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文化。
1913年，辛亥革命后两年，云南公派出122名留学生东渡日本求学，其中就有来自会泽的朱文精。同批留学生中，还有后来大名鼎鼎的熊庆来。不到半年时间，朱文精与来自宜良的同学陈洪畴一同考入位于静冈的日本农商省制茶部学习，成为中国最早学习种茶制茶的留学生。其后，1919年，浙江派吴觉农和葛敬应二人赴日习茶。1919年，朱文精学成回国后，任茶叶实习所所长兼茶叶试验场场长。1923年，云南成立化学工艺厂，朱文精参与筹办，拟定《筹办云南化学工艺厂茶叶部计划书》。在该计划书中，他认为要发展茶叶出口，就要建立研究部，购置器材，征集茶样，进行近现代科学分析，研究各茶样的茶素、茶单宁、蛋白质、水分、灰分以及其他矿物质等化学、物理成分，优胜劣汰；并建议在宜良设一地制茶厂，成功后推广到景谷、缅宁（临沧）。
朱文精还认为，昆明华亭寺、归化寺、筇竹寺、十里堡所产茶叶品质优异，价值极高，且外运成本较低，值得推广。可惜在当时的情况下，朱文精的愿望难以一一实现，1933年，朱改行从事其他行业，令人嘘唏。
延伸阅读
云南民国茶人之—白耀明
民国24年（1935），白耀明到车里、佛海、南峤三县考察农、矿、茶的情况。看到车、佛、南地区大片平坝荒山土地肥沃，雨量充沛，资源丰富，但民众贫困，深感大力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生产之必要。
民国25年（1936）至26年（1937）间，白耀明先后到国内20余个省市考察，接着又到日本学习茶叶及其他农作物栽培加工技术。回云南后，结合云南边疆情况进行考察调研，提出开发方案。他曾为了实业开发上书省政府，其中写道：“政府若只靠收税养国，是吃老百姓胡须上的饭而已。要兴办农业、工业、商业、牧业等多种多样的事业，才能达到国强民富。”
民国27年（1938），云南省财政厅采纳了白耀明的建议，决定建立“云南思普区茶业试验场。”当年元月，在南峤建立第一个分场，同年4月，在佛海南糯山建立第二个分场。采选国内优良茶种试种，采用梯台栽种，实行科学栽种，管理和采摘。民国29年（1940），佛海总场成立，白耀明担任场长。总场在南糯山茶园中心区建立制茶厂，从印度引进制茶机，改变了传统的手工制茶方法，工效成几十倍提高，质量也优良，还从上海、杭州选聘来高级技师10余名。当地傣族群众赞叹道：“孔明老爹又活回来了！”白耀明了解到外国人多喜欢喝红茶，为了扩大国外销路，占领海外市场，茶厂以制红茶为主，属云南省第一次制出红茶和出口红茶。
民国31年（1942），“思普区茶业试验场”划归云南省企业局，于当年4月1日正式将该场改称“思普企业局”，白耀明任总办。原茶叶试验场一分场改称安峤农场；二分场改称南糯山茶叶种植场。并且建立了樟脑培植场和志安纺织厂，白耀明兼任纺织厂厂长。
白耀明动员家乡沙甸的回族乡亲，先后迁移200多人到佛海垦殖，带来内地较为先进的农耕和工艺技术。他还引进先进农机具开垦荒地，佛海第一次出现了新式农机具。经过几年努力，安峤农场开垦田地100多亩。南糯山茶叶种植场种植茶树10万株，采用科学方法管理和采制。南糯山制茶厂建了厂房500平方米，住房17间，约700平方米；有大小揉茶机各1台，大小烘茶机各1台，有切茶机1部、分筛机1部，年生产机制茶2000担左右。
民国37年（1948）11月，白耀明卸任，出国侨居缅甸。1956年，由缅甸移居泰国清迈。1965年8月，白耀明寿终于泰国清迈女儿家中，享年72岁。
云南民国茶人之—范和钧
云南民国茶人之—范和钧
范和钧（1905-1989），江苏省常熟人。早年留法勤工俭学，归国后在上海商检局工作期间，深入茶叶产区考察研究，与吴觉农先生合著《中国茶叶问题》一书。1939年春，范和钧与张石城从缅甸景栋绕道到云南佛海考察取得样茶后，取道思茅普洱返回昆明作汇报建议。同年冬天，云南中茶公司决定在佛海创办试验茶厂，委任范和钧为厂长，茶厂开办费定为5万元。
1940年春，正式开始建厂。创业是艰难的，厂房建成了，制茶机器运转了，两年来，范和钧一边建厂，一边发展滇茶生产，开展滇茶外销，繁荣了当地的经济，改善边民生活。先后，发展紧茶生产，扶持茶农茶工；在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前，与印度力争豁免紧茶的进口税和过境税；解决佛海外销茶结汇问题，使产销得以顺利进行。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战火迫近缅泰。佛海地区遭受日机轰炸扫射，人心惶惶，动荡不安。昆明中茶公司电令茶厂职工全部撤退昆明。范和均建厂任务正进入全面完成的最后阶段。范和钧决定一定要在撤退之前，把茶厂全部建成，以表达对日本侵略者绝不屈服的决心。在范和钧带领下，全厂动员，上下一心，加班加点，赶装发电机器。一周后，机房供电，全厂灯火通明，翌日，全厂职工将刚刚安好的机械和一切原有的设备，一一拆卸装箱驮运到思茅，主要机器沿途寄存民间保管，全厂员工除本地人员留守护厂外，其余人员全部撤离。日后，这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成为了历史中的美谈。
另一位作者对范和钧生平事迹的描述。
范和钧先生是江苏常熟人，早年和夫人娄允琴留学法国，1939年春到佛海考察开办佛海试验茶厂。
我是1939年12月31日经招聘后跟师傅们从宜良乘火车到昆明转乘汽车到玉溪，并停留了9天，后在殷保良先生的带领下随马帮步行20余天到达佛海，同行的有范和钧先生的夫人，他们的两个女儿，会计主任左固六先生夫妇，8位同学，在宜良招聘的竹木工人，共五、六十人。并有银行工作人员，电台人员，及少量护送的部队。在我到达佛海之前，张石城先生和湖北、江西籍工人已经到达，住在可以兴茶庄对面。听湖北工人说他们是从宜良乘火车经蒙自雨过铺转乘寸轨火车到石屏，从元江、墨江、普洱、思茅、景洪、车里，达到佛海。
范和钧先生第二次到佛海是1940年4月。他从昆明出发到上海采购机械设备物资，聘请人员(机电工程师黄翼翔，医生陈谋德，6名机械工人和其他办事人员)，再到泰国采购百货、机械(因为他还兼任云南省经济委员会佛海服务社经理)，再到仰光设办事处，负责物资采购转运，也负责茶叶销售，在上海聘请的人员经香港、海防乘滇越铁路火车到昆明。再乘汽车经滇缅公路到腊戌、景栋后步行到达佛海。茶厂址设在现在的妇幼保健站。原是一片荒地，长满野草荆棘，还有龙山(傣族坟地)，在当地请了些傣族竹工建盖了一些竹草构成的宿舍、厨房、食堂。将原来住在可以兴茶庄，李佛一家院的部分职工搬迁到厂区。接着建盖竹草构成的萎凋室，揉捻室，发酵室。烘焙室为了防火仍旧设在可以兴茶庄的木结构房里。
傣族建房工人全部工具只有一把长刀，他们的房屋架，梁柱，墙壁都用竹子制成，连床，桌，凳也是用竹制成，只有盖屋面用的“草排”是向当地民族购买的。接着赶制了一些竹帘竹架等竹制用品用具，人力揉茶桶。还有范和钧先生亲自设计指导下制作的以牛力作动力的揉茶机。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当年三季度就生产出来一批红茶。
雨季过后开始筹建厂房、宿舍，困难就更多了。当地没有砖石，没有可以购买的木材。到了旱季，外地来了些采伐工人，不懂英制尺寸，也不懂公制尺寸，范和钧先生巧妙的用层板锯成所需要的断面尺寸，用麻线作为长度，写上数量交给工人去备料。制砖也同样困难，雇来的山头人(一种少数民族)不懂砖的尺寸规格，由范和钧先生提供尺寸，厂里制成砖模交给他们制砖坯，当地没有砖窑，要等砖坯全部做完干燥后才堆砌成相似现在的轮窑形状，要备很多的木柴，同时点火燃烧，叫“无窑烧砖法”，这样时间一拖就是半年。水泥、铁皮楞瓦，（盖屋面的），钢材，小型工具，机械设备，都是用马帮从景栋驮来，不能拆散的机械设备就雇人工抬到佛海来。
通过全厂职工的努力，尤其是经过范和钧先生的精心安排和指挥，建成了办公楼，萎凋楼（下面是宿舍），仓库，厨房，食堂，厂房。房屋的基本结构是：红砖基础，土坯墙，木屋架，铁皮屋面，木门窗。砌筑了围墙，修建了碉堡，安装了大门。还两次安装了烘茶机。第一次安装在竹草房里，烘过几次茶，由于没有动力就利用脚踏车床来带动鼓风机，因防火问题解决不了，第二次又重新搬迁安装，装了电灯，发电设备等。另外还安装了切茶机、筛茶机、拣梗机。以陈谋德博士为主治医师，左固六先生的夫人为助手，创建了佛海卫生院。银行和无线电台设在可以兴茶庄，对外是两个独立单位，实际也是为创办佛海茶厂而设置的。
范和钧先生还兼任云南省经济委员会佛海服务社经理，佛海服务社实际上是个百货公司，它的经营范围大到布匹纱锭，小到儿童玩具，日常生活用品应有尽有。他在建厂工作的百忙之中还利用中午和晚上休息时间开办了全能技工训练班，由范和钧先生亲自授课讲解红绿茶的生产工艺过程，也略讲了国内其他茶叶生产的特点和销售情况，并请黄翼（下转第30页）（上接第31页）翔工程师讲解内燃机、发电机、电动机和其他机械电器设备的知识，厂长秘书每周上三个晚上的数学课。学习期历时三个月。每周实习一天。范和钧先生还讲了测量、绘图、房屋构造学，用简单的平板仪，指北针带领学员边讲解边实习，将厂区平面房屋位置测绘制成图。我在范和钧先生身边工作接近三年，觉得他知识面广，待人和气，也很亲近，考虑问题也很周到，职工也都很愿意接近他。
佛海茶厂诞生的前后顾时兴
顾时兴，宜良人，是佛海茶厂创办时从宜良招聘的青年木工，今年82岁。由于勤奋好学，深得范和钧先生喜欢，范和钧先生开的培训班，以顾时兴学得最好。佛海茶厂的揉茶机，就是他制作，他与范先生私交甚厚，撤出佛海后，范夫人在昆明开诊所，诊所的家具都是顾时兴帮做。解放后，恢复佛海茶厂时，组织上请顾回厂，因害怕疟疾，未去，在省建工作，任工程师，他说搞建筑是得益于范先生的教导。
在见到顾先生后，我问了几个问题，录如下：
问：当时生产了哪几种茶？
曰：就红茶和绿茶。
问：生产了几百吨？
曰：没有几百吨，只有120担，因为制茶人手少，机器也是简易的。1940年三季度简易地生产一批红茶，接着盖工厂。1941年边盖厂边生产，产量不多。1942年撤离。
问：生产了紧压茶没有？
曰：没有，经营了佛海各茶庄的带把的紧茶，并协助海关统计各茶庄的外运紧茶数量，因此与好友李佛一的关系搞紧张了。
问：茶叶销哪里？
曰：从打洛关出口。
云南民国茶人之—柯树勋
柯树勋字绩丞，广西柳州府马平县人。清末官至云南河口巡防营管带。宣统二年（1910），率军平定西双版纳勐遮土司兵乱。1912年，任思茅厅同知，提《治边十二条陈》，主张“土流并治”，为当局采纳，遂设普思沿边行政总局，任总局长，后改称殖边总办，历十余年。在职期间，团结边地宣慰使及各勐土司，统一政令，卫护边防，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功绩显著，名扬边陲。
民国元年（1912），柯树勋由思茅到车里视察，了解傣族土司制度历史渊源及现状，参考英国治理缅甸孟艮办法，拟具《治边十二条陈》上呈省府，获准实行。民国2年（1913），省政府批准创设普思沿边行政总局（辖区即车里宣慰使司境域），内设司法、教育、实业、财政、交涉、翻译六科，柯任总局长。他与各地土司协定十三条章程，相互守约，实施“设流不改土”。宣慰使司十二版纳划为8个行政区，设8个分局。派员编查户口，委派各区分局委员。柯树勋在位时期，与土司关系融洽，相安无事，10余年中政局稳定。
其间柯树勋命本部第五营兵50余名带头领垦荒地；筹办富滇银行车里分行，自兼行长；督导修通思茅一车里一勐海马帮道路，沿途建站驻兵保护商旅；创设邮电局，办理邮件商贸汇兑；设立劝学所，在车里倚邦、易武兴办学校，劝导各民族子女人学。民国13年（1924）6月12日，柯树勋率各勐土司头人121人到昆明谒见督军唐继尧，受到嘉奖。通过观光，各土司开扩了眼界，知道中国幅员广大，民物众庶，加深爱国观念。1925年，“普思沿边行政总局”奉令改为“普思殖边总办公署”，柯任总办。
1926年5月，柯树勋因病医治无效，卒于车里任所。在临终前他令总务科长及各边委员共同清点家中箱柜，查明无私蓄金银，省督府追赠他为陆军少将，拨治丧费安葬于澜沧江北岸三达山。
云南民国茶人之—冯绍裘
冯绍裘（1900-1987），字挹群，湖南省衡阳市人。机制茶之父、滇红创始人。1933年，冯绍裘第一次担任修水实验茶场技术员，负责宁红茶的初、精制试验工作，后受胡浩川先生（祁门茶叶改良场场长）聘请到祁门试制红茶，并在该场设计了一套红茶初制机械设备，开创了我国机制红茶的先例。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祁门茶场开始疏散，冯绍裘先生应邀到中茶公司工作，9月中旬，为了开辟新的茶叶出口产区，中茶公司派冯绍裘、范和钧到云南调查茶叶产销情况，冯绍裘被分到顺宁（今凤庆县），冯绍裘见凤庆茶树成林，凤山大叶茶高达丈余，芽壮叶肥，白毫浓密，品质优异，极适宜制作精品红茶，就用凤山鲜茶精心制成红茶250多克，为云南最早的红茶，样寄香港茶市，被誉为我国红、绿茶之上品。云南茶业界大喜，将凤庆红茶命名为“滇红”。
冯绍裘大喜过望，当年12月就赶回昆明，汇报情况，并受命筹建顺宁实验茶厂，生产滇红茶。鲁史古道三百里路，仅能行走马帮，设备、物资驮运困难，冯绍裘就亲自设计，土法上马，制造制茶机器，培训技工人才。1939年，顺宁茶厂生产了500担滇红茶，装在沱茶篓里，用马帮沿鲁史古道运到祥云，再从滇缅公路运到昆明，再装进木箱铝罐，转运香港出口，为抗日战争换回了可贵的外汇。鲁史古道也成为那段日子唯一驮运过红茶的。
刘益成：发扬云南茶人精神 做强云南茶业
面对国内、国际茶叶产销两旺的市场主流，云南省这样一个有着悠久茶叶生产历史、世界公认茶树原产地、中国重要茶叶生产基地、丰富茶树种资源、优越自然条件、优良茶叶品质及多家知名茶企的省份来说，更具发展的巨大潜力和竞争优势。
人物介绍：刘益成号茗悟，祖籍广东汕头，从小爱茶，潜心钻研中华茶文化。现任云南省茶叶流通协会常务副会长、昆明茶叶行业协会会长、全国茶业行业战略联盟主席、中国国学院大学茶艺茶道专业客座教授、中国茶叶学会理事、国家一级评茶师、国家高级茶艺技师、《中国茶业》杂志编委。
云茶文化历史悠久
据了解，云南省茶叶种植面积达560万亩，位居全国第一，有94个主要产茶县，分普洱、临沧、版纳、德宏、保山5个主产茶区，是云南省重要的经济支柱产业。云南天高云淡、水源清洁、空气清新、生态优良，拥有优越的茶树生长环境和优质的茶树品种资源，尤其在低纬度、高海拔地带，远离污染源，土壤肥、日照足、云雾浓、湿度大，特别适应云南特有大叶种茶树种植，茶叶具有芽叶肥壮、萌发较早、生长旺盛、采摘期长的特点，生产的红茶、普洱茶和绿茶在国内外市场上享有较高知名度。
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中，通过不断传承、创新和发展，云南省形成了多民族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茶饮习俗。各民族之间，通过彼此渗透，相互促进，融汇成独具韵味、魅力无穷、底蕴深厚、博大精深的民族茶文化，成为云茶产业发展的宝贵财富和重要依托。
云茶产业将快速发展
近些年来，云南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大力支持、顺势引导和社会各界强力推介，使“云茶”成为了继“云烟”、“云花”和“云药”之后的又一知名品牌，“云茶”产业全面发展的大气候已经形成。历史的沉淀，健身的功效，精神的享受，耐贮的特性，社会的进步，催生着“普洱茶热”，保健功能的广泛认知，以及较小区域的种植范围、产量，日益提高的加工标准等因素的影响，普洱茶的市场份额和消费群体仍将呈稳步发展趋势。尽管出现了投机与炒作，但也要冷静分析、理性对待。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行为可能在短期、局部带来一些价格的波动，但只要引导得好，这可能是一个发现产品真实价值和去伪存真的过程。
认清差距规划突破瓶颈
虽然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和悠久的茶文化历史沉淀，但和福建、浙江省相比，云南是产茶大省，还算不上是产茶强省，茶叶种植面积虽然第一，但产量却排第三，产值估计只能排第五。刘益成进一步介绍，以福建安溪为例，其涉茶行业迄今总产值逾90亿元，而云南全省不过200亿元，差距明显。云南茶业的发展瓶颈正是在流通流域和品牌打造上，而这些，正是云南茶叶流通协会亟需加强的工作。
刘益成介绍，2013年初，云南茶叶流通协会在征求了所有会员的意见后，确定了“和谐、厚德、开拓、奋进”为云南茶人精神，并在此精神指引下，立志要将云南发展成为茶业强省。和谐、厚德，即云南26个少数民族应同心同德，借助云南天赋的优质自然资源、旅游资源，做有机茶、生态茶、良心茶，这也是所有茶人必须具备的茶德;而开拓、奋进，则是指云南茶业要大力开拓东盟市场，升级粤、港、澳、台四地市场并加快“南茶北进”，这将是未来云南茶业的核心发展方向。
来源：《中国茶业》杂志第14期苏东坡精茶道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北宋大诗人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名句，虽是咏三国时代的周瑜，不过以苏东坡的纵横才气，豪放洒脱，更称得上是千古风流人物。
东坡可谓全才之士，琴棋书画，无一不晓；诗词歌赋，无一不精，在中国文学史上有极高的成就，与父苏洵、弟苏辙，并称三苏，同在唐宋八大家之列。他曾自评文章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虽嘻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
东坡任杭州太守期间，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倘佯在西湖的湖光山色之中，并将西湖美景融入诗中：水光潋滟晴偏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诗中巧妙地把西湖比喻成美人西施，不管晴天、阴天，均能展现不同的风景。西湖之诗情画意，若非东坡之大才，十不足以尽其妙。
东坡深研佛理，亦精通茶道，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咏、茶词外，历史上还流传几则苏东坡地茶事典故。据说王安石患有痰火之症，医生告诉他用阳羡茶可治愈，但须用长江中峡瞿塘的水煎服才有效用，那时东坡服父丧期满，正将返京复职，王安石梢信给东坡，要他出川时顺道带一瓮中峡的江水进京。东坡因贪看沿途的风景而忘记取水的事，等他想起时，船已到了下峡，遂取下峡的水交差，却被王安石发现了，王安石解释说：上峡水性太急，下峡水性太缓，惟有中峡的水，缓急相半，水性中和；此水烹阳羡茶，上峡味浓，下峡味淡，中峡浓淡之间，方才见茶色迟迟未现，故知必为下峡水。
东坡谪居宜兴蜀山讲学时，非常讲究饮茶，有所谓饮茶三绝之说，即茶美、水美、壶美，惟宜兴兼备三者。据说他还曾设计一种提梁式茶壶，烹茶审味，怡然自得。题有松风竹炉，提壶相呼。的诗句，后人将他设计的这种提梁壶称做东坡壶。东坡烹茶，独钟金沙泉水，常遣童仆前往金沙寺挑水，僮仆不堪往返劳顿，遂取其它河水代之，但为苏东坡识破。后来苏东坡准备两种不同颜色的桃符，分别交给僮仆和寺僧，每次取水必须和寺僧交换桃符，如此僮仆就无法偷懒了。
东坡虽历尽人世沧桑，却能以豁达的胸襟寓超旷于悲凉之中。东坡除了传颂千古的诗词、文章外，他那伟大高尚的人格与恢宏的气度，更是令后世怀念、景仰。也许他在《定风波》所云：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正是他悲苦人生的最佳脚注吧！
《禅茶一味》之茶人与禅宗
南坊宗启是安土桃山时代（1573～1598）的茶人，日本茶道的集大成者千利休宗易居士（1522～1591）的入室弟子。南坊宗启编撰的“利休流”茶道秘传书《南坊录》（《南坊录》为千利休弟子南方宗启所着“利休茶汤传书”。分为“觉书”、“会”、“棚”、“书院”、“台子”、“墨引”、“灭后”等七卷。虽然学术界及茶道界关于着者南方宗启本人以及《南坊录》成书经过等多有疑义，但仍是了解千利休茶道理论的一部重要茶书。）中，介绍了其师千利休当年在位于“堺”（今大阪府堺市——译注）的南宗寺集云庵品茗会上的一段史话。
这段史话以南坊宗启提问、千利休作答的形式展开。南坊宗启问道：“一般来说，茶道以‘台子’（原指正式茶道摆设风炉、杓立、盖置、建水、水指等一系列茶具的茶具棚架，这里特指正式“茶事”——译注）为本，但是师父您经常对我们讲‘茅棚小屋品茗会更令人心旷神怡’，这是为什么呢？”。
千利休听后缓慢地开口答道：“小草庵之茶汤，首先以佛法为修行得道之根本。讲究茶室排场，追求美味佳肴，乃世俗之举。屋能遮雨，食能解饥，足矣。此乃佛陀之教诲、茶汤之本意。所谓茶汤，即汲水、取柴、烧水、点茶、供佛、施人、自饮、插花、焚香，此等行为皆为践行佛祖之行。至于其中详细，宜自行思忖研究。”
自古以来，这段名言脍炙人口，淋漓尽致地表达传授了千利休倡导的茶道精神。
千利休的高足山上宗二（1544～1590）依据随其师习茶二十余年的亲身经历，编辑了茶道秘传书《山上宗二记》（《山上宗二记》为利休弟子山上宗二（1544～1590）所撰“名物记”及阐述千利休茶道的茶汤书。山上宗二在武将丰臣秀吉攻打小田原城时，被其君主丰臣秀吉割掉耳鼻处死。）。《山上宗二记》中称：“茶汤风采尽在禅也。”或：“茶汤由禅宗而出，故专依禅僧风范。珠光、绍鸥皆禅宗也。”这段记述是在教诲天下茶人：茶汤之道源于禅宗，所以茶人应该效仿禅院僧侣专心侍佛的心境，修习茶道。并列举了身体力行地实践这一精神的村田珠光（村田珠光（1423～1502）为日本茶道创始者。曾拜一休和尚参禅。后经日本室町时代连歌师、画家，侍奉室町幕府第8代将军足利义政左右的能阿弥举荐，教授酷爱艺术的足利义政茶道。）和武野绍鸥（武野绍鸥（1502～1555）为日本茶道史上名人。继承村田珠光茶风，并将其传于弟子千利休。）两位茶道先人。
禅茶一味，日本饮茶风俗的普及，茶文化的发展和茶道的形成，源于禅林“茶礼”的礼法及其精神。名留茶道史册的茶道巨匠的创作精神和艺术修养，都来自投身禅门、参禅修行、内观自省的体验和悟证。日本茶道界，尊奉村田珠光为“佗茶”开祖，因为他在“四席半”的有限空间里，创造了追求“茶禅一味”、“和静清寂”之无限艺境的“佗茶”。
室町时代的茶人村田珠光（1423～1502）原为奈良称名寺的僧侣，后移居京都，拜大德寺一休禅师习禅，开创了禅风浓郁的“点茶法”，被誉为“佗茶”之祖。所谓“佗茶”，为茶道流派之一，流行于桃山时代。“佗茶”追求拙朴、简素、恬淡、冷峻、清寂的精神，与东山时代流行的“书院茶”茶风迥异，由千利休大成。
武野绍鸥（1502～1555）为室町时代后期的茶人，师从村田珠光的门人宗陈、宗悟修习茶道，奠定了“佗茶”的实践基础，而后传至千利休。
《山上宗二记》还记述：“道陈、宗易（利休）以禅法为要。”这里是说，统率“东山流”（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命令擅长艺能的“同朋众”即侍者能阿弥创立的茶道流派之一——译注）的堺的茶人北向道（陈北向道陈（1504～1562）系出身于堺的茶人，为千利休的茶师。曾向武野绍鸥举荐千利休。），以及其弟子千利休都颇受“珠光流”茶道影响，而以禅法为茶道之要。
《南坊录》着者南坊宗启出身于堺的富商“淡路屋”，师从当地禅通寺的春林宗俶参禅（参禅，即拜师坐禅修行。）修道，由“喝食”（喝食，即唱喝之意。僧堂进斋时，向僧众宣告斋食内容和进斋方法。“喝食行者”一般以少年僧居多。）、“藏主”（藏主为各藏、殿主管，负责掌管禅宗寺院的“看经阅藏”。），进而升任“首座”（首座为禅院中位于僧众之首的职位。），人称“庆首座”，师从千利休参究茶道之法。
天正十九年（1591）2月28日，千利休蒙受“莫须有”罪名，被迫剖腹自尽。身为千利休入室弟子的南坊宗启闻讯无比悲哀，遂将由先师处亲耳聆听到的有关茶道的逸闻整理编辑成“寂后”一卷，完成了共七卷的《南坊录》。
文禄二年（1593）2月28日，千利休离世三周年之日，南坊宗启来到恩师灵前，供香献果，诵经回向，而后悄然消失离去，最终无人知晓去向。
顺便提上一笔。经近年考证，传为南坊宗启撰的《南坊录》内容中，含有许多后世茶人添加之笔。《南坊录》共七卷。贞享三年（1656），在筑前（旧国名，今福冈县西北部——译注）黑田家的家臣立花实山处发现了前5卷。元禄三年（1690）在南坊宗启的传人纳屋宗雪处得知，纳屋宗雪曾将由他处得到的第六、第七卷抄写下来，自称“南坊流”茶道而加以传布。同时，还将该书中最为“秘密”的九条摘录出来另成一卷，加上追加增补的一卷，共九卷流传至今。
日本茶道的先驱者们赞颂不绝的“禅”的本来面目到底如何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探讨一下这个对于理解茶与禅的关系至为重要的话题吧。
毋庸赘言，禅对日本茶道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认为更为重要的是，禅不仅对日本人的伦理道德和精神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禅宗以外的其他佛教各宗派对于日本文化史所产生的影响范围，基本上局限于日本人日常生活的宗教方面。然而禅宗的影响远远地超越了这一范围，禅思想和禅文化已经深入到了日本人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
提到“禅”，一般人都认为深奥叵测而难以接近，所以往往敬而远之。当然，真正理解禅的真谛确非一件易事，但是禅一直为具有理智之人所追求。近年来，怀有诚挚之心的参禅者日益增多。很多在校学生及普通的工薪阶层都积极踊跃地前来禅寺，参加坐禅会。近年来，禅被视为东方文化的瑰宝，受到大洋彼岸为数众多的西方人的憧憬和追捧，热衷于参禅问道的西方人急剧增加。
参禅热潮方兴未艾，说明禅作为打破西方文明的窒息状态的崭新的思想武器，作为具有世界意义的思想体系，正日益受到东西方世界的瞩目。
1976年10月，作为庆祝美国建国两百周年的纪念活动之一，我率领日本六十名禅僧，参加了在坐落于美国纽约州卡兹奇山麓、风光旖旎的比彻湖畔的国际大菩萨禅堂举行的国际坐禅大会。当年那震撼人心的一幕幕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头顶竹编斗笠，脚履草鞋，肩背袈裟背包的六十名日本禅僧步出肯尼迪机场，列队整齐，表情肃穆。鱼贯而行的身姿立刻就吸引了当地美国人的围观。围观者中发出的那惊诧和感叹之声，至今仍然萦绕耳畔，难以忘怀。
特意赶到机场迎接日本禅僧代表团的美国禅人也尽显堂堂仪表。他们“叉手当胸”（叉手当胸为禅林礼法之一，将右手压在左手上置于胸前。），即双手交叉置于胸前，肃然伫立，以目致礼。虽然这只不过是日本禅家日常修行的一般仪礼规矩，但在异国他乡亲眼目睹此情此景，我不由得深深地感受到：这六十名日本禅僧的禅心已经和美国人的热心紧紧地贴在一起了。
美国、墨西哥、日本以及来自其他国家的一百余名代表汇聚一堂，有条不紊地在雪花纷飞的严寒中，共同举行了长达一周的“接心”，即“打禅七”，度过了充实而宝贵的时光。据我所知，这是首次国际范围的参禅活动。其后，以日美禅僧为主的参禅交流活动日益频繁，参加者人数日益增多。进而扩展为包括日本在内的东西方世界的崭新的禅法交流形式，实在令人难以预料。
下面我打算简单地概括一下禅的本质和禅的发展历史。这对于理解茶道与禅的关系至为重要。
在古印度，作为宗教实践的方式之一，曾经盛行瑜伽。人们认为，这种实践方式的目的在于，平心静气地控制呼吸而最终达到统一精神，提高大脑的认知思考能力，增强身体素质，进而创造出奇迹。这就是流行于现代女性之间的瑜伽的源流。
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左右，这种实践方式就已经为众多的修行者所实践和传播。释迦牟尼佛出家伊始也曾加以修习实践。但是，释迦牟尼佛历经六年左右苦行修炼生活，却始终没有达到觉悟的目的。那么，释迦牟尼佛通过苦行修炼而孜孜不倦地追求的是一个什么境界，释迦牟尼佛为何始终未能得悟呢？下面让我们共同地回顾一下释迦牟尼佛的生平吧。因为禅的宗旨就是源于“释迦牟尼的觉悟”。
30年老茶人眼中的云南茶
吴郑，51岁，湖南人，长期定居云南，茶学专业出身，现为制茶工艺工程师，懂茶帝入驻专家。18岁时在当时的国营勐海县茶厂实习做普洱茶；随后，在国营茶厂任技术员、工程师、厂长。长期深入云南观察、制作、研究云南茶叶，对滇红、普洱茶有独到见解。
此文由吴郑撰写，懂茶帝做删节调整后发布。
30年老茶人眼中的云南茶
吴郑，开口问天，关耳不闻者。
湖南到云南，客居已成定居。闲散之人，如有文字，定有茶香。
三十年来，我一直做茶，可以说是个不折不扣的茶人。
十几岁就到、加工工艺技术、茶叶的储存和茶树的立地环境。
众所周知的“高山云雾出好茶”，说的就是茶树立地环境的重要性。
个人认为茶树生长环境里面，土壤的微量元素、稀土组分和含量对茶叶品质的影响长期被大众忽视了。因为微量元素、稀土很难测定，但是它们又经常左右着各种生物的生理代谢过程。而云南一山有四季的气候特征从土壤成分微循环和茶树生长环境的水光气热产生交互影响，从而导致云南茶叶在品质特征上的异彩纷呈。（吴郑/文）
精行修德总是茶
故人气味茶样清，故人风骨茶样明
中国茶、中国茶道以及中国茶道精神，既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也是现代教育极其重要的道德教育资源。茶文化蕴涵着丰富的道德教育资源，历代文人名士早已作了很多精辟的论述。唐《喜园中茶生》曰：“性洁不可污，为饮涤尘烦……此物信灵味，得与幽人言。”北宋范仲淹在《斗茶歌》中说：“斗茶味兮轻醍醐，斗茶香兮薄兰芷。”，“众人之浊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商山丈人休茹芝，首阳先生休采薇。长安酒价减百万，成都药市无光辉。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风飞。”范仲淹赞美武夷岩茶为仙茶，系神仙所栽，为天下第一。滋味，胜过甘美无比的醍醐；香气，胜过馥郁馨香的兰芷，并以茶的俭朴清淡自比，由此而引用屈原《渔父》词：“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以申明自己一生为官清正廉明。宋徽宗在《大观茶论》序中写道：“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冲澹闲洁，韵高致静。”他认为茶具有“清、和、澹、静”的美德。并以此引申为社会伦理美学。他接着说：“缙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薰陶德化，盛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天下之士，励志清白，莫不碎玉锵金，啜英咀华，以不蓄茶为羞，可谓盛世之清尚也。”
总之，茶作为大自然的产物，深得自然的秉性。钟灵毓秀，造就优良茶德。茶性俭，苦而后甘，它的俭朴、清淡、和静、健身的秉性，恰与中国人崇尚先苦后甜，温和谦逊，宁静淡泊，恪守本分的思想相吻合，深得人们的喜爱。而且，由于中国茶道的演化，茶德早已超出了自然的范畴。南宋诗人杨万里诗云：“故人气味茶样清，故人风骨茶样明。”宋代大文豪苏东坡直截了当地说：“从来佳茗似佳人”。将茶人格化、神秘化，把饮茶从解渴的日常层面，上升至精神寄托的高度。茶成了高尚情操的象征，超越了茶叶的经济的物质的范畴，与中国的哲学、政治、文学、艺术、伦理等领域联系起来。人们在品茶的同时也品察了人生的趣味，培养了高尚的情操。
由此，挖掘茶德，以此育人，为众多有识之士所推崇。唐茶圣陆羽在中国第一部讲茶叶的《茶经》中说，饮茶“最宜精行修德”，把品茶当作励志、雅志的一种手段。“以茶可雅心”，“以茶可行道”，把茶视为凡间纯洁的象征，把饮茶视为心之体验，品茶即是以审美的态度对待人生，以此怡情养性。清癯如茶的郑板桥“一杯春露暂留客，两腋清风几欲仙”。可见他是多么重视茶在塑造人形象方面的作用。茶性俭，茶味清香，茶品高雅，茶中寓“静”，茶中蕴“和”，中国茶文化贯穿着以和为贵的和合文化。因而品茶不仅可以获得有益于身体健康的滋润，而且还会受到以茶为溶剂的文化源泉潜移默化的熏陶，对人们起到提高修养，陶冶情操、净化心灵的作用。此外，茶还有智化功能。品茶出诗文，诗文丰富茶文化。这已绵延了我国古代数千年历史。在现代，茶叶专家庄晚芳教授不仅把中国茶德概括为：廉、美、和、敬（廉俭育德，美真康乐，和诚处世，敬爱为人）。而且他还特别提倡，要通过饮茶方式（茶道茶艺），对人们进行礼法教育和道德修养教育。
云南少数民族之傣族茶俗
思茅地区的傣族，主要分布在景谷、孟连、澜沧、江城、墨江、普洱、思茅、西盟、景东、镇沅等县，1990年人口12.6万人，西双版纳州27万人。
自从认识茶、种茶。傣族人民就爱茶、嗜茶、品茶。茶与傣族的生产生活密不可分。茶叶不仅代表团结友好、吉祥幸福，祭祖先、祭神灵要用茶，婚丧嫁娶请客、待客离不开茶。
世世代代生息于云南普洱茶区的傣族，与生活在这方热土上的各民族人民一道，在漫长的生产生活中，创造了丰富的茶文化。澜沧江沿岸的景迈茶山，方圆十几个村寨的傣族和布朗族世代以种茶为生。
傣族喜爱饮茶，在住房内设有煮饭、烹茶、取暖用的火塘，架有铁打的三脚架。昔日的景谷傣族土司家还有专为土司烧茶的“茶房”，在勐卧大寨有一户种的一份田是土司授予的“茶房田”，种煮茶田的这户人家专管为土司煮茶倒水。
江城土卡河的傣族男女双方相互有感情后，要告诉父母，由父母代托媒人去说亲，一般要去三次，每次去说亲都要捎带一些烟、酒、茶等礼物。西双版纳傣族订婚的聘礼，一般男方以蜡条两对，礼银40至100元，大小不等的银碗两个，“蕃欢”筵席若干桌、槟榔一串、茶两瓶、盐一瓶、糖四瓶。举行结婚仪式时，由媒人及亲友偕同新郎捎带宰杀的全猪一头、酒二十斤、蜡条两对、槟榔一串、茶、盐、糖各若干，以及和赠给新娘的衣裙、包头等，前往女家迎新。傣族的婚俗和日常生活，总是有茶相随。
傣族饮茶最显著的特点是糯米香茶。傣族人民喜欢嚼槟榔，吃糯食，而且把糯米香味延伸到饮茶中。糯米香茶的制作就是把一种栽在家中花盆的糯米香叶植物和茶叶一起冲泡饮用。
糯米香茶水的具体泡制过程就是：首先用茶罐将茶烘烤，再将糯米香叶五到十片烘烤，闻准茶香，不能烤糊，最后将烤好的茶叶和香叶装入茶罐内，及时冲入开水，即可热茶啜饮。此时，屋子里充满着芳香扑鼻的糯米香味，品尝一口，清亮香甜、爽口神清、回味无穷、心旷神怡。糯米香茶是一种具有解热、解渴、生津、去病、明目、助消化、养颜等功效，喝起来过瘾，也容易上瘾，深受傣族人民和客人喜爱。
由于茶文化渗透了傣族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傣族也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茶俗茶礼。傣族人民以茶为礼、凡事必有茶。泡出的第一道或第一杯茶水，必须先敬长者或德高望重的老人;其次是敬客人，最后才倒给自己喝。敬茶时，必须双手递敬，一只手递敬，则认为有失恭敬。只要老人、客人不离开，都要一直不断地添茶倒水，慢慢品啜，直到老人和客人离走为止。这体现了傣族人民尊敬长辈、尊敬客人的传统美德。
在傣族居住的地方，茶和竹一样都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事物。傣家竹楼中央的火塘，燃着四季不断的火苗，随时准备为远方的客人送上一杯傣家特有的“竹筒茶”。远方来的客人啊，请把澜沧江边的竹楼当成家。喝下一碗傣家的竹筒茶，你就会不渴不乏走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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