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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张文勋咏茶
中国人自古有喝茶聊天的习惯，茶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喝茶、谈茶、看茶，都是茶。对于茶，在座各位都有一定的认识。我很爱茶，我喝茶也很早，我的家乡习惯把茶装到小土罐里放到火炉边烤，叫"烤茶"。那么多年我一直没有离开茶，每天喝，情有独钟。但是喜欢茶不等于懂茶。中国茶文化几千年的历史，直到现在我们也一直讲茶文化，但什么是茶文化？究竟茶文化的内涵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仍然没有一个概念性的界定。就我自己对茶的理解来说，茶文化不是偶然的，它是与中国历史文化同步发展的。
我写了《茶趣十咏》，十首小诗，是我喝茶的心得。也包含了我对茶文化为什么历久弥新、陶冶人性的认识。茶包含了天地正气，这里的正气，即自然之气，所以茶对我们身体很有好处；茶完全是靠自然雨露生长，所以又包含了自然的精华。茶对我们的养生不是一种药物的作用，不仅仅是揩油、调节内体，更是一种性情的陶冶，这也是养生的奥秘。文化是人文的东西，茶是自然的东西；茶文化则是国人高水平的人文现象，所以我们喝茶的目的不单纯是为解渴。中国人讲究天人合一，茶最能体现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品茶的苦甜之味是其次，重要的是感受甘苦之乐。茶文化体现出和谐的精神，因茶本身就是调和、和谐的。茶还有两个最大的特点：推俗共赏，名播天涯。喝茶不分阶层和对象，只要愿意都可以喝。我们的茶道，是围绕茶本身的特点形成的文化，而且非常丰富，如大理白族的三道茶，就充满了民族特色，成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云南的茶声名远扬，更多人关注云南的茶、喜欢云南的茶。中国茶文化不同于西方咖啡文化，也不同于日本的茶文化，我们的茶文化保留了比较原始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精神，不完全是人为的文化，我们就要发掘里面最深层的文化底蕴，真正的中国茶文化，而不要停留在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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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民国茶人之—柯树勋
柯树勋字绩丞，广西柳州府马平县人。清末官至云南河口巡防营管带。宣统二年（1910），率军平定西双版纳勐遮土司兵乱。1912年，任思茅厅同知，提《治边十二条陈》，主张“土流并治”，为当局采纳，遂设普思沿边行政总局，任总局长，后改称殖边总办，历十余年。在职期间，团结边地宣慰使及各勐土司，统一政令，卫护边防，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功绩显著，名扬边陲。
民国元年（1912），柯树勋由思茅到车里视察，了解傣族土司制度历史渊源及现状，参考英国治理缅甸孟艮办法，拟具《治边十二条陈》上呈省府，获准实行。民国2年（1913），省政府批准创设普思沿边行政总局（辖区即车里宣慰使司境域），内设司法、教育、实业、财政、交涉、翻译六科，柯任总局长。他与各地土司协定十三条章程，相互守约，实施“设流不改土”。宣慰使司十二版纳划为8个行政区，设8个分局。派员编查户口，委派各区分局委员。柯树勋在位时期，与土司关系融洽，相安无事，10余年中政局稳定。
其间柯树勋命本部第五营兵50余名带头领垦荒地；筹办富滇银行车里分行，自兼行长；督导修通思茅一车里一勐海马帮道路，沿途建站驻兵保护商旅；创设邮电局，办理邮件商贸汇兑；设立劝学所，在车里倚邦、易武兴办学校，劝导各民族子女人学。民国13年（1924）6月12日，柯树勋率各勐土司头人121人到昆明谒见督军唐继尧，受到嘉奖。通过观光，各土司开扩了眼界，知道中国幅员广大，民物众庶，加深爱国观念。1925年，“普思沿边行政总局”奉令改为“普思殖边总办公署”，柯任总办。
1926年5月，柯树勋因病医治无效，卒于车里任所。在临终前他令总务科长及各边委员共同清点家中箱柜，查明无私蓄金银，省督府追赠他为陆军少将，拨治丧费安葬于澜沧江北岸三达山。
张文侯：毕生要为茶叶事业奋斗
张文侯：毕生要为茶叶事业奋斗
张文侯已经七十多岁，白族，祖籍剑川县，出生在大理古城。凤庆人称他张老。中华茶人联谊会首届理事。现为云南省茶业协会名誉理事，云南省龙润茶业有限公司高级顾问。他说：“两岁时，母亲在城里开盖碗茶小茶馆，卖茶水抚育我长大，我是茶的儿子；读小学二年级时，徐老师教唱聂耳作的《采茶歌》。我爱《采茶歌》，它赞美茶山年年青的朴实品格；给人们毛尖、雨前和眉珍奉献之德；人人都说茶味好，吃茶的人儿笑盈盈的美好奉献。现在我还唱，但是现在唱《采茶歌》的时候，《采茶歌》控诉的苛捐杂税，重利盘剥的旧社会已经砸碎，新社会的富民利民政策，让茶农走上了富裕道路，给茶山带来了勃勃生机。”
他读完高小、十三岁跟随父母从大理到凤庆茶山上打工挖茶地、采茶谋生。1950年进凤庆茶厂当勤杂工，两年后被调到车间当制茶工人，由于他虚心向老师傅及技术人员学习，逐步懂得了茶叶精制工艺。当时的凤庆茶厂设备陈旧，许多工序靠笨重的手工劳动，张文侯大胆进行技术革新。在其它同事的支持帮助下，改进茶叶加工的手筛工具，一人操作三把筛子，提高工效三倍，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被评为厂一级劳动模范。
1954年，凤庆茶厂开始机械制茶、单机操作。他改良滚筒单机操作，使之向半自动化迈进了一大步。1957年，他提出将28台滇红精制茶机器通过输送带联接成连续化生产线，奠定了滇红精制筛分连续化生产工艺基础。1959年为解决精制茶厂工人匀堆劳动强度大的问题，他依据人工层叠式匀堆原理，设计了每次匀堆五百担的匀堆机，可连续匀堆的匀堆装箱自动流水线，结束了滇红精制人工匀堆的历史，为全省制茶厂普遍采用。由于他在技术革新中成绩显著，1955年，共青团云南省委授予“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奖章。1959年授予“青年突击手”称号。1960年省商业系统授予“技术革新能手”称号。
1960年，凤庆茶厂根据出口公司需要轧制碎茶，收购近三万担粗茶原料，缺乏轧碎机器，他同机务工人周志华一道三天三夜不睡觉，研制出旋切机，解决了百余人用木锤敲碎的强度劳动。1972年他研制成功凤翼型转子机，解决了扩大初制红碎茶的关键设备。在全县初制所推广后，红碎茶生产打破了五千至六千担十年徘徊，一跃为年产三万担，扩大了红碎茶出口创汇。1978年张文侯动员有关技术人员组成“红碎茶攻关小组”同大家一起拟出工艺操作规程，在初制所工人的配合下，制出了四十担优质高档红碎茶。出口售价超过国际红碎茶高档价百分之八。“红碎一号”、“红碎二号”曾两次在全国评比鉴定会上名列第一，并荣获省优质产品奖，同时凤翼型转子机也在全省推广使用。
自七○年以来，他先后为云县、龙陵、沧源、耿马茶厂进行规划设计。帮助江城、勐撒、勐底等国营农场茶厂进行筛分车间技术改造。1975年他受国家派遣，任援马里共和国茶叶技术合作中国专家组组长，圆满完成技术合作任务。1979年他参加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红茶考察组，赴斯里兰卡考察，他自己动手起草考察题纲，回国后写了考察报告。两次出国更使他开阔了眼界，他经常留心世界产茶国的现状，茶叶加工的新技术，国际市场新动向等。他认识到要提升茶叶产业，科研、教育必须先行。1978年刚从马里回来就带领干部技术人员上凤庆茶厂副业基地，规划建立茶叶试验站。组织职工修公路，推山头造平地30多亩，安排品种园，扦插苗圃等试验园地。建立70多亩速成高产茶园。开展改造低产茶园，进行茶树病虫害防治及红碎茶新工艺新机具研究等科学实验活动。进行群体茶树系统选种，选出清水3号系列、凤庆九号系列20多个良种。引进国内外30多个良种。为凤庆茶厂创制名优产品“早春绿”，“太华茶”提供优质高香鲜叶原（下转第21页）（上接第19页）料。为全县低产茶园改造，高优茶园建设，无性繁殖技术作示范推广。
他利用凤庆茶厂扩建拆除的旧厂房材料，在茶试站建设了1000多平米的校舍，于1982年报县人民政府批准，1983年办起了凤庆县高级茶叶职业中学，为省内输送了一大批茶叶技术人才。
他地位变了普通劳动者的本色不变，他一直为发展茶叶事业兢兢业业地工作。他常说：一个人任你有多大的聪明才智，离开他人的协助一事无成。他经常深入车间和工人一起劳动，在劳动中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勤奋学习，勤于钻研，在茶树栽培，管理、茶叶的初制、精制以及加工机械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几十年他结合实践认真阅读有关茶叶科技方面的著作，先后通读了《茶叶全书》、《中国茶经》、《制茶工艺学》、《茶树栽培学》、《茶树育种学》等专著。逐步把自己的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
1980年，他被选为副县长，分管茶叶工作并继续兼任凤庆茶厂厂长。为推动茶叶加快发展，他花了很大精力，下苦功总结30多年来全县发展茶叶生产的经验，深入研究本县的自然优势，提出了进一步发展茶叶生产的设想措施，写出了一万多字有理论依据，分析透彻，说服力强的材料，联系国内外的生产动态，就如何发挥凤庆自然优势，提高茶叶产量和质量，先后两次在全县干部会上，从理论到实践作了详细的阐述。使茶区干部、茶农受到很大启发。1983年他被调到地区外贸局任局长兼茶办主任，为搞活流通组建滇红集团公司，引进世行贷款，加速低产茶园改造，高优生产茶园建设。全区茶园面积由1984年的48.6万亩，1993年达到60多万亩。茶叶产量由21万多担增加到30多万担。1988年他担任省茶叶进出口公司组织的大渡岗茶场CTC茶机技术引进顾问，赴英国，土耳其实地考察，使引进工作获得成功，开创了我省CTC红碎茶出口新局面。1990年荣获云南省人民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优秀专业技术人才”证书。
1994退休，但是他支持地区茶科所向省科委申报立项的“蒸酶生产线”的研究项目尚未完成。退休后他主动到云海茶厂任厂长职务。经过两年的努力完成了蒸酶生产线的科研任务。1996年上半年获得验收。该项目获省政府星火三等奖，地区科委科技进步二等奖。振动杀青机是该项目重要突破之一。该机在全省蒸青茶厂普遍推广应用。
1998年他到昆明市就医，治好白内障眼疾回凤庆，租了一亩茶地进行系统选种，经过六年的辛勤劳动，选出东山1号、2号、5号高香型。在云南大叶种实生成年茶树上嫁接铁观音，梅占、黄获得成功。2005年12月，云南龙润茶叶有限公司聘请他任高级顾问。
他老骥伏枥，还希望同茶界同仁一道，去探索普洱茶的新技术。
毕生要为茶叶事业奋斗的茶的儿子———张文侯
中国学者对茶道的解释
受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思想影响，“茶道”一词从使用以来，历代茶人都没有给他下过一个准确的定义。直到近年对茶道见仁见智的解释才热闹起来。
吴觉农先生认为：茶道是“把茶视为珍贵、高尚的饮料，因茶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是一种艺术，或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手段。”
庄晚芳先生认为：茶道是一种通过饮茶的方式，对人民进行礼法教育、道德修养的一种仪式。庄晚芳先生还归纳出中国茶道的基本精神为：“廉、美、和、敬”他解释说：“廉俭育德、美真廉乐、合诚处世、敬爱为人。”
陈香白先生认为：中国茶道包含茶艺、茶德、茶礼、茶理、茶情、茶学说、茶道引导七种义理，中国茶道精神的核心是和。中国茶道就是通过茶是过程，引导个体在美的享受过程中走向完成品格修养以实现全人类和谐安乐之道。陈香白先生德茶道理论可简称为：“七艺一心”。
周作人先生则说得比较随意，他对茶道的理解为：“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为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现实中享受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
台湾学者刘汉介先生提出：“所谓茶道是指品茗的方法与意境。”
其实，给茶道下定义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茶道文化的本身特点正是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同时，佛教也认为：“道由心悟”如果一定要给茶道下一个定义，把茶道作为一个固定的、僵化的概念，反倒失去了茶道的神秘感，同时也限制了茶人的想象力，淡化了通过用心灵去悟道时产生的玄妙感觉。用心灵去悟茶道的玄妙感受，好比是“月印千江水，千江月不同。”有的“浮光耀金”有的“静影沉壁”有的“江清月近人”，有的“水浅鱼读月”，有的“月穿江底水无痕”，有的“江云有影月含羞”，有的“冷月无声蛙自语”，有的“清江明水露禅心”。有的“疏枝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有的则“雨暗苍江晚来清，白云明月露全真。”月之一轮，映像各异。“茶道”如月，人心如江，在各个茶人的心中对茶道自有不同的美妙感受。
大师与茶
“待到春风二三月，石炉敲火试新茶。”春茶色泽翠绿，叶质柔软，滋味鲜爽，香气馥郁，为许多文学大家所爱。大师们品茶，常常付诸文字，品一种心境，一种文化的味道。
鲁迅先生爱喝茶，有次买了二两好茶叶，开首泡了一壶，怕它冷得快，用棉袄包起来，不料郑重其事来喝的时候，味道竟和他一向喝着的粗茶差不多，颜色也很重浊。他遂在《喝茶》中写道：“我知道这是自己错误了，喝好茶，是要用盖碗的，于是用盖碗。”果然，泡了之后，色清而味甘，微香而小苦，确是好茶叶。鲁迅说，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就须有工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但鲁迅最后还是回归他的本色，说：“我们试将享清福抱秋心的雅人，和破衣粗食的粗人一比较，就明白究竟是谁活得下去。”
林语堂先生是茶中高手，熟知茶性，深知茶道。他常说“只要有一只茶壶，中国人到哪儿都是快乐的。”他喝茶有“三泡”之说，“第一泡譬如一个十二三岁的幼女，第二泡为年龄恰当的十六岁女郎，而第三泡则是少妇了。”他在《谈茶与友谊》中写到，茶有一种本性，能带我们到人生的沉思境界里去。在婴孩啼哭的时候喝茶，或与高谈阔论的男女喝茶，是和在雨天或阴天摘采茶叶一样的糟糕。林先生还说，茶叶在晴天的清晨采摘，那时的山上晨气清稀，露香犹在，所以茶的享受还是与露的芬芳发生联系的。此刻，茶成了纯洁的象征。
老舍先生一生的嗜好就是喝茶。他生前有个习惯，就是边饮茶边写作，一日三换茶，泡得浓浓的。据老舍夫人胡絜青回忆，老舍无论是在重庆北碚或北京，他写作时饮茶的习惯一直没有改变过。创作与饮茶成为老舍先生密不可分的一种生活方式。他在《多鼠斋杂谈》中写道：“我是地道中国人，咖啡、可可、啤酒、皆非所喜，而独喜茶。”“有一杯好茶，我便能万物静观皆自得。”老舍以清茶为伴，文思泉涌，难怪能创作出《茶馆》那样不朽的名篇。直到今天，北京的“老舍茶馆”，中外闻名，文人墨客到了北京，常去老舍茶馆坐坐、喝上一碗茶。
杨绛先生曾居英国多年，虽然她不推崇牛奶加红茶，但在《我们仨》中她又承认，一早起来一壶牛奶红茶，已经成为习惯了。她在《喝茶》中说，曾听人讲，西洋人喝茶，把茶叶加水煮沸，滤去茶汁，单吃茶叶，吃了咂舌道：“好是好，可惜苦些。”洋人的喝法，浓茶搀上牛奶和糖，香洌不减，而解除了茶的苦涩，成为液体的食料，不但解渴，还能疗饥。不知古人茶中加上姜盐，究竟什么风味。杨先生说，照《红楼梦》中妙玉的论喝茶，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那末喝茶不为解渴，只在辨味，细味那苦涩中一点回甘。也许这点苦涩，正是茶中诗味。
在这些大文豪笔下，一杯清茶品尽了人生沉浮。而他们的嬉笑怒骂也尽在一杯清茶之中。他们这种气味相投的缘分，也为品茶增添了不少的乐趣。
吴疆：小罐茶,成也大师，败也大师
小罐茶广告引发争议事件，今日继续在网络发酵。
人民日报、财经网、央广网等主流媒体相继介入，人民日报评论：
““大师作而不是大师做”，文字游戏掩盖了几多“机巧”。有一种营销叫模糊概念，有一种标榜叫拉大旗作虎皮。是否涉嫌虚假宣传，难有定论，不妨交给监管部门。无论做人还是做事，当铭记：少作，多做。”
据“新京报”发布采访视频及录音，小罐茶大师邹炳良之女接受采访时称：
“中国人扣字眼很厉害，那个作是什么作，作品的作，我告诉你。如果你不懂，我告诉你现在。”
这番回应，让人大跌眼镜。
小罐茶在各种广告中，无不宣传，“每一罐，都是大师制作”。
很明显，小罐茶打的就是手工制茶这块大牌，这是因为消费者普遍认为手工制茶的质量明显高过于机器制茶，是高品质茶叶形成的一个要素。
邹女接着再言：
“小罐茶只是我们合作的一个项目，我只是合作啊，只是一条生产线为它做啊。”
记者提问：
“制茶工艺里，有多少是手工去参与的？”
邹女：
“从那批叶子里采下来，你都在手工。现代化工艺只到哪里呢，只到除杂、捡杂，精细化而已。其他都是手工。普洱茶从以前到现在都是手工艺结合。这不是叫机械，而是科技文明的进步。就像原来你用食指写字，现在你用笔啊。那你为什么不返回去用食指或木炭来写字呢。”
大师女儿的口气咄咄逼人，然而，却是在偷换概念。
首先，大众现在质疑的小罐茶宣传手工制茶是虚假宣传，现在小罐茶和合作商又都在否认自己不是在宣传手工制茶。
其次，云南茶叶分为纯手工制茶、机械制茶及手工+机械制茶三种生产方式。
纯手工制茶，即采茶、揉茶、压茶饼这整个制茶过程，都是手工参与，而无任何机械参与，这在易武茶山比较常见，尤其是制作古树纯料的作坊里面，纯手工制茶几乎是唯一的工艺。民间的叫法：传统工艺。
机械制茶，即采茶、揉捻、压茶都是机械介入。云南茶区，机器采茶比较少，但是，一样也有。只不过，行业划分属于机械制茶的，只要揉捻机和压茶机介入的，都算机器制茶。机器制茶常见于大品牌茶厂，一般来说，原料属于中低端。
手工+机器制茶，是指采茶阶段手工，揉捻阶段手工，压茶阶段用机器。
了解这几种工艺就可以知道，各种制茶手段是对应市场的需求，或者说“心里需求”，行业内，要么不宣传制茶手段，要宣传，则从未有哪一家说自己的“古树茶”是机器制作的“纯料高端茶”。
而且，大师女儿的回答透露了一个秘密：
“现代化工艺只到哪里呢，只到除杂、捡杂，精细化而已。”
从这句话来分析，茶厂仅仅就是一个筛分级别而已，等于初制、发酵都在市场完成，收购而来，难道这就是该女宣称的“能更好的传承传统工艺”？
“大师作不是大师做”，这是典型的文字游戏，既然是广而告之，怎么不能允许别人质疑呢？
我在上一文中谈过，小罐茶有宣传茶文化的实际意义，而且，我们该尊重的人要尊重，然而，小罐茶接连不断的回应，不是玩弄自己都搞不明白的文字游戏，就是大打恐吓牌，这种回应，非常糟糕。
我在上文中也委婉地提到小罐茶应该提高品质，事实上，我早就有朋友送来喝过小罐茶，而且就是普洱茶，其他口感不谈，居然汤色浑浊，如此货色，居然振振有词狡辩。
事实上，云南民营茶企与其他民营企业一样，都存在一个后继乏力的问题，很多创始人的后代，冷眼观之，都是一副傲娇的样子，其实不知道，别人尊重的是你的老子，不是你！
也许，这就是一个时代的断层，也许，这就是一个时代的命运。
陈勋儒：产品品质是茶产业的立足之本
图为：第九届云南省政协副主席、省茶叶流通协会会长陈勋儒（图源于珠江网，朱洪良/摄）
新闻背景：在第十五届中国普洱茶节期间，第九届云南省政协副主席、省茶叶流通协会会长陈勋儒接受记者采访，针对立足云南特有的气候、土壤和优良的生态条件；有着独特的云南大叶种和高素质的研发队伍；有着成熟的特殊加工工艺，涌现出了众多的优质茶产品。如何通过加快流通，促进消费，把优质的普洱茶更好地推向市场？
陈勋儒：云南的普洱茶具有得天独厚的四大优势，一片天，即特殊的气候条件；一块地，即云南红土地；一片叶子，即云南特有的大叶种；一种加工工艺，即普洱茶特有的加工工艺。由于这四个方面的原因，云南普洱茶本身就是具有优势的产品，大叶种茶相比小叶种茶、中叶种茶，对人体健康作用更好。
云南的普洱茶要突破现有模式，既要巩固现有消费群体，同时要突破“饼、砖、坨”等传统制茶方式，要开拓20至30岁的年轻消费人群，研发出更多适合年轻人消费习惯的茶产品。希望更多的年轻人不要去喝既无茶又无奶的“奶茶”，而是要喝云南的普洱茶。
张文清：在紫砂壶收藏中传承草原文化
近融入蒙古元素的的神秘旅途，并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们的草原文化带入紫砂壶的文化内涵里。
因为张文清的父母十分喜欢茶艺，从小耳濡目染，紫砂的神秘早就深深地藏在张文清的心里。“茶叶是极具魅力的东西，紫砂也是一样，只要接触就会深深爱上。记得小时候，在人们生活最困难的时期，家家户户几乎都在因为粮食而发愁，但我父亲的脸上却并没显现出多少愁容，因为他的手中总是捧着一把紫砂壶，好像有了什么烦恼，和紫砂壶倾诉一番，一切就烟消云散了。这种神奇的力量深深地吸引着我，让我一直都对紫砂壶感到好奇和向往，加上父母潜移默化的传授与灌输，似乎很早就植下了这种根。”张文清说。
从二十岁开始，张文清就有个谁也不知道的计划，那就是亲自去一趟紫砂壶的出产地——江苏宜兴，寻找真正意义上的紫砂壶。到了2001年的某一天，这种念头强烈地充斥着张文清去赴诸行动。于是在家里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张文清打着背包，独自一人来到了这座出产紫砂壶的圣地。“到了宜兴，紫砂壶便随处可见了，大大小小的商铺里都能看到成品壶，好像掉入了紫砂壶的世界。我首先来到宜兴市的紫砂博物馆，在这座博物馆里，陈列着各位紫砂壶制作大师的杰出作品。在我不断欣赏紫砂壶的同时，好像紫砂壶也在走近我一般。”张文清介绍。
随着张文清对紫砂壶的喜欢，也认识了很多制造紫砂壶的大师，有一年，一位南方紫砂壶艺术家来到北方草原，他被这里的别样风情融化了。“通过我向他介绍我们的草原文化，以及他自己的所观所想，可能是有了制作紫砂壶的灵感，在我这里做客回去后，好几个月都没有联系我，突然有一天给我发来三张照片，是他刚刚做好的三把紫砂壶。我一看，这三把壶说的不就是内蒙古草原上生长的胡杨树嘛。再一细问还真是这样，他告诉我，来到内蒙古的感触很大，根据胡杨树千年不死、死后千年不倒、倒了也千年不朽的精神，分别制作了三把紫砂壶。听到这里，我当时的脑海里就出现了一个词，那就是‘文化’，一种文化的交流和继承在我脑海里渐渐清晰。我恍然大悟，这才明白，这么多年，我其实是在追逐一种文化，传播和继承一种文化。我可以通过自己，将紫砂的文化带到草原，也可以将草原的文化传到紫砂壶制作大师的手中。于是我更加找准了我的目标。”张文清说。
风水大师茶人郭璞
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自然就和风水这个“国粹”有着天生不可分割的关联了。尽管对于风水这个“国粹”有人嗤之以鼻，有人深信不疑，但是把它和茶结合到一起倒显得合情合理，少了不少争议。据我所知，现在不少茶馆、茶庄不管是在起名的时候，还是确定开业。
日期的时候总要请来“大师”先给看看风水再做决断。要说这些“大师”的本事到底有多大，实在是不太敢恭维，在连“学者”、“专家”都
可以随便自封的年代，搞个风水大师的头衔不该比弄个“硕士”、“博士”文凭还要难吧？
要做“大师”容易，只要肯在行头上下本钱，其他问题都不成为问题了，但是要做一个青史留名的“大师”可就不是一套行头能搞得定的
，那可需要有真“本事”了。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人就是一位在青史上留了名的“大师”，也是被陆羽收到《茶经》中去的人物郭璞。
郭璞（276年—324年）字景纯，山西省闻喜县人，《晋书》上关于他的记载多数都是他看风水的事迹。举两个例子。
西晋惠怀之际，天下纷争全面爆发，郭璞一卦算下来，大加感慨：“哎呀！华夏的黎民百姓将被异族淹没了，故土家园将被摧毁荒废了！
”于是，他托人拉关系，期待前往东南地区躲避战乱。有一天，他去投靠将军赵固，当时，赵固的好马刚刚死了，正在伤心头上，不肯接待客
人，门人当然不给通报，郭璞见不到赵固就告诉门人：“我能让马活过来。”于是，门人马上向赵固汇报，赵固也很快跑了出来，问道：“你
能让马活过来？”郭璞说：“是的。你派二三十个健壮的人，每个人拿一根长竹竿，向东行走30里，会发现山林中有一座社庙，你们用竹竿拍
打它，就能得到一个东西，如果能够及时把那个东西带回来的话，马就能活过来。”赵固按照他的说法去做，果然得到一个像猴子一样的东西
，拿了回来。这个东西见到那匹死马便凑上去用鼻子吐纳呼吸起来。没过一会儿，马果然爬了起来，很有气势地大声嘶鸣，也开始像以往一样
吃食了，但是之前的那个像猴子一样的东西却不见了。赵固很是惊奇，厚厚地赏赐了郭璞。有了路费郭璞便前往南方，渡江而去了。
晋明帝听说郭璞在风水方面很有研究，知道他常为别人选择墓地，于是，决定微服探访一下他所选择的墓地风水到底怎样。但是，当明帝
来到民间，看到的却是一户人家在郭璞的指导下将逝者埋在了风水上所谓龙形中的龙角位置，这在风水上乃是大凶的位置，会招致灭族的祸患
的。主人跟明帝解释说：“郭璞让我们葬在龙角的，他还说，葬在这里，不出三年当有天子出现。”明帝很吃惊：“你们家能出天子？”主人
说：“哪里是这样啊！是能招来天子问话。”明帝听后，更加惊奇了。当然，惊奇的已不是主人在龙角葬坟了，而是郭璞竟然有如此先见之明
。
要说郭璞是不是真像《晋书》上说得那样神乎其神，能够把什么东西都算得很准，从小就在马克思主义环境中长大的我可不太相信他真有
什么超能力，非常怀疑《晋书》在给他作传的时候，所使用材料来源的可靠性。当然，也不排除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是否添了油加了醋，毕竟读
者都爱看些不同寻常的故事嘛，即使是在现代这个媒体无孔不入，信息异常发达的时候，还有人在被媒体曝了光以后，继续辩称喝某种茶能把
小肚子喝下去，像这样敢于乱鼓乱噪的人实在不是少数，那么，在1000多年前，信息还很落后的社会里，要吹捧一个人的事迹，传得再神也不
是件难事吧？因此，关于郭璞事迹的准确性是要大打折扣的。但是，我们还是要相信房玄龄写史的态度是严谨的，相信关于郭璞的事迹虽然有
些不真实的成分，但是故事的梗概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这不仅是对写史人的信任，也是对郭璞本人的信任。虽然《晋书·郭璞传》中关于郭璞的记载多半都是他擅长算命看风水的事，但是，他
的这些本事却都是建立在广闻博记的基础上的。从《茶经》对他的记述中，我们多少也能看出一点来。《茶经》说：“郭璞《尔雅注》云：‘
树小似栀子，冬生，叶可煮羹饮。今呼早取为荼，晚取为茗，或一曰荈，蜀人名之苦荼。’”这样的描述方式，已经和植物学双名命名法上对
植物性状进行描述的方式很接近了，而双命名法的描述方式直到郭璞身后1400多年才由瑞典人林奈建立起来。能够这样比较科学地去描述茶，
显然仅靠一点看风水的本事是绝对做不到的。相反，他所以能够把风水研究得那么透，倒是应该从他广博的知识上找原因了。《晋书·郭璞传
》给他的评价是“博学有高才”，他不仅花了18年的时间研究和注解了《尔雅》，还曾注释过《周易》、《山海经》、《穆天子传》、《方言
》和《楚辞》等等古籍；现今的《辞海》和《辞源》上都还到处可以见到他的注释；他的诗文著作更是多达数十万言。
另外，我们还应该知道，郭璞只是给《尔雅》作了注，记载了茶的《尔雅》早在秦汉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写成了。由此不难看出，中国人长
期以来内心深处的自豪感，绝不是那种整天去抢注个什么遗产的妄自尊大，而是确确实实有根有据、有理有由的。在林奈诞辰300周年的今天，
我们把茶人郭璞拿出来说，不仅是要劝那些一味醉心于把“国粹”看风水往茶上靠的人，少弄些糊弄人的玄虚，多搞点科学的东西；更要唤醒
大家对我们的传统文化、科学，尤其是茶文化、茶科学要有充足的信心和自豪感。
北大有位留学日本的教授曾经提过日本茶道的起点比中国高的观点。这个观点，去年曾在业界引发了不小的争辩，反对的声音很多，认可
的声音也不少。那么究竟中国的茶文化（还是说茶文化，不说茶道吧，中国人好像不太喜欢把什么都加个“道”）是不是真比日本的低呢？看
看《尔雅》、《尔雅注》和郭璞，就会知道，我们的茶文化是不是在唐代以前都是一片荒芜；就会知道，我们的茶文化是不是只有一些故弄玄
虚的东西了。
答案无疑是否定的。中国虽然在近代落后于西方以及东方的日本，从在整体上说，中国文化也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了冲击，甚至是被否定，
相对而言，已没有太多的优越性了。但是，毫无疑问，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茶文化却是始终领先于整个世界的。因此，在中国
日益和平崛起的年代，我们更应该为我们的茶文化感到自豪，更应该继续努力把我们的茶文化向前推进，向全世界推广，而不要妄自菲薄。
紫砂大师张菊萍简介
1953年生于紫砂故乡—宜兴蜀山，1983年涉足紫砂壶的设计制作，师从胞弟，高级工艺美术师张庆臣，现从艺于紫砂工艺厂张庆臣工作室。
由于得到何道洪大师，高级工艺美术师张庆臣的多方辅导，壶艺境界得到迅速提高，在壶艺界有一定的知名度，作品深受国内外收藏家的青睐。期间作品入编紫砂专业书籍《壶谱》、《壶锦》、《当代中国紫砂图典》等，《紫玉金砂》、《天地方圆》等专业书刊经常刊登。
获得荣誉：
2010年作品《六六大顺》获中国轻工业联合会金奖；
2010年作品《暗香》获江苏省工艺美术行业协会金奖；
2009年作品《笠帽》获中国南京文化产业交易组委会银奖；
2009年作品《春元》获中国收藏家协会金奖；
2010年作品《六六大顺》被天津市博物馆收藏；
2010年作品《明月》被安徽省博物馆收藏；
卢铸勋：没有生产过一饼熟茶的“熟茶教父”
图为：卢铸勋
《号级古董茶事典》是杨凯先生的大作，书里引用了一件民国37年昆明市茶商业同业公会的档案。通过这份档案，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的“七子圆茶（生茶），是红汤的，每桶5市斤，价值金圆3元1角”。
每桶5市斤的重量，折合每饼约357公克，这与我们今天的常识完全相同；价格的差异，在每一个时代，都有其不同的呈现，也很容易理解；唯独是汤色之红，却与现在常见的普洱生茶，大相径庭。
实际上，这个大相径庭的结果，却恰恰反映了普洱茶的史实，我们看看民国学者李拂一的记录：
佛海茶叶制法，计分初制、再制两次手续。
土民及茶农将茶叶菜下，入釜炒使凋萎，取出竹席上反复搓揉成茶，晒干或晾干即得，是为初制茶。或零星担入市场售卖，或分别品质裝入竹篮。
入蓝须得湿以少许水分，以防齑脆。竹篮四周，范以大竹萚（俗称饭笋叶）。一人立篮外，逐次加茶，以拳或棒捣压使其尽之紧密，是为“筑茶”，然后分口堆存，任其发酵，任其蒸发自行干燥。所以遵绿茶方法制造之普洱茶叶，其结果反变为不规则发酵之暗褐色红茶矣。此项初制之茶叶，通称为“散茶”。
制造商收集“散茶”，分别品质，再加工制为“圆茶”、“砖茶”或“紧茶”。另行包装一过，然后输送出口，是为再制造。
“圆茶”也好，“砖茶”、“紧茶”（沱茶）也好，既然其原料都已经是“不规则发酵之暗褐色红”的散茶了，无论如何再次加工生产出来，汤色都只会更红，而绝不是今天我们常见到的清汤绿水。文长不能尽引，我们只选择比较有代表性的“紧茶”工艺来看。
紧茶以粗茶包在中心曰“底茶”；二水茶包于底茶之外曰“二盖”；黑条者再包于二盖之外曰“高品”。如制圆茶一般，将各色品质，按一定之层次同时装入一小铜甑中蒸之，俟其柔软，倾入紧茶布袋，由袋口逐渐收紧，同时就坐凳边沿照同一之方向轮转而紧揉之，使成一心脏形茶团，是为“紧茶”。“底茶”叶大质粗，须剁为碎片；“高品”须先一日湿以相当之水分曰“潮茶”，经过一夜，于是再行发酵，成团之后，因水分尚多，又发酵一次，是为第三次之发酵，……这或者即是“紧茶”之所以为“紧茶”之惟一秘诀也。
类似的文献，绝非只有李先生这一份。范和均、张凤岐、谭方之……，在完成于解放前的各家著作里，关于云南紧压茶用料、制作、包装的记载，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说当时的普洱生茶，汤色是红的。
这样看来，或许我们还不能下断言说，百年前所有的普洱茶在产生之初便是红汤，但只要把“所有”依次换成为“大部分”三字，其结论，就大致不会离谱。“汤色红浓”，这段我们今天大多数制茶人早已遗忘了的历史，在卢铸勋的脑海中却是挥不去的记忆。
1927年出生于广东的卢铸勋，一生都与茶叶有分不开的关联。经历了几个时代的他，最初在澳门学徒的时候，只有11岁。
澳门从十七世纪开始就是世界茶叶转口贸易当之无愧的中心，几百年的光景，荷兰商人将茶叶从澳门运到海外，也从中获取了丰厚的利润。直到清政府将香港和九龙割让给了英国，东印度公司不需要再在澳门做生意，加上香港的海域水深港阔，有着天然的优势，澳门在茶业转口贸易方面的龙头地位才渐渐被取代。
这是十九世纪后期就开始的进程，但最终完成，却要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澳门的茶行街上还是十分活络。这当然是澳门远离战火偏安一遇的缘故。
卢师傅所在的茶行，便是在当时十分出名的澳门英记茶庄。顺便说一句，就算是今天，虽说澳门英记茶庄已经落寞到只剩下一栋小楼和一间门店，但对于所有热衷茶史的人来讲，这里仍然是考察故迹、回忆往事的探索之旅中，绕不过去的一站。
1950年，在云南经营同兴号茶庄的袁寿山来到了澳门，他坐在英记茶庄的木椅上说，“新中国成立了，私商被取缔，一切都是统购统销。香港那些喝惯了红汤普洱茶（生茶）的客人，压根儿喝不惯发酵不到位的新滋味，这就导致市面上老滋味的茶饼很吃紧。
像宋聘号、敬昌号、同庆号等等，价格飞涨，却又无货可供”。袁寿山一面向英记茶庄借钱想去进些货，一面又问英记方面有没有技术，可以在澳门生产传统的红汤普洱茶。
六十多年后，在接受采访时，卢师傅对我说，他“爷爷的爷爷就已经在经营普洱茶，那些刚做出来的普洱茶，汤色也蛮深，但要放上六七年，味道更纯和了才出售”，就凭着这些并不清晰的印象和曾经制作红茶的经验，卢铸勋开始研制起来。一个月后，研制获得成功。
他说，“当时每月大约可以生产茶饼三十至五十大件”。一大件是84饼，三十至五十大件，也就是2520至4200个左右的茶饼。这些茶饼，都是生茶。可就算是刚刚生产出来时的汤色，就已经是红亮的了。
到了1954年，所有的人都已经明白，澳门在世界转口贸易中的地位，再也无法和香港相提并论。卢师傅带着他的技术，离开澳门，定居到香港，创立了自己的品牌“福华号宋聘唛”。
唛，音ma，是英文mark在广东话里的音译简称。后来中茶公司则完全是纯新工艺，但也不是全无所本”。
现在有人担心真相布出，会令那些未经发酵的青茶难堪，其实是不必要，因为时代不同，植株工艺都异，白云苍狗，本就是正常。
紫砂大师职称背后的利润空间
顾景舟制、吴湖帆书画《相明石瓢壶》
近年来，江苏宜兴紫砂成交额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已形成了年销售80亿元的产业链，从业人员更是达20万人。然而，在行业迅速发展的同时，因“大师、名家”效应而滋生的大师紫砂壶鱼目混珠之乱象丛生。4月13日，央视新闻频道《每周质量报告》将焦点聚集在商家鼓吹的“名家壶、大师壶”上，大师职称与作品证书再次成为紫砂界关注的焦点。
泛滥的大师壶
最近几年，在紫砂市场，随处可见冠以“大师设计、制作、监制”的收藏级限量紫砂壶，这些壶的价格从几千元到数万元不等，发行量也从几十套、上百套，甚至几万套不等。
一款“中国航天国礼紫砂壶”的发售商家宣称，该壶由“国礼壶第一夫妻”联合创作，并邀请多位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组成强大的专家团队，全程参与创作。“中国航天五色国礼紫砂壶”配有“国礼紫砂艺术研究院”的出品证书，还包括中华航天博物馆的“监制证书”“特许商品证书”“大师设计创作证书”“泥料证明”“收藏证书”。商家宣称，全国发行2013套，统一市场价9980元。
另一款“五德天下紫砂壶”，商家宣称该壶收藏价值非常高，“五德天下紫砂壶”由一代紫砂大师鲍志强制作，“堪称‘文壶之王’，是紫砂收藏的超高境界。”其收藏公告表示：每把壶底均有鲍志强大师“乐人督造”落款，是真品的标志性印记，每套产品证书上均有鲍志强亲笔签名。该壶证配有监制证书、收藏证书、泥料说明证书、防伪证书、检验报告。全国限量发行599套，发行价每套15800元。
而某报刊为了纪念其发行第2万期，宣称委托宜兴陈曼生紫砂艺术馆承制“中国梦紫砂壶”，由“紫砂大师陈光德”设计创作，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张海题字“中国梦”，称其为集艺术欣赏、生活实用、收藏传承于一体的紫砂艺术珍品。全国限量发行2万套，每套价格为1980元。除了这一限量紫砂器之外，这位“大师”还有多款限量紫砂壶：十二生肖壶、荷塘月色紫砂壶等，每一种的发行数量从数千套到几万套不等。
在宣传中，各商家均表示，限量大师壶是“大师参与设计创作、监制”，然而，业内人士认为，所谓的“大师监制”本身就有炒作之嫌。
“这些大师有大量的时间浪费在监制上吗？几千上万把壶，大师怎么监制？大师监制是一种不自爱的表现，监制的利益比创作来得更容易，来得更实际，不需要劳心劳力，凭借大师的名头就能敛财。”紫砂收藏投资顾问张明强如是质问，“顾景舟一生创作，从20岁一直做壶到80岁，存世的紫砂壶精品也不超过500件，现在大师们的年纪大多在60岁以上，一年能亲手做几把？精品能有几件？有多少作品是有创意、有思想，可成为藏品传世的？”
也有紫砂人算了这样一笔账，要完成一把普通的全手工紫砂壶，所需时间为3天至5天，这些所谓的限量壶，若真是大师制作，就算一款生产几百套，也需要大师夜以继日地赶工数年才能完成，如何量产出几千套，几万套？以上述发行量最少的“五德天下紫砂壶”为例，全国发行599套，需要大师工作七八年才能完成，显然是不现实的。
知情人表示，参与以上商家类似活动的部分“大师”也有利润分成，他们对于商家的做法心照不宣，只是商家在对外宣传和营销时，偷梁换柱，将“大师监制”变为“大师制作”。“他们自己也知道监制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没有他们的默认和纵容，这些厂家也不敢这么明目张胆地打着幌子做那些招摇撞骗的事。”某位紫砂制作者如是说。“挂羊头卖狗肉”的经销商夸大宣传，在事情暴露之后，“大师”又将责任推卸到经销商。
而对于那些没有“限量发行”的大师壶而言，也有很大的水分。在利益驱使和市场需求下，“枪手壶、代工壶”在大师壶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些壶一般是大师工作室的学生或者熟人制作，盖上大师的印章完成的。“有些没有职称的做壶人，做了一世，大家公认做得很好，但卖不出好价格，其中部分最终沦为大师的枪手。”张明强介绍。
职称背后的猫腻
“在江苏宜兴丁山的任何一个地方，随处可遇到一位‘大师’。伪大师、‘大师传人’满天飞，各种民间协会也评选‘大师’，职称太乱太可笑，大师称号已达到泛滥的地步。”北京紫砂艺术馆馆长赵炎这样形容。
对于前文提及的“紫砂大师陈光德”，在宜兴紫砂工艺美术查询系统网站上，根本没有查到被商家誉为“重量级大师、紫砂泰斗顾景舟、蒋蓉、汪寅仙的再传弟子、陈曼生第七代传人”的“紫砂大师陈光德”。在宜兴紫砂界，类似这种“民间工艺美术大师”数不胜数。
在宜兴，自我炒作的“大师”或者标榜自己是“大师传承人”的也不在少数，有一些年轻的工艺师，制壶水平一般，只是与某位大师有亲戚关系或相识，就称是其弟子，自己制作大师证书，拍几张名人合影，壶价立刻飙升到几万元。“顾景舟是紫砂行业的标杆，市场上就有各类‘顾景舟弟子’‘再传弟子’，或者声称顾氏后人、亲属，尤其是各种展览和销售活动，职称和传承人成为商家的卖点。”张明强说。
“只要评上‘大师’这一职称，就意味着你的作品价格‘鸡犬升天’，甚至可以漫天要价，带来的利润空间不可限量。”张明强做了这样的比较，一名没有任何职称的制壶人，制一把普通的手工壶价格在2000元左右；如果评上高级职称，这把壶的价格可以卖到2万元；如果被评为大师，这把壶的价格就可以上升至20万元。赵炎也表示：“一般来说，职称级别的高低直接影响紫砂壶的市场价格，职称上升一级，价格几乎可以翻10倍，这就是大师职称强烈的诱惑和利益。”职称加价的行情，已经成了紫砂行业里众人皆知的“潜规则”，在整个紫砂产业链上已经根深蒂固，也很少会有人去破坏这个规则。
从上世纪80年代紫砂行业职称评选以来，这个行业就不再平静，赵炎形容每届评选都是“暗潮涌动、明争暗斗，打得头破血流”。
尽管如此，评选出来的各种职称的工艺师水平也不尽如人意。“现在的研究员、高工中，很多人徒有虚名；有的大师原来根本不做紫砂，是从陶瓷等行业转做紫砂；有的是根据评选要求，达到一定的年限，上升一个级别。”
职称就像房地产开发
张明强表示，大师壶、大师职称大行其道，职称评定过多过滥，与相应管理部门受到利益驱使，利用评定职称收取各种费用，且工艺师职称高低与个人所得税缴纳额度多少也有密切关系。“税收及人事管理部门根据紫砂工艺师不同级品的职称，采用定额上税的规则，按职称收税，若不交，职称网上就没有名字。而考试也成为从业人员晋升的手段，职称与作品的价格紧密结合，职称级别决定壶价高低，过分强调紫砂从业者的职称名气，助长了紫砂行业功利主义思想的泛滥。”张明强说。
更为严重的是，除了公认的几家评定机构之外，社会上不同的部门，甚至一些商业机构都在评定工艺美术大师。在业内人士看来，各种紫砂大师的评定就像房地产开发。“现在的紫砂行业职称评审事出多门，没有一家权威，什么人都可以成立一个法人商业机构来评审。按不同级别缴纳不同的费用，成为紫砂职称乱象的根基。”据业内知情人士透露，一家叫“全国工商联古玩商会”的机构，也对外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与轻工部等部门授予的名称一字不差。
此外，最近几年，在已有职称的紫砂壶人中，有的甚至用职称敛财，买卖证书。知情人介绍，有些具有高级职称的工艺师，通过中介运作，将一定数量的职称证书批发给中介，按照作品售价的1/5或者1/10明码标价。最终，上演了假壶配真证书，真壶配假证书，假壶配假证书的“真假谜案”。
张明强感慨：“当前，由于初入紫砂门槛的收藏爱好者只能凭借职称、证书作为衡量标准，紫砂壶又是工艺美术品里最容易炒作的门类，商业利益驱使，于是价格开始离谱，作假开始流行。”而在整个行业中，大师职称的乱象对行业带来的影响最为深刻，大师借名敛财，伪大师粉墨登场，不仅伤害了消费者，误导国人的审美水平，还严重透支了紫砂壶业的信用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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