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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公与黑茶王开林
道光二十年（1840年），左宗棠二十九岁，听从恩师贺熙龄的妥善安排，去安化陶家坐馆。他的学生只有一个，是已故两江总督陶澍的儿子陶桄。此馆左公共坐八年，他充分利用陶家珍藏的典册，博览精研，深潜厚积，为异日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底子。
安化小淹依山傍水，风景如绘，前后百余里盛产茶叶。每到出茶时节，山西、陕西的茶商就接踵而至。安化黑茶可分为上、中、下三个品级，上品、中品制成茶砖，下品则卷包装篓。价格方面，上品茶比中品茶高出五倍左右，中品茶比下品茶高出三倍左右。由于安化黑茶口碑好，长期供不应求。
同治十三年（1874年），钦差大臣、陕甘总督左宗棠写信给湖南老乡、陕西布政使谭钟麟，回忆自己早年在安化小淹的所见所闻，涉笔成趣：“安化后乡老小，届时打草充茶，踩成上篓，其中杂真茶不过十分之一二而已。所谓草者，柳叶、茅栗之属，且并刈凡草入之。县志有云：‘宁采安化草，不买新化好。’言新化真茶尚不如安化杂草之易售。”由此可见，当年安化茶的抢手程度，茶里掺草，毫无掩饰，竟然不愁销路，连县志里面都有明确的记载，并且引以为傲。左公贵为封疆大吏，极品高官，竟然也喝不到十成上品的安化黑茶。在同一封信中，他继续写道：“上冬所库存陈茶一封，试看果皆草也。山、陕商贩不能办真茶，即高价所采亦多是粗叶，亦搀有杂草，但得真茶七八分，即称上品。至新芽初出，如谷雨前摘者，即小淹亦难得。每斤黑茶，至贱亦非二三百文不可得也。”
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军在南方纵横，捻军在北方驰骋，洋人在海上肆虐，国内经济日益凋敝。从湖南安化伸向长江以北、黄河以北的茶马古道也因为盗匪出没无常，杀人越货，彻底断绝。安化黑茶的行情一落千丈，由畅销、旺销的高峰坠入滞销的低谷。经营茶园的，就算以上品茶砖应市，只卖中品茶砖的价格，也很少有北方茶商前来问津，因此无一处茶园不赔钱，无一位茶农、茶贩不亏本。
光绪元年（1875年）五月下旬，俄罗斯官员索斯诺夫斯基率团考察西北数省，左公与之打了二十七天交道。当时，连清朝军机处的官员都担心索斯诺夫斯基是借考察为名，趁机窥探中国西北地区的虚实。众疑莫定，左公却自信满满，以开放的态度欢迎索斯诺夫斯基一行，请他们住进总督官邸。“欲绘地形，则令人作向导；欲观军容，则令人布拙式；欲谈制作，则令入局审视而请益焉。”左公的自信显然是基于楚军、湘军将士能征善战之上，俄国人看了，心里只会犯嘀咕，至于西北战区的民生惨状，想瞒也瞒不住。索斯诺夫斯基辩才无碍，而且精通地理学，他拿出一张摹绘而成的康熙舆图向左公炫耀，以显示他周知中国的山川形势，殊不知左宗棠才是实打实的历史地理、军事地理大行家，他对索斯诺夫斯基说：“康熙舆图是测度定地而成，故为古今稀有定本。后此拓地渐多，乾隆中随时增入，并命何侍郎携带仪器遍历各处详加订核，是为乾隆内府舆图，则尤精而又精者。”话音刚落，他就取出影印的乾隆内府舆图摆在大案上，索斯诺夫斯基直看得两眼发直，良久不吭一声。左公的描述是：“索意嗒然，自此希言地学矣。”
索斯诺夫斯基不再奢谈他最擅长的地理学，倒是主动提出由俄方出力给左公的军队采运粮食，这当然是好事，如果能够办成，就可解决大难题。陕甘总督衔系茶马，左公灵机一动，与对方探讨中俄边境开办互市的可行性，一旦通商，便可在恰克图设立市场。左公首先想到的就是安化黑茶，其次才是川丝、大黄等物，“若办理得宜，不但新疆相庇以安，可规永久；即吾湘茶利分销东南西北，不患销路之滞矣”。其后，左公兴致勃勃，认为湖南茶商“运茶至古城、乌鲁木齐诸处销售，最为便利”，但他冷静下来，测算出这条路线超过了六千里，比俄商入口运茶的路程还要多二千余里，不计途中损耗，单是累计水陆转运的各项费用，就高到令人吐舌摇头的地步。再者说，俄国人更喜欢红茶、黄茶，这也是安化黑茶出口的一个障碍。
左公在西北边陲任事十四年，虽遥隔千山万水，却心系湖湘。他未将安化黑茶送出边境，只是因为交通不便，时机不巧，他的良苦用心则为后人所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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