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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茶事：“孔明兴茶”别解随着普洱茶热的兴起，“孔明兴茶”之说也在各种媒体和论著中广泛传播。
“孔明兴茶”见于清代檀萃所著《滇海虞衡志》。其书卷十一《志草木》说：“茶山有茶王树，较五茶山独大，本武侯遗种，至今夷民祀之。”有普洱茶专家据此宣扬：诸葛亮（孔明）在公元二二五年南征，到了现在云南省西双版纳自治州勐海县的南糯山，“在一千七百多年前的农历七月二十三日打开了普洱茶史话的第一页。”
稍微了解三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诸葛亮在建兴三年（公元225年）率大军进入南中征讨“大姓”和“夷帅”。诸葛亮率领的大军兵分三路在春天从成都出发，秋天三路大军会师滇池，接着就凯旋班师，取道汉阳返回成都。其作战的区域主要在今天的大理、楚雄、曲靖、昆明、昭通。诸葛亮根本没有到过现今勐海县的南糯山。所谓“武侯遗种”并非历史事实，而是后人的攀附之说。
檀萃著《滇海虞衡志》的时间在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据此推测，“武侯遗种”的传说和当地夷民祭祀茶王树的风俗当在18世纪中叶以后。在此之前，普洱茶还没有受到世人的重视，到18世纪普洱茶开始在茶叶市场中脱颖而出，普洱茶逐渐“名重于天下”。名声大振的普洱茶，自然售价渐高，利润渐大，成为云南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也成为当地茶农和外来茶客赖以致富的重要源泉。道光《云南通志》卷八“普洱府风俗”说，当地民众“衣食仰给茶山。”茶叶已经成为当地百姓的衣食之源，民生之本。檀萃说：“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清人刘慰三在他编纂的《滇南志略》中写到：“思茅茶山，地方瘠薄，不产米谷，夷人穷苦，惟藉茶叶养生”。普洱茶既然带来“大钱粮”，必然引起当地茶农、茶客（商）的重视。为保证茶叶生产兴盛，茶叶贸易繁荣，便逐渐产生了茶、茶树的崇拜。祭祀茶树的风俗随之出现并逐渐发展起来。这就是为什么祭祀茶树的风俗直到清代嘉庆年间才见于记录的缘故。
对茶树的崇拜祭祀看来十分神圣，但是在庄严肃穆的神秘氛围后面，我们不难发现世俗的物质利益。没有对世俗物质利益的追求，就没有世人对神灵虔诚的祷告与膜拜。当普洱茶没有带来“资利”，没有带来“大钱粮”的时候，对茶树的崇拜就不可能兴盛起来。
诸葛亮在云南已经成为许多美好事物的“创始者”。把茶树的来源归之于诸葛武侯的传播，不仅是给当地茶树的来源找到国家认同的依据，而且提高了远在边陲的茶叶在中原的地位，对于渴求“大钱粮”的当地茶人和外来茶客，诸葛武侯无疑是大家乐于攀附的对象。
这里还要说一说在滇缅边境被称为“小诸葛”、“小孔明”的明末大西军将领李定国。
明王朝被李自成推翻后，清军入关，南明永历元年（公元1647年），大西军进入云南。大西军在云南革故鼎新，养兵恤民，急图善治，社会秩序安定，社会生产有所发展。大西军将领李定国率兵进军湖广，围全州，捣桂林，毙投降清军的汉奸定南王孔有德。又会战衡州大破清军，毙主帅亲王尼堪，收复湘、粤。天下为之震动。公元1655年，李定国把永历帝护送到昆明。顺治十五年（1658年）十二月，清军三路入滇。永历帝离“滇都”昆明西奔。李定国率部殿后，退至怒江西岸磨盘山设伏以待清军，意图一鼓歼敌，不料因奸细告密失败，全军溃散。李定国率军走腾越，过南甸，至勐定，从三宣六慰，转战勐腊等地，联络诸土司，聚集力量，待机而起。
永历十五年（1661年）十二月，永历帝被吴三桂自缅甸引渡回滇，次年四月被杀。李定国得知永历帝死讯，愤郁成疾，卒于勐腊。
李定国转战勐腊等地，与当地土司民众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结下深厚情谊。当地人称他为“汉王”、“诸葛亮”、“孔明”。他病逝后，土司和民众在勐腊为他建立坟茔，在坟茔旁建盖“汉王庙”，纪念他在当地关爱民众，发展生产的功德。
驰名中外的普洱茶六大茶山都在西双版纳，其中五座茶山在勐腊。享誉世界的“茶王树”就在勐海的南糯山、巴达山。这里正是李定国率领大西军余部转战的地方。由此推测，“孔明兴茶”故事中所谓的“孔明”，也许就是被称为“小诸葛”的汉王李定国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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