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cy260.com - 普洱茶生茶熟茶】
茶船古道寻迹境外行：安顺浪拍岸涯暖怡保水沸茶生香
2017年11月17日，一股热带环流扫过马来半岛西海岸，霹雳河口上空风起云涌。大潮起处，流经霹雳州安顺市的霹雳河口骤然变得宽广无垠。
城市边缘的吉灵路口直通一处河堤。河堤对岸，隔着浩浩汤汤的霹雳河，又是一望无际的莽莽丛林，以及林间空地上的一栋“燕屋”。在彤云密布的天际，闪电不停划过，映衬着苍茫大地上孑然而立的“燕屋”。
谁又能想到，一百多年前，此方天际下会是一个繁忙的水陆码头，无数从中国远道而来的“火船”（远洋汽轮）在这个码头卸下六堡茶等各类物资，再转由穿梭于河上的小木船、小帆船装载溯流而上，直抵霹雳州腹地的各个锡矿区……
华工涌入锡矿区
霹雳州，是马来西亚在马来半岛的第三大州。“霹雳”在马来语中原意是“银”，当地发现大量锡矿，初时人们误以为是银矿，故此，这个地方就有了“霹雳州”之名。
霹雳州的锡矿开发最早始于北部的太平市。据《马来西亚采锡业的发展》记载，1848年，当时被称为“拉鲁”的太平，附近的霹雳河谷发现锡矿，结果吸引了大批英国矿务公司进入太平开发，并在中国沿海的广东等地招募大量华工参与开采，这些来自广东的华工聚居到了太平市。1855年，英国殖民政府因为运输的需要，在太平市区到西海岸的十八丁港口之间建造了马来西亚第一条铁路。交通便捷以后，聚集太平的华人日益增多，到1870年已超过4万人。
太平的十八丁河。
昔日近打区一个锡矿的采矿情景。(郭俊邦供图)
琉琅女双脚泡在水里，正在洗锡。(郭俊邦供图)
19世纪80年代，太平南面的近打河谷发现更大型的锡矿区，于是，广东华工又蜂拥南下，投奔到霹雳州中部的怡保市。霹雳州的锡矿开采业进入高峰时期，为了满足劳动力需求，英国的矿务公司继续加大在中国广东沿海招募华工的力度。大量华工乘船远渡重洋而来，在马来半岛西海岸的马六甲或槟城登岸，然后北上或南下，集中到了怡保的矿区里。据《怡保城乡散记》记载，1893年，怡保人口增至1.1万，逐渐成为马来西亚锡矿业开采的中心，并最终在半个世纪后取代太平成为霹雳州首府。
怡保锡矿业蓬勃发展，为方便锡矿运输，英国殖民政府加快修建铁路。图为1917年启用的怡保火车站。(郭俊邦供图)
大批来自广东的华人涌入，为霹雳州的矿区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也带来了足量的六堡茶。马来西亚资深茶人蔡国兴在太平市居住了近20年，长期研究六堡茶文化。据他介绍，当年进入霹雳州的华工之中，有人随身带来了六堡茶，饮用后发现其适合消除矿区开采工作所带来的疲劳和暑湿，因此六堡茶在华工群体中迅速普及。1951年出版的《中国茶讯》也明确记载，梧州的六堡茶以前“大部分销南洋怡保及吉隆坡一带……尤其是南洋一带的矿工，酷爱饮用六堡茶”。
安顺成为中转点
怡保的锡矿业进入大开发时期后，迅速增长的人口和繁重的矿区工作，耗费着包括六堡茶在内的大量生活物资，刚刚开辟出来的简易公路和铁路线难以支撑巨大的物流量，穿城而过的近打河因此被充分利用起来。作为支流，近打河经过怡保后南流汇入霹雳河；作为干流，霹雳河容纳各条支流后，在霹雳州最南端经安顺西向流入马六甲海峡。据《怡保城乡散记》介绍，早在1874年，近打河已经成为霹雳州的主要航运干线。当时霹雳州中部的近打县的交通基本依靠水运，从海上来的船舶沿着霹雳河，由安顺经华都牙也北上怡保，在怡保的甘榜巴罗码头停泊，所以，“巴罗”（也称“坝罗”）就成了怡保的别称。而位于霹雳河口左岸的安顺市，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重要的水上物流中转点。
19世纪中期，安顺成为霹雳州西海岸一个重要内港，大量运往霹雳州内陆的物资都在这里装卸。怡保的六堡茶文化研究者郭俊邦翻阅大量资料后分析认为，当年满载六堡茶等物资的“火船”从中国出发，经新加坡中转后，沿马六甲海峡北行，进入霹雳河口后停泊在安顺的码头。自新加坡至安顺这段海上线路长达近550公里，而安顺只是一个中转节点。“火船”卸下的六堡茶，在安顺被转装上往来于霹雳河各处的小木船和小帆船。当时霹雳河的水上运输业非常发达，各类木质货船如过江之鲫，满载包括六堡茶在内的各种物资，沿着霹雳河溯流而上进入近打河，一直上行到怡保的码头卸货。这些六堡茶随后便被运到怡保城里的茶庄或矿务企业，最后分散到各个矿区。自安顺到怡保这段水路，也有将近90公里，由于洗矿和生活都需要大量用水，怡保的锡矿区高度集结在这段水路沿途各地。于是，部分六堡茶在这条水路的运输途中，未及到达怡保就已经直接卸货交付给了河边的锡矿场。
20世纪初期以后，太平地区的锡矿开采逐渐衰微，而怡保作为“锡都”的地位则进一步巩固，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广东华工不断增大怡保的人口基数，也不断推高六堡茶的消耗量。当时，英国殖民政府已修通了怡保到安顺的铁路，随后，连接槟城、太平、怡保及吉隆坡之间的铁路干线逐步完善。水陆运输线路并行发力，霹雳州在吸纳华工及其所需的六堡茶的同时，急速向外输送锡米和橡胶。直到二战的烽烟突起，战争的巨手暂时隔断了这种吞吐。
数百锡矿生意旺
战争过后，世界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复苏，此时太平的锡矿基本采罄，大量华工离去。不过，由大型锡矿坑改造而成的太平湖、留存至今的旧火车站里的道岔，以及散落民间的大量六堡茶，依然见证着这座城市昔日的繁盛。
太平湖公园由锡矿开采后的废矿湖改建，1880年开园，是马来西亚最早的湖滨公园。
太平已废弃的旧火车站。
怡保及其周边地区的锡矿开发再次进入高速爬升期。此时，往来于北端槟城和南端吉隆坡的公路和铁路网络已经完善，怡保市区的近打河两岸也修筑了河堤，近打河上船运行业已如落日余晖，进入怡保的六堡茶运输集中到了陆路交通线上。
怡保的锡矿开发速度越来越快，据《马来西亚采锡矿业的发展》一书介绍，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怡保为中心的霹雳州最多时有大小锡矿企业数百家，从业人员超过3万人。
兴旺发达的锡矿业造就大批富豪的同时，也使得怡保居民生活富足。如今，怡保城中，当年留下的“大奶街”“二奶街”“三奶街”已成为景点，很多游客流连其中时都望文生义，黠然一笑。据当地人介绍，这些街名的来由，源于当年锡矿主把整条街道的房产店铺全部买下，分别赠送给自己的妻子们作为私人物业对外放租。名称虽引人发笑，但从中不难看出当时锡矿主们的富甲一方。
在持续将近一个世纪的锡矿业开发带动下，六堡茶已渗透霹雳州锡矿分布区不少居民的生活。金宝是霹雳州的一个小城，距离怡保35公里，其锡矿开采业鼎盛一时。创办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联发号”，是该市如今为数不多的锡米收购公司之一。公司创办人杨三妹已经87岁，她至今仍清楚记得，从她小时候起，六堡茶一直是金宝当地居民家庭的日常饮料。
怡保市区的近打河边有大量的商铺。
怡保的人口构成以“广府人”为主，他们把注重饮食和喜爱六堡茶的生活习惯带到了怡保，加之生活富足，怡保市内开满了广式茶楼酒楼，不仅凡夫走卒经常上茶楼喝六堡茶，就连腰缠万贯的锡矿主也将六堡茶当作日常必需品。今年62岁的郑先生曾是怡保顺兴锡矿公司的老板，他告诉记者，20世纪80年代以前，当地各大锡矿公司的负责人已形成每天早上在茶楼聚集议事的习惯。当时，每人用盖碗泡一杯六堡茶，就着一桌子的点心，一边“叹茶”一边商议各项事宜。
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随着马来西亚锡矿业衰落，锡矿老板茶楼聚集议事的情景一去不返。不过，当地人讲究饮食、喜欢泡茶楼酒楼的生活习惯却延续下来。
“六堡”消费不可缺
11月17日上午，怡保的玉福满茶楼顾客盈门，茶楼的服务人员或手捧托盘或推着餐车叫卖，精致的港式点心品种丰富，让人垂涎欲滴。同样吸引人的是，这里有多个茶品可供客人选择，其中就有六堡茶。
虽然霹雳州的锡矿开采业日渐式微，但六堡茶已深深融入怡保华人的生活中。如今，怡保市内保留着很多传统广式茶楼酒楼，玉福满茶楼就是其中一家。郭俊邦说，当地的传统茶楼只做早茶与午市，专供茶水糕点，下午三点左右即打烊；酒楼则从午市做起，直到晚市结束，供应各类菜式。两者相互衔接，而且一直以来都把六堡茶作为常备用茶。
怡保的玉福满茶楼生意兴隆。
正因市场广阔，六堡茶在霹雳州的进口销售呈现奇特的多样性：从中国内地来的六堡茶，通过“广汇丰”“联隆泰”等马来西亚的“头盘商”，分销到怡保、太平的海味铺、杂货铺、药店，由这些店铺再行销售。“港产六堡茶”的销售则另辟蹊径，香港的陈春兰烟茶行成立了宝兰（马）有限公司，在怡保和太平设点售卖从香港茶庄进口的六堡茶，而香港的商人易惠才购买了怡保本地的梁瑞生茶烟庄后，也在怡保大量售卖自制的六堡茶；“慎昌行”“福华”等其他香港茶商则在怡保寻找代理商，把六堡茶交由这些代理商销售。多种营销模式并存，使得霹雳州尤其是怡保市成了六堡茶集中地。
据蔡国兴介绍，马来西亚的锡矿业衰落后，“陈春兰”停止了六堡茶进口，但它库存的六堡茶仍支撑着怡保门店的茶叶销售业务。直至2003年所有库存茶叶售罄后，销售茶叶的门店才关门大吉。
而梁瑞生茶烟庄至今仍在经营，茶庄老板易颂强透露，20世纪90年代以后，茶庄的六堡茶生意一直保持稳定，因此，茶庄放弃了原来兼营的烟草生意，专心经销六堡茶。
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怡保市有95万人口，其中95%是华人，“广府人”占了大多数。这使得六堡茶在怡保的消费市场热度一直不减。如今，在当地很多茶庄茶行、杂货铺、药店都能看到梧州六堡茶的身影。
由于历史的沉淀，与槟城一样，怡保和太平也遗留下大量陈年六堡茶，形成了一个比马来西亚其他地方更大的陈年六堡茶收藏圈子，而且不少藏家的收藏量动辄以吨计。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老茶风潮兴起后，当地的陈年六堡茶市场应运而生，很多藏家都投身到这个市场里，交易非常活跃。原先被遗忘于矿区、食堂、药店、杂货铺的陈年六堡茶被逐一搜罗，价格不断被推高。大东茶行的老板梁瑞忠是当地一个非常有名的陈茶藏家，他坦言，最近几年里，经他手交易的陈年六堡茶有几十吨，其中不少是以前梧州出口的。
老茶承载的历史经已远去。随着霹雳河航运业的衰落，安顺的码头在1987年被拆除，海关被撤销，当年的茶船已经了无痕迹。然而，任由世事多变改，不废江河万古流。只要霹雳河水不停流淌，它就仍会讲述六堡茶的往事，见证“茶船古道”向未来延展。
“安顺曾是大型的河口内港”
讲述人：郭俊邦（42岁，资深茶道文化研究者，现居怡保）
我是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华人，自幼喜爱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沉醉于中国茶道文化，因此，我放弃了中学教职，全身投入茶的世界，与志同道合者分享杯中韵味。
有“普洱茶第一人”称号的邓时海教授，是我茶道文化上的启蒙老师，他一步一脚印地牵着我走在茶道上，将普洱茶的知识倾囊相授。
普洱茶价格上涨，也带起了同属黑茶的六堡茶的价格。怡保的居民一直都喝六堡茶，我自己也从小喝六堡茶，知道陈年六堡茶在怡保留存较多。我觉得六堡茶仍然有很大的市场空间，于是自2002年开始收藏陈年六堡茶，并投入到六堡茶历史文化方面的研究工作。
英殖民地时代至20世纪80年代，怡保是主要的锡矿产区，矿工们都钟情于喝六堡茶，所以留下了很多陈年六堡茶。
怡保的地形四面环山，只有一条近打河通往外界，在公路交通和铁路交通还很落后的时代，所有物资包括六堡茶在内的生活用品，都经水路船运到怡保。
经过研究和分析，我认为当年从中国运茶来的货船，经过新加坡和马六甲后，便会驶入霹雳河口的安顺市。安顺曾经是一个大型的河口内港，码头水深广阔。我走访了很多安顺当地的前辈先贤和街坊老人，得知以前有很多运货来的“火船”（汽轮）都停泊在安顺码头卸货，然后将本地土产和货物搬运上船，运至外地或外国。因此，当时安顺码头附设了一个海关单位处理船务。
近打河是霹雳河的一条支流，因为水深不足，容纳不下“火船”停泊装卸货物。因此，“火船”在安顺码头卸下的六堡茶及其他物资，就装载上一些小木艇或小帆船，沿着霹雳河溯流而上，进入近打河，一直上行到怡保，在怡保城边近打河的码头被卸下来，运到城里的茶商或矿务企业手中，最后发散到各个矿区。
郭俊邦（右）在安顺市的霹雳河畔给记者介绍霹雳州的航运情况。
后来，公路和铁路交通发达了，怡保市区的近打河段两岸也修筑了河堤，这条水路亦告中断，近打河和霹雳河之间运货的船也慢慢地消失了。到了1987年，荒废已久的安顺码头被拆除。
这艘被命名为“督亚冷铁船5号”的船，1938年由英国公司F.W.PAYNE&SONS建造，至今依然停留在怡保附近的小镇华都牙也。(郭俊邦供图)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怡保的锡矿业开始衰落。如今，锡矿区、锡矿场已所剩无几。我们从卫星地图上可以看到，近打河口到怡保市区河段沿岸，分布着无数大小湖泊。这些湖泊其实是当年怡保锡矿业衰落后留下来大大小小的矿坑因长年积水而形成的废矿湖。
虽然锡矿业衰落了，但由于怡保人口约90多万中“广府人”占了90%以上，所以整个城市一直消费着大量六堡茶。在这里，梁瑞生茶烟庄和陈春兰烟茶行经销的六堡茶，以及香港慎昌行出品的“四金钱”六堡茶都很有名。“梁瑞生”“陈春兰”这些茶庄，在香港进口六堡茶，于怡保门市销售。陈春兰烟茶行的门店虽然已经结业，但当年卖出的陈年六堡茶，直到如今仍然有很多保留了下来。
而梁瑞生茶烟庄门市仍在经营，很多怡保的居民都去那里买六堡茶。我和梁瑞生茶烟庄的易老板是好朋友，所以也在他手上买了不少陈年六堡茶。
郭俊邦先生收藏的梁瑞生茶烟庄早年用宣纸制作的六堡茶茶票。
郭俊邦先生收藏的梁瑞生茶烟庄早年制作的六堡茶茶票。
据我所知，梁瑞生茶烟庄的陈年六堡茶都是在香港制作，再运到怡保售卖，后来也有一些六堡茶在本地制作。因为怡保的华人喜欢喝陈年六堡茶，所以梁瑞生茶烟庄的六堡茶都会陈化至一定年份后才出售。
除了“梁瑞生”“陈春兰”等经销的香港制作的六堡茶外，怡保还有很多以前“中茶”公司出口的六堡茶。如今，在怡保的六堡茶新茶消费市场上，数量最多的是梧州出口的六堡茶。
时至今日，怡保人还是习惯喝六堡茶，不仅自家喝，在茶馆食肆也喝。在怡保，“广府人”占了绝大多数，而“广府人”有一个特性，就是讲究饮食，所以怡保的茶楼和酒楼很多。
其中有一条街集中了很多家传统茶楼，被叫做“茶楼街”，这些茶楼一直将六堡茶当作基本用茶。在中国广东地区，茶楼、酒楼喜欢在普洱茶里拼入菊花做成“菊普”，在怡保却不同，当地的茶楼、酒楼都是在六堡茶里拼入菊花做成“菊堡”。
因为怡保一直以来是马来西亚主要的六堡茶消费区，所以马来西亚留存下来的陈年六堡茶很大部分都在怡保，怡保的陈年六堡茶收藏量最大，收藏家也最多。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藏家手中都积攒一定量的陈年六堡茶。
1971年从香港寄往怡保的梁瑞生茶烟庄出品的六堡茶样品，现由郭俊邦收藏。(郭俊邦供图)
如今，六堡茶的价格上涨，陈年六堡茶更成为稀缺品，茶价飇升，很多藏家都成了陈年六堡茶的卖家，但因为总体出售量少，所以陈年六堡茶还是可遇不可求的。
“霹雳河以前航运很兴旺”
讲述人：Andrew（63岁，安顺市居民，现居霹雳州安顺市）
我父亲是从中国福建南安来的，而我出生于安顺市，接受的是当地的教育，所以，我用的是英文名字。
霹雳河流经安顺市，一头通往巴生港，另一头通往怡保的近打河。我记得，在我出生前，霹雳河畔的安顺旧码头就已存在，那时的码头还是木质码头，从外地来的货船都停泊在这里。安顺的霹雳河。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很多船来往于霹雳河，每天都有船从外面驶来。一般来说，从安顺向外运的主要货物是荷兰水（当地人称汽水为荷兰水），而从外地运入安顺的则是各种杂货，其中也有茶叶。货一运抵安顺，商家请的搬运工就会上船卸货。这些货物除了在当地销售外，也会运往周边乡镇。当时，这个码头附近还设有海关。
码头对开的路口，我们称它为吉灵路口，因为，当时霹雳河航运很兴旺，需要很多搬运、装卸工人，这些工人大多是印度人，而当地人称印度人为吉灵人，所以，这个路口就被称为吉灵路口。吉灵路两边以前全是货仓。
安顺旧码头一直使用到1987年左右。因为航运的衰落，霹雳河的运输功能结束了，现在，河里只剩下采砂船。
“六堡茶成为矿工日常饮用茶水”
讲述人：蔡国兴（46岁，马来西亚资深茶人，现居太平）
蔡国兴（右）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我出生在马来西亚茶事盛行的巴生市，祖籍在中国福建。很早的时候已从事茶叶生意，主要经营乌龙茶。
1998年2月，我从巴生搬到太平。来到太平后，我很喜欢这里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而且我发现，这里的居民同样有喝“中国茶”的习惯，只是这里盛行喝的是“大叶”，也就是六堡茶，很多本地人把六堡茶叫做“大叶”。我喝过这茶以后发现口感很不错，有一股陈香味。此外，我在太平的许多茶餐室都能喝到很上等的陈年六堡茶。那时候，太平的陈年六堡茶售价十分低廉，而在太平当地，“广府人”所占比例相对较大，因此，价格便宜的“大叶”在档次不高的茶餐室就成为主要用茶。
太平湖的码头。
我认真研究过太平的历史和六堡茶相关知识。据我了解，19世纪中期，太平这里发现了一个大型锡矿区，于是很多广东人就来到太平挖锡矿，使得太平的锡矿开发比吉隆坡、怡保还早。当时，来到太平的广东人分别属于“海山”和“义兴”两个私党帮派，他们还为这里锡矿的开采权发生过械斗。后来，在英国殖民政府出面平息下，双方签订协议，不再争斗，为期盼大家共同和平相处，因此，这个城市改名为“太平”。
太平街头一处房屋的外墙绘着当年锡矿场的画面。
那时候，这些来自广东的矿工都随身携带家乡的茶叶，其中有六堡茶。因为矿区里的工作环境比较湿热，暑气较大。有的矿工喝了带来的六堡茶后，觉得身心愉悦、精神爽利。慢慢地，六堡茶就在矿工群体普及开来，成为矿工的日常饮用茶水。据太平有的老矿工说，当时矿场如果不提供六堡茶的话，那么就很难雇到工人。
随着太平的锡矿区开发越来越深入，来这里的广东人也越来越多，马来西亚建成的第一条铁路就在太平，从太平市里连接到马六甲海峡的一个叫“十八丁”的小港口，主要为了向外运输锡米。后来，太平的铁路还连接到槟城和怡保，很多锡米就运到了槟城，六堡茶也从那里运进来。
太平这里有很多红树林，烧炭业也是太平以前的一个主要产业，太平烧炭业发展最高峰时，炭窑至少有上百个。早期烧炭作业的工人都是华工，炭窑里面温度很高，在里面烧炭作业的工人也是靠大量喝六堡茶补充水分，所以六堡茶在太平得到普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殖民政府曾要求这里的茶商大量储存六堡茶，作为战备必需品。
炭窑场当年也是华工聚集的地方。
到了后期，太平的锡矿采空了，当地的矿工都南下去了怡保和吉隆坡，这里的矿区就荒废了，形成了很多矿坑。虽然太平的矿工都散去了，但很多以前的六堡茶留存了下来，所以太平的居民能经常喝到陈年六堡茶。不过，在太平，很多人都认为六堡茶不上档次，一来因为六堡茶的售价低，二来当地很多茶餐室都是用等级较低、比较粗的六堡茶，所以六堡茶就给人留下了“下等茶”的印象。
1998年我来到太平之后，发现了六堡茶的魅力所在，就开始四处收集六堡茶，并慢慢挖掘六堡茶的历史文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马来西亚的锡矿业迅速衰落，很多茶叶进口商的六堡茶滞销。于是，像陈春兰烟茶行销售的陈年六堡茶才得以保留到现在。据我所知，在马来西亚，最大的六堡茶家族就是“陈春兰”的“宝兰”六堡茶。我之所以使用家族这个词，是因为陈春兰烟茶行有很多用不同毛料和不同工艺制作出来的六堡茶。因此，本地茶人公认在马来西亚比较有品质的陈年六堡茶都来自“陈春兰”，这个茶庄出品的六堡茶牌子叫做“宝兰”。因为陈春兰烟茶行是一家总部设在香港的公司，而在马来西亚也有分公司，注册名称是宝兰（马）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在香港制作了六堡茶后运到马来西亚，交由马来西亚的分公司出售。1986年，马来西亚的锡矿衰落后，马来西亚这边的“陈春兰”不再进口六堡茶，一直靠在门店卖以前的库存过日子。直到2003年，这些库存的陈年六堡茶都卖完了，“陈春兰”的门店才关门结业。不过，因为马来西亚这里的“陈春兰”以前不仅卖茶叶，还卖纸张，所以虽然售卖茶叶的门店关张了，但它的纸厂现在还在经营。
1999年，我在陈春兰烟茶行的仓库里看到过上百箩陈年六堡茶。一直以来，经我手交易的“陈春兰”老六堡茶起码超过1吨。我当初买卖这种陈年六堡茶的交易价都是每公斤几十元（马来西亚林吉特，下同）。当时，“陈春兰”的员工告诉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茶庄仓库里的陈年六堡茶还存有四五百箩，每一箩重量都超过50公斤，所以门店才会一直有陈年六堡茶卖。
除了“陈春兰”，太平遗留下来的六堡茶品种还有很多，香港制作的和中国内地制作的都有。目前，马来西亚市面流通的陈年六堡茶有一半出自太平。据我所知，以前，一个太平的锡矿老板在他自己的矿务公司倒闭后，把矿区上剩下的陈年六堡茶全部运回家里好好保存。到了2000年前后，这批总数达上百箩的陈年六堡茶全被怡保的一个买家买走了。
蔡国兴收藏的六堡茶。
蔡国兴收藏的“宝兰”六堡茶包装箱及小包装“宝兰”六堡茶。
我开始收藏老六堡茶以后，也一直从事买卖陈年六堡茶的生意，所以对六堡茶的认识越来越深。据我了解，六堡茶的制作工艺一直在演变，精制六堡茶工艺从早期的蒸压发展到了后来的冷水发酵。很多“港产六堡茶”的原料来自广西，然后茶商在香港加工制作后再发来南洋地区销售。
以前，“港产六堡茶”都是香港茶商根据马来西亚市场反馈的信息而制作的，所以成品比较符合马来西亚华人的口味。因此，现在马来西亚留存下来的很多陈年六堡茶都是“港产六堡茶”。不过，这些六堡茶到了马来西亚以后，由于这里的气候比较湿热，存放陈化的环境不同，最终形成的茶味也不同，我们把这些六堡茶叫做“大马仓六堡茶”。
从口感上来说，“大马仓六堡茶”和梧州的六堡茶有很明显的区别。南洋地区华人喝的六堡茶一般都发酵得比较重，口感相对醇厚，而早期梧州六堡茶的口感相对青涩，这种发酵较轻的茶叶其实不太符合当时南洋地区对六堡茶的要求。因为那时候南洋地区喝六堡茶的大多是矿工，他们喝了轻发酵的六堡茶，就容易肚子饿，不利于干体力活。所以，矿区追求的是更熟的六堡茶。正因为这样，当时梧州出口到马来西亚的六堡茶要存放陈化成老茶才好销售。有这样的市场需求，自然推动了六堡茶加速发酵和陈化工艺的进步。此外，以前从中国出口到马来西亚的六堡茶都通过海运输送，六堡茶在运输期间经过日晒雨淋，某种程度上也加速了茶叶的发酵转化。
不过，我觉得2000年过后，很多采用冷水发酵的六堡茶过于熟化，已失去原有六堡茶的风味。【采写：西江都市报记者苏爱清杨麦龙天传；摄影：西江都市报记者苏爱清(除署名外)】
延伸阅读
“茶船古道寻迹境外行”采访组走进印尼
“茶船古道寻迹境外行”采访组走进印尼
左起:黄万通、杨健昌、龙传仁、陆友亮、杨麦、黄裕祥、Yenny
在客家博物馆参观后一同合影
9月5日至6日，中国广西的梧州日报社“茶船古道寻迹境外行”采访组到印尼拜访雅加达印华百家姓协会，围绕茶文化尤其是梧州六堡茶文化在印尼的发展情况与该协会多名负责人进行采访交流。印尼雅加达百家姓协会主席陈社栋、印尼雅加达百家姓协会副主席杨健昌、印尼雅加达百家姓协会副主席张在进，印尼雅加达黄氏宗亲会主席黄裕祥，印尼华人企业家陆友亮，印尼友谊旅行社经理黄万通以及华社贤达黄荣汉等人参加了活动。
9月5日中午，“茶船古道寻迹境外行”记者向印尼雅加达协会参会成员分别了解印尼华人华侨饮茶文化。他们介绍说，印尼华人华侨喝中国茶并不普遍，当地人日常一般喝咖啡和加糖的英式红茶，也有相当部分的人喝印尼产的茉莉花茶。不过，来自印尼邦加岛的老华侨黄荣汉也告诉记者，他的曾祖父在清朝末年从广东梅州乘船来到邦加岛开日杂百货店，当时邦加岛正是锡矿开发的高峰期，当地很多华工都饮用一种“南邦茶”，这种茶有点像普洱茶，具有消食功效，在当地作为一种药来使用。这些茶原本是下南洋的华工们随船带来的，后来供应不上，华工们就使用当地的茶叶加工制作这种茶，黄荣汉曾祖父所开设的日杂店也经销过这种茶叶。时至今日，邦加岛上的华人华侨仍然饮用这种茶。
据《中国茶讯》记载，东南亚地区的华工曾大量饮用六堡茶，以消暑除湿，化解积食。记者向与会人员介绍了六堡茶相关文化，并邀请对方品饮梧州六堡茶。
9月6日上午，记者在印尼茶商陆友亮的带领下，参观了他所经营的63茶园。该茶园位于西爪哇茂物市的一处高山上，占地300多万平方米。陆友亮从事茶叶产销已有二十多年，以生产和经营爪哇乌龙茶和红茶为主。63茶园公司在印尼开设有40家茶庄门店，主要销售自家生产的爪哇乌龙茶和红茶等成品茶。另外，该公司还生产茶粉，并作为出口产品远销日本和台湾等地。在63茶园里，陆友亮带领记者参观了各种现代化制茶设备。陆友亮认为，现代化制茶设备有利于提高制茶效率，控制成品茶的质量。他建议，梧州市若要做大六堡茶产业，应引导梧州茶企采用现代化加工工艺，提升六堡茶的生产规模和质量安全。
9月6日下午，记者在杨健昌和黄裕祥等人的带领下，来到印尼华人公园里的客家博物馆参观。据了解，客家博物馆的设计是一幢3层高的客家土楼式建筑。博物馆首层设计为会议厅、客家美食小馆等多功能区,二、三层则辟为展览厅,用于展示记录华人下南洋的图文资料以及生产生活旧实物等历史文物。在客家博物馆分类详细的展厅里，记者了解到昔日华人下南洋的历史情况和他们在印尼的生产生活状况，并且感受到广大华人为繁荣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
茶船古道寻迹境外行：悠悠古道连南洋 源源输出看港澳
茶船古道寻迹境外行：悠悠古道连南洋源源输出看港澳
六堡茶是梧州市的特色产业，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令六堡茶得以走出深山，进入珠三角地区甚至走向世界的，是一条独特的“茶船古道”。去年，梧州日报社派出采访组，对“茶船古道”的史实进行见证式采访、抢救式挖掘，较完整地还原了“茶船古道”在境内的历史轮廓，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好评。
为更好地挖掘与宣传六堡茶历史文化，为梧州借“一带一路”战略机遇加快六堡茶产业发展提供文化支持，从今年6月份开始，梧州日报社再次派出采访组，启动“茶船古道寻迹·境外行”系列报道活动。本次活动聚焦六堡茶产品覆盖和文化影响较明显的香港、澳门地区，以及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三国。其间，采访组继续沿用田野调查方式，全力收集与六堡茶文化相关的资料史实，并结合史料记载进行整理分析，形成了一系列稿件，努力为六堡茶和“茶船古道”历史文化研究提供基础性参考资料。
从今天开始，本报推出“茶船古道寻迹·境外行”系列报道，通过记者调查采访与当事人讲述相结合的形式，为读者全景式展示本次境外行采访的内容。系列报道将分为“概貌篇”“轨迹篇”“余音篇”等三个篇章。
概貌篇
采写：西江都市报记者苏爱清杨麦龙天传
摄影：西江都市报记者苏爱清
2017年6月25日上午，位于香港西环的港澳客运码头人流如鲫，一班班客轮往来于宽阔的海面，划出道道白练。
“20世纪90年代初，香港葵涌码头建成前，从这里一路到上环，大小码头一字排开，梧州到香港的船也停泊于这一带，从梧州运来的茶叶就从这里上岸或转运。”站在港澳客运码头边的桂江船务有限公司办公室的窗前，84岁的公司原副总经理伍慎隆凝望香江，缓缓地述说着，话音里满是对往事的怀想。
港澳客运码头位于维多利亚港
茶船远去，古道悠悠……穿越西江的波涛，从梧州起行的茶船载着一箩箩茶叶和无数茶人的希冀，沿着“茶船古道”一路东去，到达广州这个中国内地的枢纽港口。
但是，“茶船古道”的篇章并未因此划上句号。从清代中期开始，大批华工“下南洋”，前路茫茫，归途无期，六堡茶便成了他们寄托乡愁的傍身之物。多少悲欢离合中，“茶船古道”连接上“海上丝绸之路”，向境外不断延伸。
“古道”延伸到海外
关于六堡茶向境外的输出情况，虽无系统记述，但人们透过各种史料不难管窥一二。1951年版的《中国茶讯》就有这样的记载：“旧时粤商在广西六堡乡合口街设庄收茶叶……再用电船装运广州，出口港、澳。六堡茶除在穗港销售一部分外，其余大部分分销南洋怡宝（怡保）及吉隆坡一带。”
《中国茶讯》的记载只有片言只语，事实上，六堡茶向境外的输出，足以写成一部史诗。“茶船古道”境外延伸线上，有茶客相聚品饮的欢愉，也有华工寄情于茶的苦涩；有经销商竞争较量的残酷，也有运输者历经波折的辛酸。
港澳茶客的消费，是“茶船古道”得以向境外延伸的重要因素。
香港开埠后，人口飞增。流入港澳地区的人口大多来自两广地区，他们都有饮用六堡茶的习惯，港澳地区因此成为六堡茶在中国境外的一个主要消费市场。今年66岁的黄鹏绪，曾任英皇酒店管理公司顾问、中国海外酒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对香港茶楼的消费习惯与变迁颇有研究。他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六堡茶在香港餐饮市场的消费量较大，一度占到黑茶消费量的七成，很多茶客在茶楼都饮六堡茶。”
但六堡茶的境外消费，更多的还是来自东南亚地区。可以说，是无数东南亚的华人，让“茶船古道”的境外延伸线坚实而长久。
据《华工出国史料汇编》记载，进入19世纪中期以后，英国、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南洋地区进入全面开发时期，对劳动力的需求极大，导致“下南洋”的华工数量激增。民国政府国务院侨工事务局192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当年在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的华工数量超过了200万人。这些华工大部分来自两广地区，因而，六堡茶在南洋各地盛行也就不难理解了。
而自从1842年清政府被迫实行“五口通商”后，“十三行”的外贸垄断地位被打破，广州作为唯一茶叶输出港的地位快速下滑，香港的茶叶中转枢纽地位则不断提升。这一时期，澳门因是中国苦力输出的主要起发港，大批来自两广地区的华工随船带去六堡茶，使得澳门也成为六堡茶输出的重要港口。
于是，“茶船古道”除了在广州港集结外，又向香港和澳门延伸，并发展成为由广州、香港和澳门中转后，再面向南洋各地及日本等国，呈扇面展开的海上运输大通道。
茶船古道境外线路图（资料图）
百舸千帆连港澳
“茶船古道”向海延伸，最前端便是香港和澳门。
澳门海事博物馆是澳门历史最悠久的博物馆，其外形像一艘扬着白帆的三桅船。在博物馆的陈列厅里，浏览各式海事展品，聆听电子语音讲述，人们不难感受到澳门的发展与大海的密切联系。
翻开澳门工务局编撰的《澳门航运发展史》，可以更清晰地触摸到澳门航运业发展的脉搏：随着葡萄牙海运贸易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快速发展，在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澳门的航运转口贸易达到全盛，澳门也成为联结欧亚和拉美地区“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大循环的枢纽。这一时期，不仅是葡萄牙，连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西方国家设在远东地区的贸易公司也通过澳门大量从事茶叶贸易。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19世纪中期以后，香港作为国际贸易港迅速崛起。香港学者赵子能在《香港港口》一书中提及：从19世纪末期开始，香港的站口贸易，尤其是对中国内地转口贸易进入高速增长阶段。到1900年，中国对外贸易额41%经由香港进出。学者陈慈玉在《近代中国茶叶之发展》一书中更指出：“1871年海地电线敷设以后，上海、香港能立刻与英国取得联络，促使中国茶商和茶栈能够更确实地预测茶叶的交易情况。”
自清代以来，梧州一直是广西最繁华的内河港口，与港澳的航运关系非常密切，这使得梧州的茶叶能顺利地输出港澳。
据《广西通志·交通志》记载，梧州至香港的水上航线在1875年就已开通，往来其中的船只都是木质帆船。1897年梧州开埠以后，大量机动船只进入梧港航线，使这条航线出现了客货轮定期班次。
1902年，澳门内港里停泊着很多运货的木船。（网友供图）
1902年，从内地运货到香港的木帆船。（网友供图）
由于梧州出口到港澳的货物总量增大，从1906年起，中外商人纷纷加大对轮船的改装力度，往来梧州至港澳航线的机动船舶数量与吨位快速提升。《中国旧海关史料》记载：“本年（1914年）往来梧港之英旗船镇波及华旗昇泰（太）均于年初停驶，继后者则有新添略大之船三艘，一曰海华，悬挂英旗，载重245吨；一曰广英，载重407吨，一曰华安，载重433吨，此二艘皆挂华旗……由梧直达澳门之航路。”
此后，梧州至香港的航运线路一直保持高速运转，《西江航运与腹地农业经济外向发展（1897～1938）》一文介绍，“自梧州开埠以后……至民国10年至20年间，港澳客货轮日多，每日有四五艘开出”。
这一带就是当年梧州到香港的船舶停靠的地方。
由于梧州至港澳的轮船吨位大、速度快、船期密，因此当时桂东南的物产汇聚于梧州，再出口到港澳地区，当中包括六堡茶在内的茶叶占据了很大比例。据《中国经济通史》记载，“广西的农副产品沿西江水系，随着长距离贸易扩大了流通范围……在传统运输条件下，近代广西流通的主要商品种类有三类：……经济作物，以棉花、茶为大宗。”广西统计局1934年编修的《广西省各县出入境大宗货物概况》记载，当时广西农副产品有11%输出港澳，主要包括茶叶在内的山货、赤糖、禽畜及矿砂等。
战时输出陷低谷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和广州沦陷，中国茶叶出口市场转移到了香港。1938年，国民政府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在全国推行茶叶统购和统销，集中到香港输出，这使得香港的茶叶出口量剧増。
但是，好景不长。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我国的香港及东南亚各地相继沦陷，这些地区的茶叶消费跌入低谷，中国茶叶经香港输出也陷入瘫痪状态。而因为梧州到香港的茶叶航运线路一度中断，六堡茶在香港的出口基本断绝。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香港的外贸、航运产业发展重现曙光，梧港航线得到恢复，六堡茶在香港的出口随之复苏。“在1949年以前，梧州经常都有私营货轮前往香港，这些轮船都停泊在旧时的大南码头一带。每逢有船从梧州开航，一些‘九八佬’就会举着牌在沙街上代为招揽运输生意，直至下午轮船起航为止。”对于梧港航线的恢复，桂江船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桂生最为欣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葡萄牙处于中立国地位，因此当时中国的茶叶出口转由澳门港承担。《澳门港的历史变迁与发展前景》一文指出，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澳门仍然承担着中转港的角色。同时，战争还使得澳门的人口流入量大增、贸易兴旺，六堡茶在澳门地区的消费也得到提升。出口大幅下滑的梧州六堡茶，借助在澳门的中转输出及当地的消费，得以保有一线生机。
通港“茶船”成“稀客”
1950年后，“茶船古道”向境外延伸的线路重新活跃。
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港澳地区的人口出现了数次跃式增长，当地的餐饮业不断扩展，茶楼酒楼一派兴旺景象，使得六堡茶在当地供不应求。永生祥茶行有限公司曾在香港地区独家代理经销“六堡茶”，公司董事经理司徒法至今还记得，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公司每年都要进口超过100吨精制六堡茶，这些六堡茶往往是刚在西环的码头卸货，就被等候已久的“二盘商”（分销商）瓜分一空。
香港传统茶庄多分布于西环、上环一带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东南亚锡矿开发逐步恢复，当地华工数量再次暴增，六堡茶经香港出口东南亚的辉煌篇章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再次书写。资料显示，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从梧州外贸口岸出口进入香港市场，以及透过香港再发往海外的六堡茶，每年都超过1000吨。
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期，可以说是六堡茶通过船运向港澳输出的黄金时期。回眸这段岁月，梧州到港澳的航运情况也数度发生变化。对此，陈桂生及澳门南光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赖展京作了精辟的分析：
其一，经营的主体在变。20世纪50年代中期，梧州的航运业务逐渐公私合营，国营的梧州航运公司成为主角。20世纪90年代初，梧州航运公司专门成立了梧港船务有限公司，之后，桂江船务有限公司成立了顺景航务公司，两者在梧州至香港的航运竞争中并驾齐驱。
其二，运输的船只在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梧港、梧澳航线上多是拖曳驳船的拖轮，以及客货混装的花尾渡。到了1966年，新型货轮在梧港航线崭露头角。20世纪80年代中期，来往于梧港之间的货船全部变身为货轮。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使用集装箱装货的方式在梧港航线中盛行。
其三，运输的航线在变。20世纪50年代中期，受西方国家对中国大陆禁运政策的影响，澳门港的发展陷入低潮，梧州至澳门的货物运输只能由香港中转。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梧澳直航航线才恢复。
不过，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六堡茶向港澳地区的水路输出，渐渐归于沉静。这个时期，香港的航运产业悄然下滑，六堡茶在港澳当地的消费市场也逐渐萎缩，“茶船古道”在港澳地区的延伸线迅速弱化。
进入2000年后，梧州每年发往港澳的六堡茶产品仍有几百吨，但时移世易，随着公路交通的不断完善与发展，梧州到香港的航运逐渐式微，往来于两地之间的“茶船”成为“稀客”，梧港船务有限公司更是彻底退出了舞台。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梧州至澳门航运业衰微，梧澳直航航线再度中断，包括六堡茶在内的所有货物全部转由香港或珠海中转，直至今日。
“解放前六堡茶一般在大南码头装船外运去香港”
讲述人：陈桂生（60岁，桂江船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居香港）
1976年，我到梧州航运局参加工作。我听航运界的老前辈介绍，解放前（1949年以前），梧州所产六堡茶一般在梧州大南码头装船外运去香港，也有很多私营小船经由广东的贺江外运六堡茶。
当时，在梧州为船舶揽货的人叫做“九八佬”。每逢有船从梧州开航要承揽货源时，他们就会举着招牌摇着铃铛走在沙街上，大声叫着准备出发的船期和船号，通知当时云集沙街有运货需求的商家。茶商如要外运茶叶到香港，就会将茶叶装运上对应船只。从梧州到香港的船只都停泊在旧时福汉酒楼和新西旅舍对开的大南码头一带。
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梧州六堡茶依然是通过私营船只运抵香港。当时，在香港代理这些私营船只船务公司的老板名叫“梁炳基”（音）。
在我记忆中，20世纪70年代以前，梧州市没有一个专门的港澳码头，包括茶叶、日杂货在内的出囗商品，多数通过盘艇上货装船，经海关验放，再用“桂海”“桂驳”输出香港。到了20世纪80年代，港澳航线上的货船更新换代为机动散货轮，名称改为了“桂运”。进入20世纪90年代，港澳航线的运输船只以集装箱货轮为主。
“以前六堡茶出口香港用船运输”
讲述人：吕苏虾（70岁，中茶梧州分公司退休职工，现居梧州）
以前，梧州六堡茶出口香港一直都依靠船运。我们会先用盘艇将茶叶从梧州茶厂或工农仓（即李家庄码头）运到下关码头，再换装到航运局的大船。每次出货，盘艇都会运去100包（总重量约5吨）茶叶，每月出货总量都是三五十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梧州外贸公司每年出口香港的广西“陈茶”“六堡茶”和“青毛茶”大约有1000吨。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广西“陈茶”出口达到最高峰，每年出口量为1500吨。
“直航线重启后梧澳商贸往来更密切”
讲述人：赖展京（61岁，澳门南光物流货运公司董事长，现居澳门）
澳门是一个近海港，以前港口里面有很多木质码头，停靠那些码头的船舶大多往来于香港和澳门之间。内地很多物资都是先运到香港中转再运来澳门，而且澳门当时没有直航船去东南亚，通过澳门出口到东南亚的物资都要经过香港中转出口。
在这些码头里面，南光码头是最大的。整个澳门地区只有南光公司才有出口权，即便澳门的其他企业要做内地物资的出口生意，也要由南光公司代理。20世纪50年代以后，从广西运来的物资包括六堡茶，多数通过水路运到香港，再从香港中转到南光码头卸货。
到了1974年，南光码头扩建成现代化码头，升级了装卸设备，能够同时容纳两只500吨级的货船停靠卸货，一年总吞吐能力达到三四十万吨。
澳门南光旧码头的木桩至今仍立在海边
20世纪80年代，我们和梧州航运局对接，拿下了梧州船舶到澳门的船务代理权，重新开通梧州到澳门的直航线，使得梧州的物资能够直接运到澳门，两地商贸往来因此更为密切，当时每周都会有一两班船往来于梧州和澳门之间。那时候从梧州运来的主要是生活用品，除了粮油食品，还有由南洋公司负责代理的各类土特产，如茶叶、酒类、中草药等，尤其是中草药材所占比例非常大。
“港澳船队用的是大吨位船舶”
讲述人：伍慎隆（84岁，桂江船务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现居香港）
记者在采访伍慎隆（左）
1954年左右，国内航运业开始实行公私合营，广西的私营船只被划进航运局。当时梧州的私营轮船有“天生”“大生”“明生”“民生”等名号。公私合营以后，航运局的船队分为“第一船队”“第二船队”“第三船队”等三个船队，主要走两广内河航线。后来成立的“第四船队”，即“文革”之后更名的“港澳船队”，专走港澳航线。
那个时候，走内河的船队使用的船只吨位较小，而港澳船队使用的都是大吨位的船，而且基本是平底深舱木驳船，每只载重在300吨以内，通常是十几只木驳船串在一起，用一只拖头（拖轮）拖着走。当时港澳船队的拖头有十几只，平底的深舱木驳船也有30只左右。船队里还有一些“花尾渡”和“电船”，吨位都比较大。“花尾渡”是客船，不过船上会有一个很小的货舱用来随船装货。到了20世纪60年代，航运局开始使用钢制驳船。
当时，航运局的船都有各自的编号。最初，拖头叫做“西江301”和“西江501”，后来改叫“桂航222”和“桂航333”。到了20世纪70年代，广西把拖轮的编号统一为“桂运”，拖头就叫“桂运501”和“桂运301”。1958年的时候，我接触的拖头编号还是用“西江”为主。公私合营以后，合营船舶凡是达到100匹马力的拖轮，就以“0”字头作为编号开头。若叫“西江”的就是上航船（梧州上游航线），下航（梧州下游航线）到香港的就叫做“桂拖”。其中有一艘“桂拖201”就是走香港航线的。另外，梧州航运局还在香港买了两只马力大的轮船，叫做“西江501”，后来改叫“桂拖501”。20世纪60年代初期，许多拖头的名称还沿用“西江”，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才使用“桂拖”的名称。那个时候还有“桂驳”船——被拖头带动的深舱木驳船，这些走香港航线的“桂驳”船编号最多的时候排到“5052”，即一共有52只。
“以前运到香港的六堡茶在明生码头卸货”
讲述人：张荣（64岁，原梧港船务有限公司董事长，现居梧州）
1957年，整个广西只有一个航运局，就是中国交通部珠江航运管理局梧州分局。1972年以后，柳州、南宁从梧州分局分出去。即便如此，梧州航运局的总运力仍占广西总运力的六成多。
20世纪70年代，梧州的航运业发达，梧州航运局有专门走港澳线的“港澳船队”，整个广西的货品都经由梧州出口。“港澳船队”前身叫做“第四船队”，在“文革”前就已成立。当时，“第一船队”是客船队，“第二船队”是拖轮船队，“第三船队”是驳船船队。港澳船队的船只不会走内河线路，因为其吨位过大，不适合内河行驶。
1949年以后，广西运货到香港的船舶全部挂靠在广东珠江船务公司，由珠江船务公司代理船务业务，包括船舶的报关、联系泊位等等。为此，广西方面还派专人进驻珠江船务公司协助处理业务。
20世纪70年代，梧州航运局从梧州运货到香港的船不是固定的，既有木驳船，又有铁驳船、拖头，还有货轮，载货量都在200吨至500吨左右。只要船期合适，这些船都可以运货到香港，当时航运局可安排走香港线的船有过百只。
每次货船出发前，梧州航运局会以433传真形式，向珠江船务公司告知发货物品和香港接货人信息及货船到达香港的时间。航运局派驻珠江船务公司的专员接到相关资料后，会着手与香港的相关部门对接，开展船务代理工作。当时，香港供外来船只停泊卸货的码头很多，但码头货栈货仓对货主来提货的时间是有限制的，一旦超时，船主就需要缴交一定的仓租（即码头仓库租金），所以船主们都希望能够在最短时间里明晰泊位的具体信息，以便能够准确停泊。船务公司也要根据香港货主的实际情况，合理安排船只的卸货点。
相应工作完成后，珠江船务公司会将信息反馈给梧州航运局和货船的船长，使其清楚知道该把货船停泊到香港哪个码头卸货。在珠江船务公司代理的时期，梧州的六堡茶运到香港，基本都在西环的明生码头卸货，然后交由香港德信行负责统一调配销售。
茶船古道寻迹境外行：凤飞香江恋旧巢，重踏故土茶为缘
茶船古道寻迹境外行：凤飞香江恋旧巢，重踏故土茶为缘
在历史的大潮里，无数茶人在“茶船古道”上留下了足迹。我们沿着这些足迹探行，追寻众多在历史迷雾中渐行渐远的背影，总能找到一些耐人寻味的故事。
绵延不断的梧州茶事中，一段“供港陈茶”的记录可算是“插曲”。它由香港商人罗炳寰写就——20世纪80年代末，罗炳寰先生沿着西江进入梧州投资设厂，然后从越南进口毛茶原料，结合梧州六堡茶的生产工艺和香港制茶技术，加工制作茶叶再返销香港市场。
对于这段往事，梧州的茶人极少主动提及，但在梧州六堡茶类茶叶的外销历史中，这段往事又不可回避……
顾客在香港莲香楼饮茶。苏爱清摄
应邀回乡来投资
据1995年编修的《番禺年鉴》记载，罗炳寰祖籍番禺南村镇，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常委、香港胜利行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香港番禺工商联谊会名誉会长。
事实上，早在几十年前，罗炳寰就与梧州的工商业结缘了。2017年6月23日，我们寻访到一直与罗炳寰交好的原香港德信行茶叶经果部员工林圣光，据其介绍，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罗炳寰已经接管父辈的生意，在梧州经营一家淀粉厂。
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国家实施公私合营政策，罗炳寰移交了淀粉厂的经营管理权，于1957年由德信行担保离开梧州到香港定居。此后，他创办了胜利行出口有限公司，从事柴炭生意，然后主营板材，成为当地的知名商人。
星移斗转，潮落潮起。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内地改革开放力度不断加大，港澳地区的商人纷纷进入内地投资。据《广西通志·政协志》记载，1983年4月24日，罗炳寰被增补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委员，随后广西方面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够回乡考察和投资。
1982年，梧州被国务院批准为乙类开放城市，成为外商关注的热土。在梧州投资，有良好前景，又能回馈家乡与亲友，可是，百业待兴之时该投资什么领域，这成了罗炳寰思考的重点。
今年64岁的张荣，是罗炳寰在梧投资建厂过程的见证人。当年，罗炳寰对他坦陈在梧州投资的心路历程。张荣接受记者采访时忆述，当时，香港处于经济发展的高速时期，餐饮服务业兴旺发达，茶楼酒楼的消费市场极其广阔，梧州六堡茶在香港供不应求，很多香港茶商因此从国内外购进茶叶毛料，利用地下室、车库、地窖等场地发酵制作“港仓六堡茶”。喜爱喝茶的罗炳寰由此看到制茶产业的前景，想起梧州有很多闲置的防空洞可用作茶叶发酵陈化的场地，于是产生了回梧州投资制茶的念头。
看准商机后，罗炳寰说干就干。由于一直以来与梧州方面保持联系，他很快找到时任梧州市航运公司总经理的张子寿商议合作事宜，并到梧州考察投资环境。考察结果令罗炳寰非常满意，他就作出了投资决定，与梧州市航运公司合作成立了梧州云山食品有限公司，选择航运公司位于平民冲的防空洞发酵茶叶，并就近建设厂房和仓库。
2010年的云山食品厂李勇供图
张荣时任梧州市航运公司副总经理，1990年前后，他在梧州航运公司分管多种经营业务，因此，十分关注云山食品有限公司设立的茶叶加工厂——云山食品厂的建设情况。事隔多年，张荣仍清楚记得当年云山食品厂建设的点点滴滴。“厂房与仓库是三层高的建筑物，顶层用于存放准备出口的成品茶，第二层是包装车间，底层是茶叶发酵车间，经过发酵的茶叶就放在旁边的防空洞里陈化和存储。”张荣接受采访时如是说。
在加快生产场地建设的同时，罗炳寰还带着技术人员前往梧州茶厂参观学习六堡茶制作工艺，再结合香港的制茶技术，形成了一套自有的茶叶制作工艺。
出于降低成本、保障原料供应等因素的综合考虑，罗炳寰利用自己的渠道，从越南进口茶叶毛料，以“来料加工”的形式运到梧州，在云山食品厂加工制作。这些毛茶经过加工制作后，再由梧州市航运公司负责运到香港，交由“胜利行”销售。张荣至今仍然记得，从1991年开始，云山食品厂每年在梧州加工出口的茶叶都有三四百吨。
后来，张荣任梧港船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因为本职工作繁忙而无暇顾及云山食品厂的管理工作，公司便委派李镇机负责云山食品厂的管理，李勇也参与管理工作。2017年6月14日接受采访时，李勇告诉我们，云山食品厂生产的供港茶叶有两种，一种是“原旧茶”，一种是“陈茶”。“原旧茶”就是将茶叶毛料直接装包放置于防空洞内陈化，而“陈茶”则是没有经过蒸压的“发水茶”（采用冷水发酵技术制作的茶叶）。
2010年，云山食品厂的工人在装卸茶叶。资料图片
逆流而上促出口
罗炳寰是一个商人，在商言商，如今回看过去，他当时选择在梧州投资建厂制茶的考量里，自然会有逐利成分。但是，我们不应苛责历史，更不能回避史实。无论出于何种考量，罗炳寰当年的投资决定，在梧州六堡茶产业发展的进程中有着特殊的意蕴。
罗炳寰在梧州正式建厂制茶时，中国茶产业发展的大环境正在经历巨大变化。1984年6月，国务院批转《商业部关于茶叶购销政策和改革流通体制意见的报告》，明确规定“边销茶继续实行派购，内销茶和出口茶彻底放开，实行议购议销，按经济区划组织多渠道流通和开放式市场，把经营搞活，扩大茶叶销售，促进茶叶生产继续发展”。这个文件颁布后，茶叶由二类物资降为三类物资，除边销茶外，全面实行议购议销的政策。
20世纪70年代末，自治区的农业专家在六堡公社茶场里考察茶种情况。侯兆海供图
失去了计划经济时期的购销订单和生产补贴，茶叶的收购价格难以保证，销售价格更与市场脱轨。与此同时，随着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进，面对茶叶收购价格低下的现实，梧州市很多茶农将茶树砍掉，改种八角、肉桂等经济作物。由于缺少生产原料，六堡公社（今为六堡镇）原有的八个六堡茶初制厂相继关闭。到了1986年年底，就连位于六堡公社内的苍梧县六堡茶厂也被迫停产，梧州茶厂、横县茶厂、桂林茶厂、灵山茶厂等主要的六堡茶生产企业此时也身陷困局，挣扎于生存的边缘。
源头先衰，整个产业难免凋零，当时负责组织六堡茶出口的梧州茶叶进出口公司很快就难以为继。时任该公司总经理的熊燕萍接受采访时坦言，由于茶叶原料供应紧张，到了1985年，梧州六堡茶的年出口量从原来的过千吨迅速跌到了700吨左右，并呈逐年下滑趋势。为此，梧州茶叶进出口公司于1988年专门组建精制六堡茶生产车间，并通过各种途径从外地组织购进毛茶确保生产原料供应，至1990年以后才逐渐挽回颓势。
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坚持六堡茶类茶叶生产的企业所剩无几，梧州六堡茶产业陷入了低潮。此时，罗炳寰逆流而上，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梧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高级工程师吴平说：“在特定历史时期，罗炳寰在梧州设厂制作‘供港陈茶’，对于梧州茶叶的出口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对于维系梧州茶叶的生产也是一种力量补充。”
20世纪80年代初期六堡茶茶区的采农在采茶。侯兆海供图
斯人已去厂犹在
1991年过后，罗炳寰依靠云山食品厂和“胜利行”串联起梧州“供港陈茶”的产销两端，大量“陈茶”源源不断地输出到香港，供应香港各大茶楼酒楼和茶庄茶行。
记者在香港的传统茶庄中寻觅六堡茶的身影。苏爱清摄
据香港桂江船务公司副总经理陈桂生介绍，1993年该公司在梧州成立顺景港澳船务公司，购置船只从事梧港之间的货运业务，在公司的运输业务中就有茶叶。“每个月少则二三十吨多则四五十吨，有时甚至达到六七十吨，其中约三分之一是‘胜利行’来料加工后运回香港的‘陈茶’。此后几年里，这个出口量一直得到保持，最高峰的时候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最多的一年，顺景港澳船务公司运输出口的‘胜利行’的茶叶超过了400吨。”
然而，人生无常。2002年前后，罗炳寰去世，他的女儿罗降玲接手了“胜利行”的“陈茶”经销生意。之后，梧州市航运公司与“胜利行”的合作逐渐收缩，最终友好分手，但罗降玲掌管下的云山食品厂仍然续写着制茶供港的历史。
就在此时，梧州六堡茶产业度过了低潮，进入发展回升轨道。此后十多年里，云山食品厂制作供港“陈茶”的出口量随之并行前进。李勇提供的统计数字显示，从1991年至今20多年间，云山食品厂制作出口的“陈茶”总量累计达到6500吨。
香港的传统茶行多分布于西环、上环一带 苏爱清摄
近年来，“陈茶”的销售价格增长缓慢，而生产成本却飞速上涨，云山食品厂制作的“供港陈茶”利润越来越薄，出口量也越来越低。如今，云山食品厂已经开始谋求转型，向更高层次的茶叶制作区间发展。
世事变幻，斯人已去。对于罗炳寰在“茶船古道”的历史轨迹上留下的背影，与之交集者各有说法，后来观望者也众说纷纭。但无论如何，这一段发生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制茶故事，至今说来仍让人感慨万千。
20世纪90年代的广西海外联谊会合照，左四为罗炳寰。（资料图片）
“我们厂生产‘原旧茶’和‘陈茶’”
讲述人：李勇（40岁，云山食品厂负责人，现居梧州）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罗炳寰先生从香港来梧州考察市场，他发现梧州的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而且在平民冲附近的山顶有梧州市航运公司闲置的防空洞，条件十分适宜制作供港“陈茶”。于是，他着手创办梧州云山食品有限公司，建设供港“陈茶”加工厂（即梧州云山食品厂），并从1991年开始正式制作供港的“陈茶”。
罗炳寰先生是一个爱茶之人，从选料到制作，整个过程他都亲自把关，存放3年以上的“陈茶”才可以出仓销售，而且都要先寄样板到香港，让他审评后才能发货。罗炳寰先生当时虽远在香港，但时常来电话嘱咐我们要严格按标准抓好“陈茶”的生产制作。
罗炳寰先生还聘请梧州茶厂的师傅到厂里现场指导“陈茶”的加工制作，要求我们做好制茶工序的详细记录，学习梧州茶企的冷水发酵工艺，并结合港人制作“陈茶”的经验，创新一套符合供港“陈茶”的发酵技术。1991年，罗炳寰先生还把一些毛茶原料发给梧州茶企，与其合作加工制作“陈茶”，把窖藏陈化和木板干仓的工艺都运用到了供港“陈茶”的制作上。
我是2000年到云山食品厂工作的，当年我们只制作两种茶：一种是“原旧茶”，一种是“陈茶”。“原旧茶”就是将茶叶毛料直接装包后放置于防空洞陈化；“陈茶”就是“发水茶”，这种茶没有经过蒸压。一直以来，我们都以制作“陈茶”为主，产量很大。我记得，从1991年至今，我们厂累计出口供港“陈茶”6500吨左右。
我们的“陈茶”生产出来后，由梧州市航运公司的港澳船队运输到香港西环的码头，再由香港的茶叶经纪逐级分销到各酒楼或其他茶行。这个链条很清晰，生产商负责生产，经纪负责销售。因为香港的茶楼酒楼对于黑茶的叫法没有细分，香港人到茶楼喝茶都习惯叫“普洱”或“寿眉”，所以在香港茶叶基本归于这两大类。在香港一些茶行，我们可以看到用非常传统的牛皮纸包裹的黑茶放在货架上销售，都统一叫做“普洱”。我们生产出来的“陈茶”到了香港，很多会被当成普洱茶销售和供应茶楼。
2002年，罗炳寰先生去世后，他的女儿罗小姐接手经营供港的“陈茶”生意。随着老一辈的港人老去，香港上茶楼饮茶的消费者日渐减少，再加上近年来茶叶原料不断上涨，内地人工成本增加，我们生产的供港“陈茶”的销量亦大大减少。在这种情况下，罗小姐还一直坚持经营“陈茶”生意。
“‘云山公司’出口茶叶的牌子叫‘双棱’”
讲述人：张荣（64岁，原梧港船务有限公司董事长，现居梧州）
罗炳寰是香港商人。1949年以前，他曾是梧州淀粉厂的老板，后来到了香港定居，做柴炭生意成了大商家。罗炳寰是一个念旧的人，改革开放以后，看到广西邀请境外客商前来投资，加上考虑到自己有些亲戚朋友还在梧州生活，于是决定在梧州投资做生意。
当时六堡茶在境外市场比较畅销，一些香港茶叶加工商就在香港加工制作六堡茶抢占市场。那时，受到人工和租金成本等因素制约，很多香港茶叶加工商都选择在九龙一带的工业区地下室制作“陈茶”，许多香港人只知道“陈茶”而不知道六堡茶，六堡茶在香港市场都叫“陈茶”。罗炳寰知道梧州有很多闲置的防空洞，认为在防空洞加工陈化的茶叶会优于在地下室加工的茶叶，所以想在梧州设厂制茶。
因为梧州市航运公司当时与香港的业务往来比较密切，所以，在20年代80年代中期，罗炳寰找到了张子寿（时任梧州市航运公司总经理）洽谈在梧州设厂制茶的计划，希望张子寿帮助联系，以便回梧州考察防空洞的环境。张子寿很快选择了一批防空洞，然后邀请罗炳寰到梧州考察。罗炳寰考察以后，觉得投资环境很理想，于是与梧州市航运公司负责人商议利用航运公司位于平民冲山上的防空洞加工出口六堡茶。
为做好茶叶的加工，梧州市航运公司和罗炳寰合作建立了“梧州云山食品有限公司”，罗炳寰占六成股份，梧州市航运公司占四成股份。加工制作好的茶叶，我们计划出口运到香港，交由罗炳寰创办的“胜利行”（即香港胜利行出口有限公司）负责销售。
合作没多久，张子寿外调到香港工作，随后，陈仲来接任梧州市航运公司总经理。有一次，我到香港出差，工作之余，罗炳寰约我喝茶，商谈合作制茶事宜。我们谈得很投机，为此，罗炳寰拜托我多过问云山食品公司的茶叶加工事项。
由于罗炳寰一直有喝茶的习惯，而且他和梧州茶厂历任负责人都有交情，加之梧州六堡茶在境外比较有名气，因此罗炳寰决定将茶叶加工制作方向定位在六堡茶类茶叶。之后，他多次带技师到梧州茶厂参观学习，我每次都全程陪同，所以得以了解梧州茶厂生产六堡茶的工艺。之前，我从未接触过茶叶制作，在看了整个制茶流程，并品尝各种六堡茶之后，我对各种六堡茶产品的优劣之处有了一定了解，这对我协助罗炳寰建厂制茶起了很大作用。
起初，云山食品公司的厂址在梧州市航运公司位于平民冲山上的防空洞（现在梧州市第八中学附近），并新建约3000平方米的三层高厂房及仓库，顶层用于存放准备出口的成品六堡茶，第二层是包装车间，底层是茶叶发酵车间，经过发酵的茶叶就放在旁边的防空洞里陈化和存储。
云山茶厂旧厂房的防空洞入口李勇供图
在我印象中，罗炳寰做事很认真，如果发现员工懈怠，他会严厉批评；如果知道员工工作踏实认真，他又舍得花重金奖励。罗炳寰对六堡茶的制作同样要求很严格。比如在发酵阶段，我们把茶叶用麻包袋装好后堆在发酵池里，大约3天就要翻堆一次，要保持发酵温度为50多摄氏度。当时为了确保发酵温度准确，我们要把一支温度计插在发酵的茶叶堆里测温。待六堡茶发酵完成，我们又要打开麻包袋将茶叶另外装入新的袋子，再将打包好的茶叶搬入防空洞陈化。最后，我们还要每个星期进行一次“翻包”，即把放在最底层的茶包搬出来放到顶层。在制茶的整个过程中，我们要花费很多功夫，使用很多劳力。这些劳力都是我们在梧州郊区聘请的农民，每个农民每次制茶时都可以获得1000多元的报酬。当时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这个工资水平在梧州是比较高的，因此许多农民都安心地在云山食品公司里制茶。有的农民干脆住在厂里，方便管理仓库。
生产车间创办之初，我看到有工人在加工茶叶时赤脚踩在茶叶堆上淋水发酵茶叶。由于四处走动，他们的脚上会沾上很多杂物，尤其是雨天，他们从室外还会带来泥水。我认为这很不卫生，于是要求工人们翻堆茶叶时必须穿上干净的水鞋，并在发酵池上方架设桥板，这样，工人们就可以站在桥板上给茶叶堆淋水，从而避免直接踩踏茶包，确保茶叶加工的卫生洁净。对此，罗炳寰大加赞赏。后来，因为梧州市开展地质灾害整治，“云山公司”搬迁到了钱鉴，生产规模变小，但在生产管理上一直保持严格要求。
由于内地原料供应量难保证，加上罗炳寰是香港商人，受当时的政策限制，如果他在内地购买原料加工茶叶，不能享受退税优惠，因此，经过考虑，罗炳寰最后选择从越南进口茶叶原料。越南的贺江和我国云南西双版纳相邻，那里出产的茶叶很有名，产量很大，而且价格便宜。于是，“云山公司”的茶叶原料就从贺江附近购买，然后打包经深圳口岸用船沿着西江运来梧州，以香港产品“来料加工”的形式交由“云山公司”加工。这些从越南收购回来的毛茶属于粗枝大叶的大叶种茶叶，又被叫做“大叶青”。当时，罗炳寰每年从越南进口四五百吨毛茶，其中有一部分是帮梧州本地茶企买的，因为当时梧州的六堡茶毛料紧缺，其余的毛料就用于“云山公司”加工茶叶。另外，当时梧州茶厂的生产订单不足，茶厂的领导和罗炳寰相熟，于是，“云山公司”也与梧州茶厂合作加工了部分茶叶。那时候，因为国家对于来料加工管理很严格，运进来多少毛料，就要生产加工出口多少成品茶，多一斤或少一斤都不行，查出来都会被惩处，所以我们加工制作六堡茶时都很仔细，不敢掉以轻心。
云山茶厂内的成品仓库李勇供图
我记得从1991年开始，罗炳寰每年在梧州加工制作后出口香港的茶叶都是三四百吨。“云山公司”在早期制作茶叶的时候，遇到了不少问题。比如，按照海关当时的规定，要求来料加工的货品只能在中国内地停留半年，但半年时间对于六堡茶类茶叶的制作而言实在太短了，发酵陈化时间明显不足。于是，我们改进了防空洞的环境，使其能够加速茶叶后期发酵陈化速度。
以前，我在帮助管理云山食品公司时，每一批茶叶的制作都会做好相应记录，包括采购时间、重量、发酵时间等都要标写清楚。一般而言，制好的茶叶放入干仓三个月后，就可以出口香港。同时，我也会将记录的情况及时与在香港生活的罗炳寰沟通。“云山公司”投产以后，罗炳寰每年只回梧州几次，但通过及时的沟通交流，他对于“云山公司”的经营情况了如指掌，这也方便他谋划公司在香港茶叶市场的布局。
另外，由于双方是合作伙伴，“云山公司”加工的六堡茶当时全部通过梧州市航运公司的船舶外运到香港，到达香港后，再由“胜利行”接收。然后，“胜利行”会将茶叶交由茶叶经纪推销到香港各大茶楼酒楼。罗炳寰会按照茶叶销售的重量提成相应佣金，奖励给参与推销的经纪人，由此，他在香港的茶叶生意越做越大。考虑到市场竞争和商标名称等因素，“云山公司”制作的茶叶在香港销售时，以茶的工艺性质命名为“原旧茶”（传统堆闷发酵茶）和“陈茶”（冷水发酵茶）。六堡茶有一道工序是要经过锅炉蒸压，而“云山公司”加工的茶叶是没有经过这道工序的，这些茶叶在香港销售时使用的牌子叫做“双棱”。
一直以来，“云山公司”在梧州加工的茶叶出口量每年都保持在几百吨。后来，我因为本职工作太忙了，难以兼顾“云山公司”的管理，就向罗炳寰推荐了其他的年轻人。在这之后，李勇又负责起云山食品公司的日常管理。
十多年前，罗炳寰去世，我们和他的合作逐渐收缩，他的茶叶生意由其女儿罗降玲负责。从那以后到现在，“云山公司”在梧州加工好的茶叶仍然用集装箱货船在李家庄码头装船沿西江运去香港，交由“胜利行”经销。不过，罗炳寰去世后，“云山公司”的茶叶出口量慢慢下降。我听说，由于各种原因，如今罗降玲也准备淡出茶叶经销领域了。
“梧州茶厂曾与“云山公司’合作加工茶叶”
讲述人：郭维深（81岁，原梧州茶厂厂长，现居梧州）
我认识罗炳寰，他原来是梧州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去了香港，后来在香港把生意做大，成了大商家。改革开放以后，他成为广西的政协委员。20世纪80年代后期，广西大力招商引资，于是邀请他回广西投资。
罗炳寰回到梧州考察，当时梧州有很多闲置的防空洞，他对此很感兴趣，想利用这些防空洞做发酵茶。最后，他找到梧州市航运公司，与他们合作成立了“云山公司”，加工制作茶叶。
图为20世纪80年代初梧州茶厂拍摄的六堡茶宣传照片。侯兆海供图
我记得，罗炳寰开办的“云山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制茶。当时由市里安排，他还到梧州茶厂参观学习了好几次。后来，我也到他的厂里看过，他的工厂的制茶工艺和我们厂使用的工艺差不多。不过，罗炳寰那家茶厂使用的毛茶原料都是从越南进口的，是大叶茶。虽然我不知道“云山公司”当时进口毛茶的具体数量，但估计一定不在少数。那时候是六堡茶产业的低潮时期，梧州茶厂的订单量不足，厂里也曾经和“云山公司”合作加工茶叶。
不过，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再听到罗炳寰的消息了。
“我们加工出口到香港的茶叫‘陈茶’”
讲述人：陈桂生（60岁，香港桂江船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罗炳寰先生是香港“胜利行”的老板，早期曾经营梧州到香港的柴炭和木材生意，改革开放后，他曾是广西的政协委员。
20世纪80年代，罗炳寰先生回到梧州，与以前的朋友合作加工制作六堡茶。在梧州加工好的茶叶，委托梧州市航运公司（由梧州市航运局演变而来）运到香港，由“胜利行”进行销售，这些茶叶在香港销路不错。1990年，“胜利行”发起成立桂航联合有限公司，为的是扩大茶叶加工经营业务，桂江船务公司和梧州市航运公司是经营船运业务的，自然也成了合作伙伴。
之前梧州市有很多闲置的防空洞，我们就把这些防空洞利用起来制作陈化茶叶。当时，我们聘请的制茶师傅是梧州茶企退休的制作六堡茶的师傅，因此，我们使用的是类似六堡茶的加工方法，做出来的茶也近似六堡茶，但是，因为我们使用的毛茶是“胜利行”从越南购进经由香港转运到梧州的，茶叶的加工生产也以来料加工的方式开展，这些都有别于梧州的六堡茶。为避免对梧州传统的六堡茶出口造成影响，当时，我们加工后再出口的茶叶叫做“陈茶”。这种茶叶到了香港市场，主要通过经纪供应酒楼。
1993年以前，梧州市航运公司在香港的船舶业务都由桂江船务公司代理，所以，“胜利行”运到香港的茶叶全部由桂江船务公司负责办理，包括原料茶和成品茶在香港的一切转运事务。1993年以后，梧州市航运公司在香港成立了梧港船务公司，在梧州加工制作的茶叶有部分转由梧港公司代办到香港事务。这一年，桂江船务公司也在梧州成立了“顺景港澳船务公司”，经营梧州到香港的航线。所以，这一时期顺景港澳船务公司和梧航公司的船都参与了“胜利行”在梧州加工的茶叶的运输。后来，顺景港澳船务公司开了定期航班，每个月都有各地的茶叶从梧州口岸运到香港，少则二三十吨，多则四五十吨，有时甚至达到六七十吨，其中三分之一左右是“胜利行”来料加工后返运回香港的“陈茶”。此后几年里，“陈茶”每年的加工出口量都在两百和三百吨之间，最高峰的时候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最多的一年，顺景公司运输出口的“胜利行”茶叶运输量超过400吨。进入新千年以后，以来料加工形式进行这种“陈茶”加工的数量慢慢减少。
刚开始合作制茶的时候，由于梧州自身的毛料茶不足，我们曾在云南收购茶叶毛料，但是随着普洱茶的产量上去以后，云南的毛料也不能满足当地的生产需求了，我们只好去越南河江购买茶叶毛料。但是，没过多久，河江方面的毛料也开始供不应求。幸亏罗炳寰先生有相对稳定的进货渠道，这让我们后来的“陈茶”加工很长一段时间得以使用越南进口的毛料。
香港的消费者大多将黑茶叫做“普洱”，再加上我们制作“陈茶”的毛料很多是越南的大叶种茶叶，茶叶的品种及种植环境和普洱茶的毛料相似，尽管我们所用制茶工艺和六堡茶制作工艺相似，但这些“陈茶”返销香港的时候还是被大众当作“普洱”。
从十多年前开始，受经济环境和消费市场变化等各种因素影响，传统的茶叶在香港的消费量渐渐减少，当然也包括六堡茶和“陈茶”。由于运输方式的改变，慢慢地也没有六堡茶由梧州到香港的船运业务了。
“利安茶庄曾长期从‘胜利行’买茶”
讲述人:林圣光（63岁，原为香港德信行茶叶经果部员工，现为香港利安茶庄有限公司董事，现居香港）
罗炳寰是广西的政协委员，他与德信行（香港德信行有限公司）的关系非同一般。此前，罗炳寰在梧州经营淀粉厂，1949年以后，中国内地实施公私合营，当时中国内地的淀粉出口都由德信行代理，罗炳寰和德信行的老领导们都很熟悉。
我听德信行的人说，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罗炳寰因为出身问题，个人境况不太好，他的淀粉厂也面临破产。1957年，经德信行担保，罗炳寰从梧州来到香港。罗炳寰到香港后经营柴炭生意，生意越做越大，他依旧不断寄钱回梧州，妥善处理原来遗留的梧州淀粉厂职工的工资问题，所以，我认为他是一个讲诚信的人。
“文革”开始后，罗炳寰和德信行的关系慢慢疏远了。因为罗炳寰经营“胜利行”，在“天生行”又是大股东，当时“胜利行”和“天生行”都从台湾大量进口“三合板”到香港销售，和德信行在业务上存在冲突。而且，德信行是中国政府在香港的派出机构，当时大陆和台湾的关系比较紧张，因此罗炳寰和我们的来往就少了。
林圣光(右)在忆述当年与罗炳寰的交往故事。苏爱清摄
我1971年到德信行工作，与罗炳寰的私交不错。1993年，我离开德信行到了利安茶庄（香港利安茶庄有限公司）当董事经理。当时，罗炳寰在梧州办厂制作“越南茶”运来香港销售，利安茶庄也从他的“胜利行”大量购进这种茶叶。有一次，利安茶庄因资金周转问题，超过约定日期一天还付不了货款。罗炳寰从茶叶经纪口中得知我在利安茶庄任职后，就叮嘱员工不用再追讨这笔货款。虽然如此，利安茶庄资金周转过来后，还是立即归还了这笔货款。
在这之后，利安茶庄一直从“胜利行”购买罗炳寰投资生产的茶叶。不过，随着罗炳寰的年纪越来越大，我们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前些年，我偶然听朋友说起罗炳寰去世了，觉得很可惜。
不过，我听说罗炳寰的女儿接管了“胜利行”，继续经营罗炳寰在梧州投资的“云山食品公司”，他的儿子则接管经营了他的“三合板”生意。“利安”因为不再经销六堡茶类茶叶，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不在“胜利行”买茶了，也不知道如今的“胜利行”是否还卖茶。(采写：西江都市报记者苏爱清杨麦龙天传）
茶船古道寻迹境外行：槟榔屿上槟榔香 茶船道里茶韵长
茶船古道寻迹境外行：槟榔屿上槟榔香 茶船道里茶韵长
11月14日，马来西亚西海岸阳光灿烂，槟榔屿上椰树摇弋，椰树掩映下的乔治港区里，一艘游轮即将起航。在悠长嘹亮的汽笛声中，悠闲的游客们拉着行李箱慢慢走上舷桥。
自乔治港向北，越过长达13.5公里的槟威大桥，到达威省北海港区，又是另一番景象。那里桅杆林立，货船如鲫，码头上的吊装机械来回运作，货场上堆满了各种集装箱。
一道海峡，分隔新旧两个港区，却连接着六堡茶“茶船古道”在槟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槟城乔治港已成为旅游港口。
槟榔屿上华人多
槟城，又称“槟州”，位于马来西亚西海岸北部，一道槟城海峡将它分作槟岛和威省两个部分。槟岛上多槟榔树，又被叫做“槟榔屿”，这个地理名称早在明代永乐年间成书的《郑和航海图》中已有记载。15世纪中期，中国舟师使用的海道针经《顺风相送》中，明确记录着从马来半岛的昆仑岛到槟榔屿之间的航行线路指南，可见当时中国的商船已经成为槟城的常客，槟榔屿上早已有华人居住和活动的痕迹。
槟城的大开发是在18世纪以后。据《远东开发史》介绍，178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接收了槟城的管辖权，将槟岛重新命名为威尔斯王子岛，并将岛上的乔治市发展成为免税港口，鼓励华人及其他移民进入，人口总量迅速超过万人，其中60%以上是华人。
远眺槟城乔治港
1826年以后，英国殖民政府将马六甲及新加坡的管辖权转移到槟城，成立了海峡殖民地，令槟城的经济高速发展起来，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华人大量涌入，人口再次激增。据《槟榔屿华人史话》记录，当时槟城的5万多人口中，华人占比达到七成，其中很大一部分华人来自广东。
大量大型木质帆船和远洋汽轮从广东沿海各个港口运来了吃苦耐劳的“广府人”，也随船带来了“广府人”所喜爱的六堡茶。这使得“茶船古道”面向境外的延伸线，在经过新加坡后，又向槟城延伸了将近900公里。
这一带曾是当年准备南下的锡矿工人生活的地方。
此时，西方世界进入大工业化时代，对于各种工业原料的需求激增，位于槟城以南的霹雳州被探明存在大量锡矿。于是，西方各国的矿务公司紧急前往中国东南沿海招募矿工。来自广东的华工乘船到达槟城后，蜂拥南下霹雳州的太平、怡保等矿区。随后，一条铁路从槟城连接上太平，并延伸到怡保和吉隆坡。从19世纪中期起，槟城成为马来半岛上锡米和橡胶的贸易市场及中转站，不停地吸纳着华工和六堡茶，输出着锡米和橡胶。
运茶线路再活跃
20世纪初期，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影响到了槟城的华人社会。当时的清王朝风雨飘摇，槟城成为中国同盟会和革命党在东南亚的根据地，大批来自广东各地的革命人士奔走于槟榔屿，从事革命活动，当地很多茶楼更成了他们鼓吹革命和开会谋事的场所，对六堡茶在槟城的消费起到了一定的拉动作用。65岁的槟城拿督李永光回忆，他的爷爷在20世纪初期从广东顺德来到槟城开办酒楼，随后改行创办恒记有限公司，经销各类进口杂货，当中就有六堡茶。
六堡茶在槟城及通过槟城南下霹雳州矿区的消费市场，吸引着一艘艘运输六堡茶的茶船从中国驶向槟城，直至太平洋战争烽烟的阻隔，方暂告一段落。
槟城旧码头昔日的场景苏爱清翻拍
战争过后，通往槟城的运茶线路再度活跃。尤其是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世界经济复苏，马来西亚的锡矿开发再次进入高峰期，华工高度集结到霹雳州的锡矿区里。槟城作为一个自由贸易港，霹雳州出产的大部分锡米都集中到了这里交易和出口，而矿工们所需的六堡茶，也由货船运到槟城卸装，然后经铁路南下输送到太平甚至怡保。当时，“恒记”已经成为槟城最大的六堡茶进口经销商，这家“头盘商”进口经销的六堡茶不仅来自中国内地，同时也有香港茶商制作的“港产六堡茶”。
此时中国内地与槟城茶商之间的业务联系仍然依靠书信往来，而且由于中国内地的茶叶购销政策发生变化，槟城的茶商需要通过香港的华润公司作为中介平台进行交易，因此直到20世纪60年代使用电报以后，两地之间的贸易往来费时日久。当时，“恒记”从梧州订购一批茶叶，从接洽到发货再到收货，用时往往长达半年。
槟城旧街景苏爱清翻拍
这些从梧州出口的六堡茶，全部集中到香港装船起运，经过南海抵达新加坡中转，然后穿越马六甲海峡运抵槟城，在乔治港卸货。乔治港是个旧港，港口码头泊位水深不足，运茶而来的散货船必须停泊在码头对开洋面的外港深水泊位，再由港口区的“货代公司”安排拖轮拉拽木驳船驶出外港深水泊位，靠上货轮卸货后再运回码头。“我曾在半夜跟着拖头去卸货，小船在海上遇到风浪左摇右摆，把我吓坏了，幸亏最后没出事。”当年接货的惊险一幕，让李永光记忆犹新。
本地销售成主线
不过，六堡茶在槟城高度集结的繁盛状况，持续近百年后还是逐渐改变了。
早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霹雳州北部的太平锡矿区采罄，很多矿工离开了太平，南下到怡保、吉隆坡等地的锡矿区谋生。同时巴生港崛起，进入吉隆坡等地的六堡茶逐渐转由在巴生港装卸，通过槟城辐射霹雳州的运茶线路逐渐萎缩。从此，槟城作为六堡茶中转点的历史被改写，运到槟城的六堡茶转为以本地消费为主。
在槟城的老街，有一家名叫“广德酒业杂货有限公司”的“老字号”杂货铺，铺子里陈列着各式日杂货品。11月13日下午，当我们走进这家杂货铺时，赫然发现玻璃货柜里堆放着两行用牛皮纸分装成小包六堡茶，每包六堡茶都用尼龙绳捆扎，一包包整齐叠好。货柜里的六堡茶按重量分为300克和600克两种规格。“我们公司创立已近百年，一直以来都有六堡茶出售。”店里的老伙计说。据其介绍，这些六堡茶都是向当地茶叶进口商购入的。
紧挨着“广德酒业杂货有限公司”，是一家在槟城同样颇有名气的“老字号”——“桃园茶楼鸡饭店”，这家茶楼规模并不大，却已有几十年历史。据槟州茶艺文化协会理事庄嘉铭介绍，这家茶楼一直使用六堡茶作为常备茶叶。
桃园茶楼鸡饭店是槟城的餐饮“老字号“，店里供应六堡茶。在其旁边，广德酒业杂货有限公司也经销六堡茶。
由于有着百多年的消费习惯，以及有不少“广府人”消费群体，因此，以前六堡茶在槟城是一种使用广泛的“家常茶”。62岁的王春发是当地晋美茶行的老掌柜，他早年的记忆中，槟城有很多家庭把六堡茶作为日常用茶。李永光也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恒记”每月进口两三吨六堡茶，主要批发给本地茶楼酒楼。
不过，虽然六堡茶在槟城使用广泛，却由于“广府人”在当地华人群体中仍未占大多数，而且受限于消费能力等因素，当地的广式茶楼酒楼规模一般不大，数量也不多。这使得除了作为居民的家庭日常用茶以外，六堡茶更多消耗在遍布槟城大街小巷的点心铺和茶餐室之中。
由于市场消费能力的影响，槟城本地难以容纳过多的六堡茶进口“头盘商”。李永光说，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恒记”基本上垄断了槟城的六堡茶进口生意。“恒记”进口六堡茶后，直接批发给当地的茶楼酒楼、茶庄和杂货铺，其他小型茶餐厅和点心铺再从茶庄和杂货铺里购买。当时，槟城当地定期向“恒记”购买六堡茶的茶楼酒楼有十多家，还有茶庄、药材铺、日杂铺、海味铺四五十家。
槟城有不少华人会馆
1985年，作为当地最大的“头盘商”，“恒记”改变了主营方向，转以进口销售中国工艺品为主，该公司进口销售六堡茶的数量快速减少。但是，当地的消费市场依然存在，于是，六堡茶的销售便由“一骑绝尘”变为“群雄逐鹿”。其他进口商逐渐分割原来属于“恒记”的“蛋糕”，“陈春兰”“梁瑞生”“慎昌行”等设点在怡保的香港六堡茶制作商也北上把销售端伸进槟城。
20世纪90年代以后，晋美茶行异军突起，通过向槟城本地和吉隆坡的进口商购入六堡茶后再行销售，逐渐在本地打开了市场。1999年，雄心勃勃的王春发只身前来梧州，与梧州茶叶进出口公司取得联系，成为梧州六堡茶在槟城的进口“头盘商”，当年就完成了一个标准集装箱的销量。此后十多年间，梧州六堡茶通过晋美茶行销往槟城各处。
陈年六堡受追捧
世事不断变化。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槟城的乔治港由于航道条件所限，逐渐从一个货运港变成旅游港，而隔海相望的威省北海港区迅速崛起，取代了货运港地位。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从中国运茶而来的货船不再由香港中转，而是从广州直航，或者经过新加坡和巴生港中转后，到达威省北海港区。而且，随着远洋货轮运力的增大，运茶前往威省北海港区的货船班次也在减少，现在每年两三趟船期所运来的六堡茶，已经满足了槟城的供应量。
槟城旧街景苏爱清翻拍
但在世事变幻之中，总有些坚持不会改变。如今，槟城依然保留着不少传统茶楼和茶餐厅，这些餐饮店铺里依然大量使用六堡茶。而新式茶餐厅里提供的“雪茶”（加冰的茶水），也有不少是六堡茶。同时，当地很多华人家庭也形成了把六堡茶作为一种“家常用茶”的生活习惯。
正是这些消费习惯，支撑着“恒记”“广德”等杂货铺的六堡茶销售，也支撑着晋美茶行的六堡茶进口量。王春发的小儿子王家杰说，自1999年以来，晋美茶行从梧州进口的六堡茶数量一直保持平稳增长，近年来每年的六堡茶进口量达到两个标准集装箱。
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渐渐衍生出一些变数。由于历史的沉淀，槟城遗留下了不少陈年六堡茶，也培养了洪福德、吴重美、孔振武、曾炳源、王西平等一批六堡茶收藏家，这些藏家搜集了大量陈年六堡茶。20世纪90年代末期过后，随着六堡茶身价上涨，陈年六堡茶的市场价值飞升。看到了巨大的投资利润空间后，部分六堡茶藏家一边继续搜集陈年六堡茶，一边将自己的藏品投放到市场中，结果在当地逐渐形成了有别于日常用茶贸易的另外一个市场——高端的陈年六堡茶贸易。在这个市场圈子里，陈年六堡茶的价格每公斤动辄以千元万元计算，但消费者对陈年六堡茶仍然趋之若鹜。
槟城港口昔日的运输景象苏爱清翻拍
在槟城的金石轩茶庄，茶庄的经营者梁淑芬向我们展示了店里收藏的一款“民兴”号陈年六堡茶，这种六堡茶在2008年的售价达到每公斤5000元。即便如此，如今梁淑芬手中的陈年六堡茶已经所剩无几。
铅华落尽，还看今朝。无论是新品，还是陈藏，六堡茶已经在槟城落地生根；无论是旧日，还是今天，“茶船古道”依然把梧州和槟城连接在一起。【采写：西江都市报记者苏爱清杨麦龙天传，摄影：西江都市报记者苏爱清】
茶船古道寻迹境外行：乡情缕缕割不断 茶香袅袅入梦来
茶船古道寻迹境外行：乡情缕缕割不断茶香袅袅入梦来
南海九月，已近仲秋，但印尼爪哇岛上的气温依然很高，午后走在雅加达的印尼华人文化公园里，身穿一件单衫仍大汗淋漓。
可与这气温比肩的，是60岁的印尼客家博物馆执事经理周树兴高涨的热情。周树兴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华人，见到我们，他兴奋不已，特地推开其他工作，带着我们参观各个展厅，并进行详细讲解……
矿工爱喝“南邦茶”
印尼客家博物馆伫立于印尼华人文化公园一角，是一幢客家土楼造型的三层建筑。此馆虽名为“客家”，但华人在印尼地区的历史活动足迹，以及华工“下南洋”到达印尼后的社会发展历程，在馆内都有清晰展示。
在中国，自古以来，每当时局更替，不堪动乱的民众都会纷纷移居海外，其中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迁徙和避难的首选之地。据《印度尼西亚华侨史》记载，17世纪以前，印尼所属的西婆罗洲已经有大量华人居住。到了18世纪末期，移居西婆罗洲坤甸地区的华人更是建立起了“兰芳共和国”。如今，这个共和国的历史文件就陈列在印尼客家博物馆三楼的展厅里。
进入19世纪以后，爪哇岛上的巴达维亚逐渐发展成为印尼的中心港口，而爪哇岛、坤甸及棉兰地区的种植业和金矿开采业，以及邦加岛和勿里洞岛上的锡矿开采业，同时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尤其是锡矿业的开发，急需大量矿工，荷兰殖民者就将目光瞄准了中国。据《侨务知识手册》手册记载，到1917年，邦加、勿里洞两地华工达到3.5万人，占全部矿工人数的90%以上。
邦加勿里洞的华人矿工。（印尼客家博物馆收藏）苏爱清翻拍
身在他邦，乡情难断，华工在印尼逐渐按照籍贯集群而居。学者唐慧在《印度尼西亚历届政府华侨华人政策的形成与演化》一书中称，来自两广的华工一般在西加里曼丹、棉兰、南苏门答腊和西爪哇的种植园工作，邦加、勿里洞的煤矿和锡矿上则有很多来自广东北部的客家人。
来自两广地区的华工，将饮用中国茶的习惯带到了印尼各地。出于原有的生活习惯，更为了化解矿区和种植园暑湿环境所带来的疾病困扰，他们所饮用的茶叶中，有大量六堡茶。据编写于1981年的《茶叶初制与毛茶初评》记载，在新中国成立以前，除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以外，六堡茶在“南洋其他地区”也享有很高声誉。
今年66岁的华人黄荣汉来自邦加岛，他的爷爷在清朝末期自广东梅县（现梅州市梅县区）乘船到雅加达后，再转船到邦加岛上开杂货铺谋生。当时岛上的华人，尤其是矿工都饮用一种“南邦茶”。这种茶或是由“下南洋”的华工随船带来，或是从中国直接用船运来，在当地大大小小的各式店铺甚至华人家庭里都有出售，他爷爷的杂货铺也销售这种茶。直至今日，“南邦茶”依然是邦加岛上居民的日常饮料。2017年9月5日，当黄荣汉品饮梧州六堡茶后，他惊奇地发现，“南邦茶”的汤色和味道与梧州六堡茶极为相近。
在时局变幻的荡涤之下，当年印尼矿区和种植园里的华工饮用的茶水如今已难以准确辨认，但在印尼客家博物馆里，陈列着的当年印尼华工随身携带的锡罐和铜罐茶壶，仍不禁让人对华工饮用茶与六堡茶的关系浮想联翩。之前，有资料介绍，当年在马来西亚的矿区和种植园里，来自两广地区的华工一直用这种茶罐装盛六堡茶。
印尼客家茶具。杨麦摄
印尼客家铜壶。杨麦摄
“古道”延伸到“椰城”
如今，位于爪哇岛西北海岸的雅加达已成为东南亚第一大城市，人口接近900万。这座被印尼华人华侨称为“椰城”的城市，从15世纪起就是南洋地区的重要商港，19世纪中期兴起的“下南洋”风潮里，进入印尼的华工第一个目的地就是这里。受到华工“下南洋”线路的带动，“茶船古道”面向印尼的延伸线也连接上了雅加达。据1951年出版的《中国茶讯》记载，在1950年以前，六堡茶区出产的茶叶“多销南洋大埠”，雅加达就是当时南洋地区的一个重要“大埠”。
20世纪50年代的雅加达班芝兰唐人街。（印尼客家博物馆收藏）杨麦翻拍
雅加达的“唐人街”曾经有过几家广式茶楼，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这些茶楼生意兴隆，不少华人在此喝茶聊天谈生意。今年61岁的印尼百家姓协会副主席张在进，至今还清楚记得，他的父亲曾到这些茶楼喝茶。
茶叶从中国输入印尼，需在海上经历多番波折。
74岁的张忠生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在印尼从事“洋货”（从西方进口的货物）的进出口物流业务。在他的记忆里，当时，从中国广州或香港出发的货船，要先经过南海到达新加坡中转或补给，然后再前往爪哇、棉兰、坤甸、邦加、勿里洞等地。印尼独立以后，从新加坡而来的货船就要全部先穿过爪哇海，到达雅加达后报关分流卸货，然后分别发往棉兰、坤甸、邦加、勿里洞等地。自香港到新加坡再到雅加达这段海上线路，全程将近4500公里。
张忠生的女婿李奇利是印尼ADF物流公司负责人，他爷爷自20世纪40年代起就在印尼从事“唐山货”（中国的日杂土产）进口物流业务，茶叶进口也是该公司的业务范围之一。李奇利记得他爷爷提起过，当时往来于香港与雅加达之间的船只都是吨位较小的散货船，一艘装载茶叶的散货船从香港出发到达雅加达港口，往往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条航线上的船舶才逐渐换成了集装箱货船。到了最近几年，远洋集装箱货轮的吨位越来越大，从广州出发的货船不再需要停靠新加坡中转，而直接到达雅加达，整个船期往往一周之内就能完成。
“加糖红茶”最盛行
位于雅加达市中心的“棉兰之光”餐厅，被当地华人称为“非常正宗的中餐馆”。然而，2017年9月5日，当我们慕名而去试图找寻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印记时，却无奈地发现，餐馆的菜品已经非常本地化，裹浆煎炸、浓油重酱，就连蒸鱼也伴杂着大量咖喱，炒青菜则覆盖着厚厚一层辣椒。
日常三餐尚且如此，传统的饮茶文化自然更难传承。如今，无论是漫步在雅加达特区的街头，还是深入到西爪哇省茂物市山间的小镇，人们都不难发现，印尼华人饮用的大多是大量加糖加冰的英式红茶，中国茶的踪迹很难寻觅。虽然当地华人餐馆和酒楼里也供应乌龙茶，但这些“乌龙茶”基本都产自当地。印尼63茶叶公司负责人陆友亮于1991年从台湾来到印尼开垦茶园种植茶叶，如今已在茂物市建起了一个约3平方公里的茶园，以及现代化的茶叶加工厂，公司每年出产的茶叶中，很大一部分制成红茶、花茶或乌龙茶供应印尼本国，这种乌龙茶被称为“爪哇乌龙”。
印尼63茶园的茶山。龙天传摄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在世界经济复苏利好的刺激下，印尼的邦加、勿里洞锡矿再度进入大开发时期，矿上的华工再次高度集中。但是，不久，局势就悄然发生了变化，华人社会的经济、生活也随之受到影响，以致他们对于包括六堡茶在内的中国茶叶的消费习惯也发生了改变。
1958年，印尼政府开始实施严格的国籍法，并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如限制华侨经营进出口贸易等各种传统行业。学者廖小健在《大马、印尼华人与当地民族的关系比较》一文中提到，1959年禁止外侨在农村经营零售业的第十号法令颁布实施时，印尼全国被强行逼迁和接管的华侨零售店达8万多家。
此后，印尼的时局变化波谲云诡，直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整个华人社会的文化传统从结构上被瓦解，当地华人的生活习惯也迅速本地化和西化，“茶船古道”面向印尼的延伸线路因此被阻隔，六堡茶从中国大陆输出印尼的篇章也划上了句号。“我的父亲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接手物流公司业务后，从中国输出到印尼的茶叶数量锐减，只剩下少部分茶叶从香港运往印尼的棉兰、泗水等地。”李奇利如是说。
而黄荣汉对于茶文化传承被切断有着更深的感触。2017年9月5日，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20世纪60年代以后，邦加岛上再也没有了中国的茶叶，但岛上的华人习惯了饮用“南邦茶”，一时之间找不到合适的替代品，当地人甚至将粽子叶、棕榈叶切碎后，沤成“南邦茶”来饮用。直到后来，当地居民使用印尼本地出产的茶叶进行加工制作，才解决了“南邦茶”的供应问题。
“六堡”仍有销印尼
世事虽变幻不定，但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中，仍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线潜行在时局之下，把六堡茶与印尼联系起来。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香港地区的六堡茶供应不足，很多香港的制茶商从印尼进口青毛茶回香港，用于制作六堡茶。这些青毛茶的数量如今已难以确证，但从多个受访者的忆述来判断，应该为数不少。曾在香港德信行工作的林圣光回忆说，当年“长洲福华”（香港的一个茶行）等茶行经常从印尼大量订购青毛茶，为了维护内地六堡茶出口企业的权益，德信行没少与这些茶行展开商战。
虽然在当地难以购买到六堡茶，但是印尼一些喜爱六堡茶的华人仍通过海外渠道购进六堡茶，新加坡的广珍茶庄、安发行茶业有限公司都曾多次接待过来自印尼的客户。“20世纪90年代，印尼那边时有客商过来我们店里买货，这些客商都是开中餐馆的。”安发行茶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黄国盛说。
2010年以后，随着印尼与中国在地区事务上的合作渐趋紧密，两国之间在经贸、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也日益频繁，印尼的华人社会出现了中华文化回归的迹象。雅加达慈济中心在位于雅加达市区的总部开辟了茶室，专门推广传播中国茶道。慈济中心的叶玉萍说：“我们中心花了5年多时间进行茶道推广，目前当地很多华人家庭的孩子已喜欢上了中国茶。”
印尼雅加达的一个大型超市，货架的不显眼处摆放着普洱茶。
与此同时，印尼的茶商也加大了推广和销售中国茶的力度。印尼伟力天然茶业公司销售主任林莹辉研究中国茶文化已有十多年，他所在的企业每月经销的普洱茶有两三百公斤。他认为，随着印尼华人对黑茶的接受程度加大，六堡茶在当地应该有市场。与之相比，茶商陈福森迈出的步子则更大，去年他把一些梧州的六堡茶带回到雅加达，送给身边的朋友品饮，努力推广六堡茶。
“印尼的华人穷几十年的时间，汇集各方力量建起印尼华人文化公园尤其是客家博物馆，就是为了传承中华文化，让海外的华人牢记自己的根源。”与我们握手言别时，周树兴说，“你们来印尼挖掘和采访六堡茶文化，这有助于茶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很有意义。”
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六堡茶与其他中国茶一起，必将在印尼华人社会的文化传承中发出更夺目的光芒。
“邦加人曾用粽叶沤制‘南邦茶’”
讲述人：黄荣汉（66岁，印尼华人，现居雅加达）
记者（左）采访印尼华人黄荣汉（右）。
我出生在邦加岛上，17岁后从邦加搬来雅加达。
我的老家在广东梅县（现梅州市梅县区）。清朝末年，生活很艰难，我的阿公（指爷爷）听说南洋这里生活好，有饭吃，有钱赚，于是从梅县去到广州，然后坐船过来雅加达。当时他坐的木帆船在海上走了很久才到岸，真可谓九死一生，但是他到了雅加达才发现这里的环境并不如意。后来，他听说邦加岛上有锡矿，很多华人在那里当矿工，都是来自梅县的客家老乡。经过一番考虑，他乘船到了邦加岛。我的阿公因为身体比较弱，当不了矿工，就在岛上的矿区开了一家杂货铺，专卖各种中国的土产日杂货物。
当时，邦加岛上有很多开采锡矿的工人，多半是来自广东、福建、湖北等地的客家人，其中来自广东梅州和潮州的客家人最多。我阿公的杂货铺的货源，都是由这些从中国运送矿工及开矿物资的船运来的。每次我阿公都提前列好清单，见到船来就交给船长，下次船再来的时候，这些货物会随船运来，其中有很多是茶叶，专门卖给岛上的华人。
对于六堡茶，我以前没听说过。但从我阿公那时候起，邦加和勿里洞这两个岛上就有一种“南邦茶”（音译）。听说这种茶是以前由下南洋的华工随身带过来的，慢慢地，邦加和勿里洞的华人就全喝这种茶了。这种“南邦茶”冲泡后的外观和口感有点像普洱茶，但味道没有普洱茶那么苦涩，口感和汤色和六堡茶非常相似。当时，邦加岛上的工人把“南邦茶”当作中药使用，认为它可以消暑化湿。另外，当时锡矿上的工人一日三餐都要吃很多肥猪肉，以便维持体力，他们饭后习惯喝“南邦茶”消滞。当时，邦加岛上喝“南邦茶”的人很多，工人喝，矿老板也喝，所以“南邦茶”的销量很大，各个杂货铺都有卖。我阿公的铺子里也有这种茶，都是从中国运来的，当地甚至还有一些华人让亲戚朋友从中国寄茶过来，然后在家里卖。
后来，这种“南邦茶”成了邦加岛上的日常饮料。到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我爸爸接手经营阿公的杂货铺，依然卖这种茶。只是到了后来，印尼华商不能从中国入货了，导致这种茶供不应求，但邦加岛上的人已经离不开它了，有的人就用其他茶叶代替加工成“南邦茶”。再后来，茶叶越来越少，有人甚至把粽子叶、棕榈叶切碎沤成“南邦茶”。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印尼本地出产的茶叶多了，邦加岛上的华侨就用本地的茶叶制成“南邦茶”在岛上销售。于是，这种本地制作的“南邦茶”越来越普及，直到现在，邦加岛上很多家庭仍然每天喝“南邦茶”。
邦加岛上的华人饮用“南邦茶”也很有特色，这可能是以前饮用“矿工茶”留下来的风气，岛上的人冲泡“南邦茶”都是用一个大陶罐或者大木桶，把茶叶丢进去，再冲满开水焖焗。茶放凉了，我们想喝的时候，就用大的玻璃杯或者搪瓷杯将茶舀出来直接喝，有的还在里面加上冰块。现在，当地很多人一日三餐后仍习惯喝一杯“南邦茶”。如果有客人登门拜访，主人也要用大的玻璃杯或搪瓷杯把茶缸或茶桶里的“南邦茶”装出来，一杯杯分给客人喝，以示尊重。
“六堡茶在印尼还是有机会推广的”
讲述人：陈福森（38岁，印尼雅加达福生茶庄负责人，现居雅加达）
记者采访印尼茶商林莹辉（右一）和陈福森（左一）。
我在雅加达开了一些“茶吧”，经营茶叶生意，经营的品种多数是西式红茶，中国茶比较少。印尼文化断层现象严重，中国茶文化在印尼也没有得到传承，如今在印尼，华人一般很少喝中国茶，他们更加不懂得如何泡茶。在我们家中，我是第三代印尼华人，我爷爷和爸爸日常都喝咖啡。
以前，我一直没有接触六堡茶，直到去年我在马来西亚参加一个茶展，接触了六堡茶，才对它有大致了解。我觉得这种茶比较有内涵，于是就买了一些回来，分给朋友和客户试饮。不过，很多朋友品饮以后，接受不了六堡茶，觉得这种茶泡出来有一股陈旧的“泥土味”。我想，他们习惯了喝西式红茶和咖啡，对于六堡茶的口感不是很喜欢，这也很正常。另外，客户不喜欢喝六堡茶，或许和我买到的六堡茶品质有关，可能我买回来的六堡茶陈化年份不长，口感还不是太好。
我觉得六堡茶在印尼还是有机会推广的，不过这需要时间慢慢尝试。
“印尼毛茶曾销去中国香港”
讲述人：陆友亮（68岁，为印尼63茶叶公司负责人，现居印尼西爪哇省茂物市）
陆友亮（右一）向记者介绍自己建的现代化加工厂。龙天传摄
我的爷爷是中国广东新会人，他在清末民初“下南洋”，最终在印尼这里娶妻生子，把家安在了印尼。
以前印尼当地也大量产茶，爪哇岛和苏门答腊的棉兰都有很多茶山，这些茶山全部属于印尼政府的茶叶公司所有，出产的茶叶里面有很多用于出口。印尼茶叶生产高峰期，全国的国营茶场每天能生产几千吨毛茶，高等级的毛茶会加工成红茶然后出口西方国家，中低档次的毛茶就加工成本地人饮的茶，也有一些毛茶销往周边国家和中国香港。
我的太太是中国台湾人，1990年左右，她从台湾把小叶种的高山茶引进到了印尼，我和她一起在西爪哇开垦茶园种茶，这是印尼第一个私营茶园。不过，以前印尼本地人很少喝中国茶，我们生产出来的茶叶都是做成红茶或绿茶出口，很少供应本地。
现在，我们公司在西爪哇省茂物市开垦了300多甲（约3平方公里）的茶山，建起一个现代化的加工厂。我们厂各种茶类都生产，主要做红茶、绿茶、乌龙茶、寿眉和茶粉，主要出口中国台湾和日本。经过大力推广，现在我们公司在印尼各地已经有200多家门店（包括加盟门店），有一些本地人慢慢接受了我们按照中国茶工艺制作的茶叶，我们在门店销售的主要是自己种植加工的“爪哇乌龙”，这种茶也在印尼的超市出售。
我们家有喝茶的习惯，我爷爷喝普洱，我爸爸喝红茶，到了我这一代就喝乌龙茶。总体而言，在印尼喝中国茶的人比较少。我曾打算开一家茶楼，最终打消了念头，因为印尼华人对茶文化的传承不足，而且他们的饮食习惯早已西化和本地化，我开茶楼也找不到适配的点心。
“黑茶在印尼极少人喝”
讲述人：陈社栋（69岁，印尼中华总商会副主席，现居雅加达）
我的父辈也是当年被卖到南洋的“猪仔”，据说他们当时“下南洋”历经艰辛，坐船至少要一个月时间，而且往往要等到风向合适时船才起航。幸好，经过几代人的打拼，我们家在印尼不仅扎下了根，生意也越做越大。
现在印尼的华人已经很少喝中国茶了，尤其是在雅加达，很多人都喝各种饮料和咖啡，即便是喝茶，也是喝加了很多糖很多冰的红茶，有时候一杯茶里面有半杯是冰块和白糖。华人餐馆里面供应的茶水虽然很多是乌龙茶，但那也是印尼本地出产的乌龙茶，和真正的中国茶不同。至于六堡茶和普洱茶之类的黑茶，在印尼更是极少人喝。
此前，广西侨办的工作人员曾经把六堡茶带过来印尼，在印尼中华总商会请我们品饮，他们也向我们介绍过六堡茶的悠久历史，不过，我觉得印尼这边已经喝惯了加糖红茶的华人，可能不太会接受这种味道。后来，我不时应邀到中国出席活动，有几次也在活动中喝过六堡茶，给我感觉这种茶还是像中药一样。可能六堡茶的药用保健功效很好，但要现在印尼的华人接受它，不仅需要时间，还需要加大推广力度。
“以前货船从中国到印尼需在新加坡中转”
讲述人：李奇利（43岁，印尼ADF物流公司董事长，现居雅加达）
记者（左一）采访印尼商人张忠生（右一）和李奇利（右二）。
我的老家在广东汕头附近。从我爷爷那一代开始，也就是20世纪40年代初期，我们家在印尼经营“唐山货”（来自中国的土杂百货）进口生意。我们经营的“唐山货”里就有来自中国的茶叶。因为我爷爷和老家的亲戚一直有联系，所以可以直接从老家进口茶叶运过来，当时我们主要做乌龙茶。
到了20世纪70年代，我的父母接手了爷爷的生意，还是主要做食品进出口生意。我们公司熟悉进出口审批流程，同时也代理了一些其他公司的进口业务，运输业务范围不断扩大，覆盖了工业品和食品两大类。
到了我父母这一代，他们和老家的联系依然密切，仍然能够通过老家的亲戚朋友进口茶叶。当时，我们公司每个月从中国进口的茶叶有二三十吨，主要是各种“乌龙茶”。我接手公司以后，ADF物流公司的业务范围仍有进口中国茶叶的业务，而且进口量一直没有减少。
从我爷爷那一代开始，我们家从老家采购的茶叶基本上先由中国内地拉到香港，然后在香港装船起运，经过新加坡中转以后，再运到雅加达的港口进行分装配送，由发往棉兰、巨港、泗水、苏门答腊等地的货船分别运往印尼各地，交给这些地区的分公司处理。
到了我父母那一代，中国到印尼的货物更是必须从香港出发，走的线路仍然是以前的海运线路。只是20世纪40年代，我们公司使用的还是吨位比较小的散货船，一艘装载茶叶的散货船从香港出发到达雅加达港口，往往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到了20世纪70年代，我们公司改用大型散货船装货。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公司转用集装箱货船来运输。最近十年，我们公司已经使用大型滚装货轮运输了，这种货轮的航行速度更快，持航能力更强。而且，公司也不用再到香港起运，货轮在广州就可以直接出发。
四五年前，由于时局转变，我们的货船不用再在新加坡中转，货物从广州发货起运，一周之内直接就能到达雅加达。
“从中国大陆来的货物都是用船运的”
讲述人：林福兰（58岁，在雅加达慈济中心从事茶道推广工作，现居雅加达）
记者采访雅加达慈济中心的几位茶艺师。
我是在印尼出生和长大的华人，小时候接触过中国茶。
我们在家里多数喝咖啡，有时也喝中国茶，黑茶喝得比较少。
我爸爸以前收藏过一些黑茶，有亲戚朋友来拜访的时候，他才会拿出来冲泡，和大家分享品饮。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里的中国茶叶大多数是亲戚朋友赠送的，他们到中国探亲时会带一些茶叶回来。以前，印尼没有专门卖茶的茶庄或茶行，如果要买茶叶，只能到一些杂货铺。
1950年到1990年期间，我爸爸在印尼从事船运工作，经常走印中航线。我听他说过，以前，从中国大陆来的货物都是用船运输的，运输船中途要在中国香港及新加坡中转，然后才能到达雅加达。当时，往来于中国和印尼之间的船都是大型散装货船，我爸爸出一次船往往要一个多月才能回来。【采写：本报记者苏爱清杨麦龙天传，摄影：本报记者苏爱清（除署名外）】
茶船古道寻迹境外行：陈年六堡茶的价格从2000年起飞涨
茶船古道寻迹境外行：陈年六堡茶的价格从2000年起飞涨
“以前和中国内地进行茶叶交易需通过华润公司”
讲述人：李永光（65岁，拿督、恒记有限公司老板，现居槟城）
我阿爷是广东顺德均安人。因为家里兄弟多，生活艰难，加上20世纪初期中国内地比较动荡，所以我阿爷就下南洋来到槟城谋生。起初，我阿爷帮人打工，有了一点积蓄之后，就和别人合伙开了一家酒楼，并把家安在了槟城。
后来，餐馆经营不下去，我阿爷就改行开了恒记有限公司，经营进口百货生意，主要做食品原料销售，比如酱料、干货、海味、茶叶等。当时，那些食品原料大多从香港进口。以茶叶为例，当时香港有很多茶庄，“恒记”经销的茶叶很大一部分是从香港的茶庄进口的。后来，“恒记”传到了我阿爸那一代，然后又传给了我。
从我阿爷经营“恒记”时起，店里就经销六堡茶了。因为槟城的华人居民中，很多是“广府人”，他们都喜欢喝六堡茶，而且槟城以前有很多点心铺、包店和茶楼，这些店铺都使用平价六堡茶，所以六堡茶在槟城的销量很大，“恒记”就做起了六堡茶的进口经销生意。
以前，马来西亚做六堡茶进口业务的茶行有好几家，吉隆坡有“广福源”“裕生祥”“广汇丰”，怡保有“陈春兰”“四香堂”，马六甲有“裕生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恒记”成了槟城最大的六堡茶进口经销商。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平均每个月要从香港进口两三吨六堡茶。每次交易前，香港的茶庄会告诉我们每批茶叶的数量，然后给我们寄送茶样。我们如果认为茶样可以，就会全数把那批货买下来。当时的交易模式比较粗放，不像现在通讯这么发达，可以随心所欲订购茶叶。
那时候“恒记”经销茶叶主要是做批发业务，门市零售较少。当时，槟城有10多家茶楼和酒楼，几乎都用六堡茶，因为六堡茶便宜，无论客人点的是“大叶”还是“普洱”，店家供应的都是六堡茶，这些茶的口感和外观相似，很多客人根本分不清。当时茶楼和酒楼供应的六堡茶基本是五、六级茶，二、三级茶以家庭消费为主。因为居民家庭的消费用茶没有茶楼酒楼的使用量大，所以“恒记”当时进口等级低的六堡茶比较多。在门店零售的时候，我们要提前找工人把整箩的六堡茶凿碎，而供应给酒楼茶楼的六堡茶则是整箩卖出，由茶楼酒楼自行把整块的茶叶放在蒸糕点包子的大蒸笼上蒸软，再拆散。
恒记有限公司至今仍经销六堡茶。
南洋地区的民间交易一直是用司马斤（600克）作为称重单位，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五级的六堡茶每司马斤卖2.4元（马来西亚林吉特，下同）。当时，每一级六堡茶之间的差价不大，都是几角钱。直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广西六堡茶的价格开始飙升，三、四级茶每斤要卖20元。当时，在“恒记”门店零售的各个级别的六堡茶里面，三级茶最畅销。
20世纪60年代时，“恒记”进口的六堡茶都是竹箩装的，这种大箩茶既有从广西进口的，也有从香港进口的。香港有几家茶庄都和我们有生意往来，比如“永丰行”“永吉”“义安隆”（即义安茶行）。我记得，从广西进口的六堡茶的包装竹箩都是胖胖矮矮的，这些竹箩大多用竹皮里层的竹篾编织，很容易被虫蛀，放上一两年就可能被蛀烂了。而香港来的竹箩都是长长瘦瘦的，这些竹箩是用竹皮编制，用烟熏过，比较耐存放。当时我们从广西进口的六堡茶分为五个等级，等级低的六堡茶每箩重约30公斤，可能是没有使用机械设备压箩的缘故，这些茶都很松散，有时只要打开竹箩，里面的六堡茶就会散成一堆。后来，随着压箩技术不断进步，我们从广西进口的箩装六堡茶重量也不断上升，有的每箩重约50公斤。香港的六堡茶则压得比较实，往往一箩重80司马斤（48公斤）左右。当时，香港“慎昌号”出品的“四金钱”六堡茶售价较高，其外包装的竹箩上有“四金钱”标志，那些茶叶里面有时会有“金花”，口感很好，现在的茶客自然是将这些“金花”当作宝贝了，但在当时，很多顾客都觉得有“金花”就是发霉的。后来，我们在香港进口的“四金钱”的包装改成了白色塑料袋包装，每袋1公斤。
20世纪60年代，我们经销的六堡茶以四、五级茶为主，主要批发供应给餐馆。说起来还有一件“趣事”，因为等级高的六堡茶芽头细小，压箩的时候比较实比较重，茶楼的工人备茶时要花费很多功夫弄散它，而四、五级的六堡茶比较散比较轻，随便拆开了抖散就可以用了。茶楼的工人想偷懒，就对老板说，这些等级低的六堡茶非常好用，客人们很喜欢。很多茶楼的老板都不大懂茶，听见工人这么说，就信以为真，再加上价钱便宜，所以都买四、五级的六堡茶备用。其实，四、五级茶虽然价格低廉，但不耐泡。
我十几岁就到店里工作，以前“恒记”和中国内地做六堡茶生意都要通过书信联系。那时候，我们写一封信去梧州，往往要15天左右才能到达，等到对方回信又要15天左右，因此，大家在信里都是直奔主题。即便如此，当时我们从中国内地进口六堡茶的过程仍然很漫长。当然，遇到急需协商的事情，我们会选择打电报，但是当时电报费用很贵，发一个字要1.4元。而且，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我们给中国内地打电报进行协商交易其实也很慢，当天发出的电报往往要第二天下午才能到达对方那里。
记者在采访恒记有限公司老板、拿督李永光（中）。
当时中国内地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我们每次订的六堡茶数量都不能固定，有时是一吨半吨，有时是三两吨。当时，我们不能和中国内地直接签订交易合同，而是要通过香港的五丰行和华润公司（指香港德信行）完成交易。因为这两个机构当时掌握着整个中国内地对外的粮油食品交易权。其中华润公司负责茶叶和粮油出口，五丰行则负责五谷杂粮出口。需要和中国内地做粮油食品生意的外企，都要以这两个机构作为中间平台，生意做成后，这两个机构会从每笔交易的总额中抽取两个点的佣金。例如，“恒记”要和广西做六堡茶生意，就要先把茶叶的需求量和订购的货样编号发给香港华润公司，广西方面就以华润公司的名义拟好合同，再由华润公司把合同寄给我们，我们签好合同后，把钱汇给华润公司，华润再把钱转汇给梧州，梧州的茶厂按照合同发货，并把发货单交给华润，再以华润的名义把货物和货单发给我们。整个过程十分繁琐。我还记得，在20世纪60年代，有一次，我们从梧州订购一批茶叶，从接洽到收货，大约用了半年时间。正因如此，以前我们通常都要多储存一些六堡茶，以备不时之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进口的六堡茶通过海路以散货运输形式运来槟城。这些六堡茶先在香港装货，然后运到新加坡中转，再运到巴山港停泊装卸货，最后才运到槟城。当时运货的船只都是通舱散货船，如果装载的茶叶量较少，到了巴山港还需要等上一段时间，等加上其他货品凑够一条船后，再出发运来槟城。这个等待凑货的时间往往不可预计，而且当时的通讯设备落后，船已经在海上，我们也不知道它究竟航行到了哪里，停泊在哪里，经常是对方发货后，我们等很久都不见船来。一般而言，当时从香港发货到在槟城提货，至少需要21天，如果中途出现状况，可能要等上一两个月。
威省北海港（槟城新港口）还没有建起来前，槟城只有旧码头（即乔治码头）。旧码头的吃水不足，运茶来的货船都要停在旧码头对开洋面的深水泊位，然后“货代公司”会安排一只拖头拉一批小木船靠上货轮卸货。当时大货船上的装卸工作都很粗暴，很多货物的外包装会被弄破，里面的货物因此撒漏出来，我们有时领到货物时就只剩下外包装。幸亏当时的六堡茶都是整箩的，如果是其他散茶，可能就会漏得只剩下箱子或袋子了。遇到下雨天的话，卸货就更麻烦了，货物容易被雨水打湿。而且，运货来的货船经常是半夜到达，我自己曾在半夜跟着拖头去卸货，小船在海上遇到风浪左摇右摆，几乎把我吓坏了，幸亏最后没出事。不过，对于我们这些做茶叶经销生意的人来说，最怕的事还不是这些，而是茶叶在运输中窜味，出现窜味这种情况，原因是发货或者中转时，装卸的工人为求方便，随便把一些气味强烈的货物和茶叶装在同一个舱间。当时，我们有些同行卖出的茶叶有异味，其中很多都是因为运输时货物放置不当造成的。
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运输茶叶的货船换成了集装箱货船。到了后来，威省北海港建起来了，旧码头也不用了，改为了旅游观光码头。
20世纪80年代以前，六堡茶的销量占“恒记”进口经销的茶叶总销量的六成。当时，定期向我们购买六堡茶的茶庄、药材铺、日杂铺、海味铺有四五十家。
我在28岁时接掌了“恒记”。这个时候，马来西亚政府颁布了进口食品检验法令，对于进口食品原料的监管条款越来越苛刻。我认为做食品原料进口生意，风险不断加大，而利润空间越来越少。另外，当时槟城的餐饮业发展不稳定，不时出现餐馆忽然倒闭、无力清偿拖欠货款的现象。综合考虑后，1985年，我决定改行，将“恒记”的主营业务转为进口工艺品。虽然此后“恒记”进口销售的六堡茶数量逐渐减少，但直到如今仍有销售，一年销量约为10吨。
根据我的经验，香港制作的六堡茶和梧州出口的六堡茶有明显区别：在口感上，梧州六堡茶有一股独特的槟榔香韵味；在汤色上，香港六堡茶冲泡后的汤色比较深、暗沉，而梧州六堡茶则比较通透；在价格上，香港六堡茶的进货价高于梧州六堡茶，同一等级的茶，香港的价格要高20%左右。再者，香港六堡茶的竹箩里会有茶票，但中国内地出口的六堡茶则没有茶票。另外，香港六堡茶经过再加工，口感往往更熟一些，而梧州六堡茶比较生。我曾经进口一批梧州六堡茶，因为太生，放了几年还卖不出去。遇到这种情况，我通常会找一个仓库，把门窗封起来，然后把六堡茶用麻包袋一包包装好，放进仓库叠起来，再向麻包袋上洒水，估计量差不多了，再把那些麻包翻过来，这样就能够加速发酵，使它更快变熟。
此外，我觉得，六堡茶和好的普洱熟茶都是浸泡后隔夜不馊的，但是普洱生茶浸泡后隔夜会变馊。
“运茶船一般都停泊在北海港”
讲述人：王春发（62岁，晋美茶行老掌柜，现居槟城）
我是在槟城土生土长的华人。我小时候槟城就有很多人喝六堡茶，六堡茶在当地是一种日常生活用茶。正因如此，槟城很多杂货铺、海味店、药店甚至餐厅都有六堡茶卖，不过当时市面上卖的六堡茶品种不多，主要是“中茶”“宝兰”“四金钱”等几种，茶叶的等级也只有三两个。本地居民自用会买一级茶，茶楼、餐馆、茶档（小食铺）多用三级、五级的茶叶。
我此前没有接触过茶叶，自己在家里主要喝咖啡。直到1988年，我开始创业，做茶叶批发生意，才逐渐深入了解茶叶。当时，我经销的茶叶品种很多，其中就有六堡茶。那时候，我的角色相当于“二盘商”，在槟城一个“头盘商”那里购进六堡茶后，再批发卖给槟城当地各大茶楼酒家。当时，六堡茶在槟城是一种很受欢迎的茶叶，很多人都喜欢喝，销量很大。不过说来惭愧，由于不懂营销，我创业之初的头半年里，竟然没有卖出一公斤六堡茶，同行因此还笑话我。
不过，万事开头难，我并不灰心。为了把生意做好，我不断在槟城周边开拓六堡茶销售市场。终于，我的努力有了结果。在随后几年中，我的六堡茶经销业务越做越好。我主要销售一、三、六这三个等级的六堡茶。当时，槟城卖的六堡茶每个等级之间每公斤价差是0.5元（马来西亚林吉特，下同）左右。因为六堡茶耐冲耐泡，茶楼酒楼将茶买回去后，除了直接冲泡使用外，也会拼配菊花、甘草做成“菊堡”给客人喝，六堡拼菊花这种喝法，至今在当地仍然很受欢迎。
1995年，我的进货渠道从原来槟城那家“头盘商”更换为吉隆坡另一家规模更大的“头盘商”。1998年，有一次我去进货时无意中得知，我经销六堡茶的数量已经达到“头盘商”规模，自己也可以做进口“头盘商”了。也是机缘巧合，这时候，有一个做茶叶生意的朋友提议和我去一趟梧州，向梧州中茶公司（当时的广西梧州茶叶进出口公司）订购一个货柜的六堡茶，大家各占一半数量。
1999年，春节过后，我们到了广州。没想到，我的朋友临时有事，要留在广州，于是我就一个人去了梧州。当时，我对梧州不了解，也没接触过梧州中茶公司，不过，我去梧州前联系了一位之前认识的在梧州外贸公司从事药酒出口业务的经理，对方答应提供帮助。
在那位经理的帮忙下，我见到了梧州中茶公司销售部业务经理蔡一鸣。经过洽谈，蔡一鸣答应和我合作，同意发一个货柜的六堡茶给我，但他同时提出一个条件，以后我每年至少要向梧州中茶公司进口一个货柜的六堡茶，当时一个货柜的六堡茶大约有7吨。双方谈妥后，我立即赶回广州和做茶的朋友商量，没想到对方突然变卦了，他提出不按之前各占50%的约定分销那一柜六堡茶，而是等那柜六堡茶运回槟城后再向我购买10%。我一下傻了眼，虽然当时一柜六堡茶的进货价也就七八万元，但让我一个人承担，资金压力、销售风险都很大。思前想后，我只好放弃了那一柜六堡茶，与梧州中茶公司的交易也不了了之。
王春发（左）向记者忆述其当年到梧州茶企参观学习的情况。
从中国回来以后，我在槟城遇到了一个很强的竞争对手。他通过价格战不断挤占我的茶叶销售空间，还找到了我在吉隆坡的供货商，在那个供货商处购进六堡茶，直接影响到我的茶叶生意经营。
那段日子，我的压力很大，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后来，没办法了，我找出蔡一鸣的名片，给他写信，希望梧州中茶公司能够跟我合作。过了一段时间，我终于等到了回复，没想到，回信的人竟然是熊燕萍（时任广西梧州茶叶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她说想来考察我的企业规模和当地市场，这让我喜出望外。1999年7月22日，我到槟城机场，举着牌子去接熊燕萍。在机场里，我一直等到那趟飞机的乘客差不多走完了，还没见到我想见的人，心里急坏了。幸好，这时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年轻人走了过来。一问，原来是熊燕萍和谢家仕（时任广西梧州茶叶进出口公司职员），他们从吉隆坡考察完就过来了。经过洽谈，最终梧州中茶公司同意直接供应六堡茶给我，我也从“二盘商”变成了“头盘商”。
当时，我们从梧州进口的六堡茶都是大竹箩装的，等级也很高，每箩60公斤左右，一级茶每箩甚至重达64公斤。当时我们向梧州中茶公司订购茶叶后，对方会找一家船务公司用货柜船将茶叶运来槟城，运茶船一般都停泊在北海港（槟城新港口）。货到后，我们委托的“货代公司”就会找货车公司直接把货拉到我的店里。从下订单到收货，通常需要一个半月的时间。不过，虽然当时的六堡茶销量很大，但因为价格低，每斤才卖9元，所以利润不是很大。
我由于经销六堡茶，因此获得了一个与内地茶叶供应商联系的突破口。后来，我认识了云南茶业进出口公司的负责人，开始从云南进口普洱茶。那时候，恰逢普洱茶兴起，其价格飞涨，我在茶叶生意上的获利很大一部分都来自普洱茶。
早期，我们每年从梧州中茶公司进口一个货柜的六堡茶，主要进口的都是特级和一、三、六级的六堡茶。到了2004年至2006年，由于受到普洱热销风潮的带动，我们茶庄进口梧州六堡茶的数量越来越多，每年增加到两至三个货柜，直到现在，这个进口量一直保持稳定。近年来，我们经销的六堡茶除了大箩装的外，还多了很多小包装的。
如今，槟城很多居民家庭还是喜欢喝六堡茶，一些广式茶楼酒楼及点心铺，也保留着使用六堡茶的传统。只是在市面上，以前那种售卖六堡茶的杂货铺、海味店、餐厅已经很少了，更多的是茶庄茶行在销售六堡茶。
“以微商形式销售六堡茶”
讲述人：王家杰（29岁，晋美茶行老掌柜次子，现居槟城）
大概四年前，我大学毕业回到家里开的晋美茶行帮忙。
据我了解，20世纪90年代，槟城大大小小的酒楼不下100家，但凡华人开设的餐馆都有六堡茶供应，晋美茶行百分之九十的六堡茶都供应给槟城各大茶楼、餐馆和肉骨茶档。但是，从两三年前起，受租金贵、竞争激烈等因素影响，槟城的茶楼逐步减少，我们供应给茶楼的六堡茶数量也有所下降。加上我们的销售面不断拓宽，销售对象不再只盯着茶楼，因此，目前供应给茶楼的量只占晋美茶行六堡茶总销售量的百分之五十。
槟城中心城区面积不算很大，茶楼餐馆订购六堡茶很方便，一般他们要货了，就打电话来茶行，我们会及时送货。槟城的茶楼餐馆每次要的六堡茶量不会很大，规模稍大的茶楼餐馆每星期要货也就10公斤左右，因此，我们很多时候送货都以摩托车为主。
王家杰向记者展示晋美茶行购进的六堡茶。
晋美茶行代理的六堡茶是梧州中茶公司出口的，以前进口的六堡茶都是箩装茶，几十公斤一箩，每到一批茶就有四五十箩。这些茶叶通过海运运抵槟城，“货代公司”会帮我们把茶叶送到仓库前，但我们得请搬运工人搬进仓库。此外，由于茶楼餐馆每次的要货量不多，因此，我们茶庄还得把整箩六堡茶弄散才卖给茶楼餐馆。我记得，我、哥哥和妈妈以前在茶行里都做过用螺丝刀把整箩六堡茶拆散的工作。后来，梧州中茶公司出口的六堡茶有了小包装茶，这些小包装茶客户欢迎，我们进货搬运也相对方便了，不仅如此，把整箩六堡茶拆散的事我们也少做了。如今，晋美茶行销售的六堡茶大体有几个等级：特级、一级、三级和六级。其中特级茶、一级茶、三级茶既有箩装茶，也有散茶，而六级茶只有散茶。一般来说，供应茶楼的六堡茶以三级和六级为主。近年来，我们茶行年进口六堡茶数量平均为两个货柜，其中，小包装的六堡茶已占总量的五成。
近年来，随着普洱茶品饮和收藏的风潮兴起，越来越多年轻客户开始品饮和购买六堡茶。但是，现在是网络时代，六堡茶仅靠门店销售无疑是不够的，因此我加入晋美茶行后，决定利用互联网拓宽六堡茶的销售面。我主要通过微商形式进行销售。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这种营销方式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目前我们在网上销售的六堡茶占总销售量的四成。而且，由于我们在网上销售的主要是特级茶和一级茶，价格相对较高，因此收益可占到我们总销售额的五成。通过网上的营销，我们赢得了一批外地客户，其中有些是年轻客户，这也有助于我们茶行今后的发展。目前，我们茶行正在建设网站，今后网上营销的力度会更大。
“陈年六堡茶的价格从2000年起飞涨”
讲述人：王西平（58岁，高一茶馆老板，现居槟城）
我是槟城土生土长的华人。我20岁时因肝病发作住院，治疗一段时间后不见好转。出院后，我找中药医治，但也没办法根治，其间甚至出现肚子发胀和皮肤溃烂的症状。后来，有一个朋友拿了一款陈年“宝以兴”边境茶给我喝，他说我喝点黑茶可以疏肝。我喝了这种茶后感觉很舒服，之后就一直坚持喝，没想到身体渐渐好起来。从那以后，我对黑茶里面的熟茶情有独钟。我的朋友知道我喜欢喝黑茶后，向我推介陈年六堡茶，我喝过陈年六堡茶以后，觉得其口感和功效比“宝以兴”还要好，所以我开始喝陈年六堡茶。
20世纪80年代，我开始收藏六堡茶。我收藏的第一款陈年六堡茶是“宝兰”牌，当时陈年“宝兰”六堡茶每公斤卖38元（马来西亚林吉特，下同）。我比较喜欢喝20世纪60年代的六堡茶，我收购到的20世纪60年代的六堡茶基本来自怡保，当时怡保有很多陈年六堡茶，价钱也很便宜。我收藏了各个牌子的六堡茶，有“宝兰”“四瑞”“双天”“原度”等。2000年过后，陈年六堡茶的价格飞涨，我就专注于收藏“宝兰”六堡茶。
和普洱茶相比，六堡茶的口感更顺滑，更甘甜生津。2005年，我卖掉了6片“号级”的普洱茶饼，当时每片茶饼卖了2万元，然后用这些钱向槟城一个藏家买了一箩20世纪50年代的“原度”六堡茶。那一箩“原度”六堡茶用麻包袋做外包装，整箩茶只剩下几十斤。那样的“原度”六堡茶，对方当时一共有20箩。对方将这些茶堆放在家里的楼梯底下，我到他家做客时看到了，当即提出向他购买。起初，那个藏家不愿卖，后来我千方百计和他结为好朋友，他才答应卖一箩已拆散的茶给我。10年前，我把这箩“原度”六堡茶卖了出去，当时卖出的价格是每公斤2万元。最近，有一个藏家想把一箩20世纪60年代的六堡茶卖给我，开价为100万元左右，平均下来每公斤也要2万元。
以前，槟城这里遗留下来很多老的六堡茶，我认识本地的一个藏家，他保留了十几箩陈年六堡茶，都摆在家里的房梁上。但是他去世以后，我们去他家里看，发现这些六堡茶都不见了，问他的儿子才知道这些茶被扔掉了，实在可惜。
王西平为来宾冲泡陈年六堡茶
正因为槟城乃至马来西亚留下来的陈年六堡茶比较多，一直以来我喝的六堡茶都是在马来西亚本地找的，我觉得马来西亚这里卖的六堡茶质量都很好。我曾经听其他藏家说过，1940年的时候，在马来西亚销售的“双天”六堡茶，一整箩重50多公斤，才卖30元（当时的马来亚元）。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从另外一个茶商手里买了10箩“四瑞”六堡茶，每公斤价格是20多元。如今，这些“四瑞”六堡茶我自己连喝带卖，只剩下一箩半。经过几十年淘换，我现在收藏的六堡茶大多是20世纪90年代的了。
以前，在槟城专门卖茶的茶叶店并不多，我在这里开茶叶店已经30多年了，店里同时经销其他日杂货。不过在以前，正因为茶叶店少，那些茶商和其他茶叶藏家都要上门向我推销，希望我代售他们的六堡茶，所以我的店里就销售各种牌子的新老六堡茶。
如今，来我茶店里买陈年六堡茶的顾客，都是通过朋友推荐来的，看在朋友的面子上我才会把茶卖给他们，因为真正的陈年六堡茶已经越来越少了，陈年六堡茶卖出去后，就很难再买回来了。从2011年起，随着六堡茶不断升值，已经很少有茶商和其他茶叶藏家主动上门向我卖茶。现在，我要自己主动四处寻找陈年六堡茶，而我们店里卖的很多六堡茶都是普通六堡茶了。
“陈年六堡茶我如今是‘省’着卖”
讲述人：曾炳源（65岁，六堡茶藏家，现居槟城）
我在12年前开始收藏茶叶，主要收藏普洱茶，也有六堡茶。我收藏的六堡茶中，量最大的还是20世纪90年代的“多特利”。这些陈年六堡茶都是我当时从马来西亚本地几个茶庄淘来的。
大约10年前，我从怡保一家茶庄买到了一箩20世纪70年代的陈年六堡茶，这箩茶是“广汇丰”进口的，箩筐上标注的重量为42公斤。虽然这箩茶只是五级茶，但其年份久远，所以我很珍惜。当时，我听卖家说，这箩六堡茶是他以前在马六甲一个香港茶商那里买到的，那个香港茶商在马六甲开了一个茶店卖茶，后来茶店结业了，茶商要回香港，就把卖剩的30箩六堡茶卖给了他。
曾炳源向记者展示其收藏的20世纪70年代生产的六堡茶。
我比较喜欢六堡茶，觉得六堡茶的香味和口感都很好。后来，我发现陈年六堡茶有投资空间，于是逐步收购。平常我会与茶友交流，多学习一些六堡茶的有关知识，以丰富自己对六堡茶的认知。
我的茶叶店销售普洱茶，同时也卖我以前收藏下来的陈年六堡茶。因为我比较看好六堡茶的增值空间，觉得这些留下来的陈年六堡茶的价值一定会不断上升，所以，对于陈年六堡茶我近几年都是“省”着卖，每年只卖一两箩。这些年，我收藏的那批20世纪90年代的“多特利”六堡茶，出售的量不到百分之四十。
“槟城很多杂货店都卖六堡茶”
讲述人：吴重美（56岁，槟州茶艺文化协会副会长）
我祖籍在中国福建，因为我父亲爱喝六堡茶，所以我从小就接触六堡茶。那时，父亲在一家公司工作，受其老板、同事影响，爱上了六堡茶。我父亲喝的六堡茶多是在高仲侯有限公司买的，那是一家以经营洋货为主的企业，但也卖六堡茶。以前，六堡茶在槟城居民中使用广泛，居民平常会喝茶，茶楼餐馆也要用茶，因此，在槟城，除了高仲侯有限公司外，很多杂货店、药材店都卖六堡茶。我父亲每次购买六堡茶的量不会很多，最多也就是半斤。买回家的六堡茶，他一般都用大壶闷泡着喝。
我从1996年开始真正爱上喝茶，那时，我什么茶都买，但相对来说，品饮和购买岩茶较多。有一次，一位朋友说，陈年六堡茶好喝又养生，而马来西亚有不少陈年六堡茶散落民间，要抓紧机会收些陈年六堡茶，留着养老时喝。听了朋友的这番话后，我开始关注陈年六堡茶的动态，并少量购买。起初，我不太接受六堡茶，觉得它不如岩茶香，也没有岩茶富有层次感，但喝多了，我越来越觉得陈年六堡茶好喝，饮后有生津回甘的愉悦感。
六堡茶与普洱茶都属于黑茶，随着普洱茶价格飞涨，六堡茶日渐受到藏家青睐，马来西亚收藏六堡茶的人也越来越多。我购买的陈年六堡茶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这坚定了我继续购买与适当收藏的信心。碰到好的陈年六堡茶，我每次购买的量，由最开始的1公斤左右增加到15公斤，进而变为整箩购买。如今，我收藏的各种茶叶把家里都放满了，其中有几百公斤的六堡茶。这些茶我主要用于个人品饮，我喝的六堡茶都是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
我收藏的六堡茶制作年份主要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不过，在我的藏茶中，也有陈春兰烟茶行经销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宝兰”牌六堡茶。那些“宝兰”六堡茶是我1999年在怡保市购买的，当时购买的价格并不高，每公斤45元，我买了几公斤。因为家里的茶比较多，这些茶我购买后也没急着喝，就一直放着。直到2013年，朋友说，这茶升到了每公斤3500元，我才想起来，拿出来品饮。据说，这茶如今已涨到每公斤上万元。不过，这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这茶我不会卖。
这些年来，我在收藏六堡茶的过程中得到了不少乐趣。我会利用不同的机会搜罗陈年六堡茶，甚至还到新加坡广珍茶庄淘陈茶；平常，我也喜欢通过书籍、网络等途径了解六堡茶的资讯。我有几个爱喝茶的朋友，我们每天午后几乎都会进行“茶叙”，风雨不改。在“茶叙”中，我们共同品饮收购到的好六堡茶，并交流品饮心得、藏茶知识和购茶信息，其乐无穷。
“最高兴的是收藏到箩装的‘双天’六堡茶”
讲述人：孔振武（54岁，槟州茶艺文化协会永久顾问，现居槟城）
孔振武向来宾展示其收藏的“双天”六堡茶。
我祖籍在中国福建，我是槟城土生土长的华人。虽然我一直以来都不是经营茶叶生意的，但是我很喜欢喝茶，也喜欢收藏茶叶，只不过我以前收藏的都是福建岩茶和普洱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普洱茶的价钱突然飙升，这让我关注到与普洱茶一样同属黑茶的六堡茶。因为槟城很多人喝六堡茶，马来西亚也留下了很多陈年六堡茶，而且当时陈年六堡茶的价格不高，所以到了1997年前后，我开始品饮与收藏六堡茶。
在我的六堡茶收藏生涯里，最让我高兴的是，2004年，我和朋友收藏到箩装的“双天”六堡茶。当时，一共有两箩“双天”六堡茶，一箩茶是完整未拆封的，重58公斤；另一箩茶已拆封，只余下43公斤。这两箩茶叶是一个锡矿的食堂留下的，食堂记录的账单显示这两箩茶叶是在1956年购买的，我们购买了已拆封的那一箩茶，价格是每公斤500多元。因为当年的六堡茶都要陈化一段时间才能销售，所以我分析这箩茶应该是1940年以前制作的。这箩茶拆开时压成了三四层，我们一层层剥离开来，将每层都做成了一块片茶来收藏。
如今，收藏陈年六堡茶成了我的爱好，我收藏的陈年六堡茶基本用于自己品饮或与朋友交流。如果碰上喜欢老六堡茶的茶友，我也会与他们分享。
“以前寺庙里有很多陈年六堡茶”
讲述人：洪福德（52岁，槟州茶艺文化协会会长，现居槟城）
我从1996年开始收藏六堡茶。起初，我不太习惯六堡茶的口感，喜欢的是像铁观音、岩茶等清香型茶叶。后来，我品饮到有药香的陈年六堡茶，从此就开始收藏陈年六堡茶。
早期，很多陈年六堡茶都是在茶行和杂货店里卖的，为此，我曾到马来西亚的怡保、马六甲、吉隆坡的茶行与杂货店寻找陈年六堡茶。槟城也有一些茶行、杂货店销售陈年六堡茶，如雷元和茶行、广德酒业杂货店等。此外，我还会到茶楼搜寻陈年六堡茶。以前，寺庙里也会有很多陈年六堡茶，因为很多出家人都有喝茶习惯，而且每逢初一、十五寺庙就会举办祭祀仪式，并给前来寺庙的人提供素食和茶水。
品饮和收藏六堡茶久了，我发现六堡茶的口味还有很多。我认为，影响六堡茶口感的因素，除了茶叶原料本身，还有仓储的环境。
洪福德向记者介绍藏茶知识。
我收藏的时候，一般会选择有完整包装的六堡茶。碰到心仪的六堡茶，我通常先买半公斤试饮，如果觉得口感合适，就会大批收购。我买的六堡茶量最多的一次是买了5整箩，每箩约50公斤。
2001年至2004年，是我收藏六堡茶的高峰期。当时见到心仪的六堡茶，有整箩的，我都会买一整箩。2005年至2007年，我的精力主要放在收藏普洱茶方面。进入2007年后，陈年六堡茶受到越来越多藏家关注，价格飙升。我个人认为当时六堡茶的价格虚高，因此在选择收藏的六堡茶时更为谨慎，不再大量收购。
我收藏的六堡茶，从年代来说，量最多的是20世纪70年代的茶；从牌子来说，量最多的是陈春兰烟茶庄的“宝兰”牌。而我收藏的年代最久远的六堡茶，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茶，如“双天”号六堡茶、“民兴”号六堡茶等，不过，这些茶收藏数量不多，每种也就是几公斤。2002年前后，我购买“双天”号六堡茶，每公斤价格是400元（马来西亚林吉特，下同）。当时，马来西亚流通市场上出现的“双天”号六堡茶有7箩，其中4箩出现在槟城，藏家们都是通过中间人才买到“双天”号六堡茶，而“民兴”号六堡茶只有1箩。2003年，我还收藏了一些散箩的特级幼叶的“六角四金钱”六堡茶，这些茶产于20世纪40年代。当时，我从一个藏家手里购入这批茶，每公斤价格是1000元。这批“六角四金钱”六堡茶原本是完整一箩的，箩内有票据，能够证明茶的年份，卖家把整箩茶拆散分开销售，于是，我入手了一部分。
近年来，六堡茶陆续出现在一些茶叶拍卖会上。两年前，香港举办的拍卖会开始有六堡茶的身影，而马来西亚拍卖会则是从2017年开始才出现六堡茶拍品。我近期买过最贵的一款六堡茶，是今年年中时在吉隆坡拍卖会上买到的梧州六堡茶，该茶品为两盒各250克的小包装茶叶，拍卖价为8400元（含佣金）。
我认为，以前的六堡茶是没有冒牌货的，因为都是压箩茶。到了20世纪90年代，有的六堡茶出现塑料袋包装，如“六角四金钱”等牌子，这种包装容易出现“重包”仿冒的情况。
“我们收藏有几公斤‘民兴’六堡茶”
讲述人：梁淑芬（53岁，金石轩茶行总汇老板娘，现居槟城）
金石轩茶行是我和丈夫黄汉国在1996年创办的，主要经销普洱茶。那时候，六堡茶还不是很盛行，一直以来六堡茶在槟城都是“大路货”，很多人不懂欣赏它。
2000年过后，受到普洱茶品饮和收藏风潮的影响，我们店里的六堡茶销量开始上扬。来我们店里购买六堡茶的人普遍有这样一种心态——六堡茶越陈越好。我们店里出售的六堡茶都是以前从槟城当地的茶叶收藏家手里收来的，陈化年份最低的都超过15年。因为我们的售价并不算高，所以顾客来我们店里都以买陈年六堡茶为主。进入2006年之后，我们经销的六堡茶价格不断上涨，但相比普洱茶，六堡茶的价格还是显得便宜，当时，我们店里的顾客大部分是消费型的，他们买陈年六堡主要用于日常饮用。那时候，客人来我们店里买陈年六堡茶之前，都要试饮，觉得合适再买。
不过，从2006年起，也有部分藏家来我们店里购买整箩的陈年六堡茶。当时，我们店里有十几箩20世纪70年代留下来的六堡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们采取“物物交换”的方式和其他收藏家交易老茶，我们那十几箩陈年六堡茶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从一个新加坡藏家那里换回来的。我们在店里出售的时候，这种六堡茶每250克大约卖100元人民币，不到三年，这十几箩六堡茶都卖光了。
说实话，在马来西亚兴起收藏六堡茶风气之前，我们没想过会有消费者整箩购买陈年六堡茶，因为整箩的六堡茶很重，差不多有一百斤，普通家庭买一箩回去，要喝很久才能喝完，所以，我们大多是把整箩的六堡茶拆散后零售。我们一般都用半斤装的袋子包装拆散的陈年六堡茶，这种包装比较畅销。我的丈夫是一个诚信经商的人，他一般会将陈年六堡茶拆散后只保留茶心部分出售，丢掉茶箩底部或箩边的茶叶，因为他担心这些茶叶会有发霉的可能性。我觉得这些陈年六堡茶丢掉很可惜，私下曾想把那些茶叶拿回来，他坚决不允许，哪怕将这些茶叶用来做肥料都不行。
2003年，我们从其他收藏家手中收购到了“双天”六堡茶；2004年，又收购到了“民兴”六堡茶。这些“号级老六堡茶”都是采取一半现金交易一半“物物交换”的方式收购回来。茶叶收购回来后，我们陆续销售了不少，现在“民兴”六堡茶只剩下几公斤。最初的时候，我们销售的“民兴”六堡茶每公斤价格是1000元（马来西亚林吉特，下同），后来价格不断上涨，到了2008年，每公斤“民兴”六堡茶的售价涨到了3000元至5000元。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停止售卖“民兴”六堡茶，之后这些六堡茶我们只用作朋友之间的品饮、交流。
2002年，我们用大益的普洱新茶交换了50箩20世纪90年代的青六堡（青毛茶）。这些茶叶品质很好，我们大概用了七八年时间就将它卖完了，槟城这里很多茶客都喜欢这种六堡茶。2006年，梧州苍松茶厂的负责人在广州的交易会上认识了我的丈夫，让我丈夫帮忙推销一种野生大叶六堡茶。这种茶是2000年制作的，口感很像青六堡茶，也像普洱生茶，当时在槟城也有一定销路。
以前，我们收购陈年六堡茶，不会注意它是什么品牌，只要符合茶样干净、有陈香味、价格合适等条件就入手了。现在，我们店里的陈年六堡茶已经卖得差不多了，再加上陈年六堡茶的价格上去以后，很多收藏家都不再出让藏品，陈年六堡茶已很难找了，所以我们也开始卖新茶。如今，我们店里销售的主要是梧州中茶公司的“八中”牌六堡茶和梧州茶厂的“三鹤”牌六堡茶，这些茶叶市场反响很好，槟城很多人都喜欢喝。【采写：西江都市报记者苏爱清杨麦龙天传，摄影：西江都市报记者苏爱清】
茶船古道寻迹境外行：香港传统的茶楼茶庄现已难寻六堡茶？
茶船古道寻迹境外行：香港传统的茶楼茶庄现已难寻六堡茶？
要了解包括六堡茶在内的广西陈茶在港消费情况，传统的茶楼、茶庄自然是免不了要采访的。难得的是，六堡茶国际交流协会名誉会长黄鹏绪曾在媒体从业，且有多年从事酒店管理业务的经历，在港人脉极广，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得以走进香港著名的传统茶楼、茶庄，与茶倌、茶客、茶商面对面倾谈。
位于中环的陆羽茶室创办于1933年，至今仍保持旧式香港茶楼的格调,古色古香的室内装潢，穿着唐装的老侍应生，传统的盖碗泡茶方式，让人深深感受到浓浓的老香港味道。陆羽茶室在香港鼎鼎有名，不仅因为它传承了香港传统饮食文化，更是富豪名流、文人雅士饮食、社交的场所，专门陈列和储藏着陈茶。
陆羽茶室至今仍沿用盖碗泡茶方式。
今年75岁的侍应生黄安在茶室里已工作了近57个年头，可以说是这家茶室掌故的活辞典。老人说，陆羽茶室现在使用的是普洱和寿眉，已经没有六堡茶供应。但是，以前香港的茶楼大量使用陈茶和原茶（毛茶）拼配成普洱茶，这些陈茶很多都来自广西。莲香楼同样是香港一家有着悠久历史的茶楼。在这里，我们也没能寻到六堡茶的踪迹。
黄鹏绪向记者介绍莲香楼历史。
据香港茶叶商会的统计数据介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最高峰时有1000多家大大小小的传统茶楼酒楼和茶庄，而如今仅剩50家左右，英记茶庄、祺栈茶行便是其中两家。成立于1942年的祺栈茶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曾是香港茶业的头盘商，而英记茶庄更是有上百年历史，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曾是全港最大的茶叶门店商，如今，两家茶庄的经营者已经更替到了第二代或第三代，无论门店风格还是销售模式早已改变，只有招牌还能看出旧日的影子。我们采访了两家茶庄的店员，他们均表示店里没有销售六堡茶。不过，到香港采访前，我们曾在梧州采访了一位制茶商，据其介绍，梧州市云山食品有限公司使用六堡茶制作工艺生产的原旧茶和陈茶，通过香港胜利行向英记茶庄供货。记者(左)向祺栈茶行店员了解该茶行经营的茶叶品种。
让人欣喜的是，在陆羽茶室采访时，我们邂逅了全国政协常委、中体奥林匹克花园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金保利（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太平绅士洪祖杭，以及香港著名饮食评论家麦耀堂（笔名唯灵）先生。他们对于我们的采访给予大力支持，并欣然品饮了我们携带的六堡陈茶。全国政协常委、中体奥林匹克花园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金保利（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太平绅士洪祖杭品饮六堡陈茶。
记者向香港著名饮食专栏作家麦耀堂（笔名唯灵）先生赠送《六堡茶大观》一书，并结合书中内容介绍六堡茶文化。
而麦耀堂更称赞六堡陈茶入口顺滑，回甘好。
茶船古道寻迹 境外行记者手记：关于港产六堡茶的调查
茶船古道寻迹境外行记者手记：关于港产六堡茶的调查
港产六堡茶，这个名词我们之前在香港采访时就已听说过，但是对其具体的销售情况，我们却知之甚少，更无缘一见实物。没想到，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港产六堡茶竟频频进入我们的视野中，而当地许多茶商茶人在谈及六堡茶历史时，也往往会提到港产六堡茶。
我们最早见到港产六堡茶，是在新加坡的安发行茶庄。安发行茶庄是现在新加坡销售六堡茶的主要茶企，创办于1975年前后，开业至今，一直经销港产六堡茶。20世纪80年代，这家茶庄在新加坡各大百货商场、超市里都开设专柜销售茶叶，力推“孖公仔”牌袋装茶叶。因此，“孖公仔”牌港产六堡茶受到不少茶商和消费者的关注，部分马来西亚的客商还专门从安发行茶庄进口“孖公仔”茶叶。
记者在新加坡安发行茶叶公司采访，这家公司曾大量销售港产六堡茶。西江都市报记者苏爱清摄
9月9日，安发行茶庄掌门人黄国盛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茶庄每年要从香港订购两三批茶叶，每次运来的六堡茶都有1吨左右。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茶庄设于商场和超市的茶叶专柜陆续撤场，茶庄销售的六堡茶就很少挂“孖公仔”商标了，但很多老顾客依然记得由两个小孩组成的“孖公仔”商标图案。
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茶人中，说得最多的港产六堡茶商标，是“六角四金钱”和“宝兰”。之前，我们在香港采访时曾了解到，因六堡茶销售量在香港市场持续下滑，加上香港当地的人工、场地等生产成本过高，厂家难以维系，这两个牌子的港产六堡茶已退出市场。然而，在马来西亚的巫昆仑、赵美玲等茶叶藏家和茶文化研究者手中，我们竟一次次地看到了它们的身影。
马来西亚的茶人巫昆仑，无疑是“六角四金钱”牌六堡茶的大藏家，其收藏的产于20世纪80年代的“六角四金钱”牌六堡茶超过了1吨。9月10日，巫昆仑向我们展示了他收藏的“六角四金钱”牌六堡茶。这批由慎昌老茶庄生产的六堡茶用塑料袋包装，每袋一公斤，在包装袋的正面，四个连环相扣的红色铜钱与一个墨绿色的六角星组成的商标图案清晰可见。巫昆仑说，在2000年前后，他从马六甲的裕生隆有限公司购进这批“六角四金钱”牌六堡茶，当时，每公斤的售价仅为20多元马币。
而巫昆仑所收藏的“宝兰”牌六堡茶，分别产于1979年和1980年，是由香港的陈春兰烟茶庄设于马来西亚的分支机构——宝兰
品，细品，茶叶网cy260.com的优秀编辑为您独家提供优质茶文化相关文章，《茶船古道寻迹境外行：安顺浪拍岸涯暖 怡保水沸茶生香》一文将帮助你了解茶叶种类相关方面的知识，如果还想进一步了解关于2022茶文化方面知识请访问普洱茶生茶熟茶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