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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定砂器历史久远，早在乾隆时期，平定砂锅就因被皇帝题咏“龙”字而名闻京师。民国年间，平定紫砂曾在陶瓷界占有一席之地，堪与宜兴紫砂媲美。此时期，平定县官也都留意砂器，志在改良。王子良仿制东瀛砂壶；朱子钦升任冀宁道尹后，将改良事宜委托给继任者吉廷彦。
时任平定知事的吉廷彦肩负重任，倍感压力。在他看来，“平定各种沙壶虽亦形式改观，然颜色翦陋，终不脱瓦缶旧容，参列时品，总觉形秽。”吉廷彦认为改良之所以成绩不大，原因在于“风气初开，人民于各项工业多不能贯注全力”，遂决定由官方发起，筹建平民工厂，并聘请宜兴陶器工师来平定授艺。
1914年，朱子钦趁赴浙江采购桑籽之便，绕道宜兴，延聘利用公司李宝贞、杨阿时、朱庆生、吴云根赴晋，悉心指导新一轮陶器改良的试验。宜兴工师到达平定后，“亲赴四乡，实地考查，采取矸矿，筑炉烧炼”，但因火力太猛，结果不尽如人意。于是开始二次改良试验，另筑新炉，重用煤烧，所烧物品“不但无多损伤，抑且颜色鲜明，不亚于南制陶具”。然好事多磨，该次试验仍有不足，“试制各种陶质茶壶，一经热水灌注，色变灰黑”。吉廷彦遂亲自挂帅，与工师悉心专研，发现茶壶注水变色的原因。“此种矿苗，含有别项杂质，周身蜂房，呼吸相通，既经火炼，毛孔仍在，所以注水有渗漏之虞，受热黑灰之态，致病之源，实由于此。”之后，“又采回矸矿多种，分类试验，所制物品，悉臻完美，绝无渗漏变色之虞，比较江南出品，颇不低逊”。经过三次改良试验，平定紫砂得到政府认可，吉廷彦也因改良紫砂有功获“一等金质奖章”。
1915年，平定紫砂改良大获成功，募股过半数，开工条件基本具备，当年7月1日正式开办平民工厂。嗣后，平民工厂屡有修建，在场院之南凿井一眼，上建茅亭一座，取名“甘泉”，规模臻于完善。平定紫砂经过改良后，色泽鲜亮，造型美观，广受欢迎，由此带动了当地紫砂的兴盛。
民国平定紫砂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主要的生产者是平民工厂，平民工厂属于官办性质，所请技师全部来自宜兴利用公司，因此产品不脱宜兴紫砂的影子。此时期产品以瓷壶花瓶等实用器为主，除少数精品外，大多造型单一，装饰简略。但所聘工师当时正值壮年，技艺娴熟，根底扎实，所制器物式样中规中矩，刻绘不多却情味隽永。后期，平民工厂改良试验的成功，使平定紫砂面貌焕然一新，加之政府对实业的奖掖，平定绅商纷纷集资建厂，平定紫砂渐趋繁荣，此时期产品的种类更加丰富，除继续生产日用品外，还烧造陈设器，成为社会名流馈赠的佳品。装饰技法更加精巧，刻工日趋精湛。
民国平定紫砂形成了一些自有的特点。从泥色上看，平定紫砂仅有红白两色，有别于宜兴紫砂的色彩缤纷。红泥在平定工匠手中，被锻炼得油润发紫，宝光可鉴。白泥为南省少见，更成为平定紫砂抗衡同列，取得优胜的法宝。从造型上看，平定紫砂多延续传统，少见当时流行的新奇样式。不过最简单的造型，却最能反映匠人的功力，圆器婉转流畅，方器挺拔劲朗，极好地体现了匠人的造型能力。从装饰上看，平定紫砂崇尚“绘事后素”的审美观，抟泥塑形，略施刀工，绝少堆贴巧染的作风，题材上喜用当时流行的金石书画。
民国时的平定紫砂都体现出一贯的风格。
一是素。平定陶器只有红、白两色，有别于宜兴紫砂的多彩缤纷。红白映衬，相得益彰。以白泥壶泡祁门红茶，以红泥瓯啜西湖龙井，将泥土的本色发挥到淋漓尽致。个中风味或许正是平定陶器独步当时的秘密。
二是雅。在改良的初期阶段，平民工厂就延聘名师，将宜兴紫砂的优良经验，以及当时社会的审美情趣，赋予到平定陶器中来，从而奠定了平定陶器良好的审美基础。无论器物大小，都有适合的装饰方法，所选装饰题材，很能与器物的功用相契合。小者如红泥瓶，瓶身娟秀小巧，红润可爱，饰以几只风竹，更觉清雅。大者如博古人物瓶，通体满饰图案，繁而不俗，诗画相配，可堪雅玩。受当时好古习气的熏染，平定陶器喜欢用金石古文装点器物，以增加对文人士绅的吸引力。
赵凡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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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民国茶人之—李拂一
李拂一（1901—2010）原藉广西桂林，1901年生于普洱县（今宁洱县），原名承阳，字复一，拂一乃笔名，后来就以笔名行用了。
1921年，他与西双版纳最高行政长官──普思沿边行政总局局长柯树勋之长女柯韵桐在思茅结婚，1923年，李拂一辞去思茅电报局工作到版纳发展。1925年他担任富滇银行车里（今景洪市）分行经理。随后，他在云南省建设厅、教育厅、西双版纳各县当一些教育局长、合作社经理、政府秘书之类的小官，并把家迁到了佛海县（今勐海县）。这段时间，李先生先后注译了《车里》、《泐史》（傣族史）、《暹程记略》及《车里宣慰世系考订稿》、《滇边失地孟艮土司之考察》、《西藏与车里之茶叶贸易》等著作。
李拂一为补贴家用，申请了百余亩茶山，于1930年在佛海开起了自己的茶庄——复兴茶庄。当时，佛海主要生产蘑菇头紧茶，这种茶虽说制作工艺比较麻烦，但用料粗老，价格低廉，西藏方面需求量极大。复兴茶庄也生产紧茶，年产量二三百担。为了把茶销的更远，李拂一联合佛海当地的中小茶庄，成立佛海茶业联合贸易公司，李拂一任经理，由公司负责在沿途寻找代理，在加尔各答、加林埠租用仓库，统一运输，统一销售。
李拂一在昆明遇见了中国茶叶公司董事长寿景伟，他委任李拂一为云南中茶公司的职员。由于李拂一具有办佛海茶业联合贸易公司的经验，服务社的运输股长就委托李拂一兼任，同时，他也是佛海茶厂不领薪水的专员。
云南民国茶人之—朱文精
1913年，辛亥革命后两年，云南公派出122名留学生东渡日本求学，其中就有来自会泽的朱文精。同批留学生中，还有后来大名鼎鼎的熊庆来。不到半年时间，朱文精与来自宜良的同学陈洪畴一同考入位于静冈的日本农商省制茶部学习，成为中国最早学习种茶制茶的留学生。其后，1919年，浙江派吴觉农和葛敬应二人赴日习茶。1919年，朱文精学成回国后，任茶叶实习所所长兼茶叶试验场场长。1923年，云南成立化学工艺厂，朱文精参与筹办，拟定《筹办云南化学工艺厂茶叶部计划书》。在该计划书中，他认为要发展茶叶出口，就要建立研究部，购置器材，征集茶样，进行近现代科学分析，研究各茶样的茶素、茶单宁、蛋白质、水分、灰分以及其他矿物质等化学、物理成分，优胜劣汰；并建议在宜良设一地制茶厂，成功后推广到景谷、缅宁（临沧）。
朱文精还认为，昆明华亭寺、归化寺、筇竹寺、十里堡所产茶叶品质优异，价值极高，且外运成本较低，值得推广。可惜在当时的情况下，朱文精的愿望难以一一实现，1933年，朱改行从事其他行业，令人嘘唏。
明代紫砂壶艺术欣赏：时大彬紫砂醴泉壶
明代商品经济活跃，手工业发达。在上层社会，文人、士大夫饮茶之风兴起，他们在茶具选用上往往融入了个人的品味和风格，其中紫砂壶受到推崇。据有关文献记载，紫砂壶由明正德、嘉靖年间的供春开创。继供春之后，紫砂制壶名家辈出，嘉靖至隆庆年间出现了“名壶四大家”，即董翰、赵梁、元畅、时鹏，名盛一时。这时的紫砂壶，壶型不尽相同，样式千姿百态，极具艺术意趣。
万历年间，紫砂制壶工艺发展迅速，宜兴紫砂工艺达到了空前的繁盛。名家有“壶家妙手称三大”的时大彬、李仲芳和徐友泉。其中，时大彬为时鹏之子，其壶作风格高雅，造型流畅灵活，匠心独运，妙不可思，在当时颇负盛名。明许次纾《茶疏》记述道：“往时供春茶壶，今日时彬所制，大为时人宝惜。”大彬在壶上题名款识书法亦是笔酣墨饱，周高起赞道“大彬款用竹刀，书法逼真换鹅经”。
此件明代紫砂醴泉壶为时大彬所作，现藏于苏州古玩城。该壶选料上乘，色呈棠栗色，表面参杂斑驳的浅色细砂，粒粒隐现，甚似熟透之梨皮，让人不禁想摩挲把玩。在明润古雅包浆的衬托之下，优美的紫泥机理隐约而见，正所谓“不务妍媚而朴雅坚粟”。壶身扁圆筒形，由上向下渐敛，短直流，圈耳，肩部起一棱线，自流部贯通至耳部，一气呵成，压盖微穹，配合严密，半环盖纽，底刻“万历丁未孟夏之月大彬”铭文及款识。
此壶原为海上收藏大家龚心钊旧藏。龚心钊(1870-1949)出身官宦世家，书香门第，19岁中举人，26岁中进士，是清代最后一任科举考官。光绪年间出使英、法等国，清末出任加拿大总领事，是清代著名的外交家。辛亥革命后寓居上海，不问政事，以诗书文物自娱，所藏文物，精品颇多，如国之重宝“商鞅方升”
即为龚氏旧藏，其它如战国越王剑，宋代米芾、马远、夏圭等名家书画，宋汝窑盘，以及时大彬、徐友泉、陈鸣远、陈曼生等制的紫砂壶，均为难得名品佳作。
龚氏所藏文物，必有精致考究之包装。该件明代紫砂醴泉壶有度身定做的瘿木囊匣，面板阴刻填金古物名称及“合肥龚氏瞻丽斋记”鉴藏印，该匣本身就是一件精美艺术品。在龚心钊之后，此壶曾流散到日本，近年来得以重返故土，倍受藏家珍惜。(张美)
云南民国茶人之—白耀明
民国24年（1935），白耀明到车里、佛海、南峤三县考察农、矿、茶的情况。看到车、佛、南地区大片平坝荒山土地肥沃，雨量充沛，资源丰富，但民众贫困，深感大力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生产之必要。
民国25年（1936）至26年（1937）间，白耀明先后到国内20余个省市考察，接着又到日本学习茶叶及其他农作物栽培加工技术。回云南后，结合云南边疆情况进行考察调研，提出开发方案。他曾为了实业开发上书省政府，其中写道：“政府若只靠收税养国，是吃老百姓胡须上的饭而已。要兴办农业、工业、商业、牧业等多种多样的事业，才能达到国强民富。”
民国27年（1938），云南省财政厅采纳了白耀明的建议，决定建立“云南思普区茶业试验场。”当年元月，在南峤建立第一个分场，同年4月，在佛海南糯山建立第二个分场。采选国内优良茶种试种，采用梯台栽种，实行科学栽种，管理和采摘。民国29年（1940），佛海总场成立，白耀明担任场长。总场在南糯山茶园中心区建立制茶厂，从印度引进制茶机，改变了传统的手工制茶方法，工效成几十倍提高，质量也优良，还从上海、杭州选聘来高级技师10余名。当地傣族群众赞叹道：“孔明老爹又活回来了！”白耀明了解到外国人多喜欢喝红茶，为了扩大国外销路，占领海外市场，茶厂以制红茶为主，属云南省第一次制出红茶和出口红茶。
民国31年（1942），“思普区茶业试验场”划归云南省企业局，于当年4月1日正式将该场改称“思普企业局”，白耀明任总办。原茶叶试验场一分场改称安峤农场；二分场改称南糯山茶叶种植场。并且建立了樟脑培植场和志安纺织厂，白耀明兼任纺织厂厂长。
白耀明动员家乡沙甸的回族乡亲，先后迁移200多人到佛海垦殖，带来内地较为先进的农耕和工艺技术。他还引进先进农机具开垦荒地，佛海第一次出现了新式农机具。经过几年努力，安峤农场开垦田地100多亩。南糯山茶叶种植场种植茶树10万株，采用科学方法管理和采制。南糯山制茶厂建了厂房500平方米，住房17间，约700平方米；有大小揉茶机各1台，大小烘茶机各1台，有切茶机1部、分筛机1部，年生产机制茶2000担左右。
民国37年（1948）11月，白耀明卸任，出国侨居缅甸。1956年，由缅甸移居泰国清迈。1965年8月，白耀明寿终于泰国清迈女儿家中，享年72岁。
云南民国茶人之—范和钧
云南民国茶人之—范和钧
范和钧（1905-1989），江苏省常熟人。早年留法勤工俭学，归国后在上海商检局工作期间，深入茶叶产区考察研究，与吴觉农先生合著《中国茶叶问题》一书。1939年春，范和钧与张石城从缅甸景栋绕道到云南佛海考察取得样茶后，取道思茅普洱返回昆明作汇报建议。同年冬天，云南中茶公司决定在佛海创办试验茶厂，委任范和钧为厂长，茶厂开办费定为5万元。
1940年春，正式开始建厂。创业是艰难的，厂房建成了，制茶机器运转了，两年来，范和钧一边建厂，一边发展滇茶生产，开展滇茶外销，繁荣了当地的经济，改善边民生活。先后，发展紧茶生产，扶持茶农茶工；在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前，与印度力争豁免紧茶的进口税和过境税；解决佛海外销茶结汇问题，使产销得以顺利进行。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战火迫近缅泰。佛海地区遭受日机轰炸扫射，人心惶惶，动荡不安。昆明中茶公司电令茶厂职工全部撤退昆明。范和均建厂任务正进入全面完成的最后阶段。范和钧决定一定要在撤退之前，把茶厂全部建成，以表达对日本侵略者绝不屈服的决心。在范和钧带领下，全厂动员，上下一心，加班加点，赶装发电机器。一周后，机房供电，全厂灯火通明，翌日，全厂职工将刚刚安好的机械和一切原有的设备，一一拆卸装箱驮运到思茅，主要机器沿途寄存民间保管，全厂员工除本地人员留守护厂外，其余人员全部撤离。日后，这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成为了历史中的美谈。
另一位作者对范和钧生平事迹的描述。
范和钧先生是江苏常熟人，早年和夫人娄允琴留学法国，1939年春到佛海考察开办佛海试验茶厂。
我是1939年12月31日经招聘后跟师傅们从宜良乘火车到昆明转乘汽车到玉溪，并停留了9天，后在殷保良先生的带领下随马帮步行20余天到达佛海，同行的有范和钧先生的夫人，他们的两个女儿，会计主任左固六先生夫妇，8位同学，在宜良招聘的竹木工人，共五、六十人。并有银行工作人员，电台人员，及少量护送的部队。在我到达佛海之前，张石城先生和湖北、江西籍工人已经到达，住在可以兴茶庄对面。听湖北工人说他们是从宜良乘火车经蒙自雨过铺转乘寸轨火车到石屏，从元江、墨江、普洱、思茅、景洪、车里，达到佛海。
范和钧先生第二次到佛海是1940年4月。他从昆明出发到上海采购机械设备物资，聘请人员(机电工程师黄翼翔，医生陈谋德，6名机械工人和其他办事人员)，再到泰国采购百货、机械(因为他还兼任云南省经济委员会佛海服务社经理)，再到仰光设办事处，负责物资采购转运，也负责茶叶销售，在上海聘请的人员经香港、海防乘滇越铁路火车到昆明。再乘汽车经滇缅公路到腊戌、景栋后步行到达佛海。茶厂址设在现在的妇幼保健站。原是一片荒地，长满野草荆棘，还有龙山(傣族坟地)，在当地请了些傣族竹工建盖了一些竹草构成的宿舍、厨房、食堂。将原来住在可以兴茶庄，李佛一家院的部分职工搬迁到厂区。接着建盖竹草构成的萎凋室，揉捻室，发酵室。烘焙室为了防火仍旧设在可以兴茶庄的木结构房里。
傣族建房工人全部工具只有一把长刀，他们的房屋架，梁柱，墙壁都用竹子制成，连床，桌，凳也是用竹制成，只有盖屋面用的“草排”是向当地民族购买的。接着赶制了一些竹帘竹架等竹制用品用具，人力揉茶桶。还有范和钧先生亲自设计指导下制作的以牛力作动力的揉茶机。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当年三季度就生产出来一批红茶。
雨季过后开始筹建厂房、宿舍，困难就更多了。当地没有砖石，没有可以购买的木材。到了旱季，外地来了些采伐工人，不懂英制尺寸，也不懂公制尺寸，范和钧先生巧妙的用层板锯成所需要的断面尺寸，用麻线作为长度，写上数量交给工人去备料。制砖也同样困难，雇来的山头人(一种少数民族)不懂砖的尺寸规格，由范和钧先生提供尺寸，厂里制成砖模交给他们制砖坯，当地没有砖窑，要等砖坯全部做完干燥后才堆砌成相似现在的轮窑形状，要备很多的木柴，同时点火燃烧，叫“无窑烧砖法”，这样时间一拖就是半年。水泥、铁皮楞瓦，（盖屋面的），钢材，小型工具，机械设备，都是用马帮从景栋驮来，不能拆散的机械设备就雇人工抬到佛海来。
通过全厂职工的努力，尤其是经过范和钧先生的精心安排和指挥，建成了办公楼，萎凋楼（下面是宿舍），仓库，厨房，食堂，厂房。房屋的基本结构是：红砖基础，土坯墙，木屋架，铁皮屋面，木门窗。砌筑了围墙，修建了碉堡，安装了大门。还两次安装了烘茶机。第一次安装在竹草房里，烘过几次茶，由于没有动力就利用脚踏车床来带动鼓风机，因防火问题解决不了，第二次又重新搬迁安装，装了电灯，发电设备等。另外还安装了切茶机、筛茶机、拣梗机。以陈谋德博士为主治医师，左固六先生的夫人为助手，创建了佛海卫生院。银行和无线电台设在可以兴茶庄，对外是两个独立单位，实际也是为创办佛海茶厂而设置的。
范和钧先生还兼任云南省经济委员会佛海服务社经理，佛海服务社实际上是个百货公司，它的经营范围大到布匹纱锭，小到儿童玩具，日常生活用品应有尽有。他在建厂工作的百忙之中还利用中午和晚上休息时间开办了全能技工训练班，由范和钧先生亲自授课讲解红绿茶的生产工艺过程，也略讲了国内其他茶叶生产的特点和销售情况，并请黄翼（下转第30页）（上接第31页）翔工程师讲解内燃机、发电机、电动机和其他机械电器设备的知识，厂长秘书每周上三个晚上的数学课。学习期历时三个月。每周实习一天。范和钧先生还讲了测量、绘图、房屋构造学，用简单的平板仪，指北针带领学员边讲解边实习，将厂区平面房屋位置测绘制成图。我在范和钧先生身边工作接近三年，觉得他知识面广，待人和气，也很亲近，考虑问题也很周到，职工也都很愿意接近他。
佛海茶厂诞生的前后顾时兴
顾时兴，宜良人，是佛海茶厂创办时从宜良招聘的青年木工，今年82岁。由于勤奋好学，深得范和钧先生喜欢，范和钧先生开的培训班，以顾时兴学得最好。佛海茶厂的揉茶机，就是他制作，他与范先生私交甚厚，撤出佛海后，范夫人在昆明开诊所，诊所的家具都是顾时兴帮做。解放后，恢复佛海茶厂时，组织上请顾回厂，因害怕疟疾，未去，在省建工作，任工程师，他说搞建筑是得益于范先生的教导。
在见到顾先生后，我问了几个问题，录如下：
问：当时生产了哪几种茶？
曰：就红茶和绿茶。
问：生产了几百吨？
曰：没有几百吨，只有120担，因为制茶人手少，机器也是简易的。1940年三季度简易地生产一批红茶，接着盖工厂。1941年边盖厂边生产，产量不多。1942年撤离。
问：生产了紧压茶没有？
曰：没有，经营了佛海各茶庄的带把的紧茶，并协助海关统计各茶庄的外运紧茶数量，因此与好友李佛一的关系搞紧张了。
问：茶叶销哪里？
曰：从打洛关出口。
云南民国茶人之—柯树勋
柯树勋字绩丞，广西柳州府马平县人。清末官至云南河口巡防营管带。宣统二年（1910），率军平定西双版纳勐遮土司兵乱。1912年，任思茅厅同知，提《治边十二条陈》，主张“土流并治”，为当局采纳，遂设普思沿边行政总局，任总局长，后改称殖边总办，历十余年。在职期间，团结边地宣慰使及各勐土司，统一政令，卫护边防，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功绩显著，名扬边陲。
民国元年（1912），柯树勋由思茅到车里视察，了解傣族土司制度历史渊源及现状，参考英国治理缅甸孟艮办法，拟具《治边十二条陈》上呈省府，获准实行。民国2年（1913），省政府批准创设普思沿边行政总局（辖区即车里宣慰使司境域），内设司法、教育、实业、财政、交涉、翻译六科，柯任总局长。他与各地土司协定十三条章程，相互守约，实施“设流不改土”。宣慰使司十二版纳划为8个行政区，设8个分局。派员编查户口，委派各区分局委员。柯树勋在位时期，与土司关系融洽，相安无事，10余年中政局稳定。
其间柯树勋命本部第五营兵50余名带头领垦荒地；筹办富滇银行车里分行，自兼行长；督导修通思茅一车里一勐海马帮道路，沿途建站驻兵保护商旅；创设邮电局，办理邮件商贸汇兑；设立劝学所，在车里倚邦、易武兴办学校，劝导各民族子女人学。民国13年（1924）6月12日，柯树勋率各勐土司头人121人到昆明谒见督军唐继尧，受到嘉奖。通过观光，各土司开扩了眼界，知道中国幅员广大，民物众庶，加深爱国观念。1925年，“普思沿边行政总局”奉令改为“普思殖边总办公署”，柯任总办。
1926年5月，柯树勋因病医治无效，卒于车里任所。在临终前他令总务科长及各边委员共同清点家中箱柜，查明无私蓄金银，省督府追赠他为陆军少将，拨治丧费安葬于澜沧江北岸三达山。
云南民国茶人之—冯绍裘
冯绍裘（1900-1987），字挹群，湖南省衡阳市人。机制茶之父、滇红创始人。1933年，冯绍裘第一次担任修水实验茶场技术员，负责宁红茶的初、精制试验工作，后受胡浩川先生（祁门茶叶改良场场长）聘请到祁门试制红茶，并在该场设计了一套红茶初制机械设备，开创了我国机制红茶的先例。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祁门茶场开始疏散，冯绍裘先生应邀到中茶公司工作，9月中旬，为了开辟新的茶叶出口产区，中茶公司派冯绍裘、范和钧到云南调查茶叶产销情况，冯绍裘被分到顺宁（今凤庆县），冯绍裘见凤庆茶树成林，凤山大叶茶高达丈余，芽壮叶肥，白毫浓密，品质优异，极适宜制作精品红茶，就用凤山鲜茶精心制成红茶250多克，为云南最早的红茶，样寄香港茶市，被誉为我国红、绿茶之上品。云南茶业界大喜，将凤庆红茶命名为“滇红”。
冯绍裘大喜过望，当年12月就赶回昆明，汇报情况，并受命筹建顺宁实验茶厂，生产滇红茶。鲁史古道三百里路，仅能行走马帮，设备、物资驮运困难，冯绍裘就亲自设计，土法上马，制造制茶机器，培训技工人才。1939年，顺宁茶厂生产了500担滇红茶，装在沱茶篓里，用马帮沿鲁史古道运到祥云，再从滇缅公路运到昆明，再装进木箱铝罐，转运香港出口，为抗日战争换回了可贵的外汇。鲁史古道也成为那段日子唯一驮运过红茶的。
茶若人生 沉时坦然浮时淡然
喝茶，只有两个动作——拿起和放下。喝茶就是这么简单，拿起，然后放下。而人生，看起来繁杂的一切，其实又何尝不是这么简单？有些事何必纠结于心？有些人何必纠缠不清？很多时候，看淡一些，看轻一些，世事原本可以像喝茶一样，不过拿起和放下罢了。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茶人不过两种姿势：拿起、放下。浮沉时才能品味出茶叶清香；举放间方能凸显出茶人风姿；懂得浮沉与举放的时机则成就茶艺。
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放得下。待这茶尽具净之后，自有人会记得你是如何的真香满溢。
低调的人，一辈子像喝茶，水是沸的，心是静的。一几，一壶，一人，一幽谷，浅酌慢品，任尘世浮华，似眼前不绝升腾的水雾，氤氲，缭绕，飘散。茶罢，一敛裾，绝尘而去。只留下，大地上让人欣赏不尽的优雅背影。安静一点，淡然一点，沉稳一点，随意一点。
品茶，品人生百态。在一杯茶面，世界安静了下来，喧嚣、浮华如潮水般地褪去，茶——人在草木间，只剩下最纯净的自己，在这一刻，茶与禅是如此地默契，茶……融水之润、木之萃、土之灵、金之性、火之光，禅：冥思、纯厚、枯寂、洞彻，解茶之旷达随心，释茶之圆融自在，金木水火土乃茶之五性，茶与禅，乃至真至拙至天然……
懂不懂茶并不重要，千利休禅师说：“须知茶道之本，不过是烧水点茶”。喝什么茶也不重要，适合自己的茶才是好茶。喝茶就是“忙里偷闲，苦中作乐”。每个茶人心中都有一方清雅净土，可容花木，可纳雅音。日日在此间醒来，不问凡尘，静心享受其中！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沉浮之间，淡然处之。
饮茶，就是品味一种文化。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月色朦胧，将尘世喧嚣冲泡成手中的一杯茶，任汤色一点点淡去，慢慢读懂茶的品格与韵味。当你用心品茶时，茶叶绽放出的美丽、茶香亦是不同。茶之道，茶知道，守一怀净土，盈一眸恬淡，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愿每个人，在纷呈世相中不会迷失荒径，可以端坐磐石上，陶醉茶香中。
于丹：且将新火试新茶
我一直认为喝茶是种仪式，心不静是泡不好茶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茶禅一味，喝茶是用茶香洗涤内心的过程与仪式。而“茶”字本身就是“人在草木间”。人在草木间，浸染山林之气，可以看流云、观虹霓、饮泉水，在这样的过程中，人心是亲近自然的。
茶也是要和着季节与心情来喝的。绿茶，一定要喝明前的。春天，大地阳气蒸腾，万物生长。江南茶树上的芽尖刚刚绽开，清明前采下来的嫩叶，用早春那刚刚封冻了一冬的凌凌泉水泡开，你会觉得草木之间生长的力量在眼前氤氲化开，春的新鲜、灵动带着一点点青涩，像刚刚舒展开的梦想，一下子全都在了这盏春茶之中。因此春天喝绿茶能够让人苏醒，让人精神焕发，让自己在春天里，跟着大地的草木一起蓬勃生长。生长的过程延续到盛夏，绿茶也一直能喝到盛夏。
一立秋，就该喝乌龙了。最雍容方正的乌龙茶当然是铁观音，我觉得最典雅的乌龙要数台湾产的冻顶乌龙，这种高山茶犹如它的名字，带着一股清冽之气和远远的幽香。而中国台湾的文山包种也是很好的乌龙茶，绵软醇厚，充满文人气息。翠玉乌龙也是很雅致的茶，三两知己小聚时喝它最合适。在清秋喝乌龙，是因为它茶色清亮、疏朗、绵长，有秋高气爽的味道。茶的颜色会让人联想到秋天，空气中透出金属般的光泽，盛夏的浓郁已经过去，人的心情走向清朗，世界走向饱满与成熟，天地开阔。这正是乌龙茶的况味。
到了冬天，是喝熟普最好的时候。普洱茶经过长时间的发酵，由生到熟，由翠绿的微涩到深红的绵软。隆冬时节，外面皑皑白雪、万物凋零。此时，手捧一盏浓浓的熟普，看着它红酒一样的颜色，喝上一口，醇香绵厚，暖意顿生。
一天之内，时间不同、心情不同，喝的茶也可以不同。早晨喝龙井，喝北方硬一些的茶，比如信阳毛尖，喝云雾气息更重一些的四川竹叶青，一天心情会很清朗；午后如果还想喝绿茶的话，可以喝非常柔细的碧螺春。用85摄氏度的水泡开碧螺春，犹如午后的阳光，淡定而悠远。
品茶，除了随季节、时间变化外，还要随人生的境界一起变化。20多岁的人往往喜欢咖啡胜过喜欢茶，苦苦的咖啡加进去香香的牛奶，再放上甜甜的糖块，甜、苦和浓香混合在一起，就是20岁的青春，有一点混乱，但是充满勇敢、生机勃勃。人遇见茶是要讲究机缘的，如果你对世界的看法、事业上的打拼、情感世界等等一切，都还在万分纠结的时候，是不会喜欢上茶的，因为你还没有走出咖啡的那份“浓郁”。但人过30岁，却往往会喜欢上茶，那时，你已经开始慢慢体味到茶里不求当下的浓郁、而求隽永的回甘，是另一种人生的境界。
因此，生活中一定要留出喝茶的光阴。正如苏东坡所言：“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民国茶范︱胡适：写在茶叶上的家书
胡适儒雅气质
毛泽东、蒋介石都想争夺这个人。他叫胡适，民国时期的典型文人、典型丈夫。很多人都崇拜他的才华与道德。胡适一生嗜茶，他的可爱，也流露在其茶叶家书中。
真诚与责任
故乡寄来茶礼，胡适回复以诚挚的建议。
拿下一个博士学位，你可能嘲笑他书呆子。但他集三十五个博士于一身，你敢笑他呆？不过拥有三十五个博士的胡适，差点被“茶博士”“俘虏”。
胡适留学美国时，国内经济不景气，族上叔叔胡近仁茶叶生意清淡，自然想到求助胡适。他给胡适寄去家乡好茶——徽茶，想请胡适给自己作个广告，说以“茶博士”命名自己的茶叶。他的想象很如意：“博士胡适早年服用此茶，沉疴遂得痊愈。凡崇拜胡博士欲树帜于文学界者，当自先饮‘博士茶’为始”。但胡适拒绝为“茶博士”代言的请求，还诚挚批评这位叔叔说广告不能“欺骗”、“陋俗”。
民国文人有一个清高的资格，这个清高是真诚和责任。
理性或隐藏
妻子寄来茶叶，胡适回复讲究条清理晰。
他的悲剧婚姻，掩埋在这些平静的文字下，换来当时的道德美誉。几十年过后，却被后人视为窝囊。胡适的条理，把情感的水份都挤干，很难想象这就是一代文人的“情书”。
1938年胡适给妻子冬秀：“你7月3日的长信，我昨天收到，茶叶还没有到?”茶收到后，他立即回信：“茶叶六瓶都已收到了。”
1939年4月，胡适嘱托妻子寄茶，只剩下条理：“(一)这里没有茶叶吃了，请你代买龙井茶四十斤寄来。价钱请你代付，只要上等好吃的茶叶就行了，不必要顶贵的，每斤装瓶，四十斤合装木箱。装箱后可托美国通运公司运来。(二)使馆参事陈长乐先生托我代买龙井茶四十斤寄来，价钱也请你代付，也装木箱，同样运来。”
五个月后，先生又给妻子回信：“你寄的茶收到了，多谢多谢。陈先生也要谢谢你。”“陈先生还你茶叶钱，法币三百二十九元两角，寄上上海中国银行汇票一张，可托基金会去取。”
十三岁母亲订的婚姻，西洋留学十多年后，1917年回国结婚，胡适未曾见过江冬秀一面！
但胡适拥有“最幸福的包办婚姻”，“无情人终成眷属，惧内老婆世人皆知”，乡下女把洋博士治理得服服帖帖。胡适家书，他对江冬秀的情感，岂能写在文字上。
孝顺与理解
母亲寄来茶叶，胡适及时告知自己的处置。
胡适幼年丧父，非常孝敬母亲。据说他一直守着并不“和谐”的婚姻，拒绝了很多追慕者，就是因为牢记母亲教诲。胡适在美国留学，常叫母亲寄茶到美国。他借助茶叶和母亲保持着联系。
例如：“乞母寄黄山柏茶，或六瓶或四瓶，每瓶半斤足矣。”
他收到茶叶后，会很及时地回复母亲，如何处置茶叶：“前寄之茶叶……除分送友人外，余留自用。”“茶叶尚存许多，可敷一年之用。”
胡适想喝毛峰茶，给母亲写信：“毛峰茶不必多买，两三斤便够了。”
毛峰茶寄到后胡适回复说：“前寄之毛峰茶，儿饮而最喜之。至今饮他种茶，终不及此种茶之善。即当来往儿处之中国朋友，亦最喜此种茶。儿意若烦吾母今年再寄三四斤来。”
从“两三斤便够了”，到“再寄三四斤来”，说明胡适对毛峰的喜爱。
不同的人寄来茶叶，胡适的回复各有差异，但都能及时回应，不让茶叶在他那儿没了下落。这也算是民国学者做人的功夫。
胡适是个可爱的哲学家，不求鸡汤只需实用，也不秀高深，是杯好茶。
胡适也有情调，玩幽默。应邀到某大学讲演，胡适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的话，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孙说”。最后发表自己的意见，他写的是——“胡说”。
胡适喜欢写打油诗，生活味、思想味杂然相陈。胡适亦雅亦俗亦庄亦谐，人生格调彻头彻尾全是茶饮的风味。他的文字也是如此，清秀俊丽却又亲和平易。
好茶总在入口时
一日同有缘人喝茶。席间有人问：“这茶可泡多少泡？”
我说：“善泡者，十几、二十泡。不善泡者，随便也能十泡有余。”
有人又问：“究竟哪一泡茶最好？”
我并未立刻作答，看着面前这壶茶，心中琢磨着：
第一泡，“人生若只如初见”……
第三泡，“豆蔻梢头二月初”……
第六泡，“最是橙黄橘绿时”……
第九泡，“意犹未尽不思还”……
其实，每一泡茶都好。
佛祖问弟子：“人生究竟有多长？”
有人说：“五十年。”
“不对！”
“四十年！”
“三十年！”
佛祖都摇头说：“不对。”
弟子们非常不解，便问道：“那么人生究竟有多长呢？”
佛祖微笑，指着自己的鼻子说道：“人生只在呼吸间。”
人生只在呼吸间，这就是“活在当下”的人生观，让我们把全部的精力用来承担眼前的这一刻。失去此刻，就没有下一刻；不能珍惜现在，就不能珍惜今生；不能拥抱现在，也就无法拥抱未来。究竟哪一泡茶最好？其实，每一泡茶都好。因为，好茶总在入口时。
茶壶收藏很另类 有人辟专室“供养”800把
19岁偶然与茶壶结缘后，现年39岁的涪陵人刘峻宏20年耗巨资收藏了800余把材质、形态、做工、尺寸各异的茶壶，并专门在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租赁了一500余平方米，上下共3层的楼面，取名为“建善堂”予以展示，专供藏友观赏、交流。
刘峻宏目前拥有的各类茶壶，据称市值已达数百万元。据悉，如他这样收藏茶壶数量之多，甚至专门觅场所“供养”的，在本市尚属罕见。
投资总额自称上百万
刘峻宏的建善堂位于文化宫中门入口左侧，从去年11月开门至今，每天慕名前来鉴赏者络绎不绝。
记者昨日在现场看到，用以摆放茶壶的几案，无论大小，据说都是用名贵的海南黄花梨木制成。陈列茶壶的博古架，用料则是来自印度的小叶紫檀。
铜、铁、银、镶金、木、陶、锡、玉、紫砂……
黑、绿、乳白、咖啡……
长方形、圆形、梯形、南瓜型……
壶身直径最短5厘米、最长20厘米，不同年代的茶壶在建善堂里各展其姿。
真正的名贵壶，则被藏于3楼的保险室中。除用摄像头进行全监控外，更加了电子数码防盗锁。
刘峻宏告诉重庆晚报记者，目前他拥有的各式茶壶至少上千把，置于建善堂中的，均是具备收藏价值的精品。“当时收购价最便宜的是6000元/把，最贵的30余万元/把，总投资逾百万。”
见识过刘峻宏茶壶的行家却称，目前其陈列示人的茶壶中不乏精品，粗略估计值数百万元。
一把壶有人出价300万
刘峻宏是一名建筑商。他回忆称，20年前，他偶然在乡村的一老婆婆家看到一把直径仅约5厘米的紫砂壶。“浑圆的壶身上，是一幅镶金的喜鹊闹梅图案。”刘峻宏称，当时只有19岁的他被眼前这只小巧玲珑却做工精湛的紫砂壶折服。“老婆婆开口要6000元，我没有还价，直接将它买了回来。”
从此，刘峻宏对茶壶有了说不出的钟爱和痴迷。只要听说哪里有好看、有价值的茶壶，他就要想方设法弄到手。
昨日，刘峻宏从其保险室里，取出2件平时不轻易示人的宝贝茶壶，让重庆晚报记者一饱眼福。
重庆晚报记者看到，一紫砂壶直径约10厘米，壶盖顶端镶嵌着一枚图案为双腿盘坐、双手正伸懒腰的僧人的银元，壶柄两侧对称雕刻着模样一致的兽面像，壶底则篆刻着“顾景舟”三字。
刘峻宏称，该茶壶系其5年前从一藏友手中所得。“当时花了30多万元。”2年前，有藏友出价150万元要求其转让，最近又有人追加至300万元。但刘峻宏称：“难得的宝物，我将永远收藏。”
另一把以新疆和田玉为原料制作而成的椭圆形玉茶壶，通体透亮，壶身直径近20厘米，与壶身连接处的壶柄被雕刻成龙头，壶盖和壶身则雕刻着梅、兰、竹、菊四君子。“这把壶淘成17万元，现在市场价至少50-60万元。”
藏壶无标准但有模板
据悉，我国的茶壶由来已久，其材质、造型、工艺均有时代和文化的烙印。虽然目前藏市中更多的是对紫砂壶的推崇，但专业人士称，市面上流通过的茶壶，无论材质如何，只要淘到一把好的，不仅可陶冶情操、积淀历史，更能助推其收藏价值。
有专业人士表示，尽管目前业界对茶壶收藏还缺乏标准，但材质、年代、造型、做工和制作者以及品相，依然是决定其身价高低的固定模板。
民国茶范：顾颉刚的茶友圈
1980年，历史学家顾颉刚（1893—1980）与世长辞，享年87岁。1997年，他的女儿顾潮在父亲的传记中提到一个细节：顾先生在世时，曾拟过一个自传题目：“我怎样度过这风雨飘摇的九十年？”“通过一个偶然进入历史道路的人来反映历史”，19世纪的俄国思想家赫尔岑做到了，20世纪的一代学术大师顾颉刚堪称楷模。我们今天只说说他的茶生活。
1975年4月摄于叶圣陶宅
一、杭州“雅生活”畅想
左至右，章元善，顾颉刚，叶圣陶，1970年摄
1911年3月，顾颉刚与挚友叶圣陶（《顾颉刚书信集》收致叶圣陶信件56通，叶、顾两人都是苏州人，很早就相识，是私塾、小学、中学同学）诸人游杭州。那日，天气虽然很热，因午饭未果，晚饭时顾先生胃口大开，“遂尽饭五碗，羹一鱼一汤，亦可味”。饭后饮茶，“龙井山产茶，厨役煮茗以奉，味甚新也”。
当时，从茅家埠去天竺或灵隐寺，一路上有很多茶寮，喝茶的人很多，顾颉刚和同伴们只能在两个店中分开饮茶，“取茶倾壶中，叶新煮，味甚浓也”。其后，一路所见，“酒帘茶棚，遍于青松翠竹之间”。
前行途中，顾先生所带壶茶用尽，只得找同伴解围。他游兴大盛，还特别装上一大壶山泉水，继续前行。“越山东下，山下民家甚繁，茶寮数舍，乡人满坐其中，树影波光，接于几案”，这便是一百年前，杭州人的喝茶情景。
这次旅行，顾先生还到清和坊翁隆盛（民国年间杭州三大茶庄之一），道是“俾家中人尝此异乡风味”。这次出游，先生有一番关于“雅生活”的畅想，不妨照录如下：
“烹茶自汲，卷帘看山，飞云腾雨，恣目全湖，居不必求于其广，览必当握于其胜，而欢素送阳，行曦秉烛，门庐图画，衽席惊涛，神仙艳福，不过如斯。今者国殆未安，何可预想？俟此生天职既毕，再谋结庐，庶不有负于此胜尔！”
这理想与现实交织的议论，到底顾先生还是偏重于现实的。实际上，纵观先生一生，事业心极重，他的这个生活梦想能实现吗？
1911年1月，苏州中学同学于校门口合影
二、顾颉刚日记中的茶生活
顾颉刚先生的日记始自1913年，日记中满布这样的字眼：抄书，买书，读书，写信，作文，便秘，失眠，胃胀，头痛，咳嗽，会友，吃茶，赴宴，算帐，登帐，理杂纸，记日记。
顾先生极是勤奋，在日常琐事和病痛中拼命读书记笔记，会友一般伴随着吃茶，从中或许可一窥先生何以朋友众多。读顾先生日记，除了感知他为学的勇猛精进以外，亦知他是谦厚长者，身上不乏浪漫气息，用情极深，面对“求不得”的爱者，虽逾五十年光阴，耄耋之年尚且不能忘怀：“无端相遇碧湖湄，柳拂长廊疑梦迷。五十年来千斛泪，可怜隔巷即天涯。”
日记中，顾先生喝过茶的地方，有青云阁，翠云楼，明泉楼，吴苑，广南居，顺风园，小吴轩，拙政园，万顷堂，新世界，龙华园，冷香阁，平湖秋月，八达岭长城，惠山等地；茶友则有叶圣陶，俞平伯，王伯祥，鲁弟，介泉，子玉，孙伯南，仲川等人。（不完全统计）个人生活中，临睡饮茶，喝热茶出大汗，喝茶失眠等等，顾先生都经历过，“昨日在吴苑喝雨泉茶五六杯，归后即觉精神紧张，异于往日，就寝后果不成眠，至十二点始合眼。三点醒，五点后又略朦胧，七点醒。”有时，顾先生对茶的态度又显得很矛盾。“口渴甚。向不好饮茶，今则非饮不可。”“夜间在高长兴喝茶十余杯。”
中华书局2011版《顾颉刚日记》，共12册
顾先生一生著作宏富，学术著作以外，日记就达六百万言，笔记也很丰瞻，其中不乏喝茶人和茶俗的记录。据1921年的一则笔记显示：吴苑、云露阁、桂芳阁等地，吃茶人各不相同，常到吴苑者，分三类人，即绅士，纨绔少年和教员；云露阁的吃茶人则是业主，房产中介，催租人和账房师爷；“桂芳阁与吴苑差同，惟较为守旧之辈，如教员一类，在吴苑者多少年新进，在桂芳阁者多为前辈老先生”。
不仅如此，早在1915年的一则笔记中，顾先生对吴中的喝茶形态，彼有严厉之词：“吴中弊俗，莫甚于茶肆”。顾先生的立论依据是：“家庭以天伦合，学校以道义合，工商以职业合。”这是正道，但“茶肆以市井游荡合”，那些无职业者长期委身于茶肆，聚众赌博，臧否人物，飞短流长，容易滋生是非。
也许，身为苏州人的顾先生难免文化焦虑：苏州的文化是享受的文化，不是服务的文化。“故吴人有生而无职业，以茶肆为学校者，所以习世故，修容仪，饰语言，学时尚，以之处世，亦足以巧令不败乎。嗟乎！嗟乎！果不足以救乎？”
苏州山塘街夜景，2013年国庆拍摄
2013年，笔者曾经在苏州度过愉快的一周：穿棱于大街小苍，平江路灯火如簇，山塘街游人如织，也去观前街吃小吃，还去西山岛喝碧螺春。这座城市浮于表象的，有中国城市的共性，但在文化的积淀面前，我显然是陌生人，水泼不进。
三、顾颉刚和他的朋友圈
顾先生一生交游遍天下，中华书局2011年出版了顾颉刚五卷本书信集。据统计，与顾先生有书信往来者，数以百计，这里面，有他的师长，有他的挚友，有他的学生，有与他交恶者，不妨拉一个名单：
叶圣陶，王伯祥，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傅斯年，吴湖帆，胡适，沈兼士，钱玄同，李大钊，俞平伯，王国维，郑振铎，丁文江，容庚，陈垣，冯友兰，冯沅君，周作人，徐志摩，沈尹默，鲁迅，朱家骅，何定生，闻一多，顾廷龙，王云五，杨向奎，钱穆，白寿彝，谭其骧，史念海，范文澜，胡绳……（大致按书信编排顺序，未全录；当然，顾先生朋友圈并不止这些人）。
1927年顾颉刚致冯友兰信，冯氏字芝生
顾先生喜欢听戏。1912年，他乘车北上，途经济南，“昨过泰安，仅见岱尾，不能下车穷日观、天门诸胜；过曲阜，又弗能作孔里之游。辜负此行，总觉不少。昨夜既抵逆旅，进餐后旋至庆商茶园观剧。”庆商茶园1908年开业，当时人喝茶听戏，只收茶钱，不付戏费，这是通例（《齐鲁晚报》）。
1913年，顾先生在北京游先农坛，喝茶，“余以无侣独茗其间”，吃元宵，“颇可口，连食遂尽三器具”。这些经历，他都写信告诉了叶圣陶，并对先农坛的景观和古物发了一番感慨。两人还常到上海丹桂茶园听戏，“一年来，到沪必至丹桂茶园”，“与叶圣陶至沪听戏，四日间观剧五回”。
丹桂茶园演出盛况
丹桂茶园戏票
丹桂茶园是上海商业大亨刘鸿生的祖父刘维忠投资创办，是上海人常去喝茶听戏的地方，对上海的京剧繁荣具有里程碑意义（《上海文史资料选辑》）。顾先生日记中提到的“文明茶园”则远在北京，1907年开业，是北京人喝茶听戏的地方之一，它勇于打破禁区，专门设置女座（《北京档案》）。
顾先生的日记和信件也不只是记一些喝茶听戏之事。日记中所记的喝茶，通常都跟会友交际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沟通媒介，他只是自然的选择了当时社会中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他跟朋友们因此相聚聊天，形成知识的交换，思考的佐证，价值的判断，思想的交流，这些才是重中之重。写信给朋友，也不只是为了客套问安、分享风花雪月之类，比如他与胡适、俞平伯常在信中切磋红楼梦问题就是明证。1913年，顾先生写了三册《檀痕日载》，写的都是观戏感受。
顾先生与胡适讨论红楼梦的信札封面
每个时代的生活方式，对人的成长总有某种印迹和影响。换言之，这事关知识获取方式。顾先生喝茶听戏，并从中找到灵感，以此来印证自己的学术追求，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当时的“茶园”，无论上海、北京、天津还是济南，都是当地人消遣娱乐的集中之地，如同今人买票到电影院观影一样。
我们不能说顾先生喝茶听戏决定了什么，但这样的生活方式和知识获取途径确实作为一种客观积累，给他后来的研究带来很多便利。王煦华先生曾总结：“顾颉刚先生以故事的眼光解释古史构成的原因，用民俗学的材料来印证古史则来自他看戏和搜集歌谣。”而顾先生自己也说：“老实说，我所以敢大胆怀疑古史，实因从前看了二年戏，聚了一年歌谣，得到一点民俗学的意味的缘故。”
1973年标点二十四史、清史稿同人合影
顾颉刚先生是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和民俗学家，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点。他是古史辩派和禹贡派的创始人，曾在多所大学任教，桃李满天下。晚年先后主持《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校点工作。
“自思我的才干和学问百不如人（身体更不如人），但我自己觉得比人可贵处，乃是我有志而人无志（有志的人真是少极），我过的生活是有意义的生活。既有意义，则我便可将我所有的才干和学问全力应用，而不致空弃，所以成绩反而比别人好了。”
顾先生一生成就，固然与自身努力有关，但朋友圈的影响，同样是关键因素。有论者认为：与胡适的关系，是他学术生命的始点（余英时）。顾氏在北京求学时，曾旁听胡适的哲学课程，深受启发。在日记和书信中，他也经常提及与胡适的交流，而收入书信集中致胡适的信就达156通。胡适对顾先生的日常生活亦是相当照顾，帮助找工作，补助现金，借钱应急等等，给予艰难困苦中的顾颉刚很多实在的帮助。
顾颉刚写信给胡适推荐学生杨向奎
四、丹心热血沃新花
与他的恩师胡适先生一样，顾先生在学界也以奖掖后进、培养青年人才著称。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便是顾先生的学生之一，成就卓著（葛剑雄曾有挽联，对谭先生一生功业高度概括：基肇《禹贡》，功成《图集》，春秋六十汇为悠悠长水；泽被士林，化导实学，桃李三千仰止巍巍高山）。谭先生有名言：“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谭是顾的学生，一次，两人就《尚书·尧典》成书年代的证据通过信件展开讨论，互有对错，成就了一段学界佳话。
谭先生晚年，对这段往事依然恋恋不忘：“我两次去信，他两次回信，都肯定了我一部分意见，又否定了我另一部分意见。同意时就直率承认自己原来的看法错了，不同意时就详尽地陈述自己的论据，指出我的错误。信中的措辞是那么谦虚诚恳，绝不以权威自居，完全把我当作一个平等的讨论对手看待。这是何等真挚动人的气度！”
1997年，谭先生的弟子葛剑雄在《谭其骧前传》中，对顾、谭的师生之谊这样论断：“这场讨论决定了谭其骧此后61年的学术方向，也给它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顾谭两人后来虽然在学术上分道扬镳，但终两人一生，保持了较好的情谊。
1957年顾（中）谭（左）在青岛湛山寺
顾颉刚先生曾言：“文与史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是唤起民族意识的利器。”又说“历史的传统不能一天中断，如果中断了就会前后衔接不起来。我们都是服务于文化界的人，自己的生命总有终止的一天，不值得太留恋，但这文化的蜡炬在无论怎样艰苦的环境中总得点着，好让孑遗的人们或其子孙来接受这传统。这传统是什么，便是我们的民族精神，立国根本。”
1932年顾颉刚致谭其骧信
前不久，为了对照阅读陆羽《茶经》中的地名，笔者找出了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不免感叹敬佩。茶圣陆羽当年游历茶区，写下茶叶巨著，修悠一千多年下来，茶业虽有浮沉，但遗脉长存。
2015年10月18日，在一场专场茶品鉴会上，学者周重林讲到易武茶的时间与空间，茶文化专家杨凯讲述老字号茶庄的故事：从唐代的利润城到今天的易武镇，有多少遗失了，又有多少找回了？中国茶文化也许是统一的，但内质并不是单一的。我们今天解读过往隐藏的种种密码，试图从历史和现实中找到认同感和自信心，同时，又注定为后代历史留下谜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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