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文化。
祭祀是我国古代社会中较婚姻更为经常的一种礼制和生活内容。一般认为，茶是在被用作饮料以后，才派生出一系列的次生文化的。这也即是说，只有在茶叶成为日常生活用品之后，才慢慢被用诸或吸收到我国礼制包括丧礼之中。我国随葬用的明器，《释名》称“送死之器”，主要是一些“助生送死，追思终副”的物品。
至于祭礼，如东汉阮瑀在七哀诗中所吟：“嘉肴设不御，旨酒盈觞杯”，都是死者生前享用和最喜欢吃的那些东西。在上引诗句中，可以约略看出，我国大致在东汉时，至少这时的北方，还没有用茶来作祭礼。
我国以茶为祭，是在以茶待客，大致是两晋以后才逐渐兴起的。从文献记载来看，如唐代韩愈“……礼贤，方闻置茗；晋臣爱客，才有分茶”，我国以茶待客、以茶相赠，最初是流行于三国和两晋的江南地区。wwW.CY260.CoM
因此，茶叶作为祭品，不会早于这一时期。至于用茶为祭的正式记载，则直到梁萧子显撰写的《南齐书》中才始见及。该书《武帝本纪》载，永明十一年（493）七月诏：“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天上贵贱，咸同此制”。齐武帝萧颐，是南朝比较节俭的少数统治者之一。这里他遗嘱灵上唯设饼、茶一类为祭，是现存茶叶作祭的最早记载，但不是以茶为祭的开始。
在丧事纪念中用茶作祭品，当最初创始于民间，萧颐则是把民间出现的这种礼俗，吸收到统治阶级的丧礼之中，鼓励和推广了这种制度。
把茶叶用作丧事的祭品，只是祭礼的一种。我国祭祀活动，还有祭天、祭地、祭祖、祭神、祭仙、祭佛，不可尽言。茶叶之用于这些祭祀的时间，大致也和上说的用于丧事的时间相差不多。
茶叶作为祭品，无论是尊天敬地或拜佛祭祖，比一般以茶为礼，要更虔诚、讲究一些。王室用于祭典的，全部是进贡的上好茶叶，就是一般寺庙中用于祭佛的，也都总是想法选留最好的茶叶。如《蛮瓯志》记称：“《觉林院志》崇收茶三等：待客以惊雷荚，自奉以萱草带，供佛以紫茸香。盖最上以供佛，而最下以自奉也。”我国南方很多寺庙都种茶，所收茶叶一饷香客，二以供佛，三堪自用，一般都是作如上三用，但更倾心的，还是为敬佛之用。
我国古代用茶作祭，一般有这样三种形式：在茶碗、茶盏中注以茶水；不煮泡只放以干茶；不放茶，只置茶壶、茶盅作象征。但也有例外者，如明徐献忠《吴兴掌故集》载：“我朝太祖皇帝喜顾渚茶，今定制，岁贡奉三十二斤，清明年（前）二日，县官亲诣采造，进南京奉先殿焚香而已。”在宜兴的县志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这就是说，在明永乐迁都北京以后，宜兴、长兴除向北京进贡芽茶以外，还要在清明前二日，各贡几十斤茶叶供奉先殿祭祖焚化；祭茶采用焚烧的特殊形式。
祭祀活动中的以茶作祭品的情况，可以说是茶文化发展过程中衍生出来的一种带有封建迷信的副文化。茶是在我国祭祀发展的较迟阶段上才加入祭品的，而且它在减轻祭祀糜费和适应大众需要方面，也有过一定积极意义。但是，它毕竟只能是人类生产力和科学、文化都比较低下的一种历史社会现象。《尚书》等古籍中提到：祭言察也，察者至也，言人事至于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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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砂文化与文化紫砂区别？
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全民审美水平和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日下一个名词“紫砂文化”在越来越多地被各大媒体、业界内外频繁提起。与在不同场合被提起的高频率、大范围相比，与这个名词被各界人士的耳熟能详相比，这个名词的真正含义，作为一个专业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缺少厘清。同时，又有另一个名词，多次被业内人士说起—“文化紫砂”。那么，“紫砂文化”与“文化紫砂”，这二者在各自的概念表述中有哪些差异，二者的关系究竟如何？我们作为紫砂从业人员，应该如何深入了解这两个概念，从而在更高程度上指导我们的创作呢？笔者将试作分析，请教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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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紫砂文化”与“文化紫砂”的概念解析
紫砂文化作为一个名词，是以紫砂工艺为核心的。它与茶文化、禅文化等其他不同的文化，彼此并列，互有交融，又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其外延相当宽泛，可以包括紫砂工艺所凝结成的物质作品，也包括物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非物质工艺，更包括品鉴者、欣赏者在品味紫砂时期的主体感受。所以我们可以感觉到，几乎凡是和紫砂沾边的一切东西，都可以用这个概念去大而化之，去笼而统之。
由于“紫砂文化”这一名词包含的意思过于宽泛，笔者认为“文化紫砂”这一概念，能够与前者相呼应，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那么“紫砂文化”与“文化紫砂”，这两个貌似相似的概念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紫砂文化”这一概念重点在于“紫砂”，是先有紫砂后围绕紫砂而形成了文化，而“文化紫砂”这一概念，重点在于“文化”。前者的重点在于“紫砂作为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作为文化的载体”，后者的重点在于“以文化的眼光创作紫砂”。由于“紫砂文化”使用的过于频繁，包含的意思过于宽泛，适时提出“文化紫砂”这一概念，让两个概念之间各据其位，互有张力，正是其时也。其次，“紫砂文化”是泛指，“文化紫砂”更多的是特指。前者既指紫砂作品的欣赏者，也指紫砂作品的创作者。在其欣赏者中，上到达官贵人，下到贩夫走卒，紫砂文化统统是来者不拒，广纳并包。而“文化紫砂”则不然，它有明确的所指范围和诉求对象，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概言之，“文化紫砂”就是指紫砂作品的创作者及其作品，就指那些自觉以文化为标杆，以文化为旨归的创作者和作品。
再次，“紫砂文化”是综合的现实描述，“文化紫砂”是主观的价值偏好。前者指社会中上到阳春白雪下到下里巴人的一切与紫砂有关的现象和物质，而后者则不然。后者仅指那些能代表时代精神、能具有文化意蕴的紫砂现象和物质。所以，笼统一点说，文化紫砂代表了“阳春白雪”的一面。最后，放在历史的长河中，“紫砂文化”是历史的，“文化紫砂”是现实的。我们今天所指的“紫砂文化”，是指从明供春以来所借由紫砂为载体，表现出来的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他们从各个角度影响着现今的紫砂发展。而后者，是当今紫砂人在扎根前者的基础上，对此艺术的文化思考与全新开拓。今天的“文化紫砂”，从先行者变为行业共识，被凝固、被物化、被传承，就成为了几十年后的“紫砂文化”的一部分。
八面雄风
二、提出“文化紫砂”的时代背景
“文化紫砂”这一概念的提出，不是某位艺术家或理论研究者突发奇想的产物，也不是媒体个别人突然创造的。它不断地闪现在拍卖场、艺术家创作谈和艺术画册中。可以说，“文化紫砂”一词的诞生顺应了多方面的需要。第一，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殊呼唤。每个时代必然需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的艺术品、艺术理论以及艺术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收藏行业的腾飞、紫砂收藏人数的急剧增加，越来越多的人不满足于普通的、千篇一律的传统样式，也不满足于完全传统的审美趣味和作品鉴赏。当然，这些作品还有其生命力，但是仅仅这些作品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市场如同一个挑剔的孩子，张着饥渴的嘴巴，在呼唤着新鲜的食品。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第二，这是紫砂文化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一个行业、一门艺术，发展久了，经过一段长时间的酝酿，都或多或少地面临着“何以为继”的发展难题。这个难题如果用通俗语言来表达，就是怎么变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在紫砂界、在工艺美术行业出现了，就是在文学音乐中也屡见不鲜。中国的诗歌艺术在唐朝发展到顶峰，宋代的诗人不甘心重复，就以理入诗，宋诗终于别开生面，成为诗歌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紫砂艺术发展到今天，无论谁都绕不开一个“继承和创新”的命题，绕不开“书写时代精神”的课题，绕不开文化底蕴越来越深厚、审美要求越来越高的社会现实。既然绕不开，又必须迎头而上，只能提出“文化紫砂”这个概念，用这面大旗激励自己，也呼朋引伴。第三，这是雅俗文化互相影响的必然结果，也是从“手工艺”到“工艺美术”的必然表现。中国传统的紫砂，是俗文化，属于工匠的，属于手工艺人的。以陈曼生为滥觞，文人墨客、达官贵人等不断地介入紫砂，使紫砂完成了从街头巷尾到登堂入室的转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从社会媒体到紫砂界自身，越来越多地把自己从“手工艺”定位到“工艺美术”。既然定位在“工艺美术”了，就必然要做名实相副的事，就必然要从“工艺美术”的角度去重新定位紫砂，传承紫砂。“工艺美术”较之“手工艺”，区别何在？窃以为，就在于“文化”二字。第四，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互相影响的必然结果。如果说中国以前传统的紫砂文化，还可以苦守在师徒传承的谱系中，还可以固守着传统样式过日子，还可以埋头在小城市的小作坊（这里的“小”，绝不是指具体的占地面积、作品数量，而是指心胸，指眼光）里重复制作，反复制作，那么现在的紫砂如果还这样，就必然会“为天下人所笑”。紫砂文化与学院文化、西方文化，与社会大环境下的其他子类文化，必然会互相接触，产生出新的面貌和新的气质。我们不能闭目塞听，也根本做不到闭目塞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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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紫砂”对紫砂从业者的主体要求
提出“文化紫砂”，既是紫砂从业者对时代要求的顺应和反馈，也是自身不断提升的必然结果。时代的发展需要紫砂从业者从各个方面提高对自己的要求，来尽力为紫砂事业添砖加瓦。一方面，是对创作主体自我修养的提升。苏联时期的戏剧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有一本书，叫《演员的自我修养》。笔者认为，在目前这个环境，也应该提出紫砂艺术家的自我修养这一问题。毋庸置疑，目前在紫砂界存在某种不好的现象。由于紫砂热、好赚钱，各种人都来吃这碗饭。甚至连找不到工作的、天天打网游的都来赶这个热潮。当然，古人也说过，英雄不问出处。可从另一方面讲，如果不努力，不进步，又哪里能够自称英雄？我想，凡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都应该有着历史责任感，有着这个行业的职业精神。所谓的历史责任感，就是不辜负紫砂传统，不能老是吃祖宗饭而不为子孙留遗产。所谓的职业精神，就是干一行要爱一行。不断实现从“用手创作”到“用脑创作”最后到“用心创作”的提升。另一方面，是对创作作品的全新要求。我想这种全新要求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个作品能否体现出时代责任感。所谓时代责任感，就是不要辜负这个时代，要为这个时代创作，要为历史留下关于这个时代的特有作品。紫砂发展了，是时代造就的，这个时代对所有紫砂人都是厚爱有加的，我们怎么能辜负这个时代呢？另一个是你的作品能否体现出广博的艺术眼光。你能不能吸收江南文化以外的东北文化、西北文化、西南文化等其他地域文化，你能否主动接纳如时政文化、军队文化等各种子文化，能否吸收西方陶艺文化、工业设计、礼品设计等有益的养分.
茶祭是祭祀的一种特殊风俗
在我国的民间习俗中，祭祀是古代社会乃至现今一种重要的礼制和生活内容。一般，祭祀的食物为牛羊等牲畜、五谷杂粮及酒品。但可能大多数人不知道，"茶"也是祭祀的物品之一，"无茶不在丧"的观念，在中华祭祀礼仪中根深蒂固。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在较大程度上保留着以茶祭祀祖宗神灵，用茶陪丧的古老风俗。
茶作为祭祀的物品，可祭天、祭地、祭祖、祭佛，不可尽言，可以说，茶叶是祭祀活动中的必需品。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平头百姓，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在较大程度上保留着以茶祭祀祖宗神灵。
在我国清代，宫廷祭祀祖陵时必用茶叶。据载同治十年(1871年)冬至大祭时即有"松罗茶叶十三两"记载。在光绪五年(1879年)岁暮大祭的祭品中也有"松罗茶叶二斤"的记述。而在我国民间则历来流传以"三茶六酒"(三杯茶、六杯酒)和"清茶四果"作为丧葬中祭品的习俗。如在我国广东、江西一带，清明祭祖扫墓时，就有将一包茶叶与其它祭品一起摆放于坟前，或在坟前斟上三杯茶水，祭祀先人的习俗。茶叶还作为随葬品。从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的发掘中已经知道，我国早在2100多年前已将茶叶作为随葬物品。因古人认为茶叶有"洁净、干燥"作用，茶叶随葬有利于墓穴吸收异味、有利于遗体保存。
历古以来，我国都有在死者手中放置一包茶叶的习俗。像安徽寿县地区，人们认为人死后必经"孟婆亭"饮"迷魂汤"，故成殓时，须用茶叶一包，并拌以土灰置于死者手中，这样死者的灵魂过孟婆亭时即可以不饮迷魂汤了。而浙江地区为让死者不饮迷魂汤(又称"孟婆汤")，则于死者临终前除日衔银锭外，要先用甘露叶作成一菱形状的附葬品(模拟"水红菱")，再在死者手中置茶叶一包。认为死者有此两物，死后如口渴，有甘露、红菱，即可不饮迷魂汤。原来在封建迷信中，人死后要被阴间鬼役驱至"孟婆亭"灌饮迷魂汤，目的是为了让死者忘却人间旧事，甚而要将死者导人迷津备受欺凌或服苦役，而饮茶后则可以让"死者清醒"，保持理智而不受鬼役蒙骗。故茶叶成为重要的随葬品。
茶在我国的丧葬习俗中，还成为重要的"信物"。在我国湖南地区，旧时盛行棺木葬时，死者的枕头要用茶叶作为填充料，称为"茶叶枕头"。茶叶枕头的枕套用白布制作，呈三角形状，内部用茶叶灌满填充(大多用粗茶叶)。死者枕茶叶枕头的寓意，一是死者至阴曹地府要喝茶时，可随时"取出泡茶";一是茶叶放置棺木内，可消除异味。在我国江苏的有些地区，则在死者人殓时，先在棺材底撒上一层茶叶、米粒。至出殡盖棺时再撒上一层茶叶、米粒，其用意主要是起干燥、除味作用，有利于遗体的保存。
丧葬时用茶叶，大多是为死者而备，但我国福建福安地区却有为活人而备茶叶，悬挂"龙籽袋"的习俗。旧时福安地区，凡家中有人亡故，都得清风水先生看风水，选择"宝地"后再挖穴埋葬。在棺木入穴前，由风水先生在地穴里铺上地毯，口中则念念有词。这时香火绕缭，鞭炮声起，风水先生就将一把把茶叶、豆子、谷子、芝麻及竹钉、钱币等撒在穴中的地毯上，再由亡者家属将撒在地毯上的东西收集起来，用布袋装好，封好口，悬挂在家中楼梁式木仓内长久保存，名为"龙籽袋"。龙籽袋据说象征死者留给家属的"财富"。其寓意是，茶叶历来是吉祥之物，能"驱妖除魔"，并保佑死者的子孙"消灾祛病"、"人丁兴旺"，豆和谷子等则象征后代"五谷丰登"、"六畜兴旺";钱币等则示后代子孙享有"金银钱物"、"财源茂盛"、"吃穿不愁"。
茶还常常作为祀祖的物品，作为祭品的茶，往往寄托祭祀者的深深的祝愿。客观地说，茶叶作为祭品，无论是祭拜天地神灵或是祭祖陪葬，都要比一般其他祭品来得更虔诚、讲究一些。因此，人们用来祭祀的茶也极为看重，尽力挑选上好的茶叶。
徽州茶文化与徽州茶俗
徽州地处皖南山区，山灵水秀，土质肥沃，茶树遍布。茶区云雾弥漫、空气清新、茶质优良，属高山茶类,是国内重点茶区之一。“祁红”、“屯绿”历史悠久，驰名中外;“黄山毛峰”、“太平猴魁”、“顶谷大方”名列全国十大名茶之中;“白岳黄芽”、“黄山绿牡丹”、“黄山银钩”、“金山时雨”、“歙县花茶”、“休宁松萝”、“太平奎尖”、“竹铺大方”、“紫霞莲蕊”、“石墨茶”、“香风茶”、“茗洲茶”……都为茶中珍品。
徽州茶文化涉及茶道、茶文艺、茶礼俗、茶饮习、茶建筑等与茶有关的文化活动，是融诗文、书画、歌舞等艺术于一体，集经济、宗教、思想、民俗、医学、旅游、园艺、食品、陶瓷工艺于一堂的文化现象。徽州植茶始于南朝，茶文化源远流长，成为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徽州茶道讲究以茶立德、以茶陶情、以茶会友、以茶敬宾，注重环境、气氛，场地一般选择在园林庭院、竹坞流泉边上，追求的是汤清、气清、心清、境雅、器雅、人雅。茶道器具有风炉、石鼎、瓷瓶、盛炭篮、涤器桶、铜火箸、竹洗、竹杓、茶秆、竹筅帚、竹茶匙、茶壶、茶盏等。水以泉水为上，河水中，井水次。茶道程序主要有：1、静气。排除杂念。2、烹汤。烹器须无异味，一般用瓦器、锡壶;火须旺炽无烟，文武相宜;汤分三沸，鱼目为一沸，缘边泉涌为二沸，奔涛溅沫为三沸。3、焚香。敬茶神陆羽。4、涤器。茶盏用白瓷，盏不洁则损茶味，洗涤后用干净布擦干备用。5、烫盏。祛荡寒气，盏热茶面聚乳，盏冷茶色不浮。6、赏茶。察茶色，观茶形，闻茶香。7、投茶。先茶后汤曰下投;汤半下茶，复以汤满曰中投;先汤后茶曰上投。茶以三至五克为宜。8、洗茶。用沸水少许，浸润茶叶，后将汤汁弃去，去尘祛冷，浸润张发。9、注汤。用三沸水，壶高水急，茶汤均匀，水至七分，盖少顷。10、敬茶。举案齐眉，以茶敬客，以茶为礼。11、闻香。约3分钟，盖揭一缝，香气溢出，沁人肺腑，茶以真香为上。12、观色。绿茶以青翠为胜，汤清叶绿，浑黄者次之。13、品味。轻啜一口于齿颊间灌漱，再徐饮慢品，俟甘津潮舌，才得茶之真味。茶品有活、甘、清、香之分，香而清、甘而活，方为名品。14、上食。奉上水果、干丝等食品，以佐品茶。15、论茶。或谈论，或吟诗，或泼墨作画以助茶兴。
文士茶以儒雅风流为特征;富士茶讲求高堂花厅、茶具华贵、茶形精美、气度豪华，注重气派、享受，因为徽州多徽商，拥资千万、老归乡里者比比皆是;农家茶注重内美不重外形，讲求真诚，乡土气息浓郁;道家茶以齐云山为本土，敬天祈地是道家茶的思想特征，寄情返朴归真。每种茶道都有几道乃至数十道讲究的表演程序。宋代史志学家罗愿有一首《茶岩》诗，是宋代徽州茶道的真实写照：“岩下才经昨夜雨，风炉与鼎一时来。便将槐火煎岩溜，听作松风万壑回。”
在徽州人生礼仪中，尚有“三茶六礼”的婚俗，“三茶”即接待宾客时必备的清茶、枣栗茶、鸡子茶。在徽州民间，采茶歌、采茶戏、采茶舞、茶民谣、茶传说故事广为流传。黔太古道羊栈岭茶亭上曾有一副清代汪谦予撰写的楹联：“南南北北，总须历此关头，且坐断铁门槛，办夏水冬汤，接应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上天下地;东东西西，阿谁瞒了脚跟，试竖起金刚拳，敲晨钟暮鼓，唤醒眼耳鼻舌身意，六道众生吃饭穿衣。”楹联74字，将佛像、禅理、人生、茶亭融为一体，深入浅出，如叙家常，如参禅偈。
说徽州文化必谈徽商，徽商曾驰骋中国商界长达三四百年，而茶商又是徽商中的一支劲旅。862年，歙州司马张途在《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一文中记载，当时祁门县山上遍植茶叶，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靠业茶为生，每年二三月新茶上市，茶商云集。明清是徽州茶商的鼎盛时期，清乾隆年间，徽商在北京设有茶行七家、茶庄百家以上，在津、沪开茶庄也不下百家，著名的茶商有汪晋和、王云翔、吴荣寿等。在歙县古村昌溪，“吴茶周漆”曾名扬天下。
“祁红”，条素清秀，色泽乌润，泡在杯中汤色红艳明亮，入口醇厚甜润。“屯绿”外形匀称，结构严谨，冲泡时色泽灰绿淡润，汤色清郁，味浓醇爽。“黄山毛峰”更是茶中之极品，形似雀舌，峰显毫秀，色如象牙，片片金黄，香味清雅，汤色明亮，冠压群芳。相比较起来，“太平猴魁”则既不先声夺人，也不标新立异，以一种含蓄的内在的力量，品质拔萃，色香味超群而“夺魁。”其外形两叶包一芽，平扁挺直，宛如橄榄枝，叶面苍绿匀润，背显脉藏，又如云追月。入得杯中冲泡，忽然间“刀枪云集”、“龙飞凤舞”，芽叶成朵，香气袭人。经久耐泡，余味无穷。据《徽州府志》载，徽州种茶，“始于宋之嘉祐，兴于明之隆庆”。许次杼的《茶疏》说：“天下名山，必产灵草;江南地暖，故独宜茶。徽州茶历史悠久，传世的文字记载就有一千二百多年;徽州茶品种繁多，在中国十大名茶的行列中，黄山毛峰、太平猴魁、祁门红茶均榜上有名;徽州茶品质优良，香高味醇，营养丰富;徽州茶殊荣也多，仅祁门红茶就荣获过两次国际金奖。徽州茶文化更是积淀丰厚，历朝历代的茶诗、茶画、茶著举不胜举，茶人茶商更是成绩斐然、有口皆碑;吴裕泰、张一元等老字号至今仍然熠熠生辉，胡适、陶行知等也是爱茶之人，徽州茶风茶俗更是独树一帜……。在当今中国，一个地区拥有如此丰富的茶资源可以说是独一无二，凤毛麟角。
茶禅文化与佛教的茶道
茶文化，禅文化，融成茶禅文化，是我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
相传神农尝百草，即知茶有解毒药效。史传记载，东晋僧人，已于庐山植茶，敦煌行人，以饮茶苏（将茶与姜、桂、桔、枣等香料一起煮成茶汤）助修。随着华夏文明之发展，演至唐代，而茶文化兴起。制茶法由唐饼茶、宋团茶、明叶茶、至清工夫茶；饮茶法从唐煮茶、宋点茶、明泡茶、而清沏茶。茶由药用而饮用、而艺用、而禅用；由上层社会“雅玩”入俗为民间“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事。
茶渗透于文化生活而产生茶具、茶厂、茶行、茶室、茶馆、茶经、茶书、茶诗、茶画、茶歌以至茶道，不一而足。以茶待客，以茶会友，以茶定亲，以茶馈礼，以茶贸易，民情风俗，均与茶不可分离。茶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释迦牟尼佛拈花示众，迦叶微笑，遂有以心传心之教外别传，南北朝时由达摩传来中国。传说达摩少林面壁，揭眼皮堕地而成茶树，其事近诞，而其所寓禅茶不离生活之旨，则有甚深意义。嗣后马祖创丛林，百丈立清规，禅僧以茶当饭，资养清修，以茶飨客，广结善缘，渐修顿悟，明心见性，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禅宗，演至唐代，而禅文化兴起。禅渗透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于语言历史而有禅话、禅史、语录、灯录；于文学艺术而有禅文、禅诗、禅乐、禅画；于建筑工艺而有禅寺、禅塔、禅室、禅具；于学术思想而有禅理、禅学、禅道、禅风。禅是中国佛教的特质之一，禅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茶一禅，两种文化，有同有别，非一非异。一物一心，两种法数，有相无相，不即不离。茶文化与禅文化同兴于唐，其使茶由饮而艺而道，融茶禅一味者，则始自唐代禅僧抚养、禅寺成长之茶圣陆羽。其所著《茶经》，开演一代茶艺新风。佛教禅寺多在高山丛林，得天独厚，云里雾里，极宜茶树生长。农禅并重为佛教优良传统。禅僧务农，大都植树造林，种地栽茶。制茶饮茶，相沿成习。许多名茶，最初皆出于禅僧之手。如佛茶、铁观音，即禅僧所命名。其于茶之种植、采撷、焙制、煎泡、品酌之法，多有创造。中国佛教不仅开创了自身特有的禅文化，而且成熟了中国本有的茶文化，且使茶禅融为一体而成为中国的茶禅文化。茶不仅为助修之资、养生之术，而且成为悟禅之机，显道表法之具。盖水为天下至清之物，茶为水中至清之味，其“本色滋味”，与禅家之淡泊自然、远离执著之“平常心境”相契相符。一啜一饮，甘露润心，一酬一和，心心相印。茶禅文化之潜移默化，其增益于世道人心者多矣。
西藏的茶文化与茶俗
西藏有“世界屋脊”之称，茶叶是当地人民补充营养的主要来源，因此成了西藏人民不可缺少的生活食品。目前，西藏的年人均茶叶消费量达15公斤左右，为全国各省、区之首。
藏族饮茶，有喝清茶的，有喝奶茶的，也有喝酥油茶的，名目较多，喝得最普遍的还是酥油茶。所谓酥油，就是把牛奶或羊奶煮沸，用勺搅拌，倒入竹桶内，冷却后凝结在溶液表面的一层脂肪。至于茶叶，一般选用的是紧压茶类中的普洱茶、金尖等。酥油茶的加工方法比较讲究，一般先用锅子烧水，待水煮沸后，再用刀子把紧压茶捣碎，放入沸水中煮，约半小时左右，待茶汁浸出后，滤去茶叶，把茶汁装进长圆柱形的打茶桶内。与此同时，有另一口锅煮牛奶，一直煮到表面凝结一层酥油时，把它倒入盛有茶汤的打茶筒内，再放上适量的盐和糖。这时，盖住打茶筒，用手把住直立茶筒并上下移动的长棒，不断催打。直到筒内声音从“咣铛、咣铛”变成“嚓咿、嚓咿”时茶、酥油、盐、糖等即混为一体，酥油茶就打好了。
打酥油茶用的茶筒，多为铜质，甚至有用银制的。而盛酥油茶用的茶具，多为银质，甚至还有用黄金加工而成的。茶碗虽以木碗为多，但常常是用金、银或铜镶嵌而成。更有甚者，有用翡翠制成的，这种华丽而又昂贵的茶具，常被看作是传家之宝。而这些不同等级的茶具，又是人们财产拥有程度的标志。
中日茶文化比较与借鉴
国人谈日本文化，向喜从它诸事皆以中国为师说起，而在保留中国唐宋古风上，日本之于中国亦多有“礼失而求诸野”之处，以是，对日人民族性于外来文化之迎拒乃至接受后之本土化历程乃常忽略。由此谈中日文化之比较与借鉴，自不免偏颇。
日本对中国文化之迎拒，古琴是明显例子。唐时虽胡乐兴盛，琴仍长足发展，宋时更因汉本土文化复兴而管领风骚，明季琴书大量印行，琴派繁衍，而此三时代，日本接受中国大量影响，却独不见严格意义下唯一的文人乐器古琴在日本扎根，仅明末清初永福寺东皋心越所传“东皋琴派”以寥寥之姿寂寞传承，可见日人在接受外来文化时，原自有它文化主体的选择在。
18世纪晚期日本江户时代的绘画作品描绘了一家人新年团聚时喝茶聚餐的情景。
这主体选择，迎拒外，更需注意的，是因应自身需要的本土化作为，以此，日本许多事物虽都自外引入，却又深具日本特质，而茶道则为其中之大者。
日本茶虽由临济宗僧明庵荣西由宋带回，但抹茶道却为日本文化深刻之映现，深深有别于中国茶艺。这别，从形貌到内在，从器物到美学，从文化角色到生命境界，在在不同。而所以如此，则因日本茶道之落点在修行，中国茶艺之作用在生活。
“茶禅一味”是茶文化中人人朗朗上口的标举，但它其实并不见于卷帙浩繁的中国禅籍，而系出自《碧岩录》作者圜悟克勤东流日本的墨宝拈提，但就这一墨宝拈提，却开启并引导了日本近千年的茶道轨迹。
直言之，日本茶道由禅而启，自来就是禅文化的一环。而禅，宋时以临济、曹洞分领天下，宗风大别。临济禅生杀临时，开阖出入，宗风峻烈；曹洞禅默观独照，直体本然，机关不露。以此不同之风光，临济影响了武士道，而茶道、花道、俳句、枯山水等，则依于曹洞。更直接地讲，日人民族性中之“菊花与剑”，一收一放，看似两极，西方甚至以之为矛盾之民族性格，其实皆立于禅。剑，乃生杀之事，与临济多相关；菊花，固诗人情性，则以曹洞为家风。
曹洞默照，日本禅艺术多透露着这层消息：花道当下静处，俳句直下会心，而枯山水更不似可以观、可以游、可以赏、可以居的中国园林，它只让行者独坐其前，直契绝待。茶道则在小小的茶寮中透过单纯极致的行茶，让茶人茶客直入空间、茶味、器物，乃至煮水声，以契于一如。
除了曹洞默照的影响，日本茶道之形成规矩严整的形式，也缘于日人向以秩序闻名之民族性。此民族性既因于地小人稠，天灾又多，需更强之群体性才好生存的环境，也缘于单一民族的单纯结构，及万世一系的天皇与封建制度。总之，日本之为一秩序性民族固不待言。也因此，以外规形塑内在，乃成为日人贯穿于生活、艺术、修行的明显特征。而茶道，即经由不逾之规矩，日复一日之磨炼，将心入于禅之三昧。
默照禅的机关不露，澄然直观，正能在最简约的条件下与物冥合，故茶寮简约，茶室数叠，器物亦皆内敛。在此，要的不是放，是收；不是繁华，是简约；不是率性，是规范。茶味本身更不是目的，一切都为了达致禅之三昧。
日本茶道如此，中国茶艺不然，许多地方甚且相反。
中国茶艺历史悠久，却几度变迁，叶茶壶泡之形式起自于明，论历史，并不早于抹茶道。日本茶道依禅而立，中国茶艺则立基文人，尽管宋后文人常有与禅亲近者，但根柢情性毕竟有别。
文人系世间通人，他原有钟鼎及山林两面，所谓“达则仕，不达则隐”，此仕是儒，此隐则为道。中国文人多“外儒内道”。外儒是读书致仕，经世致用；内道，则多不以老庄哲思直接作为生命之指引，更毋论“齐万物、一得失”之终极解脱，它主要以艺术样态而现，为文人在现实之外开启生命的另一空间，使其在现世困顿中得一寄情之安歇。
这艺术，以自然为宗，映现为基点，是对隐逸山林的生活向往，作用于具体，则有田园诗、山水画、园林、盆栽等艺术形式之设，而茶则为其中一端。
茶产于自然，成于人文，固成就不同之茶性，饮之，却都可回溯山川。而尽管茶艺中，亦有标举儒家规范者，近世——尤其在台湾，也多有想从中喝出禅味者，但大体而言，道家美学仍是中国茶艺之基点，以茶席契于自然仍是重要的切入，而此切入则又以生活艺术的样貌体现着。
正如中国之园林与文人之山水，中国茶之于生命，更多的是在生活中的寄情，让日常中另有一番天地，它是典型的生活艺术，人以此悠游，不像禅般，直讲翻转生命。
正因寄情、悠游，中国茶艺乃不似日本茶道般万缘皆放，独取一味。直抒情性的茶艺，总不拘一格。文人既感时兴怀，触目成文，茶席多的就是自身美感与怀抱的抒发。而文人现实济世之道固常多舛，此抒发乃更多地在放怀，于是啜茶味、品茶香、识茶器、观茶姿乃至以诗、以乐相互酬唱，就成茶席雅事。在此，多的是人世的挥洒、生活的品味，较少修行的锻炼、入道的观照。
此外，中国茶在唐宋虽有一番风貌，典型地成为文人艺术则在明代，明季政治黑暗，文人外不能议论时政，就只能在唯美世界中排遣自己，明代茶书因此尽多对茶物茶事之讲究，却少茶思之拈提。这也使茶艺极尽生活之所能，物不厌其精，行不嫌其美。其高者，固能映现才情；其末者，也就流为逐物迷心之辈。
谈中日茶文化，这文人与禅家、生活与修行确是彼此根本的分野所在，它缘于不同的历史发展与民族性，最终形成自哲思、美学以迄器物、行茶皆截然有别的两套系统。而也因这根柢分野，率意地在彼此间作模拟臧否乃常有“见树不见林”之弊。在此，无可讳言地，总以茶文化宗主国自居的中国，其识见尤多以己非人之病。
然而，虽说不能率意臧否，但特质既成对比，正好可资映照，以人观己，乃多有能济己身之不足者。
就此，日本茶道虽言一门深入而契于三昧，虽言以外境型塑内心，但长期以降，日人在茶道上的观照，也常因泥于规矩而老死句下。到日本参与茶席，所见多的是只得其形、未得其旨之辈，如千利休等人之标举，竟常只能在文献中寻。
得其形，未得其旨，日人的茶道修行，在今日正颇有中国默照禅开山祖天童宏智所言，“住山迹陈”之病，而此迹陈，正需“行脚句亲”来治。此行脚，在“佗寂”的基点上，或可尝试注入临济乃至中国不同之禅风，使其另有风光。另外，则在多少让其能不泥于狭义之修行样态。
修行，不只住山，不只行脚；修行，还可在生活。千利休晚年说茶道，是“烧好水，泡好茶”，是“冬暖之，夏凉之”而已，其实正预示了大道必易，毕竟，能在日常功用中见道，才真好凡圣一如。
此凡圣一如，在日本，须体得由圣回凡，在中国，却相反地，须观照由凡而圣。文人挥洒情性，虽看似自在无碍，却多的是自我的扩充，乃至物欲的张扬，即便不然，也常溺于美感、耽于逸乐，因此更须回归返照，由多而一，由外而内，由情性的流露到道艺的一体，而日人之茶道恰可在此为参照。直言之，要使中国茶艺不溺于自我，禅，就是一个必要的观照。
禅，原在中国大成而东传日本，宋后，汉本土文化重兴，宋明之儒者多受禅影响却又大力辟禅，而即便有近禅者，亦多狂禅文字禅之辈，是以禅附和文人。日本禅则不然，无论临济之开阖、曹洞之独照，其禅风皆孤朗鲜明，恰可济文人之病。
谈禅家与文人、修行与生活，此文化之差异，当然不只在茶。就画，宋后文人画居主流，禅画却东流日本且开后世济济风光，这画风之分野亦可参照。而就此，坦白说，谈中日文化——尤其是茶，虽历史中有宗主输入之分，有千丝万缕之缘，但与其入主出奴，倒不如将两者视为车之双轮、鸟之双翼，反可从其中识得彼此之殊胜与不足，而在不失自身基点上更成其大，更观其远。
茶道与中华传统文化
我国今古名茶的品种，总数不下二三百种之多，其质量之精美绝伦，花色品种之丰富多姿，堪称世界之最。
茶饮具有清新、雅逸的天然特性，能静心、静神，有助于陶冶情操、去除杂念、修炼身心，这与提倡“清静、恬澹”的东方哲学思想很合拍，也符合佛道儒的“内省修行”思想，因此我国历代社会名流、文人骚客、商贾官吏、佛道人士都以崇茶为荣，特别喜好在品茗中，吟诗议事、调琴歌唱、弈棋作画，以追求高雅的享受。古人把饮茶的好处归纳为“十德”：即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
茶道所追求的是超越性与和谐性的有机统一。人的生存是现实的，也是超越的。处于现实中的人力求超越现实，克服现实的缺陷，摆脱现实的束缚，让身心得到解放和自由，让情感得到宣泄和升华。茶道首先追求在虚静玄观之中，通过直觉体悟达到对人生、对功利的精神上的超越。
中国茶道思想是融合儒、道、佛诸家精华而成。“一生为墨客，几世作茶仙”的陆羽接受儒、道、佛诸家影响，并能够融合诸家思想于茶理之中。把诸家精华与唐代文化的特色结合起来，奠定了中国茶文化的基础，首创中国茶道精神。
在茶道中，静与美常相得益彰。古往今来，无论是羽士还是高僧或儒生，都殊途同归地把“静”作为茶道修习的必经之道。因为静则明，静则虚，静可虚怀若谷，静可内敛含藏，静可洞察明澈，体道入微。可以说：“欲达茶道通玄境，除却静字无妙法”。道家主静，儒家主静，佛教更主静。
中国茶道正是通过茶事创造一种宁静的氛围和一个空灵舒静的心境，当茶的清香静静地浸润你的心田和肺腑的每一个角落的时候，你的心灵便在虚静中显得空明，你的精神便在虚静中升华净化，你将在虚静中与大自然融涵玄会，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茶文化与儒家思想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大力宣扬“仁”即爱人的忠恕之道的同时，强调“仁”的实行要以“礼”为规范，提倡德治和教化，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并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治国理念。这些思想，造成儒家以中庸为核心的思想文化体系，并形成影响人类文化数千年的东方文化圈，当今包括全世界华人、华裔、日本、韩国及东南亚诸国都从儒学中寻找真理。而中国茶道，也多方体现儒家中庸之温、良、恭、俭、让的精神，并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哲理于品茗饮茶的日常生活之中。
与浩翰宇宙和神奇的太空相比，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实在太小，随着世界人口增长和工业技术进步，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便不断产生矛盾与冲突，在寻求解决人类之间矛盾冲突的办法时，东方人多以儒家中庸思想为指导，清醒、理智、平和、互相沟通、相互理解；在解决人与自冲突时则强调“天人合一”、“五行协调”。儒家这些思想在中国茶俗中有充分体现。历史上，四川茶馆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调解纠纷。某某之间产生分歧，有法律制度不够健全的旧中国，往往通过当地有威望族长、士绅及德高望重文化人作为进行调解，这在四川收“吃茶”。调解的地点就在茶楼之中。有越的是，通过各自陈述、争辩、最后输理者付茶钱，如果不分输赢，则各付一半茶钱。这种“吃茶评理”之俗延续到全国解决。
机械唯物论认为，水火不相容。但被儒家推为五经之首的《周易》认为，水火完全背离是“未济”卦，什么事情都办不成；水火交融才是成功的条件，叫“既济”卦。茶圣陆羽根据这个理论创制的八卦煮茶风炉就运用了《易经》中三个卦象：坎、离、巽来说明煮茶中包含的自然和谐的原理。因为，“坎”（）在八卦中为水，巽（）代表风，离（）在八卦中代表火。在风炉三足间设三空，于炉内设三格，一格书“翟”（火鸟），绘“离”的卦形；一格书“坎”，绘坎卦图样；另一格书“彪”（风兽）给巽卦。总的意思表示风能兴火，火能煮水，并在炉足上写“坎上巽下离于中，体均五行去百疾”。中国茶道在这里把儒家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至。
此外，儒学认为天地人文都在情感理性群体和谐相处之中。“体用不二”，“体不高于用”，“道即在伦常日用、工商稼耕之中”，在自然界生生不息的运动之中，人有艰辛、也有快乐，一切顺其自然，诚心诚意对待生活，不必超越时空去追求灵魂不朽，“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这就是说，合于天性，合于自然，穷神达化，你便可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快乐，达到人生极至。我国茶文化中清新、自然、达观、热情、包容的精神，即是儒家思想最鲜明、充分，客观而实际的表达。
中国茶文化与世界
茶味香馥甘醇，意境悠远，象征中庸和平，在今天这个文明与文明互动的世界里，人类需要对话交流，茶是对话交流最好的中介。这说明，茶及其所包含的茶文化精神已经被世界认同，并成为国与国之间交往的纽带。有感于“世界茶文明之旅”活动的重大意义，世界茶文明之旅的消息自今年2月份向社会公布以来，在业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世界茶文明之旅是20世纪以来世界茶业历史上一次范围最大、影响最广的中国茶文化的推广活动，此次活动必将对中国茶产业产生深远的影响。作为一名茶文化工作者，对于重走草原茶路的世界茶文明之旅活动，感到既欣喜又振奋。
长期以来，国人以中国为茶的故乡、世界茶文化的发源地、世界茶文明的缔结者引以为傲。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清代以来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茶开始陨落，中国茶文化变得落寞了，而我们的邻国日本,在唐代将中国茶叶引进，后融合日本文化发展成为日本茶道。日本人民非常重视对茶道的推广，日本茶道的重要流派里千家就在中国的一些省会城市长期驻会进行日本茶道的宣传，在国际上的许多重要场合，日本始终不会忘记对茶道的宣传，以至于有些人误认为日本才是茶文化的发源地。而中国呢？在国际市场上，出现了中国茶叶行业的“一、二、三、四”现象，而我们的竞争对手英国“立顿”红茶却创造着“四、三、二、一”的奇迹，中国茶叶出口平均价格每公斤还不到2美元。在世界人民眼睛里，中国茶是低档的、是原料茶，这一切的误会都缘于对中国茶缺乏了解。
事实上，中国是世界上茶叶种类最丰富、茶叶品质最优异的国家。中国茶叶拥有绿、青、白、红、黄、黑六大类1000余个品种，其中，白茶、黄茶、黑茶为中国特有茶类，而中国绿茶的品质在国际上更是首屈一指。很多到中国来的外国客人喝到真正的中国茶后，他们往往会发出由衷地赞叹。中国茶拥有悠久的历史，每一种茶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西湖龙井，乾隆皇帝曾六下江南，四次驾临并亲自采摘；碧螺春，康熙皇帝非常喜爱它的香气和韵味，并为其更名；君山银针，红楼梦中妙玉用隔年梅花上的积雪冲泡的“老君眉”；每一种茶都有着优美的传说，这些美妙的故事都着深深地吸引着世界人民，吸引着他们了解中国茶的历史文化。世界茶文明之旅组委会将携带着这些代表中国真正水平的茶叶到世界各地去推广，掀开中国茶叶的朦胧面纱，展示给世界人民一个真实的中国茶和中国茶的历史文化。
世界茶文明之旅带去的还不仅仅是丰富多彩的茶产品本身，更重要的是对中国茶文化的传播、对中国茶文化精神的传播。中国茶文化博大精深，以茶为载体的茶文化，是茶与文化的有机融合。从中国茶文化的起源和实践来看，就昭示了茶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的饮品。中国茶文化的核心理念是清、静、雅、和，一个“和“字，道出了世界和谐相处、和谐共进，茶文化是和谐精神的体现。就在不久前，胡锦涛主席在出席“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开幕式上，欣赏过中、日两国精彩的茶艺和茶道表演后，以一个真挚的“和”字道出了中国茶艺与日本茶道的异曲同工，他提出的“以茶为缘、以和为贵”，是对茶文化精神的充分肯定。2002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第七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上，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的献词说：“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便是茶。茶，已经不再是一片简单的叶子、一类植物，而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文化，一种和谐精神的代表。
我们欣喜地看到，在中国历史上，经草原茶路、丝绸之路、茶马古道、海上茶路等商路，茶叶走向了世界，并成为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亿人饮用的重要饮品。此次世界茶文明之旅将在传承历史的基础上，让世界人民重新认识中国茶，认识中国茶文化，架起一座中外人民交流与沟通的桥梁。我们相信，经过四年茶叶之路重走的完成，中国茶叶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和地位必将得到提升，中国茶经济也将腾飞。
台湾乌龙的制作与文化
台湾乌龙是乌龙茶类中发酵程度最重的一种，也是最近似红茶的一种。其儿茶素氧化程度达50～60％。乌龙茶类鲜叶原料采摘标准一般均为新梢顶芽形成驻芽时采摘二、三叶，唯有台湾乌龙是带嫩芽采摘一芽二叶。
优质台湾乌龙的制造，鲜叶原料标准为一芽二叶。着名的“膨风茶”则选用一芽一叶为原料。其初制工艺经过日光或加温萎凋、室内萎凋（静置与搅拌）、炒青、回软、揉捻、初干、焙干等道工序。
以上工序与包种茶基本相同，唯在炒青后加有“回软”处理。台湾乌龙日光萎凋或加温萎凋历时较久，程度较重，以叶面光泽消失，呈波浪状隆起，嫩梗表面呈现皱纹，心芽及第一叶柔软下垂，减重率为20～28％为适度。搅拌与摊置交互进行，从第三次起用力较重，历时较长，以茶芽呈银白色，叶张1C3～2C3呈红褐色，出现熟果香为适度。减重率为30～40％。乌龙的炒青温度较包种为低，炒至青味消失，发出熟果香，茶芽呈银白色，手握叶子微有刺手感即可。减重在40～50％之间。炒青叶出锅后用浸过清水的湿布包闷10～20分钟，使叶子变为柔软无刺手感，称为“回软”。乌龙的揉捻历时短，注意保持芽叶完好，用力不可太重。干燥作业分两次进行。初干温度为105～110℃，历时3～5分钟，摊凉30～60分钟。再干温度为85～95℃，历时40～60分钟。
优质台湾乌龙茶芽肥壮，白毫显，茶条较短，含红、黄、白三色，鲜艳绚丽。汤色呈琥珀般的橙红色，叶底淡褐有红边，叶基部呈淡绿色，叶片完整，芽叶连枝。
台湾乌龙在国际市场上被誉为香槟乌龙或“东方美人”，以赞其殊香美色，在茶汤中加上一滴白兰地酒，风味更佳。台湾乌龙首次于1865年由淡水输出，1869年英商JOHN＿DODD到台湾设厂精制乌龙输往美国。1872年在台湾经营乌龙出口的洋商多达5家。这一时期为台湾乌龙兴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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