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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觉农(1897-1989)是我国著名的农学家、茶学家、教育家和爱国民主人士，是我国茶业复兴、发展的奠基人，被誉为“当代茶圣”。
“神农尝百草，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这说的即是“茶”的发现;而在千年前的唐代，陆羽曾驾一叶扁舟探索了茶的幽深与浩瀚;至20世纪以后，当中国的茶业在危难中面临枯萎凋零之时，吴觉农先生像一位高瞻远瞩的船长，引领着中国一代茶人走出困境、绕过激流险滩，并且无私地为中国茶业奉献了七十年。
吴觉农先生自幼家境贫寒，从小就体会到农民的疾苦，将原名“荣堂”改为“觉农”，他说：“我的名字叫觉农，为什么叫觉农呢?我的一生中，最关心的是农民的生活和他们的生产，表达了要为农业振兴，唤起农民自己起来革命以改善生活的决心。”
吴觉农先生的贡献一部分在于开放的姿态。他是1922年浙江省教育厅招收的去日本研究茶叶专业的留学生，在日本农林水产省的茶叶试验场学习研修。我们知道日本的茶叶无论是栽培还是茶道的弘扬，都是来自中国，始于大唐帝国，盛于宋代。此后，日本茶事迅速发展，在茶树的栽培技术、茶道的普及方面都有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架势。吴觉农先生从茶乡浙江来到日本眼界大开，尤其是日本茶人搜集到的来自世界各地关于茶叶方面的资料，让吴老先生如鱼得水。当他看到英美等国的学者将印度列为世界茶树原产地的谬论时，利用在日本看到的第一手资料，撰写了《茶树原产地考》的文章，以雄辩的事实论证中国才是世界茶树原产地。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以开放的姿态迎接世界的挑战，是中国专家站在世界的高度首次对茶叶文化和历史的详尽阐述。
1922年吴觉农先生学成回国后，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重要文章《中国的农民问题》，该文后为毛泽东主持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选用作参考教材。1931年他到上海商品检验局任茶叶检验处处长，后又兼任浙、皖、赣等省茶叶改良场场长。其间，1932—1934年，吴觉农先生出任安徽省立茶业改良场场长，在积极推动茶叶改良工作的同时，积极筹备祁门茶业改良场;1934年，胡浩川先生出任祁门茶业改良场场长。
祁门茶业改良场是中国茶史上的一大创新，它“开中茶自来未有的创举”，在集科研、生产、销售于一体方面开我国茶界实业之先河，一批泰斗级的专家学者，包括吴觉农、胡浩川、冯绍裘、庄晚芳等都曾在这里工作过。
吴觉农先生明白，茶叶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要振兴中国茶叶就必须对茶叶的产制运销进行全面改革，为此写了《中国茶叶问题》、《中国茶叶复兴计划》等书。他倡导在茶区举办茶农生产运销合作社，以抵制洋商的垄断和中间盘剥。
抗战初期，吴觉农先生担任国民政府国家贸易委员会主持人，承办东南各省茶叶统购统销及中国与苏联的茶叶贸易。同时组织浙江省油茶棉丝管理处的同仁，翻译美国人威廉·乌克斯的茶叶著作《茶叶全书》。吴觉农先生和他的同仁抱着“使贫弱的中国茶叶界稍稍有点生气”的信念，克服因战乱带来的种种不利因素，终于在1949年5月完成全部翻译工作，并由上海开明出版社出版。
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中国茶叶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之后的一次思想的革命，有人认为是“中国茶叶改革途上的一个里程碑”。吴觉农先生主持翻译的《茶叶全书》当时只印了1000部，现已成为难以找到的孤本，东方出版社又组织人马重新翻译了《茶叶全书》,分上、下两卷出版发行。
吴觉农先生还在晚年主编了一部校译评述唐代陆羽《茶经》的专门著作《茶经评述》，以严谨的注释、丰富的内容为学术界所推崇和赞誉。《茶经述评》不仅注释校译《茶经》，还依《茶经》体例进行了大量的补充与拓展，推动了我国茶学的新发展，堪称“二十世纪的新茶经”，在茶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吴觉农先生自然而深刻地展示了与以往中国传统茶人不一样的文化风貌。可以说，正是以吴觉农为代表的中国茶人开始，中国的茶叶文明才逐渐进入到现代化的进程。吴觉农先生在当代茶叶文明史上的卓越贡献，使他在生前就拥有了“当代茶圣”之名，并得到了全国茶人的一致拥戴、全世界爱茶人们的深切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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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王制造专家”李宗垣：一生事茶，其乐无穷
人物名片
李宗垣，教授级高级农艺师、国家茶叶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福建）、全国化技术委员会乌龙茶工作组副组长、高级评茶师、泉州茶业十大贡献人物。
李宗垣被誉为“茶王制造专家”。他从1993年开始，就参加安溪县举办的各种茶事活动，特别是在广州、上海、北京、香港、澳门、长沙等地举办的茶王赛，在他手上诞生了数十位茶王，带出一大批评茶专家。
李宗垣用毕生的精力探究铁观音，为铁观音审评的标准化立下了汗马功劳，2006年整理出版了《安溪铁观音制作与品评》。在李宗垣看来，茶叶的品评要随社会进步而发展，要结合市场，甚至要能够指导生产，提高生产力和促进社会效益，而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
本报讯1963年福安农专毕业迄今，李宗垣与茶结缘50余年。半个世纪中，从不识茶到学茶制茶，从知茶懂茶到品茶评茶，从写茶总结经验到开拓茶市，执掌安溪县茶叶公司多年的李宗垣，研究铁观音茶树种植，担任铁观音赛事评审，深耕茶业市场一线，亲历铁观音市场发展变化，被誉为“茶王制造专家”……回忆着自己与茶结缘的日子，李宗垣感慨：“一生与茶做伴，其乐无穷。”
说茶缘
一生与茶做伴
1942年，李宗垣出生于安溪县凤城镇。虽说是“城里人”，但那时候茶少价高，小时候的李宗垣常常“喝不上茶”，更不知道茶这种植物长什么样。1959年初中毕业后，李宗垣考入福安农校，被安排进入茶叶专业就读，从此，他与茶结缘，一生相伴。
当时的茶叶专业在福安农校里是重点专业，学校不仅教授学生理论知识，还开设茶园开垦、茶叶种植、茶园管理、茶叶生产制作、化肥农药的使用等实践课程。经过三年中专的学习，以及之后两年继续在校大专深造，1963年，李宗垣从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安溪茶叶公司，先后在下属的西坪、大坪、虎邱等茶叶站工作，负责向农户收购茶叶。
“我一到岗位，就接到自上级下达的‘命令’——提高茶叶产量，达到全县五万担的指标。”李宗垣说，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计划经济时代，茶园国有，由国家统一收购，收购价格也极低，因此茶农积极性很低，安溪作为全国重点产茶区，全县茶叶产量也只有三万多担。
基于这样的现实，李宗垣思索良久，最后提出：“当务之急，唯有科学种植、管理、采摘，通过提高茶园单产，增加茶叶总产量。”这在以规模为纲的粗放经济时代，无疑是更为先进的“思维”。
为完成全县五万担的工作指标，李宗垣开始和同事到安溪各个乡镇，到茶农家中，传授他在农校学到的茶园管理与种植技术。
期间，李宗垣同事杨浩湘提出了平面采摘茶叶的设想，就是把茶叶定高并进行水平采摘，扩大茶树光合作用面积，提高茶叶产量。李宗垣知道这种新方法后，极为兴奋。他同杨浩湘整天耗在茶园做采摘实验。“最疯狂的时候，我宿在农家，连续‘掐’了一个星期的茶叶。”在他们的努力下，同美农场的茶叶平面采摘实验大获成功，县里很快组织各乡镇参观、学习、推广，茶园单位产量大幅提高。
提高茶叶产量是李宗垣一生事茶的开始，如今他已73高龄，仍亲手做摇青茶叶“走水”实验，他说：“我不知道哪一天就不在了，所以要抓紧时间多做有益铁观音的事。”
谈经历
边做边学边研究
从1963年毕业分配，到1981年被上调到县茶叶公司总部，李宗垣扎根基层长达18年。“这段时间于我而言，不仅完成了既定的工作任务，也加深了我对茶叶的认识和了解。”李宗垣说，做茶看起来简单，但是真正要做起来难，光看光有理论是没有用的，“要亲自动手去做，边做边学边研究，实践与理论紧密结合才能更好掌握。”
李宗垣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西坪时，他常怀揣笔记本到农田学茶园管理和剪茶，离开的时候，笔记装满一箱；在大坪乡，他天天晚上到农户家里，盯着专业队制茶能手学细枝末节的技术；在虎邱，他仍觉得“未看透”，除了天天跟茶农一起做茶，还跟石山村老茶农一起，反反复复做实验，一遍遍上称，计算各环节茶青失水率，摇青、出水转数……
“基层其实有着最丰沃的学习土壤。在基层茶叶站收购茶叶的那些年，我向很多同事、前辈、茶农们学习，亦师亦友，共同研究了很多制茶技术。”基层工作的经历，让李宗垣在制茶、品茶和审评技术方面有了很大的提升。
1981年离开基层茶站后，他决定写书，这时候，在农村吸收到的安溪铁观音茶园管理经验、制茶技术，成为他写作源源不断的“文思”，先后于1983年编著了《安溪乌龙茶初制技术》，1990年参与编著《安溪乌龙茶审评技术》，2006年编著《安溪铁观音制茶与品评》，成为茶农们实用的工具书。
多年的茶叶理论和实践的积累，李宗垣成为名副其实的茶叶专家。各种大型茶王赛邀请他担任评茶师，在他的品评下，诞生了一个个茶王，被誉为“茶王制造专家”。2002年，他参加全国第一批高级评茶师考试，成为首批通过考试的4名高级评茶师之一，堪称“铁观音第一茶师”。
论传统
“回归传统”不能一刀切
这几年，安溪茶界回归传统的呼声，在全县上下响彻一片，那么何谓传统，何谓革新？
在李宗垣看来，传统与革新是一对矛盾体，但常常相互转化。“过去的传统，置于今天或是革新，今日的革新在明天又成为传统。”
他举例说，安溪在解放前直至80年代，其实是采用轻发酵工艺制茶；80年代之后，为适应出口长久储藏、运输的需要，茶叶发酵越来越充分，带动了重发酵浓香型铁观音的流行；1993年，台湾茶回到家乡，带回了本源于安溪的轻发酵工艺，各乡镇又开始流行清香型茶叶，当时采用该工艺的祥华乡“勇青红”，令人回味至今；2000年之后，空调制茶盛行，具备“鲜”“香”轻发酵特点的清香型铁观音成为市场主流。“所以，现在我们呼吁的传统，其实是80年代的革新。”
正因为传统与革新矛盾统一，所以在李宗垣看来，没必要纠结于传统铁观音与清香型铁观音哪种更“正味”更好，他说：“茶叶终究是一种饮料，关键看市场需求，有市场才能经久不衰。”
时下，浓香型铁观音受消费者喜爱，“回归传统”成为顺应市场需求的选择。但在李宗垣看来，“回归传统”并非简单的工艺回归，安溪铁观音提纯复壮、恢复生态，是安溪茶叶回归传统的基础与前提。“时光流逝，铁观音的植株、安溪的生态，都在发生变化，这些变化长久以往会影响安溪铁观音独特的观音韵，所以要保护优质种质资源，将现有的正宗红心铁观音茶树进行摸底，对老茶树进行挂牌编号保护，对红心茶苗穗进行压条和扦插；鼓励引导茶农回归老品种、老土壤、老茶树、老技术，回归自然。”
“‘回归传统’不能一刀切。”李宗垣说，安溪产茶地域广阔，不同山头、地域，有不同气候、土壤、生态，会产生铁观音不同的植株特点，各个地域茶农制茶方式也不尽相同，最后形成的茶叶香气、韵味往往带有神秘的差异，形成独特的山头香。“此种特点下，安溪铁观音‘回归传统’不能一刀切。”李宗垣表示，各乡镇地区、山头，应该扬长避短，根据地域和环境的不同制茶。
中茶公司首任总经理“当代茶圣”吴觉农
吴觉农（1897—1989），浙江上虞丰惠（至今还留有吴觉农故居）人，原名荣堂，是中国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社会活动家，著名农学家、农业经济学家，现代茶叶事业复兴和发展的奠基人。因立志要献身农业（茶业），故改名觉农。“觉”乃佛家所说的“自觉悟”是也，只有“自觉”方能“觉人”，这是“觉”的真正内涵与本质。二十世纪中国十大茶学家，中国现代著名茶业专家、农业经济学家之一。他还最早论述了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由于七十年来坚持不懈地对中国茶叶事业作出巨大贡献，被尊称为“当代茶圣”。
1919年到1922年，吴觉农留日学习茶叶专业。回国后参加中华农学会，先后担任司库、副理事长等职。1930年进上海商品检验局，1940年担任贸易委员会茶叶处处长期间，在复旦大学农学院创设中国第一个高等院校的茶叶组（系）和茶叶专修科，兼任教授和主任，1941年，在福建崇安武夷山筹建中国际性第一个名誉理事长。1989年10月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吴觉农著作、译述宏富，涉及面广。早期《中国的农民问题》被毛泽东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采用为教材，茶业方面著译300多万字以上，主要有合著《中国茶业复兴计划》、《中国茶业问题》，主持编译《茶叶全书》、《印度锡兰之茶业》、《荷印之茶业》等考察报告，主编《茶经述评》是当今研究陆羽《茶经》最权威的著作。1987年中国茶业界特将其代表作精心编纂成《吴觉农选集》，由农业出版社出版，作为献给他九十寿辰的礼物。
走访云南茶人系列集（二）：吴觉农的云南弟子——彭承鑑
文/绿鸽子
彭承鑑：吴觉农的云南弟子
90高龄的彭承鑑，是中国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的亲传弟子。
他是中国第一所高等院校的茶叶系----复旦大学茶业系1940年首届毕业生。
他自新中国成立伊始就从事茶叶工作直至退休，见证了中国和云南茶业发展的每一步历程。
云南是世界茶树原产地
吴觉农先生的〈茶经述评〉茶原产于中国而后传播于世界。但在旧中国很少有人研究茶树的原产地问题，国外学者认为茶树原产地不在中国。早在１９１９年，吴觉农留学日本期间就注意收集资料，回国后专心研究，于１９２３年撰写了《茶树原产地考》，该文对茶树起源于中国作了论证。这是自有文献记载以来第一篇运用史实驳斥英人勃鲁士（Ｒ·Ｂｒｕｃｅ）于１８２６年提出“茶树原产于印度”的观点；该文同时也批判了１９１１年出版的《日本大辞典》关于“茶的自生地在印度阿萨姆”的错误解释。
半个多世纪后，吴觉农于１９７８年在昆明又发表了《中国西南地区是世界茶树的原产地》一文。他认为，茶树原产地是茶树在这个地区发生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既包括它的祖先后裔，也包括它的姊妹兄弟。因此，他应用古地理、古气候、古生物学的观点研究得出，我国西南地区原处于劳亚古北大陆的南缘，面临泰提斯海，在地质史上的喜马拉雅运动以前。这里气候温热，雨量充沛，地球上种子植物发生、滋长，不断演化，是许多高等植物的发源地。
茶树属被子植物栏门（Ａｎｇｉｏｓｐｅｒｍａｅ），茶亚属、茶蛆，是茶系中的一个种。通过植物分类学系统，可以找到它的亲缘。山茶科植物共有２３属，３８０余种，分布在我国西南的有２６０多种。就茶属来说，已发现的约１００种，我国西南地区即有６０多种，符合起源中心在某一地区集中的立论。其次，吴觉农认为，喜马拉雅运动开始，我国西南地区形成了川滇纵谷和云贵高原，分割出许多小地貌和小气候区，原来生长在这里的茶种植物，被分别安置在寒带、温带、亚热带和热带气候中，各自向着与环境相适应的方向演化。位置在河谷下游多雨的炎热地带，演化成为掸部种；适应河谷中游亚热带气候演化成云南—川、黔大叶种；处于河谷斜坡温带气候的，则逐步筛选出耐寒、耐旱、耐荫的小叶种。只有我国西南地区才具备引起种内变异的外部条件，但都是同一个祖先传下来的后代。
复旦学子一生说茶
1940年，为了培养茶叶生产和贸易的专业人才，振兴祖国茶叶事业，吴觉农得到复旦大学的领导孙寒冰的支持，在重庆复旦创立了中国第一所高等院校的茶叶系，吴觉农自任系主任兼教授。因抗日战争的影响，复旦大学当时迁址重庆北碚。茶业系面向湖南江苏四川三省招收了学生30多人。老家在四川省江津的彭承鑑报名考入了这中国第一茶叶专业。回忆起这段难忘的学习经历，彭承鑑还清晰地几得当年几位先生的风采。系主任吴觉农先生和蔼可亲，讲着一口地道的浙江话，生活很俭朴；教哲学的郑学驾先生思维敏锐，妙语锋利；教茶学专业科的胡浩川先生，是和吴觉农先生一样从日本留学归来的；罗纯武先生教的是“茶史”，彭承鑑说当时“茶史”的“茶马政策”，并不是今天我们理解的茶马古道文化，而是自清政府到国民政府对边疆实行的通过“以茶易马”来控制发展的一种手段。
在复旦的学习奠定了彭承鑑一生从事茶叶事业的基础。1954年彭承鑑在西南区茶叶公司主管云南贵州四川的茶叶公司。承担着对整个西南地区的茶叶“产制运销”的规划和指导工作。1955年西南区茶叶公司撤销，彭承鑑被分配到了云南，在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的生产经营企业管理科，科技科，审评科等部门和茶叶到交道到退休。1955年彭承鑑参加了中国茶叶进出口总公司编撰的《茶叶加工技术规程》，主笔写紧压茶的部分。1956年《茶叶加工技术规程》在全国执行。
说起当年的云南普洱茶，彭承鑑说：当年作为边销茶的云南普洱茶主要有七子饼，紧压茶，砖茶，沱茶几种。主要的三大生产厂家是下关茶厂，从昔日边销茶到今天的大江南北共同追捧的传奇演变，90高龄的彭承鑑清晰地疏理着茶业发展的经络。
现在，一头银发的彭承鑑在昆明宝海公园边安享着自己悠闲的晚年。但他仍然关注着情系一生的茶叶产业每一个新动向。他语重心长地说：云南要把云南茶的品牌打出去，不要内耗。云南是世界茶树的起源中心，这是云南人共同的财富。
茶圣吴觉农引爆的中国茶业问题，今天已经解决了吗？
祁门红茶，品质超绝，为世界冠。
——吴觉农《在祁场一年》
1932年11月祁门茶场正式成立，吴觉农任场长，在任期间对于祁门茶业有了一次深刻的考察与思索。1934年《国际贸易导报》第6卷第6号发表了吴觉农的文章《在祁场一年》，在文章中可发现吴觉农既分析了当时的问题，又提出了理想的解决方案，并付诸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当时，中国茶业外销份额连年下降，1886年，尚有268万余担出口，到了1930～1933年的统计中已不及70万担，吴觉农深感中国茶业问题的严重。在考察遍了东南部茶区后，先生发表了《中国茶业复兴计划》。这是一部详细的计划书，从根本上分析中国茶产业问题，又从各个细节处入手提供解决方案。在当时即引起当局高度重视。
关于《中国茶业复兴计划》的诸多先见之明到今天亦不乏称誉，然而客观地说，这份计划书，即使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也是有一些部分值得商榷的。
吴觉农非常强调中国茶业发展的一大阻碍为“层层盘剥”，对中间商“茶栈”“洋行”极其反感。这或许是受到当时新思潮的影响，吴觉农本人也确实称得上是一位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的人。
皖赣两省在吴觉农的影响下，议定并成立了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统筹两省红茶，旨在“打破中间剥削，谋茶农之真正利益，复兴茶业。”但是当打破中间商盘剥之后的结果又如何呢？我们从吴觉农的另一篇文章《反帝反封建的半幕剧——皖赣“茶业统制”的检讨》中可见一斑：茶农并没有因为取消了“茶栈”的盘剥而得到“真正利益”，相反地，茶农获得的真正受益更少了，商人的盘剥最终转化成了官员的贪腐。
而今，有了市场经济概念的当代中国人，应当清楚，一个商品的价格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当一个商品的价格明显低于市场时，就会有各种“看不见的手”去把它扳到它应该在的那个价格上去。
祁红作为一个商品，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茶”那么简单，而是一个系统，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会牵扯到方方面面，去改变其中的某一个环节，必然会引起各方面的联动反应，很多不可预知的奇葩怪事都会在这种变动中冒出来。
统制从表面上看，样样都好，但是当将其放入市场后，就会发现实际上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中国茶业面临的问题是发展的问题，发展的问题只能在发展中去解决。
但这并不是否认吴觉农先生的《中国茶业复兴计划》。
我想说的重点，就是本文开头的这一句话：“祁门红茶，品质超绝，为世界冠。”
吴觉农先生虽然希望统制，但也深知众多小产区各具特色，虽可统制减少浪费，提高质量，但不可随意整合而消解已成之名誉。
吴觉农找到四点问题：
1.茶号规模之太小；
2.精制折耗之太多；
3.中间盘剥之太大；
4.各自为利之太甚。
3、4两点有其历史局限性且不论，但是1、2两点却仍然有可挖掘之处，尤其是“茶号规模”问题。
茶号规模太小，这在当下也是现状，这使得消费者面临了太多的选择，而事实上消费者不要那么多的选择。这种现状，造成了一种文化上的断层，形成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沟通障碍。消费者往往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才能弥补这个断层。这对于一个产业而言太可怕了。
关键是对于沉溺于此种文化的本身而言，情况也很糟糕，并不是茶香就不怕巷子深，茶好就一定会存在下去，相反，这些好东西只要缺乏文化支撑就会变得非常脆弱，经济链条一断，就可能永远地消失了。
不能太深，要与消费者沟通。所以不能太细，要让消费者选择。
那么细化到什么程度好呢？大概需要满足三点：
1.品质好
2.特征统一
3.有一定规模
实际上，这也是长期以来的传统对于一个茶品所形成的认识，典型的例子，就是“祁红”二字。
其实，写到这里，也不难看出，这就是邓增永博士的“小产区”思路的雏形。
吴觉农的《中国茶业复兴计划》已成历史，尊重这份计划的人很多，但了解这份计划的人很少。今天，中国茶业依然需要复兴，前人的努力我们不应当漠视。邓博士的努力为我们开启了一个方便法门，“小产区”发展思路必将是中国茶业复兴计划的重要板块。
黄刚：我是一个幸运的人
责任编辑建议我把那篇《我的普洱茶习茶之路》修改一下作为自序。我在修改的过程中发现有点改不下去，因为那篇文章写于2007年12月，距今已经十年整了，这中间发生了太大的变化，以至于在当年看起来挺大的一件事情到了今天几乎什么都算不上了。
回顾自己进入到普洱茶这个领域研习的14年，在品茗美学形式层面的进步基本可以分为三个台阶。
跨上第一个台阶在2010年6月，以完成《中生代普洱茶概论》(P21)这篇文章为标志。这时候把来自于市场一线的问题提了出来。但仅仅是提出了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什么是好茶?”以及“如何运用最简单易行的方法判断出好茶?”这两个关键的问题。所以，当时云南《普洱》杂志副主编黄素贞女士建议把我的博客文章归结为一册时，我打了退堂鼓。
跨上第二个台阶在2013年8月，以写出《到底怎样才算一款好的普洱茶?》第一稿为标志（P69为第二稿）。文中提出了中生代好茶的“三句话标准”即:强烈而刚猛的茶气、丰富而愉悦的滋味、持久而绵长的香气。后来又加了一个“味最酽”的感觉。现在来看，标准显得较为粗糙，可操作性不强，而且与此同时推出的标杆茶并不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品鉴理论与茶样的实际表现之间有点脱节。
跨上第三个台阶在2015年3月和5月，以先后完成《为什么要重视“普洱茶不可替代的特征”?》（P14）、《如何通过对冲判断两款中生代茶的品质高低?》（P97）两篇文章为标志，并在2017年1月归结为《品鉴中生代普洱茶的“一二三四五法”》（P76）。在品鉴理论上进一步得到了完善，在实践上真正实现了对任意一款中生代普洱茶的精准盲评，与此同时推出的标杆+茶“三座大山”正是按照五项指标要求经过多年的沙中淘金找来的，弥补了理论与茶样实际的脱节，具有比较强的可比性与说服力。运用这种方式培养训练的爱好者及茶商，其品鉴能力提高很快。
三个台阶跨上来，我觉得大概可以跟大家交流交流了，为着交流的方便应该整理整理弄本书了。
《普洱茶论》其实主要包含三部分内容:一、如何在一大堆茶中发现有价值的(对发烧友而言)好茶;二、作为一个茶商如何做好市场;三、如何在一个更高的审美层面来构建普洱茶的魅力殿堂。其实，提出第一个问题的原因是我初入茶行吃了很多亏上了不少当。第二个问题提出来也是为了解决自己做不好生意的困惑。第三个问题是凭直觉提出来的，吓自己一大跳，但总觉得自己茶缘太好了有责任去做这项开创性的工作，否则前辈那几百泡上千万老茶真的白喝了。
说起来，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在习茶过程中遇到了何作如、白水清、邓时海这些普洱茶界前辈老师。因为他们的慷慨，让我有幸体验到了无数珍贵的号级、印级老茶，对于普洱茶的生产史及流通史有所了解，并打下了很好的老茶品鉴基础。
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在经营茶的过程中得遇张方荣、王龙华、黄焜杲、姚庆霖等茶商藏家，让我在需要与可能的情况下收获了各类“天花板”好茶。
我是一个幸运的人，行走普洱江湖得到了云南《普洱》杂志、台湾《茶艺·普洱壶艺》杂志、云南科技出版社以及著名茶文化学者杨凯先生的帮助与指导。
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因着普洱茶结识了各地很多茶商茶友，在茶中找到了快乐，也得到了磨砺。磨砺，也是美。
从邓时海先生《普洱茶》一书的出版到现在，普洱茶价值的再发现才经历了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所以我认为普洱茶还是一个新生事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规律等待后人去发现。
我把这本书献给热爱普洱茶的朋友们，希望能对大家的研习有帮助，也希望能为普洱茶的进一步普及贡献一点绵薄之力。
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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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不可少的“六杯茶”
一碗清洗自己的心灵
每个人都需要独处，禁得住独处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我们需要与他人对话，但更需要多与自己对话。慎独，从来都是有识之士追求的最理想的境界。
一碗招待好友
人总需要一两个知己，朋友就是最大的财富。任何时候，你成功，需要有人共享你的喜悦，才不至于高处不胜寒;你失败，只要有真心的朋友，都可以再次东山再起。高山流水之境界，无数人追求。
一碗保持沸腾
激情，随着年龄的增大而消退。对生活失去了热情，就像一只漏了气的皮球。没有充足的气体，如何能弹跳出更长远的未来。需要有一种保持沸腾的状态，时刻保持对事情的热情。
一碗留着清醒
人生如酒，醉梦常有。世事经常把我们灌醉，我们也常为世事所迷。倘若一不小心醉了，还要留待一碗好茶来解酒。别人可以把你灌醉，但你要让自己保持清醒。
一碗集聚沉淀
一首好诗需要久品，一杯好酒需要深藏。在获得成功之前，我们总是需要积攒更多的经验和智慧。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至江海。唯有沉淀，才能让内涵更丰富，清香更持久。
一碗装满施予
没有金钱，我们可以有爱心;没有权利，我们可以为别人提供经验上的指导。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别人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他人。
李嘉诚：一杯茶，改变一生
李嘉诚，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然而没有几个人知道，李嘉诚名字中的“诚”字跟茶还有渊源。
1957年岁尾，长江塑胶厂改名为长江工业有限公司。公司总部由新莆岗搬到北角，李嘉诚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厂房分为两处，一处仍生产塑胶玩具，另一处生产塑胶花。李嘉诚把塑胶花作为重点产品。
李嘉诚把从意大利偷师学艺回来的塑料花生产技术应用上，一时间生意火爆。由于产品供不应求，出现了降低产品质量来应付订单的情况。结果许多客户对低质量的产品要求退货，银行追债，客户追款，塑胶厂顿时陷入困境，濒临破产。
李嘉诚的母亲庄碧琴是佛门的一位居士，平时经常将家里的钱接济贫困，积德行善，去寺院做布施。那年的秋天是多事之秋，李嘉诚的公司内忧外患，前途渺渺不可知。李嘉诚是孝子，这些事当然不能让年迈的母亲知道。
细心的李母怎能不知道儿子公司出事，她把李嘉诚叫过来道：“儿啊，给妈妈泡一道工夫茶。”李嘉诚用地道的凤凰单丛茶给妈妈泡上一道潮汕工夫茶。
庄碧琴吩咐李嘉诚坐下来，品了几口茶后，问：“你认识老家潮州开元寺法号叫元寂那个住持么?”未等李嘉诚回答，庄碧琴继续说道：“元寂年事已高，希望找个合适的接班人。候选人是他的两个徒弟，一个法号一寂，另一个法号二寂。”李嘉诚静静地听着母亲说，并不插话，只是给母亲满上一杯凤凰茶。庄碧琴呷了一口工夫茶，又接着说：“元寂把这两个徒弟都叫到跟前，说：‘我现在给你俩每人一袋稻谷，明年秋天以谷为答卷，谁收获的谷子多，谁就是我的接班人。’第二年秋天到了，一寂挑来满满的一担谷子，二寂则两手空空。元寂却当众宣布二寂担当接班人。这是为什么?”
李嘉诚打断母亲的话：“不是说好谁收获的谷子多，就选谁当接班人么?”庄碧琴笑了笑，说：“是的。一寂听了，不服气地说：‘分明我收获了一担谷子，二寂颗粒无收，怎么能够让他担任住持啊!’元寂微微一笑，高声地对众人说：‘我给一寂和二寂的谷子，都是用开水煮熟的。显然，二寂是诚实的，理应由他来当住持。’于是，众人悦服。”庄碧琴忽然话锋一转，“经商如同做人，诚信当头，则无危而不克了。”李嘉诚听罢母亲的话，深有感悟。不久，李嘉诚的诚信打动了银行、供货商和员工，即使资金紧缺，也保证为工人发工资以保证人才不外流。为日后的东山再起做准备。他的努力他的诚信让形势形势因之好转，危机成就了商机，李嘉诚从此在商界站稳了脚跟，用他的诚信建立了庞大的关系网。成了日后的塑胶花大王、世界华人首富。
作为成功人士的李嘉诚尊听母训，在经商之余致力于做慈善事业。为内地山区希望小学捐款，为陕西贫困地区打井，他坚信舍得舍得只有舍才能得。只有将种子撒的越多，范围越广，来年收获的果实才能越丰盛。当年面临着破产的李嘉诚当然没有想到日后他会成为华人首富，更没有想到一杯工夫茶能够改变他的一生。
一柱香一杯茶 就是一生的缘
以平常心品清净茶，以清净茶养平常心。
美好的东西常常是相通的。
茶如诗词，有的婉约，有的豪放；茶如书法，有的丰润如“颜筋”，有的劲瘦如“柳骨”，有的中规中矩如隶楷，有的张扬奔放如“颠张狂素”；茶如歌，有的抒情温婉，有的激越豪迈，有的清远悠扬，有的荡气回肠。
茶与诸多艺术形式貌不似而神似，我们完全可以将茶也看成一种艺术，一种充满灵性的艺术，而有参悟的茶人们无疑就是个艺术家。
君不见，品茶之高者，总是气度不凡，或儒雅斯文，或气宇轩昂，绝无鄙陋粗俗或猥琐下流之辈。
酒能热忱一时，茶能温暖一生。人生注定要飘浮，注定要经历风雨和磨难，注定要在起起落落中归于平静。
品茶，品人生之五味，品生命之甘醇。
一柱香，一杯茶，就是一生的缘。
知足者欢喜常随，茶意人生，是一种大气，一种广阔，一种无垠。
茶，清净茶，心，平常心。以平常心品清净茶，以清净茶养平常心。
正如“心外无佛”一样，茶道中并没有高深的理论，用心泡茶，以真挚待人，便是高手。
李拂一生平 节选
李拂一生平节选，李拂一先生讳承阳，字复一，笔名拂一，以笔名行，清光绪二七年生于普洱府城，书香之家。其先翁瑞应公，国子监生，先后被任为永昌府(今保山)、普洱府、思茅厅等电报局委员(时无局长之称)，因公务繁重，不幸于宣统元年以积劳瘴故于任。时先生方九岁，越年先慈又见背，下有一妹一弟，备极艰苦，半工半读，始完成中学学业。后承先翁门生悯其清苦，力荐入思茅电报局任职，生活始稍安定，先生艰苦力学，博览群书，并勤于写作。
车里地区，即十二版纳，民初著作成称其人为野蛮之人，其地为烟瘴毒烈之地。李拂一先生于民国十二年冬至其地，始发觉其民知礼好客，性情平和，有其文物制度，其礼数不同于内地，其地山清水秀，景物宜人，亦与汉地无殊，乃将观察所得笔之于册。十三年夏，先生随其岳父普思沿边行政总局局长柯公树勋率十二版纳各猛土司头人赴省垣晋见唐省长继尧，在先生建议之下，呈准将普思沿边行政总局改组为普思殖边总办公署，积极推展建设边地之工作，富滇银行总行任命先生在猛海筹设分行，并代行经理职务，定居猛海。十八年，猛海改制为佛海县。
李拂一先生对于十二版纳之史地、民族、语文、社会组织、文物制度等，作进一步之研究，于十八年写成《车里》一书，将十二版纳之实际情况介绍国人，颇引起国人之注意，今国内备民族学者，咸认《车里》一书为开启傣学先河之作，其后先生又有《泐史》、《车里宣慰世系考订(汉泐文对照)》、《十二版纳志》等之作印行。
李拂一先生对于边地建设贡献良多，规划街道、开辟公路、设立电灯公司、图书馆(藏书约两万册)、佛海测候所，又因边地医药缺乏、死亡率高，乃亲赴南洋，访聘高明医师，同时向印度、缅甸采购英德产品之医疗器材及药品，运达佛海，成立佛海医院。先生以开化边区，首重教育。抗战前，先后担任南峤，佛海两县教育局长，亦曾任两县秘书，任内增设学校，推广教育不遗余力，后叉任“省立佛海简易师范学校”校长。抗战时先生与地方乡绅成立“云南抗敌后援会佛海分会”，被推为会长。民国卅三年，先生获省教育厅委任为西南督学区国教视导员。卅五年，获选为省参议员。卅七年，先生被选为佛海县国民大会代表，叉获委任为车里县县长，于是三月至京出席国大会议后，赴车里就任，辞职后任省府秘书、参议等职，滇变前来台。
卅九年，山河变色
李拂一先生一向默默工作、不矜不发尢对边地学术、浸淫不辍，数十年如一日，著述丰硕，举其紫紫大者，计有《车里》、《暹程纪略》、《泐史》、《车里宣慰世系考订》(汉泐文对照)、《十二版纳志》、《南荒内外》、《鸡卦图谱》、《徭族经书破理明》、《十二版纳纪年》、《镇越县新志稿》、《复庐存牍》、《复庐存牍卷二》等书。
李拂一先生献身边地社会，党国议坛，垂八十余年，今以百一十寿考令终，宜无遗憾。惟是国重元勋，士怀耆德，生平治行，盖难缕述，兹仅粗举大略，俾世之君子有以考见焉。
汪曾祺：”我对茶实在是个外行“
相信有不少人，对汪曾祺先生的第一印象，是来自课本中《端午的鸭蛋》。一起来回顾一下《端午的鸭蛋》：
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子才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高邮咸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邮鸭蛋黄炒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这叫什么咸鸭蛋呢！
汪先生谈吃，不仅有《汪曾祺谈吃》、《吃食和文学》、《四方饮食》、《故乡的食物》，这类直接在名字上带“吃”的文章、文集，谈故乡也会有美食的踪影。
作为文学界一大“吃货”，美食界常胜不衰的“网红”，中国的茶，他自然也不会放过。
当聊到茶时，汪曾祺先生说：“我对茶实在是个外行。”
但他一天换三次叶子，每天起来第一件事，便是烧水，沏茶。青茶、绿茶、花茶、红茶、沱茶、乌龙茶，但有便喝。茶叶多是别人送的，喝完了一筒，再开一筒。喝完了碧螺春，第二天就可以喝蟹爪水仙。不论什么茶，总得是好一点的。太次的茶叶，就留着煮茶叶蛋……
下面是这位“外行”的喝茶日常。
我的家乡有“喝早茶”的习惯，或者叫做“上茶馆”。上茶馆其实是吃点心，包子、蒸饺、烧麦、千层糕……茶自然是要喝的。在点心未端来之前，先上一碗干丝。我们那里原先没有煮干丝，只有烫干丝。干丝在一个敞口的碗里堆成塔状，临吃，堂倌把装在一个茶杯里的佐料——酱油、醋、麻油浇入。喝热茶，吃干丝，一绝！
龚定庵以为碧螺春天下第一。我曾在苏州东山白勺“雕花楼”喝过一次新采的碧螺春。“雕花楼”原是一个华侨富商的住宅，楼是进口的硬木造的，到处都雕了花，八仙过海、福禄寿三星、龙、凤、牡丹……真是集恶俗之大成。但碧螺春真是好。不过茶是泡在大碗里的，我觉得这有点煞风景。后来问陆文夫，文夫说碧螺春就是讲究用大碗喝的。茶极细，器很粗，亦怪！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昆明住了7年，几乎天天泡茶馆。“泡茶馆”是西南联大学生特有的说法。本地人叫做“坐茶馆”，“坐”，本有消磨时间的意思，“泡”则更胜一筹。这是从北京带过去的一个字，“泡”者，长时间地沉溺于其中也，与“穷泡”、“泡蘑菇”的“泡”是同一语源。联大学生在茶馆里往往一泡就是半天。干什么的都有，聊天、看书、写文章。有一位教授在茶馆里读梵文。有一位研究生，可称泡茶馆的冠军。此人姓陆，是一怪人。他曾经徒步旅行了半个中国，读书甚多，而无所著述，不爱说话。他简直是“长”在茶馆里。上午、下午、晚上，要一杯茶，独自坐着看书。他连漱洗用具都放在一家茶馆里，一起来就到茶馆里洗脸刷牙。听说他后来流落到四川，穷困潦倒而死，悲夫！
昆明茶馆里卖的都是青茶，茶叶不分等次，泡在盖碗里。文林街后来开了一家“摩登”茶馆，用玻璃杯卖绿茶、红花——滇红、滇绿。滇绿色如生青豆，滇红色似“中国红”葡萄酒，茶味都很厚。滇红尤其经泡，三开之后，还有茶色。我觉得滇红比祁（门）红、英（德）红都红，这也许是我的偏见。当然比斯里兰卡的“利普顿”要差一些——有人喝不来“利普顿”，说是味道很怪。人之好恶，不能勉强。
我在昆明喝过烤茶。把茶叶放在粗陶的烤茶罐里，放在炭火上烤得半焦，倾入滚水，茶香扑人。几年前在大理街头看到有烤茶罐卖，犹豫一下，没有买。买了，放在煤气灶上烤，也不会有那样的味道。
1946年冬，开明书店在绿杨邨请客。饭后，我们到巴金先生家喝功夫茶。几个人围着浅黄色的老式圆桌，看陈蕴珍（萧珊）“表演”：濯器、炽炭、注水、淋壶、筛茶。每人喝了三小杯。我第一次喝功夫茶，印象深刻。这茶太酽了，只能喝三小杯。在座的除巴金先生夫妇，有靳以、黄裳。一转眼，43年了。靳以、萧珊都不在了。巴老衰病，大概没有喝一次功夫茶的兴致了。那套大概也不在了。
我在杭州喝过一杯好茶。
1947年春，我和几个在一个中学教书的同事到杭州去玩。除了“西湖景”，使我难忘的有两样方物，一是醋鱼带把。所谓“带把”，是把活草鱼的脊肉剔下来，快刀切为薄片，其薄如纸，浇上好秋油，生吃。鱼肉发甜，鲜脆无比。我想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切脍”。一是在虎跑喝的一杯龙井。真正的狮峰龙井雨前新芽，每蕾皆一旗一枪，泡在玻璃杯里，茶叶皆直立不倒，载浮载沉，茶色颇淡，但入口香浓，直透脏腑，真是好茶！只是太贵了。一杯茶，一块大洋，比吃一顿饭还贵。狮峰茶名不虚传，但不得虎跑水不可能有这样的味道。我自此方知道，喝茶，水是至关重要的。
老北京早起都要喝茶，得把茶喝“通”，这一天才舒服。无论贫富，皆如此。1948年我在午门历史博物馆工作。馆里有几位看守员，岁数都很大了。他们上班后，都是先把带来的窝头片在炉盘上烤上，然后轮流用水氽坐水沏茶。茶喝足了，才到午门城楼的展览室里去坐着。他们喝的都是花茶。
北京人爱喝花茶，以为只有花茶才算是茶（北京很多人把茉莉花叫做“茶叶花”）。我不太喜欢花茶，但好的花茶例外，比如老舍先生家的花茶。
老舍先生一天离不开茶。他到莫斯科开会，苏联人知道中国人爱喝茶，倒是特意给他预备了一个热水壶。可是，他刚沏了一杯茶，还没喝上几口，一转脸，服务员就给倒了。老舍先生很愤慨地说：“他妈的！他不知道中国人喝茶是一天喝到晚的！”一天喝茶喝到晚，也许只有中国人如此。外国人喝茶都是论“顿”的，难怪那位服务员看到多半杯茶放在那里，以为老先生已经喝完了，不要了。
哎哟，谁还能自称行家？
摘自《寻常茶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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