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文化。
马古道主要有三条线路：即青藏线(唐蕃古道)、滇藏线和川藏线，在这三条茶马古道中，青藏线兴起于唐朝时期，发展较早；而川藏线在后来的影响最大，最为知名。这三条道路都与昌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滇藏线和川藏线必须经过昌都，它们的发展是与茶马贸易密切相关的。
滇藏线茶马古道出现在唐朝时期，它与吐蕃王朝向外扩张和对南诏的贸易活动密切相关公元678年，吐蕃势力进入云南西洱海北部地区。680年建立神川督都府，吐蕃在南诏设置官员，向白蛮、黑蛮征收赋税，摊派差役。双方的贸易也获得长足的发展，茶马贸易就是重要内容之一。南诏与吐蕃的交通路线大致与今滇藏公路相近似，即从今云南大埋出发，北上至剑川，再北上到丽江，过铁桥城继续沿江北上，经锛永钢另碴愠牵靶械窖尉傺乩讲捉鄙现谅矶(今西藏芒康)、左贡，分两道前往西藏：一道经由八宿邦达、察雅到昌都；一道径直由八宿至波密，过林芝前往拉萨。
历史上滇藏线茶马古道有三打道路：一条由内江鹤丽镇汛地塔城，经过崩子栏、阿得酋、天柱寨、毛法公等地，至西藏；一条由剑川协汛地维西出发，经过阿得酋、再与上一条道路相合至西藏；一条由中甸出发，经过尼色落、贤岛、崩子栏、奴连夺、阿布拉喀等地至西藏。其主要通道即与今滇蒇线接近。茶叶品牌网cyppw．com
茶马古道在云南境内的起点就是唐朝时期南诏政权的首府所有地大理。其中，大理、丽江、中甸、阿墩子(德钦)等地是茶马贸易十分重要的枢纽和市场。滇藏线茶马贸易的茶叶，以云南普洱的茶叶为主，也有来自四川和其他地方的茶叶。滇藏线茶马贸易有自己的特点，由云南内地的汉商把茶叶和其他物品转运到该地转销给当地的坐商或者西藏的贩运商人，又从当地坐商那里购买马匹或者其它牲畜、土特产品、药材，运至丽江、大理和昆明销售。西藏、川藏的藏商，大多换取以茶叶为主的日用品返回西藏。运输工具主要是骡马和牦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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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古道 历史深处
千百年来，在横断山脉的崇山峻岭和金沙江的幽深峡谷之间，在川、滇、藏三省交汇的“大三角”的原野丛林之中，盘曲延伸着一条神秘的古道。这条古道从四川的雅安出发，经飞仙关，过始阳，走天全，出禁门关，翻二郎山，过泸定，至康定，到西藏，然后进入尼泊尔。古道险窄幽深，斗折蛇形，曲曲折折，这就是与“丝绸之路”齐名天下的“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不仅是世界上地势最高，地理形态最为复杂的商业要道，它更是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传播的通道。
四川、云南是我国茶叶的主产区，“天全边茶”享誉蜀中。与盛产茶叶的川蜀地区唇齿相依的藏族同胞世世代代对茶叶却是十分的渴求，在汉文史料中多有藏人“嗜茶如命”，“艰于粒食”，“以茶为命”，“如不得茶、非病即死”之类的记载。藏族民族中也有“汉家饭裹腹、藏家茶饱肚”，“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之说。虽然对茶情有独钟，但由于酷寒的高寒气候，茶叶根本无法种植，只能依靠于川、滇茶叶入藏供饮，中原地区少有马匹，纵有些许，也皆体弱质差，而地处高原地段的西藏康巴正好盛产良马，这种出产与需求的互补，促使两个伟大的民族走到了一起。于是“茶马互市”诞生了。
“茶马互市”的诞生，最早可以追溯到唐玄宗时期。当时，茶叶用作饮料，在全国各地皆为常事，而藏族同胞，尚未大饮。虽此前贞观十一年文成公主下嫁给藏王松赞干布，就带来了大批茶叶，其后亦有茶叶进入藏区，然而其清新明目，健脾养胃，祛劳提神的功效非常人皆知，因而饮茶之习惯尚不得善遍，全民饮用当推至后期。当然也是从官至民。唐代作家李肇在《国史补》中写道：唐朝使者常鲁公出使吐蕃，常在篷中烹茶，吐蕃赞普见后问道“此为何物？”，常答：“此为解渴去烦之物，名‘茶’”，赞普细察，笑曰‘吾亦存焉’，遂令从人取出大筐，常观，果为茶耳，皆为徽、闽、川之良物，然赞普不能用。后，常示之，且言其妙，至此，赞普饮之，藏胞亦然。”由此可见，当时吐蕃势力强大，虽然存有大量的从外地搜罗或他人赠送作为珍贵礼物的茶叶，但除了极少赞普饮用外，常人大都不知道如何饮用，而从常鲁公在民间传以饮用之术后，喝茶的习惯也就给了藏民，茶文化开始进入藏区。藏民喝茶，汉民售之。茶马互市的兴起，无疑促进了藏汉经济的交往。唐朝在许多地方都设置了“茶马司”，作为市场管理机构。宋代开始，朝廷常与辽、金交战，所需军马更多，宋便将茶马交易作为一种手段，用以结善并控制西北各夷。当时，朝廷将茶叶的销售分为官茶和商茶，前者由机构采购交易，后者由茶商向户部纳税交易。但须限定数量和地域，明清两代大体沿袭旧制，只是到了清代晚期才将茶叶向民间开放。
天全是茶叶的盛产区，由于地理位置特殊，更与藏区康巴相邻，因而“茶马互市”交易更盛，至明代经商户达60余家。“天全边茶”产量达2．9万担。过天全县城，出禁门，便是二郎山系，是茶马古道的必经地，相对于年代更为古老、被历代衙府称为“官道”的经荥经、泥头、磨西至泸定、康定的“大路”，此路俗称“小路”，所背之茶亦称“小路茶”，无论大路、小路一样要路经此处，一样要翻越三千二百多米的马鞍山和五千多米的二郎山，因而二郎山南麓山脚有地名曰“两路”。
翻山越岭，地势陡险，骡马难以通行，只有人手脚并用，方能攀援通行。所以各地古道中惟一造就了“茶马古道”上仅此从天全禁门关至康巴路段独有的风景奇观：人力背茶。背夫们相约十人、八人，每趟从茶商的库房里领取茶包，背往指定的地方。体力好的取20—25包，足有300—400斤。
背夫们领到手的茶包层叠摞好，用竹签串连固定，再以篾条编成背篼，套上双肩。背夫无论是谁皆自备食物，即玉米面和一小袋盐巴，仅此而已。胸前系着一个椭圆形的小篾圈，俗称“汗剐子”专用于刮汗，手里拄着一根丁字形的拐杖，拐尖镶有铁杵，俗称“拐筢子”“墩拐子”。茶包一旦上背，沿途一般不得卸下歇息，待有平缓处，领头背夫（有地方称拐子师，也有地方称大背师）便审势路段和背夫负力情形，需歇一歇了，便扎下拐子，一声吆喝，示意大家找地方歇息。拐杖就是支架，茶包垫在拐子上，拐子扎在石头上，背夫们便都挺直腰背歇脚片刻。日久天长，古道上便留下了铁杵扎下的痕迹。甘溪坡上、紫石关旁那些茶路上密布的“拐子窝”至今仍在荒弃而覆满青苔的石板道上隐隐现现。
古道是走出来的，这一走就是几千年，几千年漫长的岁月中，它历经风雨，铸就了历史和文明，虽然说现代文明替代了它，但它不是消失，更不是灭亡，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段美好的过去，它是人类向前发展史上一座闪耀着光彩的里程碑，它光彩背后的神奇，源自于人类的坚韧不屈和自强不息。
茶马古道的历史内涵
“茶马古道”四川、云南与西藏之间的古代贸易通道，由于是川、滇的茶叶与西藏的马匹、药材进行交易，以马帮和背夫运输，故称“茶马古道”。
所谓“茶马古道”，实际上就是一条地道的马帮背夫之路。“茶马古道”的线路主要有两条：一条从四川的雅安出发；另一条路线从云南省普洱茶原产地（今西双版纳、思茅等地）出发，国内路线全长3800多公里。
川藏道由四川的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马塘、昌都至拉萨，再经后藏日喀则出境到尼泊尔、缅甸、印度，史称：“川康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沿途，同时也是转经朝圣道路的沿途，一些民间艺术家们于过去漫长的时日中，在路边的岩石、玛尼堆上绘制和雕刻了无数的经文咒语、佛陀、菩萨和许多高僧的形象，还有一些神灵的动物形象，如鱼、蛇、猫等等，当然也有一些被视为异物的形象，如海螺、明星辰，那些或粗糙或精美的造像为古道那漫长的旅途增添了一份神圣和尊严，也为那遥远的地平线增添了几许神秘
茶马古道简介
“茶马古道”起源于古代的“茶马互市”，可以说是先有“互市”，后有“古道”。“茶马互市”是我国西部历史上汉藏民族间一种传统的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为内容的贸易往来。宋代在四川名山等地还设置了专门管理茶马贸易的政府机构“茶马司”。茶马贸易繁荣了古代西部地区的经济文化，同时也造就了茶马古道这条传播的路径。
茶马古道是“连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斯里兰卡、尼泊尔、印度境内，直到抵达西亚、西非红海岸”的古代贸易通道。形成于汉藏民族“茶马互市”的贸易往来，积淀着唐代以来近2000年的历史。
一般所说的茶马古道有两条，一条是由云南普洱经大理、中甸、德钦等地到西藏，另一条线路是从成都经理塘、巴塘到西藏。一般的旅游者和考察者，目光多聚于此。实际上，还有一条线，就是走怒江大峡谷。这条世界上最美丽、最险峻、最跌宕起伏的道路是“驴友”们的滇藏探险新宠。
有人说，看完怒江大峡谷和沿线丰富的民族人文景观，其他的探险之旅就显得平淡了。
第三条茶马古道——怒江大峡谷，从大理、六库、福贡、丙中落、五里进藏，这里交通不便、人迹罕至，旅游者极少，民风淳朴，尤其是在蒙蒙的细雨中，一个人行走在怒江大峡谷边，远山青翠、怒江潺潺，偶尔你还可以看到国外真正的“生驴”(驴友的最高境界)，一人骑着自行车或从马帮租来的马匹。
茶马古道是世界上通行里程最长的古代商路。总行程在万里以上。自古以来，很少有人能够走完全程。沿途的每站都可以作为终点或者是起点。而当时最大的贸易中转站便要属四川的康定了。
康定过去叫做“打箭炉”，西来的马帮到达康定，就要在这里转换运输工具或者就地进行茶马贸易。1696年康熙帝批准了在康定进行茶马互市贸易的请求，使康定成为了内地与西藏地区之间主要的商业中心。国内的丝绸、茶叶等商品经过康定运往西方，而南亚、欧洲、美洲的商品也从这里销往中国内地。
古代交通路线。茶马贸易，是以中原地区的“茶”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马”为载体所开展的贸易活动。作为内地汉族地区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往来的一种重要方式，在沟通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方面发挥了十分巨大的作用。国家旅游局魏小安司长曾就“茶马古道”的旅游开发作过专题论述，指出：“茶马古道”是滇西北至藏东南历史上茶马互市所形成的一条驿道，在这条古道上，集中了中国最好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经过适度开发，完全可以成为世界级的旅游绝品。茶马古道旅游开发也作为区域联动开发战略的内容之一写入了全国“十五”旅游发展规划中。
从遥远的、开放的唐代，直到19世纪五六十年代滇藏、川藏公路修通，一直存在着一条鲜为人知的道路，它由中国大西南横断山脉东侧的云南和四川的茶叶产地出发，以人背马驮这种最原始的运载方式，穿越横断山脉以及金沙江、澜沧江、怒江、雅砻江等大江大河向西延伸，蛛网般覆盖了中国最大的两个高原，最后通向喜马拉雅山南部的南亚次大陆。随着茶文化和藏传佛教的兴起和传播，随着茶马互市的开展，这条道路便成了名副其实的茶马古道。
1000多年来，茶马古道将云南、四川的茶叶输送到藏区，又将雪域的山货特产运到内地，抗日战争期间它更成为中国惟一的对外交通道路。就在民间运输的同时，这条遥远而无比艰险的道路更成为宗教文化以及沿途20多个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交流的走廊。它不仅是连接汉藏等多民族的经济文化纽带，也成了人类为生存所激发的非凡勇气和所作出的超常努力的象征。
中国北茶马古道的历史
５月３０日，顶着初夏的阳光，在甘肃省陇南市康县一座名为团庄的小村庄里，村民们正在修复一段古老的城墙遗址。在这段古城墙脚下，是一条盘旋延伸的上行山路。这条道路的历史更为久远，被专家认定是中国北茶马古道中的重要线路。
谈起茶马古道，人们总会认为这是西南地区的历史文化遗存。但鲜为人知的是，茶马古道的分布地不只有云南、贵州、四川，在广袤的北方腹地中，也存在一条承载千年的商贸古道。
今年６８岁的龙恒金自小生活在陇南康北山区。在他印象中，儿时的团庄古城是一个人流不息、店铺林立的商贸集镇。身穿各式民族服饰的商队远道而来，数百匹骡马集聚，小镇里人喊马嘶，贩运和交易茶叶、药材、皮毛等货物。
“北茶马古道从四川进入甘肃，最远可达青海和西藏。康县境内的茶马古道始于汉唐，盛于明清，是内地茶叶西行并换回马匹的主要干道。”康县文联主席李永康说，陇南地处四川、陕西和甘肃三省交界，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多民族杂居共处的历史渊源，一向是联系西南和西北以及中原经贸活动的重要地带。
２００９年第三次文物普查时，考古人员在康县望关乡发现一块刻有“茶马贩通番捷路”字样的半截残碑，明确记载康县茶马古道的存在。这揭开了北茶马古道的历史面纱，并引起全国茶马文化学者的关注。
２０１０年６月，学者们在云南省召开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普洱论坛”上达成共识，肯定康县北茶马古道的真实性和历史地位，并将原来的“茶马古道是中国西南地区以茶易马贸易为主要内容的商贸通道”改为“茶马古道是中国西部地区以茶易马贸易为主要内容的商贸通道”。
“在已经发现的拴马桩上，人们可以看到一些猴子图案，这寓意‘马上封侯’，是个珍贵的汉代文物。”康县博物馆馆长杨清军说，目前全县共发现包括马槽、店铺在内的上千个茶马古道相关历史遗存或文物。
随着历史的变迁，许多文物的损失较大，古迹保护工作迫在眉睫。据相关部门介绍，目前仅剩３０多个北茶马古道相关的历史集镇和４处典型四合院，面临保存修缮的紧迫性。
北茶马古道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迹也处于濒危状态。“毛山歌是康县茶马古道流传的山歌，曲目有２０多种。”曾经任职县文体局长的苟长途说，现在会唱毛山歌的人一般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年轻人会唱的人已经非常少。
近年来，当地政府开始通过挖掘、搜集和整理北茶马古道的各类文物，重点围绕境内茶马古道的路线走向、历史文化、民俗风情进行发现、认定、申报，大力保护北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遗产。
目前，康县茶马古道已经列入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正在积极申报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当地还成立相关专业管理保护机构，规划投资１２．８亿元建设保护项目，希望通过对古遗址的恢复和维修，让沧桑古道变成展示历史文化的旅游胜地。
茶马古道：曾经消失的历史
在中国大西南的险山恶水和原野丛林之间，绵延着一条神秘的古道，千百年来，无数的马帮在这条道路上默默行走，悠远的马铃声，串起了山谷、平坝和村寨，也串起了众多民族和不同文化的交融。如今，古道石板上的马蹄印仍历历在目，跨越江河的铁索吊桥也已几经沧桑，被当年烟火熏黑的巨石诉说着这段传奇，古老的茶马古道，正日益吸引着人们的目光。
进入藏区的马帮，大部分是用“软驮”运输货物，以免有些地段过度狭窄，骡马因货架碰撞山体而掉进深渊。
在云南西双版纳，这块地球北回归线上惟一幸存的绿洲里，除了佛寺、高脚竹楼和傣家少女，还有着鲜为人知的老茶树和茶马古道的故事。云南是茶树的主要原产地，世界上用于制茶的植物有23属380种，其中15属260种分布在云南。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古老的野生茶树和最早的人工栽培型茶树，都在西双版纳。
拥有地球上最古老的茶园，西双版纳自然成为茶马古道的南端起点。历史上，西双版纳生产的普洱茶不仅作为献给朝廷的贡品，还远销西藏地区和印度、尼泊尔、缅甸、泰国、老挝等国家。到了清朝乾隆年间，每年跋涉在茶马古道滇藏线上运茶的驮马已达5万匹之多。
唐宋时期以后，云南和四川的茶叶开始销往西藏地区，受到了藏族同胞的喜爱，以至于到了“不可一日无茶”的地步。茶马古道也就有了两个出发点：一是云南普洱，二是四川雅安。从普洱北行的路线经过南涧、大理、中甸、德钦、碧土，从雅安西行的路线过泸定、康定、理塘、巴塘、芒康、左贡，两条路线在今西藏邦达汇合，然后又分为两条主要的商道通往印度。一是由邦达向西南行，经然乌、察禺进入印度东北角的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与著名的“蜀身毒道”和“海上丝绸之路”连接。二是由邦达经昌都一直向西，到达拉萨后又分为两路，一路经江孜等地进入尼泊尔、锡金、不丹，一路继续西行，经日喀则、拉孜、萨嘎、普兰到达印度、尼泊尔。
山间马店
从古代到近代，茶马古道上的交通运输主要是依靠马帮。马帮可以说是云南历史上一种独特的地方文化，由云南的地理环境和驰名于世的马匹这两大因素结合而成。历史上云南以产马著称。考古学家从170万年前元谋人时期的哺乳动物化石中，发现了马的化石；汉唐时期，云南有著名的“越赕马”；宋代的“大理马”更是驰名于世。而马帮的发展又与茶马古道的兴盛紧密联系在一起，马帮为西南地区的对外交通贸易提供了便利，茶马古道的繁荣则促进了马帮运输业的扩大与发展。
马帮形成初期，各家各户只是将自己的马匹用于短途驮运。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需要进行长途贩运的货物逐渐增多，加之复杂的道路状况，单人匹马很难成行，也无力承担全部运输业务，于是便数人相约合伙同行，共运一批货物，从而形成了最初的马帮。清末民初，云南各地出现了一批大的商帮，有些更是富甲全国。云南的商帮大多拥有自己的专业性马帮，有些商帮就是由马帮直接发展而来。
经常以地为床以天为被的赶马人早已习惯了简单艰苦的生活方式
专业性马帮有一套严密的组织机构。从领导来讲，一般分为大锅头、二锅头、管事三等。大锅头1人，是整个马帮的头号首领，其他人要入伙搭帮，要向大锅头交纳一定数量的钱银。对大锅头的要求也比较全面，既要智勇双全，又要熟悉商情、各地的风土人情、道路和驿站的情况，还必须有一套完善的管理手段，能当家理财，管理好马夫、牲口和财物。二锅头为二号首领，大锅头不在时全权掌管马帮。管事则专门负责马帮内部的经济事务。马帮的大小按拥有牲口多少区分，5匹牲口为一把，5把为一小帮，设一小锅头负责。一个马帮少则几十匹牲口，多则成百上千。赶马人与牲口的比例，一般为4匹骡马配备一名赶马人。
进入清代，云南外运货物总量大增，除了每年要运输京铜600多万斤以外，茶、盐等云南特产也是各路马帮驮运的主要货物。马帮运输业进入了鼎盛时期，茶马古道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据史料记载，清代从四川成都到西藏拉萨的距离为5916里，而从云南普洱府到拉萨的距离则为7019里，中间有100多个驿站。如果再加上从拉萨到尼泊尔、印度等地的里程，茶马古道可谓是名副其实的“万里之遥”。
从自然条件来看，茶马古道滇藏线最为艰难。通道皆位于崇山峻岭之中，雨季气候炎热，瘟疫等各种疾病流行，人和骡马都极易染病，所以，商队通常是在每年5月雨季到来之前通过云南西南部地区。而从滇西北进入西藏地区，行走更为不便，夏有蚂蟥之害，冬有大雪封山。即使在天气好的情况下，马帮驮队也步履艰难，有的通道极为狭窄，宽不及尺，左边是绝壁，右边是深渊。由于道路状况较差，沿途缺乏供给，加之路途遥远，人马容易困乏，因而经常出现人亡马死的事故。
随着滇川藏印之间贸易的发展，云南的一些商人和马锅头落籍印度、尼泊尔等国，成为华侨，其中以丽江、中甸等地的纳西族和藏族居多。这些人长期经营茶马古道上的驮运业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茶马古道成为中国西南惟一的一条陆路运输线，马帮驮队从印度运进大批的国际援助物资，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日战争。
新中国成立后修筑的滇藏公路和川藏公路，大多地段是以茶马古道为基础。汽车代替了驮马，茶马古道也已成为历史，不过在云南边远山区，马帮至今仍是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那些往日的马锅头和赶马人，如今已进入古稀之年，他们聚在一起的话题，仍是当年赶马途中的轶闻趣事和令人伤感的经历与磨难。
走茶马古道 品历史黑茶
2009年2月20日至22日，清风拂面、春光烂漫。中国黑茶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组织20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安化黑茶爱好者举行了“安化黑茶”新春寻根之旅活动。他们在安化走茶马古道、品历史名茶、看茶文化表演、听古老传说，体验了中国最后马帮马背上的生活，感受了安化黑茶的无穷魅力。
安化是我国著名的茶叶主产县，中国黑茶的发源地。自唐代便有“渠江薄片”闻名于世；安化黑茶被誉为古丝绸之路上的神秘之茶；安化黑茶中的花卷茶（俗称千两茶）采制工艺独特，可谓吸天地之精华，聚日月之灵光，积力量之阳刚，堪称“世界茶王”，是中华茶文化的瑰宝；安化独创的黑砖、茯砖、花砖（三砖茶），天尖、贡尖、生尖（三尖茶）被誉为中国黑茶之至尊。
明清时期，安化境内沿资水一带，茶行、茶庄、茶商号林立，每当茶叶上市，全国各地茶商云集，车水马龙，人潮如海，热闹非凡，故有时任知县赋诗感茶事“茶市斯为最，人烟两岸稠”；鼎盛时期，安化茶工十万，山山种茶，四时运茶，条条古道载茶马。在这里还有千年前梅王留下的或是宋朝茶商军留下的中国南方最后的马帮。
安化黑茶资源丰富、品质优良，主要得益于其独特的地理条件和生态环境。安化地处亚热带气候区，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壤肥沃。境内崇山峻岭，资水穿泻而过奔腾不息，资水两岸青山叠翠，终年云雾缭绕，有“山崖水畔、不种自生”的宜茶环境。正是这特定的生态环境，滋育了品质上乘的国家级优良茶种？？云台山大叶茶群体品种。千百年来，安化人民立足资源优势条件，世代以茶为业，总结和积累了一套精湛的传统制茶技术，尤其是黑茶初制工艺，普及在茶农之中，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采制技术的独特性，使安化黑茶具有其他茶品难以比拟的品质优势，发酵产生一种俗称“金花”的冠突散囊菌，具有降脂、暖胃、促进消化、清理肠道等多种保健功能。“安化黑茶，中国独有；中国黑茶，安化独尊”，安化黑茶制作工艺目前仍是受国家保护的二级机密。在我国西北地区，黑茶享有“无安化字号不买”的美誉。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食物结构的变化，市场对黑茶需求不断扩大，近年来黑茶已由过去单纯的边销逐步转向内销、侨销和外销，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在国内外刮起了一股“黑旋风”，显示出强大的市场活力。
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
昌都地区蕴藏着三江并流、高山峡谷、神山圣水、地热温泉，野花遍地的牧场、炊烟袅袅的帐篷，以及古老的本教仪轨、藏传佛教寺庙塔林、年代久远的摩崖石刻、古色古香的巨型壁画，还有色彩斑斓的风土民情等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
茶马古道是昌都地区自然与人文旅游的一条重要线索，自然界奇观、人类文化遗产、古代民族风俗痕迹和数不清、道不尽的缠绵悱侧的故事大多流散在茶马古道上。它是历史的积淀，蕴藏着人们千百年来的活动痕迹和执着的向往。
茶马古道穿过川、滇、甘、青和西藏之间的民族走廊地带，是多民族生养藩息的地方，更是多民族演绎历史悲喜剧的大舞台，存在着永远发掘不尽的文化宝藏，值得人们追思和体味。
茶马古道上的旅游是口归自然之旅，是人和自然和谐之旅，是都市人精神之旅，也是探险和发现之旅。
茶马古道旅游开发是全方位的，首先要搞好基础设施建设，诸如交通和运输设施、满足食宿需要的宾馆饭店建设、用电用水和安全保障等，同时大力开发旅游产品，从而带动各项事业的发展，使昌都地方的经济活起来。
茶马古道的历史价值与特点
今天，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这条自唐宋以来延续达一千多年并在汉、藏之间发挥过重要联系作用的茶马古道虽已丧失了昔日的地位与功能，但它作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作为今天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却依然熠熠生辉，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凸显其意义和价值。
第一，茶马古道是青藏高原上一条异常古老的文明孔道。
从茶马古道的路线看，我们不难发现，昌都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枢纽，它不仅是滇藏道和川藏道两条道路的必经之地，而且也是这两条道路的一个交汇点。事实上，茶马古道并非只是在唐宋时代汉、藏茶马贸易兴起以后才被开通和利用的，早在唐宋以前，这条起自卫藏，经林芝、昌都并以昌都为枢纽而分别通往今川、滇地区的道路就已经存在和繁荣，并成为连接和沟通今川、滇、藏三地古代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它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地区之间古代先民们迁移流动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间古代文明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孔道。从考古文化遗迹看，远在4～5千年以前，昌都就出现了像卡若遗址这样大型且时间延续极长的古人类聚落遗址。（19）这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昌都一带以卡若文化为代表的古文化已相当繁荣。昌都之所以能如此早的时代就产生如此发达的古代文化，其原因正在于昌都是位于今川、滇、藏三地之间古代文明交流与传播的一个重要孔道上。从卡若文化中，我们既可见到川西、滇西北地区原始文化的因素与特点，也可见到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等原始文化的某些影响，同时亦能发现其自身的特点，（20）说明卡若文化具有浓厚的复合文化特点，它并不是一个孤立发展的原始文化，而是与周邻地区诸原始文化之间存在广泛的联系和交流。卡若文化的这一特点，正好说明当时的昌都一带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发生交流联系的一个通道，同时也是各种原始文化因素传播和汇萃的一个重要枢纽地区。
此外，在今川西高原的甘孜、阿坝自治州境内和滇西北横断山区一带，发现了大量的石棺墓葬，俗称“石棺葬”。这种石棺葬在岷江上游地区、雅砻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地区均有较为密集的分布。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虽存在某些地方性差异，但其主要特征和文化面貌在总体上趋于一致，其时代则是从商周一直延续到东汉。值得注意的是，石棺葬不但在昌都地区的芒康、贡觉、昌都有发现，（21）而且在林芝都普，山南隆子、错那、乃东乃至喀则地区的仁布、萨迦等地也均有发现。（22）学者们从石棺葬形制和出土器物上明显发现西藏石棺葬同川、滇西部地区石棺葬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特别是昌都和林芝一带的石棺葬，基本上与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属同一个文化系统。（23）从分布上看，则更能说明问题。川滇西部是石棺葬最流行、最集中和发现数量最多的地区，而目前西藏所发现的石棺葬绝大多数集中分布在由川滇西部高原进入西藏的主要通道的沿线范围。我们知道，从川滇西部高原越过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经昌都一林芝一山南一日喀则，这是古往今来由川滇西部进入卫藏的一个主要通道，也是最便捷、最易行走和最重要的路线。一般说来，古人选择道路主要是沿河道而行。这条路线的绝大部分路段恰恰是河流所形成的天然通道。茶马古道（亦即今滇藏公路和川藏公路沿线）就正好是沿着这一通道行进的。所以，由石棺葬可以证明，以昌都为枢纽的茶马古道路线很早以来就是一条今藏、川、滇三地原始居民进行沟通往来的重要通道。这条通道被开通的历史，从考古发现看，至少可上溯到距今约4～5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更早。
第二，茶马古道是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难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被称作“世界屋脊”或“地球第三极”。所以，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文明古道，是没有问题的。正因为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道路并且几乎横穿了整个青藏高原，所以其通行难度之大在世界上的各文明古道中当是首屈一指。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文明古道，主要表现在：其一，茶马古道所穿越的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脉地区是世界上地形最复杂和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区，故其崎岖险峻和通行之艰难亦为世所罕见。茶马古道沿途皆高峰耸云、大河排空、崇山峻岭、河流湍急。正如任乃强先生在《康藏史地大纲》中所言：“康藏高原，兀立亚洲中部，宛如砥石在地，四围悬绝。除正西之印度河流域，东北之黄河流域倾斜较缓外，其余六方，皆作峻壁陡落之状。尤以与四川盆地及云贵高原相结之部，峻坂之外，复以邃流绝峡窜乱其间，随处皆成断崖促壁，鸟道湍流。各项新式交通工具，在此概难展施。”（24）据有人统计，经川藏茶道至拉萨，“全长约四千七百华里，所过驿站五十有六，渡主凡五十一次，渡绳桥十五，渡铁桥十，越山七十八处，越海拔九千尺以上之高山十一，越五千尺以上之高山二十又七，全程非三、四个月的时间不能到达。”（25）清人对茶马古道之险峻崎岖有生动的描述，焦应旂的《藏程纪略》记：“坚冰滑雪，万仞崇岗，如银光一片。俯首下视，神昏心悸，毛骨悚然，令人欲死……是诚有生未历之境，未尝之苦也。”（26）张其勤的《炉藏道里最新考》记，由打箭炉去拉萨，凡阅五月，“行路之艰苦，实为生平所未经。”（27）杜昌丁等的《藏行纪程》记滇藏茶路说，“十二阑干为中甸要道，路止尺许，连折十二层而上，两骑相遇，则于山腰脊先避，俟过方行。高插天，俯视山，深沟万丈……绝险为生平未历。”（28）茶道通行之艰难，可见一斑。其二，茶马古道沿线高寒地冻，氧气稀薄，气候变幻莫测。清人所记沿途“有瘴气”、“令人欲死”之现象，实乃严重缺氧所致之高山反应，古人因不明究竟而误为“瘴气”。茶马古道沿途气候更是所谓“一日有四季”，一日之中可同时经历大雪、冰雹、烈日和大风等，气温变化幅度极大。一年中气候变化则更为剧烈，民谚曰：“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其行路之艰难可想而知。千百年来，茶叶正是在这样人背畜驮历尽千辛万苦而运往藏区各地。藏区民众中有一种说法，称茶叶翻过的山越多就越珍贵，此说生动地反映藏区得茶之不易。《明史·食货志》载：“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如此漫长艰险的高原之路，使茶马古道堪称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道路。
第三，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也是多民族逐渐聚合在一起的历史。茶马古道所见证的，正是汉、藏乃至西南其他民族怎样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我们知道，汉族文明的特点是农业和儒教；藏族文明的特点则是高原地域和藏传佛教，两者都有深厚的底蕴，但也有一些差异。那么，是什么因素使两者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藏族是一个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民族，藏族之所以成为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虽然由多种原因所促成，但可以肯定，这条连接汉、藏之间的茶马古道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汉、藏之间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和相互依存，是使其共同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茶马古道的意义显然并不仅止于历史上的茶、马交换，事实上它既是历史上汉、藏两大文明发生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促成汉、藏两个民族进行沟通联系并在情感、心理上彼此亲近和靠拢的主要纽带。恰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中所言：“汉地的货物运到博（藏区），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29）这是藏族民众对茶马古道和茶马贸易之本质的最透彻、最直白的理解。所以，无论从历史与现实看，茶马古道都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与纽带。
第四，茶马古道是迄今我国西部文化原生形态保留最好、最多姿多彩的一条民族文化走廊。
茶马古道所穿越的川滇西部及藏东地区是我国典型的横断山脉地区，也是南亚板块与东亚板块挤压所形成的极典型的地球皱褶地区。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六条大江分别自北向南、自西向东地从这里穿过，形成了世界上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貌。由于高山深谷的阻隔和对外交往的不便，使该地区的民族文化呈现了两个突出特点：第一，文化的多元性特点异常突出。沿着茶马古道旅行，任何人都可深刻地感受到一个现象，即随着汽车的前行，沿途的民居样式、衣着服饰、民情风俗、所说语言乃至房前屋后宗教信仰标志始终像走马灯一样变化着，让你应接不暇。对这种现象，当地谚语有一个形象的概括，叫“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这种多元
茶马古道—茶马司
以茶易马，是我国历代统治阶段长期推行的一种政策。即在西南（四川、云南）茶叶产地和靠近边境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交通要道上设立关卡，制订“茶马法”，专司以茶易马的职能，即边区少数民族用马匹换取他们日常生活必需品的茶叶。
据史籍所载，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经略安抚使王韶在甘肃临洮一带与人木征作战，需要大量战马，朝廷即令在四川征集，并在四川四路设立“提兴茶马司”，负责从事茶叶收购和以茶易马工作，并在陕、甘、川多处设置“卖茶场”和“买马场”，沿边少数民族只准与官府（茶马司）从事以茶易马交易，不准私贩，严禁商贩运茶到沿边地区去卖，甚至不准将茶籽、茶苗带到边境，凡贩私茶则予处死，或充军三千里以外，官员失察者也要治罪。立法如此严酷，目的在于通过内地茶叶来控制边区少数民族，强化他们的统治。这就是“以茶治边”的由来。但在客观上，茶马互市也促进了我国民族经济的交流与发展。
宋朝以后，除元朝因蒙古盛产马匹无此需要，而未实行“茶马互市”以外，明、清二代均在四川设立专门的“茶马司”，清朝康熙四年（1665）在云南西部增设北胜州茶马市，至康熙四十四年（1705）才予废止。
千年历史变迁的茶马古道
亮炯·朗萨着《恢宏千年茶马古道》，是一部图文并茂的通俗读物，又是一部川康藏史地小百科。这本书既翔实的记述了“茶马古道”的历史渊源和作用，又介绍了康巴地区的自然生态、人文景观和藏族的历史文化。
“茶马古道”起于何时？史书上早有记载：秦汉时，蜀地和雅安地区的商者就与大渡河以西当时称为牦牛羌、牦牛夷等部族进行过骡马、牦牛等物交往；量少稀有还只为药用的茶叶，也是一项流通货物。从蜀地到达康定的新都桥、塔公草原和木雅藏族聚居区域等地方的道路，人们称这条最早的民间通商交往的路叫“牦牛道”或“马道”。从中原地经青海和四川甘孜州部分地区，经金沙江、过西藏那曲等地到达拉萨的藏汉文明古道是唐朝时唐蕃古道，从宋、元、明、清由朝廷多次大规模开通的川藏古道把茶叶更多地输进了藏区；清时，云南的普洱茶也输入藏区。宋朝时，因北方边疆战事不断，辽、金、西夏等游牧政权的侵扰，战事和运输需要大量的马匹，宋王朝便把“茶马互市”的重点从西北转移到西南。从内地通往康藏地区交通要道就是四川的黎州（汉源）、雅州（雅安），两地便成了“茶马互市”的重要市场。到了元朝，由于军马是自给，不需要茶马交易，官方对茶叶的控制，完全在于以税收充实财政。明朝时，北方战乱又起，朝廷迫切需要军马，以茶易马的旧制恢复，施行以茶马司的“茶引制度”，严禁私人贩运到民族地区，也严禁把茶种引过二郎山，违者会处以凌迟。到了清代，边茶是清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乾隆年间，以茶易马的政策完全终止。“引茶制”改为“引岸制”。岸，是指茶叶的固定采购地和销售范围，口岸和路线都是按官方指定的范围。由于清朝逐渐放宽了茶叶的控制政策，从而促进了茶叶的生产和藏汉茶土（土特产）交流为中心的贸易。到清朝中叶，因经营边茶而发家致富的不少，雅安、名山、荥经等县的茶商就发展到了七十多家，以边茶为中心的民族资本逐渐发展起来。康熙四十一年（1902年）清于打箭炉（康定）设官，监督茶叶等贸易，这时康定更加形成了藏汉贸易中心。清朝前中期位于藏汉交通要冲的康定，就必然成为汉藏贸易的重要集散地，边茶业的发展走向极盛时期。那时的炉城（康定）在清史书中说是“全市基础建于商业，市民十之八九为商贾”。
从历代王朝对边茶的政策是要“以茶治边”，用茶叶控制少数民族。统治者在实行重征茶税和茶叶官卖的垄断茶叶贸易的一整套政策是达到以茶治边的目的和经济目的。
从唐以来的“茶马互市”以及发展到后来的“茶土交流”都把内地汉族和边疆少数民族联系起来，促进了各民族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始于唐代的边茶业在客观上成为藏汉民族团结交往的重要纽带，对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雅安、名山、荥经、天全、泸定等地到藏汉商贸重镇康定，从康定又分南北两线到青海玉树、昌都，经西藏芒康、察丫、江达等地，直至拉萨，这就是历史上的茶马古道；这就是我国历史最为悠久、运输茶叶最多，汉藏民族文化、经济往来最为重要的通道；这个大通道的起始，中段和中心段均在康巴大地腹心——甘孜州。而甘孜州又处在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的特殊的生态、文化格局，使川藏茶马古道纵贯、网布甘孜藏族自治州。
历史在前进，今天的甘孜州早已不是历史上茶马古道那种贫穷落后，靠人背马驮作为运力的景况。汽车已成为主要运输工具，在四通八达的公路上往来飞驰，把藏族需要的茶叶、日用品运往各地；从成都到西藏拉萨有飞机可以直达，结束了千年茶马古道的辛酸历史。
京西古道比肩茶马古道
门头沟区的京西古道以商旅、军事、香道为主题，沿京西古道分布着大量的人文古迹、遗址、文物，这些资源与古道共生共存，极尽融合之妙，具有较为鲜明独特的文化遗产、文化创意特质，是门头沟重要的旅游资源之一。而近日成立的北京京西古道文化发展协会，就是要借助京西古道这一独特文化遗产资源，以王平古道为中心，整合、规划、研发现存的京西古道资源，以文保升级、资源研发、古道系生态建设、京西古道文化创意旅游为终端开发形式，焕发京西古道人文、历史以及资源性潜在价值。据悉，京西古道堪与茶马古道比肩，独特而富于张力，是京西文明的代表和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大量的人文、古迹、遗址、文物、庙宇等元素聚集于古道周边，文保单位星罗棋布，相融统一，互为拱卫，为京西古道注入了大量富于生命力的文化特质。其中北京京西古道文化发展协会会址——京西古道中部的王平镇，近年来在旅游文化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基础性、创造性工作，“古道明珠”马致远故居景点的运作和开发堪称经典。
另类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是“连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斯里兰卡、尼泊尔、印度境内，直到抵达西亚、西非红海岸”的古代贸易通道。形成于汉藏民族“茶马互市”的贸易往来，积淀着唐代以来近2000年的历史。
一般所说的茶马古道有两条，一条是由云南普洱经大理、中甸、德钦等地到西藏，另一条线路是从成都经理塘、巴塘到西藏。一般的旅游者和考察者，目光多聚于此。实际上，还有一条线，就是走怒江大峡谷。这条世界上最美丽、最险峻、最跌宕起伏的道路是“驴友”们的滇藏探险新宠。
有人说，看完怒江大峡谷和沿线丰富的民族人文景观，其他的探险之旅就显得平淡了。
第三条茶马古道——怒江大峡谷，从大理、六库、福贡、丙中落、五里进藏，这里交通不便、人迹罕至，旅游者极少，民风淳朴，尤其是在蒙蒙的细雨中，一个人行走在怒江大峡谷边，远山青翠、怒江潺潺，偶尔你还可以看到国外真正的“生驴”（驴友的最高境界），一人骑着自行车或从马帮租来的马匹。
日前，我随“中青在线怒江采风团”赴云南怒江大峡谷亲身领略大自然的神奇造化之功，探寻第三条茶马古道的险峻和神秘。
壮观三江并流
从北京到怒江，七天的行程，很大一部分时间都花在路上。
到昆明从昆明坐长途车近10个小时来到六库，沿途可以看到云南独有的红土地。快到六库的2个小时盘山路，真真让我们体验了什么叫九曲十八盘，如果是不熟悉地形的人开车是件很危险的事。导游提醒我们要不停的咽口水来减低身体的高原反应。
通过边防哨所时，每个人要拿出身份证接受检查，听说我们是北京来的客人，几个十几岁的哨兵害羞地和我们挥手告别。
走在怒江大峡谷，步步神奇，处处险峻，目力所及之处尽是绮丽风光。也许你早已领略了大江东去浪滔尽的雄壮，但你未必见识过三江并流齐欢腾的神奇。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三条大江并流170多公里，形成世界上罕见的“江水并流而不交汇”的奇特自然地理景观，即“三江并流”。
在丙中洛南部孜当村附近，距县城40公里的地方，怒江本是由北向南流，但因王期山千丈悬崖绝壁的阻隔，便改变流向由东向西急转而去，然后又被丹拉大山陡坡挡住了去路，只好再次调头由西向东急转。江水多次被挡，形成了一个半圆形的大湾，俗称：怒江第一湾。三面环水中的坎桶村，地势开阔，风光绮丽，人称世外桃源。如果站在贡当山上俯瞰第一湾，就会看见湾中的台地和相连的王期山梁如同一个在海中遨游的千年巨人半身像。
从前往来的人只能靠坐溜索过江，现在怒江边已经建起了几座现代化的大桥，但溜索依然存在，并发展成一项惊险刺激的旅游项目。过溜索（陡溜一根长约300米的钢索）的时间从开溜到停溜是18秒钟。就是说，人在溜索上的平均时速是60多公里！绝对是惊心动魄的冒险行为，也许只有勇敢者才能挑战。
茶马古道史记
据史料记载，中国茶叶最早向海外传播，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当时中国商人在与蒙古毗邻的边境，通过以茶易物的方式，向土耳其输出茶叶。隋唐时期，随着边贸市场的发展壮大，加之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茶叶以茶马交易的方式，经回纥及西域等地向西亚、北亚和阿拉伯等国输送，中途辗转西伯利亚，最终抵达俄国及欧洲各国。
从唐代开始，历代统治者都积极采取控制茶马交易的手段。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至千年元年，在蒙古的回纥地区驱马茶市，开创了茶马交易的先河。北宋时代，茶马交易主要在陕甘地区，易马的茶叶就地取于川蜀，并在成都、秦州（今甘肃天水）各置榷茶和买马司。元代时，官府废止了宋代实行的茶马治边政策。到了明代，又恢复了茶马政策，而且变本加厉，把这项政策作为统治西北地区各族人民的重要手段。明太祖洪武年间，上等马一匹最多换茶叶120斤。明万历年间，则定上等马一匹换茶三十篦，中等二十，下等十五。明代文学家汤显祖在《茶马》诗中这样写道：“黑茶一何美，羌马一何殊。”“羌马与黄茶，胡马求金珠。”足见当时茶马交易市场的兴旺与繁荣。至清代，茶马治边政策有所松弛，私茶商人较多，在茶马交易中则费茶多而获马少。清朝雍正十三年，官营茶马交易制度终止。
茶马交易治边制度从隋唐始，至清代止，历经岁月沧桑近千年。在茶马市场交易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商人在西北、西南边陲，用自己的双脚，踏出了一条崎岖绵延的茶马古道。
所谓茶马古道，实际上就是一条地道的马帮之路。茶马古道的线路主要有两条：一条从四川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巴塘、昌都到西藏拉萨，再到尼泊尔、印度，国内路线全长3100多公里；另一条路线从云南普洱茶原产地（今西双版纳、思茅等地）出发，经大理、丽江、中旬、德钦，到西藏邦达、察隅或昌都、洛隆、工布江达、拉萨，然后再经江孜、亚东，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印度，国内路线全长3800多公里。在两条主线的沿途，密布着无数大大小小的支线，将滇、藏、川“大三角”地区紧密联结在一起，形成了世界上地势最高、山路最险、距离最遥远的茶马文明古道。在古道上是成千上万辛勤的马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风餐露宿的艰难行程中，用清悠的铃声和奔波的马蹄声打破了千百年山林深谷的宁静，开辟了一条通往域外的经贸之路。在雪域高原奔波谋生的特殊经历，造就了他们讲信用、重义气的性格；锻炼了他们明辨是非的勇气和能力。他们既是贸易经商的生意人，也是开辟茶马古道的探险家。他们凭借自己的刚毅、勇敢和智慧，用心血和汗水浇灌了一条通往茶马古道的生存之路、探险之路和人生之路。
历史已经证明，茶马古道原本就是一条人文精神的超越之路。马帮每次踏上征程，就是一次生与死的体验之旅。茶马古道的艰险超乎寻常，然而沿途壮丽的自然景观却可以激发人潜在的勇气、力量和忍耐，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从而衬托出人生的真义和伟大。不仅如此，藏传佛教在茶马古道上的广泛传播，还进一步促进了滇西北纳西族、白族、藏族等各兄弟民族之间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增进了民族间的团结和友谊。沿途上，一些虔诚的艺术家在路边的岩石和玛尼堆绘制、雕刻了大量的佛陀、菩萨和高僧，还有神灵的动物、海螺、日月星辰等各种形象。那些或粗糙或精美的艺术造型为古道漫长的旅途增添了一种精神上的神圣和庄严，也为那遥远的地平线增添了几许神秘的色彩。从久远的唐代开始，直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滇藏、川藏公路的修通，历尽岁月沧桑一千余年，茶马古道就像一条大走廊，连接着沿途各个民族，发展了当地经济，搞活了商品市场，促进了边贸地区农业、畜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沿途地区的艺术、宗教、风俗文化、意识形态也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
如今，在几千年前古人开创的茶马古道上，成群结队的马帮身影不见了，清脆悠扬的驼铃声远去了，远古飘来的茶草香气也消散了。然而，留印在茶马古道上的先人足迹和马蹄烙印，以及对远古千丝万缕的记忆，却幻化成华夏子孙一种崇高的民族创业精神。这种生生不息的拼搏奋斗精神将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上雕铸成一座座永恒的丰碑，千秋万代闪烁着中华民族的荣耀与光辉。
重温茶马古道
位于西双版纳地区的古“六大茶山”，三国前就有茶树种植，三国之后，茶就作为商品外对贸易，晋时逐渐发展，唐、宋已形成茶叶商品基地，明洪武年间被划作一个单独的行政区域。
清朝中叶，古“六大茶山”鼎盛，产品远销四川、西藏、南洋各地，普洱茶从此闻名中外，普洱茶外销之路，就是历史上的茶马古道。
历史的普洱茶外销路线主要有以下几条
一条是从普洱出发至昆明、昭通、再到四川的泸州、叙府、成都、重庆至京城。
二条是普洱经下关到丽江与西康西藏互市。三条是由勐海至边境口岸打洛。
再分二路
一路至缅甸、泰国。
二路是经缅甸到印度、西藏。
四条
是由勐腊的易武茶山开始，至老挝丰沙里，到河内再往南洋。
在江北古六大茶山境内有7条
易武至江城道、易武至宁洱道、易武至思茅道，此道是主要道，易武至倚邦、莽枝、革登也走此道，易武至车里再到勐海道，易武至老挝磨丁道，易武至老挝勐悻道。
於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从昆明经思茅至倚邦通过磨者河上的承天桥再到慢撒、易武那条由石板镶成的古茶马道，约宽2米，长达数百公里。昔日茶山有许多茶号和茶庄专门从事茶叶的收购、加工和外运销售，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易武落水洞茶马古道，磨憨口岸（原中老茶马古道），打洛口岸（原中缅茶马古道），宋云号茶庄遗址，车顺号古茶庄原址，同昌同泰古茶庄原址。
遥望茶马古道
中国北方的“丝绸之路”早已名满天下，在中国的大西南，同样有着一条可同“丝绸之路”媲美的“茶马古道”。专家认为，这条“茶马古道”的商路网络比“丝绸之路”更为繁密，是目前已知亚洲大陆历史上最为庞大复杂的商业道路。
“茶马古道”是云南、四川与西藏之间的古老贸易通道，由于是用川、滇的茶叶与西藏的马匹、药材交易，以马帮运输，故称“茶马古道”。
今天的茶马古道，早已被一条条现代化的公路所覆盖，仅有断断续续的一些青石路段淹没在人迹罕至的茫茫密林之中，人们已很难窥见这条神秘古道的全貌。一般认为，茶马古道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从云南的南部西双版纳、思茅经临沧、保山、大理、怒江、丽江、迪庆到四川的甘孜及西藏的昌都、察隅、波密、林芝、拉萨，再进入尼泊尔、锡金、不丹、印度、阿富汗；另一条是从四川的雅安出发，经康定到昌都的左贡同云南之道相汇。是古代中国与南亚地区一条重要贸易通道。
茶马古道是茶马互市的产物。茶马互市最早可以追溯到唐玄宗时期。当时唐朝在安多地区设置“茶马交换所”，由当地军民指挥使司监管市场。宋时，由于与辽、金政权战争频繁，所需军马数量大增，同时，宋也将茶叶作为一种政治手段，用以控制西北各部，于是专门设置茶马司进行管理。其销售分官茶和商茶，前者通过专门的政府机构采购，后者则由茶商向户部纳税领取执照，并取得一定的“茶引”(类似现在的配额)后方能按指定地点和数量经营。明清两代大体也袭用这种方式，只是到清代中期才向民间开放。
七世纪初期，松赞干布统一西藏高原，建都罗些城(即今拉萨)，数次遣使向唐朝求婚。公元641年，唐太宗派文成公主入吐鲁蕃和亲，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结婚。公元707年，金城公主嫁给赞普尺带丹珠。两位公主带入藏区汉文化，也带去了手工业品、茶叶等，藏族群众非常喜欢茶叶。由于藏族人民居住的高原较为干燥，且以肉食为主，喝茶可以解渴，解油腻，助消化，加上酥油、糌粑熬制的茶还能增加营养和维生素，抗寒保暖，并有药用价值。现在，茶已成为藏族人民生活的重要内容。他们饿了喝酥油茶能止饥；累了饮几口热茶能消除疲劳；冷了喝一碗骨油茶立刻暖遍全身；病了饮一口浓茶能解毒去病。在牧区，用煮过的茶喂牲口，马吃茶长膘快，牛吃茶增加奶量。直至今天，藏族人民招待客人首先端出来的便是茶；送的礼物第一项就是茶叶加哈达；购买东西首先要买的是茶；出外旅行茶也是必带之物，家务事繁多，最重要的也是煮茶。因此，过去中原人形容藏族饮茶是“倚为性命，宁可一日无食，也不可一日无茶”。
茶叶传入藏区后，藏族人民将茶文化予以了发扬光大。藏区的茶叶在制作、包装和饮用等方面和内地都有诸多差异。由于这些差异，在称呼上也不同，有叫边茶、马茶的，也有叫藏茶和砖茶的。藏茶在秋季采摘，连枝带叶制成粗茶，此时的茶叶色味俱浓，经煮耐泡。将茶叶蒸压成一定规格的块，既便于计量又能够长途运输。云南的藏茶产于普洱、佛海、景谷、缅宁一带，主要销南部康区。
从自然条件来看，茶马古道滇藏线最为艰难。通道皆位于崇山峻岭之中，雨季气候炎热，瘟疫等各种疾病流行，人和骡马都极易染病，所以，商队通常是在每年5月雨季到来之前通过云南西南部地区。而从滇西北进入西藏地区，行走更为不便，夏有蚂蟥之害，冬有大雪封山。即使在天气好的情况下，马帮驮队也步履艰难，有的通道极为狭窄，宽不及尺，左边是绝壁，右边是深渊。由于道路状况较差，沿途缺乏供给，加之路途遥远，人马容易困乏，因而经常出现人亡马死的事故。
茶叶和茶文化是从中国传入西方的第一样物种和文明，正是因为茶，西方人认识了东方中国。千百年来，马帮在这条茶马古道上不断地游动，茶叶从一个商人手中转到另一个商人手中，中国人、印度人、波斯人等等将这些茶叶一站转一站，送到世界的另一边。茶叶成为连结不同民族和不同大陆的纽带，并形成一条条无穷无尽的商路。
当时，丽江是滇藏“茶马古道”上重要的货物交易场所和集散地，滇藏商贾云集于此，异常繁华。到了清朝乾隆年间，每年跋涉在茶马古道滇藏线上运茶的驮马已达5万匹之多。
茶马交易的规模越来越大，且扩散到众多产品，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从宋朝初年，仅行销到安多地区的茶叶就在300亿斤以上。明代的1733年的一年，就以50万斤茶叶换取藏马13000多匹。清朝顺治年间，行销茶叶800余万斤。民国时期，年销茶叶360万斤，输出羊毛200余万斤，羊皮30万张，牛皮2万张，麝香2000余斤，鹿茸700余对，贝母3万余斤，总值银426万元。
历代如此昌盛的茶马贸易不仅形成了沟通汉藏的经济走廊，也成为一条政治走廊和文化走廊。它对藏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茶马贸易时正是吐蕃创立文字之时)，对藏族与汉族传统友谊的建立，对藏区逐步纳入中国的版图，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抗日战争中，当沿海沦陷和滇缅公路被日寇截断之后，经大理、丽江至拉萨到印度的“茶马古道”成为中国当时唯一的陆路国际通道，丽江也成为这条通道上重要的交通枢纽。有大小商号1200多家，来往于丽江、西藏、印度、尼泊尔的马帮有2．5万头骡马，盛况空前。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川藏、滇藏与印度之间茶马古道上的马帮运输贸易一下子衰落下来。内地其它道路的迅速恢复，使地处偏远的丽江再度远离内陆贸易的主要线路。大量来自印度和西方的物资交流，不再需要用马帮这种世界上最昂贵、最缓慢的交通运输方式来进行了。来自西方各国的各种物资，又可以从上海、广州等沿海城市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
从古代到近代，茶马古道上的交通运输主要是依靠马帮。马帮可以说是云南历史上一种独特的地方文化，由云南的地理环境和驰名于世的马匹这两大因素结合而成。历史上云南以产马著称。考古学家从170万年前元谋人时期的哺乳动物化石中，发现了马的化石；汉唐时期，云南有著名的“越赕马”；宋代的“大理马”更是驰名于世。而马帮的发展又与茶马古道的兴盛紧密联系在一起，马帮为西南地区的对外交通贸易提供了便利，茶马古道的繁荣则促进了马帮运输业的扩大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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