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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1881-1936)，出生绍兴，原姓周，幼名樟寿，字豫山，后改为豫才。1989年起，改名树人，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用的笔名。众所周知，鲁迅是我国非常伟大的文学家，有非常多的名著，但是，鲁迅与茶也有不为人知的故事。鲁迅有饮酒、吸烟的嗜好，同时对喝茶也很感兴趣，因此，在他的文章和日记中记述了不少饮茶之事及饮茶之道。
如鲁迅在《喝茶》这篇杂文中写道“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必须有工夫，其次是练出来的特别感觉”，这段话明白地道出了他的喝茶观。同时，鲁迅在文章中还说了这样一件事：一次，他买了二两好茶叶，开首泡了一壶，怕它冷得快，用棉袄包起来，却不料郑重其事地来喝的时候，味道竞与他一向喝着的粗茶差不多，颜色也很重浊。他发觉自己的冲泡方法不对，喝好茶，是要用盖碗的，于是用盖碗；果然，泡了之后，色精而味甘，微香而小苦，确是好茶叶。但是，当他正写着《吃教》的中途，拿来一喝，那好味道竟又不知不觉地滑过去，像喝着粗茶一样了；于是他知道，喝好茶须在静坐无为的时候，而且品茶这种细腻锐敏的感觉得慢慢练习。
20年代的北京城，大大小小的茶馆遍布大街小巷，而且与人们的生活关系密切，举凡联络感情，房屋交易，说媒息讼，都离不开茶馆。鲁迅在北京的时候，也是茶楼啜茗的座上客，这在他的日记中记述很多，他去得最多的是青云阁，喜欢在喝茶时伴吃点心，且饮且食；经常结伴而去，直到晚上才回家。在1912年5月26日记说：“下午同季市、诗荃至观音街青云阁啜茗”；同年12月31日记说：“午后同季市至观音街，又共啜茗于青云阁，食虾仁面”；1917年11月18日记说：“午同二弟往观音街买食饵，又至青云阁玉壶春饮茗，食春卷”。
当时，北京还有一类公园茶室，那里绿树荫中，且鸟语声声，在此处啜饮清茗，顿时情趣倍生。鲁迅也经常去此处，他在1924年4月13日记写道：“上午至中山公园四宜轩，遇玄同，遂茗谈至晚归”；同年5月11日记说：“往晨报馆访孙伏园，坐至下午，同往公园啜茗，遇邓以蛰、李宗武诸君，谈良久，逮夜乃归”。公园茶室环境幽静，也是著译的最理想场所。1926年7、8月间，鲁迅与齐寿山合译《小约翰》，就是在公园茶室完成的。前后约一月余，鲁迅几乎每天下午去公园茶室译书，直到翻译完毕，鲁迅在离京前，朋友们也选择在公园茶室为他饯行，那是北海公园琼华岛上的“漪澜堂”茶室。
30年代的上海，每到夏天，沿街店铺都备有茶桶，过路的人都可以自行用一种长柄鸭嘴状竹筒舀茶水，在渴的时候饮用以解乏。鲁迅的日本好友内山完造，在上海临近四川北路山阴路开设内山书店，门口也放置一只茶桶，鲁迅会见友人、出售著作、购买书籍常去内山书店，他看到茶桶，十分赞同内山此举，而且还多次资助茶叶，与其一起施茶。在1935年5月9日记写道：“以茶叶一囊交内山君，为施茶之用”，鲁迅还托人从家乡绍兴购叶，亲自交内山先生；在鲁迅逝世后，内山曾写过一篇《便茶》的回忆文章，详细记述其事。
鲁迅曾客居广州，也是广州著名的“北国”、“陆园”、“陶陶居”等茶楼的座上客。他说：广州的茶清香可口，一杯在手，可以和朋友座半日谈；他游览杭州西湖，曾兴致十足地在虎跑泉边品尝龙井茶叶虎跑水，还特地到清河坊翁隆盛茶庄买龙井茶。
鲁迅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为我国的文学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鲁迅一生淡泊，而且关心民众，他以茶联谊，施茶子民的精神，更为中华茶文化增辉，而鲁迅笔下的茶，更是一种茶外之茶，其意义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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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与茶道的渊源
僧人饮茶历史悠久，因茶有“三德”，利于丛林修持，由“茶之德”生发出禅宗茶道。僧人种茶、制茶、饮茶并研制名茶，为中国茶叶生产的发展、茶学的发展、茶道的形成立下不世之功劳。日本茶道基本上归属禅宗茶道，源于中国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明代乐纯着《雪庵清史》并列居士“清课”有“焚香、煮茗、习静、寻僧、奉佛、参禅、说法、作佛事、翻经、忏悔、放生……”，“煮茗”居第二，竟列于“奉佛”、“参禅”之前，这足以证明“茶佛一味”的说法是于真万确。
和尚饮茶的历史由来已久。《晋书·艺术传》记载：
敦煌人单道开，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服药有松、桂、蜜之气，所饮茶苏而已。
这是较早的僧人饮茶的正式记载。单道开是东晋时代人，在螂城昭德寺坐禅修行，常服用有松、桂、蜜之气味的药丸，饮一种将茶、姜、桂、桔、枣等合煮的名曰“茶苏”的饮料。清钦是宋代以后的事，应当说单道开饮的是当时很正宗的茶汤。
壶居士《食论》中说：
苦茶，久食羽化，与韭同食，令人体重。
长期喝茶可以“羽化”，大概就是唐代卢金所说的“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与韭菜同食，能使人肢体沉重，是否真如此，尚无人验证。作者壶居上显是化名，以“居上”相称定与佛门有缘。
僧人饮茶已成传统，茶神出释门便不足为怪。
陆羽生于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呱呱坠地便落于佛的怀抱。《天门县志·陆羽传》载：
或言有借晨起，闻湖畔群雁喧集，以翼覆一婴儿，收畜之。
陆羽3岁时育于竟陵龙盖寺，由主持增智积抚养，9岁跟积公学佛，11岁逃离寺院，随杂戏班子流落江湖，并学习杂艺，有所成。28岁后交了个和尚朋友，就是诗人皎然，又称“释皎然”、“僧皎然”，28岁以后长住湖州标山那一带。陆羽自小就跟着积公学习煮茶技艺，并迷上了这门技艺，终于在建中元年．(780)48岁时在湖州完成了世界第一部茶学专着《茶经》。陆羽能写成此书与他长期在茶区生活有关，但主要得益于佛门经历。可以说，《茶经》主要是中国僧人种茶、制茶、烹茶、饮茶生活经验的总结。中国茶道在寺庙香火中熏过一番，所以自带三分佛气。
僧人为何嗜茶？其茶道生发于茶之德。佛教认为“茶有三德”，坐禅时通夜不眠；满腹时帮助消化；茶可抑制性欲。这三条是经验之谈。释氏学说传入中国成为独具特色的禅宗，禅宗和尚、居上日常修持之法就是坐禅，要求静坐、敛心，达到身心“轻安”，观照“明净”。其姿势要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通常坐禅一坐就是三月，老和尚难以坚持，小和尚年轻瞌睡多，更难熬，饮茶正可提神驱睡魔；饭罢就坐禅，易患消化不良，饮茶正可生津化食；佛门虽清净之地，但不染红尘亦办不到，且不说年轻和尚正值青春盛期难免想入非非，就是老和尚见那拜佛的姣姣女子亦难免神不守舍，饮茶既能转移注意力、抑制性欲，自当是佛门首选饮料。
僧人的另一个突出贡献就是种茶，培植名茶。茶产于山谷，而僧占名山，名山有名寺，名寺出名茶。最早的茶园多在寺院旁，稍晚才出现民间茶园。
古代多数名茶都与佛门有关。如有名的西湖龙井茶，陆羽《茶经》说：“杭州钱塘天竺、灵隐二寺产茶。”宋代，天竺出的香杯茶、白云茶列为贡茶。乾隆皇帝下江南在狮峰胡公庙品饮龙井茶，封庙前18棵茶树为御茶。宜兴阳羡茶在汉朝就有种植，唐肃宗年间(757--762)一位和尚将此茶送给常州刺史(宜兴古属常州)李栖驾，茶会品饮有陆羽出席，陆羽称“阳羡紫笋茶”是“芳香冠世产”，李刺史心有灵犀一点通，便建茶会督制阳羡茶进贡朝廷，自此阳羡茶点了“状元”，身价百倍。显然，阳羡茶的最早培植者是僧人。
见之于文字记载的产茶寺庙有扬州禅智寺、蒙山智炬寺、苏州虎丘寺、丹阳观音寺、扬州大名寺和白塔寺、杭州灵隐寺、福州鼓山寺、一天台雁宕山天台寺、泉州清源寺，衡山南岳寺、西山白云寺、建安能仁院、南京栖霞寺、长兴顾清吉祥寺、绍兴白云寺、丹徒招隐寺、江西宜慧县普利寺、岳阳白鹤寺、黄山松谷庵、吊桥庵和云谷寺、东山洞庭寺、杭州龙井寺、徽州松萝庵、武夷天心观等等。
鲁迅茶事集
"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必须有工夫，其次是练出来的特别的感觉。"鲁迅在《喝茶》这篇杂文中说的这段话，明白地道出了他的喝茶规。鲁迅在文章中还说了这样一件事：一次，他买了二两好茶叶，开首泡了一壶，怕它冷得快，用棉袄包起来，却不料郑重其事地来喝的时候，味道竞与他一向喝着的粗茶差不多，颜色也很重浊。他发觉自己的冲泡方法不对。喝好茶，是要用盖碗的，于是用盖碗。果然，泡了之后，色精而味甘，微香而小苦，确是好茶叶。但是，当他正写着《吃教》的中途，拿来一喝，那好味道竟又不知不觉地滑过去，像喝着粗茶一样了。于是他知道，喝好茶须在静坐无为的时候，而且品茶这种细腻锐敏的感觉得慢慢练习。
鲁迅先生生长在茶乡绍兴，喝茶是他的终身爱好。所以在他的文章和日记中，提及茶事甚多。
20年代的北京城，茶馆遍布，与人民的生活关系密切，举凡联络感情，房屋交易，说媒息讼，都离不开茶馆。鲁迅在北京的时候，也是茶楼啜茗的座上客，这在他的日记中记述很多。他去得最多的是青云阁，喜欢在喝茶时伴吃点心，且饮且食。常结伴而去，至晚方归。1912年5月26日记云："下午同季市、诗荃至观音街青云阁啜茗。"同年12月31日记云："午后同季市至观音街……"又共啜茗于青云阁，食虾仁面。"1917年11月18日记云；"午同二弟往观音街买食饵，又至青云阁玉壶春饮茗，食春卷。"也曾同徐悲鸿等人在中兴茶楼啜茗畅谈，尽欢而归。1918年12月22日有记：星期日休息。刘半农邀饮于东安市场中兴茶楼。晚与二弟同往，同席徐悲鸿、钱秣陵、沈士远、尹默、钱玄同，十时归。"
北京当时还有一类公园茶室，绿树荫中，鸟语声声，啜饮清茗，情趣倍生。鲁迅也常去。1924年4月13日记云："上午至中山公园四宜轩，遇玄同，遂茗谈至晚归。"同年5月11日记云："往晨报馆访孙伏园，坐至下午，同往公园啜茗，遇邓以蛰、李宗武诸君，谈良久，逮夜乃归。"公园茶室环境幽静，也是着译的理想场所。1926年7、8月间，鲁迅与齐寿山合译《小约翰》，就是在公园茶室完成的。前后约一月余，鲁迅几乎每天下午去公园茶室译书，直至译毕。鲁迅离京前，朋友们为他饯行，也选择在公园茶室，那是北海公园琼华岛上的"漪澜堂"茶室。
30年代的上海，每至夏天，沿街店铺备有茶桶，过路者可自行用一种长柄鸭嘴状竹筒舀茶水，渴饮解乏。鲁迅的日本好友内山完造，在上海临近四川北路山阴路开设内山书店，门口也放置一只茶桶。鲁迅会见友人、出售着作、购买书籍常去内山书店，他看到茶桶，十分赞同内山此举，多次资助茶叶，合作施茶。1935年5月9日记云："以茶叶一囊交内山君，为施茶之用。"鲁迅还托人从家乡绍兴购叶，亲自交内山先生。鲁迅逝世后，内山曾写过一篇《便茶》的回忆文章，记述其事。
鲁迅客居广州，也是广州着名的"北国"、"陆园"、"陶陶居"等茶楼的座上客。他说：广州的茶清香可口，一杯在手，可以和朋友作半日谈。他游览杭州西湖，曾兴致十足地在虎跑泉边品尝龙井茶叶虎跑水。还特地到清河坊翁隆盛茶庄买龙井茶。
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一生淡泊，关心民众，他以茶联谊，施茶子民的精神，更为中华茶文化增辉。
茶道与禅宗之渊源
僧人饮茶历史悠久，因茶有“三德”，利于丛林修持，由“茶之德”生发出禅宗茶道。僧人种茶、制茶、饮茶并研制名茶，为中国茶叶生产的发展、茶学的发展、茶道的形成立下不世之功劳。日本茶道基本上归属禅宗茶道，源于中国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明代乐纯着《雪庵清史》并列居士“清课”有“焚香、煮茗、习静、寻僧、奉佛、参禅、说法、作佛事、翻经、忏悔、放生……”，“煮茗”居第二，竟列于“奉佛”、“参禅”之前，这足以证明“茶佛一味”的说法是于真万确。
和尚饮茶的历史由来已久。《晋书·艺术传》记载：
敦煌人单道开，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服药有松、桂、蜜之气，所饮茶苏而已。
这是较早的僧人饮茶的正式记载。单道开是东晋时代人，在螂城昭德寺坐禅修行，常服用有松、桂、蜜之气味的药丸，饮一种将茶、姜、桂、桔、枣等合煮的名曰“茶苏”的饮料。清钦是宋代以后的事，应当说单道开饮的是当时很正宗的茶汤。
壶居士《食论》中说：苦茶，久食羽化，与韭同食，令人体重。
长期喝茶可以“羽化”，大概就是唐代卢金所说的“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与韭菜同食，能使人肢体沉重，是否真如此，尚无人验证。作者壶居上显是化名，以“居上”相称定与佛门有缘。
僧人饮茶已成传统，茶神出释门便不足为怪。
僧人为何嗜茶？其茶道生发于茶之德。佛教认为“茶有三德”，坐禅时通夜不眠；满腹时帮助消化；茶可抑制性欲。这三条是经验之谈。释氏学说传入中国成为独具特色的禅宗，禅宗和尚、居上日常修持之法就是坐禅，要求静坐、敛心，达到身心“轻安”，观照“明净”。其姿势要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通常坐禅一坐就是三月，老和尚难以坚持，小和尚年轻瞌睡多，更难熬，饮茶正可提神驱睡魔；饭罢就坐禅，易患消化不良，饮茶正可生津化食；佛门虽清净之地，但不染红尘亦办不到，且不说年轻和尚正值青春盛期难免想入非非，就是老和尚见那拜佛的姣姣女子亦难免神不守舍，饮茶既能转移注意力、抑制性欲，自当是佛门首选饮料。
僧人的另一个突出贡献就是种茶，培植名茶。茶产于山谷，而僧占名山，名山有名寺，名寺出名茶。最早的茶园多在寺院旁，稍晚才出现民间茶园。
鲁迅先生如何买茶喝茶？
如今，在某些单位工作或经常看新闻的人，对“茶话会”这词再熟悉不过了。他们不是经常开茶话会，就是经常看别人开茶话会，比如年终总结，学术讨论，文艺座谈，招待外宾，新年团拜，凡春节、新年、国庆节、中秋节等等重要节日，开个茶话会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党、政府、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各种协会，大伙儿聚一聚，喝喝茶，聊一聊，谈一谈，感情增加了，思想也交流了，一团和气，其乐融融。
茶话会是一个传统，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礼仪活动，有人认为这是对传统礼仪成功改革的典范。其实，从源头来看，它从茶俗演变而来。唐代，新茶采制之后，佛门有“禅庭一雨后，莲界万花中。时节流芳暮，人天此会同”的例会；文人常以茶会友，朋友聚会时，常饮茶清谈，交流思想，增进情感。
旧时商人在固定茶楼上谈生意，也举行茶话会。后来演变为社交性集会，适应面和使用阶层更加广泛。其中，以国家级茶话会和招待外宾的茶话会的程式设计最为严谨，流程也相对固定化。
鲁迅一生唯一大笑的照片，1936年摄，同年，鲁迅去世
鲁迅在北京时，经常参加单位组织的茶话会，大略是工作需要，他更多与朋友在外面喝茶。以1924年为例，他的茶生活如下：
一月十七日，“往鼎香村买茗二斤，二元”；四月十三日，“上午至中山公园四宜轩。遇玄同，遂茗谈至晚归”；五月二日，“下午往中央公园饮茗，并观中日绘画展览会”；五月六日，“晚买茗一斤，一元；酒酿一盆，一角”；
五月十一日，“往晨报馆访孙伏园，坐至下午，同往公园啜茗，遇邓以蛰、李宗武诸君，谈良久，逮夜乃归”；五月二十三日，“往中央公园饮茗并食馒首”；五月三十日，“遇许饮文，邀之到中央公园饮茗”；五月三十一日，“下午往鼎香村买茗二斤，二元。”
在广州时，他和朋友常去陶陶居、陆园、北园等茶居喝茶，还说“广州的茶清香可口，一杯在手，可以和朋友作半日谈”。
鲁迅喜欢喝龙井。有一次，林语堂去找鲁迅，没遇到，留下两盒红茶。那个年代，有名的火腿叫茶腿，据说是用茶叶熏的，鲁迅就曾经收到过，也买了送人。在他的礼品单中，还有普洱茶膏。
清人赵学敏著《本草纲目拾遗》云：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在那个年代，显得十珍贵，有资料显示，鲁迅珍藏的这批普洱茶膏，有一部分在2004年曾高价拍卖。
蒙顿复刻版清代宫廷普洱茶膏
鲁迅不但自己喝茶，还叶，一次多达十斤二十斤。
周海婴与母亲，时年近十岁，摄于1939年
内山完造后来撰文回忆上海生活时，谈到他与鲁迅一次聊天，说的是对茶叶源流的一些看法：某日与鲁迅先生聊起了茶，我听说日本的薄茶（日本抹茶的一种）沿用了中国唐代的饮用方法，但日本后来的形式和做法更烦琐，而远流洲的茶庭、千利休的茶室以及丰臣秀吉的黄金茶室、茶具更是后来的事。
民国茶范：鲁迅的香烟、酒局和茶生活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识者以为“就只这几句，已是使我认知天才之迸发，骤尔不可方物。“弃医从文的鲁迅在文字上表现出了某种天才性，但从他日记中每年的“书帐”来看，他是下了大功夫的。
（鲁迅一生唯一大笑的照片，1936年摄，同年，鲁迅去世）
1837年8月31日，爱默生发表了一场著名的演讲——《美国学者》，这是一篇彰显人的价值，正视美国自信心的演讲；1934年9月25日，鲁迅写出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吗》，着力鼓舞民族自信心。1936年，鲁迅逝世，从10月20日到21日，有一万多人自发前去瞻仰他的遗容，其棺木上覆有一面长方形旗，上书“民族魂”三字。毛泽东曾经这样评价他：“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个评价一直有某种延续性，在我上学的年代里，在不同老师的口中一再重复，在不同的类型的文章中被作为最后的堡垒。
鲁迅《自嘲》手迹
鲁迅常常被形容成“横眉冷对”，但在日常生活中，他做事十分仔细认真，总是把家里的东西收拾得井井有条，他与人交际，折借钱财，互赠礼物，婚丧嫁娶，礼上往来，一样不少，吃喝娱乐，他也有自己的玩法，有时，还与人开一些精致的玩笑。鲁迅自己就说：“譬如勇士，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喜欢吃零食，经常去一些的固定的商场买饼，别人也经常送他食物。鲁迅爱看电影，当时上映的好多大片他都看过，比如《美人心》《金银岛》。他对美术也有自己的理解，对中国现代木刻贡献很大。
一、抽烟是鲁迅的标志性生活
鲁迅一生，烟、酒、茶都有涉足，他习惯于晚上工作，白天睡觉，晚上工作，写作之时，常常以烟相伴，周海婴后来在《我与鲁迅七十年》一书中回忆了这样的情景：“父亲睡在床外侧，床头凳子上有一个瓷杯，水中浸着他的假牙。瓷杯旁放着香烟，还有象牙烟嘴。我自知对他的健康帮不了什么，但总想到尽点微力，让他一展容颜，也算是一点安慰。于是轻轻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细心地插进被熏得又焦又黄的烟嘴里面，放到他醒来以后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后悄然离去。”
海婴与鲁迅，一岁与五十，1930年摄于上海
曹聚仁在《鲁迅评传》中也说到：替鲁迅作生活标志的是烟。他是烟不离手的人，一面与人笑谈，一面烟雾弥漫。工作越忙，烟也抽得越多。每天总在五十支左右。说到他平素喜欢的烟品牌，有“品海牌”、“黑猫牌”和“红锡包”，而对于抽烟这件事，鲁迅有自己的理论，他说：“我吸烟虽是吸得多，却是并不吞到到肚子里去的。”
53岁寿辰全家合影，1933年
二、“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
鲁迅一生职业，大多与教育有关，不是在教育部任职，就是在大学教书。那时，朋友来了，朋友去了，同事和同事的亲人结婚了，家里的老人去世了，部里领导开心了，都有饭局，饭局和酒局本来就是连在一起的。鲁迅赴过陕西省长兼督军刘镇华的宴会，参加过泰戈尔访华期间在北京举行的生日宴会。和其他普通人一样，鲁迅参加的数量众多的宴会多是同事及友人间的日常聚会：
“晚李仲侃招饮于颐乡斋，赴之，同席为王云衢、潘企莘、宋子佩及其子舒、仲侃及其子。”
“午后胡适之至部，晚同至东安市场一行，又往东兴楼应郁达夫招饮，酒半即归。”
“晚张凤举招饮于广和居，同席为泽村助教黎君、马叔平、沈君默、坚士、徐耀辰。”
“晚子佩招饮于宣南春，与季市同往，坐中有冯稷家、邵次公、潘企莘、董秋芳及朱、吴两君。”
“荆有麟邀午餐于中兴楼，午前赴之，坐中有绥理绥夫、项拙、胡崇轩、孙伏园。”
这样的饭局、酒局，鲁迅的日记（1912.5.5—1936.10.18）中多有记载，偶尔他也会拒绝一些宴会邀请。鲁迅去商店买日常生活用品时，也买酒和茶，旁人也多送他这些随手礼。饭局、酒局中同坐者，可以列一个长长的名单，其中不乏各有专长的名人，比如胡适，许寿裳，齐寿山，林语堂，周作人，郁达夫，台静农......；喝过的酒则有越酒，汾酒，啤酒，威士忌、葡萄酒，薄荷酒，苦南酒，杨梅烧酒......。群聚之外，也有独饮的情形，也大醉过：“夜失眠，尽酒一瓶”；“午后盛热，饮苦南酒而睡”；“夜买酒并邀长虹、培良、有麟共饮，大醉”。
鲁迅在北京时居住的八道湾寓所
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四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原本是与周作人等一家人在一起吃饭，最后变成鲁迅一个人自己吃饭。同年七月十九日，周作人给鲁迅写了一封信：
“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这是一段著名的公案，有不少解释，周海婴对这段往事写有专门的回忆文章，读来颇让人心酸。回想当初，鲁迅在八道湾买了房子，母亲，朱安，周作人夫妇，周健人夫妇，全部住在一起。周作人、周健人既是亲兄弟，又是连襟，两人的老婆同是亲姐妹，又是妯娌（周健人后来娶妻王蕴如）。收到周作人绝交信以后，鲁迅就另择居所，搬离八道湾，最后一次在日记中提到“二弟”二字是一九二三年七月三日，此外，终鲁迅一生，日记中不再出现“二弟”二字，只称“启孟”。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一日，（鲁迅）“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左上至右下：胡适；郑振铎；丁玲；梁实秋；闻一多；张爱玲；鲁迅；老舍；茅盾；台静农；萧红；曹禺；郁达夫；傅斯年；张恨水；巴金；这群人中很多人都与鲁迅有交集。
近人胡因梦与名作家李敖离婚后，说过一段有名的话：同在一个屋檐下久了，英雄不是英雄，美人也不是美人。哪些当年与鲁迅一起吃饭喝酒的人，各自散落在历史的烟云之中。鲁迅写过小说《在酒楼上》，那种无意间的酒楼相逢，展现出来却是不同时期知识份子的精神面貌：“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我这时又忽地想到这里积雪的滋润，著物不去，晶莹有光，不比朔雪的粉一般干，大风一吹，便飞得满空如烟雾。……”
左图：1948年，周作人赴法庭受审；右图：1948年，胡适与中央研究院院士合影
三、鲁迅的茶生活
如今，在某些单位工作或经常看新闻的人，对“茶话会”这词再熟悉不过了。他们不是经常开茶话会，就是经常看别人开茶话会，比如年终总结，学术讨论，文艺座谈，招待外宾，新年团拜，凡春节、新年、国庆节、中秋节等等重要节日，开个茶话会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党、政府、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各种协会，大伙儿聚一聚，喝喝茶，聊一聊，谈一谈，感情增加了，思想也交流了，一团和气，其乐融融。
茶话会是一个传统，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礼仪活动，有人认为这是对传统礼仪成功改革的典范。其实，从源头来看，它从茶俗演变而来。唐代，新茶采制之后，佛门有“禅庭一雨后，莲界万花中。时节流芳暮，人天此会同”的例会；文人常以茶会友，朋友聚会时，常饮茶清谈，交流思想，增进情感。旧时商人在固定茶楼上谈生意，也举行茶话会。后来演变为社交性集会，适应面和使用阶层更加广泛。其中，以国家级茶话会和招待外宾的茶话会的程式设计最为严谨，流程也相对固定化。
鲁迅在北京时，经常参加单位组织的茶话会，大略是工作需要，他更多与朋友在外面喝茶。以1924年为例，他的茶生活如下：一月十七日，“往鼎香村买茗二斤，二元”；四月十三日，“上午至中山公园四宜轩。遇玄同，遂茗谈至晚归”；五月二日，“下午往中央公园饮茗，并观中日绘画展览会”；五月六日，“晚买茗一斤，一元；酒酿一盆，一角”；五月十一日，“往晨报馆访孙伏园，坐至下午，同往公园啜茗，遇邓以蛰、李宗武诸君，谈良久，逮夜乃归”；五月二十叁日，“往中央公园饮茗并食馒首”；五月三十日，“遇许饮文，邀之到中央公园饮茗”；五月三十一日，“下午往鼎香村买茗二斤，二元。”在广州时，他和朋友常去陶陶居、陆园、北园等茶居喝茶，还说“广州的茶清香可口，一杯在手，可以和朋友作半日谈”。
鲁迅喜欢喝龙井。有一次，林语堂去找鲁迅，没遇到，留下两盒红茶。那个年代，有名的火腿叫茶腿，据说是用茶叶熏的，鲁迅就曾经收到过，也买了送人。在他的礼品单中，还有普洱茶膏。清人赵学敏著《本草纲目拾遗》云：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在那个年代，显得十珍贵，有资料显示，鲁迅珍藏的这批普洱茶膏，有一部分在2004年曾高价拍卖。
蒙顿复刻版清代宫廷普洱茶膏
鲁迅不但自己喝茶，还叶，一次多达十斤二十斤。
周海婴与母亲，时年近十岁，摄于1939年
内山完造后来撰文回忆上海生活时，谈到他与鲁迅一次聊天，说的是对茶叶源流的一些看法：某日与鲁迅先生聊起了茶，我听说日本的薄茶（日本抹茶的一种）沿用了中国唐代的饮用方法，但日本后来的形式和做法更烦琐，而远流洲的茶庭、千利休的茶室以及丰臣秀吉的黄金茶室、茶具更是后来的事。
四、鲁迅的世界
我上学的时候，正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的时代，正是《论雷峰塔的倒掉》《为了忘却的记念》、《拿来主义》《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的时代，正是《阿Q正传》《狂人日记》、《孔乙己》《社戏》、《故乡》《药》《祝福》的时代……那时，老师们会让你分析鲁迅在某段文字中为啥要用某个词，段落大意是什么，现在想来，不免滑稽，支离破碎无助于你理解整体上的鲁迅。
三味书屋内景
作为文体家的鲁迅，其小说，杂文，散文，旧体诗，故事新编就放在那里，随时都可以进入阅读和比较；作为精神偶像的鲁迅，常常因为解构的多样化，今天反而呈现出一种被稀释后的模糊状态；作为象征人物的鲁迅，"他为真理而战，为正义，为民族，为轩辕（中国）而奋斗不息"；作为被解读的鲁迅，许寿裳，许广平，周海婴，毛泽东，曹聚仁，李长之，朱正，钱理群，邵燕祥，孔庆东，陈丹青都有自己的“鲁迅”。
每一时代的人进入“鲁迅”的路径都不一样，有些是他的亲人、密友和同时代的旁观者的看法，有些是强大的时代裹挟，有些是政治正确，有些是因袭别人的意见，有些则是时间的沉淀，有些是传播媒介的变化和传播语码的交织嬗变。诗人帕兹说：不是记忆牢记住了过去，是过去返回身来寻找到了记忆。每一代人重返鲁迅时代的现场，再看看我们这个时代，今人当然不会像阿Q一样，要跟吴妈直接诉求“困觉”，他们只做不说，或者更复杂的戏码已经上演或者即将上演。狂人和阿Q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有时是狂人，有时是阿Q，一个代表希望，一个代表绝望，一个是前进的，一个是滞后的。因为我们正是从历中走来的，伴随着历史环境、历史结构和历史语码的变迁。
鲁迅著作
鲁迅的弃医从文，表面上是职业上的转换，实际上，他何尝不是以一颗医生的心在文化的病床上进行解剖。中国文学的传统，实是比史学更早，而鲁迅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他在历史和文学叙事中，首先关注的是人，阿Q的超级符号化和狂人的力图写实性，无不指向编年的历史。在今天，我们依然面对这样的巨大文化困境：一方面，我们要为传统文化在今天的传承寻找到合法性；另一方面，我们要站在反传统文化的角度来审视传统文化，以期重塑它正确的前进方向。茶界那么多表面看起来争执不休的问题，归结起来，本质上就是如何延续传统茶文化的问题。进入新千年，瑞典汉学家朱费瑞还在追问：不爱喝茶的中国人能算中国人吗？我们也会问，在社会空间逼向家庭空间的时代，茶本身携带的的雅元素是否能够拯救这种空间的转换？
50寿辰时摄，1930年
如今，我离开学校多年，读鲁迅的日记、书信，还有旁人对他的“研究”文章，走进他的日常生活，大概可以窥知一代文学家如何进入他的时代，并试图从剖析历史图景中找到历史的回音和前行的灯塔。你都是如何与鲁迅聊天的？不妨找一个安静的夜晚，泡一壶茶，静静的翻过那些熟悉的书页，将他那些笔下人物邀请过来，来一场时空重叠的对话，就像复兴沙龙一样，我们追忆往事，今天发生的事也因为蕴含着记忆的基因，而成为追忆的一部分。2005年，电影《鲁迅》中，用镜头直接追问：人有灵魂吗，那么地狱也就存在了；革命啦，造反啦，妈妈的；吃人啦，救救孩子！
2005年电影《鲁迅》剧照
章太炎曾经给鲁迅写过一个条幅，引用的是《庄子·天运》里的话：“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阬满阬。涂却守神，以物为量。”爱默生也曾说：“一个人如果能看穿这世界的矫饰，这个世界就是它的。”鲁迅有他自己的世界，不要用你的世界去掩盖他的世界，平常心即可，我们只是喝喝茶，聊聊天，在某个阳光随性的下午，静静地打开他的书，读一读那些文字：“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就须有工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感觉”。
鲁迅曾写到：＂喝好茶，是要用盖碗的
鲁迅生在《喝茶》一文中曾这样写道："喝好茶，是要用盖碗的。于是用盖碗。果然，泡了之后，色清而味甘，微香而小苦，确是好茶叶。"鲁迅先生为什么单单赞赏盖碗呢，在众多的碗、盏、壶、杯之中?其中，自有道理。
中国的茶具据《茶经》"四之器"载，有二十五种，一般可按其选型分为碗、盏、壶、杯等几类。选择何种茶具为佳，可根据各自生活习惯、饮食起居、审美观念、所处环境，从方便适用着眼而各取所需。不过若从休闲鉴赏、品茗论道角度而言，却颇有区别，自有高下之分。
杯形茶具呈直桶状，茶泡在杯中嫩叶细芽全被滚烫的沸水焖熟了，何来品茗之雅趣，只可作"牛饮";北方盛行的大壶泡茶，茶温易冷却，香气易失散，不耐喝且失却趣味。
凡深谙茶道的人都知道，品茗特别讲究"察色、嗅香、品味、观形"。杯、壶泡茶，不利于察色、观形，亦不利于茶汤浓淡之调节。此外，茶泡久了，品质会下降而色败香散。无论从品茗鉴赏，或是从养生保健角度而论，杯、壶泡茶的不足均显而易见。
而盖碗茶具，有碗，有盖，有船，造型独特，制作精巧。茶碗上大下小，盖可入碗内，茶船做底承托。喝茶时盖不易滑落，有茶船为托又免烫手之苦。且只需端着茶船就可稳定重心，喝茶时又不必揭盖，只需半张半合，茶叶既不入口，茶汤又可徐徐沁出，甚是惬意，避免了壶堵杯吐之烦。
盖碗茶的茶盖放在碗内，若要茶汤浓些，可用茶盖在水面轻轻刮一刮，使整碗茶水上下翻转，轻刮则淡，重刮则浓，是其妙也。
龙井的历史渊源
龙井茶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我国唐代，在清代，相传，乾隆皇帝巡视杭州时，曾在龙井茶区的天竺作诗一首，诗名为《观采茶作歌》。西湖龙井茶向以“狮（峰）、龙（井）、云（栖）、虎（跑）、梅（家坞）”排列品第，以西湖龙井茶为最。龙井茶外形挺直削尖、扁平俊秀、光滑匀齐、色泽绿中显黄。冲泡后，香气清高持久，香馥若兰；汤色杏绿，清澈明亮，叶底嫩绿，匀齐成朵，芽芽直立，栩栩如生。品饮茶汤，沁人心脾，齿间流芳，回味无穷。当时著名的茶圣陆羽，在所撰写的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中，就有杭州天竺、灵隐二寺产茶的记载。北宋时期，西湖群山生产的“宝云茶”、“香林茶”、“白云茶”都已成为贡茶。元代，龙井茶的品质得到进一步提升。明代，《钱塘县志》载“茶出龙井者，作豆花香，色清味甘，与他山异”，龙井茶名声远播。清代，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四次到龙井茶区视察、品尝龙井茶，赞不绝口，并将胡公庙前的18棵茶树封为＂御茶＂。从此，龙井茶更加身价大振，名扬天下。
早在北宋时期，龙井茶区已初步形成规模，当时灵隐下天竺香林洞的“香林茶”，上天竺白云峰产的“白云茶”和葛岭宝云山产的“宝云茶”已列为贡品。北宋高僧辩才法师归隐故地，也是当年与苏东坡等文豪在龙井狮峰山脚下寿圣寺品茗吟诗之处，苏东坡有“白云峰下两旗新，腻绿长鲜谷雨春”之句赞美龙井茶，并手书“老龙井”等匾额，至今尚存寿圣寺胡公庙、十八棵御茶园中狮峰山脚的悬岩上。到了南宋，杭州成了国都，茶叶生产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元代，龙井附近所产之茶开始露面，有爱茶人虞伯生始作《游龙井》饮茶诗，诗中曰：“徘徊龙井上，云气起晴画。澄公爱客至，取水挹幽窦。坐我詹卜中，余香不闻嗅。但见瓢中清，翠影落碧岫。烹煎黄金芽，不取谷雨后，同来二三子，三咽不忍漱。”可见当时僧人居士看中龙井一带风光幽静，又有好泉好茶，故结伴前来饮茶赏景。
到了明代，龙井茶开始崭露头角，名声逐渐远播，开始走出寺院，为平常百姓所饮用。明嘉靖年间的《浙江匾志》记载：“杭郡诸茶，总不及龙井之产，而雨前细芽，取其一旗一枪，尤为珍品，所产不多，宜其矜贵也。”明万历年的《杭州府志》有“老龙井，其地产茶，为两山绝品”之说。万历年《钱塘县志》又记载“茶出龙井者，作豆花香，色清味甘，与他山异。”此时的龙井茶已被列为中国之名茶。明代黄一正收录的名茶录及江南才子徐文长辑录的全国名茶中，都有龙井茶。
如果说在明代龙井茶还介于诸名茶之间的话，到了清代，龙井茶则立于众名茶的前茅了。清代学者郝壹恣行考“茶之名者，有浙之龙井，江南之芥片，闽之武夷云。”乾隆皇帝六次下江南，四次来到龙井茶区观看茶叶采制，品茶赋诗。胡公庙前的十八棵茶树还被封为“御茶”。从此，龙井茶驰名中外，问茶者络绎不绝。近人徐珂称：“各省所产之绿茶，鲜有作深碧色者，唯吾杭之龙井，色深碧。茶之他处皆蜷曲而圆，唯杭之龙井扁且直。”民国期间，著名的龙井茶成为中国名茶之首。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积极扶持龙井茶的发展，龙井茶被列为国家外交礼品茶。茶区人民在政府的关怀下，改旧式柴锅为电锅，选育新的龙井茶优良品种，推广先进栽培采制技术，建立龙井茶分级质量标准，使龙井茶生产走上了科学规范的发展道路。
从龙井茶的历史演变看，龙井茶之所以能成名并发扬光大，一则是龙井茶品质好，二则离不开龙井茶本身的历史文化渊源。所以龙井茶不仅仅是茶的价值，也是一种文化艺术的价值，里面蕴藏着较深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渊源。
茶诗为证
大文豪苏东坡的《白云茶》赞道“白云峰下两旗新，腻绿长鲜谷雨春”。
元代茶人虞伯生在《游龙井》中写道“徘徊龙井上，云气起晴画。澄公爱客至，取水挹幽窦。坐我檐莆中，余香不闻嗅，但见飘中清，翠影落碧岫。烹煮黄金芽，不取谷雨后。同来二、三子，三咽不忍漱。”
明代诗人高应冕著有《龙井试茶》：“天风吹醉客，乘兴过山家，云泛龙沙水，春分石上花。茶新香更细，鼎小煮尤佳，若不烹松火，疑餐一片霞。”
清代诗人龚翔麟有《虎跑泉》道：旋买龙井茶，来试虎跑泉。松下竹风炉，活火手自煎。老谦三味法，可惜无人传。坐龙井烹茶偶成-乾隆。龙井新茶龙井泉，一家风味称烹煎。寸芽出自烂石上，时节焙成谷雨前。何必凤团夸御茗，聊因雀舌润心莲。呼之欲出辩才在，笑我依然文字禅。
茶百戏的历史渊源
茶百戏又称分茶、水丹青、汤茶、茶戏等等，是一种能使茶汤纹脉形成物象的古茶艺。茶百戏历史悠久，有关“茶百戏”的记载有见于五代至北宋人陶谷(903—970)的《清异录》，在该书的《荈茗录》中“茶百戏”条记载：“茶至盛唐始。近世有下汤运匕，别施妙诀，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鱼虫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即就散灭。”
“分茶”一词早期有见于唐代，“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韩岸说“晋臣爱客，才有分茶”，在他看来，分茶从晋代开始。有关分茶及茶汤形成景象描述，有见于宋代诗文。如宋代文人杨万里(1127—1206)在《澹庵坐上观显上人分茶》中云：“分茶何似煎茶好，煎茶不似分茶巧。”据目前的史料考证，点茶法在唐代中晚期已形成，而分茶则伴随着点茶法的形成而产生。早期在茶碗的茶汤中形成图案的描述在很多唐代的诗文中已有体现。刘禹锡在《西山兰若试茶歌》描述：“骤雨松声入鼎来，白云满碗花徘徊。”此外卢仝在《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中写道：“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皎然在《对陆迅饮天目山茶因寄元居士晟》记载：“投铛涌作沫，著碗聚生花。”这些都是早期在茶碗中茶汤形成图案的描述。
宋代，茶百戏得到较大发展，主要得益于朝廷以及大批文人、僧人、艺人的推崇。茶百戏已成为当时文人雅士一种时尚的文娱活动，并广泛运用于各种茶会和斗茶活动中。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对点茶、分茶论述：“先须搅动茶膏，渐加击拂，手轻筅重，指绕腕旋，上下透彻，如酵蘖之起面。疏星皎月，粲然而生……”陆游在《临安春雨初霁》中写道：“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女词人李清照在《转调满庭芳·芳草池塘》中写有“生香熏袖，活火分茶”的诗文。
元代以后由于点茶和斗茶的不再盛行，分茶也开始逐渐衰落，但仍有文人雅士喜爱。关汉卿套曲《一枝花·不伏老》：“花中消遣，酒内忘忧;分茶、攧竹，打马藏阄。”说明当时分茶仍是文人喜欢的娱乐活动。
明清以后泡茶法逐渐取代了点茶法，点茶法不占主流，但仍有分茶流传。明代文徽明在《暮春二首·其一》中有“老怯麦秋犹拥褐，病逢谷雨喜分茶。”晚清词人蒋春霖在《渡江云》中有云：“半春松影碎，小语分茶，日暖唤青禽。”
茶百戏历史悠久，然而现代茶百戏的探索之路曲折而漫长。茶百戏传承人章志峰1984年毕业于福建农大茶学专业，曾两度赴日留学和茶文化的交流，从日本茶道的点茶法得到启发，尽管日本抹茶道和中国点茶法有一定的差别，但终究是点茶文化。2005年回国后，章老师开始深入研究茶百戏，在经历了数百次的探索、对比试验后，终于在2009年恢复了失传已久的分茶技艺。最初是在绿茶茶汤中形成图案，随后扩展到红茶、黄茶、白茶、乌龙茶、黑茶等各种茶类，图案保留的时间也从古代的瞬时延长至2—4小时。
点茶和茶百戏的演示工具从唐代到清代历经千年演变，工具和器形都有所不同。为了恢复再现这一文化，以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蔡襄的《茶录》和南宋审安老人的《茶具图赞》为主要历史依据，综合其他古代诗文有关描述，章老师整理了一套便于点茶演示的主要工具：茶炉、茶钤、茶臼、茶碾、茶磨、茶罗、茶瓶、茶筅、茶合、茶盏、水盂、盏托、筅架、茶巾、茶勺、茶帚、都篮。
茶百戏是欣赏和品饮兼备的茶文化产品。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力给观众赏心悦目的体验，茶汤变幻的功能对观众具有较大的视觉冲击力，适于各种活动展示，点茶之后的茶汤连同茶粉一同品饮，较之现代的泡茶法，人体可获得更多不溶于水的营养成分如谷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纤维素等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保健功效。
西湖龙井的历史渊源
龙井茶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我国唐代，在清代，相传，乾隆皇帝巡视杭州时，曾在龙井茶区的天竺作诗一首，诗名为《观采茶作歌》。西湖龙井茶向以“狮（峰）、龙（井）、云（栖）、虎（跑）、梅（家坞）”排列品第，以西湖龙井茶为最。龙井茶外形挺直削尖、扁平俊秀、光滑匀齐、色泽绿中显黄。冲泡后，香气清高持久，香馥若兰；汤色杏绿，清澈明亮，叶底嫩绿，匀齐成朵，芽芽直立，栩栩如生。品饮茶汤，沁人心脾，齿间流芳，回味无穷。当时著名的茶圣陆羽，在所撰写的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中，就有杭州天竺、灵隐二寺产茶的记载。北宋时期，西湖群山生产的“宝云茶”、“香林茶”、“白云茶”都已成为贡茶。元代，龙井茶的品质得到进一步提升。明代，《钱塘县志》载“茶出龙井者，作豆花香，色清味甘，与他山异”，龙井茶名声远播。清代，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四次到龙井茶区视察、品尝龙井茶，赞不绝口，并将胡公庙前的18棵茶树封为"御茶"。从此，龙井茶更加身价大振，名扬天下。
早在北宋时期，龙井茶区已初步形成规模，当时灵隐下天竺香林洞的“香林茶”，上天竺白云峰产的“白云茶”和葛岭宝云山产的“宝云茶”已列为贡品。北宋高僧辩才法师归隐故地，也是当年与苏东坡等文豪在龙井狮峰山脚下寿圣寺品茗吟诗之处，苏东坡有“白云峰下两旗新，腻绿长鲜谷雨春”之句赞美龙井茶，并手书“老龙井”等匾额，至今尚存寿圣寺胡公庙、十八棵御茶园中狮峰山脚的悬岩上。到了南宋，杭州成了国都，茶叶生产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元代，龙井附近所产之茶开始露面，有爱茶人虞伯生始作《游龙井》饮茶诗，诗中曰：“徘徊龙井上，云气起晴画。澄公爱客至，取水挹幽窦。坐我詹卜中，余香不闻嗅。但见瓢中清，翠影落碧岫。烹煎黄金芽，不取谷雨后，同来二三子，三咽不忍漱。”可见当时僧人居士看中龙井一带风光幽静，又有好泉好茶，故结伴前来饮茶赏景。
到了明代，龙井茶开始崭露头角，名声逐渐远播，开始走出寺院，为平常百姓所饮用。明嘉靖年间的《浙江匾志》记载：“杭郡诸茶，总不及龙井之产，而雨前细芽，取其一旗一枪，尤为珍品，所产不多，宜其矜贵也。”明万历年的《杭州府志》有“老龙井，其地产茶，为两山绝品”之说。万历年《钱塘县志》又记载“茶出龙井者，作豆花香，色清味甘，与他山异。”此时的龙井茶已被列为中国之名茶。明代黄一正收录的名茶录及江南才子徐文长辑录的全国名茶中，都有龙井茶。
如果说在明代龙井茶还介于诸名茶之间的话，到了清代，龙井茶则立于众名茶的前茅了。清代学者郝壹恣行考“茶之名者，有浙之龙井，江南之芥片，闽之武夷云。”乾隆皇帝六次下江南，四次来到龙井茶区观看茶叶采制，品茶赋诗。胡公庙前的十八棵茶树还被封为“御茶”。从此，龙井茶驰名中外，问茶者络绎不绝。近人徐珂称：“各省所产之绿茶，鲜有作深碧色者，唯吾杭之龙井，色深碧。茶之他处皆蜷曲而圆，唯杭之龙井扁且直。”民国期间，著名的龙井茶成为中国名茶之首。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积极扶持龙井茶的发展，龙井茶被列为国家外交礼品茶。茶区人民在政府的关怀下，改旧式柴锅为电锅，选育新的龙井茶优良品种，推广先进栽培采制技术，建立龙井茶分级质量标准，使龙井茶生产走上了科学规范的发展道路。
从龙井茶的历史演变看，龙井茶之所以能成名并发扬光大，一则是龙井茶品质好，二则离不开龙井茶本身的历史文化渊源。所以龙井茶不仅仅是茶的价值，也是一种文化艺术的价值，里面蕴藏着较深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渊源。
听杨绛、鲁迅、萧乾这些文学大师们谈喝茶
英国人不知怎么吃法，的确吃茶叶渣子，还拌些黄油和盐，敷在面包上同吃。什么妙味，简直不敢尝试。
我对茶实在是个外行。茶是喝的，而且喝得很勤，一天换三次叶子。每天起来第一件事，便是坐水，沏茶。但是毫不讲究。对茶叶不挑剔。青茶、绿茶、花茶、红茶、沱茶、乌龙茶，但有便喝。茶叶多是别人送的，喝完了一筒，再开一筒。喝完了碧螺春，第二天就可以喝蟹爪水仙。但是不论什么茶，总得是好一点的。太次的茶叶，便只好留着煮茶叶蛋。《北京人》里的江泰认为喝茶只是“止渴生津利小便”，我以为还有一种功能，是：提神。《陶庵梦忆》记闵老子茶，说得神乎其神。我则有点像董日铸，以为“浓、热、满三字尽茶理”。我不喜欢喝太烫的茶，沏茶也不爱满杯。我的家乡论为客人斟茶斟酒：“酒要满，茶要浅。”茶斟得太满是对客人不敬，甚至是骂人。于是就只剩下一个字：浓。我喝茶是喝得很酽的。曾在机关开会，有女同志尝了我的一口茶，说是“跟药一样”。
喝茶以绿茶为正宗，红茶已经没有什么意味，何况又加糖——与牛奶·葛辛（GeorgeGissing）的《草堂随笔》（PrivatePapersofHenryRyecroft）确是很有趣味的书，但冬之卷里说及饮茶，以为英国家庭里下午的红茶与黄油面包是一日中最大的乐事，支那饮茶已历千百年，未必能领略此种乐趣与实益的万分之一，则我殊不以为然，红茶带“吐斯”未始不可吃，但这只是当饭，在肚饥时食之而已；我的所谓喝茶，却是在喝清茶，在赏鉴其色与香与味，意未必在止渴，自然更不在果腹了。中国古昔曾吃过煎茶及抹茶，现在所用的都是泡茶，冈仓觉三在《茶之书》（BookofTea，1919）里很巧妙的称之曰“自然主义的茶”，所以我们所重的即在这自然之妙味。中国人上茶馆去，左一碗右一碗的喝了半天，好像是刚从沙漠里回来的样子，颇合于我的喝茶的意思（听说闽粤有所谓吃功夫茶者自然也有道理），只可惜近来太是洋场化，失了本意，其结果成为饭馆子之流，只在乡村间还保存一点古风，惟是屋宇器具简陋万分，或者但可称为颇有喝茶之意，而未可许为已得喝茶之道也。
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就须有工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由这一极琐屑的经验，我想，假使是一个使用筋力的工人，在喉干欲裂的时候，那么，即使给他龙井芽茶，珠兰窨片，恐怕他喝起来也未必觉得和热水有什么大区别罢。所谓“秋思”，其实也是这样的，骚人墨客，会觉得什么“悲哉秋之为气也”，风雨阴晴，都给他一种刺戟，一方面也就是一种“清福”，但在老农，却只知道每年的此际，就要割稻而已。
于是有人以为这种细腻锐敏的感觉，当然不属于粗人，这是上等人的牌号。然而我恐怕也正是这牌号就要倒闭的先声。我们有痛觉，一方面是使我们受苦的，而一方面也使我们能够自卫。假如没有，则即使背上被人刺了一尖刀，也将茫无知觉，直到血尽倒地，自己还不明白为什么倒地。但这痛觉如果细腻锐敏起来呢，则不但衣服上有一根小刺就觉得，连衣服上的接缝，线结，布毛都要觉得，倘不穿“无缝天衣”，他便要终日如芒刺在身，活不下去了。但假装锐敏的，自然不在此例。
感觉的细腻和锐敏，较之麻木，那当然算是进步的，然而以有助于生命的进化为限。如果不相干，甚而至于有碍，那就是进化中的病态，不久就要收梢。我们试将享清福，抱秋心的雅人，和破衣粗食的粗人一比较，就明白究竟是谁活得下去。喝过茶，望着秋天，我于是想：不识好茶，没有秋思，倒也罢了。
茶之以浓酽胜者莫过於工夫茶。《潮嘉风月记》说工夫茶要细炭初沸连壶带碗泼浇，斟而细呷之，气味芳烈，较嚼梅花更为清绝。我没嚼过梅花，不过我旅居青岛时有一位潮州澄海朋友，每次聚饮酩酊，辄相偕走访一潮州帮巨商於其店肆。肆后有密室、烟具、茶具均极考究，小壶小盅有如玩具。更有变婉童伺候煮茶、烧烟，因此经常饱吃工夫茶，诸如铁观音、大红袍，吃了之后还携带几匣回家。不知是否故弄虚，谓炉火与茶具相距以七步为度，沸水之温度方合标准。举小盅而饮之，若饮罢径自返盅于盘，则主人不悦，须举盅至鼻头猛嗅两下。这茶最有解酒之功，如嚼橄榄，舌根微涩，数巡之后，好像是越喝越渴，欲罢不能。喝工夫茶，要有工夫，细呷细品，要有设备，要人服侍，如今乱糟糟的社会里谁有那么多的工夫？红泥小火炉哪里去找？伺候茶汤的人更无论矣。普洱茶，漆黑一团，据说也有绿色者，泡烹出来黑不溜秋，粤人喜之。在北平，我只在正阳楼看人吃烤肉，吃得口滑肚子膨亨不得动弹，才高呼堂倌泡普洱茶。四川的沱茶亦不恶，惟一般茶馆应市者非上品。台湾的乌龙，名震中外，大量生产，佳者不易得。处处标榜冻顶，事实上哪里有那么多的冻顶？
曾听人讲洋话，说西洋人喝茶，把茶叶加水煮沸，滤去茶汁，单吃茶叶，吃了咂舌道：“好是好，可惜苦些。”新近看到一本美国人做的茶考，原来这是事实。茶叶初到英国，英国人不知怎么吃法，的确吃茶叶渣子，还拌些黄油和盐，敷在面包上同吃。什么妙味，简直不敢尝试。以后他们把茶当药，治伤风，清肠胃。不久，喝茶之风大行，一六六○年的茶叶广告上说：“这刺激品，能驱疲倦，除恶梦，使肢体轻健，精神饱满。尤能克制睡眠，好学者可以彻夜攻读不倦。身体肥胖或食肉过多者，饮茶尤宜。”莱登大学的庞德戈博士（DrCorneliusBontekoe）应东印度公司之请，替茶大做广告，说茶“暖胃，清神，健脑，助长学问，尤能征服人类大敌——睡魔”。他们的怕睡，正和现代人的怕失眠差不多。怎么从前的睡魔，爱缠住人不放；现代的睡魔，学会了摆架子，请他也不肯光临。传说，茶原是达摩祖师发愿面壁参禅，九年不睡，天把茶赏赐他帮他偿愿的。胡峤《饮》：“沾牙旧姓余曾氏，破睡当封不夜侯。”汤况《森伯颂》：“方饮而森然严乎齿牙，既久而四肢森然。”可证中外古人对于茶的功效，所见略同。只是茶味的“余甘”，不是喝牛奶红茶者所能领略的。
我虽是蒙古族人，一辈子过的却是汉人生活。初抵英伦，我对于茶里放牛奶和糖，很不习惯。茶会上，女主人倒茶时，总要问一声：“几块方糖？”开头，我总说：“不要，谢谢。”但是很快我就发现，喝锡兰红茶，非加点糖奶不可。不然的话，端起来，那茶是绛紫色的，仿佛是鸡血，喝到嘴里则苦涩得像是吃未熟的柿子。所以锡兰茶亦有“黑茶”之称。
那些年想喝杯地道的红茶（大多是“大红袍”）就只有去广东人开的中国餐馆。至于龙井、香片，那就仅仅在梦境中或到哪位汉学家府上去串门，偶尔可以品尝到。那绿茶平时他们舍不得喝。待来了东方客人，才从橱柜的什么角落里掏出。边呷着茶边谈论李白和白居易，刹那间，那清香的茶水不知不觉把人带回到唐代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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