和钧发现,佛海生产量最大的是紧茶,把紧茶管起来才是最重要的。范和钧将工作的重点从红茶转移到普洱茶。他们借着抗战的理由,以中国茶叶公司的名义开始实行统购统销。也就是说,所有出境的茶叶必须在中茶公司佛海办事处领取出运证,同时交纳高额的平衡费。但如果将紧茶交给服务社、中茶公司联合运输,平衡费就不用交了。因此,当时的中小茶商纷纷将茶叶售与范和钧领导的佛海服务社,加入紧茶联合运销的大军,由服务社的人将这些紧茶通过缅甸、印度运抵印藏交界处的市场葛伦堡,再由藏族商人运进西藏。

1941年中茶联运收购紧茶达12000担(每担120市斤左右)。同时,他们向易武同昌黄记花茶庄订购七子圆茶400担,这400担茶因为合同价格较低,同昌号并未用心加工,最终只能以一个较低的价格在缅甸脱手,经泰国销往南洋和香港。

这一年,他还收购了六大茶山的散茶原料运给昆明云南中茶公司下属的复兴茶厂生产普洱“福禄寿喜”方茶。这些茶收齐后,他按照绿茶思维,认为水分过高,进行了烘焙,结果,装在麻袋里的毛茶在马背颠簸一个月后,到达昆明时齑碎严重,不得不降等生产。复兴茶厂事后总结说:“佛海茶厂前后运来之普洱散茶,品质原属优良,复经该厂粗加筛拣,原料亦尚简净。惟以付运时用麻袋包装,柔软不耐搬运,经十数日长途马驮,整茶多被揉成碎末,损失殊重。复以该项原料,曾经该厂重为烘焙,水分过干,致压制方茶时缺乏黏性,而茶即支离易散,色泽亦复红暗,显呈枯涩,影响成品外观甚巨。为谋运输损失,保持成品色泽起见,嗣后购运是项原料,可即将原山毛茶用实篾竹篮装运。”

在推行法币和收购紧茶的过程中,权利和斗争一直伴随着范和钧。他与抵制联运的跨国大茶号“洪记”、“恒盛公”以及云南财政厅下属“思普企业局”、等谈谈打打,与佛海县长、南峤(亦在今勐海县境内)县长、当地土司争斗不断,还要提防服务社董事李拂一的消极,傅孟康、梁县长的贪婪,以及边地瘴气的肆虐。然而这一切并不使他疲惫,反倒是来自中茶公司上层、云南省经委会的怀疑令他郁闷,它要不停地为自己辩护。

范和钧制唐伯虎稿款彩刻漆仕女

1942年,他又收购紧茶一万余担,由于日军攻入缅甸,他们抢运了数千担紧茶到印度以后,就将留在印度、缅甸的员工撤回佛海,两千余担未运走的茶留在缅甸景栋,三千余担在佛海分散到参加联运的十余个茶庄,这样即使被日机轰炸,也不会一次全部损失。

1942年十月,佛海茶厂已有相当规模:“厂地面积四十亩弱,厂房面积3521平方公尺,厂内有四公尺宽的车路,约一里路旁遍栽樱桃树苗已有半公尺高,有放牧牛马的草地,猪厩及蔬菜园。

有茶叶初制精制与工程之部门,精制部有切茶机、杆分机、拣梗分级机、飘扬机。工程部分有车床、钻床、冲床等简单机械,零件修配均能自造,泥工股木工股能自造厂房家俱及钢骨水泥工程等,电机股供给全厂灯光设备及制茶动力。”

1942年11月,除留三个员工在佛海茶厂留守外,范和钧带着茶厂的大部分员工经思茅撤回昆明。机器、厂房留在勐海,一直到1950年,每年留守人员刀国栋、周光泽等还少量制作茶叶,维持开销,直到被解放军接管。

延伸阅读

陈纳德与范和钧——我们心中共同的抗战英雄


峥嵘岁月英雄史诗1940,已经到了关乎中华民族继绝存亡的紧要关头。一边,曾留学法国巴黎的范和钧先生,穿越大半个中国,筚路蓝缕,来到云南佛海(勐海旧称),开办茶厂为抗战争取外汇支援;一边,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指挥官陈纳德在美国招募的空军、地勤志愿人员化装成各种身份,分别到洛杉矶和旧金山两地集合,乘船横渡太平洋前往远东,到达云南昆明为中国提供空军支援。两个素未平生的人,在中国同一块土地上开始了他们的征程,一个在后方,一个在前线,共同演绎出峥嵘岁月里的英雄史诗。

陈纳德——为世界和平而战的飞虎英雄克莱尔·李·陈纳德(ClaireLeeChennault)1893年9月3日出生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小农场主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陈纳德进入印第安纳州·本杰明·哈里逊堡的军官学校受训。3个月后,成为预备役中尉转入陆军通信兵航空处。1918年秋,陈纳德到长岛米契尔机场担任第46战斗机队的副官,他利用工作之余学习飞行,克服了许多困难和阻力,终于掌握了飞行技术,并且在1920年得到飞行员职位,从而转入正式飞行,与蓝天结下了不解之缘。

陈纳德技术精湛,但在美国的从政之路却非常坎坷,当他的战友都荣膺校官,他46岁的肩上还扛着尉官的徽牌。1937年4月,他的上司命他以上尉军衔退役。而此时,他的好友霍勃鲁克从中国来信,问他是否愿意来华任职,他答应了。4月初,他从旧金山启程来到了中国,开始了在中国的辉煌战斗历程。

1937年6月3日,宋美龄任命他为中国国民党空军顾问,帮助建立中国国民党空军。1941年,陈纳德接受国民党政府的委托,前往美国招募飞行员支援中国空战。罗斯福政府当时已准备对轴心国开战,故给予暗中支持,陈纳德以私人机构名义,重金招募美军飞行员和机械师,以平民身份参战。1941年8月1日,蒋介石发布命令,正式成立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任命“陈纳德上校为该大队指挥员”。1942年2月3日,宋美龄致电陈纳德,要他出任驻华空军指挥官,军衔升为准将。陈纳德从一个鲜为人知的退役陆军航空上尉,一跃成为世界各国的新闻人物。在美国,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各个战场上的消息都不佳,战争正处于黑暗的时刻。这时突然冒出陈纳德带领一小批非正规军取得辉煌胜利的消息,立即引起美国人的轰动和兴奋,陈纳德顷刻之间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英雄,获得“飞虎将军”的美称。1943年3月10日,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转变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陈纳德担任少将司令。同年7月25日陈纳德受聘为中国国民党空军参谋长。1943年10月中美空军混合联队组成并投入战斗,陈纳德任指挥。自1937年来到中国,到1945年8月8日离开中国,陈纳德在中国生活了8年2个月零8天,与他的飞虎队一起与中国八年抗战结下不解之缘,并在中国收获了与中央通讯社女记者陈香梅的传奇爱情。

1958年7月18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和美国国会批准晋升陈纳德为中将。同年7月27日,陈纳德逝世。美国国防部以最隆重的军礼将其安葬于华盛顿阿灵顿军人公墓。他的墓碑正面是英文墓志铭,镌刻着他所获得的各种奖章;背面是用中文写的“陈纳德将军之墓”,这是阿灵顿公墓中唯一的中文文字。

范和钧——国茶典范)是国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抗日风云中诞生,在日机的轰炸中撤离,为时虽然短暂,但它以高起点、高格局开创了国家大宗机器制茶的先河。范和均先生和他的“战友们”在乱世之中给中国茶业留下了一笔巨大的技术财富和精神财富,也赋予了此后的大益品牌一抹亮丽的殷红底色。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古往今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拯救国家民族于水火,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真理,为了创造自由幸福的生活,赴汤蹈火、视死如归。无论是战场前线的指挥官陈纳德,还是大后方建设茶厂的范和钧,他们都曾用这样的精神为中国抗战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今年大益主办V70中国不会忘记——中美抗战英雄纪念系列活动,特别推出“中美抗战英雄纪念茶”,以茶人特有的方式让更多人铭记他们的功勋,为这些不分国界的中华民族的英雄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怀念!

读普洱茶史,除了范和钧、李拂一、冯绍裘他也应该被记住


读云南普洱茶发展史,“沱茶鼻祖”严子珍、“漆器匠人”范和钧、“滇红之父”冯绍裘,相信大家已都耳熟能详,李拂一、唐庆阳也一再听人提过,甚至鲜为人知的留学国外学茶的第一人朱文精,也逐渐为大家知晓。

还有一个人却很特殊,每一部记载普洱茶历史的书中,都有他的身影闪现,似乎每一个普洱茶发展关键时期,他都会适时出来,正如某些影视片中的配角,戏份不多却缺他不可,生平不详却令人印象深刻,他是谁?

回族实业家白亮成先生

如果我说他叫白亮成,你可能还是发懵,不卖关子了,他还叫白耀明!那个在勐海南糯山最早建茶厂的白耀明,还不清楚?好吧,他还有一个名字,白孟愚,是的就是那个与范和钧和佛海茶厂斗智斗勇的白孟愚!

白耀明,字亮诚(成),号孟愚、莲父。史书中毫无例外地用其号“孟愚”,故知亮成者甚少,又佛海茶厂创办期间,白亮成在与中茶派的范和钧矛盾颇多,似乎是个与“正面形象”的佛海茶厂“作对”的人,故很少有对其生平资料详尽介绍的。

白亮成,号孟愚

在云南普洱茶的发展过程中,沙甸回族白亮成是一个值得一提的人物。

白亮成生于1893年,37岁时在云南省财政厅担任保护财产的专员,相当于特殊押运的保安经理。1932年,云南省政府派遣白亮成到普洱、思茅、车里、佛海、南峭一带办理税务。其间,他发现车里、佛海、南峤3县大片平坝土地肥沃,雨量充沛,资源丰富,但当地民众的生活极度贫困。白亮成深感大力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生产之必要,开发边地的志向和决心也更坚定了。

当时云南思普区茶业试验场出品机制绿茶茶标

1936年,白亮成先后到宁夏、甘肃、陕西、湖北、湖南、江西等地进行考察。之后,他又辗转去了日本,学习茶叶以及其他农作物栽培加工技术。(早在1913年,其前辈朱文精等便已派去日本,成为第一批国外学茶的留学生)

1938年,云南省财政厅采纳了白亮成的建议,建立了云南思普区茶业试验场。云南省政府以财政厅名义投资筹建“云南省思普地区茶业试验场”,并聘请白亮成出任场长。在先生主持下,当年元月建成南峤第一分场,四月又建成南糯山第二分厂,选购国内优良茶种,采用科学技术栽培、管理,以试验开发更为优质的茶叶产品。(1919年,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朱文精、陈洪畴等人在省政府支持下,建成茶叶实习所和茶叶试验场,十多年的茶叶实习所和茶叶实验场似乎没有做出什么成绩。这也导致后来云南省地方政府制茶的重心转到了和中茶公司共同成立的云南中茶公司。)

南糯山茶叶种植场旧址

1940年,佛海总场成立,白先生又在南糯山茶园中心区,建立制茶厂,从印度引进制茶机,推行机械制茶工艺。后又从沪杭聘来10几名高级技师,制出红、绿茶质优价廉,客商纷纷前来订货,长期供不应求。1942年,思普区茶业试验场划归云南省企业局,改称“思普企业局”,白任总办。原一分场改称安峤农场,二分场改称南糯山茶叶种植场。并新建了樟脑培植场和志安纺织厂,白兼任纺织厂厂长。白亮成为代表的“云茶派”,继承了朱文精等前辈复兴云南茶业的使命,以南糯山茶场为基础,成为与范和钧为代表的“中茶派”分庭抗礼的中坚人物。

佛海茶厂的创建人和第一任厂长范和钧

此时的南糯山用科学方法栽培茶树10万株,有厂房500平方米,住房700平方米,揉茶机大小各1部、烘茶机1部、切茶机1部、分筛机1部,年产机制茶2000担左右。还设立了职工医院,开辟了球场、娱乐场等文体活动设施,丰富职工生活。其间,白亮成研发的红茶行销欧美国家。尽管白亮成不是第一个在云南生产红茶的人,但他却为后来的勐海茶厂的红茶生产以及普洱茶的广为传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正值思普企业局兴旺、发达之际,日本侵略军自缅甸进犯中国边境。国难当头,白亮成又致力于抗日救亡运动。他在车里成立接待站,赶造木筏50多条,供归国侨胞抢渡,使众多华侨平安回国。他还组织茶厂游击纵队,配合九十三师防守边境。

由于战争原因,思普企业局经营一直不善,处在一种勉力维持的状态。1946年5月,企业局已欠薪数月,白亮成请求辞职。1948年,白亮成离开勐海,侨居缅甸。

1939年——1942年中茶公司的范和钧等筹建创办佛海茶厂,其间和南糯山茶场以及佛海20多家茶庄利益相冲矛盾重重,范和钧以一己之力,力战群雄,后经中央采取强硬措施,决定全国茶叶均由中茶公司统一领导,统购统销,这场白亮成和范和钧的矛盾,地方派和中茶派的争斗,以中茶公司获胜而告终。但乱世年代没有赢家,也是战争原因,佛海茶厂不能正常生产,1942年11月,范和钧黯然离开勐海。

老勐海茶厂

解放后,南糯山制茶厂划归今天的勐海茶厂经营,试验场之名称与隶属关系则在多次变动以后,最终于1979正式改名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

现代勐海茶厂

白亮成生逢乱世,却热心实业,力助桑梓,对云南现代茶业的开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和朱文精、范和钧一样,不应该被忘记。正如西双版纳“终身州长”召存信所言:“回族实业家、教育家、学者白亮成代表云南省政府开发茶叶以及推行海外贸易。纵观数百年来普洱茶的历程,毫不夸张地说,普洱茶品牌在国际上之所以能够打响,回族人功不可没。”

佛海茶厂(今勐海茶厂)厂长范和钧和清华大学技师张石城在缅甸的日子


仰光原称大衮(Dagon),只是一个很小的城镇,主要以瑞光大金塔(ShwedagonPagoda)而闻名。直到一七五五年国王Alaungpaya赐名后才改称“仰光”。一八八五年缅甸成为英国的属地,英国人把缅甸的首都从曼德勒(Mandalay)移到了仰光。

范和钧和张石城在仰光期间去瞻仰了瑞光大金塔。瑞光大金塔耸立在仰光的新固德拉山岗上。缅甸人把它奉为佛教圣地,视为民族的骄傲。这座大金塔的历史比仰光城更为悠久,与印度尼西亚的波罗浮屠塔、柬埔寨的吴哥窟齐名。阳光明媚的时候走在大金塔周围,人们常常会被强烈的金光刺得睁不开眼。人们都要赤脚行走,以示对佛的虔诚。塔顶宝伞上则悬挂着1065个金铃和420个银铃,塔顶上的钻球镶嵌着5449粒钻石和2317颗红蓝宝石。经历2500多年风雨沧桑后,瑞光大金塔仍旧金碧辉煌,气势恢宏。1939年初,随着祖国抗战形势的恶化,沦陷区不断扩大,激起了侨胞的愤怒,缅甸华侨组织了“叱咤合唱团”,加强宣传抗日救国。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前进。

他们编辑出版《叱咤歌曲集》(当时驻缅甸总领事荣宝澄为歌集题写了书名),收集了冼星海等创作的抗战歌曲数十首,分发给缅甸各地的华侨学校和社团。1939年3月底,首次在仰光郊区“柔美里虎”(银禧大厦)举行的赞助中国红十字会救济祖国灾民的晚会上,“叱咤合唱团”演唱了冼星海的《流民三千万》、聂耳的《告别南洋》、黄自的《旗正飘飘》等抗日歌曲,博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日寇侵占厦门鼓浪屿后,矛头对着华南的广东和港澳,激起南洋侨胞的更大的爱国热忱,纷纷起来抵制日货,捐资支持祖国抗战。

在一些爱国侨领和进步人士的牵头和广大爱国侨胞的支持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的热潮。他们利用“一二八”“九一八”“七七”“八一三”“五四”“一二九”等纪念日,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活动。在缅甸首都仰光,店员与青年学生发起“义卖募捐”活动。长蛇似的游行队伍,推着装满从各商店募捐来的日用品的大车子,沿街歌唱叫卖,挨家挨户劝捐。不仅爱国侨胞踊跃捐献,连同情我国抗日的缅人、印人、欧洲人都纷纷解囊相助。

范和钧和张石城在仰光,深切感受了海外高涨的抗日氛围。一晃已一个星期,还未见到李拂一。3月23日,李拂一已知道范、张二人赴仰光,那么他此时在干嘛?原来,天有不测风云,李拂一公司的800余包藏销紧茶在印度加尔各答遭受大火焚毁了。不得不继续留印度处理后事。

4月17日,范、张二人将一星期来在仰光了解到的情况向郑鹤春作了汇报。这是一封很重要的电报,为了便于理解在忠于原意的基础上笔者在文字上略作了调整。“李拂一兄在加尔各答的茶遇火焚毁了八佰余包现在没法回仰光了。我和张石城只得于19日下午偕佛海李县长的公子和华侨数人先行启程。佛海半开银币听说已与法币同价,推行法币事闻一度实行,但后来缪云台行长松软故未能实行。且反将纸币的价格降低了。

在此期间,我们与佛海茶商多次了解预计今后的佛海茶叶经营会有数项困难:1、资本要真银子,纸张没用。2、摆夷生活简单知足,不求厚利,无法改进采摘。3、劳工缺乏。……大规模生产今年万难办到。现距雨季已仅半月,故在此地先购置若干钢板、铁管、铜钢等代往佛海,自制各种采烘筛简单机械,不管任何环境,今年总要做些红茶、绿茶、白茶拿到市面上试试看。

确定了佛茶的地位、市場价格,雨季後再来详细规划。如同意请汇5000元国币来。此乃谨慎从事之办法。如果云南省府有决心办理佛茶之魄力我们边筹备边生产也可以……。”人虽未到佛海,但他已决心要在佛海大干一番了,在国家危难之际范和钧决心在边城小镇用制茶来支持抗战,这样的精神是值得敬佩的。同时他也触及到了佛海茶叶制销的核心即:“资本要真银子,纸张没用。”

虽然他后来费尽心血推行纸币,但他始终未料到一场纸币风暴险将他吞没。这是后话。佛海李县长的公子找到了范和钧和张石城,范张准备随李公子赶赴佛海时,事情又发生了变化。原来李拂一在4月20日上午到了仰光。李拂一先生向范和钧详细介绍了佛海全面情况,范和钧收益颇大。1939年4月20日,是范和钧和李拂一第一次会面。从此他们人生的一段经历就与佛海茶厂、佛海服务社交织在了一起。李拂一更未料到他竟伴随佛海茶厂的兴衰走完了全程,比范和钧走得更长,走得更远!

普洱茶喝出文艺女神范儿


这些年的汤唯,比起《色戒》刚出来的时候,眉宇间多了一种看透世事的淡定,是那种见过大场面的难得的从容,还有少女般纯净的眼神。她已经学会冷静地接受生活的变化,并从中体会五味杂陈,痛快地演电影对她来说,就是最好的解压方式。为此,很多粉丝送给她一个雅号"文艺女神"。

文艺女神是怎么练出来的?

汤唯是宅女一个,而且还很文艺范儿。如果不拍戏,她宁愿在家里看书,憧憬那种田园式的生活,自己种菜,躺在椅子上边晒太阳边看书,过早睡早起的生活。“我从小看着我爸爸的画长大的,被他画里面的古山古水熏陶。我很喜欢这些中国几千年的国画意蕴。”有时,她也会一边喝普洱茶,一边读《诗经》。普洱茶醇香,温和,而且诸如养胃、降脂、降压、抗衰老等众多有益身体的功效。闲暇泡一杯云南的普洱茶,读着诗经里的风花雪月、白露桃花、秋水伊人,彷佛自己也穿越千年,回到两千多年前那个魂牵梦萦的时代。也许是因为她生活中处处皆文艺,所以造就了她文艺女神的气质。

汤唯相信女人一定要拥有健康规律的生活,才能保养好自己的身体,保持最佳状态。“你一定要真正地去感受生活,感受身边每个人对你的爱、恨,这样的女人才动人。”遇到困境的时候,她什么都不去想,只过自己喜欢的生活,然后做自己喜欢的事,见自己想见的人。这是个聪明的女人,热爱生活,关心每个小细节,慢慢体会人生中的喜怒哀乐。最难得的是,她懂得只取走自己需要的部分,其余的统统排斥在外。这种生活智慧让她获得平静,一直保持着单纯真实的心境。此外,她还有一个私人习惯就是在临睡前做数学,从简单到中等难度,再到超级难,做完以后心就可以完全平静,睡得安宁。

汤唯笑称自己喜欢专注,“做饭就好好做饭,擦地板时就一心一意擦地板,其它的事暂时都不考虑。”面对人生的一道道难题,她自己的解决之道简单而有效。做演员之前,她学过播音、做过编导、排练过话剧、当过职业模特,还是一个不俗的画家和羽毛球运动员……这源于她的好奇心,对任何事物都感兴趣。她觉得除了外表的漂亮外,内在的涵养也很重要。读过的书、品过的茶,会成为充实内心的养料,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应该聆听自己心里的声音,这样才能善待与呵护自己。徒具表面的美丽并不持久,要连内在也引人入胜才可以。

民国茶范:鲁迅的香烟、酒局和茶生活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识者以为“就只这几句,已是使我认知天才之迸发,骤尔不可方物。“弃医从文的鲁迅在文字上表现出了某种天才性,但从他日记中每年的“书帐”来看,他是下了大功夫的。

(鲁迅一生唯一大笑的照片,1936年摄,同年,鲁迅去世)

1837年8月31日,爱默生发表了一场著名的演讲——《美国学者》,这是一篇彰显人的价值,正视美国自信心的演讲;1934年9月25日,鲁迅写出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吗》,着力鼓舞民族自信心。1936年,鲁迅逝世,从10月20日到21日,有一万多人自发前去瞻仰他的遗容,其棺木上覆有一面长方形旗,上书“民族魂”三字。毛泽东曾经这样评价他:“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个评价一直有某种延续性,在我上学的年代里,在不同老师的口中一再重复,在不同的类型的文章中被作为最后的堡垒。

鲁迅《自嘲》手迹

鲁迅常常被形容成“横眉冷对”,但在日常生活中,他做事十分仔细认真,总是把家里的东西收拾得井井有条,他与人交际,折借钱财,互赠礼物,婚丧嫁娶,礼上往来,一样不少,吃喝娱乐,他也有自己的玩法,有时,还与人开一些精致的玩笑。鲁迅自己就说:“譬如勇士,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喜欢吃零食,经常去一些的固定的商场买饼,别人也经常送他食物。鲁迅爱看电影,当时上映的好多大片他都看过,比如《美人心》《金银岛》。他对美术也有自己的理解,对中国现代木刻贡献很大。

一、抽烟是鲁迅的标志性生活

鲁迅一生,烟、酒、茶都有涉足,他习惯于晚上工作,白天睡觉,晚上工作,写作之时,常常以烟相伴,周海婴后来在《我与鲁迅七十年》一书中回忆了这样的情景:“父亲睡在床外侧,床头凳子上有一个瓷杯,水中浸着他的假牙。瓷杯旁放着香烟,还有象牙烟嘴。我自知对他的健康帮不了什么,但总想到尽点微力,让他一展容颜,也算是一点安慰。于是轻轻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细心地插进被熏得又焦又黄的烟嘴里面,放到他醒来以后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后悄然离去。”

海婴与鲁迅,一岁与五十,1930年摄于上海

曹聚仁在《鲁迅评传》中也说到:替鲁迅作生活标志的是烟。他是烟不离手的人,一面与人笑谈,一面烟雾弥漫。工作越忙,烟也抽得越多。每天总在五十支左右。说到他平素喜欢的烟品牌,有“品海牌”、“黑猫牌”和“红锡包”,而对于抽烟这件事,鲁迅有自己的理论,他说:“我吸烟虽是吸得多,却是并不吞到到肚子里去的。”

53岁寿辰全家合影,1933年

二、“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

鲁迅一生职业,大多与教育有关,不是在教育部任职,就是在大学教书。那时,朋友来了,朋友去了,同事和同事的亲人结婚了,家里的老人去世了,部里领导开心了,都有饭局,饭局和酒局本来就是连在一起的。鲁迅赴过陕西省长兼督军刘镇华的宴会,参加过泰戈尔访华期间在北京举行的生日宴会。和其他普通人一样,鲁迅参加的数量众多的宴会多是同事及友人间的日常聚会:

“晚李仲侃招饮于颐乡斋,赴之,同席为王云衢、潘企莘、宋子佩及其子舒、仲侃及其子。”

“午后胡适之至部,晚同至东安市场一行,又往东兴楼应郁达夫招饮,酒半即归。”

“晚张凤举招饮于广和居,同席为泽村助教黎君、马叔平、沈君默、坚士、徐耀辰。”

“晚子佩招饮于宣南春,与季市同往,坐中有冯稷家、邵次公、潘企莘、董秋芳及朱、吴两君。”

“荆有麟邀午餐于中兴楼,午前赴之,坐中有绥理绥夫、项拙、胡崇轩、孙伏园。”

这样的饭局、酒局,鲁迅的日记(1912.5.5—1936.10.18)中多有记载,偶尔他也会拒绝一些宴会邀请。鲁迅去商店买日常生活用品时,也买酒和茶,旁人也多送他这些随手礼。饭局、酒局中同坐者,可以列一个长长的名单,其中不乏各有专长的名人,比如胡适,许寿裳,齐寿山,林语堂,周作人,郁达夫,台静农......;喝过的酒则有越酒,汾酒,啤酒,威士忌、葡萄酒,薄荷酒,苦南酒,杨梅烧酒......。群聚之外,也有独饮的情形,也大醉过:“夜失眠,尽酒一瓶”;“午后盛热,饮苦南酒而睡”;“夜买酒并邀长虹、培良、有麟共饮,大醉”。

鲁迅在北京时居住的八道湾寓所

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四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原本是与周作人等一家人在一起吃饭,最后变成鲁迅一个人自己吃饭。同年七月十九日,周作人给鲁迅写了一封信:

“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这是一段著名的公案,有不少解释,周海婴对这段往事写有专门的回忆文章,读来颇让人心酸。回想当初,鲁迅在八道湾买了房子,母亲,朱安,周作人夫妇,周健人夫妇,全部住在一起。周作人、周健人既是亲兄弟,又是连襟,两人的老婆同是亲姐妹,又是妯娌(周健人后来娶妻王蕴如)。收到周作人绝交信以后,鲁迅就另择居所,搬离八道湾,最后一次在日记中提到“二弟”二字是一九二三年七月三日,此外,终鲁迅一生,日记中不再出现“二弟”二字,只称“启孟”。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一日,(鲁迅)“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左上至右下:胡适;郑振铎;丁玲;梁实秋;闻一多;张爱玲;鲁迅;老舍;茅盾;台静农;萧红;曹禺;郁达夫;傅斯年;张恨水;巴金;这群人中很多人都与鲁迅有交集。

近人胡因梦与名作家李敖离婚后,说过一段有名的话:同在一个屋檐下久了,英雄不是英雄,美人也不是美人。哪些当年与鲁迅一起吃饭喝酒的人,各自散落在历史的烟云之中。鲁迅写过小说《在酒楼上》,那种无意间的酒楼相逢,展现出来却是不同时期知识份子的精神面貌:“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我这时又忽地想到这里积雪的滋润,著物不去,晶莹有光,不比朔雪的粉一般干,大风一吹,便飞得满空如烟雾。……”

左图:1948年,周作人赴法庭受审;右图:1948年,胡适与中央研究院院士合影

三、鲁迅的茶生活

如今,在某些单位工作或经常看新闻的人,对“茶话会”这词再熟悉不过了。他们不是经常开茶话会,就是经常看别人开茶话会,比如年终总结,学术讨论,文艺座谈,招待外宾,新年团拜,凡春节、新年、国庆节、中秋节等等重要节日,开个茶话会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党、政府、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各种协会,大伙儿聚一聚,喝喝茶,聊一聊,谈一谈,感情增加了,思想也交流了,一团和气,其乐融融。

茶话会是一个传统,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礼仪活动,有人认为这是对传统礼仪成功改革的典范。其实,从源头来看,它从茶俗演变而来。唐代,新茶采制之后,佛门有“禅庭一雨后,莲界万花中。时节流芳暮,人天此会同”的例会;文人常以茶会友,朋友聚会时,常饮茶清谈,交流思想,增进情感。旧时商人在固定茶楼上谈生意,也举行茶话会。后来演变为社交性集会,适应面和使用阶层更加广泛。其中,以国家级茶话会和招待外宾的茶话会的程式设计最为严谨,流程也相对固定化。

鲁迅在北京时,经常参加单位组织的茶话会,大略是工作需要,他更多与朋友在外面喝茶。以1924年为例,他的茶生活如下:一月十七日,“往鼎香村买茗二斤,二元”;四月十三日,“上午至中山公园四宜轩。遇玄同,遂茗谈至晚归”;五月二日,“下午往中央公园饮茗,并观中日绘画展览会”;五月六日,“晚买茗一斤,一元;酒酿一盆,一角”;五月十一日,“往晨报馆访孙伏园,坐至下午,同往公园啜茗,遇邓以蛰、李宗武诸君,谈良久,逮夜乃归”;五月二十叁日,“往中央公园饮茗并食馒首”;五月三十日,“遇许饮文,邀之到中央公园饮茗”;五月三十一日,“下午往鼎香村买茗二斤,二元。”在广州时,他和朋友常去陶陶居、陆园、北园等茶居喝茶,还说“广州的茶清香可口,一杯在手,可以和朋友作半日谈”。

鲁迅喜欢喝龙井。有一次,林语堂去找鲁迅,没遇到,留下两盒红茶。那个年代,有名的火腿叫茶腿,据说是用茶叶熏的,鲁迅就曾经收到过,也买了送人。在他的礼品单中,还有普洱茶膏。清人赵学敏著《本草纲目拾遗》云: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在那个年代,显得十珍贵,有资料显示,鲁迅珍藏的这批普洱茶膏,有一部分在2004年曾高价拍卖。

蒙顿复刻版清代宫廷普洱茶膏

鲁迅不但自己喝茶,还叶,一次多达十斤二十斤。

周海婴与母亲,时年近十岁,摄于1939年

内山完造后来撰文回忆上海生活时,谈到他与鲁迅一次聊天,说的是对茶叶源流的一些看法:某日与鲁迅先生聊起了茶,我听说日本的薄茶(日本抹茶的一种)沿用了中国唐代的饮用方法,但日本后来的形式和做法更烦琐,而远流洲的茶庭、千利休的茶室以及丰臣秀吉的黄金茶室、茶具更是后来的事。

四、鲁迅的世界

我上学的时候,正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的时代,正是《论雷峰塔的倒掉》《为了忘却的记念》、《拿来主义》《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的时代,正是《阿Q正传》《狂人日记》、《孔乙己》《社戏》、《故乡》《药》《祝福》的时代……那时,老师们会让你分析鲁迅在某段文字中为啥要用某个词,段落大意是什么,现在想来,不免滑稽,支离破碎无助于你理解整体上的鲁迅。

三味书屋内景

作为文体家的鲁迅,其小说,杂文,散文,旧体诗,故事新编就放在那里,随时都可以进入阅读和比较;作为精神偶像的鲁迅,常常因为解构的多样化,今天反而呈现出一种被稀释后的模糊状态;作为象征人物的鲁迅,"他为真理而战,为正义,为民族,为轩辕(中国)而奋斗不息";作为被解读的鲁迅,许寿裳,许广平,周海婴,毛泽东,曹聚仁,李长之,朱正,钱理群,邵燕祥,孔庆东,陈丹青都有自己的“鲁迅”。

每一时代的人进入“鲁迅”的路径都不一样,有些是他的亲人、密友和同时代的旁观者的看法,有些是强大的时代裹挟,有些是政治正确,有些是因袭别人的意见,有些则是时间的沉淀,有些是传播媒介的变化和传播语码的交织嬗变。诗人帕兹说:不是记忆牢记住了过去,是过去返回身来寻找到了记忆。每一代人重返鲁迅时代的现场,再看看我们这个时代,今人当然不会像阿Q一样,要跟吴妈直接诉求“困觉”,他们只做不说,或者更复杂的戏码已经上演或者即将上演。狂人和阿Q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有时是狂人,有时是阿Q,一个代表希望,一个代表绝望,一个是前进的,一个是滞后的。因为我们正是从历中走来的,伴随着历史环境、历史结构和历史语码的变迁。

鲁迅著作

鲁迅的弃医从文,表面上是职业上的转换,实际上,他何尝不是以一颗医生的心在文化的病床上进行解剖。中国文学的传统,实是比史学更早,而鲁迅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他在历史和文学叙事中,首先关注的是人,阿Q的超级符号化和狂人的力图写实性,无不指向编年的历史。在今天,我们依然面对这样的巨大文化困境:一方面,我们要为传统文化在今天的传承寻找到合法性;另一方面,我们要站在反传统文化的角度来审视传统文化,以期重塑它正确的前进方向。茶界那么多表面看起来争执不休的问题,归结起来,本质上就是如何延续传统茶文化的问题。进入新千年,瑞典汉学家朱费瑞还在追问:不爱喝茶的中国人能算中国人吗?我们也会问,在社会空间逼向家庭空间的时代,茶本身携带的的雅元素是否能够拯救这种空间的转换?

50寿辰时摄,1930年

如今,我离开学校多年,读鲁迅的日记、书信,还有旁人对他的“研究”文章,走进他的日常生活,大概可以窥知一代文学家如何进入他的时代,并试图从剖析历史图景中找到历史的回音和前行的灯塔。你都是如何与鲁迅聊天的?不妨找一个安静的夜晚,泡一壶茶,静静的翻过那些熟悉的书页,将他那些笔下人物邀请过来,来一场时空重叠的对话,就像复兴沙龙一样,我们追忆往事,今天发生的事也因为蕴含着记忆的基因,而成为追忆的一部分。2005年,电影《鲁迅》中,用镜头直接追问:人有灵魂吗,那么地狱也就存在了;革命啦,造反啦,妈妈的;吃人啦,救救孩子!

2005年电影《鲁迅》剧照

章太炎曾经给鲁迅写过一个条幅,引用的是《庄子·天运》里的话:“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阬满阬。涂却守神,以物为量。”爱默生也曾说:“一个人如果能看穿这世界的矫饰,这个世界就是它的。”鲁迅有他自己的世界,不要用你的世界去掩盖他的世界,平常心即可,我们只是喝喝茶,聊聊天,在某个阳光随性的下午,静静地打开他的书,读一读那些文字:“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就须有工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感觉”。

卢国龄——普洱茶界传奇人物


卢国龄——普洱茶界的传奇人物

海湾茶业卢国龄,卢国龄50年的管理经验和学习所得如今都用在了海湾的发展上。她与邹炳良性格虽不同,配合却很默契,邹炳良主抓技术,卢国龄主抓企业战略和管理,年轻的海湾在两位老人的率领下经营得风生水起,不逊色于任何一家同业企业;而海湾茶厂在卢国龄女士高瞻远瞩的市场营销战略指导下,海湾茶业声誉日隆,正向着集加工、研制、贸易和服务为一体的国际集团化企业迈进。

时间法则似乎在卢国龄身上不起作用,面对这个话语干脆、思维敏捷的“卢厂长”,你会忘记这已经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卢国龄被誉为西双版纳的五朵茶花之首,被很多指挥若定的总会计师,创制了定额成本管理模式,带领团队研究制定了管理标准、技术标准、定额管理工作、信息传递、数据处理及资料贮存工作和责任制为核心的工作标准151项,使企业管理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运行轨道,而且还为茶厂及社会其他人员培训企业管理相关课程,学员遍布全省各地;她并非农大茶学专业毕业,但却是制定全国茶叶品级与价格的标准化依据的专家之一。

卢国龄1959年进入勐海茶厂,先后在多个部门任职,1987年任副厂长兼总会计师。卢国龄曾参与了国家红碎茶分级实验、制定质量级差系数等重要工作,在她的主导下,勐海茶厂通过制定一系列管理标准、生产标准和技术规范,使企业管理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的轨道,为勐海茶厂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辉煌做出了重要贡献。

她同时还负责勐海茶厂的销售工作。卢国龄说,“1984年国家统购统销取消后,产品一下子没了销路,我就亲自带领厂里的几个同事在全国到处跑,虽然很辛苦,但结果还不错,产品的销路打开了,销售渠道也建立了”。

卢国龄所演绎的人生,在别人眼里不管怎样富于传奇色彩,但她自己部是把这些往事和现实,都付与淡定而亲切的笑意——眼睛里依然清澈的光芒,透露着那种卢国龄特有的正直仁爱、自信坚定,构成一种超越了时空的、令人感动和尊敬的美丽:一幅幅历史画面依然生动,充满了卢国龄昂扬向上的生命力。而已离休10余年的卢国龄,其目光依然凝望远方,她的脚步依然坚实:和老厂长邹炳良一道,带着勐海精神,创办了海湾茶厂,海湾茶厂的产品又创造了太多太多的荣誉。

普洱茶膏的另类传奇—访宁洱老茶人汤谟


普洱茶膏的另类传奇—访宁洱老茶人汤谟,该文转载自2010年的《普洱》杂志,如有看过就当怀旧!作者:黄雁!

考古茶膏贡皇帝,拥军抗敌儿时忙。

今作此补茶都誉,八秩甘操炉灶旁。

这是一位八旬老者的自勉诗,最初看到这首诗是在一年前,我去一个朋友的茶店喝茶。见一红木托盘中存放着几张名片,我一眼就看到了这首诗。诗印在一张两指宽的名片上,小小的名片还印有一位老者的照片,照片上的老者白发如雪,长须垂胸,颇有些古风。

我承认,我正是被照片所吸引,之后才伸手从托盘中拿过名片来仔细赏读那诗的。从古体诗写作的角度来看,此诗说不上工整,特别是诗词的起句和第二句,看起来有点让人费解。朋友为我大致作了介绍,我依稀知道了一点个中缘由,原来老者是一位擅长做普洱茶膏的民间茶人。

不久前,我想写一篇生活在普洱市井中的民间茶人故事,我突然想到了那张二指宽的名片。循着名片上的地址:宁洱东街三幢一单二楼东,我轻轻地敲了敲门,不曾想到,就在这一天,我叩开了一位85岁老人与普洱茶膏的另类传奇。

一个沉睡了60多年的

普洱茶膏记忆

这位老人的名字叫汤谟,退休之前是宁洱县兽医站的一名畜牧兽医。那么,一位兽医怎么会和茶膏扯上了关系呢?这还得从2005年的一个夏天说起。

那一天傍晚,80岁的汤谟老人前往一位老友家串门聊天,无儿无女的他每到日近黄昏之时总会感到无限的寂寞。于是,与老友品茶喝酒聊天成为了他打发时光的方式。

来到老友的府上,一番寒暄之后,老友为他泡茶倒水,还随手递给他一本厚厚的杂志。汤谟老人接过杂志,不经意地看了看封面:《农业考古》2005年第2期。他心下有些奇怪,自己又不懂考古,老友为何要他看这本书?正要开口问,只听老友说:“你看看334页的那篇文章,我们的普洱茶现在火得不得了。”

按照老友的提示,汤老很快翻倒了334页,只见上面刊登着一篇题为《普洱魅力》的文章。作为普洱茶故乡人,一见到这个标题当然会激动,快速浏览中,突然,文章里的一段话将他深深地吸引了:

最让我难以忘怀的还是,久负盛名的茶人林荣坤先生给我们冲泡的普洱茶膏,这种茶膏市面上几乎没有流通。它曾以3克茶膏拍出了1.2万元人民币的天价。

据林荣坤先生介绍,此茶膏乃清朝年间制造,制造这种茶膏要用一百斤茶加入三百斤水,慢慢熬制,最后也只能熬出二十斤左右的茶膏,而且冲泡茶膏的方法与冲泡其他普洱茶不同,他利用两个茶碗,一只碗中放3克左右的茶膏,然后直接注入开水,茶膏在水温作用下开始溶解,稍过片刻再把放茶膏的茶碗叠入另一个茶碗。再在另一个茶碗中注入100度的开水,再次利用高温促使茶膏溶于无形。在茶膏的溶解过程中,可明显观察到,茶汤由浅入深再到黑,有色无茶。汤面上漂浮着一层形状变化莫测的金光纹线,确属奇景。

我问林先生为什么会出现金光线纹呢?他说这种普洱茶膏中加入了野生的珍珠粉沫在内。林先生还称赞普洱茶膏为:“会动的茶,可以喝的古董”。

细细地研读着这段文字,汤老心中涌起了阵阵热流。普洱茶膏,这个在自己的生活和记忆里已经久违了的名词,此刻竟然会在心中如此辗转反侧。3克茶膏竟然可以卖到1.2万元,这是自己儿时熟悉的那个东西吗?抑或是自己看花了眼?

老友见他如此痴迷,就笑着说:“我就知道你会喜欢,拿去慢慢研究吧!”汤老将那本杂志带回家。明亮的灯光下,他将那段文字看了又看,这段几乎没有一个华丽词藻的简朴的文字他不知看了多少遍,每一个字都犹如一颗石子,在他记忆的古井里激起层层涟漪。

汤老想到了自己在父亲身边的点点滴滴,想到了父亲教自己熬制茶膏的每一个细节,渐渐地,父亲为了让他迅速掌握熬制茶膏的程序和诀窍而专门为他总结的十六字要诀清晰地浮现在记忆中:

水作载体浸溃加温

汲出茶精过滤脱水

这十六字要诀,是父亲手把手地教会他融会贯通的,想到父亲,汤谟不禁老泪纵横了。

谭梅:30年专注普洱茶成就传奇人生(图)


作为专家型学者,谭梅从没停止过对茶叶的研究。

“勐海饼、下关沱、谭梅砖。”这是茶界对云南经典普洱茶出处的精辟总结。

令人费解的是,前两句都以地名概括,唯独普洱茶砖以人名标注。

谭梅,为何有如此盛誉?

茶界“黄埔军校”的毕业生

午后的阳光,洒满昆明大街小巷,暖了早冬。

经开区一个娴静的湾落,就是谭梅工作的地方云南大境界茶业(集团)有限公司。联系采访颇费周折,她要公司的负责人转告:“我就是搞普洱茶的时间稍微长点,没有什么可说。”

简单、直白,近似拒绝。

如果说“谭梅砖”是吹捧,那销量无疑是一个令业界折服的事实连续四年保持云南省茶叶出口第一。

“谭女士在哪里,经典普洱茶的‘味道’就在哪里。”德国马克公司(应要求,该公司名称为化名)的负责人说,我们每年都要采购普洱茶,但标准只有一项:谭女士监制就ok!

谭梅砖,显然绝非浪得虚名。

11月13日,谭梅出现在记者视线里:白色的帽子,天蓝色的工作服,正在制茶车间里轻快地忙碌着。一位熟悉她的人说,只要谭梅在公司,在办公室几乎找不着她,但到车间99%能找到。

“谭梅是我们公司的技术总监。”大境界公司一位陪同人员说,她的话语不多,今天的采访,估计会令你们有些失望。

善意的提醒很真实。

临到采访时,工作人员递上的一份谭梅的资料,似乎印证了上述提醒。

1982年,谭梅从素有茶界“黄埔军校”的安徽农大制茶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昆明茶厂质检科,专事茶叶技术和检验工作。当时,普洱茶发酵大师吴启英,是昆明茶厂负责生产技术的副厂长,两人互为师徒。谭梅在吴启英导的指导下,完成了茶界声名赫的“7581”创制。

创制初期,“7581”砖形比后来定型时略小、略薄,压制比较紧,透气性不好,砖上有纱布的印记,客户意见纷纷,市场并不太接受;应该说,整个七十年代,“7581”的市场表现较为平淡。

1983年,为适应形势变化和市场需要,昆明茶厂下决心扭转“7851”熟砖的市场表现,谭梅为主创人员。“7851”从模子、砖形、口感、拼配比例、发酵工艺等多方面进行改造,并重新试制新的机器,新机器从环节上保证了产品质量。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原料选择上,选择了临沧沧源、双江等茶叶主产区的茶菁,原因是:沧源茶香气独特、醇和,双江茶茶气强烈;选择适度偏重的发酵,口感追求回甘、回甜、滋味醇厚。

改良后的产品受到市场欢迎,出现旺销势头,自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产品定型,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7581”茶砖“黄金十年”畅销不衰,极受港、澳等市场喜欢,并经由他人转手台湾。这10年,也让谭梅完成了从一名普通的技术员到质检科长、技术副厂长、高级工程师的蜕变。同时,也奠定了“谭梅砖”美誉的未来。

或是长期与茶交往的缘故,谭梅身上弥漫着一种温和的气息,如邻家大姐,淡泊、宁静,话语甚少。只有谈到茶山、茶树、茶叶,她才犹如找到了知音,话语渐多,笑靥如兰。

中国普洱茶熟茶之母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台湾、香港及东南亚地区对普洱茶的了解就比内地成熟得多,由于产品大部分都外销,谭梅对制作程序,发酵工艺和原材料选择的把关都格外严格。她不断听取各地客商和茶界名人的意见,在遵循传统发酵工艺的基础上不断调整熟茶的口感。

1996年,昆明茶厂开始改制,这意味着告别。但对爱茶、惜茶,嗜茶如知己的谭梅来说,人生如茶,草木一秋。执着的她带着十多个技术骨干坚持正常生产,直到2003年年底,昆明茶厂消亡。

尽管如此,谭梅仍不甘心的,开始了奔忙。2004年,她和部分技术力量转入临沧沧源佤山茶厂,并担任技术总监。同时,创立了自己新的品牌“佤山映象”系列茶。虽然是新的品牌,但沿用了原昆明茶厂“7581”传统配方,这令许多茶人客喝过后,一见如故。

“7581”通过“佤山映象”系列得到复活的口碑,在坊间传扬。

作为专家型学者,谭梅从没停止过对茶叶的研究,特别是在普洱茶的发酵工艺方面有自己的独门秘籍。她监制发酵出来的普洱茶,已经成为中国熟茶之母,普洱茶行业的熟茶标准。

她说,普洱茶的发酵条件很苛刻,首先需要适宜发酵的车间和环境,在良好环境中制作的普洱茶就才不会有发酸、发苦、发馊等怪味。好的普洱茶熟茶制作,均需大规模地发酵,一般的渥堆需要10吨以上的茶叶才行,如果茶叶数量少,茶叶与空气的接触面小,其湿度、温度就达不到要求。在熟茶的发酵过程中,发酵时间不够就不好喝了,发酵时间太长会使茶叶烧掉,普洱茶的茶底就发黑,炭化。其保健功效就会大打折扣,喝茶养生的目的也就达不到了。普洱茶熟茶的发酵,也要严格遵守发酵的时间,不能急功近利地人为加速发酵过程,现在有些人这样做是违背普洱茶的传统工艺。

另外,普洱茶的制作最讲究的是原材料的正宗,需使用真正的大叶晒青毛茶,才能达到普洱茶的制作要求。在好的原料基础上,又经过科学合理的工艺,最后才能制造出真正的纯正普洱茶。

普洱茶的工艺保留了最传统的制作工艺晒青,利用太阳的自然光,不超过60摄氏度,远低于烘青、炒青。晒青温度低,多酚类化合物及氨基酸等香味物质保存完整,再通过自然或人工后发酵分解了生普中的苦涩味及对人体肠胃有刺激性的物质,形成有生命的、品味独特的茶品普洱茶。晒青工艺貌似简单,但在机械化的低成本的烘青工艺出现之后,靠天吃饭、耗费人工、占用场地、生产周期漫长的晒青工艺,已经在云南省外其他茶类的加工当中绝迹。但恰恰是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保留的这种现代人看来高成本的传统工艺维系了云南普洱茶长久的生命力。

20多年来,人在草木间,明前谷后忙。“跟树叶打交道,要耐得住寂寞。”谭梅常说,普洱茶“香、甜、甘、苦、涩、津、气、陈”八味如人生,而我的生命早已完全被茶所浸染、共生。

“东巴活茶”再创经典云南

从普洱熟茶7581,到“佤山映象”,谭梅监制每一款普洱茶,均以原创味道赢得市场。而这一次“东巴活茶”的创意,同样为业界所看好。

“泡壶好茶需要一壶好水,这已经是业界共识。能不能把水对于茶的作用提前至制茶环节体现呢?”3年多前,谭梅就开始与合作团队思考并着手研发。

采自海拔1700米的勐海雨林古茶园的茶芽,与采自海拔4500米玉龙雪山的冰川融水,一同发酵,会产生怎样的反应?当合作团队调研提炼的方案交到谭梅手上时,谭梅压抑不住内心的兴奋。

于是,传统的普洱茶在彩云之南,开始了一段全新的美妙旅程:白色的云雾游荡在屋檐下,金色的阳光弥漫整个茶园,布朗少女采摘下一枚枚晨露嫩叶,吊脚楼上的晾晒让活茶诞生;跨过洱海,翻过苍山,来到玉龙雪山脚下,纳西少女从雪山背下冰川活水,喷洒在渥堆的活茶上,让这千里之外的精灵们尽享雪山圣域的浸润;一千多个日夜的洗礼,这些雨林精灵在雪山脚下焕然新生。

东巴活茶工艺经一再锤炼,2010年4月16日,谭梅的合作团队向国家商标局申请了“东巴活茶”商标注册;2011年4月21日,国家商标局发布了“东巴活茶”注册公告,标志着中国茶界一个新品类“活茶”正式诞生了。

关于“东巴活茶”之“活”,谭梅的合作团队赋予了众多鲜活的内涵:西双版纳“回归沙漠带上唯一的绿洲”,此为生机盎然之“活”;2700年树龄的千家寨“世界茶王树”依然苍翠挺拔,此为生命奇迹之“活”从大叶种晒青毛茶到渥堆、蒸压、晾干全过程低温智造,此为时光发酵之“活”;横贯整个亚洲腹地的占总出口量的90%以上,并连续第四年保持云南省茶叶出口第一的纪录。

有机茶,说到底,是在回归天然,回归我们老祖宗喝茶的最大传统。唐宋时最流行的饮茶,不是饮,而是吃,把茶烤熟,研细,弄成粉,煮成汤吃。这个过程中,几乎没有洗茶环节。这样的茶饮方式,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追怀向往不已?因为我们在工业化狂潮的激流中走得太远了。如今,我们需要在全球化、信息化、高科技化的大潮中回归饮茶的古老传统有机,纯天然的传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可能离开制度和科技手段。相反,制度和科技手段也促成回归的利器(比如认证机构、厂家管理、农业生物工程、检测手段等)。

谭梅说:“除了制度和科技之外,我们还需要面对许多挑战。比如远见,比如诚信,比如清凉的内心。毕竟,真正的有机和产能是一对矛盾,在短期内可能影响收益。如何负责、理性地平衡这些矛盾,实现茶产业有机化,真正考验我们的,还是我们内心的有机、纯天然”。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均首席记者廖兴阳报道

(本文来源:昆明日报)

周重林:我眼中的《普洱》和普洱茶


周重林:我眼中的《普洱》和普洱茶

周重林《普洱》杂志的副主编,全面主持普洱杂志的工作,今天我们来看看周重林眼中的《普洱》杂志和普洱茶

编辑付颖推荐:周重林现在虽然不在普洱茶行业了了,但是他对普洱茶行业的贡献在说话是最有分量的?

周重林:对,他的话是能够引起产业关注,他以前是省茶叶公司的总经理,后来是云南省茶业协会的会长,他对普洱茶很了解,而且有着30多年的经验。30年,足够成为一个专家了。其实,在云南很多这方面的专家,他们懂得怎么去种茶,怎么发酵,但他们对这个行业没有一个系统的认识。而且具备了系统的认识还要知道怎么写出来,写出来了还要知道怎么去传播,这个不容易。为什么现在普洱茶乱麻麻的?今天一个调,明天一个调,因为这完全是自己看不到,而要外地的人来发现。

新报:你怎么定义普洱茶?

周重林:这是一个长期形成的两极文化。一方面,它是贡品,是奢侈的;另一方面,它又是便宜的,老百姓的,有很强的民生性。它既是日常生活性的,又具有它的皇家气息。所以,今天还有人搞马帮进京,这种事很有市场,但也是一种典型的自卑思想,在这些人的意识中,就是非得要进京,只有进了北京才厉害。前几天我又听说有人要挑着茶叶担上北京了,这简直是没事干了,茶业成了行为艺术表演,现在的运输这么方便了,你为什么不用火车不用飞机?非得要人走马驮?当然,我也不否认普洱茶奢侈性的一面。而居这两者之中的一部分人,他们觉得喝不喝都无所谓,这是一群很理性的人,他们认为,既然普洱茶那么好,那就不会一百年默默无闻,按说普洱茶出现了上千年,有史记载的上百年,可真找有效的信息却很少,文化的根基很脆弱。你说产业兴盛过,那它的原始积累哪里去了?我觉得我们应该比较理性地看待普洱茶,慢慢地去推进它,形成一种坚实的文化基础,而现在是每个人都在插手,每个人都在发言,每个人都在抢夺话语权。我写过一个文章,叫《时间,普洱茶的精神内核》,很鲜明地给普洱茶做了定位。

新报:普洱茶把很多文化人都网络了进来,你觉得这些文化人在其中扮演的是一个什么角色?

周重林:其实,有很多人懂,但写不出来,而能写的又就是那么几个人,不信你看看,如果过几天有别的什么东西热啦,大卖啦,又是这帮人!

新报:你怎么看待这些关于普洱茶的书籍?

周重林:只能说有些书呢,丰富了普洱茶,但是并没有给普洱茶带来理论上或者更大意义上的突破。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很多东西,要么是访谈记,要么是到茶山走走,采访些老人,我把它定义为“田野考察记”。这种东西很简单,比如说我到一个地方去,我不了解普洱茶是什么东西,我可以去跑跑茶山,找几人问问,“你们觉得怎么样?”,实际上,大量的证据已经表明了,很多农民并不懂普洱茶。而且那些所谓的后继时代的传人,都是普洱茶热了,他们再转过来做普洱茶,这就跟钱钟书说的“野孩子认父亲”一样。

新报:在办杂志的过程中,有没有印象最深刻或者最让你感动的事?

周重林:其实,最令我感动的是像王洪波老师,还有何真老师,他们都是很优秀编辑和策划人,而且他们是跟我父辈同龄的人,在一起工作也没有代沟。他们当时觉得自己的观念比较落后了,想找个观念新的,其实不是这样,他们的观念也很新,有这种想法就已经很先进了。普洱市政府委托他们办杂志,他们找到我来参与,我也把我以前团队的一些人带到了杂志中来。一年中,他们付出了许多。我觉得我们这个团队都很努力,同时,这也是多方促成的,是多方的资源整合,其实我们现在做的主要是资源整合。

新报:现在有没有想过要推出什么新的栏目?

周重林:我们目前新增的栏目呢,主要是发现了普洱茶的外延价值,我们接下来会准备改版,既要兼顾读者,读者要读着好读,不至于是一些太论文的东西,也要兼顾茶商。

新报:普洱茶在外国的情况怎么样?

周重林:这个不是很了解。据邹家驹先生介绍,八十年代的时候,普洱茶在日本的销量很大,每年都是上千吨的销量,后来因为其他地方做假,市场受到了破坏。韩国还有中国普洱茶学院呢,姜育发就在韩国做普洱茶学院的院长。法国要好些,普洱茶在法国一直都有市场。有个叫甘普洱的老兵整个家族都在做普洱茶的生意。

新报:你觉得普洱茶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被人们所认识,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周重林:我觉得很多人是因为好奇,还有人是因为看到了商机。其实,很多人搞不懂普洱茶是什么东西,说了半天,其实是长期空白。现在推出了那么多的刊物,很多报纸也刊登了相关的文章,也说明很多人都想搞清楚这个问题。

苦荞茶的传奇故事


苦荞茶是将苦荞麦的种子苦荞米经过筛选、烘烤等工序加工而成的冲饮品。苦荞,属于蓼科双子叶植物,按其外壳颜色可分为黄白色的普通苦荞和深黑色的珍珠黑苦荞。苦荞麦主产于四川、云南、贵州和山西等地,苦荞麦喜凉爽,耐瘠薄,多生长在高寒山区;苦荞茶是一种高品质天然、健康的茶饮品。

苦荞茶在宋朝时还有一个传奇的故事:

众所周知,杨家将是中国历代所推崇,有着清正高尚的民族气节。有一次,宋太宗及杨家将被辽军围于雁门关,而且几乎断粮,当时太宗饥饿难忍,全身无力;而且士兵也大多体力消耗殆尽,伤病满营,因缺医少药而无法救治,战斗力大大削减。就在此时,雁门关百姓拿出当地名产苦荞支援将士,饥饿多日的宋军,终于吃了顿饱饭,而且太宗更是赞不绝口,一直感叹苦荞的香醇美味;在连续使用苦荞数日后,太宗体力充盈,将士们的病况更是不治而愈,军队战斗力比之前更上一层楼了。

众人都觉得苦荞非常神奇,但却不知奥妙何在,只认为这是上天在保佑大宋,就将雁门苦荞称为“救皇粮”。细心的杨家将询问当地百姓,才知道当地百姓有人感觉身体生病不舒服时,很少去买药吃,而是连吃几顿雁门苦荞饭,病自然而然就会痊愈。

而后经历几番苦战,杨家将终于突破包围,击退了辽军。得胜回朝后,太宗仍怀恋雁门苦荞,后来御书“中国第一荞”赠送予当地百姓,表达对雁门苦荞救皇有功的感激之意,并下令当地官员将雁门苦荞作为“贡品”连年上贡。

由于雁门苦荞的特殊疗效和神奇色彩,它在雁门关拥有“土四环素”的美称;而且也一直流传至今,现在苦荞茶成为了世界上最流行的一种饮品,在日本,其把苦荞定为21世纪保健功能性原料;美国把苦荞食品,列为21世纪100种延缓衰老的主要食品之一;在韩国,相互馈赠苦荞食品成为上层显贵最为时尚的礼仪等等。

茶界名人传奇:丁俊之教授与普洱茶结缘六十年


丁俊之,江苏灌云人。1931年11月生,毕业于国立复旦大学农学院茶科,中共党员,从事茶业已有60余年。原任华南农业大学茶叶加工贸易教研室主任、教授,茶叶加工贸易硕士研究生导师、首都经贸大学茶业经济研究所客座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贸易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中国陆羽研究会顾问。现任国际茶业科学文化研究会(纽约)副会长、中华茶人联谊会高级顾问、中国茶叶流通协会顾问、吴觉农茶学思想研究会常务理事、法门学茶文化国际学术研究会学术委员、日本中国茶协会(东京)顾问、广东茶业行业协会顾问、广州市荔湾区成立四十周年庆,对从事茶叶工作50年以上,有重要贡献的茶叶工作者颁发奉献奖。其中丁俊之教授经评选荣获此奖(2004年10月授予荣誉证书)。论文“中国茶品牌之道”经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编委会终审被评定荣获一等奖。入选《新时期党政领导干部理论与实践文库》系列丛书,该书已于2007年6月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美国世界名人研究院(A.B.I)根据其学术水平、科研成果和工作成就,特别是其成功地运用交叉科学于茶业领域等成就,授予其“世界名人”之后,又评选其为“二十世纪杰出成就人物”并荣获“2000年荣誉金奖章”。

2007年5月29日,在浙江省上虞市召开的《纪念当代茶圣吴觉农诞辰110周年暨吴觉农茶学思想》研究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荣获“觉农勋章”以表彰其在茶叶“产、学、研”和“农、工、商”方面的突出贡献。国家级媒体《人民代表报社》和欧美同学基金会、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联合发给丁教授通知:经组委会严格评选,特邀他作为庆祝建国60周年的“共和国功模人物代表”出席2009年9月29日—10月2日在北京钓鱼台园宾馆(全国人大会议中心)的大会。

丁教授的业绩被中国民族文化交流中心工作委员会、建国六十周年兴国名人大典编委会共同编纂的《共和国辉煌——建国六十周年兴国名人大典》(刊登在该书的258页),同时授予“建国六十周年兴国名人”荣誉称号。

由中国国际文化交流协会、中国民俗协会等三家国家级民间社团组成的《共和国之星建国六十周年华诞献礼》组委会经评定授予丁俊之教授“共和国之星”荣誉勋章及证书。他的业绩已登在《共和国之星成就宝典》第6-9页,世界社会文献出版社2010年3月出版(书号:ISBN988-98352-4-X)。

丁俊之教授2004-2011年先后在国内八家茶叶报刊发表“论洗茶”文章,并主张“洗茶”改称为“醒茶”或“润茶”。因为“洗茶”是长期积累形成的不良叫法和茶艺中的错误用词,需要对此一论再论,并针对新出现的说法、做法和读者提问反复论证,力求以翔实、系统、全面的阐述,明晰的观点,严密的逻辑推理,严谨地、理论结合地提出修正“洗茶”的错误叫法。这不仅是泡茶术语的更改,且在操作上也要切合实际地进行改动和调适。近年来修正“洗茶”这种错误叫法的理论和实践已经得到国内茶界的纷纷认同,但仍有固守“洗茶”叫法的陋习存在,让我们共同努力,把“洗茶”这种错误的叫法从中国茶文化中除掉。

2012年,丁教授呼吁我国政府尽快将茶正式定为“中国的国饮”。确定“茶为国饮”是利国、利民、利农(具体说是利农业、农村、农民“三农”,尤其是利约8千万茶农)的大好事。可以在全国人大、政协开会时作为正式提案,也宜以国家级茶叶民间社团联合倡议,发出呼吁的同时,推荐茶为全球华人的首选饮料,全球的主导饮料。

近十多年来,丁教授潜心研究茶文化,更能以理性和实证对待有争议的难题,在他的诸多著论中,多有创新见解。尤其是在茶叶经济贸易方面,他也颇多建树:率先在全国高等农业院校开出“茶叶贸易学”新课,为培养市场经济的新型人才拓宽了路子,被公认为茶叶贸易学科带头人。晚年著有《普洱茶经》、《茶说拔萃·丁俊之选集》等,内容包括茶叶产制、茶叶消费、茶叶经贸、茶叶市场、茶叶文化、茶与健康等。内容丰富新颖,结合实践、既有科学性,又有可读性。其内容是丁俊之教授六十年辛勤耕耘、博览中外文献的珍贵结晶。

民国茶范︱胡适:写在茶叶上的家书


胡适儒雅气质

毛泽东、蒋介石都想争夺这个人。他叫胡适,民国时期的典型文人、典型丈夫。很多人都崇拜他的才华与道德。胡适一生嗜茶,他的可爱,也流露在其茶叶家书中。

真诚与责任

故乡寄来茶礼,胡适回复以诚挚的建议。

拿下一个博士学位,你可能嘲笑他书呆子。但他集三十五个博士于一身,你敢笑他呆?不过拥有三十五个博士的胡适,差点被“茶博士”“俘虏”。

胡适留学美国时,国内经济不景气,族上叔叔胡近仁茶叶生意清淡,自然想到求助胡适。他给胡适寄去家乡好茶——徽茶,想请胡适给自己作个广告,说以“茶博士”命名自己的茶叶。他的想象很如意:“博士胡适早年服用此茶,沉疴遂得痊愈。凡崇拜胡博士欲树帜于文学界者,当自先饮‘博士茶’为始”。但胡适拒绝为“茶博士”代言的请求,还诚挚批评这位叔叔说广告不能“欺骗”、“陋俗”。

民国文人有一个清高的资格,这个清高是真诚和责任。

理性或隐藏

妻子寄来茶叶,胡适回复讲究条清理晰。

他的悲剧婚姻,掩埋在这些平静的文字下,换来当时的道德美誉。几十年过后,却被后人视为窝囊。胡适的条理,把情感的水份都挤干,很难想象这就是一代文人的“情书”。

1938年胡适给妻子冬秀:“你7月3日的长信,我昨天收到,茶叶还没有到?”茶收到后,他立即回信:“茶叶六瓶都已收到了。”

1939年4月,胡适嘱托妻子寄茶,只剩下条理:“(一)这里没有茶叶吃了,请你代买龙井茶四十斤寄来。价钱请你代付,只要上等好吃的茶叶就行了,不必要顶贵的,每斤装瓶,四十斤合装木箱。装箱后可托美国通运公司运来。(二)使馆参事陈长乐先生托我代买龙井茶四十斤寄来,价钱也请你代付,也装木箱,同样运来。”

五个月后,先生又给妻子回信:“你寄的茶收到了,多谢多谢。陈先生也要谢谢你。”“陈先生还你茶叶钱,法币三百二十九元两角,寄上上海中国银行汇票一张,可托基金会去取。”

十三岁母亲订的婚姻,西洋留学十多年后,1917年回国结婚,胡适未曾见过江冬秀一面!

但胡适拥有“最幸福的包办婚姻”,“无情人终成眷属,惧内老婆世人皆知”,乡下女把洋博士治理得服服帖帖。胡适家书,他对江冬秀的情感,岂能写在文字上。

孝顺与理解

母亲寄来茶叶,胡适及时告知自己的处置。

胡适幼年丧父,非常孝敬母亲。据说他一直守着并不“和谐”的婚姻,拒绝了很多追慕者,就是因为牢记母亲教诲。胡适在美国留学,常叫母亲寄茶到美国。他借助茶叶和母亲保持着联系。

例如:“乞母寄黄山柏茶,或六瓶或四瓶,每瓶半斤足矣。”

他收到茶叶后,会很及时地回复母亲,如何处置茶叶:“前寄之茶叶……除分送友人外,余留自用。”“茶叶尚存许多,可敷一年之用。”

胡适想喝毛峰茶,给母亲写信:“毛峰茶不必多买,两三斤便够了。”

毛峰茶寄到后胡适回复说:“前寄之毛峰茶,儿饮而最喜之。至今饮他种茶,终不及此种茶之善。即当来往儿处之中国朋友,亦最喜此种茶。儿意若烦吾母今年再寄三四斤来。”

从“两三斤便够了”,到“再寄三四斤来”,说明胡适对毛峰的喜爱。

不同的人寄来茶叶,胡适的回复各有差异,但都能及时回应,不让茶叶在他那儿没了下落。这也算是民国学者做人的功夫。

胡适是个可爱的哲学家,不求鸡汤只需实用,也不秀高深,是杯好茶。

胡适也有情调,玩幽默。应邀到某大学讲演,胡适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的话,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孙说”。最后发表自己的意见,他写的是——“胡说”。

胡适喜欢写打油诗,生活味、思想味杂然相陈。胡适亦雅亦俗亦庄亦谐,人生格调彻头彻尾全是茶饮的风味。他的文字也是如此,清秀俊丽却又亲和平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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